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弗拉基米罗芙娜决定和女婿、薇拉一道走，她到古比雪夫就停下来，准备在叶尼娅那儿住一些时候。


    临走之前的一天，弗拉基米罗芙娜向新站长借了一部汽车，要上城里去看看自己那毁掉的房子。


    在路上，她问司机：


    “这儿是什么？以前这儿是什么？”


    “以前什么时候？”司机生气地问道。


    在城市废墟中显露出生活的三个层次：战前的生活，战时的生活，今天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和平轨道的生活。有一座房子原来是一家化学干洗店和织补店，几个窗子全用砖堵起来，每个窗子上都留了小洞，在作战时期德国一个近卫师的机枪手从小洞里往外打机枪，现在就在小洞里卖面包，有不少妇女在洞口排着队。


    在瓦砾丛里到处是掩蔽所和土室，在里面住过士兵、无线电通讯兵，驻扎过指挥所，在里面写过报告，装填过机枪弹带，上过自动步枪子弹。


    可是现在烟囱里冒着和平的炊烟，掩蔽所旁边晒着衣服，孩子们在玩耍。和平生活从战争中生长出来，虽然这生活还是很贫困、穷苦的，几乎还像战时那样艰难。


    有一些战俘在清除主要街道上的碎石断砖。在暂作食品商店的一些地下室外面，有不少人带着小桶在排队。罗马尼亚战俘们懒洋洋地在砖石堆里翻来翻去，在清理尸体。看不见红军士兵，只是偶尔见到几个水兵。司机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解释说，伏尔加舰队留在斯大林格勒为的是扫除地雷。在许多地方堆着新运到的木板、木条和水泥。这都是刚运到的建筑材料。有些地方已经把瓦砾堆到一旁，重新开始浇灌柏油马路。


    在一处空旷的场地上，有一个妇女拉着一辆两轮的板车，车上装着很多包袱，两个孩子拉着拴在车杠上的绳子在帮她拉车。


    大家都一心一意要回家，回斯大林格勒来，可是弗拉基米罗芙娜来了却又要走。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司机：


    “斯皮里多诺夫要离开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您也舍不得吧？”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司机说。“斯皮里多诺夫叫我开车，新站长也叫我开车。都是一个样。开了派车单，我就开。”


    “这儿是什么？”她指着一排厚厚的外墙问，墙上开了大大的窗洞。


    “是各种各样的机关。还不如给人住。”


    “以前这儿是干什么的？”


    “以前保卢斯就住在这儿，就是从这儿把他带走的。”


    “在那以前呢？”


    “您认不出来吗？这是百货大楼。”


    似乎战争把以前的斯大林格勒挤走了。可以清楚地想象到，德国军官怎样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德军元帅怎样从熏黑的墙壁旁边走过，哨兵怎样向他敬礼。可是，难道弗拉基米罗芙娜就是在这儿买过大衣料，买过手表送给玛露霞做生日礼物，还带着谢廖沙上这儿来，在二楼体育用品部给他买过冰鞋？


    那些去看马拉霍夫岗、凡尔登、鲍罗金诺战场的人，看到小孩子、洗衣服的妇女、拉干草的大车、拿草耙的老头子，大概也像这样感到奇怪……这儿，现在是葡萄园的地方，曾经有一队一队的法国大军开过，一辆辆蒙着帆布的货车经过。那儿，有一座农舍，还有集体农庄的一群瘦弱的牲口，还有许多苹果树的地方，曾经有缪拉特元帅的骑兵经</a>过，库图佐夫曾经在这儿坐在椅子上挥动他那苍老的手发动俄军反攻。在那座冈上，鸡群和羊群在乱石丛中找食儿的地方，纳希莫夫曾经在那儿站过，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光闪闪的炸弹曾经从那儿飞过，曾经有伤兵在那儿呻吟，英国的子弹曾经在那儿呼啸。


