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土木之变

    牟复礼</a>（Frederick W. Mote）


    中国的千年帝制到20世纪初才寿终正寝。1对于帝制时代下的中国执政者来说，军事与整个中华文明相比只是次要的问题，事实也应该如此。然而在古代中国，军事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一向都是最大的。政治家们为此思量得殚精竭虑，争论得舌敝唇焦，由此也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军事组织如何运作？如何做出决策？何时主动出击？怎样安排防御的重点？对于这些问题，从15世纪中期的一起荒唐的事变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事情发生在1449年夏天。皇帝年纪尚轻，大太监王振实际控制着内廷和外朝。王振率领一支大军征讨蒙古，使军队陷入本可避免的绝境，明军被敌军一股先头部队杀得血流成河。随皇帝出征的所有高级将领，连带王振本人，都葬身沙场。皇帝被生擒，做了一年俘虏。这种危机足以灭亡明朝，至少会使明朝丢掉华北。北京朝廷的果断既拯救了王朝，也拯救了国家。但这起事变在明朝的政治家乃至百姓心中都留下了太深的烙印，“蒙古的威胁是首要的”这一观念一直保持到明朝灭亡。土木之变的过程及屈辱的结局，在明史</a>上简直难以置信，如果你了解它的细节，就更会觉得如此了。这起事变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揭示了明朝军事机构运作方式，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军事史。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前两部分简要介绍事变的背景，结论是1449年的惨败是明朝政府和蒙古之间问题发展的顶点。第三部分应该题为“如何失去一个皇帝”，通过爬梳传统史料，厘清时间脉络。第四和第五部分是对事变推理性的思考，其中一些思考并不能从本文给出的史料获得支持，但还是值得提出，以供对明清史和军事史有兴趣的读者了解。2


    蒙古的兴起


    中华帝国晚期由朝廷直辖的军队，除了承担越来越具象征性的护卫皇帝及皇陵的常规任务，还有两个明确的任务：预防和镇压造反，防止国内混乱；戍守北方边境，防止外敌入侵。正规军几乎不用承担警察的职能。他们对内维持秩序的功能，到王朝受到政治性威胁的时候才发挥出来。至于外敌，历来只有北方边境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其他三个方向的边界都是“软”的，汉族和异族的冲突可以被控制在地方冲突和政治活动层面。即使是边境问题需要朝廷军队来解决（比如1406年对安南的战事、15世纪40年代西南边境的战事，规模极大，而战略上得不偿失）3，也从不或者极少对中央产生威胁。他们既不会改朝换代，也不会侵入中原腹地，只局限在边远地区。


    从大西北的青藏高原边缘，到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茫茫林海，可以划出一条定居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分界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力极强，足以对中国构成威胁。中亚草原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故乡，他们懂得汉人的生活方式，却不能总是模仿，这在汉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有着物质依赖，经常通过武力掠夺、勒索，或者有计划地压榨中国的物资。为了将掠夺常规化，他们在帝制时代（从公元前200年到20世纪初）的中后期越来越擅长统治中国北部边境与他们相邻的地区，而且设计了诸多政治军事措施使掠夺常规化，不然单次军事入侵之后，掠夺就会结束。这些措施包括以巨额的财物换取和平的条约，以及占领和直接统治。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长城都是一条剑拔弩张的边界。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政府可以确保长城以内地区的安全，并对其实行直接管理。更强盛的时候，中原王朝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来干涉长城以外的权力安排，这样既能防止草原部族凝聚成一股势力对付自己，也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长城以外。中原王朝虽然偶尔支持百姓在塞外定居，但仅仅止于防御性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并不想直接统治长城以外太远的地方。北方草原，即使是邻近长城的北方草原，从未彻底受到中原王朝的控制。中原王朝并没有像罗马一样，对其北部边境实施武力征服、军事占领、建立殖民地、汲取财赋。罗马人用武力扩展疆土汲取财赋的做法，更像是草原民族对汉族的做法。


    虽然在汉唐时代，中国的势力远及中亚，但直到17世纪后，草原地带才成为中原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清朝三百年的内亚草原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使得现代中国既可以继承前代王朝的传统疆域，又能继承清朝平定的疆域。内蒙、东北地区（除明代的辽东以外）、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周边绿洲地区）被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文化上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汉化，都是清朝统治带来的一个意外的好处。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国家的例子，现代民族国家偶然地在民族国家概念凝固之前继承了周边地区。在这里介绍后来的历史发展，就是想要引入对于中国北方边境地图的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这样我们才不会把看现代地图领土划分的眼光投射到历史当中去。


    明朝（1368—1644）早期同蒙古的关系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蒙古”一词的概念——涵盖了长城以北所有的相邻地区——正在形成。中原王朝在长城沿线的势力在崩溃了数百年之后，此时又重建起来了。蒙古强权土崩瓦解。明朝的势力成功地伸展到长城以北尚未直接统治的地区。明朝初年，明军多次进攻蒙古残部。当时明军多能征惯战之将，皇帝有时还会御驾亲征。明军在蒙古的地域打败蒙古人（其战术很大程度上模仿蒙古人），对蒙古军事社会的高层组织施加强有力的干预。明初的君主显然希望可以给蒙古各部划定领土，让部族首领向明朝称臣纳贡，但没有什么成效。日后清朝的政策也是如此，但远比明朝成功。


    蒙古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族王朝大相径庭。蒙古社会是军事化的，各个小部落组成军事联盟，中国人会把它们看作行省，这种类比虽然在描述蒙古的组织结构上有用，但是它们又不是行省，因为它们可以成为国家级别的组织。在诸如成吉思汗</a>及其子孙那样卓越的统帅下，这样一个相当于国家的部落联盟会扩大成一个众多国家联合的广袤帝国。成吉思汗的胜利是因为他建立了可能是最大的帝国级的超级联盟，然后利用其军事资源，征服世界。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但是他开启的势头一直继续到13世纪中叶。顺着这股趋势，13世纪70年代蒙古征服了长城以南，忽必烈建立元朝。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崩溃之前，帝国层面的蒙古权力结构就先崩溃了。因为早期的大汗开拓的疆土太过辽阔，离心力也就随之增强。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虽然将成吉思汗和元代之后的蒙古联系起来，但只是整个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在忽必烈和他的子孙的统治下，到13世纪末期，元朝中国已经脱离了蒙古世界。1368年蒙古统治被推翻，汉族统治的明王朝建立。蒙古人被赶进了辽阔的北方草原。在蒙古历史的低潮期，国家级的联盟也一度解体，结构松散，更像是众多分散的省份。后来这些省级的联盟也出现了解体的危机。不少蒙古部落，尤其是居住在长城附近或者留在中国内地的，渐渐同化于汉族了。这数万人占整个蒙古人口的比例很小，但象征着蒙古国家的崩溃和无序。


    我们不要忘记，蒙古国家无论从政治还是民族构成上讲，都是一个历史的创举，即使在草原的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草原部族和社群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结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它使得各不相同的分立部落和民族（虽然血缘相近）取得了一致的文化和心理认同。“蒙古”是一个新词，它的出现比成吉思汗的出生早不了多少。在成吉思汗有计划地扩张蒙古国家之前，“蒙古”只是一个部落的名字。14世纪晚期以降，随着元亡明兴，蒙古这个名称才被用作指称今天所说的蒙古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后裔，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这片土地文化的统一性和身份的延续性，并且持续至今。这标志着草原历史进入了新阶段。虽然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蒙古国家的政治军事架构摇摇欲坠，但蒙古人还是保有作为成吉思汗子孙的自我意识，这是推动重新统一的强大潜在因素。


    亚洲腹地有许许多多民族学会了系统、持续地利用他们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和居住在“内亚海”的“岛屿”和“海岸”的其他定居民族——借用威廉·拉铁摩尔的地理学的比喻），蒙古族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军事上的组织能力是最强的，而且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国（虽然不是最长寿的）。蒙古人是第一个在中国全境建立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其统治从1279年持续到1368年。在所有统治中原的游牧民族中，蒙古统治者的汉化程度最低。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最多的东西，而且在放弃原有价值观方面付出了最小的代价。蒙古人和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影响到他们在15世纪早期变动不居的关系模式。


