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九年（1944年）

    二月二十五日　确立《决战非常措施要纲》。


    五月十五日　美军登陆塞班岛。


    八月　《学徒勤劳令》《女子挺身队勤劳令》实施。


    十月二十四日　菲律宾湾海战大败。


    十一月二十四日　美国空军以塞班岛为基地，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一九四一年，即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启动了对英美的战端。因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期看上去似乎对战局多少有利，但日本的实力到底扛不住现代化的大战，况且是长期战。霸王硬上弓式的做法，不久就露出了破绽——这就是一九四二年的中途岛大败。从那以后，战局变得越发不利，之后简直是一败涂地了。本年五月，塞班岛的失陷，不仅导致从南方到日本的物资运输通道被切断，而且使美国空军以那里为基地，出动B——29，对日本本土大肆轰炸。在这段时间里，太平洋诸岛悉数回到了美国手中，联合国军大兵压境，逼近日本本土。本土遭到轰炸，使日本的社会、经济陷于混乱。另一方面，在欧洲，从意大利投降开始，轴心国处于越来越不利的窘境。至此，东方的日本最终变得孤立无援。相反，随着欧战接近尾声，英美开始把战力向东方转移。


    内山完造五十九岁。大东亚战局变得越发严峻：不单以塞班岛为基地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开始了，对小笠原群岛的进攻也迫近了。我决定先让出征的内山正雄（我的侄女婿）的妻子和孩子三人回内地，刚好一位店员也要回国，于是就让他们跟着一起走，一行人遂于六月十九日乘船出发了。尽管是非常危险的时期，但好在平安抵达了。我是抱着做最后一次日本之行的打算，经由“满洲”出发的。六月二十一日乘船（？），二十二日在青岛登陆时，目睹了当地人在听到最初警报时的慌张狼狈。我马上回到了船上，船于下午四时启航。在船上，接受了一番紧急情况下该如何应对的训示和教育之后，于翌日（二十三日）晨抵大连，好歹算松了一口气。问了一下去日本的船，但情况不明。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看来七月二日启航比较确实，遂乘二十四日的夜行列车到了奉天，并与奉天的同行们见面，聊了聊时局，但话不投机。接着，去往长春。在当地亦与熟人、友人、同行会面，可完全对不上路数。三十日，又回到大连。说船要到二号才开，于是在此间与友人、知己和同行聊天。二号启程，刚好与准备回东京的小原君同船。船行进得极慢，七月八日早晨，才抵达神户。在和田岬入港时，总会听到源自两个造船所的“咣，咣，咣”和“咣啷啷，咣啷啷”的声音，相当吵，可今天却什么声儿都听不见。正在我纳闷的当儿，船已到了栈桥。但见眼前两三千吨级规格的船足有十艘左右，涂装成赭色，泊在那儿，却不见一个干活的工人，造船所已经处于歇业状态。我似乎听到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原来三个煤气罐都瘪了——我感到旅程终于到头了，于是立马上陆，奔赴冈山。在四五天的勾留中，有那么一两次关于北九州遭轰炸的报道。电报在催我进东京，于是再次从笠冈出发。因无降雨，沿途的农地都裂着口子。车上也听到有人在议论说，这样的话，是没法子插秧的。因未带便当，途中饥饿袭来，颇难挨。车到姬路站，才买了点鱿鱼干，聊以充饥。从京都下车，在小仓住了一宿，翌日进东京。粮食问题越发严重，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上海的书商彼此统合，拟结成一间新的图书公司。其时，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日配）也已经进入上海。就与其关系问题，尽管日配本社的大桥常务和我谈得非常圆满，达成了谅解，可下面的人和来上海现地出差的人员，却全无意将大桥常务的想法付诸贯彻。不仅如此，上海的零售商反而与日配对立起来。由于众人在新图书公司定位的问题上莫衷一是，田中营业部长遂与我同赴上海。八月十四日，我从下关出发，经由朝鲜、北京回沪，时值日本大旱灾。