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七年（1942年）

    三月二十七日　特派原田公使赴罗马教廷。


    四月二日　兴亚宗教同盟成立。


    四月十八日　敌机初次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


    五月十六日　国际谍报团事件全貌公开。


    五月二十五日　长崎丸于长崎港外沉没。


    六月二十五日　我军占领阿留申群岛的吉斯卡岛、阿图岛两岛。


    八月七日　东亚操觚者大会（东京？）。


    十一月二日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东京？）。


    十一月十三日　我军开始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是年，国际联盟于旧金山创立，有五十一国代表参加。


    内山完造五十七岁。去年，曾有过所谓实现了占领福州的目的而“撤退”和达成了占领长沙的目的而“回撤”的事情。今年很早便复现了宣布占领长沙之后，紧接着又宣布我军从长沙撤退的报道。所谓“老婆偷情，只有老公被蒙在鼓里”。后来有人说，正因为受了大东亚战争的刺激，启动了自不量力的战端，才导致了失败。


    是年，有一个“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我正琢磨中国方面有谁会去呢，果不其然，我所知道的文学家的名字一个都未出现。是周越全[355]、播予且[356]、陶元德[357]、柳雨生[358]等人，妇人则有关露[359]，团长是周作人</a>，那阵容既令人吃惊，又理所当然。我还听说柳雨生在日本很受欢迎，可这事与我无关。兴亚院文化部曾一度请我介绍出席大会的文学家，我回答说：“虽说好不容易搞这么一次大会，可我觉得中国文学家中，有名气且愿意出席者一个人都不会有。”果然被我言中。关于派遣原田公使赴罗马教廷的问题，我确有一番自己的思考，那是因为毕竟有过前述的由头。但事情到此为止，迄无下文了。后来听说，确实曾经推动过罗马教皇出面调停，但因受到军部弹劾，便销声匿迹了。想来毕竟已经是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了，为时已晚，自不待言。


    长崎至上海间的联络船长崎丸于长崎港外触雷沉没，这让旅居上海的日本人陷入一片愁云惨雾。


    在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之前，上海冒出一家银行名曰华兴商业银行。该行看上去似有成为日本傀儡银行的架势，却终于半途流产。此事因其一度发行纸币，后又中止发行而始为人所知。后来，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并开始运转。只要是自己国家的事情，横竖政府权力会起相当的作用，因而财政也好，经济也好，还都好办。特别是日本国民，对官人所说之事必信无疑，而对民间人说的则啥都不信，在这样的国度，所有事情都极其容易。可换了中国国民，则平素虽然对满口官腔、官样文章乐此不疲，然而顺从却只停留在表面，内心则充满反抗意识，这在社会经济方面，也令日本感到相当棘手。日清、日俄两役时的事情，我不大清楚，但日本军好像也发行了军票。此番虽然一度也发行过军票，可随着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方针得以调整，叫停了军票发行，转而以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来应付一切财政支出，俗称“储备券”。


    战争初期，法币与日币的价差是一元法币要高出四分钱。随着战事的进展，法币开始贬值。至彼时，日币一元刚好折合法币四块钱，且与军票捆绑（近一时期，日币一度实行单一军票制），法币两块钱可兑换储备券一元。可后来，储备券却日益通胀，钱越来越水，日本财政经</a>济的专家把素有“世界商人”之称的沪商推向了对立面，着实被那些在数十年的商战中久经历练的上海商人折磨得不轻。上海这个地界，对外从近海的日本，到印度、欧洲各国，到加拿大、美国乃至南美诸国，遍结外汇与贸易之网。在上海，应该不存在无法兑换的通货，世界任何国家的货币都不会被上海商人拒斥。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货币的最终价值统统维系于地价上，故无论哪种通货，均可放心交易。


