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特拉法尔加广场
3个月前 作者： 罗素
在1957年的前五个月，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了很多广播讲话。我和艾伦·伍德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代表之间关于艾伦出版他为我写的传记一事的访谈，差不多是这些广播讲话中最后的一次。艾伦对这次访谈感到非常失望。他的广播讲话方面的经验比我少，因此当代表英国广播公司的那位女士问我们一些在排练时她没问过、实际上关涉我的私生活等等的问题时，他感到相当惊讶。她的问题使我们俩都感到有点困窘。不过，尽管广告做得并不怎么样，这本书本身倒是挺受欢迎的。在我看来，那是一本优秀的著作。
我非常希望艾伦对那本书所受到的评论感到满意。我们愉快地在我生日那天在米尔班克举行的小型宴会上分送那本书给我的一些老朋友和亲戚。这差不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艾伦。此后不久他就得了重病，于10月去世。两个多月后，他的太太玛丽也去世了。这是个令人心碎的损失。他们年轻、快乐、聪明、能干，对自己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的未来有很多计划。他们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不但很喜欢他们，而且已经依赖他们关于跟我有关的一切的知识和他们富有同情心的理解，我非常喜欢与他们为伴。
必须要说的是，艾伦对我著作中所讨论的问题的理解有限度。尤其对于政治问题则更是如此。我认为他有点保守，而他则认为我比过去或现在更激进。当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有选举权时，他认为我是在强调每个人的能力是均等的。我通过指出我一直支持与自然能力的差异有关的优生学，才消除了他的这一看法。不过，这种意见分歧从未损害我们的友谊，而且也从未影响纯哲学的谈话。
这些伤心的事情，以及6月初我太太严重的心脏病突发，打乱和延缓了我们的活动达几个月之久。有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干任何可以算得上对公众有益的事情。不过，到了11月份，我对国际事务又突然关心起来。我觉得我必须再做点什么，以便至少促使少量的常识打入俄美两个大国的政策。它们似乎正盲目但却坚决地沿着一条不甚令人愉悦的道路奔向毁灭，一种可能会把我们所有人全都吞噬的毁灭。我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写了一封公开信，称他们为“最有权势的先生”。我在信中试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的相异之处多得多，而且也重要得多；他们通过合作所能得到的比会失去的多得多。就像我现在仍然相信的那样，当时我就相信，作为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的国与国之间合作是必要的；避免战争是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当然，这就需要所有国家有点儿令人不快的让步。十年后，俄国似乎认识到了合作的需要——可能除了和与她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关系之外。美国继续混淆合作与支配。但是在1958年，我对这两个大国的醒悟仍寄予希望（尽管是希望不大），因此在这封信中我试图向他们陈述</a>我的观点。
赫鲁晓夫总理几乎立即回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没有回音。两个月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替他回信。赫鲁晓夫总理受这封回信的刺激而又给我写信回答杜勒斯先生提出的各种论点。所有这些信全都发表在《新政治家》上。不久，它们便与此刊主编金斯利·马丁的一篇引言以及我给杜勒斯先生和赫鲁晓夫先生的一封最后的回信一起，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信都各说各的理，而我的那封最后的回信则表述了我对这些信的看法。杜勒斯先生在其信中表露出来的那种正直而坚毅的心态比赫鲁晓夫先生的怒斥和有时的矛盾更令我充满不祥的预感。在我看来后者似乎表现出对于现实和二中择一的某种基本的理解，而前者则不然。
那年秋天，乔治·凯南一直在英国广播公司作里思讲座演讲，发表了一些从他的关于美俄政策广博而直接的知识中敏锐地推断出的精辟的见解。12月初，我们一群人应金斯利·马丁之邀与他见面商讨一些事情。就我所记得，禁止核武器运动的第一道微光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闪现的。“全国禁止核武器试验理事会”的发起者在阿门大楼的卡农·约翰·柯林斯家开了一个会，于是，禁止核武器运动于1958年1月初正式开始。该组织由卡农·柯林斯任主席，佩吉·达夫太太任秘书，我任会长。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一些在反核运动中已为人们所承认的领袖人物和其他一些感兴趣的知名人士。有一段时间曾有许多社团在从事消除国际舞台上弥漫的各种危险的工作。禁止核武器运动打算把这些社团全都收纳进去——或者至少把它们几乎全都收纳进去。
禁止核武器运动于1958年2月7日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被公开发起。参加这个大会的人非常多，因此不得不增设一些分会场。现在在许多人看来，好像禁止核武器运动一开始就是国内舞台的一部分，它由于熟悉而失去了光彩和能量。但是在其初期，它的信息和推理不仅纯真而且新鲜，并且引起了全国各界重要人士相当大的关注。这第一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此外，对于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兴趣迅速蔓延。不久，全国各地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后来还成立了一些地方委员会。各地举行许多会议，我曾在其中的一些会议上发表演说。我尤其记得1959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由威森肖的西蒙勋爵担任主席的那一次会议。
在那段日子里，以及直到1960年10月西蒙勋爵去世，我经常与他见面，因为他非常关心核危机，并且努力工作，以便让世人知道这些危险。他在上院就这个主题安排了一次辩论，并且在他伦敦的寓所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和记者招待会。他是禁止核武器运动执行委员会委员，我们在与此有关的大多数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像我已经所是的那样，他也成了“直接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的支持者。我们俩都认为，必须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促使公众关注这些危险，如果我们只限于举行集会和非暴力游行，那么不管它们是多么值得赞美，我们最终只是向已皈依者宣传而已。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主席不赞成非暴力反抗，因此，禁止核武器运动虽然表面上承认“直接行动委员会”，但却未能公开帮助它。例如，禁止核武器运动没有参加1958年的奥尔德马斯顿游行，因为它是由“直接行动委员会”发起的。这次游行结果很成功，于是第二年禁止核武器运动完全插手接管，当然，它把这看作是一件非常大而且比较重要的事。我未能参加1959年的游行，也未能参加随后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集会，不过第二年游行结束时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发表了演说。那几年，我真希望自己年轻一些，好参加游行。后来，我觉得它们似乎蜕化成了一年一度的野餐活动。尽管参加游行的个人的努力仍然像以前那么真诚，那么令人钦佩，这些游行在达到他们的目的方面则完全无效，他们的目的是使人们密切注意该运动并使之扩展开来。这些游行大多变成了一种无聊、苦恼或快乐的事情，只改变了极少数尚未皈依者的观点。不过，我认为，这些游行在使该运动持续下去（如果没有扩展开来的话）方面，还是有用的。为了争取皈依者并吸引观点迥异的人们的兴趣，必须不断地寻求反对危险的核政策的新形式。
1960年的那次奥尔德马斯顿游行之后不久，举行了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峰会——结果峰会失败。对这次峰会我们全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峰会在U-2飞机事件之后破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打击。我们对该事件背后的阴谋诡计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这是个凶兆。这对于合作的进展来说是个坏兆头，更不用说对于裁军的进展了。看来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寻求新方法，以便在人们再度陷入因受挫而导致的冷漠之前，使公众铭记越来越不稳定的国际事务状态。但是这种新方法可以是什么，我却想象不出来。
禁止核武器运动一直在为单方面裁军而工作，认为如果英国放弃核竞赛，甚至要求美军基地撤出英国，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着这样做。这是个微小的希望，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总是一个希望。因此，这似乎值得继续干下去。该运动还希望不仅能说服一般公众而且还能说服政府接受这一想法。由于该运动的支持者大多出自工党，因此它倾向于对议会工党施加影响。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是件超越党派政治，甚至超越国界的事。由于在我看来，这个合理的观点似乎无法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因此我愿意支持该运动的各种努力。为达到我们双方都想要达到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目的的达到相比，并不重要。我想，如果能够说服工党支持该运动，也许我们可以缩短达到目标的路程。
在我1958年夏天撰写、1959年初出版的《常识与核战争》一书的引言中，我已经明确地表述了我的观点。1958年，我因接受加林卡奖而受到鼓励，当时我由于无法到印度去，只好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此奖。（当然，当时负责陪伴我的那位法国物理学家，在我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安慰他的太太说：“没关系，亲爱的，到明年法国也能爆炸自己的原子弹。”）而且，帕格沃什运动持续不断的成功，以及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间的那些公开信中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也令人鼓舞。我继续进行我从那时起已经进行的探索，以寻求试图改变公众看法（包括政府看法）的新方法。我在1958年所做的所有事情只涉及这个或者那个相当小的圈子。禁止核武器运动在那时提供了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一般公众。我当时的看法和现在的看法一样，认为必须按常识看待政府政策。必须去除政府政策的繁文缛节、“传统”和通常的神秘性。它们当时往往被认为，像它们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是导致可能出现的普遍毁灭。
我们需要的是受常识支配的政策。如果能让公众明白这一点，那么我就有了一线希望，那就是，他们可能会坚决要求政府政策必须符合常识。我就是怀着这种希望撰写《常识与核武器》一书的。这本书我相信读的人相当多，并受到好评。但它并没有处理每个人究竟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见解为人所知并影响决策的问题，这一点使一些读者不满意。当国防大臣邓肯·桑兹写信称赞这本书并说想要跟我面谈时，我曾一度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是一位保守党人，政府的一位决策者，而且他自己与人合写过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但是当我去见他时，他说：“这是本好书，但我们不但需要禁止核武器，而且还需要消灭战争本身。”我指出书中我说“确保世界不发生核战争的唯一方法是终止战争”的一段话给他看，但是徒然。他仍然认为我不可能说出这么聪明的话。他将我的其他一些论证弃之不顾。我颓然离去。我知道，已经了解情况的人读我这本书往往抱有非常强烈的偏见，只接受他们想要接受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几个月，我又干起那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即在各种集会、禁止核武器运动和其他场合发表演讲，作广播讲话，而且又体会到我个人生活的乐趣。
为了庆祝我的87岁生日，我们驱车南下，经过巴斯、韦尔斯和格拉斯顿伯里，到达多塞特。我们参观了阿伯茨伯里的天鹅饲养场和花园，在那里碰巧看到一只雄孔雀在跳求偶舞，它表达准确，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最优美的芭蕾舞。我们到我以前没见过的意大利风格18世纪金斯顿·罗素小屋做了一次感情上的朝圣。我认为它非常完美，非常完美地坐落在它的花园和山谷之中。我非常希望自己能住在那所小屋里。我很少有这种羡慕感，但金斯顿·罗素小屋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而且，我对找出我的家族开始其较为显赫的事业的那个村子和那些旧农舍感兴趣。这是一次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旅行，但因为某个我现在已记不起来的原因，不得不提前结束。所以，为了完成我们事先定下的假期，我们在我的生日过后，又驱车出外旅行，这次是到皮克区。然而，从享乐的观点来看，这一次则完全失败。一些应该人迹稀少和安静的地方挤满了像我们一样的度假者；一些虽然安静但却似乎应该充满生机的地方，比如简·奥斯汀的贝克韦尔，被一些会议搞得黯然失色。这一切之所以显得令人沮丧，也许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做了错误的决定，到我外祖父母（斯坦利勋爵和夫人）曾有过一个庄园的奥尔德利去。那幢房子已经毁了。只有田园还在，但却一片荒芜。政府曾因某个不神圣的规划而接收了它。我有一张小桌子，它是奥尔德利那棵叫作“世界末日”的栎树不得不砍掉时，庄园木匠用那棵树为我母亲做的，另外他还用它为我父亲做了一张较大的桌子。但这整个地方使我感到忧郁。那里非常荒凉。
1960年初，我们到哥本哈根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去接受哥本哈根大学</a>因我对欧洲文化的贡献而颁发给我的索宁奖。领奖演说给了我一个根据过去的文化变迁史来概述我对当前文化差异的看法的机会。如果世人对我的看法加以思考，并像我所认为的一样，认为它是正确的而加以采纳，那么它就会使目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完善，而且还会增大进一步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我的这篇演说后来被冠以《新旧文化》这一标题收录在《事实与虚构》一书中出版。
颁奖大会是个愉快的场合，其间有个欢迎酒会，随后又有一个豪华的国宴。我太太坐在自称不会讲英语的教育大臣和因此谈话的重担落在其身上的尼耳斯·玻尔教授之间。尼耳斯·玻尔教授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宴席上从头到尾讲个不停。我们听说他讲的话很难懂，甚至在他对丹麦人讲他的母语丹麦话时也是如此；他讲英语时，我总是觉得非常难懂，因为他讲得很快。我太太觉得要想听懂他的话是不可能的。那是够令人恼怒的了，因为他显然是在谈一些她很想听的事情。然而更糟糕的是，当他谈话时，他的身子越来越向她靠过去，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言谈之中。最后，在同桌就餐的其他名人的旁观之下，他吃她盘子里可口的甜食，喝她杯子里的酒，谈笑自得，浑然不觉自己所做之事。她像我一样继续喜欢他，这要归功于他的魅力。
这些年里我的许多演说和文章很少给我带来乐趣，因为它们通常讲的都是些核问题。不过我也时常愉快地谈论其他问题，就像我在哥本哈根所做的那样。稍后，我甚至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大胆地评注莎士比亚的作品。曾经有好几个星期，关于那些付梓的十四行诗可能是题献给谁的问题，引发了言辞谨慎但又恶毒的通信。人们对W.H.这两个姓名首字母做了这样那样的解释，极富想象力，而且很有学问。依我看，像麦基洗德一样，W.H.先生似乎是W.S.先生的笔误，而后者实际上就是那些十四行诗的“唯一促成者”。我鼓起勇气，犹犹豫豫且半开玩笑地把这一看法提了出来。结果没有一个人对此作出反应，也不再有人写信谈论这一话题。恐怕我扫了学者们的兴。
有一天晚上，我去做和一些亚洲学生一起谈亚洲事务的广播节目。当我沿着我们会谈的饭店走廊走过去时，一位像鸟一样的小个子女士从沿墙放置的红色长毛绒大椅子上跳起来，站在我前面情绪激昂地说“我真真切切地见到了雪莱”，然后便坐下。我被吓得够戗，颤颤悠悠地前进，但心里很高兴。
我做过一系列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是伍罗德·怀亚特，后来这些访谈以书的形式发表，书名叫《伯特兰·罗素述说自己的想法》。这给了我一个向世界各地广大读者述说许多我想说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其他方面的看法的机会。1960年2月，我与印度科学家巴巴和“氢弹之父”特勒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进行了一场辩论，爱德华· 默罗担任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令人苦恼的节目。辩论进行得很艰难，因为我们每人都在各自的国家发言，讲话时看不到对方脸部的表情或反应。更令人困窘的是，我对特勒强烈的厌恶和那些我觉得是言不由衷的阿谀之词，使我感到压抑。我离开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觉得我没有较好地阐述自己所持的论据，因而使得所有同意我的观点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次令人失望的电视节目，是我和罗斯福夫人、布思比勋爵、盖茨克尔先生在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关于核问题的讨论。我非常震惊地听到罗斯福夫人宣布这样一个信念，即：与其让人类屈服于共产主义，还不如让它毁灭，而且她宁可如此。我离开时认为自己可能是听错了。当第二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她的这番话时，我不得不面对她确实表达过这一危险的看法这个事实。