    弗拉基米罗芙娜也觉得这些排队的妇女、破烂的房舍、这些卸木板的汉子、晒在绳子上的衣服、带补丁的褥子、像蛇一样的长筒袜子、贴在断墙上的布告都十分奇怪。


    她感觉出来，斯皮里多诺夫说到在区委会争论如何分配劳动力、木材、水泥的时候，他觉得今天的生活多么乏味，他觉得斯大林格勒《真理报》一味地报道清理废钢铁、打扫街道、修建澡堂和工人食堂，有多么枯燥。他一说起轰炸，说起大火，说起集团军司令舒米洛夫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说起德国坦克从山冈上开来，说起苏联炮兵用炮火迎击这些坦克，就十分带劲儿。


    战争的命运就是在这些街道上决定的。这一战役的结局决定着战后世界的版图，决定着斯大林伟大的程度或者希特勒政权恐怖的程度。在整整九十天里，克里姆林宫和贝希特斯加登都在想着，说着，梦魂萦绕着一个词儿——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势必左右历史哲学，左右未来的社会制度。


    世界命运的阴影把当初这座充满普通生活的城市遮住，使人不再看到。斯大林格勒成为未来的象征。


    这位老妇人渐渐驶近自己的住宅，不自觉地受到渐渐在斯大林格勒显示出来的力量的影响，她当初是在这儿生活，教育子孙，给女儿们写信，害病，买东西的。


    她请司机把车停住，走下汽车。她很吃力地在遍地瓦砾的空荡荡的街道上走着，注视着断垣残壁，似乎相识又不相识地辨认着邻近她的房子的一座座房屋的残骸。


    她的房子朝街的一面墙还保留着，她的老花眼从空空的窗洞里看到了自己的住房的墙壁，认出了褪了色的蓝绿两色涂料。但是几个房间里已经没有地板，没有天花板，没有楼梯，她也无法上</a>楼看看了。砖墙上还留着大火的痕迹，许多地方的砖已成为碎块。


    她真切又痛心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回忆起几个女儿、不幸的儿子、孙子</a>谢廖沙，回忆起无法挽回的损失，想到自己孤单单的白头。一个穿着旧大衣、破皮鞋的病弱老婆子，望着一座毁掉的房子。


    什么在等待着她呢？她这个七十岁的人是不知道的。“生活还在前面。”她想道。什么在等待着她所爱的一些人呢？她不知道。春日的天空透过她的房子的空空的窗洞，朝她望着。


    她的亲人们过得都不算好，生活动荡而又前路难测，充满了担忧、痛苦、错误。柳德米拉怎么样呢？家庭不和睦会造成什么结果？谢廖沙呢？还活着吗？维克托活得多么不容易。薇拉和女婿斯捷潘会怎样呢？斯捷潘能不能重新建立家庭，过上安宁的日子？聪明、善良但也厉害的娜佳今后又会怎样？薇拉呢？会不会被独身、穷困和生活的重担压垮？叶尼娅会怎么样，她是不是跟着克雷莫夫上西伯利亚？她自己会不会进劳改营？会不会像米佳那样死掉？国家会不会饶恕谢廖沙？他的父母都已无辜死在劳改营。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都这样艰难，这样令人难以捉摸？那些病死的、牺牲的、被处死的人依然和生者保持着联系。她还记着他们的微笑、他们的笑声、他们说的笑话、他们的忧郁和怅惘的眼睛、他们的希望和失望。


