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运动的开始 法兰西革命时的党争

    托立寡头政治


    乔治三世中兴王权的企图失败而后，华族的国会政府尝有完满的恢复。在少庇特的贤明的领袖之下，一个托立党的寡头政治和旧日窝尔坡尔·纽喀斯尔时代的辉格寡头政治有了同样坚固的根基。政府今又不以国王的恩眷为重，而依国会两院的自由判断以生存；但外界的公意虽已不是完全可以置诸不问，究尚是次要的考虑。庇特及窝尔坡尔两人虽都得贵族的赞助，但也都是十足的众院人物；他们的实力来自朽腐城市的制度者为多，而来自贵族院者为少。而且庇特又把贵族的威望减低了些；他任内所新封的爵位极多，而对于朽腐城市的物主之酬劳尤足以使世人贱视贵族。卖官鬻爵的贸易仍极惊人，虽则少庇特时腐化的方法已因柏克《经济改革法》的成立，而没有如纽喀斯尔及诺司时之繁多，也没有昔日的昭著。


    托立和辉格寡头政治的比较


    旧的辉格寡头政治和新的托立寡头政治，虽牌号已变，而实质极是相同。地主阶级垄断政权的形势今犹如昔。新的托立党人所奉的政治及宗教制度并非别的，而即是由窝尔坡尔的谨慎及庇特之父的毅力所保全下来的“汉诺威朝”的办法。但整个的目的虽未更改，而着重的方向则已不无变换，因为今日之谋推翻宪法者已非詹姆斯党而为雅各宾党。辉格寡头之保全现行制度乃在抵抗斯图亚特反动和法兰西波旁专制的结合，而托立寡头欲保全同样制度，则须内遏民主的潮流而外拒法兰西的武装革命。所以柏克之自辉格变为托立实没有倒退多少；福克斯之鞭策辉格群众前进，而和新的平民政治接近，才是离开了辉格党原来的立场。如果柏克的后退可算是“叛党”，则福克斯的前进又何尝不是？


    新的托立主义


    托立党自经柏克晚年反雅各宾的色彩所砥砺后，便知以英吉利革命解决的真正承继人及保护者自居，而以反抗法兰西革命的谬说自负。托立主义好像就是国会政府的柱石，一方反对雅各宾党的“直接行动”，一方又力拒拿破仑的全民专制。它之能有这样的主张实有大功于世界；大战既终而后，坎宁（Canning）所代表的托立主义一时竟和欧洲的自由有同样的意义，而自由的明灯因亦得以不灭。然托立党所拥护的国会宪法主义，照他们自己的定义，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代议的”政府；它只是一个“混合的宪法”，主要的成分是华族，平民只居于参加的地位，而国王则具有偶或干政的权力。


    抗议教徒及反雅各宾派


    同时，罗马公教徒之积极地要求在英吉利及爱尔兰之重享公权，完成了托立党人和1689年诸原则的和解。乔治三世及其大多数未享选权臣民之反对公教徒的要求，本深得托立党一班党徒的同情。利用抗议教人民畏惧公教的心理不复为辉格党的策略，而成为托立党选举时的口号。托立主义的目的之一即在结合保王派及民众的情感；两者幸而都视法兰西的革命党及罗马公教徒为洪水猛兽，故结合的基础不难觅得。教社外的卫斯立运动及教社内福音运动更增加全国对于“佩因·托姆（Tom Paine）的无教哲学”及爱尔兰叛徒的“教皇教”的恶感。雅各宾主义及罗马公教主义两者在欧洲固在自相残杀，但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我们岛国保守主义之同时痛斥二者，同时害怕二者，视它们和英吉利的精神根本不合，而和我们“教国幸运的宪法”绝对不能相容。1790年及1830年间之托立讽刺画中，我们常见《大宪章》及《圣经》及加于这两部神圣书籍之上的王冕</a>被视为我国民族“自由”的基础；而福克斯的辉格党人及他们教皇教派的同盟者则被诋企图摧残这些自由之人。这样一个简单的信条固然一经解析便站不住，且与当世的事实也不符，但只顾眼前的政客及但知利己的阶级则利用它不遗余力；而它对于英吉利的工业社会及爱尔兰的政治社会亦种下很大的祸根。从好的方面说，它也有援助全国战胜拿破仑之功，因为它甚能鼓动英人的性质及传习，它之入人者比仅仅的政治关系为深，而且它能维系中等阶级的忠心于不变，历多年的战乱而仍不变。