在此期间，我与一位名叫西德尼· 胡克的美国哲学家发生了一场我们俩都觉得难以用合乎逻辑的语言沟通的争论。他是一位担心俄国统治世界的孟什维克。他认为这太可怕了，还不如人类不再存在。我根据下述理由反对这种看法：我们不知道将来，但只要人类生存下去，将来就可能会比过去好得多。我举成吉思汗</a>和忽必烈两个时代为例，它们只有一代之隔，但一个令人恐惧，一个令人钦佩。但是他也可以举出大量相反的例子，因此要想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坚持认为，世界变得更好的任何机会都取决于希望，因此是人们更加愿意选择的。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但我认为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有说服力。几年后，胡克再度公开攻击我，但这一次他所采取的方式使我觉得对它没有评论的必要。然而，使我觉得好笑的是，为了保护“自由”和攻击我对越南的看法，他竟然选择一份后来承认得到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杂志作为工具。注56
大多数人对人类的毁灭所抱的态度令我惊讶。1959年12月，我读了内维尔·舒特的《在沙滩上》，而且还看了由该书改编的影片试映。该影片有意回避核战争所带来的恐怖、严峻的事实——被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所造成的疾病和苦痛，没有通信工具而且陷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人们之间有可能发生的掠夺和残杀，以及其他一切可能产生的罪恶和痛苦——令我沮丧。它跟有时候听说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堑壕战的那些被美化的故事一样。然而该影片公映后，受到那些想要弄清楚情况，而不是想要缩小这种恐怖的人们的赞扬。尤其使我感到苦恼的是，我自己在看过之后抱着有一点点总比什么也没有强的错误想法而马上对该影片加以称赞。后来我才想到，所有这一类东西，会使人们觉得习以为常，使其丧失应该造成一种震惊、厌恶效果的真正价值。诸如《斯特兰奇洛夫医生》或《噢，多么美好的战争!》中的那种反讽，则是另一回事。那种反讽确实促使人们思考，至少得思考一阵子。
到1960年夏天，我认为，帕格沃什、禁止核武器运动，以及我们尝试过告知公众的其他方法的作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也许可以鼓动普通大众一起（因此也是不可抗拒地）要求重新制定现政府的政策， 这种办法现在可以先在英国试行，以后再扩大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然而，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把那些令我操心的事情置于脑后，因为我的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孩子来看我，尤其是因为那些事情都还八字没一撇呢。我很长时间没有见他们了，自从我上一次在美国见到他们之后一直没有见过他们。从那时以后，我的女婿成了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位正式牧师——他原来是个俗人，在国务院工作——这次他是带着全家到乌干达去传教。我的女儿也变得非常虔诚，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抱负。我本人在这方面当然并不支持他们。当我想在他们来英国之前寄一笔钱给他们，而不得不到英国银行去办理汇款手续时，我的汇款要求引来别人的微笑，有的甚至是嘲笑，笑我这么坚定的一个老无神论者，竟然想帮助某人成为福音牧师。但是对于许多事情我们的看法相同，尤其是自由政治方面更是如此，再说我很爱我的女儿，而且也喜欢她的家人。他们计划在英国待两年，为他们的传教工作作准备，而这两年中的每年7月他们都到北威尔士来，住在波特梅瑞昂饭店内的一栋小楼里，我们每天都见面。这，以及其他一些小事，就占去了我这两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
大约在1960年7月底，我接待了一位叫作拉尔夫·舍恩曼的美国年轻人首次对我的访问。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与禁止核武器运动有关的活动，因而我有点好奇，很想见他。我发现他精力充沛，很有主意，而且很聪明，虽然在政治方面经验不足，而且有一点空谈理论。另外，我还欣赏他的反讽意识和在本质上很严肃的事情中发现幽默的能力，但我觉得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为我所拥护的事业而工作的人就缺乏这种意识和能力。我发现他很快就能产生共鸣，而且是个急性子。我后来才逐渐觉察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显露的东西，是他对相反意见的难以容忍，和他那十足到令人惊讶程度的、不可捉摸的自信。我相信，对经验起作用的才智会执行必要的纪律。我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他，但我碰巧得到他的赞同，反过来，我也赞成他当时正在为之工作的事业。而且因为他对我个人一直慷慨大方，所以我曾经，而且直到现在仍只能，深表谢意。他的脑子转得很快很稳，而且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所以，求助于他把事情做好乃是一种诱惑。在我们最初几次见面的那段特殊时期，他对我的关于如何使我们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工作产生新的活力的探索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他很想发动一场和平抵抗运动，该运动可以发展成一场如此强烈地全面反对政府的核政策，以至直接迫使政府接受其意见的民众运动。不管刚开始是多么小，它都可以成为一场民众运动。因此，它是一场与过去“直接行动委员会”的抱负不同的新的运动，因为“直接行动委员会” 常常只是热中于个人表白，以使个人的良心得到宽慰。
这个方案在我看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我与舍恩曼越谈越赞成这个方案。我知道，“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不赞成和平抵抗，而且甚至不太同情“直接行动委员会”。我也知道，禁止核武器运动不但容忍，而且越来越在口头上（尽管不是在行动上）支持“直接行动委员会”的活动。我与“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讨论这件事。他并未对和平抵抗可能具有的效力提出异议，也没有反对我支持这样一场新的运动。他只是恳求我不要在工党会议之前宣布这个新的计划，他希望在这个会议上工党会“一边倒”，至少会支持我们的一些主张。对此我欣然同意。
我知道“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既不会反对也不会帮助这场新的运动，所以我并没有想到要与他商量我们准备工作的具体日程。我与舍恩曼一起列了一份可以与之联系以支持这类运动的人的名单。我们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发信。我坚决要求，信一定要寄给我们知道他是同情这场运动的人，但不幸的是，错误还是发生了。有一封信寄给了某个名字与预期的收信人相同，但地址不同，而且倒霉的是，看法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立即把我们的信寄给《标准晚报》，并附上他自己一封用刻薄的言辞谈论我们的活动和意图的信。这封信在我们的计划远未完全成形或参与者远未聚集之前登了出来，更糟的是，它是在“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认为该计划可以透露之前登了出来。9月24日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我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在举行这个集会之前，我曾向“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建议我在演讲中谈“禁止核武器运动”内部已打算发动的这场和平抵抗的新民众运动。他回答说这可能会损害“禁止核武器运动”影响工党会议的机会。我说我会与运输工会会长弗兰克·卡曾斯商量，如果他觉得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危及禁止核武器运动的愿望，我就不会在演讲中触及这个主题。弗兰克·卡曾斯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信中说</a>，无论我做什么或说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把卡曾斯的回信告诉了“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同时告诉他，我因此打算在演讲中谈这场新的运动。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因此我就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谈这场新的运动。
在《标准晚报》披露了已打算发动的这场和平抵抗的民众运动之后，我们必须赶紧执行我们的计划。但是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向他的朋友、执行委员会和新闻界发表声明，实际上是指责我背着他发动一场新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未经“禁止核武器运动”许可的运动。10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与他在我的位于哈斯克街的房子里会谈几个小时，试图达成某种临时协议。他带着一位，说得婉转些，不赞成和平抵抗的朋友来参加这些会谈，因此我也请了一位当时曾表示支持我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谈，以示平衡。因为从前关于我说过什么和没有说过什么曾有过许多传言，所以我这次坚决要求把这些会谈用磁带录音机录下来，并将它拷贝一份送“禁止核武器运动”办公室给主席，原带由我保存。
到10月7日，我们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允许我们继续一起工作，并向新闻界做了那样意思的说明。但不久我就明白，我不能继续担任“禁止核武器运动”会长的职位，因为担任会长必须与“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主席一起工作；而且我还明白，即使只是为了使“禁止核武器运动”本身的工作保持和谐，我也必须辞职。我在致新闻界的一封信中宣布自己辞去会长职务，随后我给主席写了一封辞职信。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支持“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人纷纷来信来访规劝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指责我造成“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分裂。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无意于造成分裂。我也并不认为我造成了分裂。而且，我也注意到“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工作并未因我辞职而受影响。我认为，如果“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完全（至少大致上）一致，那么，它开展起工作来就会比在彼此公然互不信任的那些人的领导下更顺利。我曾说过，而且是一再重申，我无意于收回我对“禁止核武器运动”的许多工作的支持。我给“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各分会寄去声明，以说明这一点以及我辞职的理由。据我所知，这些声明根本就没有人看。在11月5日召开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委员，因为我曾说过或写过的某些话，想控告我诽谤。后来他在别人的劝说下打消了这一想法——这，也许对于我个人的名誉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我继续应邀在“禁止核武器运动”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而且我仍然是“禁止核武器运动”威尔士分会的会长。我只是不再对“禁止核武器运动”的决策感兴趣，也不再负我曾作为其会长对其主要领导人的行为所负的任何责任。
与此同时，旨在发动民众和平抵抗的那个新运动终于被定名为“百人委员会”。我同曾是该运动早期支持者的那一小群年轻人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主要在拉尔夫·舍恩曼的热情的激励之下，这群人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而且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扩充的团体。9月初，他带着迈克尔·斯科特牧师来看我。斯科特是直接行动委员会的一名活跃分子，而且成了百人委员会最坚强的成员之一。我几乎天天见他和舍恩曼，我和他联名发表一份题为《行动或灭亡》的传单，该文披露了百人委员会策略的中心内容。
百人委员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来自“禁止核武器运动”和“直接行动委员会”。活动很多，而且天天都有会议或集会，我大多无法参加，他们也不指望我参加。我想，我只是在1960年10月在尤斯顿路友人楼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再就是在12月在金斯韦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代表百人委员会发表过演说。外来的支持者逐渐增加，这一过程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大大加快：（1）在霍利湾建立美国北极星基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对；尤其是，（2）宣布了举行和平抵抗的第一次示威行动。这就是1961年2月18日在国防部外面的“静坐示威”——希望至少有两千人参加。我们计划，随后的每一次示威都要有更多的人参加，参加每一次新的示威的人数不断递增，直至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为了确保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决定让尽可能多的人发誓参加第一次静坐。
百人委员会的活动在2月18日前几天进入紧锣密鼓阶段。贴海报（后来被人撕掉），到街上、酒馆、咖啡屋去拉人，与他们争辩，直到他们转而相信这次示威行动的必要。但这一切我只是听说而已。我只参加没完没了的讨论。
我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在试图写百人委员会、 或者禁止核武器运动、或者甚至其他任何运动或公众事件的历史。我只是在试图记叙我所记得的、影响我自己生活的事情。
对于2月18日的静坐示威及其准备工作，我的热情很高，而且我完全同意百人委员会的计划和抱负。在这一卷自传中我已经谈到过我对和平抵抗的看法，当时我曾公开在演说和文章中述说我的看法，尤其是在2月17日《新政治家》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公开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唯一担心的是，由于我们的策略过早地公布，因而它们制订得很仓促、很零碎，而且，考虑到可能会遭到的反对，恐怕很难——也许不可能——避免群众当中发生暴力行为。我认为，在那种狂热之中，关于要坚持消极抵抗的劝说，可能很少有人听得进去。结果并未造成任何麻烦。
2月18日早晨天色阴暗，下着毛毛细雨，很冷，我们的情绪也为之低落。如果雨势转大，参加示威的人数肯定会减少，尽管骨干分子大多已发誓参加。但是当我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集合时，那里已聚集了一大群人。这群人究竟有多少，谁也不可能精确地说出。根据新闻界、警方和百人委员会的估计，取中位数，大约有两万人。演说进行得既顺利又迅速。然后开始游行，队伍沿着白厅注57进发，最前面由一面大旗开路，百人委员会的纠察们非常熟练地维持着游行队伍的秩序。队伍中包含原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五千多名蜂拥而又平静严肃的群众。我们一度遭到警察的阻拦，他们企图以阻塞交通为由，阻止队伍继续前进。但是，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最后，五千多人在国防部周围的人行道上或坐或躺。我们在那里坐了大约两个小时，直到暮色降临，非常强烈而又安静（即使并不是完全缄默）地抗议政府的核政策。在这段时间，有许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更多的是来看我们静坐示威，当然，新闻界和电视台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进行采访。当有人传话说所有的游行者全都坐下了时，迈克尔·斯科特、舍恩曼和我立即拿出我们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张告示，将它贴在国防部门上。我们知道政府已要求消防署用水龙带对付我们。所幸的是，消防署予以拒绝。当六点一过，我们便宣布这次静坐示威结束。人群中响起一片欢呼。当我们在暮色和灯光中朝着白厅返回，走过欢呼的支持者身边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完成了那天下午出发时要做的事情，我们严肃的目标已经公之于世。人们向我欢呼，当我走过时他们大喊“因为他是个大好人”，也令我感动。
这次示威比我们有任何期望权都吉利得多。在随后的几个月，百人委员会的气运一直很旺。在全国各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设立分会；有些国家则发展它们自己的委员会。这一活动所需要的通信联系，印制和散发必要的“宣传品”（传单、声明等等），更不用说维持某种办公所需要的费用了，全都花费很大。当然，这意味着，如同在任何没有固定会员或会费的组织中总是发生的事情一样，大量时间浪费在筹集资金上。虽然如此，但由于许多人慷慨而且常常自我牺牲的、自觉自愿的努力，百人委员会的力量逐渐增强。