    米佳曾经抱着她，说：“没什么，妈妈，顶要紧的是，你不要为我担心，在这劳改营里也有一些好人。”索菲亚·列文顿，一头黑发，上嘴唇上面还有细细的茸毛儿，又年轻，又快活，又有气性，还常常朗诵诗。可怜的安娜·施特鲁姆总是很忧郁，很聪明，喜欢嘲笑人。托里亚吃起碎乳渣通心粉狼吞虎咽，很不斯文。她生气托里亚光知道张嘴吃，一点也不愿意帮妈妈的忙，要是对他说：“你连一杯水也不给妈妈倒……”他就说：“……好的，好的，我来倒，可是为什么娜佳不倒？”还有玛露霞！叶尼娅总是讥笑你那种老师式的说教，你常常教训人，用正统思想教训斯捷潘……你和别廖兹金家的小孩子斯拉瓦，和老奶奶瓦尔瓦拉一起沉到了伏尔加河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您给我解释解释吧。天啊，他还能解释什么呀……一切生活得不好的人，总是怀着苦楚、隐隐的悲痛、怀疑的心情盼望着幸福。有些上她这儿来，有些给她写信，她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她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可是在心里却有一种孤独感。


    现在她这个老婆子还活着，还一直盼望着好日子，又有信心，又怕有灾祸，又为一些活着的人担心，为死了的难受，也为活着的难受。现在她站在这儿，望着毁掉的房子，欣赏着春日的天空，甚至不觉得自己在欣赏天空。她站着，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她所爱的一些人的未来吉凶难卜，为什么他们一生有这么多的失误。她不知道，正是在这种困惑不解中，在这种迷惘、痛苦和混乱中，就有答案，就有理解，就有希望；她也不知道，她已经发自内心地理解了他和他的亲人们生活的意义，尽管不管是她，还是她的亲人，谁也说不出自己是在等待什么；尽管他们都知道，在可怖的时期一个人是否幸福完全由不得自己，世界的命运可以为人造福或招祸，可以使人获得荣誉或者使人沦落，把人变为集中营里的尘土，但世界的命运，历史的浩劫、国家发怒的厄运、胜利的荣光、失败的耻辱，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那些可以称为人的人。不论等待着他们的是劳动的荣誉，还是冷落、失望和穷困、集中营和死亡，他们都会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死去，那些牺牲的人便是能够像人一样死去的人——这就是他们可歌可泣的做人的胜利，战胜了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


    在这最后的一天，不仅从早晨就喝酒的斯皮里多诺夫醉得晕晕乎乎。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头脑里也晕晕乎乎的。来过几批工人，问到斯皮里多诺夫。斯皮里多诺夫交代了最后几件事，上区委办手续转组织关系，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告别，又上兵役局交还了免役证，在各个车间里转了一会儿，和工人们说说话儿，等到在涡轮房里暂时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脸颊贴到凉丝丝的、不动的飞轮上，疲惫地合上了眼睛。


    薇拉忙着收拾东西，在炉子上烘尿片，把牛奶煮熟装到瓶子里，准备在路上给米佳喝，又装了一袋子面包。这一天她要和维克托罗夫，和妈妈永远分别了。他们就要留在这儿，这儿再没有谁想起他们，问起他们了。


    她一想到她现在是家里的女主人，是镇定的，安于艰难生活的，心里就得到一点儿安慰。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外孙女因为一直睡不足觉布满血丝的眼睛，说：


    “薇拉，往往就是这样。离开经受了许多苦楚的家，比什么都难受。”


    娜塔莉亚去烙饼子，给斯皮里多诺夫一家人带着在路上吃。她一大早就背着木柴和面粉上工人村一个熟识的妇女家里去，那一家有一座俄式炉子，她就在那儿做馅，和面。她在厨房里忙活得满脸通红，显得分外年轻、标致。她不住地照着小镜子，笑着，自己的鼻子和腮上沾了不少面粉，可是等那个熟识的妇女一走出厨房，她就哭了起来，泪珠子扑簌簌往面团上落。


    那个熟识的妇女发现她掉眼泪，就问道：


    “娜塔莉亚，你怎么哭呀？”


    娜塔莉亚回答说：


    “我跟他们处惯了。老奶奶挺好，我也舍不得那个薇拉，也舍不得她那没有父亲的小孩子。”


