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五年（1940年）

    一月二日　两列武藏野线电车于埼玉县松井村正面相撞，致七十余名死伤。


    一月十五日　静冈市火灾，致五千数百户家屋焚毁。


    一月二十日　英国巡洋舰于千叶县野岛崎冲绑架我浅间丸上的二十一名德国乘客（浅间丸事件）。[346]


    一月二十九日　大阪西成线的油罐车倾覆起火，致八十八人死亡、五十人重伤。


    二月二日　平川清风[347]（《中国共和史》著者）殁。


    三月五日　东北米坂线荒川桥梁上，列车倾覆后起火，致死伤者数十名。


    三月十八日　秉承根津嘉一郎[348]的遗志，（其家属）向根津育英会捐款五千万元，声明将建设大美术馆。


    三月二十八日　福岛县棚仓町火灾，焚毁家屋三百余户。同日，茨城县中乡村发生山火，焚毁山林约二千町步。


    四月八日　陆军军用机于静冈县浜名郡小野口村上空落弹，致十一人死伤。


    四月二十五日　希特勒特使乔治大公（Heinrich Georg Stahmer）访日。


    五月七日　面向安部矶雄[349]等人组织的勤劳国民党筹备会，政府出台了禁止结社令。


    五月十一日　北见国枝幸町发生山火，致五百户家屋焚毁、人员死伤五百余名。


    六月一日　东京等六大都市实施砂糖、火柴凭票供应制。


    六月十四日　德军入城巴黎。


    六月十七日　法国首相宣布对德投降。


    六月二十日　东京遭雷击，大藏、厚生两省及企画院焚毁。


    七月五日　省电列车于常磐线北千住站相撞，致死伤者七十余名。


    七月六日　《奢侈品等制造贩卖限制规则》公布，并从翌日起实施。


    七月十一日　东亚教育者大会于神田共立讲堂举行两千六百年[350]纪念大会。东京市电车于小石川区春日町发生倾覆事故，致死伤者三十余名。


    八月一日　作为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以松冈外相谈话的形式，声称“唯‘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乃帝国外交的基调”云云。


    八月二日　英国官府逮捕三井、三菱两伦敦支店长等。


    八月七日　东京等七大都市断然决定实行木炭配给制，从十一日起实施。


    八月二十八日　鉴于时局，日本救世军改组，改成救世团。


    八月三十日　文部省制定的《学生生活刷新要纲》传达至各地方长官及大学</a>专门学校校长。


    九月十日　旨在谋求基于新体制下的大同团结，全国佛教各宗派于东京筑地本愿寺召开合同理事总会。


    九月十五日　位于东京丸之内的帝国剧场以新国剧的九月公演为尾声，退出演剧界。


    九月二十七日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于柏林签署，圣诏颁布。


    九月二十九日　日本国民诗协会于神田教育会馆成立。


    十月十八日　青森市大火，焚毁家屋二百余户。


    十月二十六日　伊号第六十七</a>潜水艇在东京以南海面于八月二十九日失踪，因搜索无果，宣布全员殉难。


    十一月二日　颁布国民服令。


    十一月三日　大日本青年党的思想团体“大日本赤诚会”于明治神宫举行成立仪式。


    十一月二十五日　宫崎市“八纮之基柱”竣工，于宫崎神宫举行奉献典礼。


    十二月十九日　日本出版文化协会成立。


    十二月二十九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形式发表旨在强化对英援助的广播演说。


    内山完造五十五岁。是年一月，应新潟县三条市友人稻村隆一的邀请赴东京，途中，特从京都经北陆，访问了雪中的三条。此乃为了践行去年稻村君来沪时的约定，为三条的金品制造业者做一次中国漫谈。三条制造西洋食器用品，迫切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基于如此需要，稻村君安排我的漫谈并负担费用。我的漫谈依旧既像是稀粥里的饭团那样比较稀罕，又像是河滩上一个个小石子似的新鲜有趣，竟大受欢迎，反而使我诚惶诚恐。这种缘分维持至今，我得以屡次去新潟，而最初的牵线者正是稻村君。犹记得接到上海的电报，在东京仅逗留十天左右便不得不匆匆西行，乃至被东京的友人责怪的事。事实上，在东京的一些曾旅居上海，或者与上海有某种缘分的基督徒中间，有一个上海会，我等兄弟姊妹到东京时，常在YMCA聚会，顺便做一场关于上海的讲座什么的。而此次，竟连这都无法完成便回沪了。至今犹记得，西行的列车驰过被大火烧过、还散发着热气的静冈，我望着车窗外凄惨的焚后的原野，不禁在心里祈祷：“主啊，请保佑这里的人们，让此地丰饶吧。”我在长崎的家中住了一晚，翌日便回上海了。


