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湘军出征

    1854年初，曾国藩</a>的新军整装待发，准备顺江东征。这是他们第一次与太平军交手。当时太平军已从水路抵达湘阴、宁乡。3月，湘军小胜数战，太平军被逼退到岳州。曾国藩率全体水师及4000名陆军官兵火速向岳州追击，抵达洞庭湖时，湘军舰队分散开来，在水面巡逻，把守各个湖口。


    此时东王杨秀清</a>亲率太平军攻打武昌，军情告急，长江上游眼看就要落入太平军之手，催促湘军前去增援的军令一道接一道发来。同时，安徽也已陷入危局，朝廷又命令湘军赶去救援。想到自己终于能挥师东进，报效朝廷，曾国藩感到了一丝快慰。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挫折。4月4日，洞庭湖上狂风大作，舰队船只沉没24艘，损毁数十艘，许多将士溺水身亡。与此同时，与曾国藩早有不和的王錱率2000人马离开岳州，直奔武昌，行至羊楼司山间，突然遭遇太平军精锐部队，被团团围住，王錱手下人马缺乏作战经验，见此情形纷纷丢盔弃甲，四散而逃，最后逃到了岳州城外。岳州有2000朝廷军，还有朱孙贻率领的600名新军，王錱部队与他们汇合后，开始与太平军前锋对峙。但是太平军主力很快就追来了，黄旗招展，红衣成队，看到这场景朝廷军又害怕了，于是他们再次临阵脱逃，唯有一个营的500名官兵没有退缩，坚持与数千名太平军拼杀了一天一夜。朝廷军被迫退避到岳州城内，但是城内没有足够的米粮，根本无法抵御太平军的围攻，而曾国藩只留了1600名新人作为储备军。虽说岳州城外的水师确实让太平军折损了一些兵力，但舰队在风暴中损失惨重，岳州城内粮草不足，太平军又开始进逼长沙，无奈之下，曾国藩不得不向南撤退，去增援长沙。4月17日，曾国藩在给咸丰帝上疏时，开头结尾都请皇帝降旨，将他交刑部治罪。


    △太平军作战图。


    陆军部队走了陆路，因此行军要快一些，正赶往崇阳、通城方向。但他们的将领塔齐布和胡林翼也在半路接到命令，要返回长沙。于是，发兵仅仅四周后，湘军部队就都退回了长沙。


    太平军抵达长沙以北60里处的靖港后，便兵分两路，其中一路人马走陆路前往湘潭。4月24日，湘潭失守。他们在城外修筑了额外的防御工事，截获了几百艘船，准备坚守湘潭，对抗清军。湘潭自古就是一个重镇，内地茶叶和其他出口物资多经此处运往沿海港口。4月25日，曾国藩派塔齐布前往湘潭，试图克复；第二天，他又派出了5个营的水师前去增援。湘军与太平军激战4天，歼灭太平军数千人。27日，湘军水师和陆军同时进攻，太平军舰队兵力折损大半，陆地防御土崩瓦解。这一战之后，湘军的士气才首次得到了鼓舞。29日，湘军再次重创太平军，5月1日，湘潭克复。


    然而胜利的喜悦被一次败仗抵消了不少。4月28日，曾国藩亲率40艘战船和800名将士攻打靖港，却大败而归。当时湘江上南风正紧，水流湍急，战船不容易控制，多数船只被太平军截获或烧毁。被迫从岳州撤回后，居然又一次败在太平军手里，曾国藩感到无地自容，两次投水企图自尽，好在都被人及时救起。3天后，湘潭大捷，对湘军来说，这次胜利不仅仅是一丝希望的曙光，它还意味着黎明的到来，因为太平军终于棋逢对手，在八旗军队没有参战的情况下，他们输给了湘军。


    虽然湘潭一战得胜，但曾国藩的人生还是跌落到了谷底。长沙的官员纷纷对他冷嘲热讽，身边的人对他都有所欺瞒，手下将领让他头痛不已，比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王錱谎报大捷的事，此外，就连家里人也要找他的麻烦，二弟曾国潢跑到长沙城和他吵了一架。在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写道：“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澄弟近日肝气尤旺，不能为我解事，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澄侯及诸弟以后尽可不来营，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诸弟慎之又慎也。”


