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天上午，屠宰场的工人们给我送来一卡车血淋淋的纸和被血水浸透的纸箱。


    一筐又一筐的烂纸让我无法忍受，因为它们散发着一股子甜腻腻的气味，而且弄得我浑身血迹斑斑，跟卖肉人的围裙似的。


    作为一种对策，我在打的第一个包里放进了一本翻开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第二个包里我虔诚地放进席勒的《唐·卡洛斯》，第三包，为了使语言也成为血淋淋的肉，我翻开了尼采的《看那个人！》。


    我干活的时候，一大群绿头苍蝇飞来包围了我，这些可怕的苍蝇是屠宰场的工人带来的，密密匝匝一大群，疯狂地飞旋着，发出嗡嗡的声音，下雹子似的打在我的脸上。


    我喝到第四大杯啤酒时，压力机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我马上认出来了，他不是别人，是耶稣。


    他的身旁随即站了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我一眼就断定这准是老子</a>。


    他们两个站在那里，几千只绿头苍蝇忽东忽西发了疯似的飞旋，翅膀和身体发出频率很高的金属声，它们在地下室的空气中绣着一幅活的巨大画面，是由一刻不停变化着的曲线和飞溅的斑点构成的，有如波洛克用滴溅颜料法绘制的巨画。


    对于这两个人的出现，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的祖父辈和曾祖父辈喝多了酒也都有过幻觉，看见过童话中的人物，我的祖父在流浪途中遇见过水仙女和水鬼，曾祖父确信他在利多维尔基斯啤酒厂的打谷场上看见过小妖魔、小精灵和仙女们。


    至于我，由于我在无意中获得了学识，因此当我躺在床上进入睡乡，而头顶上有两千公斤的书在摇摇欲坠时，我便看见槅板上出现了谢林和黑格尔，他们出生在同一年，有一回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骑着马来到我的床前，向我打听去海滨的路怎么走。


    因此，我喜爱的两个人今天来到我的地下室，并肩站在那儿，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异，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对了解他们的学说何等重要。


    苍蝇的飞舞和嗡嗡声这会儿更加疯狂了，我的工作服已被潮乎乎的血纸弄得湿透，我一边交替地按着绿色和红色电钮，一边看着耶稣和老子。


    我看见耶稣在不停地登山，而老子却早已高高站在山顶，我看见那位年轻人神情激动，一心想改变世界，而老先生却与世无争地环顾四境，以归真返璞勾勒他的永恒之道。


    我看见耶稣如何通过祈祷使现实出现奇迹，而老子则循着大道摸索自然法则，以达到博学的不知。


    我接连把血纸抱起投进机器，我的脸上涂满了血污。


    我按下绿色电钮，压板开始推动，把令人恶心的血纸连同一帮子苍蝇一股脑儿压扁，这些苍蝇怎么也舍不得离开纸上那点儿残留的肉渣渣，肉的臭味使绿头苍蝇欣喜若狂，它们发情、交尾，然后以十倍的疯狂痉挛地飞旋，密密匝匝围在机槽的四周，形成蠢动的一团，犹如中子和质子在原子中旋转。


    我捧着杯子喝啤酒，目光却不曾离开那年轻的耶稣，只见他神情激愤，被一些青年男子和美貌女人簇拥着，老子则孤零零地独自寻找合适的墓地。


    压力机已运转到最后阶段，混杂着绿头苍蝇的血纸被挤压得血浆四溅，血水滴落，我看见耶稣脸上洋溢着动人的喜悦之色，老子却神情忧郁地倚在机槽边上，显得孤傲、冷漠。


    我看见耶稣信心十足地命令一座高山后退，那山便往后移动，老子却用一张网覆盖了我的地下室，是一张用难以捉摸的才智织成的网。


    我看见耶稣有如一个乐观的螺旋体，老子则是个没有口子的圆圈儿，耶稣置身在充满了冲突的戏剧性的处境中，老子则在安静的沉思中思考着无法解决的道德矛盾。


    我按了一下红色电钮，血污的压板退回来，我再次抱起血迹斑斑的纸盒、纸箱以及被血和肉的潮气弄湿的包装纸投进空槽。


    我总算还有力气拿起尼采的书翻到那页写他同理查德·瓦格纳建立星辰般友谊的段落，我像把孩子放进澡盆似的把这本书放在槽内，随后连忙双手驱赶那一大群蓝色和绿色的苍蝇，它们像风暴中的柳枝一般抽打着我的脸颊。