    女主人细心听完了她的解释，说：


    “娜塔莉亚，你不说老实话，你不是因为老奶奶哭。”


    “不，我是因为老奶奶。”娜塔莉亚说。


    新站长答应让安德列耶夫走，但是要他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待五天。娜塔莉亚说，这五天她要陪公公一起过，然后她就上列宁斯克到儿子那儿去。


    “以后会知道，咱们下一步上哪儿去。”她说。


    “以后你怎么就会知道？”公公问道。但是她没有回答。


    大概就是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她才哭。安德列耶夫老头子不喜欢儿媳妇对他表示关怀。她觉得，他可能还记着她和婆婆争吵，对她还有意见，不肯原谅她。


    到吃午饭的时候，斯皮里多诺夫回家来了。他说了说在机械车间和工人们告别的情形。


    “就是在家里，整个上午来看你的人就像朝圣一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五个一批，六个一群，不断地来找你。”


    “这么说，都收拾好啦？卡车五点钟准时开到。”他笑了笑。“感谢巴特罗夫，他还是派了车。”


    事情都交代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可是斯皮里多诺夫的醉态和神经质的紧张依然没有消失。他开始重新收拾皮箱，重新整理包裹，似乎他急不可待地要走。不一会儿，安德列耶夫从邮局回来了，斯皮里多诺夫问他：


    “怎么样，有没有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电缆的电报？”


    “没有，什么电报也没有。”


    “哎呀，这些狗东西们在捣蛋呢，要不然到五月就可以开始送电了。”


    安德列耶夫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您的身体还不行，怎么能走呀？”


    “没什么，我能行。再说，有什么办法，这又不是在果戈理大街自己家里。这儿已经有油漆工来过，看过了，要把房子修一修给新站长住呢。”


    “真是太不讲情理了，他就是等一两天也好哇。”薇拉说。


    “他怎么算是不讲情理？”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总要过日子呀。”


    斯皮里多诺夫问：


    “饭做好了吗，还等什么？”


    “等娜塔莉亚烙的饼。”


    “啊，要是等烙饼，咱们就要耽误上火车了。”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不想吃饭，但是他还留了酒准备在告别席上喝，他非常想喝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待几分钟也好，但是不大合适，因为巴特罗夫正在召开各车间主任会议。他因为感到苦恼，越来越想喝酒。他不住地摇头：咱们要赶不上车了，赶不上了。


    这种怕误车的心情，焦急等待娜塔莉亚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使他感到愉快，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感到愉快；他也没有想起来，战前他准备和妻子上戏院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住地看表，焦急地说：“咱们要赶不上了。”


    他今天很想听到有关自己的好话，因此心情更坏了。于是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为什么要舍不得我这个逃兵和胆小鬼？还有，恐怕我是毫不要脸，才希望得到参加保卫战的奖章。”


    “真的，咱们不等了，吃饭吧。”弗拉基米罗芙娜看到斯皮里多诺夫很不自在，就说。


    薇拉把一锅菜汤端了来。斯皮里多诺夫拿来一瓶酒。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都不想喝酒。


    “没关系，咱们都像男子汉一样，痛痛快快喝两杯吧，”斯皮里多诺夫说过这话，接着又说，“也许，咱们还是等一等娜塔莉亚？”


    恰好在这时候，娜塔莉亚提着篮子走了进来，把一摞一摞的烙饼放到桌子上。斯皮里多诺夫给安德列耶夫和自己各斟了满满的一杯酒，给娜塔莉亚斟了半杯。


    安德列耶夫说：


    “去年夏天咱们就是这样在果戈理大街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吃烙饼。”


    “看样子，这些饼子一点也不比去年的饼子差。”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那一次吃饭的有多少人呀！可是现在只有外婆，你们两位，再加上我和爸爸了。”薇拉说。