八月九日，天降一场大雷阵雨，这回好歹算插了秧。但不用说，时机已然迟了。我们回到上海，已经是九月二日了。大家纷纷祝贺我们平安无事。我则对大家说，要是疏散的话，不拿掉国籍是不成的。但即使疏散，疏散到“满洲”或朝鲜怕也是无济于事，非得过了黑龙江才成。上海图书公司与日配之间的对立终究没能化解。这只能说，当初内山书店被要求代行管理克里·沃什发行公司和美利坚出版公司这两间公司时，我把克里·沃什公司转让给日配是一个错误。彼时，但凡内山书店把两个店一并管理起来，日配在上海将无可依托，应该也就不至滋生如此野心了吧——此乃我的失败。若是受人之请托而转让的话，倒也还好，而我并无人请托，纯出于好意转让，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近来，从日配本社发来的物流，实在是混乱得可以。上海的销售表面上做出一副尊重我与大桥常务约定的样子，似乎是由上海的图书公司和日配本社二合一地在应对，可实际上，私底下仍然是由上海日配在零售，为此甚至不惜与上海图书公司对立。对此，我放弃交涉与协商，权且听之任之了——因为我已决计同国家生死与共。尽管我抱着一切听天由命的态度，但此时我所考虑的一个事情是：作为最后的活动，收购业已关张的改造社和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我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的版型，然后用这些版型致力于现地出版。改造社的版型先到了。接着，学艺社的版型也到了。于是，我先后出版了《上海漫语》《活中国的姿态》《上海夜话》和《上海风语》的现地版。有趣的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部负责出版的一位巡查过来，对《上海漫语》横加指责，还说要禁止发行什么的。渐渐地，我明白这些当差的人之所以横挑鼻子竖挑眼，无非是想挣几个小钱而已。但我就是不买账，那人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结果删掉两三处之后，好歹算是得到了出版许可。可唯其如此，这本书竟转眼间售罄了。其后，倒是平安无事，我得以出版了一批现地版的书，边出边售，与此同时，还在不断写我的漫谈。虽然这些文字恐难以寄到日本去，但时而也会登上日本的报纸杂志。在上海，我的漫语文章则不断地在所谓《大陆新报》[387]上发表。报社方面有时会受到大使馆事务所（旧“兴亚院”）的警告，说“内山其人政治倾向不好”，但他们还是照旧发我的文章。也有来自友人的规劝，说情况危险，提请我注意。也曾从军官那儿听到过好意的提醒，被告知“酒味不对呀”。而我个人则无暇顾及这些，只要有人邀请，无论是哪儿，我都会前往，谈我的所见所闻，不仅未受到苛责，反而收获了不少赞誉。如在苏州，部队军官听过我的一番话后，禁不住感叹道：“唉，真是的，要是早听到这样的话该多好！”对他们来说，我的漫语不啻为一剂清凉剂，因为我对战争的洞见打一开始就从来没变过——一种一根筋式的悲观论，我甚至被别人说成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来自日本的访客络绎不绝。是年十二月中旬，一位青年来沪，携了老友村田正亮君的一封信。起初说住一晚，但连住了几晚仍无去意。而且，那青年的行为举止有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于是，某一天的晚上，我便跟他聊了会儿。可这一聊，青年竟一去不回了。后来才了解到，关于该青年颇有些传闻，如说贩卖手枪，做武器的买卖，后被抓了云云。而真正为青年操心的，是内人。在教会一年一度的慈善义卖会和圣诞节的时候，她人还好好的，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久未发作的旧恙复发。我即刻请须藤医师来出诊，起初病情稍见稳定，但很快就卧床不起了。而且，令凡俗肉身如我者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是，仅十天后，她竟撒手西归了。连内人自己也相信，两三天就会痊愈。眼见她倚着暖桌，一边读着《圣经》一边说：“刚说要迎接正月呢，这可倒好。真对不住，不偏不倚地，偏偏这个时候发作……”如此，送走了昭和十九年。