    汉人虽然早就习惯了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危险的邻居，但是到了明朝，北方又有了一个新形式的邻近强权。草原在文化上更加同一了，有着前所未有的统一潜力。它的统治者不久前还处于元朝统治的伟大时代。四分五裂的蒙古和刚刚建立的明朝不得不思考和回应他们关系中的新状况。明朝对双方关系的态度是消极的，它并不觊觎草原，只是想确保草原上的部落对自己没有威胁。马匹大概是明朝唯一需要向草原买进的东西，但是买马还是为了防备草原民族的入侵。明朝的态度只有一点积极之处：非常重视心理和意识形态。明朝宣称自己文化优越，是世界中心，很希望草原能认同这一点，4但不会为此发动战争。


    从蒙古的角度讲，双方关系更加重要和积极。蒙古依赖明朝供应一些必需物资，而且还会寻求一些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必需品包括粮食、生铁、铁制品和其他手工制品。这对蒙古经济，以及对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这种需求比中原对战马的需求重要得多。为了以汉人能接受的方式获得这些关键物资（当他们必须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愿意放下身段承认中原中心的，而且多少也会受此影响。例如汉人对天地万物的看法就影响了蒙古巫术。这种不平衡的共存关系中的单方面依赖，使得他们对于明朝强硬的命令能够灵活适应。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处理双方关系时比汉人更有创造性，更灵活。但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到了清朝，汉人进入蒙古的草原世界，对此蒙古人在文化和人口上都难以抵挡。


    宦官制度与1449年的战役


    1449年，北京的龙椅上坐着的皇帝年纪轻轻，昏庸无能。他叫朱祁镇，死后庙号英宗，年号正统。朱祁镇于1435年1月31日登基，时年八岁。正统元年是从他登基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即1436年起计算。他生于1427年12月3日，所以土木之变时还没过二十二岁的生日。他的父亲宣宗皇帝是个有活力、有作为的君主。他操持一切，就是没把儿子教育好，也没有委派有责任心的师傅来教导。这个责任最后落在了皇太后身上。皇太后是一个聪明、心性高贵的女人。5但是1442年皇太后薨逝后，十五岁的天子就完全落入了大太监王振的掌握。在有明一代的历史上，王振可谓臭名昭著。一群执掌外朝事务多年的老臣明明知道内廷的情形，却放任宦官控制内廷，而没有挺身抗争，因为即使抗争了也未必成功。由于这个污点，许多人认为他们要为后来发生的事件负责，这大概是不公平的。王振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能够控制皇帝的宦官。通过皇帝，他控制了整个朝廷，一手策划了1449年的轻率出征，扮演了关键角色。后来事态失去控制，他也死于军中。英宗皇帝和他的密友王振，都不是当英雄的料。


    长城另一侧的领袖是也先，漠西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他继承了父亲脱欢的权力和头衔。明廷一厢情愿地封他为“顺宁王”，即“顺从和安宁之王”，他还有汉族头衔“淮王”和蒙古头衔“太师”，6说明他是大汗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大汗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嫡传后代，当时已经无足轻重。明朝人对蒙古潜在的乱源本身后知后觉，当他们关切地注意到，蒙古的最高权威从属于自己不曾预料到的势力时，处理双方关系就更困难了。也先是太师，是蒙古大汗名义上的军事助手，但是明廷发现，他甚至不经常和这个所谓的大汗联络。也先的父亲还攻杀了鞑靼部的首领阿鲁台，也先因此可以插手三卫的事务。三卫是明朝人对定居在后来的热河—满洲地区的东部蒙古部族的称呼。事实上，也先想要效法成</a>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他把势力东扩到已经归附明朝的内蒙古和满洲地区，证明了如果出现一个能力与魅力兼备的领袖，从前蒙古国家的组织架构就有可能复活。虽然他未能成功，却唤起了16—17世纪其他蒙古酋长的梦想，鼓舞他们再度尝试。司律思（Henry Serruys）称也先为“全蒙古的实际统治者”。7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建立草原权力的经典模式。明廷必须要关注并采取反制措施。中原王朝曾经对蒙古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现在他们感到应该直接出手了。


    司律思是明代汉蒙关系史的权威，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蒙古最需要的是和中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处理得当，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战争就不会发生。这个结论说明，如果汉人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效法历史上的先例，就可以减小乃至化解蒙</a>古问题，这样做之后，并不是不用维持在蒙古的军事存在，而是可以避免军事灾难。对比之下，官僚手中的北方边塞管理不善，耗费越来越多，用处越来越小。作战指挥不得当，军队巨大的技术能力几乎没能发挥。一场轻率导致的军事灾难，更加强了明朝对军事行动，而不是其他手段或其他问题的依赖。


    14世纪后半叶，中原王朝开始重修长城，长城今天的样子就是那时奠定的。此举意在加强边境防御，防止蒙古人进入，无论是使者、商人还是侵略者。长城虽然看起来壮观，但并没有成功实现这个意图。中原王朝躲在墙后观察蒙古人，但有价值的发现极少。对于蒙古的欺骗，他们以诚实的义愤回应；对于朝贡关系，他们的管理渎职且腐败，这都使得防御态势更复杂了。对于蒙古人来讲，朝贡首先是贸易。汉人倨傲的政策和腐败的管理，使得蒙古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危急的时候、遇到挫败的时候，或是军事信心增强的时候，蒙古人就会轻易进入长城防御区，毫发无损地突破长城。15世纪4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汉人认为他们在更邻近、更和平的蒙古地区“省份”取得的稳定已经被动摇了。也先致信那些配合中原王朝绥靖政策的蒙古酋长：“尔祖父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禅可汗所授官。” 其实是在质问：“汉人是我们的宿敌，日后还将成为我们的臣属，你现在真要臣服他们吗？”8这是一个有力的号召。


    15世纪40年代末，长城沿边守将由于边防问题向朝廷上奏了无数次。9当时大批粮饷军械都被用于谋划不当、执行腐败的云南战事，长城边防的力量大大削弱。1449年初，明朝重振长城防御力量的紧迫感加强了。在京师的年度军事评价和战力检阅就变得异常重要。王振虽是宦官，却是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以边镇作为自己党羽的酬佣。他的下属宦官被安插到重要的边镇，掌握了实权，能征惯战的宿将却只是挂名主将。10皇帝也接近成年了，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可以不顾老臣和外朝的意见任意行事。他对王振百依百顺，称王振为“先生”。为什么明朝人在边境军事危机时误用了自己的力量？因为他们对这次危机出现的新情况视而不见。但明朝的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政治权力的滥用？王振能走多远？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被纵容到如此地步？这是更难理解的。


    中国历史学家坚定地认为，宦官这个群体，虽然个别人会有一些小才微善（中国的历史学家并不怎么想提这一点），但大体上是又贪财又贪权的。王振的确贪财，甚至锱铢之细也不放过。他对待蒙古人和对待汉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王振的仓库非常巨大，堆满了财宝，都是他平日里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的。从蒙古人那里捞来的东西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却足以把蒙古人逼急。显然他通过宦官代理人网络，在朝贡贸易中年复一年地欺诈蒙古人。蒙古人进贡四千匹马，希望一匹马换取十五匹布，或是相当数量的铁、手工制品或是粮食。11但是他们经常得不到回报。他们一再要求开放边境贸易点，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常规贸易，但都被明廷拒绝了。王振掌握下的朝贡贸易，是蒙古人获取某些必需品的唯一渠道，欺骗让他们陷入物质的短缺和精神的屈辱。如果没有王振，没有腐败，其他的明朝官员也不会对朝贡关系有什么新的看法。


    “王振可以走多远？”我们已经提出。他的权力极限可以从他和外朝文武大臣之间的关系中看出。他取得了黜陟官吏的大权。很多官员不齿于他，消极地抵抗他，但他却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他决定所有的大政方针，恫吓官僚中的精英，那些放弃尊严谄媚于他的人可以最快地升官发财。他将锦衣卫交给自己的亲戚掌管，使整个朝廷陷入恐怖。一段传说展现了15世纪40年代晚期的朝廷氛围。有一个叫作王佑的年轻文官，升迁得飞快。他同王振一样没有胡子。王振曾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反映了朝臣的屈辱：“爸爸没有胡子，儿子怎么敢有呢！”12


