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访英国

    文学成就的前提就是对社会至高权威的打破，因为文学与自由结伴而行，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人们宁愿跋山涉水去追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而不与身边那些妇人见识、斤斤计较的酒店职员或农夫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达、知足常乐、平易近人，其本人更优于其作品。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


    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维是一种狭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国式思维，他是以一种大众的平庸和顺从来凸显他可贵的高尚。当超出他熟悉的领域，他的观点就毫无价值了。


    我曾两次到访英国。第一次是在1833年，告别了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法国的短暂旅行后，回国时我从布伦港（Boulogne）[1]横渡海峡，在伦敦塔码头上岸，由此踏上了英国之旅。与英伦三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令我喜不自胜，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阴暗的周日清晨，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艺术家[2]。我们从伦敦塔出发，穿越齐普塞德（Cheapside）和斯特兰德大街（Strand），来到罗素广场边的一座大楼，那里已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考究的房间。这里的优雅和宁静，让我们不由得收敛起数月来在旅途中养成的喋喋不休的粗鲁习惯，也不敢再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这里的商店招牌用的是我们的母语，门牌也用我们的乡村名称来标识，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楼宇也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与当时的大多数年轻人相仿，我对爱丁堡人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撰稿人[杰弗里（Jeffrey）、麦金托什（Mackintosh）、哈勒姆（Ham）、司各特（Scott）、普莱费尔（yfair）和德·昆西（De Quincey）]素怀敬仰之情。尽管他们的作品我涉猎不多而且颇为杂乱，但我却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目睹其中几位的尊容，他们是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兰多（Landor）、德·昆西，以及最近在评论性杂志上最具实力的撰稿人卡莱尔（Carlyle）[3]。其时我正生病在家休养，之所以接受了外出旅行的建议，并且最后选择欧洲，我想正是受他们的魅力所吸引。假如歌德还健在，我一定还会去德国漫游。除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司各特已过世）及后来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参加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4]葬礼时见到的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外，其他当代的英国作家我是不屑一顾的。年轻学者梦想着与那些洞察世事的学者比世而立，并以为幸运之至，殊不知他们其实已成为自己思想的囚徒，且冥顽不灵。文学成就的前提就是对社会至高权威的打破，因为文学与自由结伴而行，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人们宁愿跋山涉水去追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而不与身边那些妇人见识、斤斤计较的酒店职员或农夫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达、知足常乐、平易近人，其本人更优于其作品。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爱默生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林肯称其为“美国精神的先知”、“美国的孔子</a>”。“在十九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生的散文影响更大。”（马修·阿诺德语）爱默生的英国之行对他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重读1833年的旅行日记，我觉得值得发表的东西寥若晨星。但我摘抄了仅有的几篇拜访英国名流的记录，我的文字朴实无华，因为他们的声名显赫与备受尊崇足以让他们光辉的人格流芳后世，而无需娇柔粉饰。


    在佛罗伦</a>萨艺术界，我认识了一位美国籍雕刻家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5]。他仪表堂堂，英俊潇洒。如果我说，他有梅朵拉那样漂亮的面孔、阿喀琉斯巨人般的体魄，绝非溢美。格里诺品格高尚、热情洋溢且能言善辩，他博学多才、见识过人。他认为古希腊人是以学派或社团的方式来研究学问的——天才般的大师为他的朋友设计出伟大的蓝图，由此激发他们的研究激情。于是，在他才智枯竭之时，后继有人。这样，前赴后继，激情洋溢，直到最后完成。这种一以贯之的作风在攻克一些坚如磐石的难关时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他还认为只有远离孤僻和戒备，在艺术家的团结互助协作中，艺术才会繁荣昌盛。霍雷肖·格里诺是一位一丝不苟、涵养极深的绅士。他摒弃哥特派艺术，是古希腊文化的忠实拥趸者。他的思想处处闪烁着博大的光辉。1843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建筑艺术的文章，该文把罗斯金（Ruskin）先生的建筑道德观念奉为未来建筑艺术的圭臬，尽管他与他们关于艺术史的观点大相径庭。我曾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虽说是后来，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在信中他粗略地勾画出自己的理论轮廓：“我的建筑架构观点：房屋的空间和造型要据其功能和位置科学地设计；房屋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要根据外观的比例有层次地彰显。房屋的颜色和装饰要根据建筑的根本规则来决定、排列或改变，每个决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而那些临时的和虚假的设计应该立即彻底清除。”


