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三十五年来，我用水压机处理废纸。


    三十五年来，我一直认为除了像我这样处理废纸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如今我却听说在布勃内有了一种巨型压力机，其功效比我现在用的这台要大上二十倍。


    目睹过这种机器的人对我说，它打出的包，每个有三四百斤重，都用铲车送到火车上。


    我心里说，你得去见识见识，汉嘉，你得亲自去瞧瞧，作一次礼节性访问吧。


    我去了布勃内，当我看到那个惊人的玻璃结构，大得跟威尔逊小火车站似的，听到它轰隆轰隆地运转时，我不由得浑身战栗，不敢再看它了。


    有一刻工夫我站在那里目光转向别处，然后俯身去系鞋带，无法正视这台机器。


    我这人从来就是这样，当我在一堆废纸中瞥见一本珍贵书籍的书脊或封面时，我不是马上走去把它取来，而是找块钢丝绒擦拭机器的滚筒，过了一会儿我才凝眸注视那堆废纸，心里还暗自琢磨不知自己有没有这份力量去把书拿起来，翻开它。


    唯独在确信有了把握之后，我才伸手把书捡起来，那书在我手里就跟圣坛前新娘手中的花束一样瑟瑟颤抖。


    很久以前我就是这样了，那时我代表村俱乐部踢足球，我明明知道球队成员的名单要星期四才会在多尔尼小饭馆的橱窗里张贴出来，可是我星期三就揣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赶去了，我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从不敢马上朝橱窗望一眼，却仔细端详橱窗上的那把锁，端详橱窗的框架，然后花好长时间读我们俱乐部的名称，最后才看一眼那张成员名单。


    然而，星期三那上面的名单还是上周的，于是我离开了那里，星期四我又去了，跨着自行车站在那里，仔仔细细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了又看，唯独不看那张成员表，直到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时，我才一点一点仔细读那张名单，先读第一队，然后预备队，最后少年队，直至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在替补队员中时，我才喜不自胜。


    现在，我以同样的心情站在布勃内巨型压力机前，当我的震惊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鼓起勇气举目观看。


    这台机器巍然耸立，直顶到了大厅的天花板，宛如布拉格小城区圣米古拉教堂里的那座又高又大的祭坛。


    这台机器比我预想的还要大，传送带那样宽，那样长，就跟霍莱肖维采发电厂缓缓把煤块送到炉栅下面的传送带一样，但这里缓缓传送的是白色的纸和书籍。


    一些年轻的男工和女工把这些书籍放在上面，他们的服装同我和其他废纸打包工劳动时穿在身上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手上戴着橘红色或天蓝色的手套，黄颜色的美式有檐小帽，工装裤吊得齐胸高，两条背带搭过肩膀交叉在背上，露出里面色彩鲜艳的毛衣和高领绒衣。


    在这里我看不到一盏电灯，光线和阳光透过四壁和玻璃顶棚照射进来，顶棚上装着通风设备。


    那些彩色手套使我格外感到自卑，因为我一向都是光着手干活的，可以享受摸摸纸张的乐趣，可是在这里谁也没有那种愿望去体验一下废纸给予感官的无与伦比的魅力。


    传送带载着书籍和切割下来的零碎白纸条往上移动，正像瓦茨拉夫广场的电梯把行人送到上面街道那样，把这些书和纸直接送进那只大得跟斯米霍夫啤酒酿造厂的大锅一样的机槽，当槽里装满了时，传送带便自动停止运行，垂直的螺旋桨从顶上降落，它以骇人的巨力把纸张压碎，然后美滋滋地喷着气升高，回到顶棚上，传送带再次运行，书本和纸张颠动着，直接落进那只椭圆形的槽里，它大得犹如查理广场的喷水池。


    现在我已相当平静，我注意到这台压力机处理的是成批成批的新书</a>，透过玻璃墙我看见卡车正在运来一包包的书，堆得都高过挂斗车的围板了，成批成批的新书直接送去纸浆厂，没有一页弄脏过人的眼睛、大脑和心灵。