    王佑是为荣华富贵放弃尊严的小人，而王振是皇帝的延伸。中国帝制向着专制主义演进千百年，到明朝已登峰造极。没有人能批评皇帝，皇帝既然可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宦官也就鸡犬升天，一样不能批评。王振是一个天才，他在宦官中第一个发现自身的地位蕴含着何等巨大的权力。不幸的是，无论是他还是之后的宦官，都没能发现明朝的真问题。王振完全没有军事才能，不像一些低级宦官锻炼成了出色的将才。13


    1449年年中，边情已急如星火。王振劝英宗随自己御驾亲征。按王振的预想，他统率五十万大军打败塞外侵扰的蛮夷不成问题。大军将从北京向西北进发，抵达山西大同，然后从大同进入草原。战场上所有的宿将都要听命于他，就如朝中文官已经习惯的那样。而英宗将一路跟在他身后，祝贺他拯救了大明。


    随后大军将经过王振的家乡——大同东南的蔚县，于是王振便可以让所有亲戚见到皇帝——这个在自己毕恭毕敬地控制之下的角色。王振的家族在蔚县早已是豪门了，得胜之后王振不会得到更多的财富，但他的威望和荣耀将会达到顶峰。14


    土木之变日录</a>


    作为一场军事行动，王振的举措完全是轻率不负责任的。以下细节来源于史书：15


    1449年7月30日（七月十一日己丑） 此前一段时间，每日从北京以西长城沿线的边镇发来报告，敌人侦查、劫掠频繁，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这表明也先在策划一场总攻，而目标可能是万里长城的要冲大同。本日，也先在大同地区发动进攻，其他蒙军从辽东到甘肃各路发动进攻。王振私下劝说英宗亲征，以伸惩戒。当朝廷集议此事的时候（可能是在次日），兵部尚书</a>邝埜谏阻亲征，认为“六师不可轻举”。16王振对此充耳不闻。


    7月31日（七月十二日庚寅） 无事。


    图6-1 土木之变（1449）


    8月1日（七月十三日辛卯） 无事。


    8月2日（七月十四日壬辰） 吏部尚书率群臣谏阻亲征，大意是皇帝亲征是反应过激，况且暑气未消，水草不继，准备未足。车驾出京是犯无谓之险，又使朝廷陷于无主之境，“且兵凶战危，古之圣人敬慎而不敢忽，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臣等至愚，以为不可”。在王振的建议下，英宗答复：“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屡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军以剿之。”


    8月3日（七月十五日癸巳） 英宗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镇京师，并择定了一众扈从出征的文臣武将，定于次日出发。


    同日 宣府告急，蒙军已围马营三日，马营水源断绝。又大同来报，两员宿将于大同东北的阳和（今阳高县，在长城边上）全军覆没。监军的宦官郭敬是王振的党羽，强令涣散无纪律的军队出战，导致败绩。郭敬伏在草丛中才幸免于难。


    （1）178月4日（七月十六日甲午） 遣官祭告太庙、社稷。亲征令下之后二日就启程了，扈从的文武官吏仓促就道。科给事中鲍辉拦驾谏阻：“陛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王振当即呵斥鲍辉，而英宗默然。于是大队人马继续前进，出北京城向西北行进。（当晚安营于唐家岭，不见于任何一张地图。）


    （2）8月5日（七月十七日乙未） 第二晚宿营于南口迤南的龙虎台。夜间忽有警报，军中一度大乱。


    （3）8月6日（七月十八日丙申） 成祖忌辰（成祖于1402年即位，1424年驾崩）。18英宗遣官至长陵献祭。长陵是十三陵之一，龙虎台距长陵只有数十里。是日，英宗召集扈从群臣，晓谕行军纪律。（《英宗实录》中此日没有记载安营地，可见此日英宗及扈从并未上路。）


    （4）8月7日（七月十九日丁酉） 五十万明军通过居庸关，越过了内线长城。当天风雨竟日，群臣请暂驻数日，王振大怒不允。士兵怨声载道，文武将士都没有纪律可言。


    六十四岁的兵部尚书邝埜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臣。他刚直敢言，曾领衔上奏谏阻英宗亲征。但他毫无实际作战的经验，曾经数次堕马，身受重伤。同僚劝他留在后方就医，他义正词严地拒绝：“至尊在行，敢托疾自便乎？”


    （5）8月8日（七月二十日戊戌） 前线传来一件忠勇的事迹，英宗特命表彰以激励士气。夜间宿营榆林站。


    （6）8月9日（七月二十一日己亥） 宿营于怀来城西。


    （7）8月10日（七月二十二日庚子） 宿营于雷家站（不见于所有地图）。


    （8）8月11日（七月二十三日辛丑） 过鸡鸣山，警报频传，众臣都惧怕将要到来的灾难。英宗将万事委之王振，王振愈发专横跋扈，公侯见王振也要屈膝而前，就像见皇帝本人一样；有谁言不称意就罚跪半日。钦天监监正是王振党羽，私下劝告王振，继续前行有“象纬示警”，而王振则坚决地说：“即不幸，天也！”王振拒绝了许多类似的谏言，下令继续前进。19


    （9）8月12日（七月二十四日壬寅） 抵达北京和大同的中点—宣府（今宣化区）。雨仍未停，敌情警报引起了慌乱，扈从群臣又交章上奏，请驻跸宣府，王振大怒，拒绝了他们。惩罚领衔上奏的户部尚书王佐</a>、兵部尚书邝埜在草丛中跪了一整天。大将向王振奏事也要膝行而前。一些高级官员已经开始密议最后的手段—刺杀王振。


    翰林院学士曹鼐（一说李贤</a>）与随行的诸位御史说明为什么必须这么做：“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尘，六军丧气，切齿于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振而碎其首于驾前，数其奸权误国之罪，然后遣将领前诣大同，则天意犹可挽也。”一众御史谁也不敢如此造次，事情未能实现。20随着明军的前进，瓦剌军慢慢退到了长城以外，伺机伏击。


    （10）8月13日（七月二十五日癸卯） 宿营于万全</a>峪（即宣府六十里外的“左卫所”，位于交通要道上）；星象不吉。


    （11）8月14日（七月二十六日甲辰） 宿营于怀安城西。黎明时“黑云一道，阔二（二十？）尺余，离地一丈余，南北亘天，徐徐北行。


    （12）8月15日（七月二十七日乙巳） 宿营于天城（今天镇县）西。


    （13）8月16日（七月二十八日丙午） 大军过阳和口，8月3日明军刚在这里惨败于也先，战场上有上千具尚未掩埋的尸体。明军上下见此愈发心寒。


    （14）8月17日（七月二十九日丁未） 至聚落驿，距大同六十里。


    （15）8月18日（八月初一戊申） 大军抵达大同；“日晕终夕”，不祥。王振密会安插在当地的宦官爪牙。


    （16）8月19日（八月初二己酉） 王振不愿放弃从大同北行出塞的计划，宦官郭敬曾从阳和口之战中死里逃生，他告诉王振：“若行，正中虏计。”郭敬很得王振信任，他的话使王振心生惧意。自从出居庸关之后，天气一反往年常态，非风即雨，到大同之后，骤雨又至。看到这种种迹象，王振也大为不安。他决定宣布大获全胜，不日凯旋。


    （17）8月20日（八月初三庚戌） 启程，东还京师。只行进了二十里就宿营了。扎下营寨后，一团黑云卷来，如同压在头顶。而营地之外则是一片晴朗。须臾，雷雨大至，竟夜不息。全军惊乱。


    王振起初打算南行，经蔚州回京。蔚州是他的故乡，这样他可以在家中款待英宗。这一条路线要经过北京西南的紫荆关，然后折向东北返回北京，比较便捷，也相对安全。然而，按照这条路线走了一天之后，王振感到军纪日益涣散，如果大军经过蔚州，便会给自己的大量田宅造成损失。于是他力排众议，下令改向东北行进，按原路返回。