    伦敦俯瞰图


    泰晤士河畔的英国国会大厦和大本钟，建于公元750年，占地八英亩，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国会大厦也象征着英国历史悠久的民主制度。


    格里诺从一个朋友那里给我带来了一张家住圣多米尼加迪菲索尔（Domenica di Fiesole）的兰多先生的请柬。5月15日，我有幸与兰多先生共进午餐。他的高贵典雅和彬彬有礼让我印象深刻，精美的图片把他的格拉德斯加别墅（Vi Gherardesca）里装扮得诗情画意，四周美景尽收眼底。从他的作品和一些趣闻轶事中，可捕捉到一种阿喀琉斯式的愤怒——一种桀骜不驯的粗犷。我不知传闻中对他的诋毁是否公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5月15日这天的兰多先生绝对是位谦虚有礼、和蔼可亲、谈吐高雅的绅士。他赞美在佛罗伦萨野地里遍地生长的仙客来，崇拜华盛顿，敬重华兹华斯、拜伦、马辛杰（Massinger）、博蒙特（Beaumont）和弗莱契（Fletcher）。当然他固执己见，喜欢一语惊人，总是竭尽所能地以他那英国式的冲动畅谈永恒的过去。他说，“自古英雄身后皆寂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然菲利普和亚历山大除外，对菲利普更是推崇。兰多先生热衷于希腊艺术，尤其钟情于希腊雕塑。维纳斯雕像是他的最爱，其次就是摆放在陈列馆里的亚历山大头像；他最喜欢的雕塑家是波洛尼亚的约翰（John of Bologna），而不是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绘画方面，他喜欢拉斐尔（Raffaelle），对佩鲁基诺（Perugino）和其他早期的大师们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兰多先生认为只有希腊的史书才是唯一的经典之作，伏尔泰的作品紧随其后，稍稍逊之。他对马金托什（Mackintosh）和我最近结交的这些朋友毫不赏识，却对蒙田和沙朗[6]击节赞赏，这似乎有点黑白不辨。他认为德热兰多（Degerando）得益于《卢卡论幸福》（Lucas on Happiness）和《卢卡论神圣》（Lucas on Holiness）！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谈论骚塞，但见鬼，谁知道骚塞是谁呢！


    兰多先生邀请我周五去吃早餐。我和格里诺一同如期而至。兰多迫不及待地给我们背诵了五六行裘力斯·恺撒的六音部诗行以示款待——他告诉我们说，这首诗源自于《多纳图斯》（Donatus）[7]。他对切斯特菲尔德（Lord Chesterfield）勋爵赞美有加，但对伯克（Burke）和苏格拉底（Socrates）颇有微词。他把华盛顿、福西翁（Phocion）和提摩勒翁（Timoleon）称为三大伟人；像果树学家一样，在其目录表上选出三到六个最好的果种“来建立一个小果园”。他甚至不忘对他们名字相近的尾字母评论一番。“一个伟人，”他说，“一个伟人应该享以厚祭，宰杀一百头牛，别管它们是被上帝和英雄们享用或是被苍蝇美餐一顿。”在此之前，我拜访过阿米奇（Amici）教授，他让我参观他的显微镜，（据说）可放大两千倍，我向兰多谈及那些显微镜的用途。兰多蔑视昆虫学，但他却喜欢说：“细微之处见精神。”这和昆虫学精髓倒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试图谈起最近风头正健的作家赫歇尔（Herschel）以示揶揄，可他却声称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甚至连这个名字也是头次耳闻。兰多先生有一间挂满了各种图片的房子。他喜欢向人展示他的图片，尤其是其中一幅，他站在那幅画前，说：“如果有人能证明这幅画是多梅尼奇诺（Domenichino）的真迹，我就赏他五十几尼。”其实我对兰多先生的图书室更为好奇，但据霍雷肖先生说，兰多先生喜欢把书送人，因此房间里的书为数不多。