    我按下了绿色电钮，这时只见两条裙子在轻快地从地下室的楼梯上走下来，一条是青绿色的，另一条是光滑的红色，两个茨冈女人，她们总是幽灵一般来到我这里，总是突然之间，当我以为她们已经不在人世，已经在什么地方被情人用屠刀捅死了的时候，却意外地出现了。


    两个收废纸的茨冈女人，她们把废纸背在背上，就跟过去妇女从林中背回干草一样，奇大无比的一包，她们背在背上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吃力地、蹒跚地走着，路上的行人不得不躲进壁龛或门洞里给她们让路。


    她们背着偌大的包走进我们院子时，门洞就给堵住了。


    进了院子她们径直来到磅秤那儿，弯下腰、转过身，然后朝后一仰倒在那个大包上，解开带子卸下这可怕的重负，把它拖上磅秤，一边气喘吁吁地抹着额上的汗水，一边注视磅秤上的数字，指针照例指在三十、四十，有时甚至五十公斤上，都是从商店和批发站捡来的纸箱、纸板和人们扔掉的废纸。


    每当她们想念我，或者被这份苦活累得精疲力竭——这些茨冈女人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她们背着大包缓缓行走时，远远望去就仿佛背着一节火车或一辆电车似的——也就是当她们厌倦了这活儿时，她们就跑到我这里来，扔下那块大得吓人的包袱皮，一头倒在干纸堆上，裙子撩到肚脐眼，摸出香烟和火柴便仰天躺着抽烟，品尝巧克力似的吧嗒着嘴巴。


    我被密密匝匝的苍蝇包围着，只高声向她们打了个招呼，穿青绿裙子的那个仰卧着，裙子撩到腰际，一双光裸的大腿很漂亮，光裸的肚子也很漂亮，小腹下面露出一簇漂亮的、火焰似的毛。


    她一手枕在脑下，另一只手拿着香烟猛吸，裹着她油腻腻的黑头发的头巾已滑到后脑勺上，她泰然自若地躺在那儿。


    穿光滑红裙的那个倒在纸堆上活像被人扔掉的一条毛巾，她被沉重的大包压得疲惫不堪，已动弹不得了。


    我用胳膊肘朝我的皮包摆了摆，我买了一些香肠和面包，可是喝了那么多的啤酒之后，这些东西已吃不进了，除非带回家去。


    我干活的时候一向情绪激动，有一种覆灭的感觉，神经极度紧张，结果总是啤酒灌得太多。


    两个茨冈女人于是像两把摇椅似的从纸堆上骨碌碌地滚下来，嘴里叼着烟卷，两双手同时伸进我的皮包，她们掏出香肠，剥去包装纸把香肠均匀地分成两半，然后演戏似的踩灭烟蒂，用脚跟仔细地踩着，仿佛在踩扁两条蝮蛇的脑袋，之后两人坐下来吃香肠，吃完香肠才吃面包。


    我很喜欢看她们吃面包，她们从不咬着吃，而是用手指把面包掰碎，神情严肃地捏着面包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送，一边吃一边点着头，互相碰碰肩膀，有如两匹注定将长期拴在一起驾车的马，直拴到最后被人送进屠宰场。


