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身体靠在黑啤酒酿造厂快餐部敞开的玻璃墙上，喝着波波维茨卡牌的十度啤酒，心里暗自说：打这会儿起，伙计，一切就全得看你自己啦，你得逼着自己到人群中去，你得自己找乐趣，自己演戏给自己看，直到你离开自己，因为从现在起，你永远只是绕着一个令人沮丧的圆圈儿转，你往前走却意味着回到原处，是的，progressus ad originem也就是regressus ad futurum，你的大脑不过是一台碾压各种思想的压力机而已。


    我站在阳光中喝着啤酒，望着查理广场上的人流，全是年轻人，年轻的学生，每个年轻人的脑门上都佩戴着一颗星，用以表示年轻人是英才的幼芽，我看到他们眼中迸射着力量的光芒，我也曾迸射过同样的光芒，直到主任说我是蠢货。


    我身子倚在栏杆上，电车来来往往，车上的红条纹看着令人愉快，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上弗朗基谢克医院去看看，据说医院二层楼的楼梯是用断头台的木料改成的，捷克贵族在老城广场被处死之后，弗朗基谢克教团买下了整个绞刑架。


    或者我可以去斯米霍夫区的什么地方逛逛，那儿的贵族花园有一座亭子，亭子里的地板上有个按钮，一踩着它墙就开了，有蜡像会走出来，就跟彼得堡的恐怖楼似的，一个六趾瘸子月夜误踩了电钮，沙皇蜡像坐在椅子上出来了，举着一根手指威胁他，诚如尤里·蒂纳诺夫在他的小说《蜡像》中生动描绘的那样。


    不过，我多半哪儿也不去，我只消闭上眼睛，我想象的一切便比现实更为真切，我宁可看看过往行人和他们蝴蝶花般的脸庞。


    年轻的时候，我也曾对自己怀有美好的希望，有一个时期，我想我应该打扮得漂亮些，我买了一双凉鞋，在当时那是一种时髦货，只用几根皮子和按扣制成，穿这种鞋子我得配上一双紫袜套，妈妈为我织了一双。


    我第一次穿上这双凉鞋出门时，约了一位女友在托尔尼小饭馆见面，那天虽是星期二，我却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看一看橱窗里是不是公布了我们足球队的阵容表。


    我来到布告栏前面，先把锁眼的金属边仔细看了一通，然后才走近去看那张球队阵容表，但那张表是上周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因为我感觉到我穿着紫袜子的右脚踩在了什么又大又潮的东西里。


    我把那张把我的名字列在最后的阵容表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因为我没有勇气低头看一眼，待到我终于看了时，才知道我正踩在一大摊狗屎里，我那只仅用几根皮子和接扣制成的凉鞋已整个儿陷在里面了，于是我再缓慢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把青年组十一个成员的名字，包括我自己作为候补队员的名字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是我低头看时，我仍然站在那可怕的狗屎堆里。


    我举目朝林中空地望去，只见我约会见面的姑娘正从大门里走出来。


    于是我解开鞋扣，脱下紫袜子，把它连同凉鞋和一束鲜花统统扔在我们足球俱乐部的布告栏下，自己逃到村外的田野里，在那儿我深深地思考了一番，我想莫非命运之神在警告我，因为那时为了有机会接触书，我已有意要当废纸站的打包工。


    我从售酒柜台买了一杯又一杯啤酒，端到自助餐厅露天酒座的旁边，身体靠着栏杆站在那儿喝。


    阳光耀得我眯缝起眼睛，我心里想，何不去克拉罗夫走走呢？克拉罗夫教堂里大天使加勃里尔大理石像很漂亮，借此机会还可以看看那间华丽的忏悔室，是神父用装载加勃里尔大理石像的木箱上的木料做成的，石松木的木箱装着大理石像从意大利运到此地。


    我怡然闭上了眼睛，哪儿也没有去，我喝着啤酒，脑海里出现了我自己。


    在那倒霉的紫袜子和凉鞋事件之后过了二十年，一天我走在斯杰金的郊区，偶尔来到了跳蚤市场，在一帮子穷商贩的末尾，我看到有个人在兜售一只右脚的凉鞋和一只紫袜套，我敢打赌那正是我的凉鞋和紫袜套，连尺码我也估计正确，四十一码。


    我站在那里仿佛看见了幻象，这小贩的信念令我不胜惊讶，他竟然相信有个独脚人会来此购买凉鞋和紫袜子，相信什么地方有个残疾人只有一条右腿，脚的尺码为四十一码，为了给自己增添几分魅力，这个残疾人怀抱着希望会远道上斯杰金来购买一只凉鞋和一只袜子。


