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比肩的理想与信仰
3个月前 作者： 罗素
一、快乐的理想
二、理想与兴趣
三、理想的素质
四、高尚的信仰
五、知识与价值
一、快乐的理想
大家都知道威尔斯写过一本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在这本小说中，机器的主人能到过去和未来旅行，能让他看见自己过去和未来是怎样的。然而人们却常常想不到在今天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斯所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到过纽约和芝加哥的欧洲人等于看见了未来，因为如果欧洲度过了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当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过去，在印度更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
西方文明包括南北美洲、除俄国之外的欧洲和隶属英国的自治领土。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点在美国最为明显而且最为进步。我们惯常把进步看作是人人所承认的，总要毫不犹豫地假定过去100年间发生的变化是趋向变好，而且今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信念以沉重的打击，因此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内也不会回到那种时代。在英国，加在这种乐观主义之上的打击相比之下要小些，在美国那就更小。
正像大家知道的，中国的文明是根据耶稣以前500年就已盛行的孔子</a>的学说而建立的。孔子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性上是前进的，正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民所达到的幸福的程度，是衰败的今天既称赞又难以实现的。当然，这种看法是荒谬的，但实际所产生的结果是使孔子像古代其他大师一样，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不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方面，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至今日，他的品德一直刻印在中国文明之页。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战争的国家，经过300多年，他们建立了现在版图上的这个国家，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内存在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与其相比。中国尽管遭到过外族的入侵，蒙古和满洲人建立过朝代，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传统思想以及同它一起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只是到了今天，由于同西方和西方化了的日本相接触，这种传统思想才开始衰败起来。
一个具有如此卓绝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一定值得我们尊重和加以研究。它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在一起。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的伦理学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它并不使一般人感到太高，以致实行不了。在本质上，孔子的学说很像存在于欧洲18世纪“绅士”的陈旧理想。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能说明这一点：《论语</a>·八佾》中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像每一个道德说教者所要做的，孔子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方面的问题，但他绝不强迫人去做任何违反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论语·子路》中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取其中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原则怎么样？”他回答道：“那么，你对于善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原则是由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提倡的，道家学说比孔子学说更类似于基督教的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a>（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变诚实。即使某个人是不好的，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危害。”老子有些话同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训里有些话惊人地相似。例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被看作国家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这正是中国的特点。道教虽然保存下来了，但主要作为法术流传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它的学说，对于统治这个帝国的有经验的人来说似乎是虚无缥缈的，而孔子的学说明显地被看作可以避免社会阻力、巩固统治的工具。老子宣传一种无为的学说，在《道德经</a>》中，他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然而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喜欢孔子的那些自制、仁爱和礼让的格言，如果把它们与更为强调的善结合起来，这正是明智的统治者所做的。在中国绝不会像现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那样，同时存在两种伦理体系，一种是理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践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而是说他们都企图如此去做，而且也希望别人也如此去做。但在信仰基督教伦理学的国家中，基督教伦理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对于这个罪恶的世界来说，是太好了，以至于不能达到。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种是我们宣传但不实行的，一种是我们实行的但口头上很少宣传的。基督教像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亚洲。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它也强调个人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特点的来世学说。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抵抗的学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基督教成了强有力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来解释，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与君主”，受到大大的欢迎。今天，在竞争的工业制度影响之下，稍微谈到不抵抗学说也会受到藐视，所有的人都被期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之外都是软弱和愚蠢的。