    柯勒律治像


    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湖畔诗人之一，著名评论家，浪漫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等。爱默生认为柯勒律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评论家，尤其推崇他的文学评论。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而兰多先生把这种幻想推崇到了极致。他有一颗神奇的头脑，专横、狂暴，且永不枯竭。本来是块当兵的料，可造化捉弄人，让他成了一个文人。虽然他纵横驰骋于文学界，但他仍对英雄及其所为素怀一种英国式的喜好。事在人为，空谈误国。创新的思维和前进的脚步，远比那无谓的谴责更有意义。遗憾的是，兰多先生的价值在英国被埋没了，他被人们忽略，又常常在《评论》杂志上受到猛烈抨击。这些批评也许见仁见智，但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而年复一年，学者们却一直在拜读兰多先生的文章，以期在他那优雅的字句中找寻那令人回味的智慧、聪颖和愤慨[8]。


    8月5日，我从伦敦来到海格特（Highgate），给柯勒律治先生写了个便条，希望能有幸造访他[9]。快到中午了，他捎来口信告知他正在午睡，要我在一点钟以后拜访他，他乐意见我。一点时，我再次回来，见到了这位老人。他身材矮小结实，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面容和蔼，气色不错，拄着一根拐棍。他满不在乎地吸着鼻烟，领带和整洁的黑色西装很快就弄脏了。柯勒律治先生问我是否认识奥尔斯顿（Allston），并热情洋溢地谈起他们在罗马相识后所知道的奥尔斯顿先生的优点和事迹，以及奥尔斯顿是个提香式的大师等等。随后柯勒律治先生又谈及钱宁博士（Dr.Channing）。叫人难以启齿的是，柯勒律治先生竟然炮轰一神论者。提及这点，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谈论一神论的愚蠢无知，——真是岂有此理</a>，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本沃特兰（Watend）主教的书，并充满激情地朗读了自己在扉页上写下的几段感想，——我相信这些段落收集在《思维的助手》中。趁他停下来喘口气时，我插言道：“尽管我高度赞赏他所有的辩解，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他，本人天生就是一个一神论者，而且是一个一神论者养育了我。”“不错，”他说，“我想是这样。”并照旧滔滔不绝。人们都在毫不迟疑地默许了圣保罗（St.Paul）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根据菲洛·朱迪厄斯的说法，同样也是基督以前的犹太人的教义——这么多年后，这一小撮教士竟还挺身而出加以否认，这真是不可思议，等等。柯勒律治先生的确为钱宁博士——一个他所敬仰的人——不，说敬重未免欠妥，不如说他这么关注的人——竟然信仰那种观点而感到非常惋惜。柯勒律治先生见到钱宁博士时，曾暗示过他，但他可能是因为基督教那些可爱而美好的内涵而爱上它的。也就是说他爱的是基督教的善，而不是它的真。“先生，请听我说，据我所知，十人崇尚基督教的善，而只有一人爱它的真。但爱其真却是比崇其善更为伟大的一种美德。”柯勒律治先生熟知一神论，因为他曾是一神论的信徒，知道它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行径罢了。他曾被人称为“正在升起的一神教之星”。他继续界定或者说是重新定义一神论：“三位一体教义是现实主义，上帝的观念不是本质的，而是超本质的。”接着他又大谈特谈起“三位一体论”和“四位一体论”来，而我只领会了其中一点，即“意志就是一个人赖以成为一个人的东西。因为，在街上如果有人推了我一下，而我却把身边的另一个人挤进了阴沟时，我会立即惊叫道，‘先生我并没有挤你。’也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同样，在英国，如果你我各执己见，各自主张，那我的主张会更受欢迎”。


    趁柯勒律治先生稍作停顿时，我告诉他说，他的宗教观在美国深受读者欢迎，然后我接着问他，在《朋友》第三期上的“摘录”是否源自独立派小册子里的真实引用。他回答说，的确是从他的一本题名为《一个独立者的抗议》小册上摘抄的，至少是受其影响的。我告诉他那段文字美妙绝伦，很期望能一睹原书。他说道：“是的，人类模糊了许多真理的概念，却不知上帝其实就是自然法则的创造者。不可否认你看到的文字比原文中的引言更能打动你，因为我已对原文进行了解析。”