    在这个富于幻想的小贩旁边站着一个老妇人，兜售她手里拿着的两片月桂树叶。


    我极其惊愕地走开了，我的那只凉鞋和那只紫袜子在经历了许多地区之后，又回到了我的面前，仿佛是对我的谴责。


    我退还空酒杯，越过电车轨道，公园的沙子路在我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犹如踩在雪地上。


    麻雀和燕雀在枝头鸣叫，我呆望着一辆辆的婴儿车和坐在长凳上仰着脸晒太阳的妈妈们，我在椭圆形的游泳池旁边站了很久，光身子的儿童在池子里游泳，我看见了他们的小肚皮和背带裤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


    加利西亚虔诚教派的犹太人常系一根色彩鲜艳的、有条纹的腰带，把身躯分为两截，比较讨人喜欢的一截，包括心、肺、肝和脑袋，以及只可勉强容忍的、不重要的一截，即肠子和性器官那截。


    天主教的神父们则把这道区分线提高到脖子上，把教士硬领看做一个明显的标志，突出大脑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因为大脑是上帝蘸手指的托盘。


    我望着戏水儿童和他们光裸的身体上背带裤留下的清晰条纹，我想到了修女们，她们用无情的布条把脑袋缠得严严实实，只薄薄地露着一片脸庞，嵌在上了浆的头盔里，犹如1号汽车赛（我觉得应该是说F1）的选手。


    我看着这些在水里拍溅着水花游动的光身子儿童，他们对性尚一无所知，他们的性器官，诚如老子</a>教导我的，却已暗中成熟。


    我想到神父和修女的那些布条条，犹太人虔诚派的腰带。


    我暗自寻思，人体是一只计时的沙漏，在下面的到了上面，在上面的到了下面，两个互相衔接的三角形，所罗门王的印记，他年轻时写的《诗篇》和年老时论“虚空的虚空”的《传道书》之间的和谐。


    我的目光飞向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教堂，号角般的金色光环在闪闪发光，奇特的是，我国文学巨匠的塑像几乎全都是瘫痪在轮椅上的，庸格曼、沙法里克、帕拉茨基，一个个都僵坐在椅子上，连贝特馨公园的马哈也得轻轻靠在柱子上，而天主教的雕像却个个充满了运动感，仿佛都是运动员，总是像刚在网上扣了一个球，刚跑完一场百米赛，或者刚以一个旋转的动作把铁饼远远地扔了出去，他们的目光总是看着上方，仿佛举着双臂在接上帝打来的一个高球。


    用砂岩雕刻的基督教的雕像都有足球队员的风采，高举双臂欢呼，因为刚刚胜利地踢进了一个球，而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的雕像却是倒在一张轮椅上。


    我跨过沥青马路，从阳光中走进契谢克饭馆，酒吧间里光线幽暗，顾客们的脸一张张都像闪光的面具，身躯则被黑暗吞没了。


    我下楼走进餐厅，在那里越过一个人的肩膀看到墙上写着马哈曾在这栋房子里创作了他的《五月》。


    我坐了下来，但举目朝上一瞥，不禁吃了一惊，这里的电灯跟我地下室里的一模一样。


    我站了起来，冲出门外，却迎面撞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的身上。


    他喝得醉醺醺，马上伸手摸出小钱包，在一沓子纸条里翻找了许久，最后抽出一张递给我，我看了一下，原来是酒精中毒防治站的化验报告，上面写着：持证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低于千分之一，此证。


    我把化验报告叠起还给了他，这位老相识，他的名字我已忘记，告诉我说他由于想改邪归正，喝了两天牛奶，谁知这就造成他今天早晨走路跌跌撞撞，他的头头认定他喝醉了，打发他回家，扣除他两天假期，于是他马上跑到防治站，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后来正式写在公文纸上：血液中未见一滴酒精。


    防治站还打了电话，批评头头说这样做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


    为了庆祝他手中握有一张正式文件，证明他血液中未见一滴酒精，他从早晨起便开怀痛饮，一直喝到现在，他邀我同他去干上一杯，还说我们俩不妨再试它一次障碍滑雪大赛，几年前我们玩过，几乎每次都翻了船，只有一回走运，顺利通过了所有的目标。