    此先按下不表。储备券的贬值，真是令人棘手。作为纸币的保值方法，一般是按其价值，由政府来收税，由海关征收关税，然后再想方设法扩大其流通范围。如果连操纵纸币的人都不相信其价值的话，那可真是一种莫大的能量，无论如何都无法维持，价值一落再落，完全无从挽回。最后，连那六千根金条——好不容易从日本运来的仅有的硬通货也统统抛售，以期维持储备券的信用于不坠，结果却无声无息被吸了进去，好不悲哀。就这样，到了一九四七年（虽说是战败后），储备券的百元票已成了废纸，连乞丐都不收，更别说用来买车票了。五百元票的话，好歹还能应付一下。甭管怎么说，一只一匁[360]金的戒指原先值六十万元上下，谁知过了八个月以后，竟然变成了六千万元。即使日本的专家学者，也不是上海商人的对手，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也正因此，日本人银行如果亏损的话，挤兑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可中国人的话，即使是小伙计，也不会在银行亏损的时候挤兑，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在亏损时挤兑的话，银行就会倒闭。也许只是落实了这一条而已。总之，在八年战争的过程中，未发生过一家银行挤兑。这种常识落地的力量真是敌不过。仅靠头脑、嘴巴和笔的理论和文章，是没有实力的——中国人极其清楚明了地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上面突然下达一个指令，要求位于南京路上的两家公司——克里·沃什[361]发行公司和美利坚出版公司[362]统一由内山书店代为管理，这可真令人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只好决定把克里·沃什公司转让给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而我的店只负责管理美利坚出版公司。我内心很抵触，便让长谷川和中村二人为主负责经营。上面又说日本人书店要统合，并成立了一家名为“上海图书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但我决计只守在内山书店，从事出版和文具类的经营。其实，正如我在《上海生活三十五年》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日本人方面，三省堂和弘文堂在中国五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店和世界书局）之间暗中活动。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也加入进来，准备成立中国出版配给株式会社，试图一手打造、出版中国的百科全书（我因持绝对反对的立场，故未参与）。为此，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那边还派了一人专程来沪，此人后成为董事。不过，中国出版配给株式会社之事却无疾而终，而我还是考虑守着内山书店，一心只做出版。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连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人似乎也开始觉出，中国的问题不能用以前的方法来应对了。于是，各方面的邀请纷至沓来，我不仅忙于店中事务，还要频繁地去地方出差。是年，店里的员工一行六十人左右集体去了趟南京，而我则应邀赴无锡，住了一宿。


    无锡这个地方，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部，江苏省的东南，离太湖很近，史称锡山。据说因后来锡被挖光，没有了，故称无锡。无锡县共有住户十八万又四百六十三户，人口八十九万四千六百五十七人（事变前的调查）。主要作物有蚕茧、米、小麦、大麦、棉花、大豆等，好像年产接近千万元的规模。过去，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以大米及杂谷的大市场而闻名天下。近来，又有了生丝、纺织、制粉业等近代工业的兴盛，可以说是大上海地区的工业地带。我大致数了一下，烟囱的数量竟超过七十根。由于这次事变，此地成了我军占领区内的城市，目下，华中蚕丝会社有七八家生丝工厂在运转。而上海的大康纺织会社则除了有两三家纺织工厂在维持委托经营外，只有数家制粉工厂在运转，已难窥见战前的繁盛。而且，战前连一个日本人都没有，现在却有一千数百名日本人居留此间。而为了保护日本侨民，据说还有军队屯驻当地。我应邀参加了青年团的座谈会。当晚，座谈会的出席者有三十名，我就中国及中国人的问题，漫谈了两个钟头之后，与听众互动。与上海相比，小地方的人却更加认真，令我在感受到他们的热心的同时，也着实很紧张。座谈会上，A氏讲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的公司里，有位从‘满洲’来的任先生。前几天，有位妇人来电话找任先生。我直觉‘任先生果然是出手不凡啊，这不，肯定结交了一位可人儿’，便假装不知道，招呼了一声任先生。任先生相当客气，说这说那的，就在将要挂断的时候，他说：‘一两天前，我的钱夹在什么地方遗失了。现金只有十元上下，倒不碍事，但我的身份证在里面，实在是有些担心。方才的电话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打来的，说是拾到了钱夹，一看里面，知道是我的，所以特知会一声，让我过去取。我当然也可以自个儿过去讨来，但如果可能的话，能否跟我同行一趟？’我半是好奇，便跟着去了。打来电话的人家是城里开书包店的。我们过去，并通报说是接到电话来取东西的。一位年轻的妇人出来——大概是这家的媳妇或女儿——拿出拾到的钱夹交还给失主。任先生接过来一看，不仅身份证完好无损，连钞票也原封不动夹在里面，不禁大喜，遂抽出一枚五元的钞票递给妇人，一边说：‘一点薄酬，聊表心意，敬请笑纳。’可妇人无论如何不肯接受。任先生执意要给妇人，但她硬是拒收。看到这种情形，我对中国人的这种形式主义、虚头巴脑的礼数实在有些厌烦，因为我觉得最后反正是要收下的。可谁知，那妇人最后的一句话像剑道中决定性的一击似的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我的面罩上：‘我要是收了这钱的话，就不会特意给您打电话了。’我也确实被打动了——难道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吗？此前，我一向被告知中国人中有很多不诚实的、盗癖成性的，可眼前这一幕委实令我吃惊不小。”