    “咱们已经把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佬打垮了。”安德列耶夫说。


    “伟大的胜利！可是人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接着又说：“多喝点儿汤，到路上咱们就只能吃干的，接连几天吃不到热的东西了。”


    “是啊，路上是很辛苦的，”安德列耶夫说，“上车也很难，连车站都没有，火车都是从高加索开往巴拉绍夫的，在咱们这儿是过路车，车上人非常多，除了军人，还是军人。不过，也从高加索运来了白面包。”


    斯皮里多诺夫说：


    “像云彩一样朝咱们涌来了，这云彩是怎么来的？是苏联胜利了。”


    他心里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还能听见德军坦克的轰隆声，可是现在已经把他们赶到几百公里外。现在战场已经是在别尔哥罗德、丘古耶夫附近，已经是在库班了。


    于是他又说起在心里憋得难受的话：


    “好吧，就算我是逃兵，但是，该是谁来处分我？就让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来处分我吧。我在他们面前有愧。”


    薇拉说：


    “老人家，那一次在您旁边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她的话。今天他心里难受得实在憋不住了。他对女儿说：


    “我给州委第一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想和他道道别，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保卫战时期，在所有的企业领导人中，我是唯一留在右岸的，可是他的副手巴鲁林不给我接电话，说：‘普里亚欣同志没时间和您说话。正忙着呢。’好吧，他忙着就忙着吧。”


    薇拉就好像没听到爸爸的话，又说：


    “那一天谢廖沙旁边坐的是托林中尉，现在那位中尉哪儿去啦？……”


    她非常希望能有谁说他能上哪儿去，他可能还活得好好儿的，正在打仗呢。


    假如能听到这样的话，她今天苦恼的心也许会多少得到宽慰。但是爸爸又打断她的话，说：


    “我对他说，你也知道，我今天要走啦。他却对我说，好吧，那您就写信吧，有什么话就在信里说吧。好吧，去他妈的吧。来，再喝一杯。咱们在这儿喝酒是最后一次了。”


    他端起酒杯，朝着安德列耶夫：


    “老人家，过去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多多担待。”


    安德列耶夫说：


    “瞧你说的，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这儿的工人阶级都舍不得你。”


    斯皮里多诺夫干了一杯，沉默了一会儿，就好像沉进了水里。后来就喝起汤来。饭桌上静下来，只能听到吃烙饼的声音，再就是斯皮里多诺夫用汤匙喝汤的声音。这时候小米佳哭了起来。薇拉连忙站起来，走到孩子跟前，把他抱起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您吃饼呀。”娜塔莉亚像祈求活命一样，恳切地小声说。


    “我一定吃。”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得意、醉意和幸福的果断神气说：


    “娜塔莉亚，我当着大家的面对您说。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干，还是回列宁斯克把孩子带上，上乌拉尔我们那儿去。咱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他想看看她的眼睛，可是她把头垂得低低的，他只能看到她的额头和好看的黑眉毛。


    “老人家，您也上我们那儿去吧。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我还上哪儿去？”安德列耶夫说。“我没有多少劲头儿活了。”


    斯皮里多诺夫很快地打量了一下薇拉。薇拉抱着小米佳站在桌旁，在哭。


    这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他就要离开的房屋的墙壁，这时他的揪心的痛苦，因为被撤职，失去荣誉和心爱的工作而勾起思绪，使他快要发疯、气得他不能为保卫战胜利而高兴的处分，他的懊恼和耻辱——这一切顿时全都消失，全都失去意义。


    这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岳母，他一直热爱又永远失去了的妻子的母亲，吻了吻他的头，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孩子，生活还在前头。”


    因为从傍晚就生起炉子，整整一夜木屋都很闷热。


    一位寄居的女子和昨天刚刚从军医院来她这儿度假的伤员丈夫几乎一夜没有睡。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为的是不吵醒房东老大娘和睡在大箱子上的小姑娘。