    《上海汗语》于沪上出版。


    日人喜冷水，中国人爱饮热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日人就不喝热茶，也不是说中国人绝对不喝生水。大抵说来，形成如此习惯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日本以青山秀水自况，清澄的河川也确实多（其实，中国的夏季与冬季不同，也不乏即使在日本也少见的清泉，譬如山东省济南府的趵突泉、黑虎泉等。日本人常有种倾向，惯于把中国的河水一概归之于泥水）。与之相反，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带，则多泥水。然后，也不知是谁想出的办法，开始用今天已经普及化了的明矾来澄清水源，以作饮用水——我曾读过上海《水道小史》，书中如是说。


    上海刚有租界，西洋人（多半是英国人）开始居住的时候，看到黄浦江的泥水，觉得这水没法喝，于是想到用井水。但照中国人的说法，井水有毒，最上等的水反而是黄埔江水。可这泥水如何才能饮用呢？中国人说：“没关系，只要这样滤清一下就能喝了。但里面说不定还有寄生虫，所以，不要喝生水，包括洗脸水、漱口水在内，当然饮用水也全部要使用沸腾过的水。”洋人问，那么水在什么地方。那中国人说：“水我来做。请买一只大壶、明矾和竹子吧。”“好吧。”于是洋人遵嘱买了那几样。如此，从当天起，沸腾过的可饮用的水就做好了，连洗澡水都是清澄的净水。


    洋人越来越多。那个中国人索性做起了用滤清泥水法制造饮用水的买卖，并向洋人家里配送，生意大获成功。他把数十只盛满江水的大壶并排放在一起，然后用明矾滤清，再让苦力向四面八方配送。受此启发，洋人开始一窝蜂地厕身净水加工业，规模相当了得。方式上是与那位中国人合作，采取同样的制作方法——此乃后来的上海自来水公司的雏形。今天，已经没人去拜访那位中国人，给他发个什么奖了。与他的贡献相比，日文或汉字打字机等发明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净水制作堪称伟大的发明。


    以从满洲崛起的努尔哈赤</a>为太祖的清朝，在北京建都的同时，作为征服的标志，强制百姓留发辫。自清以降二百九十年来，至革命起，男子垂辫竟成了中国人的一大特色，此乃任人皆知之事。革命起，剪发令接踵而至，无论是都会还是乡下，到处上演拍手与号啕的悲喜剧，辫子遂绝迹。事实上，日本妇人结发时用的假发和发网，正是发辫的遗留，这恐怕也是知者自知的事吧。说起来，中国的确是“地大物博”呀。剪发令颁布三十年，看起来业已绝迹了的辫子的变种，今天居然作为出口产品被写在贸易品的黄页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辫子到底是中国男人的物事。就女性而言，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不下于此的话，我想任何人都能立马猜到个八九不离十——缠足。与男人的发辫共同构成中国人特色的决定性物事，非缠足莫属，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锦缎的质地上绣着美丽的刺绣、前端尖锐的小鞋，与其说“穿”在脚上，不如说“裹”在脚上更为恰当。小脚女双手攥在一起，小心翼翼地保持着重心，摇摇晃晃地走路。至于那些脚更小的人，须靠他人搀扶才能勉强挪步，那种奇怪的步态，在我眼中，恍然如昨。面对缠足的风习，甚至勇猛如努尔哈赤者也无能为力。若追根溯源的话，虽说缺乏确切的依据，但大体上可参考五十年前，一位外国妇女所提倡的解放缠足运动（指一八九五年，由阿绮波德·立德[388]夫人创立的“天足会”）的印刷品上的一篇文字（据《采菲精华录》卷首的复制本）：


    缠脚原委图说


    考妇女缠脚之风，古所未有，起于南唐李后主</a>，宫中行乐，有宫嫔名窅娘，纤纤善舞，后主使其以帛缠足，层层紧扎，状似弓弯，故今名绣履为弓鞋。一时游戏，相习成风。始则宫中行之，继之民间效之，群传为缠足滥觞矣。然而诲淫造孽，贻累今朝，犹未醒也，惜哉！