中国人既不采用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用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在实践上，这类情况是很少出现的。而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采用斗争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并不称赞战争中或事业上的战胜者。首先，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赞的是学问，而不是别的；其次，与学问常常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称赞文雅和礼貌。在古代，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予考试竞争中得胜的人。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取士制度，因此在过去两千年中，在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例外，他的每代家长都封有爵位。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人才开始懂得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比起从前的道德说教更实用的东西。年轻的中国人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而且可能很难再对老的传统抱有足够的尊敬。然而，大多数现代的人，除少数例外，仍保留着中庸</a>、礼让和一种温和的气质。这些品质再经过几十年西方化和日本的影响是否还能保留下来，是值得怀疑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中国和我们西方的主要差别：他们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别人的权力和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太懒散也太好脾气了。但是，说他们懒，这只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他们不像俄国人那样的懒，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愿意努力工作。雇主会看出他们是非常勤劳的。但他们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因为不工作就会感到厌烦，也不是因为要满足自己好动而工作。当满足了生活所需，他们就以此为乐，不再想通过艰苦工作来改善生活了。他们具有极大的享受清闲娱乐的能力——看戏、清谈、鉴赏古代艺术品或在优美的环境中散步。按照我们的想法，这种消磨人生时光的方式，有点儿太轻松乏味了，我们更敬重那种整天跑办公室的人，即使他在办公室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害的。
也许居住在东方的白种人，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从我认识中国之后，我就把懒散大体看作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好品质之一。我们虽然可以靠奋发的精神去完成某些事情，但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完成的这些事情究竟是否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已经表现出惊人的技术，其中一部分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过奢侈生活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残杀活动。我们已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其部分是服务于教育、卫生和其他有用的事，而其余部分则是服务于战争。在今天的英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儿才用于有用的事情。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国家收入用项的比例情况比英国更糟。我们已有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好的警察制度，它的部分职能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而部分职能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的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为止，绝没有这些事情。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同普通西方人的实际眼光相比，人们立即会发现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成就某种有用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他们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第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讨论，第二点也许同样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汉学家基尔士教授在吉福尔特讲演“孔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最后曾说，在中国阻碍基督教教义传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原罪学说。我们生来全都是带着罪恶的，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的惩罚。如果说这种罪恶只适用于白种人，中国人也许不难接受这种学说，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和祖宗正在地狱中受惩罚，他们就会大怒了。孔子教导说，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他们后来变坏了，那是由于坏人和恶习的影响。这种和传统的西方正统教义的区别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看作是道德的先知先觉者，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愉快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在我们的德行概念中，有一种适合爱管闲事的活动范围，这种态度就来自原罪概念。它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也使人变成伪君子，因为这种因循的标准，大多数人实行起来太困难了。在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这里，道德训诫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尊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要有礼貌。这些不是很难的义务，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所能做的。总的来看，中国人的这些道德标准，也许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所不能做的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更好一些。
没有原罪概念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比起西方人来，人们更愿意把自己的不同意见诉诸证据和理由。而在我们西方人中间，不同意见很快会变成“原则”问题：每一边都认为对方是罪恶的，而且认为稍有让步就等于参加了对方的犯罪活动。这就使得我们中间发生的争论总是激烈的，而且实际上很容易使用武力。在中国，虽然也有爱动武的军人，但没有人认真听他们的，就连他们的士兵也这样。他们打仗也几乎是不流血的，因此，他们造成的危害也比我们知道的西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战争要小得多。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民政管理人员在内，尽力做他们的事情，就好像那些当官的和他们的军队不存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争论常常靠某个第三者的调节来处理。互让被人们看作是基本原则，因为为了顾全双方的面子，这是必要的。关于顾全面子，虽然其中有些做法使外国人感到可笑，但它是中国人最宝贵的风俗，它使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比西方更少具有残忍性。
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只有一个严重缺点，那就是，它不能帮助中国对抗好战的国家。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中国这样，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幸福，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喜欢战争和尚武，那么已不再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如果要保持他们的国家独立，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模仿我们的恶行。不过，我们别以这种模仿将会成为一种进步的话来奉承我们自己了。
二、理想与兴趣