    老大娘很想睡着，可是睡不着。她生气的是，女房客和丈夫说话的声音很小——这倒是影响了她，她不由得用心听起来，尽可能地把她听到的一些个别的词儿联系起来。


    也许，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大一些，老大娘多少听一会儿，也就睡了。她甚至想敲敲板墙，说：


    “你们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小，怎么，有什么好听的事儿吗？”


    老大娘有好几次听出完整的句子，后来声音小得又听不清了。


    那名军人说：


    “我从军医院里来，就连一块水果糖也没办法带来。不用说在前方了。”


    “我呀，”女房客说，“也只能拿素油炒土豆招待你。”


    后来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很小了，一点也听不清了，后来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大娘听到她说：


    “这是我的爱情把你保住了。”


    “哼，这坏小子！”老大娘在心里把军人骂了一句。


    老大娘迷迷糊糊睡了几分钟，显然是打起鼾来，所以说话的声音大些了。


    她醒了过来，仔细听起来，听清楚了：


    “皮沃瓦罗夫给我往军医院里来信说，不久前才给了我中校军衔，马上又把我提为上校。集团军司令亲自提名的。要知道，也是他把我提为师长的。还有列宁勋章。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次战斗，那一次我被埋住了，和在车间里的各营失去联系，还像鹦鹉一样唱歌儿。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是骗子。我觉得真不自在，这种情形你都想象不到。”


    后来他们显然发觉老大娘不打鼾了，于是说话的声音又小了。


    老大娘是独身一人，她的老头子在战前就死了，独生女儿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不和她住在一起。在战争期间老大娘这儿没有住过什么人，她不明白，为什么昨天来了一名军人，她心里就这样七上八下的。


    她不喜欢女房客。她觉得女房客是一个没有头脑、不能独立生活的女人。女房客每天起身很晚，她的小女孩穿得很破烂，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她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坐在桌边，朝窗外望着。可是有时候她来了兴头儿，就干起活儿来，原来她什么事都会做：又会缝衣服，又能擦地板，还做得一手好菜汤，虽然是城里人，却还会挤牛奶。显然，她是心里有些不自在。她的小女孩也有点儿任性。非常喜欢和小甲虫、蟋蟀、蟑螂玩儿，而且不像别的孩子，她还傻里傻气地吻小甲虫，说故事给小甲虫听，然后把小甲虫放掉，自己就哭起来，又呼喊，又叫唤小甲虫的名字。秋天老大娘从树林里给她带回一只小刺猬，小女孩就时刻不离地跟着小刺猬跑，小刺猬上哪儿，她上哪儿。小刺猬一发出哼哼声，她就快活得发了疯。小刺猬要是跑到五斗橱底下，她就挨着五斗橱坐在地板上等着，并且对妈妈说：“轻点儿，小刺猬睡觉啦。”等到小刺猬跑回树林里，她有两天都不想吃饭。


    老大娘总觉得，她的女房客会上吊的，所以她很担心：拿小姑娘怎么办呀？她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可不愿意添麻烦。


    “我用不着照应什么人。”她说。她确实提心吊胆，想到哪天早晨她一起来，发现女房客上吊了，她该拿小姑娘怎么办呀？


    她认为，女房客是被丈夫扔了，丈夫在前方另找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所以她天天在愁思苦想。丈夫很少给她来信，就是来了信，她也不显得愉快。想叫她说说心里话是不可能的，她什么也不说。邻居一些妇女也发现，老大娘的女房客是一个很古怪的女人。