    政党及教派


    复活的托立党既然甚忠于汉诺威王室及革命解决，辉格党人既然已开始为罗马公教徒争求公权，那么我们便应问，究竟沿着何种路程我们才可以追溯两党的连续性，自奥次·泰塔斯（Titus Oates）及萨瑟味勒尔博士（Dr. Sacheverell）以迄大不相同的现时？然而两党仍各有各的连续性，托立党人始终和教社的利益维持着关系，而辉格党的华族则始终依赖违教的选民为后援。庇特在1787年及1789年先后反对《鉴证法》及《会社法》的废除，因为此两法不废则抗议教及公教的异教徒两不能有充任文官的可能。在又一方，则福克斯·查理在极力的拥护宗教平等的正义，并力持“宗教不应为任官的正当条件”的近代原则。


    所以异教徒看得很透彻的，除了经由福克斯所领导的新辉格党及国会改革的途径外，别无可以获得公权的方法。他们深信，朽腐城市之制一旦废除，则他们的选举力量可以强迫国会改善他们的待遇。因为相若的理由，国教教社的僧侣及赞助他们最力的托立党人则成为坚决反对国会改革之人，他们盖恐改革后的国会会废除国教。在1832年，1867年及1884年的诸个《改革法》将新时代的改革大问题解决以前，这问题所引起的宗教分野继续地影响及于政治。


    当英吉利的政党正在对宗教平等及国会改革两事开始取各异的方针时，惊天动地的大变忽自法传来。是时的法兰西尚未成为雅各宾党的国家，但已以立宪君主代替专制，且正在拟订法律，凡人民无分信仰悉予以同样的公权。所以英吉利教社中人及异教徒对于法兰西大革命的态度，在此时当然以他们对于国内公权问题所取的态度为依违。本来纯粹是英吉利运动的国会改革问题，今则突和社会政治状况与我无一相同的国家之潮势混在一起而无可分清。


    初期改革运动


    开始鼓动国会的改革者为约克邑受辉格地主绅士将护的旧式自业田主。他们的运动和工业革命无关，和任何近代特有的社会或政治状况亦无关系。它并不是要求给选权与大城市或新兴中等阶级的一种运动。他们只建议废除若干朽腐城市，而增加各邑的代表。他们这种缓和的国会改革之主张，并不出于任何提高中下阶级地位，或使穷人致富的理论，而仅仅以恢复有力政府，及纳国主及国会于同一的舆论监督之下为目的。他们鼓吹改革；因为有了改革，则乔治三世无从再有指派并收买众院多数的权能，而他的个人统治亦可中止。所以初期的改革运动，即使是有主义的运动，也未尝不是适应一时事变的运动。


    少庇特之恢复立宪的，有力的政府夺了上项运动的魂魄，而柏克1782年的《经济改革法》，因能减削国会中腐化之力之故，亦差可替代选权的改革及选举区的重分。1785年庇特缓和的《改革法案》之否决盖可视为首次激动的终结，而庇特自己亦不久即变成一个反改革者。


    普莱斯及普利斯特利


    改革激动的第二期乃是哲学的异教徒普莱司及普利斯特利（Price，Pristley）所领导的一种深带学者派头的运动。它的目的在藉国会改革以取得宗教平等，且约略主张民主及“人权”的普遍原则，而大要表同情于法兰西较早而较缓和的变动。以和10年前约克邑自业田主的改革激动比较起来，则新的运动已不是纯粹不列颠的产物；它已经带些美法及人类大同的气味。托立的上等阶级对于它概括的及哲学的性质极为吃惊，因为这种性质可使运动益趋极端，而超过首先激动者的原意；柏克于一个极有名的政治小册子中把普利斯特利及法兰西革命骂在一起，而柏明罕的“教社及国王”暴徒则不为地方官吏所慑服，而将哲学家的家宅捣毁，将其科学仪器付之一炬。曼彻斯忒亦发生相类的横暴，故中等阶级哲学的异教徒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终告停止。至少在这两个工人生活的大中心中，中等阶级的大体甚不关心改革，而工人阶级且表反对，虽则40年而后这些大城市都准备着逢到必要时为葛累的《改革法》，甚或为别的更要彻底之事作战。