    有时我在街上遇见她们，总见她俩肩上搭着包袱皮，走进商店仓库时互相搂着腰，一边抽烟，一边跳波尔卡舞似的走着。


    这些茨冈女人日子过得一点不轻松，她们捡废纸不仅赖以养活自己和孩子，还得养活她们的头儿，一个每天下午根据她们捡得的废纸量分成的茨冈男人。


    这是一个特殊人物，架一副金边眼镜，蓄着小胡子，梳小分头，肩上永远挎着个照相机。


    他每天都给这两个茨冈女人拍照，善良的女人对着镜头摆出最动人的姿势，茨冈男人还煞有介事地走过去拨正她们的脸庞，然后退回来给她们摄影。


    可是相机里从来没有胶卷，两个女人从未拿到过一张照片，然而她们依旧天天让他拍照，像信徒盼望天堂似的盼望着自己的照片。


    一天，我在霍莱肖维采瞧见了她们，就在利本斯基大桥横跨伏尔塔瓦河的地方。


    当时我看见斯霍莱尔饭馆附近的拐角上，有个茨冈民警在指挥交通，他戴了一副白手套，握着一根有条纹的指挥棒，只见他一个波尔卡舞步旋转身，转向车辆放行的方向，动作那样优美、高贵，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他以怎样的骄傲在指挥交通，直到他站完这半小时的岗。


    突然，我的目光被青绿色和光滑的红颜色所吸引，原来在栏杆的另一头，两个茨冈女人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眼睛牢牢地盯在十字路中心那个茨冈男人身上，她们身旁还围了一群茨冈孩子和几位上了年纪的茨冈老人，他们一个个都满脸惊喜地看得出神，为这个茨冈人的成就感到骄傲。


    后来，换岗的时间到了，茨冈人同一个来接班的民警换了勤，回到自己人中间，接受大家对他的祝贺和赞扬。


    突然，那两个茨冈女人跪了下来，我看见那两条青绿色和光滑的红颜色的裙子垂到地面上，她俩用裙子擦他的值班皮靴，茨冈人微笑着，他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最后禁不住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郑重其事地同所有的茨冈男人一一亲吻，两个茨冈女人则跪在地上用裙子给他擦皮靴。


    这会儿她俩已吃完面包，把裙兜里的屑粒也都捡起来送进嘴里，穿青绿色裙子的那个躺到纸堆上，把裙子撩到腰眼，坦然对我露出肚子，一本正经地问我……怎么样，大叔，咱们干？我伸出手让她看看我手上的血污，还做了个拉百叶窗的手势，说……不，我膝盖骨疼。


    她耸耸肩膀，放下裙子，两眼却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穿光滑红裙的那个已坐在楼梯上，她也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她俩站起身，从疲劳中多少恢复了过来，显得精神一些了，她们拎着包袱皮的一个角儿跑上楼去，但临离开前还把脑袋俯下来，折叠尺似的俯到两膝之间，用女低音喊了声再见，跑上去了，跑进走廊，随后我听见她们的光脚板吧嗒吧嗒穿过了院子，那是一种无法模仿的波尔卡舞的步法。


    她们又走去收废纸，到头儿打发她们去的地方，那个肩上挎个照相机、蓄两撇胡子、梳小分头、戴眼镜的茨冈男人已预先给她们拉好了生意。


    我继续干着活儿，用铁钩子钩，浸透了血的纸箱、纸盒、包装纸和湿漉漉的血纸从天花板上倾泻下来，落进机槽，通向院子的洞眼显露出来了。


    此刻我能听见所有的响声和说话声，仿佛是通过麦克风传到这里的，有几个收废纸的来到洞口，我从下面看他们犹如看教堂门口的雕像。


    我的机器，我的压力机深深地藏在院子底下，犹如祖国之父查理四世的灵柩或墓碑。


    突然，洞口出现了我的主任，他的声音从上面沉重地打下来，声音中又是充满了仇恨和愤怒，他大喊大嚷，痛苦地绞着两手……汉嘉，那两个算命的娘儿们又到下面干什么来了，那两个巫婆？我于是照例吓得一条腿跪了下来，手扶着机槽呆呆地朝上面望着，我永远不明白主任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我，为什么老是端出这么一张可怕的脸相来对着我，仿佛这是他长久以来特地为我准备了的，这是一张愤怒的脸，充满了痛苦，由我造成的痛苦，这张脸每一次都像现在一样使我深信自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下属，只会给高贵的上级制造该死的麻烦……我从地板上站起来，就像墓石飞到半空，耶稣从墓中走出时那个受惊的卫兵站了起来一样。


    我站起身，拂去膝上的尘土，接着干活，我已不像刚才那样顺手了，绿头苍蝇却变本加厉闹得更凶，也许是因为我几乎已把所有那些血淋淋的纸打成了包而气得它们发疯，也许是穿堂风吹得它们晕头转向了。