    老大娘跟着丈夫吃够了苦。丈夫又喜欢喝酒，又喜欢吵闹。他打起人来也不像一般人，常常用火叉或者棍子打她。他也打女儿。他不喝酒的时候，也不会使人快活：又小气，又喜欢找碴儿挑毛病，像个老娘们儿一样，盆儿碗儿的事都要管管：这又不对，那又不对。说她做饭做得不好吃，买东西也不会买，挤牛奶也挤不好，床铺也铺得不整齐。而且每说一句话都要骂娘。他把她也教会了，她现在稍有不开心，就骂起娘来。连她心爱的母牛也要骂。丈夫死的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过。他一直把她折腾到老。拿他有什么办法呀，他是一个酒鬼。他在女儿面前也不怕丑，叫人想起来都觉得难为情。打起鼾来像打雷一样，特别是在喝醉的时候。她的母牛也那样喜欢跑，简直太喜欢跑了，一有机会就离开牛群到处跑，一个老年人要是天天跟着它跑，只有累死。


    老大娘时而倾听隔壁的悄声低语，时而想想自己和丈夫过的不和睦的日子，在恼恨的同时，也怜惜起丈夫。不管怎么说，他干活儿还是很劳累的，工资也很低。如果没有奶牛，他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而且他死也是因为他在矿井里吸的煤灰太多了。这不是，她还没有死，还活着呢。当年他还从叶卡捷林堡给她买了一串项链，现在女儿还戴着呢……


    一清早，小姑娘还没有醒，女房客便和丈夫到邻村去买面包，在那儿可以凭军人乘车证买到白面包。


    他们手挽着手，一声不响地走着。要在树林中走一公里半，走到湖边，再顺着岸边往前走。


    积雪还没有化尽，变成了淡蓝色。雪成为大块的、毛边的结晶体，呈现出湖水般的淡蓝色。在小丘的阳坡上，积雪在融化，化雪水在路边水沟里哗哗响着。雪的亮光、水的亮光、覆盖着薄冰的水洼的亮光照得人眼花缭乱。亮光是那样强烈，从亮光中穿过，就好像从密密的树丛中穿过。亮光又扰人，又碍事，当他们走到一个冻住的水洼上的时候，被踩疼的冰突然在阳光中闪烁起来，就好像亮光在脚下发出碎裂声，裂成许多尖尖的、带刺的碎光片。亮光在路边水沟里流着，在有石头拦路的地方，亮光膨胀起来，飞溅起来，发出丁丁淙淙的声响。春天的太阳离大地非常近了。空气又清冽又温暖。


    他觉得，他的嗓子本来冻坏了，喝酒烧坏了，硝烟灰尘呛坏了，骂娘骂脏了的，现在被这亮光和天上的蓝色洗干净了，涮干净了。他们走进树林里，来到林边几棵松树的树荫下。这儿仍然有薄薄的一层雪没有融化。在松树上面，几只松鼠在绿枝上忙活着，下面，在结了一层冰壳的雪地上，有一大片啃过的松球，还有尖牙咬下的许多碎木屑。


    树林里十分宁静，亮光被一层一层的松针挡住，所以没有喧嚷，也不叮叮响，只是小心翼翼地罩着大地。


    他们依然一声不响地走着，他们又在一起了，就因为这样，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春天来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下来。两只吃得肥肥的红腹灰雀儿停在枞树枝上。红红的肥胖的胸脯，就像在施了魔法的雪中绽开的两朵花儿。此时此刻的宁静是奇异而美妙的。


    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懦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


    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欢……


    还是黑沉和寒冷的，但是不要多久，大门和栅栏门就要打开，空荡荡的房子里又要热闹起来，又会充满孩子的笑声和哭声，又会响起女人的匆忙而动听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走进房子里来了。


    他们站着，挎着面包篮子，没有说话。


    [1] 席勒《菲爱斯柯》第三幕第三场的一句台词，意思相当于中文的“狡兔死，走狗烹”。


    [2] 瓦图京（1901—1944），在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西南方面军司令，被称为“闪电将军”、“小土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朱可夫、崔可夫齐名的苏联将领。


    [3] 出自契诃夫小说《带阁楼的房子》。


    [4] 本雅明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先祖雅各的小儿子。“本雅明”一名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幸运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