在这里，我不准备考察那些生活赖以建立的巨大兴趣，而想探讨那些充实闲暇时间，并给予人在完成严肃的事务之后以娱乐的兴趣。
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妻儿、工作和经济状况是他殚精竭虑的主要内容。即便他有种种婚外恋，这些桃色事件本身大概不会使他牵肠挂肚，而它们对他家庭生活的影响则会让他焦虑不安。此处，我不认为与工作紧密相关的兴趣是闲情逸致。
以科学家为例，他必须紧随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对这类研究，若遇到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东西，他的感情便是热烈和鲜明的，不过，要是他浏览本行以外的另一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心情就大不相同了：不用专家的眼光，也不那么挑剔了，而且更无偏见了。即使他得用心追随作者的思想，他的阅读依然是一种放松，因为这与他的职责毫不相干。如果这本书使他感兴趣，那么这样的兴趣也属于闲情逸致，因为这一兴趣是不能移至与他自己课题相关的书本上去的。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便是这类处于人们生活主要活动之外的兴趣。
忧伤、疲劳、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在于对和自己生活没有利害关系的东西不能产生兴趣。结果便是清醒的头脑总是在思考某些问题，它们或许都包含了焦虑和担忧的成分。除了在睡眠中，清醒的头脑永远不能歇下来，而让下意识中的思想慢慢地孕育其智慧，结果是容易兴奋、缺乏洞察力、烦躁、易怒以及丧失平衡感。所有这些既是疲劳的原因，也是疲劳的结果。
当一个人感到越来越疲乏，他对外界的兴趣便渐渐丧失，而当它们渐渐消失时，他便失去了它们原先给予的宽慰，结果他变得愈加疲乏。这一恶性的循环十分容易造成人的精神崩溃。对外界的兴趣令人有愉悦感，是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行动。决断事情和实践意愿，都是十分令人疲倦的，特别是在仓促而又无意识帮助的时候。凡是那些在作出重大的决定之前得先“睡一觉”的人，真是对极了。不过，下意识的精神活动不仅仅发生在睡眠之中，而且也发生在清醒的头脑用在别处的时候。凡在工作之后便能将其忘却，并在第二天来到之前不再想起它的人，比那种在工作前后总是为它操心的人，能更出色地做好工作。
而且如果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尚有多种兴趣，那么在应该工作的时候忘记它，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没有其他兴趣爱好的人，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重要的是，这些兴趣绝不可以再度运用那些已让整天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的官能。
它们不该包含意志和当机立断的本领，它们也不该像赌博那样涉及任何经济因素，而且它们一般也不可使人过度兴奋，造成感情疲倦，使意识和下意识都不得安宁，许许多多的娱乐活动都具备这些条件。看比赛、上戏院、打高尔夫球，如此看来都是无可非议的。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读些与其职业活动无关的书籍也是一件好事。不管有多大的烦恼事，它不该使你在醒着的全部时间内绞尽脑汁。
在这方面，男人和女人间存在着一大差异。总的来说，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忘记他们的工作。对于操持家务的女人，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不能变动工作地点，而男人离开工作场所后便可以获得一种新的情绪。不过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女人，在这方面和男人的差别，几乎同在家工作的女人一样。她们感到很难对没有实用意义的事情发生兴趣，她们的目标控制着她们的思想和活动，她们难得迷恋完全不费心神的闲情逸致。
我并不否认有例外，但此处我说的却是一般的情况。例如，在一所女人学校里，若无男人在场，那些女教员们的晚间话题总离不开本行，而在男人学校里，男教员们就两样了。对女人来说，这一特点表明女人比男人更真心诚意，然而我不认为这种真诚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会提高其工作的质量。相反，它会造成视野狭窄，往往导致狂热和盲信。
一切闲情逸致，除了具有放松意义外，尚有多种功效。
首先，它有助于人们保持均衡协调的意识。我们十分容易沉溺于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小圈子，自己的一种工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在全部人类活动中这仅仅是沧海一粟，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到丝毫的影响。应有一幅与必要的活动相一致的真实宇宙图。人生在世，俯仰之间，而在这生命的瞬间，一个人需要对这个奇特的星球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有所涉猎，了解一切他应该知道的事情。浪费求知的机会，就好比是上戏院而不听戏。世界之大，无所不容，悲哀与欢乐交集，英雄和小人同台，千姿百态，令人诧为奇事。那些对这等景象不能产生兴趣的人，也就放弃了人生所给予的一种特权。
再者，这种均衡协调的意识是极有价值的，而且有时也能予人某种安慰。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隅，对于我们生死之间的一刹那，我们都容易变得过分激动，过分紧张，过分重视。这种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激动和过高的评价，毫无可取之处。那的确能使我们工作更勤奋，但却不能使我们工作更出色。以善为结果的少量工作，远胜于以恶为结局的大量工作，虽然主张狂热生活的信徒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凡是异常关切自己工作的人，始终具有堕入狂热和盲信的危险，这一危险主要存在于下述情形中：人们为了一两件要事而忘了其余的一切，并且以为在追求这一两件事情的时候，对于其他事情的附带性损害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种狂热盲信的脾气，最好的预防莫如对人的生命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具有宽广的概念。在上述情形中，这似乎是个很大的概念，但除此特殊作用以外，它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
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偏重于某些技能的训练，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了解世界，以便极大地扩展人类的思维和灵魂。假如你迷上了政治斗争，你就会为了自己党派的胜利而拼命卖力，这当然也不坏。然而在斗争的途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机会，它使你觉得运用了某些在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的方法，就能取得胜利。例如，你会发现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去凌辱别的国家。
如果你的灵魂视野局限于现在，或者你已接受效率至上的学说，你就会采用这些令人怀疑的手段。依靠这些手段，你将在目前的计划中获得胜利，而未来的后果可能是惨败。反之，你头脑里总陈列着人类以往的历史，人类对野蛮缓慢而又不完全的摆脱，以及人类的全部生命和星球年龄相比之下的短促，等等。
如果这些想法成</a>了你的思维习惯，那么你将会认识到，你所从事的暂时的斗争，其重要性绝不至于值得我们去冒这样的危险：重新退回到黑暗中去。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你在眼前的目标上失败，你便能承受得了，因为你感到失败只不过是暂时的，这样你就不愿搬用那些可耻的武器。
在你目前的活动之外，你应当具有某些遥远的、慢慢会变得清晰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你不是孤单的个人，而是引领人类走向文明生活的大队人马中的一员。倘若你具备了这一观点，那么某种巨大的幸福便永远伴随着你，不管你个人的命运如何。生命将变成与各时代伟人共享的圣餐，而个人的死亡仅是件不足挂齿的小插曲。
倘若我有权按照我的意愿去规划高等教育的话，我将试图废除陈旧的正统宗教，建立一种难以称作是宗教的东西，因为它仅仅注重已确知的事实。我将试图让青年人清楚地了解过去，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未来极可能比其过去更为长久，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之渺小，意识到这星球上的生活实在不过是一桩短暂的小事。
在陈述</a>这些强调个人之渺小的事实的同时，我将提出另一组事实，使青年人从内心感到个人能够达到的那种伟大，认识到在这深邃广袤的星空中，我们尚不知道还有什么同等价值的东西。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在很久前就已论述了人类的束缚和人类的自由，然而他的形式和语言使其思想难以为一般人所领悟，但我想转述的要旨和他所说的并无不同之处。