    直到这会儿我才发现，传送带的一端有一些工人在拆包，取出崭新的书本，撕去封面和封底，只把干净的书瓤抛到传送带上，书落下来时书页翻开着，没有人看它一眼，事实上要看也不可能，因为传送带必须装满，不允许停顿，不像我那样可以在机器旁边停下来。


    这儿，在布勃内，这份工作没有人性，活像一艘捕鲸船，一网鱼拉上船尾，船员们分拣出大鱼和小鱼，把它们抛向不同的传送带，直接送进船舱里的罐头加工装置，一条接一条的鱼，一本接一本的书。


    我鼓起勇气踏着阶梯登上围绕着椭圆形机槽的平台，走在这上面确实有到了斯米霍夫啤酒厂酿造车间绕着大锅走的感觉，在这种锅里，一次可酿造五十万公升的啤酒。


    我倚着栏杆站在那里，仿佛站在两层楼高的脚手架上俯视下面，只见操纵台上几十个电钮闪着五颜六色的亮光，犹如发电厂似的，螺旋桨在运转，碾碎槽里的书本，力量如此巨大，犹如一个人心不在焉地在指间捻碎一张车票。


    我惊惶地举目四顾，又看看下面正在劳动的男女工人们，阳光透过玻璃墙面照在他们身上，色彩鲜艳的服装、毛衣、帽子，看着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工人五彩缤纷，仿佛是一群来自异域的鸟儿，像翠鸟、挪威的红腹灰雀、鹦鹉，但令我恐惧的并非这个，我感到恐惧不安是因为我突然准确无误地看出了，这台巨型机将是对所有小压力机的致命打击。


    我突然明白了，我看到的这一切意味着我这个行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a>，这些人已经与我不同，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工作着。


    我意识到小废纸收购站的那种微小的欢乐结束了，那是当我们发现有些书被错误地当做废纸扔掉的时候，在这里我看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了，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可以从每种出版物中拿一本带回家去作为福利，即使他也可能阅读，但是对于所有我的打包工同伙来说，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已结束。


    我们这些老打包工都是在无意中获得学识的，不知不觉中家里都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书库，这些书是我们在废纸中发现的，我们阅读它们，感到幸福，希望有一天我们读的书将会使我们的生活有质的改变。


    然而，给予我的最大打击莫过于看到这些年轻工人竟不知羞耻地喝着牛奶和软饮料，他们两腿叉开，一只手叉在腰上，嘴巴直接对着瓶口津津有味地喝着，于是我知道以往那个时代确实结束了。


    在那个时代，工人们跪在地上干活，光着两只手，打架似的对付那些废纸，因此每个旧式工人都累得半死，浑身污浊，干活时得把身子滚进去。


    可是在这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新人，新的劳动方式，一个新时代，干活的时候喝牛奶，尽管人人知道，这样一头牛是宁可渴死也不会喝牛奶的。


    我看不下去了，便绕着机器走了一圈，我看见它的成果了，一个极大的包，稳稳地落在铲车的平面上，蜥蜴般的铲车一颠一颠转过身，朝一条坡道驶去，从那儿确实径直送进火车的车皮，那个包大得惊人，犹如奥尔尚内墓园里大户人家的墓碑，犹如维尔特姆牌的防火保险柜。


    我把两手举到眼前，两只脏手，手指干活干得扭曲了，跟葡萄藤的枝子似的，我望着它们出神，随后厌恶地一甩，两条胳膊便来回地晃悠着。


    现在午休开始了，传送带停止运转，我看见工人们在一块大布告牌下面坐下来，布告牌上贴满了通知、告示、小字条之类。


    工人们面前个个放着一瓶牛奶，他们拆开送饭女工用木箱送来的午餐包，消消停停地吃着，用软饮料和牛奶把香肠、干酪和黄油卷送下肚去，嘻嘻哈哈地说笑、聊天。


    我听到的只言片语不禁使我紧紧地抓住了栏杆，我得知原来这些年轻人是社会主义突击队的，他们每星期五坐着工厂的大轿车去克尔克诺什山的工人休养所度假。


    吃完午饭，他们点燃了烟卷抽烟，我又得知他们去年去了意大利和法国，今年准备去保加利亚和希腊。


    当我看到他们那样平静地统计去希腊的人数，还相互鼓劲，劝说大家都登记时，再看他们脱光上身晒太阳，我就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们一边晒太阳还一边讨论下午是去金色浴场游泳呢，还是上摩德尚去打球或踢足球。