    佩因与柏克


    柏明罕及曼彻斯忒的暴民行动明示着“平民”的见解在下一世内，即在穷人中，仍将为少数人的见解。但佩因·托姆却即在这个要紧关头，在一部分的劳工阶级中开始他的民主运动。在这里我们首次可以发见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状况和英吉利政治间的密切关系。遍英吉利及苏格兰之全境，无处不有大批工人向工厂及工业区域麇集的行动，而佩因的主义亦得了乐于领教及讨论的群众。巨数因经济变动而丧失独立及生计的灾民，既无别的方法可以改良境遇，亦不顾一切地移其注意于政治。自乡村漂流到新的工业区域的人群，常听见有人告诉他们，说佩因·托姆尝宣言所有的政治权力自然属于人民，然而依据他们各个的惨淡经验，则它似为资本主义的雇主，大农夫，及有地的治安法官所包办。富人之榨取穷人，穷人之怨恨富人，以及两者间的互相怀疑，把久为18世纪英吉利生活的特点之阶级和谐一扫而空。


    上述种种也许是事所必然的结果，总是无可逃免的，但柏克对于《法兰西革命的感想》及佩因《人权论》两书的极端主义更不是造成互相谅解的良法。历40年这两部著作于群社的左右两翼有绝大的势力，柏克雄丽的文章，及深重的（虽是单方的）哲学很能使当时受过教育的各阶级失惊而折服，而佩因粗浅扼要的逻辑则对于知识未开的阶级，对于只知逢选举时骚扰一下，放肆一下而不知政治尚具有其他意义的人民，不啻是一种开胃的新饮料。伟大思想家之往往只能顾及问题的一方，而不能顾及双方诚是一件可痛之事。柏克及佩因的议论，乃是最不妥协的保守党及民主党的论调。


    当日的保守主义和下一世纪下半叶的保守主义不同，它并不自以为和民主政治为同盟。它主张根</a>据1689年的基础，而维持国王贵族及众院间的“宪法均衡”。庇特的总检察官斯科特·约翰（John Scott），即日后晋封为厄尔登贵族（Lord Eldon）者，尝于1794年检举激烈鞋匠哈第·托玛斯（Thomas Hardy）的大逆而欲置之死地，他的罪状是“主张成立和本国已有制度绝对相反的代议政治！”柏克的贤明非特不能用来开豁厄尔登的茅塞，反而益增他的昏昧；此则只可看做造物之作弄人类了。


    在又一方，佩因的《人权论》以为一切的世袭政治，无论国王的或贵族的，尽是从强力压迫而来的，以为所有的权力发源于人民，故真正的议会政府应即建立起来。他又预言，富人所享，而来自人民负担的年金应和他所拟议抽收的一种累进所得税，一同用于贫民的教育，老年的抚恤，及养育的保护。这些建议——有些本是深刻的预言，有价值的提议——之不易动一般人之听者，乃因他更不顾事实，而有废除君主制度的要求。佩因极易受激动的性格充满了对于美利坚宪法之赞美，其故则大半因为美国没有君主也没有贵族院。他之要求取消不列颠宪法中所有的古董“家伙”（“lumber”）不特使他的宣传绝无成功的机会，且使他自己成为流亡者，而使他著作的流行形成罪名——虽然不惮躬犯这个罪名者并不乏人。


    在未来的多年之中，佩因的共和主义，不啻是一切自由理论或自由制度的障翳。福克斯及葛累虽竭全力以否认，而仍不能洗得干干净净。一到了我们和雅各宾共和国作战开始之时，则人民冷静合理以考虑政治的最后机会亦告消灭。街上的行人只消凝视店铺格眼窗中所悬挂季尔蕾（Gillray）的漫画，便会把华族的辉格党人想做志在割下“好好的国王”之首，建立“无袴党”（Sansculottes）褴褛的共和国，而头戴红色自由帽的人民。[1]


    法兰西革命及英之党派


    英吉利在1793年的开始以前尚未和法兰西作战。英人仅以中立的眼光来观览1792年的巨变，但他们之所见者对于英人的舆论有永久重要的反响。欧洲旧局面（ancien regime）诸君王武力消灭法兰西革命的雄图（有如他们主将布伦兹威克Brunswick在所颁宣言中所说者）；法兰西人民之崛起奋力抵抗；新法兰西在瓦尔美（Valmy）之役所获出人意料的胜利；雅各宾主义及共和主义，屠戮及断首，同时在巴黎所得的成功：凡此种种至今犹引起后世凝视的莫测大事，吸引了英吉利政客的全神，改造了我们的政党，并决定了我们政府此后40年中的精神。


