第八章 重庆（二）

    返回城镇——访客——中华内地会——本地邮局——道观——穷困的牧师——中国的银行——短暂存在的市镇——过河——天主教教堂——迷人的市郊——内里的污秽——沉闷的夜晚——棋——麦芽酒——公园——城墙


    周三，4月11日，早起回城，转道游览了一个大花园。它占据了俯瞰小河的一道狭窄幽谷，其中有庭院、寺庙、会客室、鱼池、蜿蜒的石子路和假山等等，被称为“宁江会馆”或江西会馆。整个帝国较大型的商业城市里都聚集着许多商贩，外省商贩在每个城市的行会都有自己的行会公寓。上方的山谷种满了成片壮丽的竹林，整个地界都弥漫着植物的清香，无论日光多么充足，这里的空气都像温室里一般闷热潮湿。在这如画的风景中，有漂亮的亭阁散落在园林周围，人们常常聚在这些地方“饮酒”，即“耍”，也就是玩。常见的橙树、山茶和杜鹃花占领了每一处缝隙，还有无数我不认识的花朵。


    尽管董家热情好客，我还是很高兴能离开棉花埔（他们所住的村庄），因为中国村舍的生活真是沉闷得让人难以忍受，说实话城居生活也一样。当壁上的书卷被看完后，封闭的庭院就变得单调无聊。想观赏景色就必须出门走进街道，而当我起床出门时，身边总是跟着这些人：我自己的两个仆人和房东的仆人，还有这个家里的成员（不用说，只有男人），所以我能充分体会皇室成员的厌烦。被人跟着，被人盯着，这些人里甚至包括礼貌的大群闲人，这一切将美景带来的愉悦感毁掉了一半。天气太热太闷，运动就意味着大量流汗，而就好比我们自己的祖先一样，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洗澡是件陌生的事。


    在住的商行里吃过晚饭后（5点），我像平常一样接见中国访客，庄重地坐在客厅前头的台子前，然后开始下象棋。这是商行里年轻人很热衷的一种娱乐活动，和中国的一切一样，它多多少少是一种粗浅的玩法。对我来说，它能让我度过中式居所里日落至就寝间这段昏暗的时光。9点，我们吃宵夜或晚餐。这是另一顿极其让人难受的餐点。在油灯下，我们用筷子夹食一些小碟子里的食物，有冷洋葱、切碎的韭葱、冷豌豆和豆荚，它们用醋和酱油调味，还有杏子和瓜子。上述这些都是下酒菜，中间我们不停地啜饮温热的米酒（实际上是一种啤酒，发酵的而非蒸馏的）。


    周四，1883年4月12日，我拜访了当地官员：道台、巴县、当地治安官，告诉他们我打算逗留一阵。我发现他们非常健谈，并且和蔼可亲，我和他们讨论了港口开放的可能性。治安官后来给了我一张布告，让我贴在商行的墙上。它的序文引用了天津条约，根据后者，英格兰子民有权力因商贸和居住原因造访内地，布告还劝告人们公平地对待我，不要围着我或骚扰我。这份布告基本上没什么必要，因为四川官员和四川人民看来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不同，他们与外国人交流时态度格外良好。


    之后，我应中华内地会之邀造访，它是本地基督教会的主据点之一。这个使团属于英格兰，且不说我同情他们不得不像贫穷的中国人一样生活，能在他乡遇到自己的同胞总是让人高兴的，我很乐意去见他们。这个使团的成员无论男女都穿着中式服装。他们在重庆有五个人：传教士特伦奇先生，一位接受过精英教育的绅士；威尔逊先生，向某些苏格兰附属社团贩卖圣经的商人，他的工作就是向全国散发未删节的圣经译本，对于从家乡那些好人们手中艰难募集到的资金来说，这个用途很难算得上明智。在宜昌，这些书大部分被用来做鞋底，对于少部分难以阅读或是难以理解它们的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口头的解释，这些书真的是“很愚蠢”。使团的第三位成员是爱德华兹医生，他是一位医师，对于中国穷人来说极其有帮助，但更富裕的人家总是滥用他的服务。还有两位女士，尼科尔夫人和另一位。他们在城市更上层更开阔的位置租用了很大一块相当荒废的地方，建了男孩女孩的学校