为了表示我对禁止核武器运动的继续支持，我于3月中旬和4月中旬对伯明翰青年禁止核武器运动发表演说。其中有一次演说，由于我说了一句有关当时首相的话，引起了骚动。这句话普遍被新闻界断章取义地引用。在上下文中，它只不过是前一论证的证毕。不幸的是，等到骚动平息下来时，我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无法为自己辩护，后来要想解释已为时太迟而不起任何作用了。奥尔德马斯顿游行结束时，我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集会上发表过演说。
大约在3月底，我与企鹅出版社，然后他们与我著作通常的出版者斯坦利·昂温爵士商定，再为他们写一本关于核问题和禁止核武器的书，该书为我的《常识与核战争》一书的续篇，并将它的部分内容加以扩充。这本新书</a>被定名为《人类有未来吗?》，我马上着手开始撰写。但是撰写工作却因我在伦敦所做的一系列录音和两次伯明翰会议，以及后来使我一度无法做任何工作的那次十分严重的带状疱疹而中断。但是在病愈休养期间，这本新书我写了许多，而且在其第一截稿期及时地完成了全书。它于当年秋天出版。
8月6日“广岛日”，百人委员会安排举行两次集会：上午在白厅举行向两次世界大战死难者纪念碑献花圈仪式，下午在大理石拱门注58举行演说集会。前者举行得庄严肃穆。我们希望人们回想起广岛的核弹事件。我们还认为，在悼念英国的死难者时，我们可能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活着的人们理应避免无谓的牺牲。下午的演说，我们希望人们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将在广岛和长崎的死难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日本人作战的那些人的死难相提并论，乃是亵渎神圣。持这种看法的那些人中的许多人是否反对华盛顿将军或斯穆茨将军的塑像受公众瞻仰，是值得怀疑的。
海德公园的集会是一次气氛紧张的集会。警方不准我们使用麦克风，因为海德公园禁止使用麦克风。这条规定以前曾多次被忽视，但这次对我们却要坚决执行。我们之所以决定设法使用麦克风，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知道必须使用麦克风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所说的话，部分地是为了揭露公园各项规定执行上的那种奇怪的不一致。我们毕竟是一个致力于和平抵抗的组织。所以，我开始用麦克风讲话。一个警察悄悄地规劝。我坚持。那个警察就将麦克风拿走了。于是我们便中止集会，宣布要游行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去继续举行集会。这一切是我们原先就计划好的，而且计划执行得相当成功。我们没有料到的是，当群众沿着牛津路前进时突然下起大雷雨，而且在广场集会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下个不停。
一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北威尔士开车兜风回来，发现一位虽然表情非常尴尬但却讨人喜欢的警官跨坐在他停在我们正门前的摩托车上。他是来给我太太和我送传票的，传我们9月12日到博街治安法庭去接受审讯，罪名是煽动民众和平抵抗。有人说，治安法庭给百人委员会所有的领导人都送去了传票，但事实上只是给其中的一些人送去了传票。接到传票的人很少有拒绝出庭的。
我们到伦敦去听取我们律师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去同我们的同事商议。我不想成为这一事业的殉道者，但我觉得我应该充分利用任何一个机会来宣传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至于天真无知到看不出我们的入狱会引起某种骚动。我们希望这能使那些原先对为什么我们要做违反规定的事情一直不了解的人对我们产生足够的同情，至少对我们所持的某些理由产生共鸣。我们已从我们的医生那里得到我们最近生过重病，如果长期监禁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证明。我们把这些证明交给将在博街治安法庭陪我们出庭的那位专门律师。凡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相信我们会被判监禁。他们认为政府会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划不来。但我们自己则看不出他们可能不会将我们判监禁。因为有段时间，我们的活动显然令政府厌烦，警方对百人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突然搜查，并且笨拙地暗中监视经常进出百人委员会办公室的。那位专门律师认为，他完全能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而使我太太和我不被判监禁。但我们既不希望完全不被监禁，也不希望被监禁时间太长。我们叫他设法不要让我们受到宽大处理而免于处罚，但同样地，还叫他设法使我们被判的监禁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星期。结果，我们两人都被判处两个月监禁，但同时又宣布，由于医生的证明，我们每人的监禁期都减为一个星期。
9月12日上午将近10点30分，我们在一群旁观者的簇拥下，和我们的同事一起，沿着博街走向法庭。此时的博街犹如舞台的场景。大多数窗口都挤满了人，有些窗口摆着一盆盆亮丽的鲜花。相形之下，法庭里的场面看起来就像一幅杜米埃的蚀刻画。当法官宣判我监禁两个月时，旁听者大叫“可耻，可耻，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这使我感到不快。我知道他们这样叫是出于好意，但我是故意要被监禁的，而且无论如何，我看不出年龄与罪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只是使我感到更加有罪。在我看来，那位治安推事说的差不多是对的，他说，从他的观点来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不过总的来说，法庭和警方对待我们都比我们所能希望的要温和。在庭审开始之前，一位警察在这所建筑物里到处搜寻，想找一块垫子给我垫在又硬又窄的法庭木条凳上。结果找不到——这正合我意——不过我还是感谢他的好意。我觉得我们有些同事被判得确实过重，但是使我感到愤慨的只是那位治安推事对我们之中一位碰巧是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所说的那番话。我觉得那位警方证人在做证时给人的印象不好。我们的人，我认为讲得很好，既有尊严，又言辞有力。所有这些讲话并不令我感到惊异。我很高兴，因为我得到法庭的容许，基本上说出了我计划要说的话。
到傍午，我们的案子全都申述完毕，法庭给我们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我太太和我回切尔西。我们走出法庭，进入欢呼的人群当中，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有一位女士冲过来拥抱我。但是根据上午那位治安推事所说的话以及他总的神情，我们下午回去聆听判决时，并不抱会被从轻发落的希望。我们按名字首字母的顺序一一被判决之后，便被带到牢房，在那里我们像度假的男孩一样，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忐忑紧张的心情松懈了下来，我们别无他事可做，只是等着被囚车运走。
这是我第一次坐囚车，因为我上一次被判入狱时，是坐出租车到布里克斯顿监狱的，但这次我太累了，无法享受新奇感。我被径直送进了监狱医院病房，我的一个星期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床上度过的，每天都有医生过来看我是否领到了我所能吃的那种流食。谁也不可能假装喜欢被监禁，除非是保护性的监禁。被监禁是一种可怕的经验。就可怕的程度来说，受到特殊、严酷的对待或虐待，以及身体上的不舒服，也许是最低的。最可怕的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气氛，那种老是受监视的感觉，那种死一般的阴冷与幽暗，以及那种总是会被注意到的、不会被弄错的监狱气味——还有那某些其他囚犯的眼睛。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只体验了一个星期。我们一直很清楚，我们许多朋友遭受这种可怕的痛苦达许多星期之久，我们只是因为情况特殊，而不是因为“罪”较轻（如果我们是有罪的话），才得到从宽处理。
在此期间，百人委员会已将我发自布里克斯顿监狱的信印制成传单。传单背面是百人委员会的紧急呼吁，它号召所有的同情者于9月17日（星期天）5点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集合，然后游行到议会广场举行公众集会并静坐示威。当时内政大臣已发布公开令，禁止我们使用特拉法尔加广场，但百人委员会认定不予理睬。对于我们来说不幸的是，我太太和我还在监狱里，要到第二天才能被释放。我之所以说不幸，是因为这肯定是一个值得纪念和令人振奋的活动。
我们很高兴星期一一大早在家里自由地团聚。但是我们几乎马上就被拥入哈斯克街的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们所包围。他们一直缠着我们，使得我们有段时间无法得知前上个星期博街治安法庭开庭之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根据我们在狱中从报纸上所看到的，我们知道，不仅在英国，而且还在其他许多国家，举行过各种集会和静坐示威，以抗议对我们的囚禁。此外，我太太从霍洛韦监狱的一些囚犯口中得知，17日的那次示威举行得很成功。他们收听了无线电广播，站在监狱大厅的阳台上（下面是他们的牢房）向她竖起大拇指兴奋地大喊这次静坐示威成功极了。我们后来才逐渐地知道它取得了多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关于那次示威的全部故事，我应当留给某位历史学家或参与者去讲述。重要的一点是参加的人数前所未有。这对于使之成为我们所企望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势来说是个好兆头。到傍晚，特拉法尔加广场和通往广场的街道都挤满了静坐的人和尽可能往前挤到有利的位置上去看热闹的人。游行到议会广场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虽然人们曾经尝试过。静坐示威者没有暴力，没有喧嚣。他们很严肃。其中有些人是在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例如奥古斯塔斯·约翰老人，虽然他当时已身患重病（他不久后便去世），但还是从国立美术馆出来，走进广场，坐下来加入示威行列。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计划这样做，而且几乎没有人认识他。我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行为，但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将它记录了下来。其他还有一些为了证明极度的信仰而表现出英雄气概的事例。同时也有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有人告诉我，尤其是在晚上较晚的时候，许多名人过去看看情况如何，结果被警方误认为是百人委员会的热心支持者；他们尽管抗议，但还是被塞进了囚车。不过这种错误可以说并不能怪警方。在浩瀚的人群中，个人的身份是不可能区分的，甚至戴着身份证明牌链也是不可能区分的。但是警方对其屡屡采取的暴行就难辞其咎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有许多当时所拍的照片，其中有一些则记录下了警方令人遗憾的行为。
电视和报刊中有关这次示威以及此前的囚禁事件的报道和</a>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国。它们对于引起各国人民思考我们在做什么、企图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等问题，具有极好的效果。那是我们原先就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会被引起的那种不可阻挡的公众的关注和兴趣，却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一开始就仔细地做了安排：任何一次特定的示威，只有几位我们的成员会使自己有可能被囚禁。这样，总是有一伙领导人继续开展工作。但是政府并不是根据特定时间的特定罪行，而是以笼统的煽动罪为由，判决了一大批人，因而打乱了我们的安排。此外，当9月17日的静坐示威发生大骚动时，警方便进行逮捕，而此时我们几乎还不能确定谁会被捕谁不会被捕。结果是，百人委员会只剩下少数几个成员来处理急迫的事情和制订未来的计划。当时我感到很累，整天忙于处理主要是因为我的入狱而发生的、只有我才能处理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确实非常遗憾，因为曾给过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而我们却未能充分利用。
出狱后的那个周末，我们回到北威尔士，但是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报社和电视公司的记者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采访，当然，每天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意大利人、日本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僧迦罗人、南北美洲人等等。接待来访者是件十分烦人的事情，因此我们一有可能就驱车出去到乡间躲清静。我们有过一些惊险的遭遇。有天下午，我们沿着沙滩，绕着岩岬，步行去一个小海湾。岬角的礁石为干海草所覆盖。起先我们还小心翼翼地先试试落脚处是否坚实，但后来就越来越大意，结果走在前头的我，出乎意料地陷到了大腿。每动一下，我就陷得更深一点。我太太差一点儿也陷进去。她设法爬到一块礁石上，最后把我拽了出来。另外还有几次，我们的车子陷入沙坑或泥沼里，只好找人把它拖出来——有一次，使我们觉得既好笑又可气的是，把它拖出来的是一辆核基地的大货车。
我们回到伦敦后，也有过一些奇特的遭遇。有一天上午，两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出现在我家门口，要求见我，他们说想要和我讨论反核工作。我和他们讨论了一段时间，然后示意他们该走了。他们拒绝离开。我和我的管家——当时家里只有我们俩——谁也说不动他们，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气把他们推出去。他们开始在我家客厅举行静坐抗议。我有点害怕，派人叫来了警察。警察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甚至没有一丝微笑，更不要说嘲笑了。他们将静坐抗议者撵了出去。后来有人告诉我，警方已查明那个女青年是个想出风头的年轻女演员，那两个男青年是想要帮助她的仰慕者。他们这下子出了风头，而且提供给了我一个好故事和很大的乐趣。百人委员会的有些人对我叫来警察这一做法有点反感。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百人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公开和秘密的集会，我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说，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0月29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和11月1日在加的夫举行的那两次集会。百人委员会宣布12月9日要在全国各地的美国空军基地和核基地举行示威活动。但是在谋划这一活动时，对于不是在伦敦而是在乡间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缺乏经验的百人委员会，尤其是对有关运输方面的问题，想得过于乐观。例如，他们确信，他们租来运送示威者从伦敦到目的地之一韦瑟斯菲尔德去的大轿车会如期出现，因为那些大轿车的司机曾亲口说过，他们赞成百人委员会的观点。然而，像我们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汽车公司在最后一刻拒绝将其大轿车租给百人委员会。一些坚决的示威者利用其他交通工具抵达韦瑟斯菲尔德，但是失去了这些大轿车，而且又没有任何变通的安排，使得参加的人数比原来预期的少了许多。后来遇到的困难也不小：曾经对百人委员会办公室进行过突然搜查并骚扰百人委员会成员的警方的阴谋诡计，以及政府的反对，政府用大量的地面部队和空军、警犬和消防水龙带保卫百人委员会示威的目的地，使之免受手无寸铁、保证不使用武力的示威者的侵扰。虽然如此，示威的场面还是挺壮观的。不过，百人委员会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事先宣布示威的场面会比人们可能希望的更壮观，而对于一些可以预见到的困难却没有仔细周到地预想出各种应变措施。
在其他方面，百人委员会已经开始自我削弱。在其成员中间，就百人委员会应该只致力于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事情呢，还是应该开始反对国内、社会和政府的一切不公正行为，开始进行冗长的讨论。这是浪费时间，白费精力。这种普遍的反对，如果要完全沉湎于其中的话，显然是遥远的将来亦即百人委员会的势力和能力得到巩固以后的事。制订这种计划，只能延误势力和能力的巩固。其次，这种不幸的趋势，主要是百人委员会缺乏实际的政治和管理经验，再加上过高地评价9月17日示威成功的意义造成的。9月17日示威的成功应该被看作是很大的鼓励，但无论如何不应该被看作是对民众和平抵抗运动的确实允诺。按照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说，这个运动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它也尚未证实可以抵挡得住坚决的反对势力。不幸的是，12月9日那次示威相对而言的失败，只是被看作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挫折，并未被看作是临近巩固时期的一个教训。我试图在我当时的一些公开声明中克服这种沮丧，并且在私下反复灌输这个教训。但在这两方面我都失败了。