    △靖港一役，水陆俱败，在曾国藩考虑是投水还是上吊时，湘潭大胜的消息传来了，初出茅庐的曾国藩和湘军，挺过了生死一劫。


    在家书中，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境遇，说身边尽是些尔虞我诈，对有些部下不得不当面责备，另外他还写道：“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呕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译者注：璞山是王錱的字；“璞山”之事即指王錱谎报军情一事，曾国藩家书</a>前文有所提及），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


    那段时日，曾国藩过得极为苦闷，日后回首当初，那段经历他全当是进德修业了。然而尽管苦闷，曾国藩却从未想过要回家。恰恰相反，他开始一门心思修复战舰，整肃军纪。在他看来，靖港的失败或多或少是有意外的成分在，而且很难避免，但岳州失利则不同了，他从中总结了4个最主要的错误：第一，他的军队早晨起身太迟。此后所有将士必须在黎明前吃完早餐。第二，营地易受袭击，必须加固，外墙应加高加厚，外围壕沟宽7尺，深5尺，浅沟底部要插上削尖的竹桩。第三，军队没有集结到一处。他原本亲自率领着5000人，但在岳州的时候，他手下人马只有一半不到，剩下的都分散了。如果合整个部队1万多人之力，他们是有可能突围的。第四，一旦发现有人形迹可疑，就应该马上逮捕，严加处置，不能心慈手软。


    湘潭大捷为曾国藩挡去了一些指责的声音，甚至还平息了皇帝的怒气。湘潭之战取胜，咸丰帝很是高兴，所以也并未因岳州和靖港的失利而苛责曾国藩，他只希望湘军能迅速恢复元气，再次出征，解除鄂赣皖三省的危机。


    从这几次败北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优缺点。他并非行伍出身，因此缺乏行军打仗的指挥技巧。实际上后来他多半都坐镇后方，除非形势所迫，必须由他亲自上阵才能摆脱困境。他不乏魄力，在某些方面还天赋过人。第一，他具有极强的耐心和韧性，因此他能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和挫折；第二，他知人善任，湘军之中人才济济，后来建立奇功，身居高位的不在少数；第三，他思维清晰，目光深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部署战略。


    湘军将领之中，率部在湘潭打败太平军的塔齐布尤为突出。在剿匪的时候，塔齐布就已经初露锋芒；湘军出征抵达岳州后，他被派往湖北边界支援；长沙湘潭告急时，他又奉命从湖北回到湖南。另一位出色的将领是胡林翼，他生前一直都是曾国藩的左膀右臂。胡林翼仕途很顺利，1856年就成了湖北巡抚。其余将领，英年早逝者如罗泽南</a>和褚汝航，前者1856年就在武昌阵亡了；大器晚成者如杨载</a>福、彭玉麟，两人后来都身居高位；另有周凤山和江忠源的弟弟江忠齐，也是湘军的优秀将领。长沙被围之时，左宗棠</a>也在场，但他后来入佐巡抚幕僚，几年之后才被曾国藩带到幕前，在江西、浙江和附近带兵作战。李鸿章</a>虽在北京时就与曾国藩相熟，但他暂且还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功。


    湘潭大捷之后，塔齐布受到了朝廷器重，被任命为湖南提督。但曾国藩也觉得塔齐布是湘军倚重之人，不能离开，于是便极力要求他留下，朝廷最后也同意了。湘军又开始全力以准备迎战，经过了短期的修正，他们再次整装待发。然而在此期间，太平军却趁机占领了洞庭湖湖西区域，6月8日，他们攻占了龙阳，6月11日又夺取了常德。洞庭湖西侧，湖北境内防兵由荆州的旗人将领官文专统，而湖南境内布防则由曾国藩负责。塔齐布被派往岳州，胡林翼等人则奉命经益阳前往常德。太平军就是在这时进攻龙阳并大败周凤山部队的，于是胡林翼只得中途退回益阳，绕道前往常德。