    （18）8月21日（八月初四辛亥） 宿营于滴水崖（地图失载，据说据阳和四十里）。


    （19）8月22日（八月初五壬子） 宿营于洪州方城（具体位置不详）。


    （20）8月23日（八月初六癸丑） 宿营于白登。


    （21）8月24日（八月初七甲寅） 宿营于怀安城西。十天前也曾宿营于此。


    （22）8月25日（八月初八乙卯） 宿营于万全峪。


    （23）8月26日（八月初九丙辰） 宿营于阳和北沙岭。


    （24）8月27日（八月初十丁巳） 宿宣府，回程已经过半了。这一周的天气恶劣，行军也乱成一团。本日在北京举行了孔子</a>的丁祭。


    （25）8月28日（八月十一戊午） 宿营于宣府东南。


    （26）8月29日（八月十二日己未） 宿营于雷家站（8月10日曾经宿营于此）。


    （27）8月30日（八月十三日庚申） 本日发生两场战斗，拉开了土木之变的序幕。记载颇为混乱。史家虽然力图还原当日的情形，但由于明军全军覆没，相关记载也随之毁灭，兵力部署和事件发生的地点已经说不清了。《英宗实录》记载，当英宗及其扈从准备离开时，宣府传来消息，蒙古人袭击了大军的后卫。一些史书说前进停止了，有些记载说当日大军并未停止，而是前进到了土木堡。不管是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王振是一早收到的消息，于是改变了这一天的行军线路。后卫离大军有两天的路程，一离开宣府就遭到袭击。因为结果尚不确定，所以大军停止前进或犹豫不决。但是当晚消息传来，后卫已经全军覆没，主力已经暴露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于是明军又组织了一支新的后卫部队，撤回宣府。这些情形散见于《明史》的各列传中。假设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那么随后的重大军事行动应该如下：


    吴克忠、吴克勤兄弟二人率部殿后。21他们是蒙古人，其父在永乐年间归顺明朝，成祖赐姓吴，不久封爵。克忠克勤兄弟也以父荫得了高爵，而且屡建战功。二人率军进入狼山峡谷，“敌兵据山上，飞矢石如雨，官军死伤略尽。克忠下马射，矢竭，犹杀数人，与克勤俱殁于阵”。吴克勤的儿子吴瑾死里逃生，将消息报告朝廷（之后克忠兄弟二人都被追封了爵位，获得了美谥）。


    后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明军马上从主力部队抽调五万（也有三万、四万的说法）骑兵殿后，由朱勇统率，薛绶为副。22朱勇当时年事已高，他的父亲朱能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明史》本传记载：“勇赪面虬须，状貌甚伟，勇略不足，而敬礼士大夫。”他是典型的明朝“武二代”，受文官的熏染太重，导致了军事上的无能，不过这在文官中心的政府中并不是问题（然而1444年朱勇因出击朵颜诸部不利，遭到弹劾）。而薛绶是一个蒙古酋长的儿子，他在14世纪末降明，并在15世纪的前25年立下了卓越功勋。薛绶这个名字是他在1425年袭父爵时仁宗赐予的。他勇猛善战，有着朱勇缺乏的一切品质。但是在这种生死关头，只是作为朱勇的副手参战。当日晚些时候，二人都战死在鹞儿岭，离英宗驻跸的地方约三十里。23朱勇率领新组织的五万殿后的人马撤往吴克忠最后的驻军地点时，直接闯进了埋伏圈。土木之变后，坐镇北京的于谦</a>认为朱勇玩忽职守，酿成大祸，褫夺了他的荣衔和爵位。薛绶壮烈牺牲。全军所剩无几，他自己弦断矢绝，仍然用弓和敌人搏斗，最后被敌肢解。既而敌人发现薛绶也是蒙古人（可能是投降的明军告诉他们的），叹息说：“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纷纷为他落泪。朝廷谥之为“武毅”。


    （28）8月31日（八月十四日辛酉） 午后，英宗抵达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群臣意识到也先正在快速逼近，一再恳请英宗尽快避入怀来城中过夜。兵部尚书邝埜先是坠马受伤，后来又被王振罚跪，当时已然伤病缠身，他上奏英宗，请一面以大军殿后阻挡也先，一面直趋居庸关。王振则担心上千辆满载私财的大车出现差池，坚持要求全军等到这批辎重跟上队伍再走。急趋入怀来无异于将这些辎重送给也先。邝埜力谏速行时，王振呵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令左右将邝氏扶出。当晚，邝埜与同僚对泣帐中。


    大军很快在土木堡扎营，连日困扰行军的大雨也停了。土木堡没有水源，士兵掘地超过六米也没有挖出水来，只得放弃。土木堡南边不远就有一条河，也先提前派人到河畔把守，阻止明军前来取水，整个明军营地水源断绝。此时消息传来，也先的大军已经将明军主力包围。明军人马饥渴，困苦不堪。一支明军奋战终夜死守山口，阻止敌军进入土木堡。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数量远远超过预计。


    （29）9月1日（八月十五日壬戌） 当日是中秋，本是欢聚团圆的节日，而明朝的大军已断水两日，困苦更甚。


    明军有意向怀来移动，但营地被围，未能成行。此时蒙古人佯装退兵请和，英宗命翰林院学士起草敕书准许了和议。王振却不顾和议，命令大军向河边移动。大军乱哄哄地簇拥着皇帝的乘舆向前走了三四里。敌人看到明军移动，立刻四面包抄，展开总攻。明军溃不成军，蒙古人大喊：“解甲投兵者免！”明军士兵不顾长官，脱去甲胄，跑向蒙古骑兵，被砍成碎片。战场上矢落如雨，敌骑四集。宿卫将士环护英宗着突围，却没有成功。英宗下马，坐在地上，流矢射死了他身边大部分人，他却毫发无损，镇静以待。


    蒙古士兵冲上前去，想要抢夺英宗贵重的甲胄，英宗不从，正当一个士兵正要杀死英宗时，一位蒙古王爷制止了他。英宗向他致意，问：“子也先乎？”然后又问他是不是也先的兄弟，还历数了也先每个兄弟的王号。这位蒙古王爷非常惊奇，猜测此人定非常人，有可能是皇帝。他毕恭毕敬地将英宗带走。次日，英宗到达土木堡和宣府之间的雷家站。他派人将自己被俘的事通报北京，索要送给也先的礼金。也先听说自己俘虏了明朝皇帝，大为震惊。9月3日，也先在宣府不远处的大帐中会见了英宗。


    于是，也先召集王公耆宿商讨怎样处置明朝皇帝。一位长者说：“明我仇也，天以仇赐我，不如杀之。”24而《国榷》里记载，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打了那位长者一记耳光，说：“大明皇帝，天人也……然战时不忆人马，或刃或矢或践压，明皇帝独否。我等受汉德深厚，何可反天？那颜若遣使告明朝来迎，则归之耳，亦万世下美名也。”也先采纳了伯颜的主张，下令善待英宗。


    王振被斩杀于土木堡。有些史料记载死于明军官之手。明军战死约五十万人。许多活下来的都受了伤，有些逃回了北京，有些成了俘虏。扈从西征的文武大员无一生还，其中有些人是战死的。这一役，是王振轻率出征的终点，也是明蒙关系的新起点。


    蒙古人错失良机


    也先俘虏了英宗，待以优礼。英宗可以留几个贴身随从，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抓到的明军幸存者。没有这些随从的帮助，英宗连马也上不了，像样的文书也写不了，脚也暖不热。也先的弟弟负责看管英宗。作为一名蒙古王子，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手中有一个汉家天子。英宗经常参加宴会和娱乐，但拒绝迎娶蒙古妻子，包括也先的亲妹妹。英宗并没有为这段经历难过，回到北京后依然仿照在蒙古的方式举行宴饮，而且花样翻新。其实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一旦也先决定不杀英宗，那么送还英宗就是迟早的事。