12月9日的那次示威的直接后果是，根据1911年的《政府机密法》对百人委员会的五名领导人提起诉讼。根据门外汉的观点，这是一次奇特的审判。原告方被允许充分地陈述其起诉的理由，最后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韦瑟斯菲尔德机场，企图使那儿的飞机动不了而停飞，这是不是危害国家的安全。被告方陈述的理由是：诸如韦瑟斯菲尔德这样的基地，就像所有用核武器“保卫”国家的基地一样，本身就已危害国家的安全。物理学家莱纳斯·泡令和雷达的发明者罗伯特·沃森-瓦特爵士，从美国来出庭做证，陈述目前核政策的危险，而韦瑟斯菲尔德则是该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和我在法庭上待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的所有证词，就像被告方的其他证人（我相信，其中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被允许传唤出庭）的证词一样，被宣布与起诉的内容无关而被摈弃。审判进行得完全合法，但所有的空子对于被告方全都无情地堵死，而对于原告方却全都变成是行得通的了。当然，审判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欢快的时刻：当问原告方的主要证人空军司令麦吉尔从伦敦到韦瑟斯菲尔德有多远时，他回答说：“坐快速飞机，大约50英里”。尽管陪审团退庭四个半小时（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们最后还是裁定被告有罪。没有一个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会作出任何其他的裁定。五个被判有罪的男人，各被处以18个月徒刑；一个被判有罪的女人，即百人委员会的福利秘书，被处以1年徒刑。
我深深地感到，由于我鼓动这次示威而又未能参加，我与被判刑的那些人一样有罪，而且我在最后能在审判中发言时做了这样的表白。其他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因此审判结束后，我们就到坎农街警察局去声称我们自己有罪。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警方虽然客气地听取了我们声称自己有罪的陈述，但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为了说明这次审判的意义和百人委员会自己对这次审判的态度，百人委员会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了一次集会。在风雪中，我和罗伯特·沃森-瓦特爵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向人数不少的听众做了演说。
打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很少为百人委员会作公开的演说。在7月的最后那一个星期，百人委员会和“禁止核武器运动”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就在会议即将开幕之前，我接受了贝尔纳注59教授的要求，他竭力劝我派一个代表到会议上致辞。曾参</a>与过百人委员会的策划和行动的克里斯托弗·法利代表我去。他到那儿后，与一些非共产主义者一起，在红场举行公开集会并散发传单。这是非法的。当时也在那儿的“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用各种手段，强烈反对这种非法活动。它也受到其他人的反对，甚至有些在国内热衷于和平抵抗的人也反对这种活动。他们觉得他们是俄国人的客人，应当严格遵守为客之道。这次集会虽然遭到驱散，但举行集会的人很得意，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指出了和平抵抗运动的国际性，而且能够在遭驱散之前可以说举行了辩论。当时，我所听到的只是强烈的反对，但是谁也没有说明反对的理由。法利回来后向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我觉得他支持那次集会做得对，这有助于使人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中立的，为了国际性的目标，无论何地，凡是我们能进行和平抵抗的地方都应当进行和平抵抗。
将近8月底，百人委员会开始实施其预定在9月9日举行示威的计划。他们接受上一年12月9日的教训，决定回到伦敦市中心，并且要人们立誓参加。他们宣布，如果找不到7000人立誓，就不举行示威。9月9日快到了，他们显然不可能按时凑齐这一立誓人数。我很坚定地认为，既然他们公开宣布过不到7000人立誓就不举行示威，他们就应该放弃这次示威，尤其是因为那些已立誓的人，为了恪守诺言，可能会要求他们参加没有预定数目的共同参与者保护的示威。伦敦百人委员会的干事很不愿意放弃，许多委员也认为没有必要放弃。这种出尔反尔，将诺言当儿戏的行为令我憎恶，而且更加使我相信百人委员会正在瓦解。最后，这次示威还是被取消了。
在那次秘密审判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生了许多与百人委员会无关的事——午宴（例如外国记者在伦敦为我举行的那次午宴）、电视广播讲话（例如萨斯坎德主持的那次为美国人录制的长篇讲话）、各方显贵要人的来访（例如五位俄国著名记者的来访，他们和我在威尔士度过了一个下午）。3月底，我们还开车出去度假了两个多星期，这次度假完全失败，因为天气湿冷阴郁，我们俩在整个假期都患了重感冒。关于我个人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以5月18日我的90岁生日为中心的那些事情。
我承认，我怀着相当激动的心情期盼我的生日庆祝活动，因为虽然筹办活动的人没有告诉我成功地举办那些活动所需付出的辛劳和焦虑，但他们告诉了我它们是些什么活动。我只是后来才听说乐团经理和音乐厅经理所设置的特殊障碍，或指挥、管弦乐队和独奏者极度的仁慈和慷慨。我后来才逐渐知道，我的朋友们为了让我高兴，在好多个星期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思，并且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的这些朋友中最活跃的是拉尔夫·舍恩曼，他主要负责有关音乐会的所有事情，包括制定安排得极好的、在我看来非常令人满意的节目单。当我知道这一切时，我深受感动，就像我被这些庆祝活动本身所深深地感动一样。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我非常喜欢成为这种出乎意料的友好的喝彩和赞颂的中心。
在我生日那天，我们与我的两个孙子</a>和我在伦敦的管家琼·雷德蒙一起，举行了一个欢乐的家庭茶会；为了庆祝，准备了一个上好的蛋糕，上面适当地摆放着一个小军官（面包师傅送的），他擎着一支蜡烛，以示好运。晚上，A.J.艾尔和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安排的晚宴在皇家餐厅举行。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我的一些朋友讲了话：艾尔和朱利安·赫胥黎对我倍加赞誉，E.M.福斯特回忆起早先在剑桥的日子，并且非常高兴地谈到了我的老朋友鲍勃·特里维廉。我在这次晚宴上第一次见到了我们家族的族长贝德福德公爵及其夫人。我称赞他尽管有很大困难但却不惜任何代价在沃本给自己保留一座私人庄园的决心。我也喜欢他那不受陈规</a>约束的脾性。有人曾告诉过我，当邀请他在音乐会上向我致贺词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此我准备喜欢他——他并未让我失望。那天晚上与一些老朋友（例如，阿瑟·韦利和迈尔斯·马勒森）重新取得了联系，同时又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使我颇为高兴。
至于第二天下午（在“节庆厅”经理T.E.比恩的大力支持下）在“节庆厅”举行的庆祝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说些什么。有人告诉过我，庆祝会上将会有音乐，并且会有人向我致贺词，但我事先并不可能知道音乐（无论是科林·戴维斯指挥的管弦乐，还是莉莉·克劳斯的独唱）会有多美妙。我也不可能知道贺词会有多感人，贺词中使用赞美之词会有多慷慨：致贺词的有拉尔夫·舍恩曼（庆祝会司仪）、维克托·珀塞尔、丹麦的索宁夫人、恩斯特·维利（瑞士雕塑家）、非洲的莫莱·恩科西、瓦妮莎·雷德格雷夫（女演员）和我的表妹伊恩·贝德福德等人。有些不能亲自来参加庆祝会的人，事先寄来礼物，由主持人当场送给我——我的堂妹弗洛拉·罗素送给我一座苏格拉底半身雕像，汉斯·厄尼送给我一幅他画的、惟妙惟肖的我的肖像。许多人发来贺信贺电，它们或由舍恩曼当场宣读，或被辑印成《生日贺词》。这本贺词的封面是波特马多克的T.E.莫里斯所拍的一张我的照片。我听说这本贺词已被寄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音乐家协会拒绝将现场音乐录制下来，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记录庆祝会的过程。那些礼物、节目单、私下拍摄的庆祝会过程的录像带，尤其是我所感受到的与会者和演员们的那种亲热的友情，迄今我仍十分珍惜，而我将永远珍惜。当时我感动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更不用说找到能表达自己感激之情和解说这次聚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的话语。但是，很幸运，后来话匣子打开了。我认为我不可能再次非常动情地，或者说，带着那种纯粹的、未经思考的真挚情感述说我当时的感受，所以我就把我的演说原原本本地抄录于此，它是我根据录像整理而成的：
“朋友们：
这是我几乎不知道如何找出话来说的一次聚会。我所受的感动，甚于我所能说的，而且比我在任何时候所能希望表达的更深。我必须向为促成这次聚会而工作的那些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谢谢演出者，他们优雅的音乐，精彩的演出，充满了欢乐；谢谢那些默默地工作的人，比如我的朋友舍恩曼先生；谢谢所有送我礼物的人——礼物本身很珍贵，而且也是对这个危险的世界永远寄予希望的表示。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信条：生命、欢乐和美比灰不溜秋的死亡好，而且我认为，当我们聆听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种音乐时，我们大家肯定都会觉得产生这种音乐的能力，和聆听这种音乐的能力，是值得保存的东西，不应当在愚蠢的争论中将其丢弃。你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信条，但我认为，一切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我一直觉得有这个信条就够了，而且我还认为，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会觉得有它就够了，否则你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但我现在只是想说，当一个人走上了一条招致某种程度的迫害、斥责和辱骂的道路后，就很难发现他反而像我今天这样受欢迎。这使他感到相当卑微，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设法不辜负促成了这次聚会的那种感情。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
我生日的最后一次正式的庆祝活动是在第二个星期举行的，当时芬纳·布罗克韦非常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在下议院为我举行的午宴。对此，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上议院的议员还是下议院的议员，他们似乎都不太可能会来为我祝寿。当我们在前厅等着人来领我们去举行宴会的哈考特厅，以及再次站在门口有点渴望地看着议员们喝餐前饮料提神时，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但是，当宴会开始时，气氛既欢乐又友好，我认为参加这次宴会的那些议员中许多人都很大度。有一段时间对政客们的活动我曾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抨击，在这种场合，我恐怕没有机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义务直接责备他们。
当与我成为九旬老人有关的这番令人愉悦的忙乱全都过去之后，我们便返回威尔士，只是在7月份为了与吴丹注60谈关于国际核政策和裁军政策的事，我们才又回到伦敦待了几天。这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不光是他的精力和对事情清楚的了解，而且还有他的均衡的客观态度、缜密的思考能力以及他那随和悦人的好脾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段时间里，我还首次参观了沃本隐修院。我觉得这幢宏伟壮丽的房子非常赏心悦目，可爱的庭园绿树成荫，园内草地绵延开阔，大卫神父的小鹿嬉戏于树荫之下，景色非常祥和恬静。
那一年的最后几个月时间，全都花在了古巴危机和后来的中印边界争端这两件事情上。12月初，企鹅出版社接受了我的关于我想在1月份动笔撰写一本有关这两个事件的书的建议。这本书于4月份由企鹅出版社与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联合出版，书名是《非武装的胜利》。关于我在那段时间的想法和行动的任何趣事，要说的我在这本书中已经全都说了，在此我不打算重复了。不过，也许我应该再加上一句：对于那段时间我所做的与这两次危机有关的一切，我一点也不后悔。对于这两次危机，尽管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但我的观点仍然没变。我只想给批评我的人这样一条橄榄枝：我对我10月23日发给肯尼迪总统的电报措辞不够婉转感到遗憾。我同意，那份电报的直率使得它不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当时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就像现在在相似的情况下我对美国政府明智而迅速地撤军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一样。
百人委员会的某些领导在9月事件中的愚行，以及百人委员会的越来越没有策略，使我非常生气，因此在1月初我辞去百人委员会伦敦总会的职务。不过，我不想在我公开辞职时提及以上这些理由。我所提出的辞职理由同样也很正当、很有说服力：我在威尔士的时间越来越长，无法有效地参与伦敦总会的工作。我仍然非常支持百人委员会早期的目标和行动，如果我认为这些目标和行动有成功的希望，我会支持再现。在我看来，民众和平抵抗仍然是攻击目前国际政策（这些目前的国际政策，如果说不是更糟的话，也与以前的一样糟）最有效的方法。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于发生核战争时该怎么办有其自己的计划。我们从一个自称为“维和间谍”的组织那里知道了这些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组织打听到了政府当局准备在战争爆发时付诸实施的秘密计划。届时英国将被分成若干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各地政府都由预先安排好的一班官员组成，他们将住在地下想必安全的“地区政府所在地”，（在敌人允许的范围内）决定我们其余人的命运，尤其是如果我们还能活着的话，决定如何处理放射性坠尘。政府的这些措施恐怕老百姓不会喜欢，所以必须保密。“维和间谍”发现了一些有关文件，并且急于想公之于众。他们没有资金，向我求助。我给他们50英镑，并祝他们好运。这些文件尽快地被公布出来，副本被分发给参加奥尔德马斯顿游行的人们。
（我觉得）不幸的是，禁止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对于和平主义者居然使用秘密方法感到震惊。他们千方百计阻挠“维和间谍”散播其所设法获得的情报。“维和间谍”搞到了一批新的文件，就拿去给一份主要的和平主义杂志的主编，以为他会把那些文件刊登出来。但是这位主编生恐走漏风声和如若发表那些文件必定会招致的惩罚，把那些文件寄给一位“维和间谍”的母亲，而她怕警方突然搜查，就把那些文件烧了。所以，我们获知政府的关于地区政府的拯救和可能被允许存活的那些民众的救助的计划的希望就破灭了。对阐明我们的立场和大大地推动和平工作的这一沉重的打击，竟然出自本意良好而且并非才疏学浅的和平主义者之手。
书信
与欧内斯特·琼斯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琼斯博士：
信中附上一位杰出的英格兰圣公会主教来信的副本。我认为，这是一份值得纳入你的个案记录簿的文件。如果你能来信告诉我你对此信的意见，我会非常感谢。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57年2月2日
普拉斯·彭林
以下是我附寄给琼斯博士的信（没有这位主教的地址，也没有他的签名）：
罗切斯特的主教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拜读了你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关于死后重生“大奥秘”的文章之后，我的良心驱使我给你写信。我知道，84岁的你，正处在那个门槛上。
你的同代人，像我本人一样，称赞你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智者。而且许多人肯定也同我一样相信，要是你的道德境界不亚于你的智力以及其他非凡的才能，你就能使我们免受二战之苦。然而，在你的那本论“友爱婚姻”注61的《婚姻与道德》（1929）一书中，好色之徒的本性不禁露了出来。好色是你的“阿喀琉斯之踵”注62，它蒙蔽了你伟大的心智，辨识不出所有现象——例如形成你那迷人的研究的现象——背后的那个无限伟大的“心智”。只有心地纯洁的人才能看见上帝；一个具有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的人，居然娶过四个太太，离过三次婚，那一定是个奇耻大辱。
此外，虽然你的名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还是不得不相信，你一定时常为对因两次大战之间年轻人试验你所倡导的“友爱婚姻”而发生的谋杀、自杀和极度痛苦的回忆所纠缠。我本人是个72岁的老人，没有杰出的才能或学识；然而，我想谦卑而真诚地将活到100岁才去世（1854）的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院长M.J.劳思博士写给他认识的一位被关押于死囚牢房中的教友派信徒的一段话奉送给你：
“先生，这封信来自一位已经90岁，像你一样没有多长时间可活的人。他比大多数人有更多机会明确地知道新约圣经为人类救主的使徒所撰写。这些使徒在新约圣经中明确地说道，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所有的罪，如果我们坦承自己的罪，仁慈而公正的上帝就会因我们的悔悟而赦免我们的罪。在你去另一个世界之前，你应尽力去想、说和做一切事情，以拯救你的灵魂。”
你可能知道，在智力方面能与你相匹敌的达勒姆的约瑟夫·巴特勒大主教，临死前耳际充满了约翰一书第1章第7节的那段经文，并低声说：“嗬，这真舒服!”