    近时在天津发行的《采菲精华录》[389]一书，是一部关于缠足的照片与文献的合辑。四六判[390]，三百七十页，恐怕是网罗最全面的缠足文献集了。现在只有上卷，虽说我对下卷的刊行也有所期待，但从上卷来看，着眼点几乎放在了对三寸金莲的观赏上。试录目录如下：


    弁言


    对于采菲录</a>之我见


    谈美和金莲


    莲影


    莲史


    莲藻


    莲詠


    莲饰


    莲范


    莲趣


    莲风


    莲术


    莲賸


    有图有文，皆由精选，香艳绝伦，国所共见。未意佳篇，尤为尽善，正在雕刊，请观下卷。


    弁言中如此写道，尽管我不大解其意（权且照录）：


    中国妇女缠足　洵千余年来之恶俗也　始见于唐五代　踵行与宋元　至明为最盛　太祖且令浙东丐户　男子不许读书　女子不许缠足　直同化外矣　清初著为令甲　后即弛禁　及其未造　政府列为禁政之一　与鸦片之害同　人习知之　惩罚劝诫无不至　而卒不能革　泊欧风东渐　争效夷俗　以圆虏光緻为时世新粧　昔日帝王之威　政令之严　所不能改者　未几时尽复天足　甚矣风俗之移人也云云


    从这些令人感慨无量的叙述中，可对包括目录在内的书的内容有个大致的把握。那么，到底是否如各位方家所说的那样呢？虽然我对这个迷宫一般的事实，两眼一抹黑，缺乏了解，但我想，经历过万般事体的中国人，但凡不都是杨子[391]哲学践行者的话，很难想象单纯出于享乐，缠足文化居然能延续千年而不衰。我现在觉得，是不是应该还有一种社会性的意味。我曾经在《改造》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文，谈过类似的问题。窃以为，正如中国男人留很长的指甲，其实是想彰显、夸耀自己不属于劳动阶级一样，缠足现象，即使最初系发端于唐五代，所谓窅娘[392]善舞，但其后的繁盛，也肯定有向社会夸示其不属于劳动阶级妇女的一面——要言之，是一种有闲阶级的表征吧。


    但是，其表征的方法——即肉体的捆扎，哪怕是偶然，也会令女性身心俱异，特别是对心理的影响。我国的中国研究权威橘朴[393]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如此写道：


    在夫妻关系被夫唱妇随的绝对主义所规定的国情中，只要妻子的地位一变，动辄便会凌驾于夫君之上——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的上流，或者说有识社会，有所谓“惧内”的说法，意味着最大级别的侮辱，可实际上，“不惧内”的丈夫何其少。我也不清楚其理由是什么，但我承认是中国女性共通的特点——即病态的亢奋性所给予的力量。


    橘朴先生何出此言呢？我认为最大原因恰恰在于缠足。橘朴先生接着阐明其原因：


    如此性情缘何在女性身上特别发达呢？多半并非由于先天性因素即遗传，而是后天的境遇使然。我以前曾说过，中国女性在家族内的地位是奴隶性的，特别是在婚后尤为显著。其理由为：第一是远离了父母的爱抚；第二是作为妻子，即使能得到丈夫的爱抚或敬畏，但先于作为妻子的，是首先负有作为媳妇为家族成员服务的义务；第三是在家庭中，无非是一个血统上与家族毫无关系的存在；第四是出于与生犊后的母牛被充斥劳役差不多同样的观念，妻子等于是被异姓家族以聘礼（卖身钱）的形式买进家里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婚姻）。