    这穿堂风是我挖了那座高得像山、尖头顶进了院子的废纸堆引起的，绿头苍蝇现在包围着我，包围我的胳膊和槽里的废纸，密密匝匝，有如浓密的悬钩子丛，有如黑莓枝子，我用双手驱赶它们时，有一种同钢丝和带刺的东西搏斗的感觉。


    我干着活儿，浑身已被血污和汗水湿透，那两个茨冈女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和老子始终站在压力机的槽边，现在我又独自在这里从事机械的劳动，不断地被绿头苍蝇的绳索所缠绕和抽打。


    我看见耶稣像一个刚在温布尔登网球赛中取胜的冠军，老子像一个尽管家财万贯但看上去却一贫如洗的商人。


    我看到耶稣的一切暗喻和象征都包含着流血的实质，老子则身穿布衣站在那里指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粗木料。


    我看到耶稣是个花花公子，老子则是个腺体不全的老光棍。


    我看到耶稣举起一条手臂，以唯我是从的强有力的手势诅咒他的敌人，老子却逆来顺受地垂下双臂，仿佛垂着一双折断的翅膀。


    我看到耶稣是个浪漫主义者，老子则是古典主义的，耶稣有如涨潮，老子却似退潮，耶稣像春天，老子则是寒冬，耶稣体现的精神是爱邻居，老子则是空灵的最高境界，耶稣是progressusadfuturum，老子则是regressusfadoriginem……我交替按下绿色和红色电钮，把最后一抱令人恶心的血纸扔进槽里，这是屠宰场给我送来、堆满我的地下室的，他们同时也领来了耶稣和老子。


    因而我在最后那个包里放进了伊曼努尔·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所有的绿头苍蝇几乎都疯了，疯到这种程度，它们扑到血腥的残渣上，吸着已经干涸和正在干涸的血，如此贪婪，竟然没有觉察正在靠拢的压板将把它们压碎，碾成薄片，挤出水珠。


    我用铁丝把压成一个立方体的包捆起来，送去同其他十五个包放在一起。


    剩余的疯狂的苍蝇紧跟着我，每个包上都盖满了绿头苍蝇，包里挤出的每一滴黑红色的水珠上，都闪着苍蝇墨绿色的或金属似的蓝光，仿佛每个包都是炎夏中午时刻挂在农村肉铺铁钩上的巨大牛腿。


    我抬起眼睛，只见耶稣和老子已离去，像那两个茨冈女人一样，他们也踏着涂了石灰的白楼梯走了。


    我的啤酒已喝光，因此我磕磕绊绊爬上楼去，有一会儿我不得不一手扶着阶梯往上爬，过于喧嚣的孤独使我头晕目眩，直到进了背后的小巷我才挺直了腰，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升空啤酒筒。


    空气闪着光，我不由得眯缝起眼睛，每一道阳光仿佛都饱含着盐分。


    我沿着圣三一教堂的教区院墙走着，有一队掘土工正在马路上施工，在这儿我又瞧见了那两个茨冈女人，她们坐在一条木板上，抽着香烟，同几个茨冈男人聊天。


    有不少茨冈人从事道路建设工程，他们的劳动按定额付酬，因此他们干得劲头十足，规定的指标使他们忘记了疲劳。


    我一向喜欢看他们干活，他们脱光了上身，用铁锹和十字镐同坚硬的泥土和铺路石拼搏。


    我喜欢看他们半个身躯藏在马路下面，仿佛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把妻子和孩子带在工地附近，他们会突然间想念孩子，因此我常看到茨冈女人撩起裙子抡着闪亮的十字镐在挖沟，而年轻的茨冈男人却把孩子抱在膝上一同玩耍，因此他们表现的爱有点儿奇特，同孩子玩使他们焕发活力，不是筋骨上的活力，是心灵中的。