    当我起身告辞时，柯勒律治先生说道：“不知道你对诗歌是否感兴趣，我想给你背诵几首在今年的洗礼纪念日那天作的诗歌。”说罢，他站在那里，开始郑重其事地背诵了一二十行诗，开头是：


    “上帝生了基督——”


    柯勒律治先生还询问我曾游访过哪些地方，我告诉他曾到过马耳他和西西里，他便把这两个岛作了一番比较，并复述了他从这两个地方回</a>来时对伦敦主教所说的话：西西里是一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校，因为那里的每一个城镇只需问政府颁布什么政策，然后把它颠倒过来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那些法规完全与任何道德和智慧水火不容。政府只带给那个所谓的快乐花园三样东西：疥癣、梅毒和饥荒。然而在马耳他，法律和意志的力量是显而易见，它正在把那半阿拉伯居民的不毛之地变成人口密集、物产丰富的人间乐</a>土。走出房间后，在另一房间他给我看了一幅奥斯顿的画，并告诉我，曾有一位名叫蒙塔古（Montague）的画商拜访他时看到这幅画，情不自禁地说道：“太棒了，你可弄到了一幅好画！”并认为这是一位古老的艺术大师的杰作。接着，背对着画布说话的蒙塔古用他的手指摸了摸这幅画，惊呼：“天啊！这幅画还不到十年。”——他的触觉可真灵敏。


    我与柯勒律治先生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但他说过的话绝大部分我都记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话经常就像他书中的段落，——也许就是照搬来的——很容易落入某种老生常谈</a>的俗套。柯勒律治先生年事已高且心事重重，他听不进我的话，也不会接受我的观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那次访问与其说是一次谈话，倒不如说是开了一次眼界，却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了无生趣。


    从爱丁堡出发，我又去了苏格兰高地。在回来时，途经格拉斯哥，去了邓弗里斯（Dumfries）。因急于转交一封从罗马带来的信件，我又参观了克雷根普托克（Craigenputtock）。那是尼思河谷（Nithsdale）的一个农庄，属于邓斯科尔教区管辖区，距邓弗里斯16英里。由于没有前往此处的公共马车，我从客栈租了一辆私人马车。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农庄的房子坐落在荒山野岭之中，那位孤寂的学者托马斯·卡莱尔原来在此滋养着他博大的胸襟。卡莱尔少年成名，是位敢于直抒胸臆的作家，他见多识广，虽隐退山林而不为人知，但他对伦敦的优劣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高而瘦，眉毛高耸，沉着冷静，能言善辩，操一口浓浓的北方口音，言谈之间总不乏生动的逸闻趣事，而且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一语中的[10]。他说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一些话题，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思想和性格，我暗自窃喜，知道有一个美丽的神话将出现。话少人孤单，“除了邓斯科尔（Dunscore）牧师外，方圆十六英里内找不到第二个可以谈话之人”，因此书籍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谈话的主题。


    卡莱尔在谈话中所提及的一切事物，全都是他自己给它们取的名。《布莱克伍德月刊》是“沙子杂志”，与生活前景密切相关的《弗雷泽月刊》是“泥巴杂志”，用来表明某家破产企业的一条近道却是“最后六便士的坟墓”。当人们对某位天才人物的溢美之词把他激怒了，他便大声宣称他赞美他那只猪身上所展示的才华。他说他花费了不少时间千方百计想把那个可怜的畜生关在圈内的一个围栏里，可猪有非凡的判断力，知道如何拱掉一块木板并逃之夭夭。尽管如此，他仍认为人是地球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动物。在所有历史之中，他最喜欢尼禄之死，“看我这个艺术家是怎样死的！”（“Qualis artifex pereo！”）他尊敬每一位手执真理之人。他曾一度研习了美国问题并阅读了大量有关美国问题的作品。兰多的原则只是叛逆，他担心的也是美国人的原则。据他所知，在美国最好的事情就是人们有了工作就有肉吃。他在斯图尔特（Stewart）的书中曾读到这样的事：他在纽约一家旅馆打听哪里可买靴子时，服务员给他指着街对面，结果他看见芒戈（Mungo）正在家里吃烤火鸡。


    卡莱尔像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文坛怪杰。主要作品：《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等。


