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1901—1918

    国王：爱德华七世，1901—1910；乔治五世，1910。


    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


    1901年，在位近64年的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标志着英国一个时代的结束。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她的送葬队伍经过怀特岛上考维斯市街道时的情景。


    新世纪的危状


    19世纪的结束和二次仆耳人之战及女王和萨利斯布里贵族的逝世几在同时发生，所以新世纪的开始诚可视为新时代的开始而旧时代的终结。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在国内则日趋繁荣，旧社会渐渐地，不断地，并和平地进到新社会，而于对外的重要关系上则是不列颠取得和平及保障的久长时期。


    但在新世纪的首20年中我们眼见世界全体卷入近世最烈的战祸之中；即在战祸发生以前，各民族，各种族，各阶级的关系已失了和平亲善的调子。人们克服自然界的权力增涨极速，而他们德智上的发达反而瞠乎其后。汽车，无线电，及航空潜水的机械俱为二三十年中的新发明。凡这种种发明，以及已有的蒸汽电气之大规模的应用不断地在改变经济，社会及国际的组织，而同时又没有能巩固它们（组织）；不断地在使曩日互相远隔的种族发生接触，而同时又没有能使它们（种族）有所预备；不断地在给政客及民族以新的武器以满足他们征服自大的欲望，而又没有能提高他们（政客民族）的责任心。


    爱德华七世像


    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1841—1910），1901—1910年在位，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及自治领国王和印度皇帝（1901年起），是一个极受人民爱戴的君主，以喜爱交际、为人和蔼可亲著称。


    保守党的执政


    二次仆耳人之战[1]使自由党内部有不幸的分裂故保守党人于新世纪开始之时得有极大的多数来进行政事。他们的两大领袖一为继承萨利斯布里而为首相的贝尔福·亚叟尔（Arthur Balfour），又一为掌理殖民部而尝鼓起不列颠帝国的自觉心之张伯伦·约翰。


    教育法


    贝尔福1902年的《教育法》使在1870年首次着手的国民教育益臻发达。按照这法，初等及中等学校都归郡议会或郡市议会办理。中等教育之能得到了公家财政上的扶助此次尚为首次，然它因而得和教育制度别的部分有平均的发展。新设的地方机关——郡议会中的教育委员会——比旧时的学校委员部因为所管区域较广，故设计亦能较为远大。教社所立的学校受地方机关较大的监督者，但它们亦比前更得地方税的补助。但违教徒及其他非教社中人则极不以教社学校之继续存在为然，在单一学校的区域中他们的反感尤甚，因为地方税为全体人民所输纳而得益者则只是教社学校。《教育法》所引起的争议极烈，在此争议中自由主义渐次复盛，而民主及劳工运动亦间接的逐渐得势。


    贝尔福像


    贝尔福（Arthur Balfour，1848—1930），英国政治家，在英国保守党中掌权达50年之久，曾任首相（1902—1905）和外交大臣（1916—1919），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表支持犹太复国的《贝尔福宣言》而闻名。出任首相期间曾提出并通过改组中等学校行政管理的《教育法案》，又称《贝尔福法案》。书中译作《教育法》。


    保护税的问题


    在此联合保守主义（Unionist Conservatism）的气势正在衰落之时，又有张伯伦力主保护政策（即所谓关税改革者）之事发生，而气势的衰落势不能不或则因而骤然加速，或则一转而又向上。张伯伦提倡保护税的目标有二，一以保护不列颠的工业，因为外货竞争之烈已非比耳及科布登时所可比，二以团结帝国的各部，因为各部间可有互惠的待遇。要有所谓帝国特惠（Imperial Preference）势必在大不列颠也征收关税，但对于殖民地运入的货物则此税可以发还。既然要收关税，则外来的食品势必又将成为有税之物，然此则和民众对于《谷法》的传习观念完全相反。张伯伦固能利用他无限制的精力及极伟大的势力来积极提倡他的主张，但保守党竟因而分裂，而自由及劳工的势力转因而一致。1906年总选的结果，自由党人当选者约380人，爱尔兰国民党人约80人，劳工约50人，而退居反对党的保守党人且不及160人。