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能认识到，因为某个原因，我一直深深地为你担忧。
你的真挚的
克里斯托弗·罗夫腾
1957年1月29日
罗切斯特
毕晓普斯考特
珀森尔注63
亲爱的罗素：
你觉得这位英格兰圣公会主教的信很奇特，使我感到有点惊讶。我本以为你收到过许多这样的信，而且我甚至真的在想，到底有多少人为你的灵魂做过弥撒。
这一类信，有趣的当然是平心静气地认定性活动就是邪恶。弗洛伊德过去常认为宗教的主要功能是遏止人天生的侵略性（一切邪恶的显著根源），但令人奇怪的是宗教导师常常又把它带回到性活动。这使人们想到两者之间必定有某种深层的联系，现在我们相信，大多数（也许是全部）侵略性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无数种形式的性挫败。不过，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你这位我们真道德（爱、仁慈、宽容等等）的主要倡导者，竟然因为不接受天主教的婚姻观而被打入地狱。
如果你想要听取对此信所作的精神分析的评论，那么，他归诸你的那种全能（制止战争的能力等等）中就有一个线索。那只能指向一个高大的父亲形象（一个世俗的上帝），他令他儿子非常愤恨的唯一的罪，是他跟他儿子的母亲睡觉。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从不对上帝与圣母马利亚的通奸行为感到震惊。这可需要大事洁净。
你的诚挚的
欧内斯特·琼斯
1957年2月4日
萨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尔斯特德 普拉特
亲爱的琼斯：
谢谢你2月4日的那封令人非常愉快的来信。接到你的来信后，我一直沉浸在把自己视为在等级森严的英格兰圣公会中引起恐惧的、使人望而生畏的父亲形象的喜悦之中。我附寄给你的那封信令我惊讶的是，我原本以为杰出的英格兰圣公会神职人员通常都是相当文明的人。我收到过几百封与我附寄给你的那封非常类似的信，但它们一般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来的。我无法确定，写那封信的人究竟是因后悔他所犯下的罪而苦恼呢，还是因他没有犯下的那些罪而感到非常懊悔。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57年3月14日
普拉斯·彭林
与利物浦的罗素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随信寄上埃德蒙·帕里斯先生的来信，他把我们两个人搞混了，而且不只他一个人如此。他的信第一段是写给你的。其他部分则是写给我的，我会回复。你看完之后，请将此信寄还给我。
你的忠实的
利物浦的罗素
［1959年］2月13日
西南19区
温布尔登公地
老沃伦田庄
亲爱的罗素勋爵：
谢谢你的来信，所附之信随此信寄还给你。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别人不把你我二人搞混。我有一个浅薄的想法，即认为我们可以联名给《泰晤士报》写这样一封信：先生，为了使经常发生的混淆不再继续下去，我们恳请贵报代为声明，我们两人彼此都不是对方。你认为这个办法好吗?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59年2月18日
普拉斯·彭林
亲爱的罗素勋爵：
多谢你18日的来信。
关于给《泰晤士报》写联名信一事，我不知道你是当真还是开玩笑，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认为那是个好主意。即使这样做无效，那也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小小的、令人轻松愉快的乐子。如果你想写这样一封信，我会很高兴将我的名字签在你的名字之下。
说到这个话题，顺便提一句，你将会发现卡斯尔公司将于3月19日出版的我的回忆录《那使我想起》一书中第61—62页颇有趣味。这两页详细叙述了我两次被误认为罗素伯爵的经过。1927年在印度被误认为是你的哥哥，1954年被误认为是你。
第60页也会使你感到有趣。
你的诚挚的
利物浦的罗素
［1959年］2月20日
西南19区
温布尔登公地
老沃伦田庄
亲爱的利物浦的罗素勋爵：
谢谢你2月20日的来信。我提议写一封联名信，乃既当真又是开玩笑。信中附上我已签好名的联名信草稿，但是如果你认为此稿太轻浮，我完全愿意在措辞方面进行修改。不过我认为目前的措辞比较为严肃的声明更能引起注意。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59年2月23日
普拉斯·彭林
致《泰晤士报》的编辑
先生：
为了避免经常发生的混淆，我们在此恳请代为声明：我们两人彼此都不是对方。
你的
利物浦的罗素
（利物浦的罗素勋爵）
罗素
（伯特兰·罗素伯爵）
谨上
1959年2月23日
普拉斯·彭林
亲爱的罗素勋爵：
我已将我们的信寄给《泰晤士报》，不过，我当然要他们将你的大名放在我的名字之前。
我非常喜欢你的措辞。
利物浦的罗素
1959年2月25日
西南19区
温布尔登公地
老沃伦田庄
与A.J.艾尔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艾尔：
我刚刚看完你的《知识问题》。我看了这本书非常高兴，而且我同意书中的大多数观点。我喜欢你分析问题的方法，例如你谈论电视和预知这类问题时所说的那些话，在我看来恰到好处地结合了逻辑和健全的感官意识。我唯一非常不同意的是你对知觉的看法。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虽然在科学家看来只不过是集合一些自明之理而已，但却被各派哲学家斥为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荒论。所以，你不必因我不支持你的看法而有丝毫的不安。不过，我要说明一点：你在126页中说，从“物体的那些可感知的性质在原因上取决于感知者的状态”这一事实，并不能推断出物体实际上并不具有那些性质。这当然是正确的。能推断出的是：没有理由认为物体具有那些性质。从“当我戴着蓝色的眼镜时，看到的东西都是蓝色的”这一事实，并不能推断出它们不是蓝色的，但可以推断出我没有理由猜想它们是蓝色的。
因为我发现哲学家们，与科学家们相反，全都曲解我的知觉理论，所以我在信中附上一纸有关这一问题的短信，此信与你的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你的非常诚挚的
罗素
1957年1月19日
普拉斯·彭林
亲爱的罗素：
我刚从卢德里奇注64那里听说你已收回授权，不再允许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新译本使用你所写的序言。我提及此事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包括该书在内的那套丛书的编辑。
我想，你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是因为奥格登的弟弟所出的难题。我不知道奥格登对你说了些什么，但我确实希望我能说服你重新考虑你的决定。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新译本将取代旧译本，所以如果新译本中没有你的那篇序言的话，以后人们几乎再也看不到它了。我认为这将是一大遗憾，因为除了阐释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之外，你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非常有趣的作品。
新译本的译者，皮尔斯和麦吉尼斯两位先生，告诉我说，如果你现在在准许他们使用你的序言之前想提出任何条件，他们将尽量予以满足。
听说你病了，我很难过，希望你现在已经康复了。
你的诚挚的
弗雷迪·艾尔
1961年5月26日
牛津
新学院
皮尔斯和麦吉尼斯说，他们已尽量满足奥格登，但发现他非常难缠。
亲爱的艾尔：
谢谢你5月26日的来信。我一直弄不明白奥格登弟弟与你之间争论的问题。原则上我不反对重印我为《逻辑哲学论》一书所写的序言。我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及其所有追随者都讨厌我的序言，而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同意用我写的序言，只是因为出版商们把这作为他们出版《逻辑哲学论》的一个条件。在我今天上午收到你的信之前，我并不知道有人认为我的那篇序言有价值。既然你认为它有价值，我十分乐意重新授权将之再版。请你将此信的内容转告卢德里奇。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61年5月27日
普拉斯·彭林
亲爱的罗素：
非常感谢你准许我们重印你为《逻辑哲学论》一书所写的序言。维特根斯坦老是埋怨阐述他的理论的著述者曲解他的思想，而他的那些追随者只是他的应声虫而已。但是我确信你的序言是该书重要的附加部分，而且新译本的译者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当他们以为他们将无法得到你的许可重印那篇序言时，他们真的感到非常沮丧。至于奥格登的弟弟，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我仍然不明白他究竟不满意什么。
你的诚挚的
弗雷迪·艾尔
1961年5月31日
牛津
新学院
与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在我整个一生中，我一直不仅以最大的兴趣关注你的哲学工作，而且还以最大的兴趣关注你的政治活动，尤其是你最近几年的政治活动；我钦佩你的勇敢，以及你那旺盛的精力和高昂的热情。如今，正值你九十大寿，我想借此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因你对我的帮助，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你的书确实比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的书更强烈地影响我的哲学思考。我在我的思想自传（即将由希尔普出版的一本关于我哲学的书）中用较多的篇幅谈到了这一点，而且还特别谈到了你在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书的最后几页中呼吁采用一种哲学新方法的那一席话对我的启发作用。
我完全同意你目前正在为之奋斗的那些目标：以认真的谈判取代冷战，不要核弹试验，不要放射性坠尘掩蔽所。但是，我没有你那种令人称绝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因而只能参加其他人发起的公众呼吁和请愿活动，只能就这些事情给肯尼迪总统写些私信。甚至写这种信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我生来就喜欢避开各党派或政府与政府之间无谓的争吵，在纯理论的领域里进行思考。但是目前，当文明濒于危亡之时，我认识到至少必须表明立场。我还钦佩我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你与爱德华·特勒的那场辩论中你那有说服力而且令人信服的论证。我觉得，目睹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客形成对照，对于政客人们不抱任何指望）加强听众的偏见，令人抑郁。
在你生日的那一天，我也将71岁了。祝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满意地看到一种更为理性的世界秩序在形成，你曾为其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再过几个星期我将退离教职，专心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我的归纳概率理论。我从1950年就开始发表这方面的论著，而且对这一理论一直研究至今。
衷心祝福并深深地感谢你。
永远是你的
鲁道夫·卡尔纳普
1962年5月12日
加利福尼亚大学
哲学系
亲爱的卡尔纳普教授：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你的来信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很抱歉未能向你致以我真诚的祝福。
我相信，你为使哲学变得清晰和精确所作的努力，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持久的影响。得知你退休后将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我非常高兴。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成功地完成你的归纳概率理论更适当的了。我完全理解你在给政府官员写信方面的缺乏自信。很难用一种语言来向社会活动家们述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强烈而又真诚的担忧，他们对促成我们担忧的原因了解很少。我得承认我深感忧虑。我担心有人一门心思想要实现一个巨大的死亡愿望，恐怕现在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唤醒大众，抵制可能造成数十亿人灭绝的疯狂而又野蛮的政策。
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比美国似乎明显的成功大得多，尽管美国的抗议行动显然比这里的抗议行动需要大得多的勇气和献身精神。虽然如此，我仍希望我们少数人抵制的作用会增大，并找到一种协调的国际表现方式。9月9日我们将在白厅的空军部举行一次大规模和平抵抗示威活动，届时我将亲自参加。我相信人们渴望获得消除恐惧的方法，如果能克服他们的无助感，他们就会有反应。
衷心感谢你的来信，并祝你伟大的研究工作取得成功。
致以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伯特兰·罗素
1962年6月21日
普拉斯·彭林
摘自1962年5月13日的《观察家》
年届九十的利与弊
伯特兰·罗素
成为年纪很大的老人有利也有弊。其弊显而易见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不说了。其利在我看来则比较有意思。长远的回顾给予经验以内容和分量。我能观察许多人的一生，包括朋友和公众人物，从早期阶段到他们的结局。有些人年轻时挺有出息，后来却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另一些人则在漫长的一生中加强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最终取得重大的成就。毫无疑问，经验使得猜测一个年轻人可能属于这两种人当中的哪一种变得比较容易。不光是个人的生活，而且还有运动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构成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帮助预测可能出现的成败。共产主义虽然开始很困难，但迄今为止其势力和影响却在不断地扩大。相反，纳粹主义，由于夺权太早，而且统治也太残酷，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观察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过程，有助于深入了解历史上的往事，而且应当还有助于猜测未来可能出现之事。
谈谈比较个人的事情。那些精力旺盛、喜欢冒险的人，在年轻时自然感到有一种想要取得某个重大成就的充满激情而且焦躁不安的欲望，至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成就，他们却没有任何明确的预见。到了老年，人们就比较清楚地知道什么已经完成，什么没有完成。人们能够进一步去做的事情，只占已经做过的事情的一小部分，这就使得个人的生活不那么狂热。
看到报刊上强加于人们所记得的以往时期的一些陈词滥调，例如“淘气的90年代”和“狂暴的20年代”，有一种好奇的感觉。那两个年代在当时看起来根本就不“淘气”或“狂暴”。贴易懂的标签的习惯，对于那些希望无须思考便可显得聪明的人来说很方便，但很少切合现实。世界总是在变，但并不是以那种方便的陈词滥调所暗示的简单方式在变。如果人们能忘掉世界的状况，老年，就像我正在体验的那样，可能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期。私下，我享受能使生活变得快乐的一切。我过去常想，当我到了老年时，我就遁世，过一种优雅闲适、修身养性的生活，读所有我早就该读的名著。总之，这也许是痴心妄想。一种长期养成的、带有某种人们认为是重要的目的的工作的习惯，是很难打破的，而且即使世界已处于较好的状态，我也可能觉得优雅的闲适生活平庸乏味。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可能不理会正在发生的一切。
从1914年以来，几乎每当关键时刻，总是做出错误的事情。我们被告知，西方正忙着维护“自由世界”，但像1914年以前存在的那种自由，如今像圈环裙一样成了一种模糊的记忆。据说，1914年聪明的人曾向我们保证，我们是在以战止战，但结果却变成了一场终止和平的战争。我们曾被告知，必须加以制止的只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然而，从那时起，军国主义却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我小时候几乎会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的杀人歪理，如今却是由杰出的政治家一本正经地说出。我自己的国家，由一些没有想象力、没有能力适应现代世界的人所领导，执行一种如果不加以改变，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英国居民完全灭绝的政策。像卡珊德拉注65一样，我注定要预言灾祸而不被人们所相信。她的预言成了事实。我真希望我的预言不会成为事实。
有时候人们很想求助于愉快的幻想，想象在火星或金星上也许存在着比较快乐和健全的生命形式，但我们疯狂的技术正在使这成为一场虚梦。不要多久，如果我们没有毁灭掉自己的话，我们毁灭性的争斗也会蔓延到那些星球上。也许，为了那些星球，人们应该希望地球上的战争在人类的愚行蔓延到全宇宙之前，将人类灭绝。但这并不是一个我能在其中找到任何慰藉的希望。