    去希腊度假这事使我不胜震惊，我自己只是通过读赫尔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才神游了古希腊，读了尼采才对世界采取了狄俄尼索斯的观点，实际上我从未度过假，我的假期几乎统统用来补偿我欠下的工作日了，因为我每回无故缺勤一天，主任就以假期扣除两日计，即使我还剩下一天半天的假期，我也用来加班，因为我的工作总是落后，院子下面和院子里的废纸永远堆积如山，远远超出了我能完成的量，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天天都生活在西西弗斯情结之中，正如萨特先生和加缪先生那么生动地描绘的，尤其是加缪先生。


    院子里的包运走得越多，落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就越多，无穷无尽。


    然而社会主义突击队在这里却每天都能如期完成任务，这会儿他们都在工作了，晒得黑黑的，工作时的阳光照射使他们希腊式的身躯颜色更深了，假期去希腊，这件事丝毫没有使他们情绪激动，对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歌德——古希腊的外延，想必一无所知。


    他们若无其事地干着活儿，继续把书的封皮撕去，扯下书瓤，把惊恐万状、吓得毛发倒竖的书页扔到移动着的传送带上，他们无动于衷，若无其事。


    这样一本书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此他们没有亲身感受，一本书毕竟得有人写出来，得有人校订，得有人阅读，得有人画插图，有人得排字，有人得看校样，有人得改排，有人得再看校样，有人得最终改排，有人得把它送上机器，有人得最后一次看版面，一版一版送上别的机器、装订机，有人得搬书，打成包，有人得为这本书和印刷这本书结算账目，有人得决定这书不宜阅读，有人得批判这书，下令销毁，有人得把这些书放进库里，有人得重新把它们装上卡车，有人得把一包包的书运到这里，由戴着红色、天蓝色、黄色和橘红色手套的工人们撕去书皮，把书瓤扔上传送带，它不出声地但准确无误地抽动着把这些毛发倒竖的书页送进压力机，打成包，送进造纸厂，制成洁净的、雪白的、没有文字污迹的纸张，以便用来印成别的新书……我倚在栏杆上俯视下面的劳动，却见一位女教师领着一队儿童来到了阳光下。


    我心里说这是女教师带领孩子们参观来了，让孩子们看看废纸是怎么处理的，哪想到女教师拿起一本书来叫孩子们注意看着，要他们看明白她是怎么把书撕开的，孩子们看明白了，一个接一个地拿起书，扯下包书纸和封皮，小手抓住书页使劲地撕着，尽管书在负隅顽抗，最后还是孩子的小手胜利了，孩子们眉心舒展了，他们干得像工人一样顺利，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朝他们点头以示鼓励……我不由得想起那次我去参观利布什家禽饲养场，那里的年轻女工像孩子们揪下书内脏一样揪出挂在传送带上的活鸡的内脏，她们敏捷地把肝、肺和心脏揪下来，抛在准备好的桶里，传送带则颠动着把鸡送往下一道工序。


    我站在那儿看着，只见那些利布什姑娘们工作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而坡道上放着上千个铁丝笼，关着活鸡和半死的鸡，有几只鸡从笼子里钻出来了，趴在挂斗车的围板上，有几只在地面上啄食，竟全没有飞走的意思，没有想到要逃脱传送带上的铁钩，在那儿年轻姑娘们捉住它们的脖子，把它们挂在钩子上，这些鸡关在笼里，十只一笼……我看着孩子们怎样学习撕书，他们干得已很顺利，热得脱去了T恤衫和小毛衣，然而，有几本书却诡计多端，百般顽抗，致使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扭伤了手指，倔犟的硬书皮还弄脏了他们的小手。