    自由党的当权


    在此后的10年中，自由党的内阁颇能久于其位，即历1910两次的选举而仍无恙。他们的成功乃因他们之始终能和爱尔兰人同盟。他们和劳工的同盟虽麻烦较多，但也同样的能有好果。


    政府和贵族院的冲突


    自由党政府的生命如无贵族院敌意的举动殆不会如此之长。贵族们于1893年尝有否决《本国自治法案》[2]之举，且因而获到群众的欢呼；因此他们及保守党的领袖俱以为上院的势力可以利用，更因此使上院成为政争的中心，且为1832年来所未见。


    劳合·乔治像


    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几年里是英国政界首要人物；他的社会政策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先驱。1910年，提出该年年度预算，其中对贵族利益进行打击，大幅度增收遗产税，增加所得税，征收土地税等等，该法案被称为“人民预算”。


    贵族院固尝让许多社会改革的法案和劳工阶级利害攸关的法案成为法律，即争议极烈，而赋职工会以特殊权利的《职工争执法》[3]亦能通过上院。别的法案之不经上院否决者也不在少，如同《养老年金法》，《工人偿失法》，《矿工八小时法》，《儿童身体检验及儿童法》，《都市设计法》，《汗流工业法》（Sweated Industries Act），《失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以及适用于农村区域的《小管业法》。好多诸如此类的设施，再加以将护委员会（Care Committees），游戏场，童子军，成年教育等等一类不受政治牵动的私立或市立的机关或事业之翊赞，及日进无已的医学及卫生知识之补助后，竟能在本世纪中提高儿童卫生及快乐的标准，减少死亡率，而增加人类的平均寿命，即屡起的战事亦不足以遮盖这种可喜的进步。


    然而上院的确拒绝通过政府所提出的某几种法律案。1906年时新获大胜的自由党想以《教育法案》来解决因贝尔福1902年的《教育法》而起的宗教争端；此案遭了上院的否决。1908年的《执照法案》（Licensing Bill）[4]也没有通过上院。到了1909年贵族院更推翻乔治·鲁意（Lloyd George）的《预算法案》，于是极大的宪政争端遂一发而无可遏止。


    好些有力之人极不喜欢1909年的预算，一因土地税征取极重，再因富裕阶级须纳多量的直接税以用于较贫阶级较为有利的社会改革。但贵族们之否决岁计，纵非法律所禁，至少是没有前例可援；而且如果他们可有此权，则他们可以于任何年头强迫国会的解散。是时国中意见缓和的人们本又在逐渐倾向保守主义，但贵族今番的行为实予自由内阁以博得他们（意见缓和者）同情的良好机会。同时为共御贵族起见劳工及爱尔兰党亦能一致的拥护政府而不稍游移。乔治·鲁意平民式的呼号亦极尽激烈之能事，所以争论的形势更是严峻。而且本国自治的运命亦和此次的争端有生死的关系，如果贵族院否决之权不取消，则它将永无成为法律之日。此外两党间更有关税改革问题之争；主张自由贸易的政府为应付有增无已的军费及社会改革费起见，不得不把直接税大大增加，而保守党人则以为可用关税来支付激增的岁出。


    国会法


    凡此种种问题俱藉《预算》及《国会法案》之争而一一大暴于世。《国会法案》的目的在限制上院的否决权，使由绝对的否决降为暂搁的否决，更在取消上院对于财政法案之权。1910年政府两作咨询国民之举--在爱德华在世之时，一当新王乔治五世初即大位之时——而其结果则相同，两次都使自由·劳工·爱尔兰的联合在众院中得到了约120人的多数。所以自由党得控制贵族院的运命，所患者它本身也须赖同盟者的善意而已。乔治五世于二次选举重申人民于首次选举所表示的意见而后，即接受爱斯葵司（Asquith）的示意，并根据威廉四世的前例，而以大规模封立贵族为恐吓，于是《国会法》亦能如葛累贵族的《首次改革法》之通过上院。


    大战前的政争


    但1911年不能和1832年相比，《国会法》的通过并不是一切困难的结束，因为国人今时的意见并不能如当年的强弱判明，当年的贵族院只能藉它的宪法权力来抵抗政府，而1911年的贵族院则有一部的舆论为后盾。本国自治问题今又成为极重要的问题；依照《国会法》的所定则贵族院只有延缓其通过的时日，而不能绝对的加以否决。在威尔士的国教教社之废除，本为该地违教徒的全体所主张，而为教社社员大多数所赞成，故到了今日已成为可以讨论议案，然而英吉利人则因此而更多一热烈的争论。