    窃以为，上述除了第二条，作为媳妇负有对家族成员的奉献义务一点之外，其他几条都是非常理性的头脑才会有的想法，而一般的中国女性大概是不大会关心的。因为在作为人妻、作为媳妇之前，从更早时期便接受了被称为缠足的肉体捆扎的缘故，中国女性已然流于橘朴先生话语中“病态的亢奋”，或者我所谓的神经质了。结婚以前，由于年轻所葆有的开朗及对结婚所抱有的希望，还多少有所隐讳，而一旦结婚，便开始了作为媳妇不得不为家族全体成员服务的辛劳，以及日日夜夜随时会有的对各种家庭琐事的照应，于是，病态会突然加剧。无论如何，橘朴先生承认“病态的亢奋”是中国女性共有的特点，对此，我是深怀敬意的。但同时，也为他没有把缠足作为这种病态形成的原因而感到遗憾。在生活社版《中国的村落生活》中，我曾写道：“中国少女的缠足习惯，即使是那些对于中国只有肤浅知识的人，也比较了解，几无论述之必要。”接着，我用寥寥十二三行文字，写了一下缠足对中国人来说如何习以为常，为何连伟大的帝王都不能抑制其发展，而针对这种无谓而残酷的习惯的改革运动，缘何竟发端于在华的外国人，等等，做了一番蜻蜓点水的梳理。至于其他的书，如葛学溥[394]的《华南的乡村生活》中自然没有涉及，西德尼·D. 甘博[395]《北京的中国家族生活》中也没有写。我原本以为，最近翻译出版的H. D. 兰姆逊[396]的《中国社会病理学》中，一定会有详尽的说明，然而却还是没有。我曾在自己所了解的圈子里，问过许多中国的友人、知己，至今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一说是无用而残酷的习惯，一说是与人的性欲冲动相结合，净是“美”呀、“珠玉”呀什么的。但是，作为社会构成的一半要素——中国女性，肉体被捆扎逾千年的悚然事实，若说对中国社会没有任何影响的话，到底是难以想象的。往小了说，若是说对其家族生活毫无影响的话，也是难以想象的。再往窄了说，对其个人生活当产生何种影响呢？凡此种种，皆为务须探究的人类生活史上的重大实际课题。


    关于西洋妇女的紧身胸衣，听说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而关于中国妇女缠足的研究却不多，特别是在日文中，堪称稀罕。中华民国成立，缠足禁令出台，仅三十年间，都会地区已完全不见了缠足的年轻女性，只有在老年妇女中间，隐约还能见到那种可怜的姿态。如此现象，理应成为有志于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研究的专门家们研究的对象。至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活的研究来说，如果不触及这个问题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片面的研究。诚望有识者的奋起。


    从“兴亚院”来了一纸通知，说是要在上海的滞留日人中间成立什么思想团体，上面写了何日、何时及发起人，“恭请出席”云云。我作为一介市井小生意人，对成立思想团体这类复杂的问题，全然不得要领，自揣也不是那块料。有一次，“兴亚院”文化部说要成立什么“中日文化协会”，并把我也算进了民间发起人中，结果我只好中途告退。这与我虽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邀请，却未曾出席一样，无非是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罢了。此番亦如此，便郑重请辞。不承想，组织者却说“第二次会议请您务必出席”。我想，无论怎么样，不妨先出席再说，于是就去了。主持人说：“第一次会议您没能出席。此次关于成立兴亚同盟会事宜，想听一听您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上海已经有了总力报国会，且与兴亚同盟会本着同样的纲领在运转，再在其上成立兴亚同盟会的话，完全是叠床架屋，窃以为无甚必要。”可主持人却说：“不，成立之事已经定了，还望您能从这方面来谈一谈。”“既然如此，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先告辞了。”说着，便打道回府了。接着，我又把邀请函退给了“兴亚院”。这下子惊动了友人M博士，他过来说：“你可犯大事了，在‘兴亚院’中出了名！”我问其究竟，他说：“你不是拒绝了‘兴亚院’的邀请函吗？殊不知，多少人为了得到那一纸邀请函，每天都去衙门里磕头呢，胆敢拒而不受者只有你。”我说：“倒是也谈不上拒而不受。只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问题有些大，所以才辞退了。”