    新战船造好后，曾国藩又训练了一批新船员。1854年6月10日，湘军水师再次出征。进军湖北之前，他们必须除掉湖南的所有太平军，以防交通受阻。最后，曾国藩的部队兵分三路，胡林翼率军西行，已抵达常德，他的任务是驱逐太平军，肃清洞庭湖的各个湖口；塔齐布和褚汝航率陆军及水师取道中路，沿湘江前行，他们抵达岳州（7月25日克复）时，胡林翼的部队已解决了洞庭湖附近的太平军，前来岳州与他们会师；另一路部队经平江进军东北，抵达位于湖北边界的崇阳，这段距离是进军武昌的一半路程。


    7月27日，在岳州会师的两路人马与太平军的数百艘船舰交战，取得胜利。曾国藩以为湖南境内已无太平军，并上报了朝廷。但他判断失误了，奏折刚送走没多久，太平军便又冒了出来，沿江而上闯入岳州，又与曾国藩和他手下的将领们纠缠了两个多月。不过战果非常鼓舞人心，他们与太平军共交手13次，取胜12次。


    9月24日，湘军打算进军湖北。但崇阳的部队又被一大批太平军拦住了去路，而且洞庭湖边还有太平军残部的据点需要清除。塔齐布率军从岳州前往崇阳增援，于9月18日在羊楼司击退叛军，9月25日又协助崇阳的部队摧毁了太平军的据点。太平军落荒而逃，湘军一路追到咸宁，将太平军尽数铲除。与此同时，官文从荆州派了5000人马前往长江下游方向的金口，与曾国藩的部队在此会师，10月2日，曾国藩将湘军大营迁往金口。


    接到捷报，咸丰帝龙颜大悦，赏曾国藩三品顶戴。曾国藩婉言辞谢说，守孝在籍期间不应受此褒荣，而且大局当前，他所做的一切本就是他的分内之事，能取得如此战果，都是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等人的功劳，若咸丰帝能准他不受赏赐，他自当感激不尽。咸丰帝朱批道，于国之危难时力挽狂澜，是孝之大者，足可告慰其母在天之灵；他对曾国藩的战绩感慰颇深，说全天下也都看在眼里。


    至此，湘军的初创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次尝试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大军开始沿长江向湖北前行，准备夺回落入太平军之手的武汉重镇。湘军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都是精兵强将。前方依然有挫折、徘徊和黑暗，但只有扩大这支新型陆军和水师部队的规模，才有希望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几个提督和钦差大臣率领着大军如蝗虫一般驻扎在江宁、扬州和镇江，他们打败过太平军的小规模部队，却从未与对方的主力部队交过手，如果交手，必然会败在对方手上。如果湘军早有足够人马，太平军便未必能从广西扩张，或者在抵达江宁时就被镇压了。但现在，湖北的3个重镇已被太平军霸占，紧接着他们又打起了游击战，从一个州县窜到另一个州县，攻城略地，一番洗劫之后就扬长而去。朝廷军队过于分散，其实力不足以对太平军构成任何打击。知县知府当中，怯懦胆小的弃官而逃；有几分骨气的则以身殉城，虽然悲壮，却是无谓的牺牲。


    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开始衰落，太平军已经失去了士气，与刚离开广西时的那支部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太平天国首领们越来越耽溺于宗教幻想，成日装神弄鬼，无法自拔。然而太平军当中毕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盗匪出身，只要有抢劫和掠夺的机会，他们还是不愿错过的。太平军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土匪队伍，他们的首领穿黄袍或者红袍，这些队伍基本上来去无阻，他们略过城池，就如同在草原上放了一把火，城内几乎被洗劫一空。如果曾国藩早些组建湘军，那么他手下的13000人在1850或1851年时就能扑灭这场运动，但现在，湘军只能希望自己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最终部署完成后，湘军顺江东下，誓从敌军手中夺回武昌。武昌是1854年6月被东王杨秀清拿下的，当时曾国藩正忙着弥补自己早先兵败所带来的损失。冬末春初，武昌告急的时候，朝廷让曾国藩增援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后来在长沙度过的那段饱经屈辱的日子里，曾国藩也常因此事自责，觉得是自己出师不利导致朝廷痛失湖北省城，毕竟武昌是朝廷征讨路线上的一个战略要地。万里长江穿过宜昌的三峡，向吴淞口奔流而去，其间土地丰饶，堪比中国的心脏。岳州到鄱阳湖出口处的湖口县一带是这条水道最具战略意义的区域，总长度大约有300多里。岳州是洞庭湖的门户，上游四川一带的长江水必须经岳州汇入洞庭，湘黔交界处的河水也是如此。鄂北和河南部分地区的汉江水系在汉口汇入长江，江水与鄱阳湖连通，流向整个江西。而对于湖口到江宁这一段水域，安庆和金柱关是最重要的城池。