    三月，由改造社再度出版一册漫话集。书名一任改造社捉刀，取为《上海夜话》。实际上，此前出版的那本《上海漫语》甚得好评，数度再版，我很高兴，对写作也有了信心。我一直不断为上海的报纸撰稿，每月也为改造社的《大陆》杂志写，当然也不忘为《改造》杂志写文章。《中央公论》的小森田主笔找到我，说杂志上的“北京来鸿”专栏决定让村上知行君写，希望“上海来鸿”由我来写，而“东京来鸿”则由小森田君自己操刀，于是我便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写了整整一年。有时候，来宾在漫谈席上夸赞一句“‘上海漫语’很有意思啊”之类的，我便心情大好，越说越多，直成了我的日课。有时候，从日本来的客人，或者从欧洲归来的客人说：“从《上海漫语》中学到很多东西。日本人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可出乎意料的是，西洋人也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哪怕这话其实只是一种恭维，我也会跟上了劲儿似的，谈起来没个完。


    一天，从一个奇妙的地方来了个电话，是从百乐门饭店打来的。一个中国人的声音传来：“您是内山完造先生吧？”


    我答道：“我是内山完造。”在一句“等一等”之后，又有一个声音说：“我是香港来的，姓杨。”一听声音我就明白了，原来是把妻子留在上海，只身赴香港，且一去不回的立教大学毕业的杨建平先生。“啊呀，久违久违！杨先生几时回上海的？”我问道。他说：“刚刚到。您现在忙不忙？”“现在不忙。”我答道，刚好这天店里比较闲散。


    他说：“不忙就好。那请您来这里一趟，好不好？”我估计他肯定邀请共进晚餐，便说：“好好，我就来，请等一等。”然后就挂了电话。我稍事整理，四点钟左右，便乘一路电车赶过去。在静安寺下车，径直去了附近的百乐门饭店。果不其然，对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晚餐。而且不是中餐，是大菜。遗憾的是，人家如此亲切，我却没能吃多少。不过，对我来说，那菜分量之大，也确是我难以消受的。


    谈话的主题围绕数年来多灾多难的状况。“现在是无论如何一心想恢复和平，日本方面是怎样的情形？”杨先生问道。“我也觉得必须早日回复常态，但此事有个机遇的问题。双方理应在机遇到来的时候……”我的话还没完，对方便接过话头：“我觉得机遇已经到来了。在我方来说，已经充分到来了。我们所担心的是日方如何。”“我觉得就日本而言，也已经到来。就是说，双方都正当其时，然而却仍无法妥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问君对这点是如何考虑的呢？”我试图征求他的意见。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双方都没有靠得住的这个。”“不是没有。有的。路是有一条，可双方都不自觉，因为都在为战争而发高烧嘛。”我这样一说，他把身体向我这边凑了凑，问道：“真的有吗？”


    “有是有的。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我这样说着，意在敦促对方的思考。他却说：“可是，日本方面表态，不承认第三方介入，难道不是最大的难关吗？恐怕还是要看有无能超越这种难关的、有大面子的人脉吧。”于是，我直接端出我的想法：“照我的想象，说日本不谋求第三方介入的说法本身，是件很难办的事。如此主张，无异在拒斥那些在政治、经济上有关系的人。因此，我倒觉得，先让那些没太大关系的人进来，未必不是一个台阶。说到有大面子者，倒是有一个：罗马教皇的话，应该不成问题。你觉得呢？”话音未落，他立即接过话头：“原来如此！如果罗马教皇真能调停的话，中国问题不大，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渠道。可日本，却是一个完全不认可宗教世界普遍性力量的国家……”我说：“不能这么说。今天的日本，已然对罗马教皇的定位及其普世性的存在等有所了解。我觉得倘若能以之为第三方的话，日本是会买账的。”“假如日本能迈出这一步的话，中国自然无话可说。关键还是要看日本……”他似乎仍在担心日本。可我总觉得日本终究会动起来。“首先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径吧。有必要让第三国的天主教信徒出面恳请教皇出马。如果有美国那边的信徒呼吁，能请教皇站出来的话就好了。”此话到此打住。我们俩一致认为，无论如何应当在两国交战时谋求问题的解决，否则如事态进一步扩大的话，局面便无法收拾了。