    今天我的同伴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志愿者向导。不过他让我吃了一惊，他在回答惯常的问题时，对一位文官说他是直隶人，对另一位说他是山东人，但我认为他其实是个山西人。之后我问他隐瞒出生地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最好别让官员知道得太多。没到过中国的人根本想不通：要准确了解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需要付出多少力气（上海和香港的风格过于欧化，难以真正了解本土人情）。


    周五，4月13日，收到仅仅于十天前发出的宜昌信件。这里的邮局和全中国的一样，是私人组织的，而且非常可靠。信件由送信员运送，他们靠双脚在连绵山间的羊肠小道上走完全程。宜昌和汉口间也有相似的服务，两地间的送件通常只需5天。这些送信员必须是耐力十足的男人，他们得连续多日在崎岖的道路上每天行进40英里，全程近似于慢跑。单程送抵普通信件的邮资是6便士。任何人都可以创办邮递服务，和其他行业一样，高回报总是会引起竞争。在汉口和上海之间，外国蒸汽轮船能无偿运送邮件，但中国人往往通过本土邮局送信，以便确保信件能抵达正确的地址，对外行来说，中国信件的姓名住址根本就像天书。


    下午我搭渡船过河（距离半英里，时间半小时），来到贵州路路口，这条路通向与其同名的省份，并至其省会贵州府，行程12天，单程90里，即25英里。这条路横越过面向重庆、高达1200英尺的陡峭山区，然后从一片连绵的山岭间穿过。作为帝国的主干道之一，此路有足足4英尺宽，铺着路石。爬上一段连续的上坡（部分是长长的台阶），来到道路的一个分岔点，一条支路向上通往某座山峰，而主路从这些山峰间穿过。左侧的山峰林木繁茂，散布着被称为“老君洞”的亭台庙宇。另一侧更巍峨的山峰上立着一座宝塔，补足着重庆的风水。从这陡峭的山间往一侧望去，景色壮丽，整座城市尽收眼底。


    老君是一位可敬的道士，住在近峰顶的山洞里，一道清泉从洞中涌出。道观广阔秀丽，亦有平台，石栏平整的台阶连通着不同的大殿。从主台基上可以俯瞰河流银色的线条与整座城市。重庆城建在高达100至150英尺的砂岩绝壁上，但此处离河面超过了2000英尺，在北面拱卫着城市，因此远处的城郭就仿如建在平面上。老君洞对于重庆人来说是节庆期间的避暑胜地，但现在处处年景不好，无论是“玩耍”还是其他事都得仔细掂量钱袋，道士们（大大小小17个）都在抱怨入不敷出。此处有一众从本地神灵转投天主教怀抱的信徒，他们投入资金，从而建起了那些难看的灰白色教堂，这颜色是受了传教士的影响。与此同时，那美丽而古老的寺庙，那些凉爽的殿堂、绿树成荫的花园，那些艺术与自然浑然一体、令人心旷神怡厌倦俗世的一切都渐渐腐朽。甚至连那声响宁静幽远的大钟都逐渐被野蛮的古董收集者移走，代替它们的是邻近小教堂里刺耳的叮当声。有多少次，我在某些寂静的林谷中听到那深远的钟声，每一次敲击都隔着漫长的间隙，一些佛寺里响着僧人们的晚课，而我在漫步中停下来，看着那些礼赞者焚香祷告。