    我像是拾到了宝贝似的，对A氏说道：“如果拾到者是诸如苦力、阿妈或车夫那样的人的话，丢失的钱夹也许不会回来。可所幸的是，拾到者过着差强人意的生活，故钱夹可失而复得。在那些生活还过得去的中国人中间，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稀奇。”


    我进而想到，内中所夹的身份证也许是钱夹能失而复得的另一个原因。这使我再次想起中国那句老话——“有恒产者有恒心”，这话即使在今天，仍然在日常民间社会中起着作用。


    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日本人也有种癖好，即发现中国人中间有不老实的人，便把全中国人统统归为不老实者；发现一个中国人偷窃，马上便觉得中国人的盗心是一种国民性；见了二十四孝</a>，便以为中国人都是孝顺长辈者；因儒家有《礼记</a>》，赞美礼仪，我们便以为中国人无不是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而如果不考虑相反情形的话，这种看法便没有言中。应该说，那种人也是有的，但那是属于“无恒产者”的情况。而在中国那些“有恒产”的人中间，相反的状况是一种常态，如此看来，大致不爽。两方面都要看。而只看一面的话，便无法理解现象，便会失之偏颇。


    从东京回来的途中，我决定绕道，以朝鲜——北京——济南——南京作为路线，走一个大迂回。从下关乘坐关釜联络船“景福丸”，又经过六个小时的航行，安全抵达釜山时是四时许。距开往京城的急行列车发车还有些时间，我便独自上街溜达。街景一点都没变。直到现在，留在我脑海中的釜山印象还是那一排排小屋，一直建到丘陵之上，跟日本的贫民区几乎没两样，一看就是一幅贫困国家的样子，从外面也看不到所谓有朝鲜特色的东西。早晨，急行列车抵达京城时，老朋友Y氏夫人及其他数人前来迎接我。我住进新建的Y氏的宅邸，那宅邸位于京城高级住宅区，在一处高地上。我乘电车到博文寺附近，又步行了一会，发自内心地祝福Y氏的成功。刚好赶上Y氏犯牙痛，正苦不堪言，我的叨扰又给夫人平添了一重麻烦，从心底里感激不尽。而且逗留数日，得以饱览京城风物，心足意满，实在是应该一谢再谢。拜访京城大学</a>辛岛教授时，先生不顾夫人偶染贵恙，不仅为我安排在大学的漫谈和李华</a>女校的讲演，还带我参观王宫和民族博物馆，介绍文学方面的数位人士，又带我观看舞台剧和轻歌剧混搭的剧目及新兴剧，而且还得以与从中国归国途中顺访京城的谷川彻三[363]、武者小路实笃[364]两位先生会面，并有幸出席座谈会，其深情厚谊实在令人不胜感激。京城此地山姿虽异，但也许是王城之地的缘故，多少有点像京都。通过这次旅行，也感到日本的旧文化与其说是直接源自中国，不如说很多是经朝鲜舶来的。首先，看到日文完全像是以汉字和朝鲜文字的混合文字书写而成，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原本打算看一下朝鲜历史的概观，却终未能如愿。征服者的政策从古至今，亘古未变——如此直感，再度深化。得到一本《庆州童话》的小册子，我读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那则像是天孙降临的起源似的童话，令人感到人的智慧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李华女校位于郊外美丽的丘陵地带，拥有四周松林环抱的草坪庭园，实在是一处静谧闲适、风景如画的校舍，讲堂是很现代的样式，优雅别致，到底是一所教会学校。京城大学的图书馆藏有很多李氏王室的藏书。那种朝鲜纸，我一看便直觉是以楮树或者三桠[365]制成的日本纯雁皮纸的本家，理应加强消防设施，切实加以保存。我还感慨于朝鲜特有的火炕设计之巧妙，而且头一次知道用来铺垫火炕的东西居然是贴纸，亏人家想得出来。