    9月25日和30日，曾国藩分别攻占了崇阳和咸宁，此前他的部队虽然不能前进，但罗泽南和塔齐布已开始率军襄助官文于攻打武昌。部队主力一到，围攻立刻进入白热化。经过10月12日到13日的围攻，太平军军外围防线被粉碎，上千艘船被烧毁。14日，双方陷入激战，汉阳和武昌同时被湘军攻下。这两处是太平军重兵布防的地方，他们以为自己的防守已经牢不可破，尤其是武昌；而湘军的这次胜利给太平军带来了沉重的一击，同时也给朝廷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太平军被赶出安徽边界的重镇黄州及长江对岸的武昌县时，湖北地区的太平军几乎肃清。


    将这些捷报上奏朝廷的时候，曾国藩不仅一如</a>既往地为自己的手下请功，还为一些因琐事或战术失误而遭贬谪的官员说话，请求朝廷将他们官复原职。他自己则被赐单眼花翎，代湖北巡抚，并火速分兵几路，沿江东下奔赴江宁，沿途须克复九江和安庆，可与湖广总督杨霈和塔齐布协商行动。


    曾国藩接到谕令，却一时无法照</a>办，因为当时太平军的残兵败将正藏匿在汉江和其直流一带，他首先需要去对付这些人。几十艘舢板奉曾国藩命令赶往这个地区，并于10月15日包围太平军，烧毁对方战舰千余艘，切断了他们重回长江的去路。


    当前形势对湘军十分有利，但是军需供给问题变得尤为突出。10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称各省给湘军提供的给养实在不到位。如果他奉命出任湖北的代理巡抚，这种状况或许能有些改观，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便掌握了湖北省的财政大权；但在其他省份，他还是要仰仗当地的官员，而且他也只能通过皇帝间接地接触到他们。眼见着行军路线越来越长，军队又急需供给，曾国藩十分担心这一沉重的负担会将湘军拖垮，让自己陷入困境。另外，他还担心供给不稳定会动摇军心，因为民众一旦疲惫不堪，心生不满，就很有可能去投奔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奏请朝廷出面，确保广东和四川的供给，以及江西的8万两军饷。


    这一事实很清晰地暴露了当时中国财政的疲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本质上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时期，现代社会的财政制度在那时还根本没有影踪。每次战争爆发，都必须尽可能找到承担其开支的方式。这场重大的运动已经拖垮了几个富饶省份的财政，它们已经连应该要上缴国库的赋税都拿不出来了。当时铸造的钱币质量也大不如前，康乾盛世里那些精美的铜币早已不见了，皇位传到咸丰帝及下几任皇帝们手中时，清朝已是国力衰微，他们所铸造的货币质量要低劣许多。假如当时就有发行国债的现代财政制度，假如朝廷能想到借此将战争负担转移到下一代，假如政府权力足够集中，那么可以断定，太平军发动起义后不出一年就会被剿灭。年复一年，曾国藩不断向朝廷提出新的收税方法，以解决他那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的供给问题。如果他背后的朝廷足够强大，对他足够信任，那么曾国藩能招募到的兵力一定是现在的10倍，他也一定能让天王伏诛。因为身在江宁的洪秀全</a>在财政上已经十分吃紧，仅靠着手下几支军队供奉从安徽和江西抢来的物资度日，何况这些东西有时还要遭到朝廷的堵截，根本送不到江宁。有一个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洪秀全在财政上已陷入困境，1854年10月19日，为了节省口粮，他将原先作为俘虏关押的妇女都赶出了江宁城，仅留下了特别强壮的或特别貌美的。另外，太平天国的军队也大不如前，已无法与朝廷军匹敌，当年从广西走出来的那支勇往直前、让朝廷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但是，如果不改变各个省份和朝廷之间的整个相互制衡的体系，就不可能调动全国的财政资源。一个太平天国已经让咸丰的谋臣与官员们头痛不已，彻底的行政改革根本就不现实，即使他们已经想到了，也无法实施。他们只好尽可能继续依靠这个尾大不掉的体制来治理国家，企图混过乱世，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体制，可惜它并非为眼前的乱世而设。