    问题是如何送还、何时送还、为何种目的送还。手中掌握着英宗，随时可以向明朝勒索财物。英宗被俘后第一次送信给郕王和朝廷确认自己被俘的消息时，皇太后、皇后就在宫中到处搜罗金银珠宝，想赎回英宗。也先并不反对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解决方法，但这一仗他没有动员全蒙古的军事资源，原以为能用驴子驮回一些零散的战利品就不错了，万万没想到竟然能俘虏皇帝。但事已至此，怎样利用英宗才能实现也先和整个蒙古的最大利益呢？


    也先出兵大概只是为了试探长城沿线明军的防御，不但逼迫明军后退，还能通过谈判得到不少经济上的好处，好让其他蒙古酋长佩服。这是他将自己打造成新的全蒙古共主、历代大汗的继承人的第一步。


    外线长城的诸据点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于14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间修建的，有些远在长城以北二三百里。这些据点各自独立，难以维持；15世纪早期，大部分据点已经废弃或后撤了。在将它们移近长城的过程中，明廷希望更加依靠政治手段对蒙古各部分而治之，坐收渔利，并且尽可能地以使用政治手段为主。同时明廷必须更加依靠长城上的一连串堡垒。只有汉族王朝统治中国时，长城才会发挥作用。


    10世纪早期，契丹人曾突破长城，从此少数民族开始进入长城以内地区，控制的范围时大时小，直到1368年汉人王朝建立为止。那时长城已经废弃多年，不再连续。从15世纪早期起，明廷开始修复长城。它并非牢不可破，蒙古人常常突破没有防守的关口。


    宣府和大同是长城上的两个重要关口，相距二三百里（宣府更近北京，在京西北）。这两镇是捍蔽京师的重镇，也是出击塞外的基地。五百年前契丹人首次突破长城便发生在这两处。1449年夏，也先将大军分作四路，中间两路主力分别剑指大同和宣府。第三路攻略东翼的热河，第四路攻略西翼的甘肃，为的是分散明军的兵力。如果蒙古进攻得手，可以迫使明军放弃大同，继续后撤据点，甚至退到草原边缘之外。这对于也先塑造自己的共主地位，或论证自己的共主资格已经足够了。


    然而，现实是他俘虏了明朝皇帝，歼灭了五十万明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整个形势好得出乎意料。也先还俘虏了一个叫喜宁的宦官。他是汉化的蒙古人，也是王振的心腹。喜宁竭力讨好也先，向他透露了很多明朝的政治军事内情。接下来几个月，他变成了蒙古人的大军师。也先被喜宁的建议弄得晕头转向。喜宁鼓励他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却没有多少时间理解这个角色。喜宁建议他利用英宗赚开边关的大门，告诉也先向大明朝廷发送什么样的书信可以勒索更多的赎金，还建议以护送英宗回京为借口，率大军越过长城直逼北京城下。如果也先能够见好就收，取得的成功肯定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大；但他总是举棋不定，得陇望蜀，结果新目标没有达到，旧的成就也一并丧失了。


    也先没能从土木堡的大胜中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暂时返回了草原。他要将铺得太散的兵力聚拢起来。当时的明朝史书记载，五十万明军是被不到两万蒙古骑兵歼灭的。25即使考虑误差，这个记载也说明了也先只是率领自己大军的一部，而在土木堡作战的只是这一部分的前锋。土木之役后，他必须回撤，同主力会合，与其他酋长谋划下一步的行动。10月末，他听从喜宁的建议，挟英宗为挡箭牌，进逼北京。


    土木之变结束了宦官腐败无能的统治，一批进取有为的官员走上前台。土木之变后的一个半月，本来是也先可以利用的时间。但是前兵部侍郎、现兵部尚书于谦团结了一批能干的官员，掌握了朝局，拥戴郕王继位（年号景泰）。朝廷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意为前任皇帝。这样一来，也先能利用英宗得到的东西就大大减少了。于谦等人还重整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将通州的存粮全部移入北京城内，坚定了守城胜利的信心。10月27日，也先率军包围北京。他让英宗一同到北京城外等待谈判。明廷的答复是：“社稷为重，君为轻。”26明朝不会为赎回英宗答应什么条件。


    交涉失败了，也先就开始武力进攻，结果每一次战斗都以失败告终。围城五日之后，也先于10月31日退兵，沿途烧杀抢掠，却没有攻克一处卫所。蒙古军的挫败似乎证明了土木堡的胜利只是天上掉馅饼；在真正的战争中，也先难以战胜组织严密、指挥得当的明军。13世纪蒙古人横绝一世的武力并没有保持到15世纪。


    喜宁之于也先，简直像王振之于英宗。他仍然不断地向也先提出宏大的目标。第一个方案是，在中国的蒙古人（北直隶和山东尤其人数众多）将揭竿而起，响应蒙古兄弟从草原杀入。也先可以从山西突破长城，而另派一路骑兵直趋大运河，切断北京到长江的运输线，然后夺取南京，拥英宗在南京复位，与北京分庭抗礼。第二个方案是，武力逼迫明朝从北京迁都南京，恢复北京在忽必烈定都时的“大都”之名。这些想法显</a>然误导了也先。也先派他与明朝谈判，明方不再讲“不斩来使”的规矩，将他处死。27也先失去了喜宁这个“中国通”，没有人再为他谋划宏大的战略。他退回草原，重新与北京谈判，还正式恢复了极少中断的朝贡关系。次年（1450年9月），他将英宗送还北京，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从他的角度讲，这一事件就此结束。他在蒙古的领袖地位遭到质疑，影响力随之下降，几年之后被自己人杀死。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宏大的蒙古崛起的努力失败了。


    明朝人未能吸取教训


    总的说来，明廷对土木之变的应对收效不大，甚至有副作用。在于谦的英明领导下，几乎在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师的同时，一个崭新的朝廷就建立起来了，于谦处理危机的高超能力展露无遗。明朝士气很快重振起来，并且天才地完成了规模巨大的重建和防御任务。儒家的道德和正气也得以重振。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不寻常的事件：士大夫在朝堂上报复宦官。


    士大夫对宦官恨之入骨。但一方面儒家士大夫的矜持限制了恨意的表达，另一方面让他们害怕的是，宦官集团控制着内廷，也控制着强力机关锦衣卫，攻击宦官集团的首领是什么后果可想而知。土木之变后数日，一班新人掌握了权力，否定先前朝政的气氛迅速抬头（郕王很快就会继承大统已经是明摆的事）。百官面见郕王，请求将王振灭族抄家。他们跪下并呈上奏章，历数王振罪恶，声言宁愿身死当场，也不愿收回奏请。郕王紧张地承认他们“所言皆是”，承诺“自有处置”，但是群臣见不得拖延，依然跪地不起，要求降下明诏。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党羽，他意识到这次上奏是针对整个宦官集团的。为了控制局面，他傲慢地宣布百官行为不当，厉声呵斥他们退下。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百官心中平素的戒慎恐惧突然崩塌。给事中王竑一跃而起，冲上前去揪住马顺的头发，喊道：“是非奸人党？”随后与马顺扭作一团，将他扳倒在地撕咬。在场百官见状，争相起身殴打马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于是脱了马顺的朝靴痛打他，将他的眼珠打落，血流满地，片刻便把他打死了。两个著名的东厂宦官也被当场殴毙。郕王惊惧，站起身想一走了之。于谦知道，这件事如果任其发展，会导致残酷的政治斗争。他赶到郕王面前，拉住他的衣服告诉他，如果置之不理，后果不堪设想。他请求郕王宣布马顺等罪当死，杀马顺者无罪，并族诛王振。28经此一役，反王振的势力完全掌握了朝政。


    八年后，英宗夺门复位，将于谦等人以谋逆之罪论斩，还立祠祭祀王振。土木之变标志着明朝前期生机勃勃、锐意进取的政治局面结束了，29但明朝的政府和社会一直保持稳定和强大。除了在土木之变中，明朝的弱点和无能没有产生那么直接的影响。