    常往布洛克斯的时髦会所之福克斯派辉格党人，及通信会（Corresponding Society）[2]中贫贱的激烈党人热烈地表同情于法兰西人民，而不以德意志专制的入侵者为然，福克斯且以后者和波斯帝柔克西斯（Xerxes）入攻希腊的大军相比拟。他尝依着他热心肠的，富情感的方态，于9月屠杀的消息尚未传到英国以前，写着法人道：“他们纵有过失及荒谬之处，然我仍十分关切于他们的成功。”未几而巴黎监狱中大屠的噩耗传到英国。于是他又写道：“我真正的以为那天昼晚的惨祸，对于像我一班永远忠于自由正义的人们，实是毕生再没有更大的悲痛。据我看起来，这个惨酷的屠戮绝无辩解容恕的可能，甚且连稍微略迹原情的可能性也是一点没有。”


    但绝大多数富有阶级的同情则始终站在布伦兹威克一方。9月屠杀及断首政制在我岛所引起的情感和圣巴退尔米屠杀及《南特诏令》取消的消息所引起者相似。在那年的秋冬，民主运动在所有的英吉利村市中悉被公意所压倒，而不能再一伸首。全国遍地有忠王会之组织，普通俱由教士为领袖，而他们本地的异教改革者则为会众所欲铲除的人物。这些会社集合民众的意见以赞助政府；他们对内要求厉禁改革者的运动，对外则要求严戢法人武力“解放”欧洲的野心，即出于用武亦所不恤。


    那年的冬天，法兰西的共和党人，因为受了一阵的胜利及威权的麻醉之故，因为他们预料的是被普鲁士所挫败，而结果反而大胜之故，竟侵入萨伏，莱因兰（the Rhine Land）及奥大利尼德兰，并宣告斯刻尔得河（Scheldt）为公开河流起来，所有宣告这河为数国内河的欧洲各条约他们视若废纸。他们更预备入侵荷兰，而以武力援助一切乐于推翻旧政府的国家。路易十四的骄矜竟在这班以推倒他的雕像，杀害他的子孙，诛除他的宗教为能事之共和党人心胸中复活起来。莱因三角洲之被欧洲最大的陆军国次大的海军国占领，又挑起了英吉利自卫的观念，一如</a>西班牙的腓力，及法兰西的路易所尝在同一地方因同样的野心而挑起者，也一如德帝威廉在日后所挑起者。反抗法兰西称霸欧洲，更反对它雄视尼德兰，成为国会政治的英吉利之主要工作，且国会政府反抗之力和决心之坚反而远过于任何专制朝廷。仇法的专制各国只知轻率地叫布伦兹威克来触雅各宾狮之怒，及乎雄狮一吼，则他便又索然逃退。


    旧英吉利阻止新生法国并吞欧洲老弱朽腐国家的决心在庇特一身有具体的表现；他又以之传诸他的徒众，到了卡斯尔累的时候他们卒得了最后的胜利，而20年余惨淡多变的经过也算不虚。这个决心不幸为时势所累，而和取缔改革并禁止讨论改革的对内政策同道而驰，又和冷淡待遇工业革命的牺牲者及一般穷人——都可变成雅各宾党的苦人——的态度联做一起，所以它对内的影响极是不幸。


    由于观念联合的同一作用，（这种作用往往于政治家极费索解）政治上的缓和主义，对于改革的缓和倾向，以及对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压迫下牺牲者的同情，常常又和战事热忱的缺乏，及新法国前后诸政府之都为国家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府之迟于承认，走在一起。福克斯，荷兰贵族（Lord Hond），斯密司·息德尼（Sydney Smith），罗密力（Romilly）槐特布勒德（Whitebread）摆伦，及早年激烈时期的科柏特皆为这个公律惹眼的例子。


    托立政府的高压政策


    所以在将至的一世中，改革派深为双料的坏名所带累，他们在世人眼光中既非赤血的爱国志士，而又是佩因共和主义的友人，他们之力辩其非曾不能改移世人的误解。改革派既这样的不理于众口，庇特自然更易采用强硬的手段以禁止国会以外一切关于国会改革的讨论，虽然自我们看起来，他们的大失人心使严厉的取缔反成为不必有之事。在战事初起的两年内，编辑人，违教的牧师，及倾向于宣传的理论家等等之因敢为改革国会的主张而被检举者时有所闻；他们中虽常有借用法人激烈而不适宜的措辞，然其罪究不甚重。被苏格兰的泽夫立兹[3]，布剌克斯飞尔德（Braxfield）法官判处流徙植物湾（Botany Bay）的缪耳及判麦（Muir，Palmer）两人，其所受之刑尤为冤枉失平，然而昔时尝主改革的庇特竟拒绝予以宽免。苏格兰在19世纪中以激烈主义得名，而其所以能滋长者，对于这两个为改革而牺牲者的同情盖也有一部分的功用。