    我们谈到书籍。卡莱尔不读柏拉图，且蔑视苏格拉底，但他奉米拉波（Mirabeau）为英雄，称吉朋（Gibbon）是“连接新旧世界的辉煌之桥”。他读的书可谓五花八门。《鲁滨逊漂流记》是最早的读物，之后《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也是他早期读过的作品之一，而罗伯斯顿的《美国史》是他早期的最爱，卢梭的《忏悔录》（Confessions）让他知道了自己并非愚钝之人。一个友人告诉他说他能在德语里找到他要找的东西，所以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学习德语。


    此时此刻的卡莱尔对文学感到绝望并大加讽刺；他数落了大书商们在一年内所花费的不可思议的各种广告费数额。由此得出，现在报纸不可信了，书也没有人买了，书商们正濒临破产。


    卡莱尔接着将话题转到英国的贫民，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度里，公职人员自私自利，玩忽职守。他说：“贫穷的爱尔兰人正在这些荒原上流浪，政府应对穷人进行适当引导。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的爱人习惯把面包分给他们，并接济邻里乡亲。其实这里有成千上万亩良田供他们耕种，足以让他们过上好生活，在他们走上荒原四处流浪之前，是没有人迫使他们这么做的。但是他们烧毁一个个草堆，然后想方设法迫使富人照料他们。”


    我们走到户外，沿着长长的山路漫步，看到了克里费（Criffel）。然后摘下帽子，朝着华兹华斯家走去。极目远眺华兹华斯的村落。我们坐在那里，探讨灵魂的不朽。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卡莱尔的错，因为他天生排斥那种咄咄逼人的思想，也不愿意置自己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但他诚恳而真挚，深谙维系各个时代的微妙关系，并能预测现在的每一事件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里修建了邓斯科尔教堂；教堂把你我联系在一起。时间只是一种相对的存在。”


    卡莱尔先生一直以学者的眼光审视着伦敦，他说，伦敦是世界的中心，仅仅从其稠密的人口就能体现它的卓越。他喜欢伦敦的大机器，它们组成自动流水线，在每天固定的时间，面包房的伙计会准时把松饼送到窗台，这就是这个伦敦佬所知道并想知道的伦敦。卡莱尔先生真是一个善良的人。卡莱尔提及了一些人的名字，特别是他的一个伦敦备受优待的文友[11]，他说是他所认识的最具有思想的人。


    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Wordsworth William，1770—1850），英国湖畔诗人之一，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抒情歌谣集》、《序曲》、《远游》等。


    8月28日，我去赖德尔山（Rydal Mount）拜访了华兹华斯先生。他的女儿们把他叫了过来，华兹华斯先生是一个相貌平平、年近古稀的白发老人，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又戴着一副难看的墨镜。他坐下来，话语十分简洁。他刚刚旅行回来，可见他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只是有一次与两位律师散步时，摔了一跤，跌掉了一颗牙齿。华兹华斯先生开玩笑说这事幸好不是发生在四十年前，否则可就惨了，这种达观的态度让两位律师佩服不已。


    说到美国他就精神十足，这是他更感兴趣的话题——社会因人们的教化而进步，但常常跟道德文化对它的制约不协调。他认为学校教育乏善可陈，环境教育其实更见成效。法律明文禁止的犯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未经法律条款描述的犯罪行为。罪恶是华兹华斯先生所畏惧的东西，而社会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这种罪恶而不受到严重的伤害呢？他甚至说过这么一句似乎有悖常理的话：“美国需要一场内战，才能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或许，”他说，“或许美国人的举止是有些粗俗，但这并不可怕，他们只是体任自然而已。我担心的是恐怕他们拜金胜过关注政治。他们视政治荣誉为目的，而非手段。我认为他们缺少一个悠闲的阶层，——简言之，就是缺乏一个绅士阶层，——为社会增添一丝正直的风气。有人告诉我说美国社会的中等阶层把许多事情吹得天花乱坠，而上帝明白——这种事情在英国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只是心照不宣而已。我对美国有多少教堂或多少学校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有些什么报纸。我的朋友汉密尔顿上校（Colonel Hamilton），曾在美国呆过一年，在山脚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美国的报纸非常厉害，竟敢指控国会议员们偷汤勺！”他反对英国对报纸免税，——因为改革者们把对报纸收税说成是对知识收税——正因为此，导致低劣的报纸泛滥成灾。华兹华斯先生说，他之所以谈论政治问题是因他想给我和所有优秀的美国人留个好印象，即我们应该修身养性、处乱不惊等等，而并不是像刚刚在英国选举法改革案（Reform Bill）中所做的那样，——恰如德洛尔姆（Delolme）所预言的，以武力压服一切。华兹华斯先生还多次提及与最近拜访过他的学者钱宁博士的谈话（同时把手放在钱宁博士曾坐过的一把特殊的椅子上）。