6. 罗纳德·塞尔画的伯特兰·罗素像（载于1957年3月《笨拙周刊》） 最近50年来世界发展的方式，在我身上造成了一些与典型的老年所应该出现的恰好相反的变化。一些毫不怀疑自己智慧的人经常向人们保证说，老年会带来安详平和，以及把表面上的恶看作是达到终极之善的手段的那种更加远大的眼光。我不能接受任何这样的观点。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通过盲目或野蛮才能达到安详平和。与人们通常所预期的不同，我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叛逆。我并不是生来就是个叛逆者。我觉得，1914年之前我或多或少还能适应这个世界。当时虽然有邪恶（大邪恶），但有理由认为它们会越来越少。尽管没有叛逆的性情，事态的发展却使我越来越无法默默地容忍正在发生的一切。少数人（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增加）像我一样，也有同感，只要我活着，我就必须与他们一起工作。
罗斯福夫人的来信
阁下：
非常感谢你与我一起参加在伦敦录制的有关英国防务政策的电视节目。那是一次热烈而且令人亢奋的讨论，结果令我感到满意。
诚挚的
埃莉诺·罗斯福
1960年9月22日
纽约市
东74街55号
与马克斯·玻恩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教授：
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我在家时一直没有时间拜读，但在我的假期旅途中它却一直陪伴着我，给了我很大的乐趣，因此我冒昧地给你写信，以聊表谢意。
我承认在我将这本书放进我的行箧之前，我曾问过苏格兰哲学界的几位朋友此书如何，他们警告我不要读这本书，因为它会造成我对实际的人和事扭曲的印象。几个星期前，我在哥廷根时，曾与当地一位哲学家讨论你这本书，我发现他的反对态度则更为强烈，其根据主要是你对柏拉图和德国唯心主义学派的论述。这使我更想拜读你这本书。因为我在学校读书时一直受柏拉图的折磨，而且我一向非常不喜欢德国的形而上学，尤其是黑格尔。因此我决定先读你的最后一章，由于我衷心诚意地同意你的哲学，接着我就开始兴致勃勃地从第一页读起，而且越读越有趣，越读越入迷，一直读到你对一些“主观主义狂”的现代学派适度但却坚决的驳斥。我自己一度曾是埃德蒙·胡塞尔的学生，但觉得他的“现象学”不能令人满意，而经过海德格尔翻新的现代版，则颇令人作呕。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它不值得一提。
这次与我们一道旅行的我儿子、儿媳也和我一样钦佩你的大作，他们甚至把你我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将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为马克斯·罗素。
旅途中我曾在哥本哈根到尼耳斯·玻尔家住了一个星期，与他谈论量子理论的哲学基础，十分有趣。
你的诚挚的
马克斯·玻恩
1951年12月7日
德国
奥伯斯多夫（阿尔高）
弗赖贝格街
菲尔泽寓所
亲爱的罗素教授：
我读了《新政治家》上赫鲁晓夫的长篇宣言。我觉得它也像几个星期前杜勒斯发表的那封信一样令人沮丧。金斯利·马丁说这些家伙的心智构造惊人地相似，他说得完全正确。人们也可以称他们为赫鲁勒斯和杜晓夫，而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白痴形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写一篇概述性文章，谈谈你对你所引发的这种意见交换的印象。
同时，我们“十八个”在这里卷入了反对西德的火箭和核军备的斗争。冯·魏察克目前在帕格沃什，他将于4月17日回来，届时我们再在莱茵河畔会晤。
我还揭发了另一件有关太空旅行的丑闻：军方用太空旅行来掩饰耗资庞大的发展火箭弹的真相。所有的报纸、电台、电影院都用大量的篇幅或时间刊登、播放或放映有关这件事的新闻，我在这段时间也很紧张。绝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政府（阿登纳、斯特劳斯）很聪明，而且使用一切手段。
你的诚挚的
马克斯·玻恩
1958年3月18日
巴特皮尔蒙特
马卡尔德街4号
亲爱的玻恩博士：
非常感谢你3月18日的来信，信中所表达的关于赫鲁勒斯和杜晓夫的感受，与我完全相同，你说他们相信的是“白痴形态”，非常巧妙贴切。我会把我对此事的感想寄给《新政治家》，不久将会刊登出来。
祝你有关太空旅行的战役取得全面胜利。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58年3月22日
普拉斯·彭林
亲爱的马克斯·玻恩：
在我们任何人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之前，我想告诉你我非常钦佩你，不仅钦佩我四十年来一直崇敬的你的才智，而且还钦佩我最近才比较了解的你的性格。在你身上，我发现有一种甚至在基本上为我所钦佩的那些人身上都很罕见的慷慨大方和从善如流。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不幸的是，像你这么高尚的人太少了。
原谅我写得这么露骨，但我说的都是发自肺腑之言。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1年11月25日
普拉斯·彭林
以下是百人委员会于1960年秋发布的声明
行动或灭亡
非暴力行动的号令
罗素伯爵和迈克尔·斯科特牧师
我们呼吁支持反对核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暴力运动。我们的呼吁出自一种共同的意识，那就是，共同意识到东西方各国政府正在将人类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灾难几乎不可避免
每一天，以及每一天当中的每一时刻，一件偶然的小事、未能分清流星和轰炸机、单单一个人一时的精神错乱，都有可能引起世界核战争，这种战争极有可能将人类和所有高等动物全都灭绝。东西方集团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危险。几乎所有未在任何政府中任职的研究国际局势的专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前各国的政策继续不变，在相当短的时期内灾难几乎必然会发生。
被误导的公众
很难使这些事实为一般人所知，因为政府不想让他们知道，而且各种强大的势力也反对传播可能会引起对政府的政策不满的消息。虽然通过耐心仔细的研究有可能弄清这些可能性，但各种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却通过权威的渠道发布出来，目的是为了误导那些没有时间仔细研究的人。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美国，官方所说的有关民防的话，基本上全都具有误导作用。放射性坠尘的危险，实际上要比当局希望人们相信的大得多。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政客们的言论还是绝大多数报纸，都无知或虚假地低估了全面核战争的紧迫危险性。要抵制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很难：大多数舆论制造者都认为，促成“敌人”的失败比确保人类的继续存在更重要。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那些对政治事务只是略微和偶然予以注意的人知道“敌人”的失败必然引起我们自己的失败这一事实。
绝对必要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在制造反对核武器的舆论以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不够。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灾难大得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以便使我们的同胞，而且最终使全人类，认识到必须赶紧彻底地改变政策。我们想要每一位有小孩的为人父母者，每一位心地仁慈的人，都感觉到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是确保那些还年轻的人能有正常的寿命，并且都了解目前政府正在使这一点变得非常不可能。在我们看来，正在策划的这个庞大的大屠杀方案——名义上是保护我们，但实际上是全球毁灭——既恐怖又可恶。我们觉得，我们为阻止这个恐怖方案的实施而所能做的一切，是一项意义深远而且绝对必要的责任，只要这种危险依然存在，这项责任必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合法的行动是不够的
有人叫我们等国会、委员会和峰会的慈善活动。痛苦的经验已使我们相信，只要大国仍然顽固地决意要阻止达成协议，听从这种劝告完全是无用的。对抗通常决定舆论的主要势力，用一般的合法方法，很难取得比有限的成就更大的成就。有人告诉我们，在民主国家，只能使用合法的说服方法。不幸的是，那些有权的人极不明智和仁慈，用一般方法说服他们，既难又慢，结果是，如果只用这种方法，在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之前，我们可能全都一命呜呼了。尊重法律是重要的，只有很深的信念才能证明轻视法律的行为是正当的。人们一般都承认，过去有许多这样的行为，都已被证明是正当的。基督教殉教者违反法律，毫无疑问，当时大多数的舆论都谴责他们这样做。现如今，要求我们（如果不是主动地，那么就是被动地）默认显然会导致相形之下以前一切恐怖都显得微不足道的那种野蛮暴行的政策。我们不能这样做，就像基督教殉教者不能默认对帝王的崇拜一样。他们的坚定最终获得了胜利。现在我们要表现出同样的坚定和承受苦难的意愿，从而使世人相信，我们的事业是值得这样奉献的。
通向世界和平
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那些与我们有同感的人和那些可能与我们有相同信念的人，能组成这样一个团体，该团体具有如此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以至东西方目前的疯狂会屈服于一种新的希望，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新认识，以及一种人们将不再寻求相互伤害的缜密歹毒的方法，而是团结起来使快乐和合作成为可能的决心。就政治方面而言，我们眼下的目标只是说服英国放弃对核武器的虚幻保护的依赖。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一目标，一个更广阔的前景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将觉察到，人类的创造性才智为了和平的目的加以利用时，自然的无限可能性。我们将在有生之年，继续追求世界和平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目标。我们真诚地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东西。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出现一条通往新的伊甸园的道路；如果你们做不到，那么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只是全球毁灭。
以下是我《论和平抵抗》传单的正文
罗素论和平抵抗
1961年4月15日，罗素伯爵在伯明翰召开的“英格兰中部地区青年禁止核武器运动”首届年会上发表演说。
在为和平抵抗辩护时，罗素伯爵为了人类的利益，有条不紊地呼吁禁止核武器；凡是支持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人和那些乐于接受合理的劝说的人，都会对他的话感兴趣。
朋友们：
今天下午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作为被用于与核危险作斗争的诸方法之一的非暴力和平抵抗辩护。许多人认为这种方法不可能达到其目的，有些人则按照原则从道义上反对这种方法。他们大多会承认，当法律要求有关个人去做某件他认为邪恶的事时，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正当的。根据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提倡并践行作为做以下事情的一种方法的非暴力和平抵抗：使人们知道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并说服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反对目前影响世界上许多最强大的政府的那种疯狂。我承认，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宣传方法的和平抵抗很难证明是正当的，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比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更极端、更重要。想想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目前许多大国的政策不作彻底的改变，那么今天在场的各位，十年之后极不可能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处境格外危险。这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危险。
反对者会说：“但是，为什么你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政治宣传方法?”我们之所以不能满足于这些方法，主要原因是，如果只使用合法的方法，那么就很难——而且常常不可能——使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为人们所知。所有的大报都反对我们。电视和电台只勉强给我们一些短暂的机会陈述我们的观点和理由。反对我们的政客得到充分的报道，而支持我们的那些人则被称为“歇斯底里”，或被说成是为对某位政客的个人敌意所驱使。主要是很难使我们的观点和理由为人们所知，这才迫使我们有些人采取非法的方法。我们的非法行动，因为具有耸人听闻的新闻价值，所以就得到报道，于是偶尔就会有一家报纸，让我们说明我们为什么那么做。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不仅我们2月18日的示威得到了世界各地广泛的报道，而且，作为一种直接的后果，所有各种报纸——国内和国外的报纸——都要求我们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并将这些陈述加以刊登，而这是他们以前所拒绝登载的。我还认为，这么多神情严肃的示威者，看上去根本不像以前报纸上所说的是“胡闹”，这种场面，即使是在照片中，也会使人们普遍相信，不能把我们的运动说成是歇斯底里情绪的爆发而不予考虑。
无论是大众还是官方，对有关的主要事实的无知已开始逐渐减少，我们希望政府的一些官员，或许还有一两家大报，能够及时地获得有关他们加以妄断的那些可怕的问题的一些知识。
一些按照原则反对非暴力和平抵抗而批评我们的人说，我们靠的是胁迫，而不是说服。哎呀，我们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胁迫任何人；再说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到了足够强大的地步，目前的方法也就变成没有必要了。我要拿3月29日《卫报》上威尔斯登主教的来信当作反对我们的人的论点的典型。你们可能会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反对一位主教，是鲁莽轻率的，但是——非常大胆的——我还是要试图完成这个任务。威尔斯登主教说，我们的示威是企图强迫社会接受我们的看法，而不仅仅是表明我们的观点。他本人并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那种困境：在各大媒体全都联合起来试图不让人们知道我们的观点和理由的情况下，很难将我们的主张公之于众。按照这位主教的说法，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少数人用势力迫使多数人服从。在我看来，这是我所听到过的一个最牵强、最荒谬的论点。发誓不使用暴力且手无寸铁的少数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以大众的冷漠为后盾的统治集团的所有势力呢?这位主教接着又说，这种方法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或独裁。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德国的纳粹分子就是显著的例子。但是他们的方法并不是非暴力的。我们的这种非暴力的方法，只有靠说服才能成功。
有两个论点常常被用来反对非暴力的和平抵抗。一个是和平抵抗使那些要不然可能会支持的人产生敌对情绪，另一个是和平抵抗造成反核运动内部的不和。关于这两个论点，我要说几句。我完全不希望看到所有反对核武器的人全都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我认为，实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组织与不搞和平抵抗的组织最好能并存，以适合不同性情的人加入。我不相信一个实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组织的存在，会妨碍任何人加入不实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组织。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因厌恶狂热的极端主义者而却步不前，但我认为这些人反正不管怎么样都会为自己却步不前找借口。相反，我认为，我们的运动具有吸引许多要不然可能会保持冷漠的人的那种活力和魅力。
