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

    卢比扬卡附近村庄里的一个又一个夜晚……


    克雷莫夫被审讯之后，躺在床上，呻吟着，想着，和卡茨涅林鲍肯说着话儿。


    原来克雷莫夫觉得布哈林和雷科夫的招供、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招供、托洛茨基派、右倾或左倾中央的案件过程、布勃诺夫和穆拉洛夫以及什里亚普尼科夫的遭遇都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他觉得都是可以想象的了。从革命的活的机体上把皮撕下来，新时期想用革命的皮来打扮自己，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外一种人的。


    斯大林！伟大的斯大林！也许，最有权势的一些人正是最没有主见的人。是时代和环境的奴隶，是当今的驯服而恭顺的奴仆，见到新时期来了，就恭恭敬敬地打开大门。


    是的，是的，是的……见了新时期不低头的人，就要进垃圾堆。


    现在他知道是怎样摧毁一个人了。搜身，剪掉纽扣，拿走眼镜，这样使一个人产生身体不值钱的感觉。到了侦讯室里，一个人会感到自己参加革命、参加国内战争根本不算什么，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工作更是不值一提。就是说，这是第二步：叫你知道不仅是身体不值钱。


    而对于那些坚持继续做人的人，就进行百般折磨，一直要把人的体力和精力都弄垮，使人服服帖帖，毫无反抗之力，直到使人既不盼望正义，又不盼望自由，也不盼望安宁，只是盼望早日了结已经使人十分痛恨的人生。


    审讯工作几乎总是取胜的过程，就在于肉体的人和精神的人是一致的。精神和肉体是互相沟通的，进攻的一方只要击溃和突破人的肉体防线，就能使机动兵力进入突破口，控制精神，迫使人无条件投降。


    他没有力量想这一切，也没有力量不想这一切。究竟是谁出卖他？谁密告他？谁诬陷他？他觉得他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了。


    他一向自以为得意的，是他能使自己的生活服从理性。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理性说，他和托洛茨基的谈话情形是叶尼娅告密的。可是他现在整个的生活、他和侦讯员周旋、他还能够呼吸、他依然是克雷莫夫同志，其支撑点就是相信叶尼娅不可能干这种事。有一小会儿他竟会对此失去信心，他都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不相信叶尼娅。尽管他知道，除了叶尼娅，谁也不知道他和托洛茨基的谈话，尽管他知道女人容易变心，女人是软弱的，尽管他知道叶尼娅已经扔掉他，在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他还是相信。


    他把审讯的经过对卡茨涅林鲍肯说了说，但是只字未提这件事。


    卡茨涅林鲍肯现在不开玩笑，也不扮鬼脸了。


    确实克雷莫夫没有把他看错。他是很聪明的。但是他说的一切都很可怕、很奇怪。有时候克雷莫夫觉得，把这个老肃反工作人员关进内部监狱，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不可能不这样。有时克雷莫夫觉得他是一个疯子。


    这是国家保安机关的诗人和歌手。


    他有一次用赞赏的口气对克雷莫夫说，上次开党代会上，休息的时候斯大林问叶若夫，为什么他在执行肃反政策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张皇失措的叶若夫回答说，他是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的，斯大林就对着围住他的代表们很忧郁地说：“这也是一名党员说的。”


    他还说了说亚戈达遇到的可怕的事……


    他还说起肃反部门的一些大人物，他们懂得伏尔泰，知道拉伯雷，敬仰魏尔兰，当年都在这座日夜不眠的大房子里做过领导工作。


    他还说过一个在莫斯科干了多年刽子手的一个很可爱、很老实的拉脱维亚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在行刑的时候，常常要求把就刑的人的衣服脱下来，交给保育院。他又说了另一个行刑者的事。那个人日日夜夜地喝酒，没有活儿干就十分苦闷，在没有派到他杀人的时候，他就到莫斯科附近的国营农场去杀猪，把猪血装在瓶子里带回来，说是医生叫他喝猪血治贫血病。


    他向他描述，在一九三七年每天夜里怎样对判定所谓剥夺通信自由的人执行死刑，夜里莫斯科焚尸炉的烟囱怎样冒浓烟，被动员参加行刑和抬运尸体的共青团员们怎样一个个疯了。


    他说了说怎样审讯布哈林，加米涅夫多么倔强。有一天夜里他和克雷莫夫一直谈到天亮。


    这天夜里，这名肃反工作人员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理论。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描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弗伦克尔的不寻常遭遇。弗伦克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奥德萨建立了发动机工厂。在二十年代中期他被逮捕并被押送到索洛韦茨基群岛上。他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里的时候，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天才的方案。这个老肃反工作人员在这里用的字眼儿就是“天才的”。