    从京城乘上列车赴北京，餐车上的饭食相当了得。从奉天到北京，车窗外的风景，以前在“满洲”旅行时曾经路过并看过一遍，不觉中便到了北京前门外车站。因为事先打过电报，蒙清水安三[366]先生亲自前来接站。是夜，宿于天桥一带清水氏经营的医院[367]。翌日一大早，参观了天坛。虽说此地是皇帝为举办众多大事而营造的场所，过去在东洋社会早有定评，但到底是日本和朝鲜比不来的。其规模宏大、纯白大理石的建筑之美，令人觉得所谓“不看日光也罢”[368]的和谚只能说是井底之蛙。其建筑之豪华、巧夺天工与取意深奥，见之于诸多考古史</a>料和游记类文字中，绝非夸张。圜丘坛是向着皇天上帝的祭祀之所，在中央，以圆形的石材[369]相围，环成九重环的圆圈。最里面的一环由九块石材砌成，最外一环由八十一块砌成，按照九、十八、二十七、三十六、四十五、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块）的顺序，向外一圈圈地扩大。无论是谁，只要站在圆石的中心点喊上一声，回声便会响彻四方；而但凡向某个方向偏了一点点，便一点回声都没有。从这个天坛往北，是一条叫作神路的用白色大理石铺就的宽道，直通祈年殿。总之，就算仅看此一处，也足以令吾辈惊叹不已。若进而论及北京宫殿的巍峨壮丽，那更是无话可说。若只说规模之大和建筑之精巧，也显得很老土。在北京城，能见到在人工上极尽奢华的建筑。与之相比，江户城不过是一座假山的感觉。在清水氏的安排下，我到了位于朝阳门外的崇贞女校，对全体女生做了一场漫谈。晚上，又在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做了一场，然后在清水家宿了一宿。后又在北京大学文学院[370]为日本学生做了一场漫谈，再为文学院的学生们讲了一次“忆鲁迅</a>先生”，由尤炳圻先生做翻译。我在这个有名的“森林之都”北京，过了三天充实的生活，接着便南下，翌日抵达济南。承蒙堂西商工会所秘书长亲自出迎，我在该会所住了一宿。期间也做了一场漫谈，并得以游览诸名胜。济南作为“水都”，是中国第一：不仅趵突泉和黑虎泉确为天下第一品，大明湖水之清冽是在日本见不到的。鸭川[371]的水跟济南的水没法比，那简直是下水之水。所谓“天下第一泉”非济南的莫属，五十万人的饮用水都来自这天然之水，真不得了。趵突泉在泉池中“咕嘟、咕嘟”地向上喷涌着直径三尺左右的大水柱，好不壮观！黑虎泉则是三只虎头排开，泉水从每只虎头的嘴里涌出，其规模仅次于趵突泉。车过黄河时，对于见惯长江的人来说，并无丝毫惊奇可言，反而多少有些失落：原来黄河也不过如此。淮河也并不令人吃惊。到了浦口，直面长江时，才深感长江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在南京，乘晚间十时的夜行列车，翌日一大早就到了上海。此行往返，从上海乘联络船到长崎，从长崎一条线直到东京，从东京到下关，再乘关釜联络船到朝鲜，经奉天至北京、济南，再经过南京回到上海，整个一趟海陆周游之旅。总里程大致有六千里。