    △康熙</a>通宝。


    △乾隆</a></a>通宝。


    △咸丰通宝。


    这个问题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其实只要能把全国的精锐兵力都集中起来对付太平军，平息这场运动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很显然，太平天国从没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就连受其控制多年的中部地区省份也未必有这样的机构，直到最后，他们的财政收入还是基本靠抢。可是清朝政府的权力偏偏非常分散，曾国藩遇到的难题根本解决不了，太平军这才得以威胁朝廷许多年，他们造成的破坏之大已无法估量。好在咸丰帝动用了蒙古军队，眼下太平军已被迫从北方撤回；湖北地区则有勇军上阵，他们以少胜多，几乎从无败绩。就连八旗军队也在江宁占了些上风，他们当中也有一小部分勇军。安徽也有捷报传到朝廷，那里由李鸿章负责率军攻打，他手下的军队和湘军属同一性质。朝廷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花掉了数不清的银子，但基本都以传统的形式浪费在了传统军队身上，新军并未得到太多财政支持。


    11月初，曾国藩的水陆两军兵分三路奔赴江宁。其中一路人马由塔齐布率领，走陆路，沿长江南岸进军，取道大冶（现在的铁矿之都）、兴国；楚勇军队由桂明率领，走长江北岸，准备奉命攻克蕲州、广济。曾国藩本人则亲率小规模舰队，再分成两路沿江而下。塔齐布和曾国藩的人马都依原计划抵达了位于九江上游120余里处的田家镇。但由于桂明指挥不力，他的军队在路上耽搁了，最后桂明本人被革职，他的部队则直接归曾国藩率领。


    太平军在田家镇的防守相当坚固，两岸之间，两道拦江铁索靠江面浮舟固定，横跨水上，要想斩断铁索，必当先占领悬住铁索一端的半壁山。此处的太平军兵力强盛，他们的领袖是燕王秦日纲。双方鏖战三天三夜，终于，湘军于1854年11月24日攻占半壁山，太平军损兵过万。11月底，所有叛军被逼退到田家镇以内。12月2日，双方水战，太平军彻底战败，铁锁沉江，船只尽毁。这是湘军水师自出征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从叛军处截获的文书中可以得知，数千名元老级的太平军带着数万名士卒赶到此处，是奉了东王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田家镇。但他们没能守住，被迫向九江溃逃。


    翼王石达开闻讯火速从安徽赶往九江，以防湘军再攻下鄱阳湖地区。曾国藩抵达九江城下时，太平军已作好了死守的准备，鄱阳湖上也都是他们的战舰。曾国藩拼尽全力也无法再前进一步。他派出去的小船一驶入鄱阳湖湖口，太平军的船只便立刻堵住了隘口，断其出路。湘军的大型战舰继而遭到太平军小船的火攻，被迫退回九江。而湖口的太平军战舰则靠长江北岸逆流而上，抵达九江上游，随后便开始放火猛攻曾国藩的主力舰队，烧毁战舰数艘，湘军旗舰也被太平军截获，穿上还有不少重要的文书和皇帝御赐物件。曾国藩本人乘小船逃脱，躲过一劫。


    胜负再度易手，湘军士气大挫，兵粮供应又出现了短缺，雪上加霜的是，他手下的一些将士竟负气撤到了武穴。曾国藩一气之下差点翻身上马，冲入敌阵战死了事，幸好有罗泽南等人劝说才放弃了这个念头。2月16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奏请咸丰帝降罪，咸丰帝念他先前战胜有功，这次失利便不予追究。然而偏偏祸不单行，一场暴风损毁了湘军22艘长龙和舢板，另外24艘遭到重创。余下的舰队只得退往汉口上游的金口，攻打江宁又变得遥遥无期了。


