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结语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运动波及大清国中部地区的所有省份。如此剧变，其领袖竟久居天京深宫，自己无甚能耐，被东王和亲眷控制，不免令人咋舌。根据史实和现有材料，我们可以推测，这场运动的真正幕后主使可能是朱九涛，据清廷记载，洪秀全</a>和冯云山曾尊此人为师，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被称为天德王，还曾被推举为反清复明的领袖。最近印发的《太平天国野史》中也提到，冯、洪二人都追随过朱九涛，洪秀全是在他死后才开始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永安突围时朱九涛应该还活着，他是在被清军俘虏后死的。洪大全应该是他的化名，他自己都承认这并非他的本名。他的供述表明他们确有谋逆之实，也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运动最初的动机，毫无疑问，他和冯云山就是利用了洪秀全与上帝的所谓联系，策划并组织了这场运动，只是后来他不幸被捕，冯云山去世，大权落到了狂热分子手中，而这伙人之中并无帅才，终日沉溺于宗教信仰，致使太平天国最终分崩离析。这本该是一场民族运动，最终却将原本有可能争取到的力量推向了清政府一边。也正因如此，起初与他们一路的三合会，在太平军离开广西、踏上去往江宁的征途时，便与他们分道扬镳了。若不套用上文的推测，三合会的突然变卦便很难解释得通。


    西方国家倒是对此很感兴趣，他们听说太平军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国家，能接受来自大洋彼岸的宗教教义，还乐意听传教士教导，并诚邀他们去江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三个西方国家派了代表从上海前往，希望了解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宗教。但这些代表很快发现，这帮人根本不懂政治，而他们的宗教虽表面上遵从《圣经》，却是用儒家学说和佛教思想去解读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天王洪</a>秀全是神，是上帝次子，东王杨秀清</a>则自称圣灵、赎病主，这种神人同形同性的思想完全背离了基督教教义。他们非常排斥偶像崇拜，对《十诫》和信仰形式十分重视，却从不制止自己的军队出去抢掠。他们的领袖力量越来越弱，内部又是钩心斗角，几位有能耐的将领被逼出走。1858年间倒是出了几个能人，以忠王和英王为首，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原本已日薄西山的太平天国才又重新活了过来。


    太平天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都存在硬伤，如果清廷强大，权力集中，那么对方早就该垮台了。但在清朝初年，康熙</a>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了三藩之乱，为了防止历史重演，此后清朝便一直实行军民分治，所以权力是不可能集中的。地方自治得到了发展，而官署的架构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权力，所以要将大规模的军队集结到一起便非常困难。此外，除各省上缴的税赋外，朝廷并无稳定的收入，各个省份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负担军队的开支，因此巡抚们都不愿为朝廷提供饷银去支持部队。面对种种缺陷，曾国藩</a>组建湘军步履维艰，他所拥有的不过是几个虚名，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饷银。湖南巡抚和湖北督抚曾给过他一些帮助，但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他自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他的门生李鸿章</a>和左宗棠</a>都受任巡抚后，他才有了足够的银两，才能招募足够的兵员，彻底剿灭太平军。其弟曾国荃初到江宁准备围攻时，他手下只有2万兵力，但到1864年中江宁克复时，他的部队已经扩充到了5万人。在江宁克复前的11年间，曾国藩所筹集到的所有饷银，不管是各省提供的也好，是他在总督任上所收取的也好，或是他靠卖爵鬻官换来的也好，加起来竟不过两千多万两。如此看来，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僵持了那么多年，便也不足为奇了。


    有人说曾国藩做事拖泥带水，到了该勇往直前的时候，还是表现得谨小慎微，这些人显然是忽略了他所处的尴尬境地。另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中，经制军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勇军，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镇压下去。曾国藩没有力量调集数万人的军队，他手下的军队只能分散成若干支数千人的小规模部队参战，但太平军要集结一帮烧杀抢掠的乌合之众却是很容易的，所以责任不能都推到曾国藩头上，清廷原本就有缺陷，身在这个体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曾国藩干的事有些吃力不讨好，既要为军队筹集饷银，又要打胜仗，而且筹措饷银往往还会遇到来自官员们的阻力，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这笔银子应该有更好的去处；他的同僚嫉妒他，他需要去应对官场各种繁文缛节、利害关系，他需要去周旋，否则难达目的。