一个人一旦领悟了造成伟大灵魂的东西之后，如果依旧猥琐悭吝，依旧追求私利，依旧为渺小的不幸所烦恼，依旧惧怕命运的安排，那他绝不会是幸福的。凡能具备伟大灵魂的人，会敞开其心胸，让宇宙间每一处的风自由吹入。
在人类的局限之内，他将尽可能真切地认识自己、生命和世界。在意识到人类生命的短暂急促和微不足道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知的宇宙所具有的一切价值都凝聚在个人心中。而且他将看到，凡是心灵反映着世界的人就和世界一样伟大。在摆脱了任由命运左右着的恐惧之后，他将体验到一种深沉的快乐，而且在经历了外部生活的一切变化和盛衰之后，他在心灵深处依然是个幸福的人。
且不谈这些范围宽大的思考，让我们回到更贴近的题目上来，即闲情逸致的价值，那么还有一种观点使它们对幸福极有益处。即使在最幸福的生活中，有时也会节外生枝。
类似的观点可用于某些不可救药的悲伤，如至爱者的死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沉溺于极度悲哀中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悲痛是免不了的，当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应尽可能地加以限制。有些人好从厄运中榨取最后一滴不幸以满足其感伤情绪。
当然我并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让悲伤压垮，痛不欲生，每个人都应不遗余力地逃避这种命运，应寻求某些消遣，不管如何琐碎，只要它本身没有害处或使人堕落。那些我所认为是有害或使人堕落的消遣，包括酗酒和服用毒品，它们以毁灭思想为目的。适当的方法不是去毁灭思想，而是将它引入新的渠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眼下不幸的渠道。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向来只关注极少数的兴趣，那么他就很难转移其思想。
当厄运降临时还能承受得住，其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便培养了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地方，这地方将唤起别的联想和情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情绪。
一个具有充分活力和热情的人，在每次打击之后便能对人生和世界再度发生兴趣，因此他战胜了一切不幸，对于他，人生与世界绝不会变得如此狭小，以至于一次打击就是一场毁灭。被一次或数次的失败击倒，这不是感觉敏锐，而应被视作活力的缺乏。我们一切的情感都听凭死神的主宰，它可以随时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活绝不可以具有狭隘的强烈情感和兴趣，因为它使我们全部的人生意义和目的完全听凭意外事故的支配。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一个明智地追求幸福的人，除了其生活赖以建立的主要兴趣之外，还会尽力培养一些闲趣。
三、理想的素质
近代文明国家都承认教育是必要的，可是这个论题仍常常是那些判断足以服人心的人们争论的题目。反对教育的人说，教育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的，因此反对教育。所以在采纳这些人的意见之前，我们应该决定我们希望教育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向来意见存在分歧，因为关于人类幸福的概念，也有种种的解释。不过有一个性质上的大差别，较诸其他任何争论，都更为深刻，即是有一派人，对于教育，根本是就其对于个人心理的关系立论，另一派人，则就教育对于社会的关系观察，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假定教育的职责，不仅在预防那些足以妨碍生长的东西，尤应有相当的训练，但随之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教育应该训练良好的个人呢，还是训练良好的公民呢？我们可以说，良好公民与良好个人之间，并无冲突，尤其黑格尔之徒也必这样主张。因为良好的个人，即谋全体福利的人，而全体的幸福，则由诸个人的幸福组合而成。这个题目，因是一种最后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我未曾准备加以攻击或维护。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把儿童看作个人所得的教育结果和把儿童看作未来公民所得的教育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就表面上观察，个人精神的培养和有用公民创造并不是一回事。例如，就公民的效用这一点而论，歌德当然不及詹姆士·瓦特，但其个人却不能不认为较为优秀。在事实上，真有一种个人的善，与社会的一小部分善有区别。不过关于个人的善的成分，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对于那些见解和我不同的人，我不愿和他们辩论。不过不论采取什么见解，我们不能不承认个人的教养与公民的训练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个人的善的成分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将提出自己的解答，但我绝无意要他人赞同我。
第一点，个人也和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应该反映出世界来。为什么呢？我只承认知识和理性乃是人类光荣的品德，凭借这些特性，我便喜欢上了牛顿。一个人若深思熟虑或潜心探求空间的深度、太阳和行星的进化、人类历史等问题，仿佛暗箱照相机内部发生奇妙的变化一样，则他所做的事显然是人类的，最能增加自然界的大观，甚至如近世物理学所说，空间的深度和“时间的边远”不过是数学家方程式中的系数，我也不放弃我的主张。因为那个人若发现了多星的太空和宇宙过去的年龄，则他越发值得羡佩。在知识方面，他虽然有损失，但在想象上有所收获了。
不过人类的知识部分虽是人类优越的基础，却绝不是其全体。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反映世界，还应该用情绪来反映。例如，一个人对于一种对象，都有一种相当的特殊情绪，在单纯的认识过程中，也会感觉一种欣喜。不过知识与情绪二者，仍不能说可以组成一个完人。在这种流动的世界中，人类也是变化的一部分原因，他们自觉是变化原因的时候，他们就在运用意志，觉得有力。要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完人，必须把他的知、情、意三者尽力扩张。依照传统的神学，权力、智慧和爱，即是三位一体的属性，一种各具一种，所以在这一点上，人类是在他自己的想象中自认为是“神”了。
照这样看法，我们是把人当作一种个体，和佛教中的苦行僧、基督教圣徒及一切神秘主义者对于人的看法一样。如上面所说，完人中知情的原因，实在都不是社会性的，要经过意志及权力的运用，我们所说的那种完人才成为社会中的有用分子。但即使如此，这种意志所能给予个人的地位，仍不过是一种指导者的地位。一个人若单就其个人来看，其意志仿佛神的意志一样，诸事都听其自然。可是一个公民的态度，则与此大不相同。他知道自己的意志，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意志，他得用种种方法，和同一社会中其他冲突的意志相调和。前述的个人，乃是自己存在的，公民则被他的同类所环绕。除了鲁滨孙漂流孤岛外，事实上，我们都是公民，对于这种事实，教育应该顾及。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假若我们认识了我们个人的一切潜能，然后又忠实地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后来我们不是可以成为一种较优良的公民吗？公民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他是合作的，无论事</a>实上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所以一个人若愿意合作，除非他是有异常权力的人，他总得寻求某种预有的目的，以便与他人合作。只有那种异常伟大的人，才会独自想出一种目的让他人合作，并诱劝人们来赞同他。在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人。例如毕达哥拉斯就以为几何是应当研究的，一直到现在，学校的学生研究几何时都在诅咒他。但这种孤独的创造式的公民毕竟是少有的，也不是养成公民的教育所要造就的人。政府所认可的公民，乃是赞美现状、努力拥护政府的人。可是奇怪的是，政府拼命培养这种人，而不培养其他各种公民。历史上的英雄，恰恰是那种图谋推翻现状的人。美国人都赞美华盛顿和杰弗逊，可是赞成华盛顿政治主张的人，却被他们放在牢狱中监禁起来。英国人都赞美包底霞，可是她若生在现代的印度，他们也必像罗马人一样处理她。西方一切国家都赞美基督，可是基督若生在现代，则也是苏格兰警察署的嫌疑犯。在美国也必因他不愿意当兵，不认为他是美国公民。由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把培养公民当作教育理想，实在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如果我们的理想仅仅是做臣民，则其中便不能含有创造性，而是愿意服从威权。而这种威权，不论其为政治的威权，还是民主政治的威权，都和伟大人物所必具的特征相反，再若运用过度，且足以妨碍普通人无法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伟大。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主张反抗。反抗本身并不见得比服从好，因为反抗的决定，同样要靠我们自身以外的关系，并不是决定于纯粹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抗不论应该赞同或应该贬抑，都是决定于一个人所反抗的东西，但总得有可以反抗的机会，刻板的一致的教育所造成的不过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已。而比反抗或服从更为重要的，就是应该有一种开创新方向的能力，如毕达哥拉斯发明几何研究便是一例。