    女工们见了便接过这些桀骜不驯的书本，咝的一声扯出了书瓤，随手一扔，把毛发倒竖的书页扔上了传送带。


    女教师给那两个孩子包扎了手指。


    天道不仁慈，我看不下去了。


    我转身走下扶梯，临出门时却听到背后有人在喊我……汉嘉，你这老孤鬼，你瞧瞧这儿怎么样呀？我回过身，只见一个头戴橘红色美式有檐小帽的年轻人站在栏杆旁边的阳光里，他一手举着满满一瓶牛奶演戏似的站在那儿，活像纽约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


    他笑着朝我摇摇牛奶瓶，我看见所有其他男女工人都在笑，他们大概喜欢我，认识我，刚才我在这里转悠，感到幻灭时，他们一直在注意我，我见了这台巨型机器和见到他们时流露出来的震惊神态，他们全看在眼里了，感到高兴……此刻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举起一双双黄色和橘红色的手套在空中挥动。


    我两手抱着脑袋跑进了走廊，身后响起了一片不同音调的笑声，我在一条长长的、两侧一溜儿排着上千包书的走廊上飞快地跑着，躲避这笑声，成批成批的书排列在两侧，我往前跑的时候，它们在向后退。


    跑到长廊的尽头我停下脚步，忍不住撕开一包看看里面是什么书，原来孩子们所撕的，使两个孩子扭伤了手指的是卡亚·玛希克的小说。


    我抽出一本翻到封底，我看到印数是八万五千册，共三卷，也就是说超过二十五万册的书在徒然同儿童的小手指搏斗着……我心情平静了下来，又穿过几条走廊，两侧都堆放着成千包的书，它们静静地、无助地排在那里，恰似我参观利布什家禽饲养场时看到的鸡，尽管从铁丝笼里钻了出来，在传送带附近溜达、觅食，但迟早要被姑娘们捉住，活活地挂在传送带的钩子上，割断喉管，这些鸡还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只是刚刚开始它们周而复始的命运，却不得不过早地死亡，就像这里堆积的书一样。


    如果我去希腊，我心里说，我将去亚里士多德的诞生地斯塔吉茹斯朝圣。


    如果我去希腊，我一定会绕着那光荣的场地跑一圈，穿着长内裤，鞋带绑在脚踝上跑一圈，以示我对历届奥林匹克获胜者的敬意。


    如果我去希腊，如果我同这些社会主义突击队队员一起去希腊，我将给他们上课，讲所有的自杀者，讲狄摩西尼，讲柏拉图，讲苏格拉底。


    如果我同这些社会主义突击队队员去希腊……然而，这里已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这些年轻人活得好不自在，也许世界上一切都变了，不同了。


    我沉思着从后门走下我的地下室，走进阴暗和灯泡的照明中，空气臭烘烘，我抚摩我那台压力机上磨得发亮的粗糙的槽边，那些显现出年代久远的木边，我站在那儿，突然间我听到一声叫嚷，一声痛苦的吼叫，我转过身，却见迎面站着我的主任，他两眼充血，大声嚷嚷，冲着天花板痛心疾首地咆哮，说我跑开了那么久，院子里跟地下室一样废纸都堆得顶到天棚了。


    我不太明白他怒吼些什么，可我能感觉到我是一个让人厌恶的家伙，已让主任没法忍受了，他多次重复着两个字眼，还从未有人对我说过的，他说我是蠢货，蠢货，蠢货。


    布勃内的巨型压力机、社会主义突击队同我是道德上的对立面，那么我是蠢货，我比这台小压力机更不值钱，突击队队员夏天去希腊，而我是蠢货。


    于是整个下午我没有休息，一口气干到底，把废纸装进槽里，仿佛我是在布勃内干活，亮闪闪的书脊朝我频送秋波，可是我不加理睬，一个劲儿地反复说：不，不行，一本也不许看一眼，你必须冷酷无情，像朝鲜刽子手一样。