    可是，我对障碍滑雪大赛已忘得精光，连一个目标也想不起来了，我的老相识——他的名字我也已忘记——一心要争取我，便兴冲冲地给我描绘开了。


    他说，我们将从霍夫曼酒店开始，在那里喝一杯啤酒，然后穿过下一个目标弗拉霍夫卡酒店，之后是小角酒店，从那里出来一路下滑到失守卫酒店，之后直闯米莱尔酒店，然后到纹章酒店，每一处只叫一杯啤酒，以便节省时间去闯下一个目标雅罗米克酒店，之后去拉达酒店，喝一杯啤酒之后马上开路，转移到查理四世酒店，随后直线下滑，笔直来到环球快餐店，之后放慢滑速，穿越下两个目标豪斯曼酒店和啤酒厂酒店，从那里出来跨过电车轨道到瓦茨拉夫王家酒店，接着通过下面的目标普基尔酒店或者克洛夫达酒店，之后我们还可以越过投达酒店和水银酒店，直奔胜利标前面的最后一标巴摩夫卡酒店或者肖莱勒快餐店。


    末了，如果时间来得及，整个障碍滑雪大赛将在霍尔基酒店或罗基察内酒店告终……在描述这一赛程时，他醉醺醺地伏在我的肩上，我挣脱他，离开了契谢克酒店，走进查理广场的花圃中间，那里盛开着赏心悦目的人脸似的蝴蝶花，崇拜太阳的游人已追着阳光移到夕阳照射着的长凳上。


    我走出那里不觉又回到了黑啤酒酿造厂的快餐部，要了一杯苦味酒，接着喝了一杯啤酒，随后又要了一杯苦味酒。


    我们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


    透过树枝我看到新城塔堡上的氖光钟已在黑暗中发出亮光，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曾幻想如果我当了百万富翁，我要给所有的城市大钟装上磷光字盘和指针。


    压力机处理的书在作最后挣扎，极力要挣断身上的绳索，肖像画，脸上皱得蘑菇似的老人，伏尔塔瓦河上吹来一阵风，吹过了广场，我喜欢这风，我喜欢黄昏时分走在莱特纳大街上，河水送来阵阵芬芳，还有斯特洛摩夫卡公园里草坪和树木的清香，这会儿街上的香味是伏尔塔瓦河上吹来的。


    我走进布班尼契克酒店，坐下来心神不定地要了一杯啤酒。


    两吨重的书堆在我睡觉的脑袋上方，快顶到天花板了，达摩克利斯剑每天悬在我的头上，是我自己把它悬挂在那里的。


    我是个蹩脚小学</a>生，拿回家的是一张分数不及格的成绩单。


    小气泡鬼火似的往上升起，三个年轻人在角落里弹着吉他低声歌唱。


    每一种生物必定有其天敌，永恒大厦的忧伤，美丽的古希腊文化作为典范和理想。


    正统的旧式中学和人文主义的大学</a>，与此同时首都布拉格的下水道和阴沟里两个鼠族在进行着殊死战斗。


    右裤腿的膝盖部位有点儿磨破了，青绿色和光滑的红色裙子。


    无力的双手犹如折断了的一对翅膀。


    农村肉铺挂着的大得吓人的猪腿。


    我谛听着下水道哗哗的水声。


    临街的店门推开，一个大汉走了进来，他身上透着一股子河水的气息，突然，出乎大家的意料，他抓起一把椅子猛地砸成两半，举着破椅腿把惊慌失措的顾客们驱赶到一个角落，三个年轻人吓得身体贴在墙上站在那里，活像雨中的蝴蝶花。


    大汉嚷嚷着要杀人，手里举着的棒子眼看就要劈下来，可是就在这最后一瞬间，他忽然用破椅腿打着拍子低声唱了起来……灰色的小鸽子，你在何方？他一面轻轻地唱着，一面打拍子，唱完之后他扔掉椅腿，赔偿了椅子钱，走到门边时他回身对胆战心惊的顾客们说……先生们，我是刽子手的帮凶……说罢神色沮丧、失魂落魄地走了。


    兴许他就是一年前那天夜里我在霍莱肖维采屠宰场附近遇见的那个人，他用芬兰刀顶着我，把我逼到一个角落，掏出一张纸来给我朗读了一首咏希强内农村美丽风光的小诗，读完之后他向我道歉，说眼下他找不出别的办法让别人听听他的诗。