    最后到了1794年时，政府因惊慌之余，竟欲剥夺改革者的生命起来。它以大逆罪来控诉创立通信会并领导劳工阶级以作政治上的立宪运动之鞋匠哈第·托玛斯。其他安分而有身份之人如演讲家衰尔韦尔（Thelwell）及语言学家图克·何恩（Home Tooke）亦受同一的控诉。此次的大狱幸有那个英吉利特有的陪审制度来解免。庇特已冒犯了英人公平应付争端的民族性。经了厄斯琴（Erskine）一番动听的演说后，12个托立的陪审员终仍宣告哈第及其同被监禁之人为无死刑之罪，并且提醒政府，英国并不需要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方法。即反雅各宾空气极浓的伦敦亦闻宣告无罪的消息而忭欣鼓舞。


    辉格党人的“脱离”


    英国也因此免得流入恐怖的政治，也许更因此消灭了报复性的革命于未来。但政府于此后的多年中仍依旧的钳制一切政治的讨论，关于此层人民亦比较有共同的赞成。通信会及其他会社被国会以法律来封闭。《保护状》亦停止了多年，人民绝无犯罪的证据而被禁多年者亦不乏其人。凡未经地方官吏允可的公众集会俱在禁止之列；在事实上地方官吏亦不再准人民集会。除了反对贩奴的运动外，不列颠暂无任何政治生活之可言，即反奴运动也尝有一时的不振。一若此尚未足以罄当日政治状态的可怜者，福克斯派的辉格党人，半因厌恶政治，半因出于懒惰，竟放弃国会的职务，而退隐于他们的泉林。当时只在国会中尚有批评政府的可能，然而反对党竟以“脱离”（“sede”）国会闻。


    劳工阶级之被压制


    庇特的《禁止结合诸法》（Combination Acts）也为当时压制精神的一种表示。这些法律使职工会（Trade Union）成为非法的组织，而劳工者所有的结合悉在被惩之列。然而政府只有消极的压迫，而没有积极的保护，只不许工人结合以图自利，而并不替他们保证公平的工资。政府的行动尚不是真正能代表“放任”（Laissez faire）政策，它仅能代表利资本而不利劳工的国家干涉政策；所以有此而可怜的工人须完全听命于雇主。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不公政策不仅在减低工资以求合于当时的经济情形，而且也深由于反雅各宾派人对于“劳动穷民”一切结合之畏惧。在两院中反对《禁止结合诸法》者，除了薛立敦（Sheridan）及荷兰贵族两辉格党人外，别无其他的重要政客。


    正在因工业革命而产生，且正在向城市集中的新兴劳工阶级因而早早即发现出一种自教自助的天性，而他们的活动则沿政治的结社及经济的职工组合同时并进。庇特的政府欲把两者一体铲除，但它的成功不等，在政治方面者似较在经济方面者为大。当战事结束，工人于彼得庐（Peterloo）时期作政治的及职工会的两项运动时，他们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们处处触犯刑章，他们须先争生存之权。舆论到了那时固已大有变动，固已不如庇特时候之大抵依附托立制度，但庇特在战时所用以对付少数的高压方法，那知已成为全国的习惯，而庇特的后继者且用以对付多数于平时。所以政府对待穷苦人民及别的人民之胆敢作改良地位的要求者常失之于苛酷不公，虽则在法兰西革命及对法之战而后，他们之有此要求本极自然。政府的苛酷使工业革命于其社会的方面不获有健全的发展，且它（苛酷）所留下的不良痕迹，虽经后日的补救时期之后，仍从未能全部荡除。至于禁止职工会的《结合诸法》本身则于1823年始告废除，而立法的大演化亦于是时开始。