    我这么干着活儿，仿佛用铁锹铲的是无生命的泥土，压力机疯了似的运转着，它气喘吁吁，抽搐着，马达发烫，不习惯于这样的速度，在这地下室它经常闹感冒，患风湿症。


    我口渴极了，便跑出去，穿过院子买来一瓶牛奶，喝下它时，每一口都仿佛在咽着铁丝网，可我坚持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犹如小时候用小匙子服鱼肝油，这牛奶就那么令人厌恶。


    两小时后，触及天花板的废纸堆矮了一些，露出了通向院子的洞眼，那是星期四，像每星期四一样，我照例心情激动，等待着考门斯基大学</a>图书馆的管理员送一筐子书来，那是图书馆清除下来的。


    管理员站在洞口，把满满一筐哲学著作倾倒下来，落在我的脚边，我把这些书铲进槽里，只瞥了一眼：《道德的形而上学》，我的心快要碎了，但我举叉把它叉进槽里，犹如叉掉电线杆上挂着的铁皮箱里的垃圾。


    我一个劲儿地干着干着，打成一个个包，没有裹上古代或现代绘画大师的复制品，只是一包一包完成我的任务，我领工资就为这个，什么艺术、创造美，只是干活而已。


    我开始明白，我倘若这个样子地干活，我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突击队，自己立下保证书提高生产率百分之五十，为此我不仅肯定能去工人疗养所，而且能去美丽的希腊度假，在那里我将穿着长内裤绕着奥林匹克竞技场跑一圈，去亚里士多德的故乡斯塔吉茹斯朝圣。


    我不时举起牛奶瓶，嘴凑着瓶口咂一口牛奶，一边下意识地干着活儿，心想我还不是蠢货，我无动于衷地、野蛮地工作着，像布勃内在巨型压力机旁工作的人一样。


    到了傍晚，当我完成任务，证明我并非蠢货时，主任正在办公室后面的浴室里淋浴，在哗哗响的喷头下他对我说，他再也不跟我白费劲了，他已给管理处打了报告，请求把我调到别处去打包。


    我坐下来发了一会儿呆，听着主任用毛巾在擦干身体，灰色的毛发沙沙作响，突然我怀念起曼倩卡来，她已多次给我来信，说她住在克拉诺维采，邀请我去看她。


    于是我在肮脏的脚上套了一双袜子跑上街，匆匆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天快要黑了，我心情沉重，在林间小镇下了车，打听曼倩卡的住址，终于在黄昏时分来到了一座林中小屋面前，夕阳正在屋背后落下。


    我推开门进去，可是无论在过道还是在前厅都不见人影，厨房和卧室也没有人。


    我通过一扇敞开着的门走进了花园，在这里，我的吃惊甚至超过了上午在布勃内。


    在一棵大松树和琥珀色天幕的衬托下——天幕上夕阳正在徐徐沉入地平线——一尊硕大的雕像在那边高高耸立，它大得有如维诺赫拉德区斯·切赫公园的切赫纪念像。


    一部梯子架在雕像上，梯子上站着一个老头儿，身穿浅蓝色的罩衫，白长裤和白皮鞋，他正挥动铁锤在石头上雕琢着，那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头像，不，它既不是女人的头像，也不是男人的，而是具有两性特点的一张天使的脸庞，在这张脸上已不再有性别之分，因而也不再有婚姻之说。


    那位老先生不时扭头俯视下面，那位坐在一把椅子上，闻着手里的一枝玫瑰花的，正是我的曼倩卡，老先生抓住她脸上的特征，用凿子和轻轻敲击的铁锤，在把这些特征搬到石头上。


    曼倩卡头发已经灰白，但剪得短短的，仿佛教养院的女孩子，又像女运动员理的男孩发式，使她显得超凡脱俗，她的眼睛一只长得比另一只低一些，这使她增添了几分高贵气，她的一只眼睛看上去甚至有点儿斜视，可是我知道，这不是眼睛长得有缺陷，那只斜视的眼睛确实过去和现在都在不间断地越过无限之门注视着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中心，存在的中心，她斜视的眼睛，诚如某位信仰天主教的存在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象征着钻石中永远无法避免的瑕疵。