    华兹华斯故居——花园小路


    这条幽静的小路曾给过诗人无限的灵感。


    我们转而将话题转向书本。比起维吉尔（Virgil），他更尊重卢克莱修（Lucretius），这并不是因为卢克莱修那无可挑剔的理论体系，而在于他那无人能及的实证能力。信仰对于世事解读以及协调上帝的预知与人类的罪恶都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库辛（Cousin）（我们一直在波士顿听他的演讲），华兹华斯先生说他只听说过他的名字而已。


    我问华兹华斯先生是否拜读过卡莱尔的评论文章或其译作，他说他认为卡莱尔有时是个蠢蛋。接着他又开始痛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说书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通奸，就像空中乱飞的苍蝇在交媾。他看了第一部分就看不下去了，讨厌至极，随手把它扔到房间的某个角落里了。我劝他不必如此动怒，并说此书有些章节其实可堪一读，于是他礼貌地表示以后再读读此书。他说卡莱尔是个头脑聪明、思想深邃的家伙，但他公然蔑视公众的称赞，他的作品晦涩难懂，甚至不及柯勒律治先生清楚明了，尽管他经常批评柯勒律治先生的文章不够深入浅出。华兹华斯先生还领我来到他的花园，并参观了他曾在上面赋诗千句的砂砾小路。来到这，华兹华斯先生的眼睛变得神采飞扬。我的拜访除了让华兹华斯先生少读几页书之外，并未颇多打扰。因为他从不写散文，而要说写诗，他也是脑海里构思好了才开始下笔。他刚从斯塔法岛（Staffa）参观回来的时候，三天内就写了三首芬戈尔洞（Fingal’s Cave）的十四行诗。我来造访时，华兹华斯先生正构思第四首呢。他说：“如果你对我的诗感兴趣，你也许会愿意听听这些诗句。”我欣然赞同。于是他沉思了几分钟，然后朝前站立，一首接着一首，兴致盎然地把这三首十四行诗全部朗诵了一遍。我觉得第二首和第三首尤为优美，胜于他的平日所作。他说第三首是歌颂鲜花的，特别是繁盛于岩石上的牛眼菊；第二首暗指洞名，即“音乐洞”；第一首写轮船上熙熙攘攘的同伴游览那个岩洞时的情景。


    给我背诵诗歌是我始料未及的，——年迈的华兹华斯先生，站在花园小径上为我朗诵，活像一位背诵课文的小学</a>生，——起初我忍俊不禁，但我转而想到自己不远千里来拜访这位诗人，现在他为我朗诵他的诗歌，不正适得其所吗？我才意识到他是对的，而我错了，于是满心喜悦洗耳恭听起来。我告诉他说由于他的诗歌出版尚少，人们正迫切希望拜读他尚未发表的诗篇。他说他从不急于将新近创作的诗歌马上发表，因为他常要做大量的修改，而一旦出版，任何的改动读者都很难接受。但他承诺不论是生前死后，他的作品总有一天会出版问世的。我说他的《丁登寺》在大众中备受欢迎，但那些思想深刻的读者却更喜欢他的长诗《远游》的前几卷和《十四行诗集》。华兹华斯先生说：“是的，那些诗的确堪称佳作。”华兹华斯先生更喜欢自己那些能感人肺腑的诗歌。因为那些说教的文字——譬如社会理论之类的，会很快被人遗忘；当然，能将真理和感情相结合起来的文字是最好的，才能流芳百世（ktema es aei）[12]。他挑选了他最喜欢的十四行诗《一个高尚的西班牙人的情感世界》（我是这么理解他的）和《两个声音》；并且愉快地挑选了《致云雀》这首诗。在这方面，他说牛顿的理论也许有一天会被取代，或被遗忘，正如道尔顿的原子理论。