公民训练与个性教育的争论，不论在教育、政治、伦理以及形而上学上，都是重要的。在教育方面，情形比实际简单，在相当程度内，可以离开理论来考虑。全社会青年的教育，即是一种枉耗资金的事业，大体上应由国家筹款办理。此外其他机关有意来教育青年的，便是教会。国家的教育目的，当然是培养公民。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目的大受传统削减。中世纪的教育，即是僧侣的教育。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现在，教育只是士君子的教育。在势利的民主主义势力之下，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像一个士君子。许多对于公民无用的东西，都当教材，目的都是使学生变成温文尔雅</a>之人。此外，教育上还有一些成分，是来自中世纪的。宗教传统，目的是使人理解上帝的道理。文雅与似神，乃是个人的品德，并非公民的品德。整个的基督教，实是一种个人的宗教，因为这种宗教，系创自毫无政治权力之人。它根本的目的，只在探求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基督教虽也谈人对社会的关系，但它承认这种关系是发生于个人的素养，并非发生于法律及社会制度。
基督教现有的政治元素，是随君士坦丁而来的。在君士坦丁以前，基督徒的责任就在于反抗国家，可是自他以后，基督徒的责任却在于服从国家。不过基督教的发源，是在反抗政府，所以它的教义，始终在唤醒原始的反抗态度。例如清洁派、阿尔比宗派（改革派）及崇尚灵魂的富兰亚派曾用种种方法否认权威，以维持其内心的光明。新教开始也曾反抗权威及至取得政权之后，还要求神权之运用，殊无理由可言。结果，新教基于内心的逻辑，承认异教的存在，这种观点，是天主教在理论上绝未采取的，只不过为了暂时的方便，勉强承认而已。在这一点上，天主教是代表罗马教皇的传统，而新教则回到基督信徒和神父的个人主义时代。
一切宗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心政治的，一类是关心个人灵魂的。儒教乃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孔子周游列国，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游说造成良好政治的种种方法。佛教则不然，佛教虽然起始于一种王子的宗教，但终究是非政治的。不过我也不是说佛教向来始终如此。在西藏的佛教就和罗马教皇一样，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在日本我遇见的高僧，就使我想起英国的副主教来。不过佛教徒在其较富于宗教性的时候，确实把他自己看作孤独的人。反之，伊斯兰教自始就是一种政治的宗教。穆罕默德就把他自己当成人间的统治者，就是一直到大战发生时止，继承他做教主的人也是如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代表的差别，就在于伊斯兰教主是世间的权威和出世的权威结合在一起。在伊斯兰教徒眼中，这两种权威并无分别。可是基督教却不然，因为是非政治的宗教，却产生两种敌对的政治家来，教皇与皇帝。教皇之所以不要求世间的权力，是因为世间的统治是不重要的。
上面对于宗教发展史的鸟瞰，可以指出现代着重培养个人教育上的成分，大部分是传统的产物，且渐渐将被公民教育所代替。良好的公民教育，固能保存个人教育上最优良的成分。不过假若公民教育目光短浅，必导致阻碍个人的发展，强迫个人成为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公民教育的理想，假若目光偏狭，其中必定还有危险的存在，这是不可不注意的。制定国家教育制度的人，假若对于良好公民的理想，持一种偏狭的看法，必导致受教育的人的堕落。只有受过博大的个人教育的人，才能知道哪种个人教育对于公民有所助益。不幸今日这类人渐被淘汰，而代之以仅有办事才能的人，甚或代之以贪图私利的政治家。
以培养良好公民为目的的教育，有两种极为不同的形式，或是谋拥护现有的制度，或是谋推翻现有的制度。我们可以说现代教育之中，国家占有重要位置，所以现代教育的目的，差不多都在拥护现状，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宗教及中产阶级的影响，致使只要是社会党有势力的地方，教育的大部分仍然是反动的。在法国革命及俄国革命以前，教育虽未普及，但大体上也是反政府的。在美国目前较落后的地方，也有相似的趋势。国立大学</a>所教的学说，乃是那些纳税人所厌憎的。农民们自然以为担负费用的人应该吹奏出调子来，但他们既不会了解吹奏者，又不知道他所吹奏的调子是什么，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稍有点儿为难。不过纵然有这些例外，我们仍可以说，近代的教育是要成为一种反动的势力，对于保守的政府则拥护，政府进步时则反对。更不幸的是现在学校及大学中所着重的公民教育，其成分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坏的。提倡最多的，乃是那种稍具军事性质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仅顾某一地方的人的生活，而反对其他各地的人的生活，且愿意用武力来增加某一地方的人的利益。在国内，普通的公民教育都在维持传统的公民的不公平。例如当工人总罢工的时候，大多数小资产阶级青年人的行为都是一种骗子的行为，可是他们仍以为他们是爱国的。他们之中，差不多无人受过合理的教育，只对罢工者略表同情。只要有不公平的事实存在，就会依靠立法和立宪的理想来维持。现在世界各国教育家仿佛生来就是怯懦的，不论在他们的收入上还是势利行为上，都是有钱人的附和者。因为这两种原因，所以他们的教学，都把法律和宪法看得过分重要，殊不知这两种东西，历来施用的结果就是导致现在社会受了麻醉无法发展。因为要反抗这种过分的重视，所以那些图谋根本改造世界的人，便不得不革命，但革命者对于社会责任所持的概念，也容易和主持法律秩序者的思想一样狭隘，最后终归是危险的。
不过也有几方面，改革论者所施的教育似乎较现状论者所施的教育要好一些。出于动物的习惯本能，一个人往往喜欢依旧行事，如一匹马喜欢走常走的路上一样。保守主义，绝不需要高等的心理作用。可是改革论者则不然，他必得具备相当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对于现存事物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要能根据价值的立足点，批评现状，因为他不能不知道现状也有主张维持者，所以他不得不知道一个健全的人至少可以有两种观点。再则，他对于现状暴虐下的牺牲者，不能不表示同情，也不必造出种种理由来证明那些容易防止的灾害不应该防止。所以同情与智慧，在不满意现状的教育之下所受的压制，较在维持现状的教育之下要少一些。
不过这点也有相当限制。对于现状的不满，可以发生于两种不同的原因：或由于对不幸者表示同情；或由于对幸福者表示怨恨。若发生于后者，则其同情亦属有限，和保守主义者一般无二。可是正统论这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主张，总是智慧的坟墓。而在这一点上，改革者的正统论，并不见得胜于反动者的正统论。
个人教育与偏狭的公民教育最重要的一种冲突，是在对于可疑问题的科学态度方面。科学已经造就了一种技术，实是一种发现技术，即改变的技术。泛言之，大凡有科学结构的心，都容易做发现的工作，绝不使人坚决相信当时科学的教义。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却无发现的能力，因为他尊敬比他年长、比他更好的人。他敬重过去时代的伟大人物，却畏惧一切叛逆的学说。所以近代国家若要建立于科学之上，实在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冲突的。科学即权力的源泉，尤其是政府权威的源泉。科学进步，又全赖科学家的心理保持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科学状态的精神，既不是怀疑的，也不是武断的。怀疑论者承认真理不可发现；武断论者则承认真理已经发现；科学家则承认不论他所研究的事件是什么，真理虽未发现，然而终可发现。但即使说真理可以发现，也只是说，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就毅然置信，因为他不承认他的发现就是最后的、绝对的，而不过是一种近似的东西，仍待将来的修正。最终缺少的，即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所以科学家的信仰都是尝试的、非武断的。但这些信仰若是他自己研究所得，则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即是说，这些信仰是靠他自己由观察和推论所确定的事实，并不靠社会认为良好公民所必须置信的。科学精神与国家对科学的应用问题之间的这种冲突，常常易使科学进步陷于停滞，因为科学技术将逐渐用以灌输正统理论及轻信态度。即无此种现象，则对于科学有相当才能的儿童，不应常加以公民的训练，而准其特别思想。