    北方边境的军事设施有效地重建了。土木之变后的百年间，明朝人庆幸长城足以抵挡蒙古人的进一步入侵。事实上，在这百年间长城并没有经受严格的考验。16世纪中后期，长城就没能阻挡蒙古人闯入京畿。1550年，蒙古人再次突破长城，但为时甚短，没有引发全面的危机。北方边塞始终是采取守势的明朝的心病，是明朝防御关注的焦点，是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晚明长城的军事机器愈发膨胀、臃肿而靡费。明廷在土木之变中千钧一发的危机，熄灭了这种防御是否必要的争论。这使得明政府既不能做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解决，也无法做理性和平的政治解决。


    土木之变后几个世纪中，宣府和大同的历史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长城中段的数百里的地区都归此二镇直接管辖。1449年之后，长城经过重整成为真正的军事防线。土木之变大大加速了明朝将草原上的卫所撤回长城以内的进程。17世纪中期，顾炎武</a>曾经多次实地考察宣府大同一带。他认为回撤卫所破坏了洪武、永乐二帝的大战略。明初设东胜卫（从大同延伸到绥远）就是为了让明军的力量像汉唐时一样，越过长城延伸到草原，然而，“正统十四年九月，虏宼拥逼，诏徙诸卫内地，遂弃东胜，此我朝不复四郡之实也（秦汉时代，四郡控制着北方边境的中段，本文引用的正是顾炎武论述四郡的段落）。洪熙宣德之间，玩常而不思其变；景?天顺之际，守近而不谋其远”30。


    顾炎武还引用明代著名政治家邱濬</a>（1418—1495）的《大学</a>衍义补》31讨论这个问题。顾氏痛惜明朝开国短短几十年就将长城以北诸卫所迁回内地，放弃了“吾中国之地”，于是京师和北方诸省暴露在蒙古人的直接威胁之下。“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321487年，邱濬进呈《大学衍义</a>补</a>》时，敦请在长城以北重建强大的边防，却未能实现。按1782年《大同府志》的说法，长城以内靠近京师和人口中心的州县成了“四战之地”，《府志》还说这种情况“自古已然”。33顾氏记载，晚明时每个村子都是一个防御据点，每个县都是防御网的节点，修筑堡寨，招募戍卒，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1449年时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蒙古的威胁，这种感受在16世纪中期重新抬头。那时或更早时候，朝廷命令无论大小村屯一律修筑围墙和堡垒，小一点的地方则鼓励百姓自己修筑。34顾氏列出了山西一千多座堡的名字，大多数都属于17世纪中期时暴露在敌军威胁之下的边境州县。顾炎武还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大同府辖下的十三个县的918座堡，而且推测这还不是全部。35他加按语说，这些堡有的是官府修的，有些是百姓自建的。他还列出了一百多个检查异言异服的路卡，这在边境地区是必要的。36


    简而言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长城沿线各省的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防务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民众生活在紧张的氛围中。如果你拿这些地区和同时代明朝的其他地区相比较，比如和16世纪中期饱受倭患的东南比较，就可以看出长城地区和腹地的情形差别巨大。腹地通常是没有设防、畅通无阻的。明中后期北方省份的贫穷也与大规模的非生产投入，以及在那种气氛下催生的限制性状况有关。


    防御的焦点集中在离京师近在咫尺的地区。从京师到这个地区用驿站传信只要一两天。明朝人认为这个地区一直受到毫无信义的强邻的威胁。用军事术语讲，土木之变让明朝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北方边疆多么危险地暴露在进攻之下。


    然而，土木之变没能让明朝人理解内地与草原关系的规律，也没有高瞻远瞩的人物来推动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在1449年的事变中，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遭到怀疑、戒备和前所未有的歧视。从那时起，反蒙的社会氛围就形成了，并且一直笼罩着明蒙关系。37双方关系中的非理性敌意由此激化。要达成务实的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1449年激起的反蒙氛围，还生发出一种泛化的排外情感。元朝百年的统治，纵然无能、粗暴且压榨严重，但都没有激起如此强烈的敌意。我们开始在一些明人15世纪50年代之后的著作中找到极端的排蒙思想，体现在对时事的评价上，也体现在对历史的评价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强烈种族主义倾向的儒家思想家是王夫之</a>，主要活动的年代在1650年之后。他的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要抨击对象就是北方草原的异族。这大概是大势所趋吧。38


    明中后期以来，北方的边防成为许多明朝大臣的主要困扰。虽然有少数人提倡理解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进而互相妥协，但大多数人对此还是鄙夷的。朝廷偶尔也会有政策反映对蒙古人的理解，但是基本没有机会执行。惩罚和报复才是常用的方法。现在看来，格局宽广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先例极多，最有可能缓解紧张、降低风险、节省军费。长城防务是明朝军费中最大的一项开支。


    明中期起，对于应对东部海疆前所未有的问题，具有远见的对外交往和贸易更有现实意义。而明朝将在北方边疆发展出的一套眼界狭窄的防御措施，不假思索地强行套用在其他边界。明蒙关系的恶化影响到当时整个中外关系，限制甚至损坏了中国对外关系。对于国防，“余下的世界”第一次成为蒙古草原之外的第二件大事。


    甚至在草原上，专注于蒙古掩盖了草原以及长城沿线的其他情况，以至于明朝纵容管理不善的边疆军务扰乱北方省份，尤其是西北诸省，那里更为贫穷，也更加远离北京的控制。爆发在西北的明末起义，就是被边境的军事安排激起的，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推翻了明朝。取明而代的清朝，最晚在1620年就已经取代蒙古，成为北方边境真正的军事威胁。明朝人陷于对蒙古的关注不能自拔，直到清军入关前几年，都没能正确地估计满人的威胁。


    满人试图兼收长城内外的文化，将明朝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同自身的草原扩张政策相结合。他们对卫拉特的战争就是不必要的、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扩张主义行为，也使得满人作为中华和草原共主的成就打了折扣。


    后来的历史显然不能统统归结为这一个原因。但如果要找一个事件视作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个事件非土木之变莫属。39


    1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本文原</a>创性的发现极少，只是重新梳理和思考了一段广为人知的史事，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官修正史，忽略了一些最近的学术成果，许多细节的疏失和错漏也在所难免。但读者如果能够从本文提供的角度重新思考土木之变，应该还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下列文献之所以能够引起注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能够证实一些非常要紧的史实，二是能够引发对耳熟能详的事件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依靠主要是官修史书，这些官修史书都已列于Wolfgang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Singapore and Ku Lumper，University of Mya Press，1968）：


    （1）《英宗睿皇帝实录》（Franke 1. 1. 5）


    （2）《明史》（Franke 2. 1. 9）


    （3）谈迁</a>：《国榷》。最有用的一部明朝编年史，跟本研究相关的是第二十七到二十八卷。（Franke 1. 3. 7）


    （4）夏燮：《明通鉴》。较为晚出的优秀的编年史，跟本研究最相关的是第二十三到二十五卷。（Franke 1. 3. 11）


    （5）谷应泰</a>：《明史纪事本末</a>》，最好的纪事本末体明史，跟本研究最相关是第二十九卷《王振用事》和第三十二卷《土木之变》。（Franke 2. 2. 11）


    （6）刘定之</a>：《否泰录</a>》，1449—1450年当时的记录。（Franke 2. 5. 1）


    （7）李贤：《古穰杂录</a>》。李贤在土木之变时扈从出征，侥幸生还，后来成为名臣。（Franke 4. 5. 3）


    （8）杨铭</a>：《正统临戎录</a>》。作者杨铭是汉化的蒙古人，1449—1450年充当翻译的角色。这本书作为分析蒙古人的动机和态度的史料应当谨慎使用。见Hokm Chan（陈学霖），“Draft Biography of Yang Ming，” in 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Columbia University，Draft Ming Biographies，no.14，1971。（Franke 2. 5. 3）


    从北京到大同、再从大同回北京的路线，是很难确定的。本文主要依据的史料是1884年《畿辅通志</a>》。该书第四十六和五十二卷有顺天府和宣化府的详细地图，第六十五卷《山川》、第一百二十一卷《营汛疆里》关于宣化的部分，尤其相关。关于从天城（今天镇县）到大同一段路线，用的史料是1782年《大同府志》。它的地图用处不大，但所列的地名更为详细。近来苏同</a>炳所著《明代驿递制度》（台北，学生书局，1969）非常有用，尤其是页161宣府的军事区划图。有了地图和这本专著的帮助，很多地理问题的细节还是不能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831年版，Franke 8. 1. 10）有北直隶十一卷、山西五卷，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军事和地理信息，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土木之变，但是分析了当地的状况，尤其是当地的军事化，一定是1449年蒙古入侵以及其后持续威胁的后果。