至于不和，我承认，它们是令人遗憾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必然的。使用不同技巧的社团之间没有理由不和平共处。我想，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我来说，非常钦佩“禁止核武器运动”的所作所为，我希望它的工作能继续顺利进行。但是我认为，那些相信非暴力和平抵抗的人的工作，至少同样是有价值的，尤其对报界来说，它具有新奇的吸引力。
许多人说，虽然在没有民主的地方和平抵抗可能是正当的，在人人都分享政治权力的地方它就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对非常明显的事实故意视而不见的论点。实际上在每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里，都有与我们类似的运动。美国有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加拿大，它们差一点获得权力。当然日本的运动声势非常浩大，而且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另外，就以21岁以下的人的问题为例。如果政府为所欲为，这些人就会全被杀掉，而没有任何重视他们求生愿望的合法手段。再想想，在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国家里，制造舆论的方法。大报属于有钱有势的人。电视和电台有十足的理由不得罪政府。大多数专家，如果他们说实话，就会失去职位和收入。
由于这些原因，控制舆论的势力完全倒向有钱有势的那一边。那些既无钱又无势的人，除了能发现在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下统治集团所能谴责的那种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纠正这种一边倒倾向的方法。在每一个现代大国中，都有一个旨在不但不让大众，而且还不让政府知道事实真相的庞大机构。每一个政府都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且不可避免地全都更喜欢对其偏见阿谀奉承的专家。重要的公众人物对核战争问题的无知，使那些对这个问题作过公正研究的人十分吃惊。而公众人物的这种无知，涓滴成流，慢慢变成了人民的声音。我们的示威抗议，针对的就是这种极度的人为的无知。我要举几个这种令人震惊的无知的例子：
《每日邮报》在一篇关于民防的报道中说，放射性坠尘一旦落地，就很快衰减，因此，躲在掩蔽部里的人无须在那里待很长时间。事实上，只拿放射性坠尘的两种最危险的成分来说——锶90有28年的半衰期，碳14有5600年的半衰期。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们得在掩蔽部里待像从建金字塔到现在那么长的时间。
举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首相最近毫无保留地说“不会有偶发的战争”。我所遇到过的那些研究过这个问题的非政府专家注66，他们所说的，无一例外，全都与此恰恰相反。有发表权威性言论的特权的C.P.斯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最多在10年之内，这些核弹有些就会发射出去。我是尽可能负责地说这番话的。那是必然的事情。”约翰·B.威彻尔，一位为抗议政府核军备政策而辞去加拿大原子研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工程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即刻报复的要求导致一触即发的局势，而这种局势使得核战争成为统计学上必然的事情。”他接着又说，那些他称之为“官方撒谎者”的人会说不可能出现那种错误。他回答他们说：“让我明确而且强调地说，没有任何一种防护措施可以被认为是适当的。”
我还可以给出其他许多表达同一看法的引语，而且，除了出自政府雇员的引语外，无一表达相反的看法。麦克米伦先生应该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他显然并不知道。
我还要举首相乐观无知的另一个例子：他最近在渥太华发表演说时提到英国的中立主义迹象，并告诉加拿大人不要为那些迹象担心。他说：“一旦向他们发出召唤，这些年轻人就会像他们过去常做的那样，从中立主义者的阵营径直投奔女王陛下的军队。”他们的动作要相当快才行，因为他本人所领导的那届政府告诉过我们，他们只有四分钟时间。四分钟一到，他们就会死亡，不管是在女王陛下的军队里，还是仍然在中立主义者的阵营中。与战争有关的古代修辞性语言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麦克米伦先生完全无法认识到这种语言与现代军事事实相去甚远。
不仅媒体不轻易公布对官方政策不利的事实，而且由于这种事实是令人不悦的，所以大多数人很快就把它们淡忘了。英国有多少人知道美国国防部长所发布的关于就目前的军备来看如果发生核战争可能会造成多少人伤亡的官方报告?他的官方猜测是：美国一亿六千万人，苏联两亿人，再加上英国和西欧所有的人。他并不将这看作是改变美国政策的理由。当人们把这一估计数字与如果现行政策继续下去几乎肯定会发生核战争这一情况结合起来时，说英国政府赞成一条如果坚持下去将会导致我们每一个人都死亡的路线，显然就不是不公正的了。而大多数英国人都支持将会导致这种可怕的灾难的政策，可能就显得很奇怪了。我并不认为英国选民会继续这样做，如果使他们注意这些事实，并且予以强调，而使他们不再能忘记它们的话。这是我们目的的一部分，也是使惊人之举成为必要的那种缘由的一部分。
英国大多数人不知道美国军备专家对英国这个盟邦和英国想要成为核大国的愿望所采取的态度。对美国的这方面政策叙述得最有学术水平、最详细的，是赫尔曼·卡恩的巨著《论热核战争》。
他异常冷静，通过仔细计算对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作出估计。他相信，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或多或少都可以在核战争过后幸存下来，而且用不了很长时间就能达到经济的复苏。显然——虽然对于这一点他含糊其辞——美国和俄国都会立即着手准备下一次核战争，这种事情会继续进行下去，直至因存活下来的人不够而无法为下一次核战争制造核弹。这一切使思想开明的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非常严厉地批判卡恩先生。显然，他们并不了解他只是在阐述美国的官方政策。
然而，他的论述还有令英国人特别感兴趣的另一面。他认为，作为一个盟邦，英国丝毫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他以很长的篇幅论证：如果俄国攻击英国而不攻击美国，美国不会干预，尽管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采取必要的行动。他表示并不反对英国中立，而且对于英国应该组织一个它应是其中一员的非核俱乐部的建议未能奏效，坦率地表示遗憾。在军备政策上持正统观点的英国人，似乎并不知道美国人的这种看法。它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因它认为英国的军事力量弱得可怜，在战争期间保护英国是完全不可能的。反对英国中立主义的英国人全都情绪激昂地论证说，如果英国中立，西方的力量就会减弱。但是，这显然不是美国正统的军备专家的看法。
公众所忽视的不仅是些令人不快的事实，而且还包括一些应当被认为是令人愉快的事实。赫鲁晓夫一再提议通过协议进行全面裁军，并与此相配套，进行西方也许所要求的任何级别的检查。西方耸了耸肩，说“当然，他不是真诚的”。然而，这并不是西方政府所真正重视的论点。赫鲁晓夫宣布，他希望共产党人能通过和平宣传征服世界。西方政府担心他们不能进行同样有效的反宣传。正如杜勒斯一不留神所说的，“我们正在输掉这场冷战，但我们可能会在一场热战中获胜。”他并没有解释他所说的“获胜”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的意思是：到最后可能还有6个美国人，而俄国人只有4个。
至于真诚，我们怀疑俄国人对我们是否真诚，与俄国人怀疑我们对他们是否真诚，至少同样是正当的。英联邦最近投票一致赞成普遍和全面的裁军。由于在这件事情上与赫鲁晓夫完全一致，而美国的态度则相反，所以，可能会使人以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英联邦的这次投票，会导致与苏联政府的和解。然而，不但没有达成和解，肯尼迪和麦克米伦最近反而加强联盟，提议签订会使英国完全不可能裁军的条约。因此，我们不能把英国在英联邦中的投票看作是英国政府的真实愿望的表示。
我认为，虽然我们在努力鼓吹英国单方面裁军，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赋予我们的努力以国际意义的那些更加长远的目标。让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样的国际目标必须成为终止核战争的任何企图的一部分。
首先要认识到，如果要想不发生核战争，就必须不发生战争，因为，不管签订什么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任何战争都必定会变成核战争。而如果要想不发生战争，就必须有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机构。这就需要一个能对争端进行仲裁、并且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各方服从其裁定的国际权威。这一切，在东西方关系像现在这样紧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整个世界处于核恐怖状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发生。在人们能够得到大大降低核战争的危险性的任何东西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美、俄、中三国之间的条约，和一个不但禁止核武器，而且也禁止生化武器的协议。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是英国所能帮助或阻止得了的。我并不这样认为。自1945年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谈判都失败了，因为只有相互竞争的两个集团的代表参与谈判，而他们各自出于威望的动机，都觉得不能向对方作丝毫让步。如果要想使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那就必须通过中立国的友好调解来促成。英国，如果中立的话，就能在这种慈善的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英国在这方面就无能为力了。
这些展望，虽然有点遥远，但我认为，在我们从事也许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全国性运动的那种事情时，应当牢记在心。我们必须记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旦发明出来，就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即使现在人们一点也感觉不到这种威胁。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进一步记住，除非彻底消灭战争，否则人类注定要灭亡。要终止支配人类生活长达六千年之久的战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是一项值得全世界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投入所有的精力和思虑的工作。我认为这种较为广远的展望，在困难时期，可能有助于防止气馁和幻灭。我认为我们的运动，是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英国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虽然这只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东西的一小部分。
罗素勋爵对上面这篇演说所作的即席补充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东西，和使得我们愿意为这个事业作出牺牲的东西，是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异常的邪恶。我们过去总认为希特勒邪恶，因为他要想杀掉所有的犹太人，但肯尼迪、麦克米伦，以及其他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却实行可能会导致不仅杀掉所有的犹太人，而且还杀掉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政策。他们比希特勒还要邪恶得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个概念十分可怕。它是一种任何一个还有一点人性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东西。我不愿假装服从一个正在筹划屠杀全人类的政府。我要尽我所能，以任何一种看来可能是富有成效的非暴力方式，反对这样的政府。我应该劝你们所有的人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不能服从这些凶手。他们邪恶可憎。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人，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反对他们。
［这篇即席讲话的最后一句——“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为报刊所摘引，145并在全英国和世界各地发表，而这些报刊通常都不登这篇即席讲话的全文，也不说明在这篇即席讲话之前还有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说，它提供了支持这样一个结论所必需的文件证据。］
1961年9月12日我在博街治安法庭的陈述
如果庭上允许，我想对我目前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的理由作一简短的陈述。这是我个人的陈述，但我希望那些被指控犯有同样的所谓罪行的人，会赞同我所必须说的话。
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很不情愿地被逼向非暴力的和平抵抗。
从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广岛投下那枚原子弹起，核战争的危险一直使我深感忧虑。我开始试图以完全正统的方法警告人们。我在美国空军在日本投下那两枚原子弹后三个月，便在上议院的一篇演说中表达了我的担忧。我召集世界各地最杰出的科学家，现在我是他们定期召开的会议的主席。他们发布有关核战争、它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防止其发生的方法的一些明智而且含有缜密推理分析的报告。没有一家报纸注意这些报告，它们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舆论，都不起任何作用。通俗报刊极度轻视并取笑那些反对核战争的人的努力，电视则封锁我们的消息，很少有例外。在最近几个月，有家电视公司，而且只有一家，给我两分钟时间讲一些普通的平凡陈腐的话，但是当我说我想谈谈柏林时，他们便收回了成命。
在我们有些人看来，在一个应该说是民主的国家里，公众似乎应当知道目前东西方大国的政策可能会造成的后果。爱国心和人性同样都促使我们寻求某种拯救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的方法。任何人都不可能希望我们的家人、朋友、同胞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在一场将只有输家而没有赢家的争夺中遭到屠杀。我们觉得，让人们知道这些事实，从而至少拯救十亿人的生命，乃是一种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们不能以服从命令来推卸这种责任，我们深信，如果核战争的可能性和恐怖更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这些命令就不会发布。
我们采取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出于无奈，因为与其他让人们知道事实的方法相比，非暴力的和平抵抗能得到更充分的报道，而且那还会使人们询问，究竟什么促使我们采取这种做法。在此受指控的我们，准备遭受牢狱之苦，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拯救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宣告我们有罪，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事业，因而也是在帮助人性。
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继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消除始终威胁着人类的这个最大的灾难。
当我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时所散发的一张传单的正文
伯特兰·罗素的一封来信
致世界各国所有仍然能进行清明的思考或人的感知的人：
朋友们：
我同一些受人敬重的同事一道，得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因为，谁知道大屠杀有多快就会发生?