    不幸的，大不列颠党争最烈——可说是旧的宪政及教派之争和新的社会及财政之争的一种混合物——之时亦即爱尔兰种族及宗教之争达于极端之时。当日风靡全社会的精神为暴烈及愤激：即好些提倡女子选权——当日扰攘纷纭的政争中之最重要的横流——的妇女们也有藉毁物伤人的战术以宣传她们的主张者；她们为和守法的女权运动家（Women Suffragists）分别起见且以“选权小[5]运动家”（“Suffragettes”）自号。劳工的纠纷亦十分剧烈，而罢工之事亦常见；在大战前的数年路矿两业全国劳资组织间的大冲突更为工业生活的一种新有特彩。犹如在中古时期一样，浩大的会社甚有比无组织的群社更有势力之势。


    1914年袭击白金汉宫的女权运动分子被捕


    争取妇女选举权


    1914年，一位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妇女，在把自己拴在伦敦白金汉宫的栅栏上以后被警察逮捕。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在英国展开论战的双方都激起意外巨大的反响。在英国，年龄超过30岁的妇女最终在1918年获得选举权。


    爱尔兰问题


    爱尔兰的问题本早应得到各党公平的考虑，应视为重要的帝国问题而早日加以解决，然而历30年来不列颠的政党转以它为政争的口实。以其如此，故天讨之降临亦无党派的分别，前之忽视这问题者今俱在无赦之列。固然，到了1914年时不列颠两党对于这问题的争端不在本国自治的本身，而在厄耳斯忒诸郡之应有何等何样的自治，它们所争者已不复是根本的问题，而是枝节的问题；然而英吉利自有《预算》及《国会法》两大战而后，党争既倍极剧烈，而在爱尔兰则政治的感情亦趋于如火如荼的高度。——一方新芬（Sinn Fein）[6]在代宪政轨道以内的民族自主主义而兴盛，它方奥伦治主义[7]亦异常热烈——所以至少两岛中的一岛似乎将免不了有内战的发生。孰知在是年的8月为祸更烈的大战忽然爆发，在外祸临头之时，自由党和保守党，资本和劳工，已有选权的男子和未有选权的妇女，在一礼拜中俱已抛弃前嫌，合而为一。在大战初发，情感正突然紧张的数月中，即爱尔兰和英吉利，奥伦治和绿色（Green）[8]能联合起来。


    赫赫的隔离


    自坎宁以至萨利斯布里，大不列颠之“赫赫的隔离”颇于它为有利。除了它自找的克里米亚之战以外，它绝不参加大陆各国的争斗，而且随克里米亚之战而起的麻烦不久也即已无存。根据于当时期战备及科学创造的情形，海军犹得为保障它安全的利器，且自屈拉法加之后的百年中也没有一个国家尝图创设能和它竞争的海军。欧洲各国的均势无需不列颠的加入而即可维持，而莱因三角洲诸小国的独立也没有经过若何重大的危险。当1870年普法之战进行之时，格拉德斯吞尝根据于1839年所立条约[9]的款项及精种而声明不列颠之将以武力来维持比利时的中立，如果有人敢破坏条约的话；在这一次，一纸宣言已足发生圆满的结果。不列颠和法兰西固有殖民地之争，而和俄罗斯则有中亚之争，但萨利斯布里在千八百八十几年及九十几年中还没有觉得有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必要。