整个的真理概念，是否无法和寻常的公民理想相调和，自然也可以如实验主义者所说，传统的真理概念并无实效。所谓真理，不过是方便人们相信的东西。若如此说，则真理便可由条例规定。如汉特觉得相信利真特皇子肥胖很不方便，因为这种意见会使他坐牢，所以利真特皇子便是瘦小的。在这类情形中，即不易承认实验主义者的哲学。我们不能不相信，在利真特皇子肥胖的命题中，有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存在。自然，我也可以想出许多相反的理论来避免这结论。但“肥胖”一词乃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例如，我记得有一次，基督学校前任校长和两个现代著名的作家午餐同座时，说他有一种异常的瘦小感觉。若和得奖的猪比较，利真特皇子也是瘦小的。所以若要汉特的说法正确，便不得不说利真特皇子属于男子的1％最胖者，或类似的说法。也可以说：利真特皇子身重对于身高的比例，不超过瘦皇帝的一切男性臣属体比例1％这种说法，自然不无可疑，不过若把1％改为2％必十分正确。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因为便于相信，所以是对的，或说了犯罪，所以是错的。上面所举的例子，是百余年前的事情，不会再引起政治的情感。不过类似的事件，在今日仍为政府所关怀，仍有许多命题为具有科学态度的人所不能否认，但又为不愿坐牢者所不愿说。现代的一切政府都采用精明的方法来遮盖他们认为不应当的真理，对于传播所谓有害于民众的知识的人，则施以种种惩罚。尤其对于所谓谋乱及淫秽的知识更加仇视。此类例证我也不愿列举。因为我若列举出来，我不啻把自己陷于法律禁止之中，我又何必呢！
由上述理由，可见公民教育是非常危险的。可是拥护社会团结说的教育的议论，势力却颇为不小。
文明生活的愉快全有赖于合作，工业社会的每一增进即需合作程度的提高。例如中国，除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外，对于繁荣及高等文化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又如拉丁美洲，自从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因为人民持一种无政府的倾向，所以仍在落后之中。合众国现在所感受的最大危险，是由于大多数人民缺乏明确的公民意识。这绝不能说是由于公民教育的失败，反之，美国的全部教育机关，从公立学校乃至大学都已着重公民的训练，教育青年人知道公民的责任。可是纵然有这种教育的努力，通常的美国人，因为传统的开辟精神或因祖籍是欧洲人的缘故，总缺少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所具有的那种本能的社会意识。美国人除非获得了这种意识，不然，全部工业制度必有崩溃的危险。
除去这种现在一切国家教育企图获得的国内的团结外，国际的团结也是必要的。因为要世界人民认识了人类是一个合作的单位以后，我们的科学文明才能存在。我以为欲图科学文明存在，最小限度的条件是：应设置一种世界的教育制度，以培养对世界国家的忠诚态度。这种制度，当然必会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培养一些浅薄的人，反对个人的发展。但若我们不愿见世界的混乱和文明的死亡，则代价并不算高。近代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较之过去时代的社会，更为团结坚固。但欲图成功，必使个人的公民意识增加。对于世界国家的忠诚，虽然不会引起现代人民对于国家的那种忠诚的最坏特征，但也可以使理智及艺术的冲动不能充分发展。不过我认为最近的将来急切需要明确的是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世界真是成为一个经济的、政治的单位后，个人教育才能复兴。不过在那种时代到来以前，我们的全部文明仍在危险境地之中。就某种观点而言，我以为个人教育，是一种比公民教育更为精细的东西，但由政治方面考察，就其对于时代的需要的关系而论，恐怕公民教育仍要优先。
四、高尚的信仰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同自然对立的。人的思想和身体的行动也遵循那些说明星球和原子运动的同样规律，物质世界比起人类来是巨大的。在天上和地下，在巨大和微小之间，科学似乎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般都认为宇宙在空间的延伸是有限的，认为光行几亿年可围绕它遨游一圈。一般也认为物质是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而电子和质子又有一定的大小，它们在世界上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它们的变化也许不像一贯的看法那样是连续的，而是由于永远不小于最小冲量的冲动作用而跳跃地发生的，这些变化的规律显然可以被人概括为少数普遍适用的原则，用这些原则就能说明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只要我们知道世</a>界历史的任何短暂的片段。
物理学就这样日益趋向大功告成而令人兴味索然的阶段。有了支配电子和质子运动的规律，剩下的便只有地理了——那是说明在世界史某些阶段中，特殊事例分布情况的大集锦。需要用来确定世界历史的地理事例的总数可能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讲，这些事例可能记载在一本大书中以保存于萨默塞特故宫另附计算机，只要转动手柄就可让调查者查到记载以外的其他时代的史实。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乏味、更与未完成的发现所给人的那种强烈喜悦截然不同的事了。这倒有点像攀登崇山峻岭，结果上到高山之巅却一无所获，只发现一所卖啤酒的餐馆坐落在云雾缭绕之中，但用无线电装备着一样。也许在古代埃及的文士阿梅斯时代，九九表也是激动人心的东西。
在这个本身并不令人神往的物质世界中，人也是一部分。人体，像其他物质一样，也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些电子和质子也像构成动物或植物一部分的电子和质子一样，服从同样的规律。有些人硬说不能把生理学降低到物理学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论点没有多大说服力，因此，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这一看法似乎还是稳妥的。我们所谓的“思想”，似乎要依赖大脑的思路组织，正像旅行要依靠铁道和</a>公路一样。思维所需的能量似乎有它的化学起因，例如，缺碘会使聪明人变成白痴。心理现象好像与物质结构有密切联系。倘若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单个电子或质子就会“思考”；而这倒像我们指望一个单独的个人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一样。我们也不能认为个人的思维在肉体死亡以后还能继续存在，因为肉体的死亡破坏了大脑组织，也驱散了利用大脑思维的能量。
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信条——上帝和永生，在科学中是找不到根据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两种教条是宗教的要素，因为佛教中就没有它们。但我们西方人已经认为它们是神学中不能削减的最低限度了。毫无疑问，人们还会继续怀抱这些信念，因为这样做是令人愉快的，正如想象我们自己很道德而我们的敌人很邪恶是令人愉快的一样。不过，依我看来，这两者都毫无根据。我并不自命能证明没有上帝，同样我也无力证明撒旦纯属虚构。也许存在基督教的上帝；同样也可能存在着奥林匹斯山、古埃及或巴比伦的诸神。但这些假说都是半斤八两，哪个的可能性也不比另一个大，它们不属于可能的知识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考虑它们。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说什么，因为我在别处已经涉及这个问题。
个人永生这一问题的可靠性，多少有点儿不同。在这里，赞成和反对这两方面的证据都可能存在。人是科学关切的日常世界的一部分，而决定他们生存的条件是可以被发现的，一滴水不是永生的，它可以分解成氧和氢。假如一滴水坚持说它在分解之后依然保持着水的特性，我们就会怀疑。同样，我们知道大脑不是永生的，也知道生物体死亡时它组织中的能量是解体了的，因而也无法进行整体行动。所有的证据表明，我们所认为的精神生活同大脑的结构及人体组织的能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认为肉体生命一旦停止，精神生活也同时停止的看法是合理的。上述论点只是一种可能，但这一论点是同作为大多数科学结论基础的那些论点同样不可动摇的。
肉体死后精神依然存在，毕竟同灵魂永生是两码事，它可能仅仅意味着心灵死亡的延缓，而人们要求信仰的是灵魂永生。信仰永生的人将会反对诸如我引证过的生理学论点，理由是灵魂与肉体根本不能类比，灵魂完全不同于它通过人体器官表现的经验现象。我相信这是形而上学的迷信。精神和物质一样并非最终的实体，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比较方便的说法。电子和质子，像灵魂一样，都是逻辑的假设。事实上，历史是一系列事件，而不是单纯的永恒实体。至于灵魂，显然产生于生长发育的种种事实。凡是考虑到受孕、妊娠和发育成婴儿这一过程的人，都不会认真地相信灵魂是不可分割的东西，并且在这整个过程中是完美无缺的。显而易见，灵魂是像肉体一样成长，由精子和卵细胞共同产生的，所以不可能是不可分割的。这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过是承认一切有趣的事情都是组织的问题而不是原始物质的问题。