    这些茨冈人非常敏感，让人联想到圣母抱着小耶稣的那张美丽的南波希米亚圣母像。


    有时他们看着你，看得你手脚发冷，他们那双眼睛，那样大的眼睛，蕴涵着智慧，反映出久已被人遗忘了的某种文化。


    据说，在我们还拿着小斧头东奔西走，身上裹着兽皮的时候，茨冈人便已建立了国家和社会制度，经历了第二次衰退。


    我一边想，一边瞧着胡森斯基酒店的女服务员给我在啤酒筒里斟两公升的啤酒，泡沫溢出啤酒筒了，女服务员把剩余的啤酒倒在一只玻璃杯里朝我一推，让我喝，杯子在锡皮柜台上滑到我的手中。


    女服务员于是马上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因为昨天我付账时一只耗子从我的衣袖里蹿了出来。


    我喝完了啤酒，也许她背过身去是因为我手上的血污，双手满是干了的血。


    我伸手摸摸脸，我总喜欢这样用手掌在整个脸庞上抹一下，发现额上全是干瘪的绿头苍蝇，因为驱赶那些疯狂的苍蝇时，我常常使劲拍打额头。


    我沉思着走回去，经过那条施工的小巷子时，看见那两个穿青绿裙子和光滑红裙的茨冈女人正站在圣三一教堂墙边的阳光中，茨冈男人手里端着照相机在帮她们摆正姿势，拨拨她俩的下巴颏儿，然后退后几步，对着取景器看了一会儿，再走去摆正她俩的姿势，要这两张脸庞在彩色照片上笑得甜甜的。


    之后他把相机举到眼睛上，打了个手势，咔嗒按了一下，拧了拧并不存在的胶卷，两个茨冈女人拍着手掌，高兴得孩子似的，只担心照出来的模样儿不知怎么样。


    我把帽子拉到眼睛上，穿过马路，正碰上了美学教授，他不知所措地站在我面前，度数很深、厚得像烟灰缸的一副眼镜片冲着我，活像瞄准我的猎枪枪口。


    他伸手在兜里摸了一阵，像每次一样抽出一张十克朗的钞票，递到我手上，问道……那年轻人在？我回答说在。


    于是他像平时一样凑到我耳边轻声说……好好对待他，行？我说我会这样做的。


    我看着这位编辑穿过一个院子拐进斯巴莱纳大街，于是我疾步跑出巷子，从后面回到地下室，我摘下帽子，光着头谛听着教授怎样胆怯地从院子里走过，然后悄没声儿地走下来，当我们四目相遇时，他松了口气，说……那老头儿呢？我说还不是又去买啤酒了。


    教授接着问道……他总那样像恶狗似的对待你？我说从来都这样，他嫉妒我，因为我比他年纪轻。


    美学教授把一张揉皱的十克朗递到我手上，贴在我的手心里，按了一下，颤声对我耳语……这是给您的，费神啦，找到什么没有？我走去从一只小箱子里取出几本旧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报》，这些杂志中照例都有米洛斯拉夫·鲁特和卡莱尔·恩格尔姆勒写的戏剧评论，我把这些杂志拿给教授，他原先在《戏剧报》工作，尽管五年前已被赶出编辑部，但他对三十年代的戏剧评论仍有浓厚兴趣。


    他接过杂志匆匆翻了翻，放进皮包，像平时一样又给了我十克朗，告辞走了，在楼梯上还转身对我说……您再劳神多找找，现在重要的是可别让那老头儿给撞见。


    他上去了，进了院子，我则像平时一样戴上帽子从后门跑进小巷，穿过神父宅邸的院子站在圣达代阿谢克塑像旁边，帽子拉到眉毛上，做出不悦和惊讶的神色。


    我看着教授紧挨着墙边走过来，他看见我时照例吃了一惊，他定了定神，走到我面前，照例给了我十克朗，痛苦地说……对那个年轻人您别这么厉害，为什么您不喜欢他？好好对待他，行？我照例点点头，《戏剧报》的评论家走了，我知道他应该径直朝查理广场走去，但他像通常一样宁可在街角就拐了弯，钻进一个院子，手里的皮包也飞快隐没了，他急于躲开我这个古怪的老打包工，像恶狗一样对待年轻人的老打包工。


    这时，我见一辆卡车正倒退着开进我们的院子，我从后门回到地下室，我拉着手推车站在电梯旁边，今天打出的十五个包，每包的四面我都用水泡过的高更的绘画复制品《早上好，高更先生》装饰起来，现在一眼望去，它们光彩夺目，变得很漂亮，马上就要运走使我感到惋惜，我真想有多一点的时间欣赏这些画面，它们像布景片似的排列在那里，构成一幅美景，令人眼花缭乱。


