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


    但这只闪现了一会儿的欢喜，一与悲伤相遇，立刻就沉没在悲伤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语说，一个担任文书的朋友看到有关一个俄国老头子的文件，但是那个文书没来得及细看，办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带走了。


    “这文件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并且对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过没关系，”安得列阿小声说，“还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营警备司令了解吗？”加尔季神甫问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着黑黑的亮光。“还是向治安总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尔季和夜晚的加尔季差别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惊。白天谈的是菜汤，谈新来的人，跟同房间的人商量交换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意大利吃食儿。


    被俘的红军知道他爱说的口头语“全体完蛋”，每次在集中营的广场上碰见他，老远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体完蛋！”并且笑着，就好像给这话打气。他们以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关押在特别营区的一些苏联指挥员和政委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尔季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大杂烩，一笑也不笑。


    然后他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说的是，俄国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诸位就怀疑，一个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这跟牺牲生命无法相比呀。


    “算啦，话不能这样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等营里的人都睡了，加尔季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跪在床铺上，做起祷告。集中营城市的所有苦难就好像沉没在他那炽热的眼睛里，沉没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绷得紧紧的，就像在干活儿，长长的神情恬淡的脸呈现出忧郁而幸福的执着表情。他祷告很长时间，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这个意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祷告声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两个钟头后醒来，这时候加尔季已经睡了。加尔季睡觉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梦里把自己的两种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还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样把胃里的气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长声音唱起赞美诗，赞颂上帝和圣母的大慈大悲。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位老苏共党员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询问苏俄的情况。加尔季一面听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说，一面不住地点头，好像对于关闭教堂和寺院，对于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大量地产这样的事表示赞许。他的一双黑眼睛带着悲伤的神气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气地用法语问他：


    “您听懂了吗？” [3]


    加尔季笑起来，平时他谈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这样笑。


    “您说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说这种事？” [4]


    关押在特别营区里的苏联战俘们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里才能见到他们，跟他们谈一谈。古泽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做工。


    经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个很古怪、令人很难断定其年龄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门口，又有冷飕飕的过堂风，又有带味儿的大马桶，马桶盖不住地砰砰响。


    苏联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伞兵”，把他看作疯子，对他又怜悯又厌恶。他具有不寻常的耐性，那样的耐性只有疯子和白痴才有。他从来不害伤风感冒，虽然在睡觉的时候连秋雨打湿的衣服也不脱。真正能够用这样响亮、这样清楚的嗓音说话的似乎也只有疯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认识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声不响地对着他的脸打量了老半天。


    “这位同志，您有什么好事儿要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伊康尼科夫拉长声音说：


    “说好事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笑了。这话忽然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那时候大哥从神学校回来，常常和父亲争论神学上的事。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古时的耶稣教徒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不少脑筋。”


    “解决了吗？”伊康尼科夫问道。那声调让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十分好笑。


    “现在红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恕我直言，您的语调中有一种橄榄油味道，不是牧师的橄榄油，便是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橄榄油。”


    “不可能不是这样，”伊康尼科夫说，“因为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对这个古怪人产生了兴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说，“我相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后对教会的打击，对于耶稣教思想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已经进入很可怜的状态。”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说：


    “您可真是一位雄辩家。我终于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在我们看来，你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你们的手段是残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么奇迹，我不是什么雄辩家。”


    “那么，”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恼火地说，“要我怎样为您效劳呢？”


    伊康尼科夫像个军人一样，以“立正”姿势站着，说：“请不要笑话我！”他的痛苦的声音显得十分悲戚。“我到您这儿，不是来开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头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你们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在同可怕的恶势力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咱们来谈谈。”


    伊康尼科夫在干挖土的活儿，在营属土地的沼泽地带，那里正在铺设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洼地变成沼泽的河水和脏水排出去。在这一地带干活儿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这儿来的一般都是营方不喜欢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头细细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样。他从工地上回来，常常满身泥浆，浑身湿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问道：“可以在您身边坐一坐吗？”他也不看对方，就坐下来，微微笑着，用手抹抹额头。他的额头有点儿奇异——不怎么大，却饱鼓鼓的，发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肮脏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以及磕断的指甲不是一个人身上的。经历简单的苏联战俘都觉得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后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进了世俗学校。


    伊康尼科夫进了彼得堡工学院，但因为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到最后一学年便离开学校，去彼尔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师。他在农村待了八年左右，后来移居南方，来到敖德萨，在一艘货轮的机器房里当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住过。革命以后他回到俄罗斯，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国。