    《明代名人传》（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s Draft Ming Biographies，是为正式的《明史》所写的传记稿，从1964年起就由哥伦比亚大学不定期出版）中两篇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执笔的《王振传》和《朱祁钰传》与本文直接相关。傅吾康关于于谦的研究也是当今分量最重的，他的“Yü Chien，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1398—1457，” 刊登于Monumenta Serica 11: 87—122（1946）。傅教授还有许多其他关于明前期的重要研究。


    司律思（Henry Serruys）多年以来致力于汉蒙关系的研究，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的成果与本研究最相关是里程碑式的著作Sino-Mongol Rtions During the Ming，都在M&eacute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丛书中出版，即第一卷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MCB XI，Brussels，1956—1959）、第二卷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MCB XIV，1967）。这几部书后面列的参考文献，对于最近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研究中蒙关系的日本学者中，和田清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关于明蒙关系的研究成果都收入文集《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文集中没有专门研究土木之变的文章，但有对长城防御体系等问题做了宝贵的研究。本文还引用了荻原淳平的两种研究。


    中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值得一提的是赖家度、李光</a>璧《明朝对瓦剌的战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这本小书是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的一个范例，其民族主义感情之强烈，已经扭曲了历史，压倒了扎实的学术研究。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会的同事，他们的热情讨论使得本文更加完善，也提高了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弗兰克·基尔曼博士一开始就鼓励我写作本文，并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司律思博士审阅了文稿并且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修改意见。陈学霖博士也读了本研究较早的文稿，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文中并没有一一提到。本文最终定稿由我一人负责，如有任何错误，概与以上诸位先生无关。


    2见以上文献说明。


    315世纪40年代的云南战役相对宫廷政治而言规模大，意义重要，也是王振的军事冒险主义导致的。战役的目的是镇压滇缅边境的土司。其梗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〇；又见黄仁宇为思任法作的传，收入《明代名人传》（Draft Ming Biographies，no.8 [1967]）。关于总体的战和问题的讨论，见Jung-pang Lo，“Policy Form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 in Charles O. Hucker，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4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集中了近年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研究，也是对相关研究的最好述评。


    5她的本传见《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她在正史和小说中都是重要的角色，如蔡东藩</a>《明史通</a>俗演义》（序言日期是1920年）第三十三、三十四回。


    6在与著名蒙古学家、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教授谈话时，他指出，元代之后草原上的蒙古人，一直用“太师”（Tayisi）一词称呼大汗的军事副手，这个词是元时借鉴的汉族官衔“太师”。太师是三公之首，在元代的官僚体制中是没有实际权力的荣衔，但在蒙古世界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7见Sino-Mongol Rtions During the Ming，2：8。与冈田英弘谈话时，他称也先在“元之后的蒙古史</a>中破坏性的影响最为剧烈”。作为一项政策，也先杀掉了成吉思汗的几乎所有男性后代，只留下母亲来自瓦剌的不杀，并且摧毁或改写了蒙古世系，等等。冈田教授说他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标志的蒙古历史的转折点”。又见M. Rossabi，“Notes on Esen’s Pride and Ming China’s Prejudice， ” 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9：31—39（Fall，1970）。


    8部分引用，全文及中国史家的评论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750，庚寅日。


    9典型的奏报见《国榷》，页1729页，壬寅日、己酉日（1447年九月）。壬寅日的奏报是大同守将奏报的六条措施，与本研究非常相关。史家很少关注这些问题的纯军事面相，这一次也不例外。在记录大同守将提出的防御措施时，只详细保留了军政管理的部分，至于兵器、弹药、战术、战斗序列则一笔带过，不过聊胜于无。


    10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宦官集团可能已经控制了长城沿线的军务，这值得深入研究。第一，虽然朝贡贸易方面的问题对明朝财政的影响不大，政府对此并不关心，但额外的油水对宦官很有吸引力，对其他有机会中饱私囊的人也一样。对外贸易（包括朝贡）是皇室私人收入的来源之一，宦官则是皇室掌管贸易的代理人。第二，王振的宦官集团其实包括了北方的文武官员，见萩原淳平：《明代中期における北方防衞と銀について》，《東方学》第16号，1958年6月，页67—79。王振本身是北方人，家乡在大同府。第三，长城沿线军费巨大，可以从中捞取不少好处。非法获得的银两又使宦官能够巩固北方文武官员的利益集团。


    11这是假设，而不是真实事例。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Sino-Mongol Rtions During the Ming，vol. 2，ch.3，pp. 29—43；ch. 4，pp. 44—63。第30页以及后面几页讨论了实际的数字。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页670）认为，土木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朝贡贸易没有满足蒙古人的需求。萩原淳平也持相同看法，而且强调了蒙古对明关系中经济的迫切性，见萩原淳平：《土木の變前後》，《東洋史研究》第11卷第3号，1951年10月，页1—20。最近的研究，见Morris Rossabi，“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the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2：136—168（1970）。David Farquha，“Oirat-Chinese Rtions 1408-1446，” in Studia Altaica，Festschrift für Nikus Poppe（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7）提供了很多朝贡和货物交换的细节信息。


    12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段对话。如《国榷》页1748“庚申”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正统六年夏四月。王佑的回答臭名昭著，但是不同史书的记载略有出入。


    13关于明初帝王对宦官的控制，见黄彰健：《论〈皇明祖训</a>录〉关于明初宦官制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辑，中研院，1961年6月，页77—98。关于明代宦官权力的更加全面的讨论，见Robert C. Crawford，“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49：115—148（1961）。《明史》中有传的宦官，大多是拥有巨大荣誉和赞扬的，最显著的例子是郑和（1371—1435）。


    14或许王振在1449年7月提出这个建议，比9月提出更为合理。在之前的半个世纪，宦官已经作为军事将领、皇帝的得力代理人建立了声誉，15世纪下西洋的宦官郑和是最好的例子。永乐皇帝曾亲征蒙古，取得了有点虚幻的胜利，在国内赢得了荣誉，见Wolfgang Franke，“Chinesische Feldzüge durch die Mongolei in Frühen 15. Jahrhundert，” Sinologica 3：81—88（1951—1953），以及他的“Yung-lo’s Mongolei- Feldzüge，” Sinologische Arbeiten 3：1—54（1945）。所以宦官动议和御驾亲征并不是不光彩的事，反而完全符合明朝的惯例。


    15下文所列均采自《英宗实录》（卷一八〇至一八一，尤其是页3485—3510）及其他史料，但是大多数都能在《国榷》页1770—1780查到。


    16邝埜传见《明史》卷一六七，有些史料记载谏阻亲征的是兵部侍郎于谦。15世纪30年代晚期，邝埜就开始强调加强长城边防的必要，但他反对冒进的策略，《明史·邝埜传》记载：“王振主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英宗下诏亲征后，邝埜和于谦一起领衔率外朝官员谏阻。邝埜是湖广宜章人，于谦是浙江杭州人，都是南方人。


    17以下序号数字对应的是地图上标出的行进天数。


    18原文为“birthday of the Emperor Cheng-ts’u”，《英宗实录》原文为“忌辰”。查《成祖实录》，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十八日辛卯，应该为忌辰，而非生辰。——译者


    19《英宗实录》和许多其他史料都说本日过宣府，次日过鸡鸣山。这种记载和地图和方志记载的两地位置有矛盾。比如《畿辅通志》卷六五《山川》记载，鸡鸣山在宣化府（即明代的宣府）东五十里，而鸡鸣驿更在鸡鸣山东南五里。《畿辅通志》卷一二一的记载也相同。《实录》中这种错误非常罕见，但是我还是判断这是一个错误，并且根据地理情况重新调整了史料。