形而上学者曾提出无数的论据证明灵魂一定是永生的，有一种简单的检验法可以完全推翻这些论证。他们都同样地证明灵魂必定弥漫整个空间，但是就像我们并不急于求胖而只求长寿一样，有关的形而上学者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这样应用他们的理论。这是一个例证，说明欲望蒙蔽人的力量有多大，它甚至可使非常精明的人看不见在别的情况下可以一目了然的谬误。如果我们并不害怕死亡，我相信永生的思想便绝不会产生。
恐惧是宗教教条的基础，也是人类生活中其他许多事情的基础。对人类的恐惧，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在许多方面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而导致宗教产生的却是人对自然的恐惧。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根据我们看到的，多少是属于虚幻的，而另一种对立则更重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事物被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但是，又确实还有些事物不在人类的控制之下。在这中间就有一些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巨大事实，一种由天文学处理的事实。我们有能力按自己的愿望塑造的事物，仅限于地球表面或接近表面的事物。即使在地球的表面上，我们的力量也是极其有限的。例如，我们就无力阻止死亡，尽管我们常常能延缓死亡的到来。
自然的哲学不能过分地局限在地球上，对它来讲，地球仅仅是银河系中一个较小星群里的一个小小的星球。为了得到某种结果，以迎合这个微不足道的星球上渺小的寄生者的口味而不惜歪曲自然的哲学，这是十分可笑的。作为哲学的生机论，还有进化论，在这方面显得缺乏比例感和逻辑关系。它们认为我们个人深感兴趣的生活事实，具有宇宙意义，其含义不仅限于地球的表面。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作为宇宙哲学，同样表现出朴素的人文主义。浩瀚的世界，依照我们的了解，既不好又不坏，与使我们幸福或不幸并无关系，所有这一类哲学都是由妄自尊大造成的，最好要用一点儿天文学来加以矫正。
而在价值的哲学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自然只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事物的一部分。任何事物，不管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都能由我们评价，没有什么外界的标准可以否定我们的评价。我们自己就是价值的最终也是不可辩驳的决定者，而在价值世界中，自然仅仅是一部分。因此，在价值的世界中，我们比自然更伟大。在价值的世界中，自然本身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既不应受赞扬，也不该遭指责。在这个王国里我们是国王，是我们创造了价值，是我们的欲望授予了价值，如果我们向自然卑躬屈膝，我们就降低了自己国王的身份。因此，应该由我们来决定高尚的生活，而不是由自然来决定。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曾对高尚的生活有许多不同的概念。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辩论来克服，这就是当人们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在手段上发生分歧的时候，有人认为监狱是阻止犯罪的良好方法，有人却坚信教育的效果更好。像这类分歧，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就可以解决。有些分歧却无法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托尔斯泰谴责一切战争，有人却坚信士兵为正义而战的生活是十分崇高的。这里就可能包含着关于目的的真正分歧。赞美士兵的人通常总认为惩罚罪犯本身就是件好事；托尔斯泰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类问题靠争论是解决不了的。因此，我不能证明我自己关于高尚生活的观点正确无误，我只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高尚的生活，是受爱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
知识和爱都是能无限延伸的。因而，不管生活得多么高尚，总还能想象出更高尚的生活来。没有知识的爱与没有爱的知识，都不可能产生高尚的生活。在中世纪，当瘟疫在一个国家出现的时候，圣徒们就劝百姓集合在教堂里祈求上帝来拯救，结果是传染病在哀求的拥挤人群中非常迅速地传播。这是爱缺乏知识的例证。上次战争为我们提供了知识没有爱的例证。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大规模的死亡。
虽然爱与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爱是更基本的，因为它会引导智慧的人寻求知识，以便找到如何为自己所爱的人造福的方法。要是人们丧失了智慧，就会满足于相信别人所说的一切，不管他们如何纯真仁慈，可能还会造成危害。
爱是一个含有多种情感的词，我有意选用这个词是想把这些情感一并包括在内，我现在论及的是作为情感的爱，因为依我看，“讲原则的爱”是不纯真的：一方面，纯粹是冥想中的愉快；另一方面，纯粹是仁慈。说到无生物，则只有愉快的意思。我们不可能对风景画或奏鸣曲产生仁慈，这种类型的享受想必就是艺术的源泉，爱在非常年幼的孩子身上，一般表现得比成人更为强烈，因为成人往往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事物。爱在我们对待人类的感情中起很大的作用，单纯把人作为美学冥想的对象来考虑时，有些人富于魅力，有些人却截然相反。
爱的另一极端是纯粹的仁慈。有些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帮助麻风病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的爱不具有美的愉快因素。父母的爱照例伴随着对孩子容貌的愉悦，但是在完全不存在这种愉悦时，爱却依然十分强烈。如果把母亲对不健康孩子的关心称为“仁慈”，就有点儿滑稽了，因为我们习惯于用“仁慈”这个词描写一种十有八九是欺骗性的苍白的感情。然而，却又很难另外找到适当的词来表达这种为他人谋福利的愿望。事实上，这种愿望在父母感情中要多么强烈就有多么强烈。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愿望就差得很远了。一切利他主义的感情确实像是父母之爱的外溢，或者有时是父母之爱的升华。因为缺乏更为适当的词，我以后就称这种感情为“仁慈”。但是要说清楚，我说的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条原则，而且并不包含任何平时常和这个词连在一起的那种优越感。“同情”这个词只部分地表达了我的含义，而遗漏了我所要包含的能动的因素。
最充实的爱是愉快与良好的愿望这两种因素不可分割的结合。父母喜爱美丽而有成就的子女，就把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了。最美好的性爱也是这样。但是在性爱中，只有爱情万无一失地独占时才有仁慈的地位，否则妒忌就会摧毁它，也许事实上加强了冥想的愉快。没有良好的愿望，愉快也许是残酷的，没有愉快，良好的愿望容易冷酷而近于傲慢。希望被人爱的人，总希望成为包含这两种因素的爱的对象，除非是像婴儿与重病患者那样极端虚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倒可能是他们唯一所要求的。与此相反，极为有力的人物更需要的是赞赏而不是仁慈。这就是当权者和倾国美人的心理状态。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要求别人有不同程度的良好愿望，这至少像是环境的生物逻辑，但对生活来说却是不十分真实的。为了逃避孤独的感觉以便被人“了解”，我们才希望得到钟爱。这是同情的问题，而不单纯是仁慈的问题。能通过钟爱使我们满足的人，不但要对我们有良好的愿望，还要知道我们的幸福寓于何处，但是这属于高尚生活的另一因素，就是知识。
在完美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会是别人最充实的爱的对象，这种爱是由愉快、仁慈以及相互了解不可分割地交织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碰到一切人都应该设法对他们具有这些感情，对许多人我们是不会感到愉快的，因为他们令人厌恶。假如我们硬要违背自己的天性，从他们身上找到美好的东西，那就只会削弱我们对自然认为美的东西的敏感。再说，在人类之外还有跳蚤、臭虫和虱子。我们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的日子以后，方能在注视这些生物时感到愉快。有些圣徒确实把它们称作“上帝的珍珠”，但是他们感到愉快的是有机会炫耀他们自己的神圣罢了。