    此外，曾国藩还面临着几大难题。首先，他并没有行伍经历；他是文官出身，治学不在话下，治军却毫无经验。第二，他缺少支持，他所在省份的官员和士绅有时会公然反对他，因为他走的并不是按部就班的升迁之道。第三，经制军与勇军的摩擦时有发生，正规部队对湘军十分嫉妒。第四，他出任总督之前，湘军只能仰食地方官府。第五，朝廷很容易因</a>为太平军的某次胜利或是清军的某次失败而方寸大乱，然后向曾国藩施压，要求他放弃战略要地，去追击行踪不定的太平军将领。第六，太平军首领频频设下圈套，企图将他的兵力从原先的目标地点引开。第七，身陷险境或颜面扫地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形下，他都没有失去耐心和勇气。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归功于曾国藩。有时他的策略也是受了其他人影响，比如江忠源和赛尚阿，建立水师的想法便源自前者，而组建新军一事则是受了后者的启发。但是，能让一批俊杰追随于他，这就是他自己的能耐了。这批人当中，有不少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是平定后身居高位，比如胡林翼、鲍超、杨载</a>福、彭麟玉、李鸿章、左宗棠、李瀚章，还有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还有许多名气没那么大的；另有几位，若非死于这场动乱，他们也一定会取得同样瞩目的成就。在这些人的襄助下，曾国藩不仅成功镇压了太平军（即便没有外国军队支援也同样能成功），还给朝廷贡献了一批贤臣，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人便不可能为朝廷所用。


    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后，曾国藩一时权倾朝野，而他麾下的几位官员也未经由低到高的升任过程，一下子就成了封疆大吏，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剿捻期间，曾国藩大权在握，不仅指挥着汉人的军队，就连北方的旗营也听从其号令。他招罗旧部前来襄助，成功平定了捻军叛乱，只不过最后功劳落到了李鸿章头上。莫尔斯在谈到李、曾二人时曾调侃道：“二人之中，曾国藩与洋人接触不多，如果他没有幽默感，说不定会因为无需洋人援助便镇压了那场大规模的运动而感到自豪。”罗伯特·哈特爵士在谈到天津教案时说：“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不作为的，他畏惧民众，又缺乏决断的魄力，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先前的那些成就都是怎么得来的，怀疑他不过是个平庸之辈，只是世人给了他过高的评价而已（这一点我本人也非常赞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反驳这两个人。曾国藩在1853年到1864年的艰难岁月里的作为足以说明一切。罗伯特·哈特不了解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而天津教案的相关文献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并不能印证哈特所作的评价。


    在邦交一事上，曾国藩与欧洲人确实交涉不多。然而他早期对洋人的敌视态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有所改观。他反对调用外国军队，不是由于排外，而是不希望清廷因为雇佣洋人军队而给惹上麻烦。他也的确反对外国贸易和交通范围过度扩张，但他重视轮船的修造，晚年还主张派留学生去海外学习。他的不少书信和奏折都表明，比起国内绝大多数官员，他对外国的政治有更深的了解。


    另有一些本书正文中没有提到的问题，在此作一点补充。当年清廷大厦将倾，究竟是否值得一扶？今天世人对曾国藩的关注已经大不如前了，1911年新军占领长沙后，为曾国藩修建的祠堂遭到破坏；但是花园还是保留了部分，交给曾家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由曾国藩的重孙女担任校长。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曾国藩的名字是与遭后人唾弃的清王朝绑在一起的。然而这些人的观点都难免失之偏颇，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改革者、革命者直到19世纪末才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而在此之前，太平军已经给诸多社会和道德习俗造成了打击，曾国藩和湘军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顺应了民意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当年太平军获胜了，那么大清国应该会一分为二，经年战乱或许还不得平息，因为太平军没有攻克过中国北方，他们能够统治的只有南方；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直到1926年，中国还是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中。所以，如果当年的中国一分为二，必然后患无穷；但在那个时候的亚洲，鲜少有人会有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意识，就算只是唱个高调也未必有多少人应和。所以，即便曾国藩保住的是清朝的疆土，但整个国家毕竟生存了下去，直到统治者们自己失尽了民心，耗尽了气数。倘若来日中国摆脱了苦厄，后人了悟了个中深意，必定有此一叹：曾公文正，一介君子，事国以忠，自可堪嘉誉；然则半生戎马，一世伟业，更无负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