    英·日同盟


    但新世纪开始，而“赫赫的隔离”之时期亦随以告终。当兰兹丹贵族（Lord Lansdowne）为外相时，不列颠即开始踏进新的途径。依他的看法，列强海陆军备的扩张使我们不得不和某国或某几国成立谅解而有固定的友谊关系。我们如能和美洲成立谅解固然是最好不过，但它的传统的隔离政策绝不能容它和我携手。因此1902年有英·日同盟的成立，同盟本来的目的一以抑遏俄罗斯向太平洋的膨胀，再以阻止俄德法之瓜分中国。美国也不欲见中国的瓦解，但它却不愿有积极的作为以达到它的目的。英.日的缔盟更使我们无须在太平洋上设置一巨大的海军，同时日本则凭借我们的友谊而得成为第一个“有色”的强国，虽则大陆上别的国家极不愿见有此事。日本之战胜俄罗斯对于印度及全世界又有极大的影响。10年而后，当大战之时，日人仍未减其同盟的信义，所以它能巡视远东的海洋并保卫远东的海岸，使我们无东顾之忧，而使德人的野心无可获逞。此外，他们更于地中海中给我们以不少的助力。


    英日同盟漫画


    20世纪初，英国为了加强在远东的地位，力图假日本之手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日本为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急于寻求反俄的同盟者。1902年1月30日，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


    友好的联结


    比日本条约更为重要的则为我们对法及对德政策之同时变化。当时欧洲均势的情形有失平的危险，故我们又不能不担心起来。德意志帝国凭其盛大无匹的陆军渐有席卷全欧之势，而其实力又基于其人口，财富及智识技能的增加，故它实不容厚侮；同时它又在建设一足与我国竞争的舰队。海权之于不列颠本有生死的关系，而于德意志则并不如此，所以后者之增加海军使前者不能不翻然变计。1904年兰兹丹贵族解决了英法间关于埃及及摩洛哥（Moro）的种种争端，而所谓友好的联结（entente cordiale）者亦得逐渐发展。然而友好的联结初不是一种同盟，而且在我一方面也无仇视德意志的恶意存在，除非德意志要把它看做仇敌。


    对德关系的恶化


    在此后的10年中各国于海陆俱竞修军备。军备的竞争自然只能以作战为目标。想鬼便见鬼，梦战便有战，这个真理不久即有最可怕的证实。不列颠固尝希图和德意志成立一种协定以限制彼此的海军，但它的接洽不幸未获对方的垂青，因为操纵威廉皇帝的帝国之一切大计的陆军派今已兼为海军派，故陆军固须雄冠全欧，海军也须不弱于人。以此之故，欧洲竟逐渐的向着巨礁驶行，而英吉利也竟如被拖之无可自脱。


    不列颠之牵入战争


    大战固因巴尔干及俄罗斯问题而爆发，固和不列颠无直接的关系，但当它方才开始之时，它即已危及法比的独立，即已使它们有永为德国属国，永不能再自作主的危险。“中欧强国”的胜利不啻即全欧之被制于德意志帝国。而且德意志人又富于服从的天性，故他们的长处适足以增加德国宰制全欧的危险；拿破仑的帝国固危险，然而其存在不能长久，但德人如获临照各国，则各国将永为其奴隶而无可自拔。


    奥大利大公被刺后，形势正最紧急的数星期内，不列颠的外相葛累·爱德华爵士（Sir Edward Grey）尝竭尽心力以阻止战事之发生及扩大，他的目的虽未达到，然而他为我国及我们的联盟国博得大部分人类，尤其是美人，不少道义上的同情。和平的努力失败后，自卫自保的天性令我们不得不出于抵御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帝国之一举，它既已公开的和我们争海权，我们又乌能让海峡诸港，尼德兰诸国，甚而全欧，成为它的附庸？不列颠虽力求和平，虽极不愿战，然而比利时中立之被破坏及入侵者欺侮比人的状态突然的激起国人的公愤，而使他们不能不见到可怕的事实和当日的需要。


    大战和拿破仑之战的比较


    大战的经过尚历历在大家的目中，所以要于余后数页中作一简要的叙述未免有些不经。但我们不妨把大战时和拿破仑之战时的种种情形及作战方法扼要作一比较；这个比较也许可做我国一部长史的很好终结。


    地势


    第一，地理上的情势有不同之处。雅各宾及拿破仑的法兰西思从西北来征服欧洲；日耳曼诸国固用同一的策略，但它们的地势更于它们为有利，它们居于中心，它们握有所谓“内阵线”，所以它们可以攻击来自任何方的敌人——俄人，巴尔干人，意人，法人，及英语诸人民。不列颠和东方诸盟国，尤其和俄国的交通，极易被敌人所截断。如果“中欧强国”能获胜利，则它们也不难把欧洲及亚洲西部永久的制服起来，反之，拿破仑及其后人则极难将德意志永久制服，即无来比锡之败，德人不久也必能脱离法人的羁绊。