    华兹华斯故居——室内


    这间房子是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大量优秀的诗篇即在此诞生。


    我准备和他辞别时，他说他想顺便带我看看一个普通人在英国有何作为。于是我跟他来到他的文书——一位年轻人的围场里。他把这块地给了这位小伙子，小伙子尽显才智，饶有兴致地把它设计了一番。然后他说带我走一条便捷的路回客栈，并陪我步行了大半英里，我们边走边聊，华兹华斯先生还不时引经据典，直到最后不得不分手。他非常友好地与我道别，然后横穿田野回家去了。


    华兹华斯以他对真理的无限忠诚而著称，他并不希望以此炫耀；他思想的严重局限性使人吃惊。单从这一次谈话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维是一种狭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国式思维，他是以一种大众的平庸和顺从来凸显他可贵的高尚。当超出他熟悉的领域，他的观点就毫无价值了。我们不难找到那些既富有同情心又喜好安逸之人，他们通过在其他方面都循规蹈矩，来缓和自己在某一方面对常理的背离[13]。


    * * *


    [1] 布伦港，Boulogne，法国北部一港口。——译者注


    [2] 华尔（Wall）先生，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的一名年轻艺术家，爱默生先生曾和他一起从辛普朗山口（Simplon）穿越意大利。爱默生一直在研究的《麦可·安奇洛的命运》（Michacl Angelo’s Fates）的手稿就是由他印刷的。


    [3] 爱默生曾说：“卡莱尔真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好帮手……他积极向上，锲而不舍，处事沉着。”也多亏卡莱尔在《曼彻斯特考察者报》上的热情拥护和宣传，爱默生才有幸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宣传演讲，也才有幸到英国中部和北部巡回演讲。在卡莱尔那里他找到了思想的动力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关于他们之间交往的话题以下会有更多的记述。


    这本书于1856年首次出版。卡莱尔如此称赞道：“我在英格兰高地收到了你寄来大作，那一天仿佛有一处美丽的瀑布，奇迹地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已有七年多的时间了。它的作者是个独具慧眼、不同凡响之士。他的心里充满了高贵、智慧、幽默和许多其他品质。这样的书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上百年里都难得一见。实际上，我相信它抵得上新旧英国历史上所有的作品。富兰克林（Franklin）可能从事过这方面的他作（以他自己的方式），但除他之外，别无他人。这本书对英国的认识非常深刻，其中在英国人的智慧部分论述得最精辟。”


    [4]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匹特（Pitt）的朋友和助手，从赫尔（Hull）时期起就担任国会议员，他极力推荐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多年来他采取措施反对种植园主和批发商，直到最后取得胜利。


    [5] 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1805年出生于波士顿，美国国会大夏前华盛顿雕像的设计者，还设计了邦克·希尔纪念碑（Bunker Hin Monument）。他和爱默生在意大利相识，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他那高尚的人格和超前的思想引起了爱默生的极大兴趣。


    [6] 皮埃尔·沙朗（Pierre Charron，1514—1603），法国先验哲学家和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著有Traite des Trois Verites和Traite de Sagesse。在1830年爱默生先生的记事中表明他一直在德·杰兰多（De Gérando）的《哲学系统的比较历史》（Histoire Comparée des Systèmes de Philosophie）一书中查找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色诺芬尼（Xenophane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和其他古代哲学家的信仰问题。


    [7] 这是我们现存的惟一一首恺撒大帝的诗作，后人在绥通纽斯（Suetonius）创作的泰伦西乌斯（Terentius）的一生的一节摘录里找到了它，并在多纳图斯（Donatus）对这篇诗歌所作的评论的序言里保存下来。（Deperditorum Librorum Reliquioe）


    Tu quoque，tu in summis，o dimidiate Menander，


    Poneris，et merito，puri sermonis amator.


    Lenibus atque utinam scriptis adjuncta foret vis，


    Comica，ut ?quato virtus polleret homore.


    Cum Gr?cis，neve hac despectus parte jaceres！


    Unum hoc m?ror ac doleo tibi deesse，Terenti.