    实在是一次有意思的旅行。


    上海的米骚动


    上海既然已经被日本军占领，想必期待今后能很好地经营店铺者不在少数。可不知是怎么搞的，预期中的理想状况却并未到来。诸如作为主食的大米，是上海三百六十万人的命根子，可就连这事儿，应对起来也颇不易。往年，上海年年都会进口很多兰贡[372]米，可现在却颗粒都未进口。仅这一点就会给米价带来莫大影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说米的问题成了一件大事。上海的后方全部都用铁丝网封锁了，只留有三四个口子，海陆通道都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而且，无论从什么地方，进口上海的大米都受到限制，没有许可的话，则禁止输入。但据说，作为自家食用的口粮，如果是用脚踏车少量运进的话，是被允许的。于是，通往上海租界的特定通行口处，每天都摆着脚踏车的长蛇阵。监督者也无计可施。不久又禁止脚踏车的运进，改为只许肩扛。结果，人们纷纷用扁担担，前后各担一只盛满大米的美利坚面粉专用麻袋，扁担的队伍比自行车还长。旋即，扁担担运也被禁止，改为只能肩扛，每个人只限携带三升大米。于是，背着三升米袋的老爷子、老婆婆、老爹、老妈、寡妇、小伙儿、姑娘，甚至瘸子、瞎了一只眼的，摩肩接踵沿街向上海行进，队伍宛如蝼蚁。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指定通行口的旁边，在用芦苇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居然有几间米店在营业。租界内，则到处是米市，公然买卖大米。还有米贩子在行商兜售，边走边冲着街上一间间的房子里喊：“米要否？大米，大米要勿要？”反正是在日本军的命令下做事，巡查也只是形式上做一做样子，在长官、上司、督查看着的地方，装出一副严加取缔的样子；而上头的人一走，便马上“马马虎虎”起来，脸朝相反的方向，对一切佯装不知。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若是被日本宪兵看到的话，则会招来一通训斥。于是，巡查就像换了一张脸似的，厉色道：“不行不行，一点也不行！”看见这一幕，只觉得像在耍猴。可唯其如此，才不忍斥责，只有苦笑。我刚好路过那一带，看到这种场面，不禁哈哈笑出声来。巡查见了，挥了挥手中的棒子，带着认真的表情问：“是罢？”[373]这“是罢”二字，实在是颇富深意的。在此虽然是“是这样罢”的意思，可这时他的笑颜中，分明包含了“难言也”“何为其然也”，以及“他们是穷人，他们的行为都是因为吃不上饭。这个问题很严重呀！还是先解决他们肚子的问题再说吧”“执法宜缓行，君以为然否”等意思。区区一介中国巡查的话语，诚可谓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尚能以“猴戏”权且应付局面，那么日军一来，便马上对携米进入租界者“绝对禁止”了。租界的通行口处，有数名中国巡查、两三名海关关吏和数名宪兵，以及两三名日本督查，煞有介事，如临大敌。但是，所谓“连蚂蚁都休想爬进去”云云，是被遵守游戏规则、对命令绝对服从之举世无双的服从美德所教育的日本人的想法，对中国人来说，不吃饭是万万不成的、为吃饭务须拼上全副性命的意识深入骨髓（日本人通过这次战争，也懂得了“空腹者无德无畏”的道理，并开始实行之），断无被这种阵势吓退的道理。无论情势如何险峻，棚子里的米店照样大米堆成小山，对外营业。人群各自抱紧米袋，熙熙攘攘，宛如蚂蚁大军。人、人力车和机动车还算勉强能通过。可是，当通行突然中断，蚂蚁大军就像雪崩似的，伴随着惊恐的喊叫声，涌向通行口，颇似古时候的“破关隘”。这时，巡查、关吏、宪兵、督查便拼死抵抗，但旋即被卷入人潮，去向不辨了。如此，这边厢在演出“破关隘”，那边厢则忙着在铁丝网内外交接米袋子，如火如荼。多亏有这一幕，二百万名租界生活者才免于饥馑而活了下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伴随着贿赂和私下交易的“破关隘”活剧，正在海陆四处公然上演。任何人都清楚，把那些在无意识中体验了所谓“一日不食挨饿，二日不食为盗，三日不食杀人”的人，当作国民来施政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施政需有法，而法之被信守与否，关系到政治有无生命，这一点我们已如实得见。“法律到底是国民的伙伴，还是敌人？”我独自陷入了思考。所谓上海“米骚动”事件，如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