    我站在那儿看呆了，最使我吃惊的是雕像上的那两只白颜色的大翅膀，大得犹如两口白色大橱，而且这对翅膀，这双羽翼，仿佛在动着，仿佛曼倩卡在轻轻地扇着翅膀，仿佛她即将腾飞，或者在天空翱翔之后一秒钟前刚刚降落在那里。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一向害怕读书，一生中除却为了催眠从未读完一本正经书的人，如今在生命的旅程将要结束时赢得了圣洁……暮色渐浓，夜已来临，老艺术家还站在白梯子上，白长裤和白皮鞋在闪光，仿佛是从天上悬挂下来的。


    曼倩卡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她挽着我的胳膊告诉我说，这位老先生是她的最后一个情人，是她同男性交往的长链中最后的一环，由于他只能在精神上爱她，因此决定为她造一尊像以弥补这个不足，造一尊像，让她活着的时候在花园里观赏，去世后立在她的墓上当做镇棺石。


    老艺术家站在梯子上，借着月光还在为雕像脸上的神韵拼搏。


    月亮刚升起，给艺术家凿子的一起一落照着亮。


    曼倩卡领我去参观她的小屋，从地窨子直看到顶楼，一边用低低的声音向我叙述天使怎样向她显灵，她听从了天使的吩咐找来一个掘土工，她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下了林中一块空地，掘土工给她挖了地基，同她在帐篷里过夜。


    后来她把掘土工打发走了，找来一个砌砖匠给她砌了所有的墙，晚上同她在帐篷里过夜。


    之后曼倩卡找来一个木匠，给她干了新房上的全部木匠活儿，晚上同她过夜，这次已是在小屋里，睡在唯一的床上。


    之后她打发掉这个木匠，找来一个管子</a>工，同他像木匠一样睡在同一张床上，管子工给她做了所有的铁活儿。


    之后管子工同样被打发走了，换了一个瓦匠，同她做爱，给她的房顶铺了石棉水泥瓦。


    瓦匠也被打发走了，换了一个刷墙的，给她把所有的墙面和天花板都抹了白灰，晚上同她睡在一张床上。


    之后他也被打发走了，换了一个细木匠给她做了家具，曼倩卡就这么靠着她的床和一个明确的目标盖起了这座房子。


    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一位艺术家，柏拉图式地爱着她，给她雕刻一尊天使形状的曼倩卡像。


    说着，我们回到了原地，画完了曼倩卡圆圈形的生活轨迹，梯子上，一双白皮鞋和两条白裤腿在走下来，仿佛从天上走下来似的，浅蓝色的罩衫已同月色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白皮鞋踩到了地面，灰白头发的老头儿同我握手，说……曼倩卡已把我和她的事全给他讲过了，说曼倩卡是他的缪斯，赋予他那样充沛的创造力，使他得以代替上帝雕刻一尊曼倩卡像，一尊温柔天使的巨像……我搭乘末班火车离开克拉诺维采回到家里，喝得酩酊大醉和衣躺在床上，躺在堆着两吨重书籍的天幕下。


    我躺在那儿，心想曼倩卡无意中已成为一个她从来不曾梦想过的人，爬到了那样的高度，是我一生中未见有人达到过的。


    而我呢，我不断地读书，从书本中寻找预兆，可是书本却联合起来同我作对，我一次也没有得到上天的启示。


    曼倩卡憎恶书，她却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成了人们纷纷描写的人物。


    不仅如此，她甚至张开那双石头翅膀腾飞了，当我离去时，那两只翅膀在月光下熠熠生辉，犹如黑夜里帝国城堡的两扇灯光耀眼的窗户，这双翅膀带着曼倩卡飞翔了，把我们的lovestory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抛掉了那几根缎带，也抛掉了金山岗脚下她带在滑雪板上出现在雷纳饭店游客面前的那堆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