    用英语解释为：


    Thou also art ced，and rightly，among the highest，O halved Menander，*lover of clearnguage，and oh that theic gift had been added to thy graceful writing，so that thy power might be held in honor equal to the Greek，nor thou lie neglected on this ount.This one thing I regret，and mourn thyck in it，O Terence.


    （诗的大意为：人们公正地把你奉为最高领袖，啊，你是米南德的化身，你的话语娓娓动听，你的天赋就是喜剧，你的作品优美动人，因此你也不会反对我们把你的才智和古希腊智者相媲美。这是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为你的逝去而伤心，啊，泰伦斯。）


    [8] 1841年爱默生先生在写给卡莱尔的一封信中说</a>他是这么评价兰多的：“……我记得他的演讲不如他的作品吸引人。我喜欢他丰富多变的思想、广泛的兴趣、深邃的洞察力和富有诗意的高尚情操。在我看来，这些品质使他正朝着创作的最高境界飞腾，像天际的流星，也更像飞行的火箭，直到终点才会突然陨落。”


    在此我们摘录出兰多在《公开信》里对爱默生的叙述所作的校正和评论。——


    尊敬的爱默生先生：


    你的《英国人的特性》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英国人本来就是这么做的，即使你并不怎么赏识我。我们在托斯卡纳别墅（Tuscan Vi）的短短交谈不足以全面评价我的性格和观点。我对其中的一些片断作了小小的改动。他们在你的书本中出现时，我就能够一目了然。23年的时间不能抹去我的记忆</a>，这里有你当年访问时留下的踪迹。著名的博学多才的雕刻家有竖立雕塑的权利，它的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知识分子。


    我对沙朗（Charron）的评判肯定有偏见吗？我从来都没有把他和蒙田（Montaigne）相提并论。但他十分聪明。早期的法国作家有多优秀，他就有多真诚。


    我曾用骚塞（Southey）“骚扰”了你们，并使你们对“谁是骚塞？”这一问题感到不安，为此我深感抱歉。还是让我自己来回答这一问题吧。骚塞是当代英国或欧洲创作过最有想像力的诗章《柯哈迈的诅咒》（Curse of Kehama）的诗人。他还擅长散文，也是一位评论家，但他的评论中诚恳多于怨恨。让我看看其他没有刁难、自大或是诽谤的东西吧。


    ……


    [9] 爱默生23岁时就非常喜欢柯勒律治，并在柯勒律治的影响下，对德国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1829年，爱默生在写给他姑妈玛丽·爱默生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柯勒律治的“友情”深感快慰，“他（柯勒律治）的声音虽不那么洪亮，可他却魅力四射，学贯古今”，并称赞他是“哲学思想可与其他哲学思想相媲美，就如天文学可与其他自然学科相媲美一样；其立足点高，正如登峰望远，周围景色，一览无余”。


    爱默生曾评论柯勒律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评论家”。爱默生赞扬柯勒律治那“超过了所有一丝不苟的鉴赏家的敏锐细致的鉴别力”，并且“他对道德、才智和社会各方面进行了最广泛的研究，他的《传记文学》是所有用英语写成的最精辟的文学评论；不，我哪知道现代学者受惠于他的有多到什么程度？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作品”。


    [10] 爱默生曾对友人说卡莱尔的外貌使得“任何诡计在他面前都会被一一揭穿”。


    [11] 指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莱尔赞他为“他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思想纯正，能力非凡，对边沁主义有清醒的认识”。


    [12] 原意是，永远的收获。


    [13] 爱默生曾在致艾尔兰德先生的信中提到他的阿伯塞德（Ambleside）之行：“在我和华兹华斯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宝贵时光中，我看到，虽然已77高龄的华兹华斯身体硬朗，并且十分健谈，他甚至要和我步行去拜访玛蒂诺（Martineau）女士，可因天开始下着小雨，我不想淋雨，未去。”


    1836年玛蒂诺女士在美国邂逅爱默生后写道：“美国有个不同凡响的人，可以说，不了解他就不能完全了解美国。我的意思是：他不仅魅力无穷，而且身为国家的一分子，他奉献了一份无限的价值，但是他的智力与性格却与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英雄相反。伟大的事业在期盼着他，正向他挥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