    一群已经疲惫的绿头苍蝇嗡嗡着……升降梯里司机的脑袋探了出来，于是我把包一个个装上手推车，两眼仍在《早上好，高更先生》上流连，真遗憾它们必须从我的地下室里运走。


    不过，没关系，我心里说，等我退休了，我买下这台压力机，那时候我打的每个包我都将留下来，我不办展览会，也许有人要买一个我签了字的包，也许一个外国人，在我不走运的时候，为了不让任何人买走我的包，我将把价格定为一千马克，我若不走运，那个外国人可能会付我一千马克，把我的包运走，不知运往哪里，我就不知道上哪儿再去看它一眼了……十五个包一一被升降机送到了上面，我听见搬运工在咒骂那些包上和包四周的绿头苍蝇。


    最后一个包送走以后，所有的绿头苍蝇也跟着被送走了，地下室里由于失去了这些疯狂的苍蝇而突然显得凄凉和冷清，正如我自己，一向都是悲哀和孤独的。


    我两脚两手爬着楼梯上去，身体摇摇晃晃，但凡我喝了五升啤酒之后，我爬楼就不得不像爬梯子一样手脚并用。


    我站在那儿瞧着搬运工把最后一个包递给司机，戴着手套的司机接过来，用膝盖把它同别的包码在一起。


    搬运工的后背，工作服上印满了已干涸的血迹，成了一块血印的花布。


    我看见司机厌恶地把那双血迹斑斑的手套脱下来扔掉了，搬运工爬上车，坐在司机旁边，一卡车的包就从院子里运出去了。


    我很高兴，因为满车都是《早上好，高更先生》在放射光彩，但愿卡车驶过时，这些画会使路上的行人高兴，但愿看到这样一辆车在身边驶过的人会感到高兴。


    同这些包一起离开了院子的，是那些疯了般的绿头苍蝇，我看见它们在斯巴莱纳街的阳光中又活跃了起来，围绕着整个卡车疯了般地飞着。


    一大群蓝色、绿色和金色的发了疯的苍蝇，它们无疑会同高更的《早上好，高更先生》一起装进箱子，最后在造纸厂被倒进浓酸和浓碱的溶液中，因为发了疯的绿头苍蝇不可能放弃它们的观念：哪儿的生活能比在这赏心悦目的臭烘烘的腐败血浆里更美好？我正想回到地下室去，却不料我的主任脸上带着一副殉道者的神情突然在我面前跪下了，他双手合十恳求说……汉嘉，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行行好，我向你发誓，我跪在地上求你了，醒醒吧，趁现在还来得及，别再灌酒了，干活吧，别再折磨我了，你这样下去会把我折磨死的……我吓坏了，连忙俯身轻轻抱住他的胳膊肘央求他……您别这样，好先生，我说，您这样跪着有失尊严……我把他扶起来，我感觉得出他浑身在颤抖，因而我再三请求他宽恕我，虽然我并不知道要他宽恕我什么。


    这就是我的命运：永远请求宽恕，甚至自己请求自己宽恕，宽恕自己是这么个人，生来如此……我沮丧地回到地下室，一种负罪感使我心情特别沉重，我仰天躺在方才穿青绿色裙子的茨冈女人躺过、现在还有些温暖的窝里，我躺在那儿，谛听着街上的声音，一种美妙的、实际的音乐。


    我谛听这座五层楼房——我们废纸收购站就在这座楼房里——有住户的污水怎样不停地在流淌，哗哗地响着。


    我听见抽水马桶的冲水声，当我侧耳细听地层深处的声音时，我十分清晰地听到污水和下水道的污物怎样在轻轻流动。


    在绿头苍蝇的大军撤退了之后，我听见水泥地面下老鼠的叫喊和哀号，在首都布拉格所有的下水道里，两个鼠族在进行着疯狂的战斗，争夺城市里所有下水道和阴沟的统治权。


    天道不仁慈，在我的上面和在我的下面，生活也不仁慈，我心里也不。


    早上好，高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