    敦促参战招贴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幅招贴画，敦促英国妇女鼓励丈夫、儿子参战。


    人力


    就战略及战术而论，不列颠两次的责任都在供给盟国以财力及海军，并在封锁敌人海上的出路。但在后一次的战争中，我们更有一种新的职务：我们也须供给人力，在4年之中我们出征的军士以数百万计，死者百万，而伤者逾200万。在1793年至1815年的法兰西诸战中，我们陆军的功绩虽大，而用力极微，我们每年的损失平均不过5000而已。我们对德之战则每年死亡者几达25万之众。在今世纪之大战中，我们之所以必须出较大的陆军者，半亦因“中欧强国”之地势较利于雅各宾及拿破仑的法兰西；如果我们一旦让德人蹂躏全欧，犹如拿破仑之所为，则我们将无法令他们再退出放弃。


    但我们于陆上之有较大的努力半亦由于海陆军武器及战术的改变，而我岛安全之发生问题。凡能取得海峡的港埠者便能藉远炮、飞机及潜艇以袭击我们，而且其危险又远过于只有平底船可供利用的拿破仑据部罗涅之所能为。[10]因此，不列颠人民自己便不能不躬自从军作战。20世纪的来比锡及滑铁卢不是一次的决胜而是数百哩地壕中日夜不断历经四年之久的连续战争。近代的信用制度，及近代运输军士，食品，及军需的方法使两方都得维持数百万人于前线——而且主要的阵线都有大军隐于壕中——而数年不断的作战。


    一战中投入使的坦克


    图片显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辆坦克正在冲锋陷阵的情景。这种有刺的铁丝网和密集机枪火力阻挡不住的坦克，正是由英国人研制的，并于1916年首次在西线战场投入使用。


    战术的变化


    两次战争间最显著的区别要推军器及战术之不同：多年的拿破仑之战始终用布郎·柏斯毛瑟枪，也始终用不列颠横队及法兰西纵队的密集队伍之作战法。当是时，英吉利固日有新发明来改进工业，但关于战术则各国都没有创造可言。拿破仑固已见到行政及组织之近代化和战事有关，但他幸而没有发现近代科学之可有种种军事上的可能。大战时的变化则完全和以前不同。在1914战事开始时，至少德国一国已能有极完备的全民组织及科学器械极充分的利用；于四年之中则各交战国的作战方法更经过数次的完全革命。地壕战固代替了行动战，而空中及海底战之大规模发展，及德人所发明的毒气战和英人所发明的唐克车战皆为拿破仑的非科学之战事所望尘莫及。科学既然被拉来助战，而全国的非战人民亦被动员起来。大不列颠的非战人民此次也得尽其全力以从事于杀人及被杀的义务，而再不能如前次之托庇于纳尔逊的海军，而优游自得地以产生斯科德的短诗及小说，威至威司的诗，坎斯塔布尔及忒涅的画。


    海外和祖国的关系


    在庇特及卡斯尔累之时我们因蚕食法兰西及其盟国而得扩大我们的殖民帝国，百年而后我们又有同样的发展，不过此次的被牺牲者为德意志而非法兰西。但在上一次的战争中殖民地并未参加，因为在庇特之时第一不列颠帝国既已解体，而第二不列颠帝国尚在孩提时期。百年之后它已长为成人。固然我们并没有帝国联邦的机械足以迫帝国采一致的行动，但加拿大，澳大利，新西兰及盎格鲁·荷兰的南非各各自动的竭其全力以从事于长期的斗争。它们并合起来共出了150万的殖民陆军。


    印度在庇特及波那帕脱时见到英人驱逐勾结土著国及土著军队之法人的最后一战。但印度于1914—1915年时则热心地派遣大批军队来参加欧战。很不幸的，战事的延长及可怕性在印度，埃及及爱尔兰俱产生了一种在战事初起的数月内所不能预见的骚然不安。不列颠在大战期中对爱尔兰的态度，虽不无瑕疵可击，但在中心究属不恶，究和1795—1800年的精神完全不同，所以即有1916年复活节都柏林的暴动以及战事期内其他的不幸事件，而爱尔兰仍可有最后的解决。