    那之后，还有一次，“兴亚院”的M事务官来电话，说：“Y君这就去你那儿，关于彩票的事，请跟他谈一下吧。”这是因为上海自从落入日军之手，变得暗淡了不少。如何能让城市再度豁亮起来呢？我主张大力发展赛马、彩票等娱乐业。而我的主张好像被他听到了。于是，我在电话中答应了对方。其实，这位上海恒产会社的Y先生，我原先就认识。不一会儿人就到了，见了面就说道：“内山先生，刚刚在电话中拜托过您。是这样，我的公司最近取得了发行彩票的特许，但对这方面的事情一向缺乏了解，还望赐教。”我于是说：“我确实在日军占领上海那会儿，不懈地主张出售彩票（一等奖百万元）和重开赛马。可当时不仅没被采纳，反而遭到指责，现在好像是终于时来运转了。不过，我自己也并非内行，到底是怎样的计划呢？”Y先生回答说：“据说一次发售总额为二十五万元，一等奖为五万元，但好像发售很困难。”我说：“Y先生，一等奖五万元是卖不出去的。横竖要做的话，一等奖不是百万元的话，意思恐怕不大。”“不，实际上北京也是按一等奖五万元在发售，而且卖得颇好，所以上海也打算从五万元起步。”Y解释说。我只好说：“其实我对于发售方法等问题全无要领。有个中国人，是我的朋友，对这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我可以引荐给你，你们认识一下如何？”Y当即表示“务必拜托”。于是，我立马打电话问了对方的安排，说是明天午后二时可一谈。跟Y约好时间后，他就先回去了。


    翌日，Y先生带着两位部下赴约，我也应邀同往，一起拜访了四马路上王先生的办公室，王已在那里等候我们。我向他介绍：“这位是上海恒产会社的董事Y先生，这两位是公司的职员。”王先生以流利的日语寒暄：“我是王植</a>三，请多关照。”我接着说：“那么，请Y先生先谈一谈您的希望，不妨从事业计划谈起。”Y先生顺势切入问题：“我们拟发行彩票，想听一听您的高见。”王先生表示：“那很好呀，不妨大搞一下。贵方是何种计划？”Y先生说：“考虑一次发行总额为二十五万元，一等奖为五万元。”“哦，是这样啊，”王先生说道，“如果是二十五万元上下的话，大可不必发售。这是随便哪个人都能买得起的额度，但若买的话，必亏无疑，所以没人会认购。如此小规模的计划，在上海是不灵的。要想在上海搞，一等奖要是没有一两百万的话，没人会买。您看能不能调整一下计划？”一听这话，Y先生竟哑口无言。如此，见面结束，我等一行人打道回府。彩票发售的事，也从此没了信。不过，在Y先生的彩票发行计划出台之前，我倒是听了一些有趣的事，也吃惊不小：某“兴亚院”的嘱托[397]从M事务官那儿听说彩票发行的计划，便插嘴道：“这个事儿，在上海全部是青帮的头目在掌控，不经过他们的话，休想售出一张。幸好我倒是跟那个头目有点交情，可以运作一下，让他首肯。”M事务官当即请托他出面周旋。这位嘱托先是在华懋饭店辟一室办公，过了三四个月，却毫无进展。其间，M事务官屡屡请求引见青帮头目，但都被嘱托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无法推进。月复一月，支付不菲的办公费、招待费等诸项事务经费，事情却全无进展，M事务官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中止运作。可如此一来，某嘱托竟然要求起违约金来。M事务官一怒之下，割袍断义，改授特许给上海恒产会社——这就是此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如此。一纸邀请函，即使百般践踏，也不至有太大的损失。而成为“嘱托”的人中，尽管并非全部，但毕竟也有这号人存在。如此看来，我当初辞退嘱托确是理应得到认可的一桩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