    无论如何，老君洞的神甫目前生存艰难。一个煤矿正在破坏他们主神殿的地基，因此道士们正起诉对方，而这诉讼在花光他们的钱。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人公开向我要钱。我没有预料到这次远足的路途这么长，因此没有带上苦力，也就没有人给我提钱袋（价值一先令的铜钱重一磅半）。他们用茶水和水烟热情款待我，当发现我没什么可以给他们时，多少有些不高兴。


    周六，4月14日，天气很热。我回访了张行栋钱庄的经理，他姓“赵”。我在他那里吃了早饭，有小麦面包和粉丝汤，还有“发菜”，一种非常细的海草，我难得如此享受一份餐点。这个钱庄是此处最主要的山西钱庄及商行，它存在了270年，总经理在家乡太原府管理整个产业。这些钱庄是帝国最受尊敬且管理最严格的产业，它们的分支深入18个省的每个重要城市，员工数量达到数百人。我问他如何负责运营一个存在了近三个世纪的公司。他回答道：“我们的规矩很严，内部员工都来自山西。他们要当学徒，住在商行里，晚上九点以后禁止出门。”他说南方的商业机构更松散。这些山西钱庄为散布于整个帝国的分行发出大宗款项的汇票，奇妙的是在如此迟缓的沟通情况下，他们竟然能够管理他们的财政。


    下午我再度出门闲逛。从最近的“太平门”出城，走下240层肮脏的台阶，身边都是常见的运水工。城里用的水全都是通过各个城门从河里运上去的，抬水的苦力薪水很低，两大桶水只值4至5“钱”。我到了河滨，现在这里是干的，到处都是小酒馆、店铺、鸦片馆、木柴和煤炭店，但这一切在一个月后都得挪走，因为河水将再次暴涨。我注意到有两块孤零零的巨岩立在沙洲上，它们是从城墙下方的悬崖上掉下来的，而城墙已有部分被涨高的水侵蚀了。根据当地的信息（常常不可靠），这些岩石是三个冬天前落下来的。较大的那块大致上是个约15英尺的长方体，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经被挖走，它在水边的位置很便利，是一块紧实均匀的灰色砂岩。这里是重庆的西南边，河床渐宽，在中央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沙石堤坝，称为“珊瑚坝”。其顶端大约有一平方英里的位置种了作物，上面还有一些村舍，在正常的年份里能堪堪逃过洪水。现在这片堤坝的顶端离河面约有50英尺，算是我在四川东部见过的唯一的一块平地。我沿着它的边缘走了近一英里，直到脚下如板球大小的松散卵石多到难以行走。我得提一提，之所以选择这么难走的路，是想要逃开那一大群一直跟着我的流浪儿。这些孩子被四川话友善地称为“娃娃儿”，他们聚集了大约有几百人，自得其乐得扯着嗓子喊：“洋人跑马！”后来我得知这个叫法（或任何乌合之众的口号）都源自上海集会的西洋镜秀，这次集会是最近由一个巡回马戏团举办的，它激起了重庆年轻人嬉戏的心态，而我希望地上的石头能对他们的光脚形成阻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能跳进一艘舢板，让人载我渡河，这才逃开了他们。当这个让人愉快的结果发生时，聚集的娃儿们轰然大叫起来。


    在过河时，5海里/小时的水流将我们往下游冲了近一英里，但在对岸的涡流中，船只迅速收回了失地。这涡流通向一处小险滩，它由右岸伸出的一处阻碍河道的岩架形成。多天前，一艘载油的大帆船在这里失事了，她的船体被拖进浅水中，现在她漂在那里，甲板已不知所踪。她所装载的油桶堆在岸边，它们是竹编的，内里衬了竹纸。船员们舒舒服服地沿边扎营，在船帆做的雨篷下守卫着这些货物。靠岸后，我爬上陡峭的山坡，发现一座新坟，还有一些舒服的石凳，就建在突出的山坡上。我在炎热的阳光里坐下来，享受眼前的风景。无论从哪个高处看，重庆城的风光都别具风味，每个角度都形成一幅新的画面，画中有岩石、河流、林木、寺庙，有雉堞的城垛，还有屋顶的飞檐，各种细节让人眼花缭乱，只有摄影机才能正确地记录它们。我坐在那里眺望了半个小时，竭尽所能地在视网膜上留下这一切的印象，因为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重访此处，这回忆将是我拥有的最怡人的旅行印象之一。