    我们和合众国的关系此次和拿破仑时为同样的环境所影响，但因执政的应付及精神较佳于前，故结果却大异。英吉利既为主要的封锁者，则它的利益自不能不和志在照常运货于欧的中立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在前次这样，在此次也这样。不过前次的拍息发尔政府一味倨傲，一若和合众国作战是一无足轻重之事，故让两国的关系恶化而不加援手，而此次的葛累·爱德华爵士则特别尊重美人的感情，他宁可让棉花及其他于战事有用的货品运入敌方，而不愿早日即引起美人的恶感。在我方我们于我们的封锁政策特别小心，而在彼方，则德意志的潜艇政策任意伤害美人的生命财产。美人的大部本对于协约各国多同情；所以那伟大的中立国卒加入我们一方来共同努力。


    封锁的情形


    封锁的情形有很重要的几点和拿破仑之时不同。固然我们此次封锁敌方主要舰队，及制止敌舰活动的效力，虽远以斯卡拍·费洛（Scapa Flow）为根据地，也不会在纳尔逊紧靠布勒斯特及土伦，就近加以封锁的效力之下，然而我们如以藐视纳尔逊的战舰，而继续侵害不列颠商业的有帆巡舰及武装私船和大战后期将把英人饿死的德意志潜艇相比则诚有小巫见大巫之概。为应付新的危险起见，新的且完全合乎近代科学的方法亦继续发明，但王家海军及商航界旧有的精能及勇敢也没有丝毫的消失。


    国际的互赖


    英吉利已不复能如拿破仑时的自食其粮，故海上的霸权于今更比前时为重要。但“中欧强国”也不能永久的自给自食。不列颠的封锁日趋严密后，尤其是美洲加入战团，封锁政策于外交及海军方面俱更易实行后，德奥饿毙的危险亦日著。自工业革命而后，欧洲各国俱渐渐地不复能自给，而愈文明愈近代者则愈不能自给。近代各国数千数百万人民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组织太过的纤密，而国际的互赖也太深，所以决不易久经科学的战争所给与它的损害，而仍可无恙。固然它居然经4年之久而尚不至完全解体，但百年积聚的财富及文明亦几已用罄。不幸的，自1918年11月的休战以来，应用科学的破坏力又已无数倍于往日。如果又一的欧战降临的话，则这个新战争和大战间的不同，决不会亚于大战和拿破仑之战的不同。不久而后，消灭半个国家尽可和拿破仑消灭半连军队同样之易。


    政府和人民间的关系


    在这两次大战中劳工阶级的地位及不列颠人彼此间的关系亦大不相同。庇特及卡斯尔累以立宪政治家的地位，并经由众议院来抵抗法国；但他们或他们的同僚绝不想到国家当危急之时，平民也当予以相当的待遇以换到他们的赞助。他们（大臣）只知有反雅各宾的高压及国会改革说的禁止。而且就作战的胜利起见，平民也的确可以不放在眼里。但1914—1918年内国阵线所隐伏的危险须以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应付。当1918年2月，战事尚在进行之时，《四次改革法》得着国会全体的通过，男子的普选固然成立，而女子的一部也得到了选权。就政府和众院间的关系而论，迭克推多的成分此次也许要比庇特时大些。但1914—1918年时的英吉利内阁须常常虚心的尊重人民的意见。他们知道，如果制造军火的工人稍一懈怠，则官吏将无法令其加紧。“下级社会”既已成为有选权且半受教育的民众，则惟一可以劝服他们，而使之产生在拉德派[11]时高压可以产生的效果者，只有报纸。当我们和雅各宾的法兰西作战时，应急的良方为取缔职工会的《禁止结合诸法》；当和德意志作战时，则良方为工资空前的提高，并工党领袖加入混合内阁之吁请。战事的困苦此次不复如百年以前之多半落在工资阶级的肩上。战事对于各阶级的共同危险一日不除，则不列颠全体人民间的博爱，无论在国内或在战场之上，总比拿破仑之战事要深厚而广播。