东西方各国的人民，在寻求威信的顽固政府和一心想保住自己的职位的、堕落的官方专家的误导下，乖乖地默然同意几乎肯定是以核战争告终的政策。
应该是有两方，每一方都宣称代表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欺骗——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束人类的生存。
你、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因几个残忍但却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而遭灭绝。为了取悦这些人，所有的私人感情，所有的公众希望，所有的艺术成就、知识和思想，以及今后可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永远被消灭。
我们这个被毁后没有生物的星球，将继续毫无目的地绕着太阳运行无数个年代，没有欢乐和爱，也没有偶尔创造赋予人类的生存以价值的美的智慧和力量，对太阳加以弥补。
就是因为试图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才被关在监狱里。
伯特兰·罗素
奥古斯塔斯·约翰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我在工作室（不是你知道的那一间，而是更里面的那一间）里工作时，园丁捎来了你的口信。我告诉他怎么回话，他说他懂了，但我不知道他回得是否正确。我想说的是，我相信示威的目的是正确的，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为之入狱。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我身体不行，但我还得听从我的医生的指示，我认为他曾在我因患冠状动脉血栓症而处于病危时，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曾就诊于一位杰出的医学权威，他对我的病情抱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但是我的本地医生并没有被吓住，他继续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治疗，结果，我确信，他救了我的命。
这一切都是我个人隐私，请勿外泄；我相信，尽管园丁当时在电话中没有说清，现在这一切你已了解。我希望18日的示威取得最大成功，虽然我只能在精神上支持你们。
你的诚挚的
奥古斯塔斯·约翰
［所盖邮戳的日期为1961年2月15日］
汉普郡 福丁布里奇
弗赖尔恩大楼
又及：不用回信。
1961年10月29日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演说
朋友们：
最近几十年，有许多人强烈谴责德国人让纳粹这个恶魔成长起来，致使他们国内的暴行愈演愈烈。这些人责问道：“德国人怎么可以让自己对这个恶魔保持无知?为什么他们不冒着牺牲他们的安适、生计，甚至生命的危险，与之斗争?”
现在一个包罗更广的危险威胁着我们——核战争的危险。我很自豪，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群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他们拒绝对这个危险保持无知，或者说，他们拒绝对有关使我们能够，并且迫使我们，生活在这种危险中的那些政策的事实保持无知。我更为自豪的是，自己能与许多这样的人共事；他们不管要冒多大的危险，吃多大的苦头，都愿意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支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怕被人斥为傻、爱出风头、犯法、卖国。为了使大家注意他们作出努力才得知的事实，他们遭受，有时还屡遭，流放和监禁。能在这里对他们之中这么多人说声欢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快乐——我希望我能对他们所有的人说声欢迎，但他们之中有些人还在监狱里。然而，在达到我们近期的目标和核战争的威胁成为过去的事情之前，我们大家谁也不可能完全快乐。等到达到我们近期的目标和核战争的威胁成为过去的事情时，我们已采取和将采取的那种行动，就不再需要了。
我们全都希望不会有核战争，但我认为我们的国人，或甚至我们今天在场的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在接下去的几个月中很有可能发生核战争。我们全都知道赫鲁晓夫恢复了核试验，而且他扬言要试爆一颗五千万吨级的核弹。
我们全都强烈反对这些挑衅的行为。但我认为我们不太知道的是，在美国赞成在近期发动一场核战争的情绪急剧高涨。在美国，国会的行动主要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院外活动集团决定的。既代表军火公司的经济利益又代表陆海军上将的好战热情的军火院外活动集团，势力非常大，美国总统是否能抵挡得住它所施加的压力，非常值得怀疑。它的目的公布于最近由空军协会发布的一个政策声明中，那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可怕的文件。文件开头就说，维持现状作为国家的一个目标是不适当的。我引述其中的一段话：“自由必须埋葬共产主义，否则就会被共产主义所埋葬。彻底消灭苏联体制应当是我们国家的目标，我们对所有自由的人所负有的责任，我们答应给予所有不自由的人以希望的承诺。”他们所答应给予的是一个奇特的希望，因为它只能在天堂里实现，因为西方所能希望履行的唯一“承诺”是把东方所有的人都变成死尸。发表这一声明的那些高贵的爱国者忘了提及西方所有的人也将被消灭。
他们说：“我们决心以行动支持我们的言论，甚至不惜一战。我们追求的不只是保护我们的自由，还要扩大我们的自由。”西方战争贩子最喜欢的“自由”这个字眼，必须在有点奇特的意义上来理解。对于战争贩子来说，它意味着自由，而对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来说，它意味着监禁。一种与此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自由，存在于苏俄。我正在讨论的那份文件说，我们应当用核弹来对付苏联的侵略，即使这种侵略没有使用核武器，而且即使它只是渗透。那份文件说，我们必须具有“战斗、取胜和在全面的核战争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能力”。这个目标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通过使用他们那种奇特的“自由”，使大家相信他们的谎言，他们希望说服蓄意无知的舆论，加入他们的死亡竞赛。他们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氢弹将不是他们必须提供的最厉害的东西。他们说：“核武器并不是军事发展的终结。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核武器——无论它们的数量怎么增加，它们的杀伤力怎么增强——标志着军事系统的发展中战斗部队的终结。”他们对于自己的意思解释说：“我们必须利用美国的航天技术作为国际势力均衡的一个首要因素。”最后，他们得出一个崇高的结论：“苏联的目标既邪恶又固执。人民（即美国人民）愿意为将共产主义从国际舞台上消灭掉而努力，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愿意为之而战斗。让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一目标而奋斗。”
这份等于宣判人类死刑的残暴文件，并不是什么公认的怪人在随便说大话。相反，它代表着军火工业巨大的经济力量，这股力量通过聪明地逐渐灌输裁军会造成新的经济萧条的那种恐惧，而在公众的心目中得到加强。尽管《华尔街日报》向美国人保证不会发生新的经济萧条，从生产军用品转为生产民用品不会造成什么混乱，这种恐惧还是逐渐灌输进了民众的心里。其他国家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支持《华尔街日报》的这种看法。但军火公司却利用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作为将纳税人的钱转移到他们自己的钱袋的工具。他们正在冷酷而且可能是有意识地将世界引向灾难。
两天前，《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美国已决定，将以武力对付东德想要关闭东西柏林之间腓特烈街十字路口的任何企图。”
关于美国和苏联的这些事实，使我更加相信，我多年来所主张的、而且我们有些人也都赞成的目标，是正确的。我认为英国应当中立，退出北约组织——反正她给北约组织所增添的力量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英国中立，没有自己的核弹或美国核弹虚幻的“保护”，没有外国部队的基地，会比较安全；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如果英国中立，她就可以比现在更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多做些事情。我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都不应当单方面裁军，因为任何不先裁军的一方，必然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我认为，它们应该在谈判并达成协议之后才裁军。为了达成这种协议，我认为英国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认为，只有中立国组成一种平衡委员会，提出并说服双方接受一些可行的妥协方案，美俄之间才有可能达成协议。到那时，英国就可以有益地将其政治经验提供给这种委员会。在目前情势下，她无法促使各国政府朝着和平的方向迈进。我倒愿意作这样的设想：如果英国作出表率，单方面裁军，不受拘囿地努力捍卫和平，它就会说服其他一些国家也单方面裁军。然后我们就能够加大力度，说服美国和俄国多边裁军。
我听说有人批评我们只支持消极的目标。我想指出，刚才概述的策略是很积极的。我们所有的目标，无论是短近的还是最长远的，都是积极的—— 不管对它们是否恰好以消极的措辞来陈述。
但还是言归正传——
英国政府不像美国政府那么冷酷无情，但它不敢公开反对美国的侵略主义。我们希望，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能够克服这种畏怯。我们的方法必须受制于“时间已不多了”的这种认知。指责我们不服从命令的人，就是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惩处那些不不服从命令的德国人的人。不只是我们这里有百人委员会，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也都有相继成立的百人委员会。自9月17日以来，世界各地的个人、已经建立起来具有类似目标的运动团体，甚至其他国家新近成立的百人委员会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震惊的。世界各地的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受到鼓励。我们必须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由要求抛弃核武器和抛弃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的人参加的、世界范围的群众运动，而且必须动作要快。虽然时间可能不多了，但我们运动的力量在一天天增强。
我重复，而且将继续重复说：
我们能够获胜，而且我们必须获胜。
以上演讲的附注：
［当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放弃暴力之后，战争的危险就变得不那么迫近了，而且俄国的政策也变得比较温和了点。］
给吴丹的建议 事由：平衡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应该授权秘书长任命一个完全由中立的会员国代表组成的小型委员会，负责调查东西方之间有争论的问题，以便提出双方都能接受而又不失颜面的妥协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应当偏袒任何一方，因为如果偏袒某一方，另一方就不会接受。它们还应该能够使得在像柏林这样的危险地点减少摩擦。
这个“平衡委员会”应当就它所调查的任何问题发表建议，并且首先设法动员中立国支持这些建议，然后，如有可能，争取东西方谈判者支持这些建议。“平衡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在其本国具有声望，但不应当对其本国政府负责。
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小型的，因为不然的话，它就不能及时作出各种决定。“平衡委员会”的建议可望及时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令双方难以抗拒。
关于古巴危机的声明
以下两封与中印边界争端有关的信，没有刊布在《非武装的胜利》一书中。因此我就将它们收录于此。
伦敦
罗素伯爵
亲爱的勋爵：
很荣幸收到你1962年11月16日和19日的信，而且很高兴地拜读了你对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声明。你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和努力，以及你对世界和平的极度关注，使我深受感动。我衷心感谢你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及你在信中所表达的对美国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谴责。
中国政府于1962年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三点建议。不幸的是，这三点建议一再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为了扭转由于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并继续扩大边界武装冲突而日益恶化的中印边界情况，为了显示其停止边界冲突及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三项措施，其中包括中国部队单方面停火，并主动全线撤离边界。现在，我想告诉你，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印边界的中国边防部队已全线停火。我相信这与你在信中所表达的意愿相符。
你在11月19日的信中提议：“所有的部队都撤出这个特殊的地区——即印度自1959年至1962年9月8日占领、而中国认为是其领土的地区。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在其11月21日的声明中已宣布，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然后再进一步撤离1962年9月8日以前占有的阵地。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能对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作出积极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旦印度政府这样做了，中印边界就会变得安宁，中印之间就能建立4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不用说，该地区的中印行政当局各自将在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的自己一边继续行使行政权。
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将乐意改变其过去的态度，诚心诚意通过友好的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我希望你继续运用你特殊的影响，促使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作出积极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中国政府也希望所有友好的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公众人物发挥他们的影响，促使印度政府回到谈判桌上。这些努力将是对和平的巨大贡献。
请接受我衷心的祝福。
周恩来</a>
1962年11月24日
于北京
英国 梅里奥尼斯郡
彭林代德赖斯 普拉斯·彭林
罗素伯爵收
编号：2155-PMH/62
机密
亲爱的罗素勋爵：
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回你11月23日的来信及随后拍来的电报。当然，你什么时候想给我写信，都可以写信给我，我随时欢迎你的赐教。
我已仔仔细细地考虑了你信中所说的话。毋庸说，你对和平的热爱使我非常感动，并且在我的心中引起共鸣。我们当然不想让同中国的这场边境战争继续下去，当然我们更不想让它扩大而使得核大国也卷入这场战争。印度同样也有战争心理扩张、军队力量增强的危险。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中国的侵略使得印度群情激愤，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径不加以某种程度的关注的话，任何一个政府都得垮台。印度共产党迫于形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即便如此，这里共产党员的处境还是很糟糕，他们的组织因民众的愤恨而正在逐渐消亡。
此外，在做决定时还有其他各种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必须牢记在心。如果有一种民族屈辱感，这对印度人民会有很坏的影响，而且我们振兴民族的一切努力都会遭到很大的挫折。目前印度全国上下群情激昂，这种高涨的情绪，除了军事方面以外，还可以用来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工作能力。存在着关于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显而易见的危险，但也存在着我国人民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思考和从威胁我们的那些危险中受益的种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完全与民情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有和民众一样的情绪），那么结果就会像你所担心的那样。其他人就会接管，把这个国家推向灾难。
中国的提议，实际上意味着他们获得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拉达克，他们将来可以利用该地对印度再次发动进攻。正如你所知道的，当今的中国可能是唯一甚至连核战争都不怕的国家。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不在乎损失几百万人，因为中国还会有几亿人活下来。如果他们能从这次侵略中获益，那就会使他们进一步进行同类的尝试。那会终止所有的和谈，而且肯定会导致世界核大战。因此，我觉得，为了避免这个大灾难，同时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手无寸铁的人民变得坚强，我们不应当向我们认为是邪恶的势力投降或屈服。这是我从圣雄甘地那里学来的教训。
然而，我们并没有拒绝中国的提议，但我们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双方都体面的解决方案。我还是希望中国会同意这个方案。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想破坏停火，恣意进行军事攻击。
如果这些初步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和平的方法解决边界问题。这些方法中可能甚至还包括委托仲裁。
就我们而言，我们希望坚持不结盟政策，尽管我承认，接受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确实对这一政策多少有些影响。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所提到的那些更为宽泛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考虑。我们并不想做任何会危及我们星球的事情。然而，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向中国人屈服，从而他们觉得他们实行的政策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那么我们的星球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你的诚挚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962年12月4日
新德里
总理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