    他在这份方案中用大量经济学和技术方面的数据论证了如何利用成千上万的犯人修建道路、堤坝、水电站，开凿运河。


    这位被囚禁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便成了克格勃的中将，因为当家的十分看重他的想法。


    二十世纪忽然闯入简单劳动时期，这种被神圣化的劳动实际是囚犯连队的劳动和旧式的苦役劳动，是锹、镐、斧头和锯子的劳动。


    劳改营世界也开始吸收现代文明，也使用电力机车、自动升降机、推土机、电锯、涡轮机、割矿机、大量的汽车和拖拉机。劳改营世界装备了运输和联络飞机、无线电联络和通讯系统、自动车床、现代化的选矿系统。劳改营世界设计、规划、建造矿井、工厂、新的海洋、宏伟的水电站。


    劳改营世界发展十分迅速，并存的旧的苦役式劳动显得很可笑，很好玩儿，就像孩子们的拼图方块。


    但是，卡茨涅林鲍肯说，劳改营还是跟不上现实的发展，因为现实不断地向劳改营提供人力。有许多学者和专家还是派不上用场，他们和技术与医务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些全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地理学家、世界美术研究专家、研究梵文和古凯尔特语的学者，在劳改营系统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劳改营的发展还不够，还不能利用这些人的特长。他们干的是粗活儿，或者在事务工作方面和文教科做一些所谓笨活儿，或者在残废营里闲待着，根本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往往是极其渊博的，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得到极高的评价。


    克雷莫夫听着卡茨涅林鲍肯不停地说，就好像一位学者在介绍自己一生的主要事业。他不仅是歌颂和赞美。他还是个研究者。他进行比较，揭示缺点和矛盾，联系，对照。


    在劳改营外面也存在着缺陷，当然，其形式是不那样明显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做的不是他们能做的工作，不是发挥其所长，在各个大学</a>、各个编辑部、科学院各研究所都有这类现象。


    卡茨涅林鲍肯说，在劳改营里，刑事犯统治着政治犯。刑事犯又霸道，又野蛮，又懒惰，又贪财，动不动就不要命地打架、抢夺，阻碍着劳改营劳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他接着说，就是在劳改营铁丝网里面，科学家和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也要由不学无术、无能和见识短浅的人领导。劳改营好像是外面社会的扩大而加强的映像。不过铁丝网内外的现实不是相反的，而是符合对称定律的。


    他接着又说起来，不过不是像一位歌手，也不像一位思想家，而是像一位预言家了。


    如果勇敢而连续不断地推进劳改营制度的发展，排除阻力和缺陷，这种发展必将导致界线的消灭。劳改营就会同外面的社会融为一体。这种融合，这样消灭了劳改营与外面社会的对立，就是伟大原则的成熟和胜利。劳改营制度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也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优点。只有在劳改营里，最高原则，也就是理性，能够毫不掩饰地反对个人自由原则。理性可以使劳改营高度发展，高度发展就可以创造条件使其自我消灭，与乡村和城市的生活融为一体。


    卡茨涅林鲍肯担任过劳改营设计院的领导。他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在劳改营的条件下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他们能够解决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任何问题。只要能很好地领导他们，为他们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就行。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说是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是完全不可信的。


    “等到两方面水平接近了，”他说，“我们就可以宣布铁丝网里面和外面的生活相等了，就用不着关押人了，我们就不必再发逮捕证了。我们只建立监狱和政治隔离所，文教处就可以对付任何不合常规的人。到那时候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太平局面。”


    取消劳改营将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同时所谓个人自由这种乱七八糟的、原始的、穴居时代的原则在这之后也不会占上风，不会猖獗起来。相反，这种原则倒是可以完全消除。


    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又说，也许，几百年之后，这种制度会自行消灭，在这种制度自行消灭过程中，渐渐产生民主和个人自由。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他说，“但是我不希望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克雷莫夫对他说：


    “您的一些想法是极不正常的。据说，一些精神病医生在精神病医院里工作时间久了，自己的精神也会不正常。请原谅我这样说。不过，您在这里面待得太久，不是没有影响的。卡茨涅林鲍肯同志，您把保安机关看成了上帝。确实应该把您撤换下来。”


    卡茨涅林鲍肯很和善地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相信上帝。我是一个信神的愚昧的老头子。每一个时代都要依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上帝。保安机关是明智和强有力的，保安机关统治着二十世纪的人类。过去这样的力量，人类曾经奉若神明的力量，就是地震、雷电、森林大火。现在不光是把我关起来，而且把您也关起来了。也应该把您给撤换了。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是您说得对，还是我说得对。”


    “可是德列林克老头子现在回去了，回劳改营去了。”克雷莫夫说。


    他知道这话会引起反应的。果然，卡茨涅林鲍肯说：


    “就是这个可恶的老头子搅乱了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