    辉格党人的地位


    国会中的辉格党人，在于今已届中年的福克斯·查理及其特宠的荷兰贵族和葛累·查理两少年的领导之下，采取了一介乎反雅各宾的托立主义及佩因的激烈主义间的折中地位。他们固不断的否认佩因的主义，但他们于1793—1797年反雅各宾的热焰正高的数年间，仍继续地在国会中动议废除朽腐城市以实行改革。他们居绝对的少数，反对他们提案者多数动辄视他们表同情于法兰西的叛徒，而相顾失色。他们之所以得免于更坏的待遇者，一因全体英人之能十分尊重国会的特权，再因英人对于名门子弟或和大人先生们有关系的一班体面人物每特予优容，而尊重其矜奇立异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之下，改革派的辉格党人之和柏克等一班为数及全党之半的旧党友互哄，自然是剧烈而又彻底。追随柏克的辉格党人即和托立政府的一般赞助者混合而不可复分，但依附福克斯的党徒则犹不失为辉格党的中坚，且为党的传习之保持者。因有福克斯派党人之继续反对庇特及他的后继者，故国会整个的机械尚不至降为反雅各宾运动的一部分，而新时代彼此分隔，犹如悬隔的各阶级间亦尚得保留着一纤弱的维系，无论这维系是如何纤细，如何脆弱。辉格党人即在国会改革无可实行的时候犹能牢守原议，他们亦卒赖这不挠的精神而得于时机成熟之际以1832年的《改革法》来免除内战及社会上的大骚动。


    但在那个一时尚不可期的时代以前，辉格党人的完全是一个隔绝的地位，既和国民热心和法作战的潮流不合，也和佩因·托姆及其后科布特·威廉微贱阶级的激烈主义不相为谋。但30年的大失人心及不获政权仍未能消灭辉格党人。他们个人间密切的关系及党的传习足以把他们团结一起，故无论在乡下华丽的第宅中，或在布洛克之会中集会时，一种团结的精神仍丝毫没有衰减。他们多是华族，学者，及游猎者，他们纵失了民心，纵不获权位，然仍有多方足以自娱，足以使生活充满着乐趣。他们也握有一小部分的朽腐城市，故在国会中的议席也是稳固不生问题。他们甚且以托立党的主政者为不及他们的体面有排场，更从而瞧不起他们。他们的亲戚故旧十分有力，故他们可以提倡平民政治而无所惧，他们最喜入时，故“雅各宾主义”于他们亦仅似一种趋时的怪僻。他们于1806年福克斯死前之忠事福克斯，及死后之追怀他的遗思，成为引导英吉利政治变迁的偶然情势之一。福克斯之为人朋友即不欲厚爱而有所不可。他在何处，何处即会有一辉格政党。但如果他也和庇特及反雅各宾主义携手，则辉格·自由党将永不能有，而英吉利政治在19世纪的过程殆须经由武装的革命，而不能经由国会的改革。


    福克斯


    当年幼的庇特初受乔治三世之命而秉国政时，辉格党人常好作“王国交付于学童管理”的讥笑。但国会及全国不久即知庇特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位严肃寡言，庄重善教的先生。福克斯转是一辈子的学生。忠于友好，厚于仇敌，而又永永反对着他们，无论有因无因；总处为难的情境；乐生而又爱人：他实生而即是反对党的领袖，他在众院的多年亦几无时不是反对党的领袖。他的演说才不及察坦姆，他的辩论才或次于少庇特，但他能联演说及表情能力和辩论能力而为一，于此，世人实无能出其右者。他早年的狂赌，他中年的浪漫政治，他和诺司的苟合，他之一味反对庇特早年的许多良政良法——凡此种种皆于他大有不利。但日高的年事及不利的政局渐渐使他稳重，而他往年常以虚掷于党争的热性今则渐渐用来替被压迫者——无论在英吉利，在苏格兰或在爱尔兰——鸣不平而求幸福。黑奴的运命尤得他的关垂。庇特因忙于不列颠帝国和全欧安全的保卫，及和拿破仑的战争之故，几尽忘了别事，也无暇诩赞反对贩奴的义举。但于福克斯则威伯福士获得了一个矢志不移的盟好。半因他的热心，半因庇特死后辉格党人之得有组织短期混合内阁的机会，贩奴贸易在1807年即获禁止，而不必待诸异日。奴贩的禁止可视为福克斯临终时传给国家，传给合世的遗赠。


    那个诚是悲惨的时代，但英吉利所产生之人却很伟大。除了有庇特及卡斯尔累，纳尔逊及威灵吞以指导它度过它所从未经验过的大难外，它更有福克斯及威伯福士以点醒它的良心，故即在战时它的良心仍可不泯。


    * * *


    [1] 译者按，法之雅各宾党人戴红色的自由帽而穿有脚之裤。他们弃向日上等人所穿的短袴（Culottes）而不用，反对他们者因谥之为“无袴党。”


    [2] 译者按，此会的前身为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因常通信，故名。


    [3] 见上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