    曾国藩提议在距离岳州不远的新堤开办新船厂，交由李孟群和彭玉麟督管，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负责提供财政支持。此时太平军即将抵达武昌，胡林翼的部队和残余的水师负责与之对抗，而曾国藩本人则留在九江，一来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二来也好与被困鄱阳湖的水师保持联络。一部分太平军已兵临南昌城下，但对曾国藩来说，只要沿途危机不解除，他就无法率整个大部队赶去救援。如能从叛军手中夺回九江，他会考虑让大部队向江西中部地区转移，给陆军和水师整顿的时间，直到主力舰队修整完毕。直到这时他才回过神来，发觉之前武汉防御太弱，但为时已晚。


    按曾国藩的计划，塔齐布留下来与九江的太平军缠斗，他本人则先行前往江西省城。1855年3月5日，曾国藩抵达南昌。留在九江的部队又接到命令，从攻城的兵力中分出一部分来，跟随罗泽南前往鄱阳湖与水师会</a>合。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同时负责该省防御。部分官员奉命前往湖南招募新的水师官兵。江西船厂接到指令，需要多赶造几艘大型战舰。


    此时的金銮殿内却是更加愁云惨淡。太平军沿长江两岸一路向上游进攻，沿途城池被一一占领，1855年2月23日，他们已抵达汉口。东王杨秀清亲自坐镇指挥，与朝廷军队相比，叛军战斗力胜出不少。4月3日，武昌第三次落入太平军之手，朝廷军队只得撤往金口，那是湘军大型战舰的所在地。在江西，曾国藩也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湖口的太平军沿鄱阳湖东岸南下，攻陷广信府和饶州府的不少城镇。3月16日，舰队奉命攻打康山太平军；罗泽南率领7000人从南昌出发，企图克复鄱阳湖东岸陷落的城镇；塔齐布留在九江继续攻城。此时这几个军队的补给已彻底脱离湖南，于是曾国藩上书奏请咸丰帝下令，命江西巡抚提供军需，浙闽二省提供财政支援，并请朝廷同意袁甲三招募一支5000人组成的新军。当时江西通往湖北的道路已完全处于太平军掌控之下，曾国藩的奏疏必须绕道湖南才能送到荆州。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险境，并想到太平军有可能会从武昌进攻他的家乡湖南。这样一来，他和塔齐布就必须去保卫家乡。


    我们再次看到了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缺钱。他手下有13000兵力，其中任何一个将士都丝毫不比太平军逊色，是一支能够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队伍。但相比正沿长江向上游攻打的太平军队伍，湘军兵力与之相差过于悬殊。九江的败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钱，曾国藩之所以被困在原地不得前进，就是因为没钱招兵买马，兵力不够，便注定攻不成攻，守不成守，先前收复的城池也派不出人去驻守。人力物力俱备，曾国藩才有打赢的把握，否则一切免谈。眼前的困厄着实让他感到厌倦，他也想早日返乡图清静，但他是个忠君卫道之人，所以即便是一项看似毫无希望的任务，他也绝不会半途而废。


    4月底，经过一番周折，一支拥有200艘战舰和3000名将士的部队终于修整完毕，在曾国藩的率领下前往饶州府和广信府与罗泽南会师。李次青（译者注：李元度，字次青）奉命前往南康府。这几个地方都位于鄱阳湖对面的东岸，而舰队的任务就是阻拦太平军，并维持曾国藩手下几支军队之间的联络。然而华中地区太平军人数众多，曾国藩的兵力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当时东王坐镇武昌，太平军中最能征善战的将领石达开屯兵九江，罗大纲驻守汉口，江西东部城池已尽数落入太平军手中，其中包括设有官窑的景德镇，而且看得出他们正在图谋由广信府攻入浙江。曾国藩希望能调集这个区域所有兵力，一举粉碎太平军的企图。咸丰帝命曾国藩为统帅，依计而行。但是这个计划太过庞大，眼下兵力短缺，舰队船只太少，同时又需要留下足够的人手应付九江战事，因此计划根本不可能立即落实。