    在全面实行集体化的时候，他看到一列列军车满载着被没收了土地家产的富农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许许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闭的”、人口死绝的村庄，村庄里的门和窗都被钉死。他看到一个被捕的农妇，衣服褴褛，脖子上露出筋骨，一双干活儿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带着恐怖的表情望着她：她因为饿疯了，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时候，他虽然没有离开公社，却宣讲起福音书，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结果他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灾难使他的神志错乱了。在监狱的精神病院里强制治疗一年之后，他出了监狱，前往白俄罗斯，住到大哥家里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学教授。他在大哥帮助下，在科技图书馆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对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等到战争开始，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战俘的苦难，看到白俄罗斯城乡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杀害。他又陷入发狂状态，恳求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掩藏犹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设法拯救犹太妇女和儿童。不久他就被告发，侥幸躲过了绞索，进了集中营。


    这位破衣烂衫的肮脏“伞兵”的头脑里非常混乱，他主张对超阶级的道德进行荒唐可笑的分类。


    “哪儿有强权，”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哪儿就有灾难，就流血。我见过农民遭受的大灾大难，还说实行集体化是为了做好事。我不相信什么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说法，要是将来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莱绞死，咱们也要害怕啦。那您就尽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您要是去问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说，“他也会说，设立集中营是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在跟伊康尼科夫争论的时候，不论说什么道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么切也切不开。


    “那位生在六世纪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说的道理，在今天还是适用的，”伊康尼科夫又说，“‘要清算罪过，要饶恕犯罪的人。’”


    在这个屋里还有一个俄罗斯老头子，姓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把他那只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个空空的红眼窝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非常不协调。他在和人谈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空洞的眼窝。


    他原来是孟什维克，一九二一年从苏联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银行里当会计。他因为号召银行职工反抗德国新经理的措施，被抓进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不跟他接触。


    看样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声望使独眼的孟什维克感到不安。不论是西班牙士兵，还是挪威文具店老板，比利时律师，都喜欢接近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苏联战俘中的头头儿叶尔绍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急切地说起话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正在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只好眼睛里的苦闷神情，比起打掉的眼睛留下的红红的空窟窿还要可怕。


    “是啊，伙计，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但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大家时时刻刻需要叶尔绍夫，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叶尔绍夫在哪儿？没看见叶尔绍夫吗？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的……去问叶尔绍夫吧……”别的棚屋里的人也常常来找他，他的床铺周围总有人来来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活动家都是思想领袖。还有民粹派，还有风云一时的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领袖！独眼者的孤独在这营里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征。


    自从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那时候是另一个时代，是十九世纪。


    现在他常常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因为有些党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主持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气。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话不论古泽将军，旅政委奥西波夫，还是天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基里洛夫少校，都是多么看重。


    在战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触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愤慨的事。斯大林在党内的独断独行，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党内老干部的不尊重——这些事他都没有接触到。他非常了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问题上与党对抗，就会不自觉地站到反对自己所献身的列宁的事业的立场上。有时他觉得苦恼，他怀疑：他不发一言，不站出来反对自己不赞成的事情，也许是他软弱，是他胆小怕事？战前许多事使人不寒而栗！他常常想起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谈是那样轻松，不等一句话说完，他们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现在，在可怖的德国集中营里，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时刻不离开他。他即使在集中营里，也无法恢复年轻时那种鲜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当中是自己人，在外人当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国军官问他，在苏联不能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是影响他研究哲学。


    “这对别人也许有影响。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影响。”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我问这个问题，正因为您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军官说。虽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心中，皱了皱眉头，他还是恰当地回答了英国人。


    这也并非因为像奥西波夫、古泽、叶尔绍夫这样一些跟他十分亲近的人，有时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问题在于，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许多东西变得陌生了。过去在和平时期，他兴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约，聚会结束时却发现这人已变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就生长在他身上，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该怎么办呢？……又不能跟自己决裂，不能避而不见。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谈话的时候，有时会发火，很粗暴，还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脓包、孱头、蠢货、窝囊废。尽管常常嘲弄他，有时候很长时间看不到他，却又想他。


    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间的主要变化。


    在年轻时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人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入，毫无道理的。


    可是现在他常常在异己者思想中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珍视的东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谈中有时会不可理解地出现异己的东西。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