    20这里就涉及一个关于土木之变的史实性问题。既然所有高官都在1449年9月1日身亡了，那么类似曹鼐和诸御史关于刺杀王振的谈话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呢？《英宗实录》和《明史》中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是17世纪编纂的质量很高的史书，补充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使得历史背景更加清晰，但二书也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这段话出自夏燮的《明通鉴》，是1873年才问世的晚清史书。夏燮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史学家，他写的东西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我确实还没有找到这段史料的出处。


    陈学霖博士提醒我注意《古穰杂录》（文献说明有介绍），作者是扈从出征的御史李贤。他称自己曾提议刺杀王振。陈博士认为，夏燮在编撰《明通鉴》的时候出现失误，将李贤记成了曹鼐。有两种观点认为这个故事和事实有关，要么谈话确实发生过，要么它本应该发生。如果此事确实发生，有官员从土木之变中幸存，而他们之中又有人是曹鼐等主要人物或其他御史（例如李贤？）的助手，参与了对话。后人需要重新梳理亲征的日程，填补起居注留下的空白，现在看来，这项工作做得很充分，只留下很少的问题没有解决。提供这个信息的人应该还可以提供一些与《实录》给出的结论不符的信息，他们可能还记录了许多其他信息，或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其他人。第二，对话本身固然可能是编造的，但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即仇视王振的官员确曾想过刺杀他，动念可能更在亲征之前。所以，曹鼐曾经谈论过刺王而未实施的记载（以及一名军官在土木之变的战场上杀王振报仇的记载），可能有一种抽象真实性，传递的是一种总体上的事实。


    21《明史》卷一五六；Henry Serruys，“Mongols En0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2：209—260（1957）。


    22《明史》卷一五六。


    23《畿辅通志》（卷六五，页4b）记载鹞儿岭在宣府城东南三十里。


    24这句话和其他蒙古人表现出对英宗敬意的话，似乎都出自杨铭《正统临戎录》，或者出自中国史官的想象。《正统临戎录》作于土木之变数十年后，作者杨铭是一个在明朝做官的汉化蒙古人，是明政府的“蒙古通”。所以这本书的立场不能代表那些毕生与明朝人厮杀的蒙古人。但又没有其他史料记载也先及其他蒙古酋长对英宗的态度如何，所以杨铭的书值得仔细研究。The Mongol Chronicle，Altan Tobci，trans.，C. R Bawden（Wiesbaden，Harrassowitz，1955），p.172，和其他史料都记载英宗第一次被俘时反复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25这个数字可能来自《否泰录》（收入《纪录汇编》）。不少史书引用了这一数字，比如《国榷》页1777。中国文献记载的战争人数是出名的棘手问题，事实上，任何描述战争细节的材料都语焉不详。将军出征留别妻子或友人的诗作大多保存至今，但都没有提到敌我双方的路线、兵力、装备。当史书中记载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目的不是要为读者提供军事上的细节，而是为了以土木堡的惨败来鞭挞王振。


    26这段史料出自《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谷应泰还在文末阐发了这段话的含义。近人赖家度和李光璧（见文献说明）的解读则是违反历史的、民族主义的解读。两帝并存的状况让传统的忠君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细心研究土木之变带来的压力和各方不同反应，可以澄清我们对中国晚期帝制的认识。又见《国榷》，页1801，癸丑日。《英宗实录》并没有记载“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


    27北京的明廷认识到了喜宁对也先的重要。《国榷》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甲寅日（页1821）记载，朝廷反复传谕边关，有蒙古人声称送英宗回京的，“勿堕其计”，而且“如喜宁随至，即诱杀之”。《国榷》又记载（页1841），景泰元年（1450）春二月壬辰，喜宁被擒，送往北京处死。史书还记载，英宗曾向明朝边将发出密信，让他们不要答应蒙古人以送还自己的名义打开城门的要求；英宗还策划了要求喜宁为蒙古人送信的计策，为明军创造机会擒杀他。可能这只是对英宗被俘经历的浪漫演绎，事情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8见《英宗实录》（1964年版），页3520ff；《国榷》，页1783—1784。这件史无前例的事件的爆炸性说明，朝臣对宦官集团及其在锦衣卫的党羽的憎恨已经接近顶点。曹鼐在宣德八年（1433年）状元及第，又是翰林学士，以品行端正闻名，就连他都曾考虑自己否有责任采取极端手段挽回危局。9月9日，百官对王振的冗长参奏演变成对马顺的殴打，还说无人不欲王振死，军中无人不欲割其心，碎其肝。这些指控异常激愤，说明百官早已考虑对宦官采取暴力行动了。又见《古穰杂录》，页15a—b。


    29孟森</a>：《明代史》（台北，1957），第133及以后数页，进一步论证了土木之变为何成为明代历史的转折点。


    3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5，页13a；顾氏对东胜的位置的描述，源自严从简</a>在进呈自己的著作《殊域周咨录</a>》时上的一封奏疏（进士，1559），转引自《国榷》，系在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的最末一条，页1826，只简略地记载着“弃东胜州”。谈迁引用严氏对放弃东胜的后果的检讨，作为对这一事件的注释。


    31关于邱濬的著作，见Franke 9.2.1


    32《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北直隶”八，页22a—23b。


    3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六，页1a。


    3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2a。


    3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21a—b。


    3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16b。


    37《明史》卷一五六里收录了一些明初效力于明朝的蒙古人的传。这些传说明了两件事，一是蒙古人在明朝有极大的社会上升空间并有机会取得成功，如果出任军职，帮助汉人抵御蒙古人，成功机会尤其巨大。第二件事是即使对成就平平的人，明朝人也很愿意奖赏，为的就是避免种族的隔阂，如果将汉蒙关系简单看作损害汉族人的关系，这种隔阂就会出现。《明史》中提到的某些蒙古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些难处，记录了毛忠的一生怎样反复绕开互相猜疑的深刻问题；1450年吴瑾（土木之变的英雄吴克勤的儿子、吴克忠的侄子）拒绝出任甘肃的要职，因为自己是蒙古人，在那个位置上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司律思（Henry Serruy）的文章《明朝早期的蒙古贵族》（“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收录了本文提到的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传记，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


    38在与司律思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明朝人在1449年之前对蒙古人的憎恨更加强烈，虽然总体上反蒙的情绪无疑是因为土木之变激化的。陈学霖提醒我注意刘子</a>健的《岳飞</a>》一文（《中国学人》第二期，页45，我无法找到该杂志）。本文指出，将岳飞作为抗击异族将领的典型来崇拜，是土木之变后几个月，由明朝官方将其制度化的。


    找出土木之变后明中期反蒙情绪的具体表现，分析其内容和影响，将是非常有意义的。钱穆</a>的一些文章已经提到这些问题，如《读明初开国诸臣文集》（《新亚学报》第六卷第二号，1964年8月，页243—326）讨论了宋濂</a>等跨元明两朝人的生平，对比了14世纪的宽容与中晚明的不宽容。《实录》和《国榷》之类的史料，在直接记录土木之变后果的部分，充满了反映憎恨和恐惧的记载。并且提出了一些降低在汉地居住的蒙古人威胁的办法，例如《国榷》第1778页对土木之变的评论，第1800页（己酉日）、1809页（壬申日） 记载着处决不服管束的蒙古人的建议，有些已经执行，以儆效尤；第1810页乙亥日录有翰林院侍讲刘定之谈应变办法的奏疏（见页1811—1812），他的一个提议是，在平民和军人两个层面将蒙古人打散，将平民分散到南方省份，逐步将其强制同化。谈这个问题时，他开宗明义地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古老的情绪，见《左传</a>·成公四年》（前586年）。注意“族”字，在这里是“种族”的意思，在先秦的宗法社会，“我族类”的含义更为狭窄。《英宗实录》也收录这篇奏疏，但文字颇有不同，见《英宗实录》（1964年版），页3657—3658。


    39和田清深入研究了16世纪中期对明朝构成威胁的俺答汗的生平之后，指出土木之变如何被人们牢牢记住，当后世史家讨论蒙古的威胁时，如何无意识地拿土木之变来打比方，见《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页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