    5月，罗泽南的部队传过几次捷报，那个地区的太平军已经撤退到浙江。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的同时，曾国藩却与江西巡抚陈启迈陷入了争执，在新军的招募管理和部队粮饷问题上，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闹到后来曾国藩干脆把大营从南昌迁到了吴城镇，后来又迁到了南康府，这两个地方都在鄱阳湖湖东。最后是曾国藩参了陈启迈一本，让他走人了。


    △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湘军。


    被罗泽南击败的太平军撤到了浙江，于是浙江官员请罗泽南前去剿灭。他正要动身，却听闻湖北的太平军已向东移动，进入了江西，眼下正在义宁欺凌百姓，威胁南昌。听到这个消息，罗泽南放弃了前往浙江的计划，回身支援江西，这不仅仅是因为江西告急，也因为义宁与湖南平江、浏阳直接相通，可以说是湖南的后门。但罗泽南一离开，整个江西东部地区就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此时曾国藩还在南康府，既不能与九江的塔齐布取得联系，又无法和南昌的部队搭上线，而南昌的西侧却恰恰处于危险之中。万幸的是，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罗泽南部队获胜，威胁终于在8月解除。


    当时湖北的大部分经制兵驻扎在德安，这些部队毫无战斗力。为了将来有更大的胜算，曾国藩提出重组湖北军队。咸丰帝还特命杨载福在湖南招募兵员。一番厉兵秣马之后，杨载福率大批新造的战舰前往金口与胡林翼汇合，意在夺回武汉三镇。就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时候，倾注了整个湖北省兵力的德安竟然失守了，这倒说明曾国藩没有看走眼。杨霈被革职，湖广总督的职位由官文接任。就在这时，江西方面遭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正在指挥围攻九江的塔齐布病死军中。原先塔齐布的部队交由周凤山指挥，周凤山为人虽然可靠，才能却并不突出。


    8月，经制军从江宁向上游进发，攻占了位于江宁百里开外的芜湖。当月，湘军水师终于打破了太平军对湖口的封锁，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通道再次打开。


    但是湖南陷入了恐慌，因为此时他们正三面受敌。两广地区出现了新的叛军，威胁湘赣两省的安全，这些叛军虽不是太平军，但很有可能会投靠太平天国。湘西地区有捻军侵入，而西北边界则有湖北的太平军徘徊，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进犯。湖南巡抚上书，请求朝廷命罗泽南从义宁赶到湖南增援。曾国藩坚决反对，因为罗泽南的部队是他全盘计划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此时将罗泽南部队调离，无疑是在给整个战局埋下祸根。在他看来，湖南应该靠自己的军队来应付危急的形势。他说服了咸丰帝，派罗泽南前往武昌，希望他能将太平军赶出湖北，打通武汉到湖口之间的长江水路。


    从当年夏天到初秋，鄱阳湖区域战事的收尾工作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项任务刚刚结束，几周前让湖南巡抚心惊胆战的广东太平军离开了湘南地区，窜入了南昌城南边的吉安府。翼王石达开出手增援，当时罗泽南已赶到湖北，该省已不是太平军久留之地，于是石达开便把湖北兵力都调集过来攻打赣西地区。1855年底，瑞州、临江、袁州、吉安四府所有城镇全部陷落。石达开手下号称有10万人马，如此阵势，江西巡抚手下军队根本不是对手。曾国藩觉得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九江、湖口和鄱阳湖地区所有的湘军都调集到南昌加强防守，同时由罗泽南把守通往湖北的要道，以防太平军袭击后方。一切消息只能经浙江传递。曾国藩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已经被全部切断了。


    1855年末，前路一片黑暗，曾国藩被困在了南昌；武昌和九江在太平军手中，江宁到金口的长江水路也处于太平军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金口的湘军兵力虽不足以发动攻击，倒也还能堵得住太平军，不让他们进入湖南。石达开在赣西，但他没有在江面上布防。安徽打过几次小规模的胜仗，但总体来说，朝廷依然处于劣势。如果太平军有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咸丰的龙椅很可能就要坐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