    1918年11月11日


    在九百余页[12]中我尝试将我岛自犹是绿林遍地，洪水横流的大自然界，而智慧最高的人类，为避免其同类及豺狼的侵害，因而聚居于较适人居的高地，以保护他自己及其子孙的安全起见时起——至4000万众大部麇集于除了头上一片云天以外，别无其他自然可见的街道，而相与狂乐地庆祝危及一切的4年大战之告终时的那个犹在目前的休战日止，数万千年来我岛人生演化史中的几方面而加以记述。在早时期因为人类无力和自然竞争，所以他的生活不免粗暴而短促。然他今日之能完全制服自然反又成为他最大的危险。以言将来则史家之所知者也不能多于别人之所知。他只能把过去的事绩，以及它们多方而且神秘的意义，指点给人深思而已。


    * * *


    [1] 见上第746页。


    [2] 见上第773页。


    [3] 此法使职工会得免负普通团体在通常法上</a>因职员有违法行为而应负的责任。此法成</a>立而1901年上院关于塔夫谷（Taff Vale）矿工罢工的判决案失了效力。1912年国会又通过一法使职工会得有权征收政争费（political levy），如果此费曾经会员所投票通过。


    [4] 译者按，即准许开设酒馆的执照。


    [5] 译者按，此乃“Suffiragette”的直译，实际并无大小之意义在内。


    [6] 译者按，即我们自己之意。


    [7] 见上第658页注①。


    [8] 译者按，为爱尔兰民族党的旗色。


    [9] 见上第717页。


    [10] 见上第646页。


    [11] 见上第653页。


    [12] 编者注，原版本正文计703页，约35万字，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为949页，此次编辑为792页。


    1770年以来的内阁


    1770—1782 诺司内阁（托立党，国王的朋友）


    1782 洛金汗内阁（辉格党）


    1782—1783 瑟尔本内阁（国王的友好及察坦姆派）


    1783 诺司及福克斯混合内阁（辉格党及托立党）


    1783—1801 首次庇特内阁（初为察坦姆派及国王的朋友，渐为托立党人；保守的辉格党人于1794年加入）


    1801—1804 阿定吞内阁（托立党）


    1804—1806 二次庇特内阁（托立党）


    1806—1807 人才内阁（辉格及托立党人）


    1807—1809 波特兰内阁（托立党）


    1809—1812 拍息发尔内阁（托立党）


    1812—1827 利物浦内阁（托立党）但于1822年后，其政策渐趋自由。


    1827 坎宁内阁（自由托立党）


    1827 哥德立赤内阁（自由托立党）


    1828—1830 威灵吞·比耳内阁（托立党）


    1830—1834 葛累内阁（辉格党）


    1834 首次墨尔本内阁（辉格党）


    1834—1835 首次比耳内阁（保守党）


    1835—1841 二次墨尔本内阁（辉格党）


    1841—1846 二次比耳内阁（保守党）


    1846—1852 罗素·约翰贵族的内阁（辉格党）


    1852 首次德贝·的士累利内阁（保守党）


    1852—1855 亚伯丁混合内阁（比耳派及辉格党）


    1855—1858 首次判麦斯吞内阁（辉格党）


    1858—1859 二次德贝·的士累利内阁（保守党）


    1859—1865 二次判麦斯吞内阁（辉格党及比耳派，两者皆主自由）


    1865—1866 罗素伯爵的内阁（辉格党人主自由者）


    1866—1868 三次德贝·的士累利内阁（保守党）


    1868—1874 首次格拉德斯吞内阁（自由党）


    1874—1880 的士累利内阁（保守党）


    1880—1885 二次格拉德斯吞内阁（自由党）


    1885—1886 萨利斯布里内阁（保守党）


    1886 三次格拉德斯吞内阁（自由党）


    1886—1892 首次萨利斯布里内阁（保守党，但得自由联合党赞助）


    1892—1894 四次格拉德斯吞内阁（自由党）


    1894—1895 洛兹白里内阁（自由党）


    1895—1902 二次萨利斯布里内阁（联合党）


    1902—1905 贝尔福内阁（联合党）


    1905—1908 坎柏尔·班涅曼内阁（自由党）


    1908—1915 爱斯葵司内阁（自由党）


    1915—1916 爱斯葵司内阁（混合）


    1916—1918 乔治·鲁意内阁（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