    在欧洲，除了纯天然的景色外，眺望众多至胜美景的愉悦感总是会被人类新建的粗糙作品削减，在美国更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甚至开始在美丽的日本发生。在那美学之乡，人们开始疯狂地模仿西方的建筑与服装，旭日之岛就仿佛染上了枯萎病。但在中国这遥远的西部，还没有什么东西侵入这天人合一的境界。风水正当盛行，人类与土地的和谐就仿佛鸟之于空气，鱼之于水。建筑全都与环境融为一体。古老的城垛就如同天生于崎岖的悬崖之上，城墙随着山川江谷的曲线起伏，没有什么透露出与自然冲突的迹象，而我们粗野的西方正鼓励这种冲突。没有哪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会建起高楼凌驾于邻居的头顶，盗取他们的空气和阳光。比较醒目的建筑只有寺庙和衙门，前者以其绿色和金色的瓷瓦别具一格，后者以其两侧古雅的旗杆自成一派。据贝德禄称，它们象征着阴jing，其形状和西方的旗杆完全不同，杆子光裸，旗帜呈方形。如果有谁像安妮·芒雄斯女王撼动伦敦那样撼动这里的话，那龙与龟将（以暴民的形式）从沉睡的时代中惊醒，推翻那些不吉的建造，直至片瓦不存。这座城市对外国人表示出反感的唯一一处是源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行为。得益于几个老不死的神甫贪财所得，这些传教士继承了这笔古老的馈赠，成功获得了一块位置醒目的砂岩崖地。这是他们大教堂的选址，面积约有4英亩，在城市中央占据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在它上方还立着一座非常古老的道观。人们群起而攻之，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在最后关头没有同意官员的要求，接受另一处更有益但更不显眼、地势更矮，而且比较不破坏风水的选址，那他们可能就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天主教会在这里建起了一幢丑恶的大玩意儿，是他们那种经典的砖块加灰泥堆成的，建在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里都是在侮辱城市的美。感谢上帝，他们没能摧毁重庆的整体美感。


    河流的动向也和周围的环境和谐一致。形态古怪的帆船都有一面方形主帆，在清新的上行顺风吹动下，风帆鼓起，船只迎着湍急的水流挪动着微乎其微的距离。尽管有帆，这些船只仍然靠一根在此看不见的纤绳牵引，岸上一群纤夫拉着它，沿着沟谷斜坡在岩道上上下移动，你大概只能在每艘每拉动的船只前方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看到他们。


    重庆城所矗立的半岛由层层叠叠的山岭环绕，山岭脚下流淌着既宽且深的扬子江，山岭上头到处都是农舍、村庄、酿酒厂和小工厂。扬子江较下游平原上升起的山脉光裸荒秃，不适合居住也不能放牧，上面没有树，贪婪的樵夫像对待敌人一样砍光了它们的植被，使它们看上去贫瘠又凄凉。四川的山则与之不同，如同欧洲城市周边的山一样，它们被自由但温柔地利用，这里的城郊看起来宁静又欢快，和远东的景色大相径庭。在湖北平原光秃秃的山脚下，城池在平地上突兀地升起，看上去就像一座营寨，搭在刻意被摧毁的乡郊，虽说整个景色显得极度狂野又浪漫，但也显得可怕又毫无魅力。我在重庆所居住的街道离南城墙只有步行不到5分钟的距离，而且高度和墙顶齐平。我常常推开我的雪茄，从封闭的商行走到城垛找位置坐下，眺望下方的河谷和对岸的郊野。由于岩壁陡峭，这里只有三四个地方可以登岸，渡船便在这些地方辛勤往来，看着这些小斑点花近半个小时慢慢挪动，也是种有趣的风景。对蒸汽机船来说，这是多大的机遇呀！一旦西方的能量与方法能够自由渗透进中国人这样热爱商贸的活跃民族，中国将可以在财富与资源上匹敌美国。西方人口的压力不久便将迫使这个国家真正开放自己，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无论是清政府官吏还是重新焕发活力的民众，中国人将没有时间倦怠以致拾起鸦片烟管。