    我付了啤酒和三杯苦味酒的账，走进微风吹拂的街道，我又来到查理广场。


    新城塔堡上明亮的大钟显示着没有意义的时间，没有哪里需要我急急赶去，我已悬挂在空中。


    我穿过拉萨尔斯卡大街，拐进一条小巷，沉思着开了收购站后门的锁，手掌在墙上摸索，摸到了电灯开关，我拧亮电灯发现自己已在地下室，在这儿我曾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干了三十五年，新的废纸堆得高山似的，穿过天花板上的方洞口挤进了院子。


    为什么老子说诞生是退出，死亡是进入呢？有两样东西永远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新的、有增无减的惊叹，闪烁的夜光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说实话，干这份活儿得有神学院的学历，样样事情使我惊愕不已。


    我按了一下绿色电钮，随即又关上了，我开始抱起一大把废纸扔进槽里，铺平，在小耗子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比缀满繁星的天空更多的东西，茨冈小姑娘睡眼惺忪地走来了，机器轻轻地动着，犹如手风琴演奏者在玩弄一支海利康大号。


    我揭开纸箱上盖着的博斯的绘画复制品，从垫着圣像画的书箱中找出了那本书，上面有普鲁士王后夏洛特·索菲娅对侍女说的一段话……你不要哭，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现在要亲自去到那个地方，看一看就连莱布尼茨也无法向我说清的事情，我将跨越生和虚无的界线……压力机叮叮当当响着，红色电钮亮了，推板退回来，我放下手中的书，给槽里上料，机器涂了油，滑溜溜的，有如开始融化的冰。


    布勃内的巨型机将代替十台我在操作的这号压力机，这方面萨特先生和加缪先生描写得很生动，尤其是加缪先生。


    亮闪闪的书皮在向我眉目传情，梯子上站着个老头儿，蓝大褂、白皮鞋，翅膀呼啦啦地扇动卷起一片尘土，林白飞越了海洋。


    我关掉绿色电钮，摊平槽里的废纸，铺垫成一张小床的模样。


    我依旧是原来的我，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我依旧为自己感到自豪，像塞内加跨进浴盆一样，我一条腿跨进槽里，我等了片刻，然后另一条腿也跨了进去，我把身子缩作一团试了试，爬起来跪在槽里按一下绿色电钮，马上转身蜷缩在机槽里的小床上，在废纸和几本书的中间，手里牢牢地攥着一本诺瓦利斯的作品，手指按在向来使我激动不已的那一句上。


    我幸福地微笑着，因为我开始同曼倩卡和她的天使一样了，我开始跨进一个我还从未去过的世界，我攥着的那本书中，有一页写道……每一件心爱的物品都是天堂里百花园的中心。


    我不去梅朗特立克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我像塞内加一样，像苏格拉底一样，我选择了倒在我的压力机里，倒在我的地下室，也就是说在这里升天。


    虽然压板已在挤压我缩在下巴底下的双腿和其他部位，我拒绝被赶出我的天堂，我在自己的地下室，没有人能把我从这里赶出去，没有人能把我调离这里。


    一个书角顶着我的一根肋骨，我不由得呻吟起来，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


    压板像一把儿童折刀在朝我合拢，在这真理的时刻，茨冈小姑娘出现了，我同她一块儿站在奥克罗乌赫利克，天上飞着我们的风筝，我牢牢地拉着风筝绳，我的茨冈小姑娘这会儿从我手里接过那团麻绳，她在独自放了，两腿分开使劲站稳在地上，免得飞上天去。


    后来，她把一张纸条顺着风筝绳送上天空，在最后一刻我看见了，纸条上是我的面孔，我惊叫一声……睁开眼睛，我呆呆地看着膝上，我的手里抱着一大束连根拔出的蝴蝶花，衣襟里全是泥土。


    我木然望着地上的沙子，当我抬起眼睛时，却见灯光下我的面前站着穿青绿色裙子和光滑红裙的人。


    我把头往后仰了仰，原来是我的那两个茨冈女人，她们打扮得很漂亮，她们背后，新城塔堡大钟上的指针和字盘透过树丛闪着明亮的光，穿青绿裙子那个摇着我的身体喊道……大叔，看在上帝和救世主的分儿上，您在这儿干什么？我坐在长凳上愚蠢地微笑，什么也不记得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我也许已经到过天堂里百花园的中心。


    因此我也无法看见，无法听见我那两个茨冈女人怎样挽着两个茨冈男人的手臂，踏着波尔卡舞步，吵吵嚷嚷地穿过查理广场的花圃，从左边转向右边，在铺着细沙的那条小径的弯道上消失了，消失在浓密的灌木丛后面。


    197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