    晚九点多，回到家，一边琢磨方才杨先生说话时的样子，内心的自信好像一下子变强了似的，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也许能成。一日，华中电气通信社长福田耕氏突然来访，说“有个人务必想让你见一见，明天午餐时请到俱乐部来。”我问道：“到底是谁呢？”对方说：“见了就明白了。明天的午餐已经安排好了，请务必过来。在日本人俱乐部。”于是就这样敲定了。翌日，我一去才知道，要见的人物原来是报纸上风传做过汪精卫</a>政府顾问的石渡先生。另外一位是各路联合会长林雄吉先生，一行共四人。午餐是鸡素烧。林先生一个劲儿地谈日本政府对滞留上海的日本人的不满和希望，谈得很多也很深入，石渡先生则只是不住地点头。这中间，大家用了膳。结束时，福田先生试探我对中日问题何以破局的看法，石渡先生也趁机问我：“可有什么好主意？”我毫不客气地说：“有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罗马教皇站出来。”然后把那番话仅作为个人的想法一说，石渡先生说：“这确实不失为一个法子。”我自己则受到鼓舞，进而想到应该把这个想法传递到国内，刚好就有了个回东京的差使，于是便经长崎回到了东京。我拜访了当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朝日新闻》社的太田卯之助[351]先生，并谈了自己的想法，遂得到其赞许：“这倒是一个绝好的妙案。”继而又在三两个场合谈过之后，回到了上海。但最终还是未能实现——此乃至今使我痛感遗憾者之一。


    此事暂且搁下不表，却说随着滞留上海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日本领事馆的实力也日益强化。过去在共同租界工部局管理之下，各种游戏规则完全是英国式的，相当实际且很自由。伴随着东洋势力的介入，日本人虽然自由渐失，彼时却似乎尚无意占领共同租界。可是，出于公共租界的权力若不掌握在日本的手里，就不方便、不好办的考虑，日本人遂计划让九名市参事会成员中的五人由日本人占据。而当时的九个人中，五个是英国人，两个是日本人，还有两名美国人。每年以连记法投票[352]的形式改选。该计划在当年便告失败，投票结果仍然是英国五人，日美各二人。但在投票场所，却发生了林雄吉老人用手枪射击，致英国人议长负伤的大骚乱。究竟是谁、出于何种想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甚清楚，但年逾古稀的林雄吉老人竟然在投票场所以手枪制造骚乱，虽说是在战时，但到底是件难堪的事儿。我感到日本人的教养水准还差得远。战后不久，这位林老人便失踪了，留下一纸像是遗书似的东西，大概是投河自尽了。生前的友人们给他办了个葬礼。可后来又传说人还活着，到底如何我其实也不大清楚。但总之作为一个人，是被世间给埋葬了。这无疑起因于上述的手枪骚动。想到这一层，反倒有些可怜他。


    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据说主席是汪精卫，汪精卫与蒋介石</a>并列为国民政府的巨头。而如此之人，却与日本——这个中国的敌国合作，成立了所谓奉行“和平政策”的“新国民政府”，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以为这却是中国绵延四千年的历史，作为独立国家一直走到今天的秘诀中的秘诀之所在。而且，这并非是基于某种理论和推理的有计划的行动，中国在危机存亡的关头，自然而然会产生这种智慧。在中国戏曲中，有一出戏叫《空城计》。戏的内容我不大了解，但这三个字，却与我说的“秘诀中的秘诀”刚好吻合。两巨头之一的汪精卫脱离坚持抗战政策、战斗着的国民政府，从重庆出逃。出逃后的汪却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所谓“和平政策”，并投入宿敌日本的阵营。日本人到底年轻，竟然就上了套。就是说，中国就此分成了两块。所谓中庸</a>，就是不冷不热、不上不下，可这回却判然分为冷和热、上与下——中国被分成两个极端，中间是“空”的。然而，正是这个“空”，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日本投降，便说明了奉行所谓“和平政策”的南京走向没落，而坚持抗战政策的重庆则填满了这个“空”，象征了中国的庄严。若不是中国，便不可能有这样的一幕。那真是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在中国，从中国人身上，我看到了经验之力的伟大。这也是关于这场日本对中国挑起的战争，我尝言“前途更无光明”的理由，不是别的，皆出于“与自然为敌”也。中国人对自然的思考是绝对的，是第一性的，其生活正是一种本着这种绝对性的生活。古时圣贤一语道破的所谓“人法地，地法天</a>，天法道，道法自然”，绝不仅仅是文章，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的经验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