    中国的内陆山城从远处看显得优雅又独特，但我要遗憾地说，和南欧许多风景如画的城镇一样，中国城市的魅力一到近前就会消失无踪。肮脏看来和中国人的群落不可分割，对于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各种事物，从高到低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完全视而不见。华美的丝绸遮蔽着没有清洁的皮肤，从官员奢华的黑貂袖口伸出的指甲与肥皂和指甲刀无缘。春季，勤劳的苦力扔掉冬天的棉服。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唯一的清道夫就是暴雨，如果凑近了看看内部，我们就会发现地板上的泥泞和家具上的灰尘依然顽固地积累着，一直要到新年才迎来每年唯一一次的大扫除。然而你又能指望这个民族怎么样呢，它把自己的女人弄成残废，让家庭的天然护卫无法从事任何一种活跃的行动。从河对岸回来时，尽管河面只有将三分之一英里宽，但渡河还是花了近半个小时，因为水流非常湍急。而后我再次爬上那通向太平门的又陡又脏的长阶，回到我的临时住所，途中没有受到多少侵扰，就仿如行走在汉口街头一样。


    中国的夜晚沉闷得让人难受。墙下成排列着硬邦邦的方凳，我们闲坐在上面，自娱自乐地抽着地上的三喷水烟，从烟管中喷出烟烬。烟草总是在还在燃烧的情况下喷出来，加深地上的黑渍，后者早已堆积了三个月，比原本的地板高出了一英寸。好在我带着一个在中国旅行中不可或缺的好装备——英格兰蜡烛。有了它们的光亮，我就能和商行里的小年青们玩一些有趣的象棋游戏，后者看起来全都玩得很开心。中国象棋有一个古怪的特征，即卒子和其他棋子之间有两个炮，而只有在其他棋子插入到炮和它的攻击目标之间时，炮才能攻击。和中国的其他习俗一样，这种奇妙走法的起源已不可考。9点时，晚饭或宵夜来了，真的是“小夜。”一张照明微弱的桌子被放在院子里，上面放着一些冷食，比如腌猪肉片、浸醋的青豆、蚕豆等等，这些东西都要用筷子一个个夹起来，浸到小碟的酱油里。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碟，然后慢慢地咀嚼，搭配它们的是无数杯温热的四川白酒，那杯子也只有一点大。这番文雅的损耗持续了一小时，必不可少的嗑瓜子的声音调和着气氛，中国人的茶点里不能没有瓜子。有时候我们猜拳，让夜晚变得热闹又紧张，刺激得每个人都醉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这种淡酒叫作“苦老酒”，很像著名的“绍兴酒”。它是用麦芽做的，滋味温和，并不让人讨厌，就好像是夹在啤酒和雪利酒之间的味道，比巴斯啤酒浓一点点，但没有后者那么呛。和中国所有常见消费品一样，它非常便宜，一加仑只要大约80钱，也就是四便士。住在中国内陆的外国人喝这种酒时就喝冷酒，发现味道也不差。


    周日，1883年4月15日。今天我收到一位富裕人士的邀请，他叫王水振，是一名药商。药材是四川的大宗本土贸易。我应邀在“爱德堂”和他一起用餐。爱德堂是一处公园，在漂亮的重庆城城墙内外，这样的公园比比皆是。这些园林占地约2或3英亩，假山（此处的是天然的）、树木和小丘将公园隔成许多小天地。大大小小的亭阁随处可见，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为每一群游客保证隐私。柔软的砂岩上凿出了洞穴，以备炎热的天气所需，中国人很喜欢这样的洞穴，它们既凉爽又无风。这些“堂”多半由几个相处友好的世家共享，事实上这样的体系就好比我们的俱乐部，不过区别在于这些家庭是被公众认可的，而且主人会带来自己准备的食品酒水。爱德堂坐落在城市后方更高处，紧贴城墙，毗邻一道通向“小河”的陡峭山涧，因此这里通风良好，景色秀美。天气暖和，我们就坐着轿椅出门，这是重庆的出租车，去往城中任何一处的费用都是25钱。抵达目的地后，主人家在一个漂亮的客堂迎接了我们，这里看起来像个柑橘园。客人一共有9位，相互介绍以后，我们就团团围坐，按照惯常的礼仪相处了近一个小时，喝着茶，吃着一种“咸肉菜”——清淡的肉团子，等着正式的晚餐。我不会描述晚餐的内容，只能说，没有面包或米饭，世上最棒的菜肴和最易消化的食物也会让味蕾觉得乏味。宴席间从头到尾都在喝着热酒，仆人毫无间断地倒满小小的瓷杯。之后便是嘈杂的猜拳游戏，如果不加入会很失礼，而猜拳的目的是迫使大家喝酒，让宴席更加欢乐。交谈的内容很自然，从差劲的政府聊到中西方的风俗差异，从重庆开放的可能性聊到外国贸易和蒸汽运输。大约7点时我和主人家道别，他是个直率可亲的年轻中国人。而后我回到了自己暂住的阴暗又宽敞的商行中。


    周一，1883年4月16日。大清早，我接待了一位叫丁的先生，我想在附近“耍一耍”，而他就是我的导游。耍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玩，欢乐的重庆人总是把这个字挂在嘴边。“好耍”就是很好玩，我被领着去游览众多当地名胜时，都会听到这样的推荐。此刻，吃完了10点钟的早饭，我便和朋友丁一起出发，沿城墙漫步，步行距离大约是6英里。我们从太平门开始，沿着宽阔的铺石道路走到城墙顶上。从左手边的雉堞间隙中望出去，下方两百英尺处可见奔腾的河水，右手边是一整排望不到底的药店，它们的前门朝大路开着，空气中弥漫着中国药材浓郁的芳香，这混合的药香中显然有大黄、甘草根、鸢尾根、独活草（欧当归）和麝香。向右转，将河流落在左后方，我们沿着城墙顶上铺好的道路往上走，转弯后便是长长的石阶，一直延伸至山涧的顶端，涧谷在这一侧依然如刀削般垂直往两翼下落。我们在这里游览了涤心堂，这是一处进行宴请与慈善行为的机构，包括一座庙宇、一座三层亭阁——帐篷状的斜顶上覆盖着绿色与黄色的瓷瓦、一间停尸房——穷人的棺材在埋葬前存放于此，还有常见的小花园、鱼池、小桥、也没落下岩洞——它们是这座花园城市的特色之一。从亭子的顶层望去，就如同在邻效的任何一处高点所见一般，岩石、河流和山川组成一幅清新的画卷，其间点缀着苍凉的城垛和庙宇的飞檐。我走过西北面城墙的阅兵场，有一些当地的志愿兵正在此练习弓箭，见我停下来观看，一位平民军士请我试射一箭。我射出的箭飞得挺远，也离任何一个标靶都够远。这位军士便恳请我去他家喝杯茶。我们下了城墙，走进附近一处高墙的大门后，我发现自己已身处于一片宽广的苗圃，招待我的主人家原来是位花商。他种的主要作物是矮株蜜橘，大小和胡桃树差不多。还有其他一些漂亮的开花植物和亚热带灌木，全都在四月天里花团锦簇。他的贤内助端着茶蹒跚而来，在提神的茶点后，我们再次出发巡游。城墙的转角处有一座方形的三层大石堡，三层皆有洞眼，但是最初为方便射手攻击所搭建的木台板已经全部腐朽了，就和中国的其他一切政府机制一样。继续沿内墙行走，河流也一直在脚下蜿蜒，左侧墙外的地面也在一直升高，那是一片杂乱的古坟场，中国城市周边的山坡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坟场。我们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直至走进爱德堂的大门，抵达昨日我享受过奢华宴席的庭院中：我觉得此时仿佛昨日重现，转弯时我惊讶地发现昨天宴请的主人上前来迎接我。中国所有的大家族门口都挤着闲汉或家臣，应该是他们向他禀报我来了。我的同伴告诉我，王先生正在款待一些女性宾客，用英格兰的方式即是说，是在进行一场名媛聚会，不过我谢绝了他的邀请，并不打算去加入她们。在此我要提一句，王先生的家庭是本地天主教主要家庭之一，像他们这样真正的基督徒无疑对我们抱有一种亲近的感情，就和我接触的所有重庆人一样友善。城墙从此处开始转向东方，沿着小河的峡谷峰顶曲线延伸，在地图上，小河又叫嘉陵江。这条支流的水流量约有主干流的一半，又深又急。不过与干流不同的是，在我造访期间，它的河水是清澈的绿色。它将重庆城与其北部“江北厅”（城市在河北边的部分）分开了。江北厅也围着城墙，有“厅级”管辖权，在“府”和“县”之间。城墙内有许多美丽的寺庙与官员住宅，坊市部分在下方的扬子江侧，再下方是一个天然良港，由一处工整的岩架形成，后者将港湾和主要的急流隔开了。我们便是在此为外国租界找到了最好的选址，重庆正亟待其开放。在小河中升起的砂岩悬崖上有一些窑洞的方形洞口，其起源仍是个谜。


    我们继续沿城墙漫步，左侧是小河深深的河谷，右边就是狭窄而拥挤的繁忙街道。在某一处，砂岩悬崖垂直下落了约200英尺，在街道和城垛之间，就矗立着惠勒博士为美国卫理公会购买的本地住址。为了这片宽敞的地界，他们一共付了三千两银子。这些建筑正在被欧化，以便更适合这位博学的传教士、他的妻子及三个女儿居住，他们正在这片迷人但偏僻的地界上搭帐篷居住。传教士的这一作品是提交给中国人的诸多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因为它在内陆花园之地中呈现了野蛮的形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外国人理所当然都是巨富，在我们的租界内没有穷人，否则传教士就不会像商人一样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在维系兵团上，也没有那么多钱资助流浪的中国人，让他们抛弃家族祠堂来信教，被封锁在奇怪又难以置信的教条里。


    我们离开角楼，回身进城，在迅速穿过迷宫一般又窄又脏的街道后，丁先生领着我到达了一处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处所。这是一处宽敞的宅邸，有许多庭院，原来这里是他家族的住宅。我在这里被介绍给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和五六个较小的堂表兄弟一起听老师讲课，每个人都扯着嗓子喊着自己的功课。他们通过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四书</a>，这样就能在以后的记忆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文章的意义稍后将会详细解释。这个体系也许看起来很荒谬，但我被说服了：要将这种繁复的语言中无数的词汇刻入脑海，没有其他方法能和这种方法一样有效。一个少年给我们拿来了鸡蛋，它们是煮熟的，浮在一碗热水里，在长途步行后这算是一种不错的点心，只是没有配上面包。我们又在拥挤的街道上走了一英里，来到白象街，我同伴的生意机构就设在这里，是一座制糖厂。在这里我被介绍给他父亲，这位近70岁老人精神矍铄，他显然在积极地管理这里的工作。这里的生产规模很大，但是方法还是一贯的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