仁慈是更容易广泛延伸的，但即使是仁慈也有它的限度：如果有人想娶一位女子为妻，当他发现别人也想娶她的时候，我们不会认为他最好应该打消娶她的念头，我们应当认为这是公正的竞争场所。但是，他对于竞争者的感情是不可能完全仁慈的，我认为一切有关这个世界上高尚生活的描述，都应当以动物的活力与本能为某种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生活就变得单调平淡，索然无味。文明应当是在上面增加一些内容，而不应该取代它。禁欲主义的圣徒和超然独处的贤哲在这方面算不上完整的人。有少数几个这种人物会使社会丰富多彩，但是完全由这种人组成的世界就会在单调乏味中灭亡。
这些理由导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愉快的因素，作为最完美的爱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愉快不可避免地具有选择性，使我们无法对整个人类具有同样的感情。当愉快与仁慈发生冲突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妥协来解决而不是以愉快或仁慈完全屈服而告终。本能有它的权利，如果我们触犯本能超出某一限度，它就会微妙地进行报复。因此，在以高尚生活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人类可能做到的限度。可是，说到这儿，我们又回到知识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上了。
当我把知识说成是高尚生活一部分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道德知识，而是科学知识和有关特殊事实的知识。严格地讲，我认为并不存在道德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如果我们想达到某种目的，知识会告诉我们手段是什么，这种知识可以笼统地算作道德知识。但是我相信，除了参照它可能造成的结果以外，我们就无法判断哪种行为是正确的，哪种行为是错误的。有了要达到的目的，再去探索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就是科学的问题了。我们检验一切道德法则，必须考察它们是否有助于实现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因为一切行动都源于愿望，显然，道德的观念如果不能影响愿望，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意义，道德观念通过愿望得到赞许和害怕受到反对而起作用。这些就是强大的社会力量，我们如果想要实现任何社会计划，自然要竭力把这些力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当我说到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由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来判断时，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看到有人赞同可能实现我们的愿望的社会计划的行动，反对与此相反的行动。目前情形还不是这样，因为存在着的某些传统法规完全不考虑后果而决定赞同或反对。但这是我们在下面将要涉及的论题。
在简单的事例中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理论道德是多此一举的。举例来说，假如你的孩子病了，爱使你产生治疗孩子的欲望，而科学告诉你如何治疗。不需要证实你的孩子最好应受治疗这种道德理论的中间阶段。你的行动直接产生于达到某一目的的欲望和采用什么手段的知识。一切行动，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这样的。目的不同，知识也有比较充分和比较不充分之分。但是我们想象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违背自己的欲望行事。可能做到的是用赏罚制度转变人的欲望，社会的赞许与反对在这里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立法的道德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赏罚制度以确保当事者的最大利益。如果立法的当权者有邪恶的欲望，那么他们的欲望违反某些社会阶层中人的欲望。在人的欲望以外，并不存在道德的标准。
由此可见，使道德区别于科学的只是欲望而不是任何特殊的知识。道德所需要的知识同其他方面的知识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它要求达到一定的目的，认为正确的行为有利于达到这些目的。当然，如果正确行为的定义要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么目的就必须是大部分人所希望的。如果我把正确行为说成是增加我自己收益的行为，读者是不会同意的。任何道德论点的全部效力都在于它的科学部分，也就是在于能证明达到广大群众想往的目的的手段。但是，我把道德论点和道德教育区分开来，后者在于强化某种欲望而削弱其他欲望。
现在我们可以更确切地解释并讨论关于高尚生活定义的主旨。当我说高尚的生活包含知识引导下的爱的时候，激励着我的欲望就是希望我尽可能过这种生活，同时也看到别人过这种生活。这种说法的逻辑含义就是，在一个人们以这种方式生活的社会里，将会比在一个较少爱或较少知识的社会里，能够满足更多的欲望。我并不是说这样一种生活就是“有道德的”，也不是说与此相反的生活就是“罪恶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概念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道德的实际需要是从欲望的冲突中产生的，不管它们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还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的欲望。一个人既有喝酒的欲望，又有想继续胜任第二天的工作的欲望。他如果采取一种使自己的欲望在几方面都稍微满足一下的方针，我们会认为是不道德的。生活放纵或行为鲁莽的人，即便损己而不害人，我们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18世纪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边沁，认为全部道德可以从“开明的自私自利”中获得，并且认为始终为自己的最大满足而行动的人，从长远来看是始终行动正确的人。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历史上曾有暴君看到滥施酷刑而倍觉欢乐，当他们谨慎地饶恕牺牲者一命以便日后更残酷地加以折磨的时候，我是不能为他们唱赞歌的。不过，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谨慎还是高尚生活的一部分。连鲁滨孙有时也要有实践勤勉、自我控制和先见之明的品质。这些当然算是道德范畴的品质，因为它们不以损人为代价就增进了自身的绝对满足。这样的道德在少年儿童的教育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几乎是不会考虑将来的。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能更多地实践这种道德，那么世界就很快变成乐园了，因为这就足以制止战争。但是，谨慎虽然重要，但不是道德中最有趣味的内容。它也不是道德中引起智力问题的因素，因为它只需要诉诸对本人利益的关心，此外什么也不计较。
如果高尚生活是由受激励和受知识导引的，那么，任何社会的道德法典不是最终的和自我完备的，而是必须接受检验以考虑是否受智慧与仁慈的支配，这一点就很明显了。道德法典并不总是完美无缺的。阿兹特克人因为怕太阳的光辉而变得暗淡衰微时，才把吃人肉当作自己痛苦的职责。他们在自己的科学上犯了错误。如果他们对于献祭的受害者还有丝毫之爱的话，也许早就察觉到这种科学上的错误了。有的部落怕姑娘照射了太阳光会受孕，就从10岁起把她们在黑暗中幽闭到17岁。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现代的道德法典与这些野蛮的做法毫无相似之处吗？可以肯定我们禁止的都确实有害，或者至少是可恶到正人君子都不愿为它们辩护的东西吗？我就不那么肯定。
很显然，具有科学人生观的人，不会满足于说：“某种行动是有罪的，如斯而已矣。”他会问这种行动是否有害，或者恰恰相反，相信它有罪倒是真正有害。他还会发现，我们当代的道德，特别是与性有关的，包含着许多纯粹由迷信滋生的东西。他也会发现这种迷信，像阿兹特克人的迷信一样，包含着不必要的残忍，要是人们受仁爱之心的驱使去对待邻里，本来是可以把它一扫而光的。然而，在传统道德的卫道士中，难得有几颗温暖的心，这从教会的贵人对于军国主义表现出来的热情中就可以看到。
因为罪人是受到攻击的合法对象，所以不必宽容！
让我们从怀胎到死亡看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同时留意迷信的道德在什么地方使他遭受到不应遭受的苦难。先从怀胎开始，因为迷信的影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如果父母不是正式结婚，孩子就烙上了绝不应当受到的污名。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患有性病，孩子就可能就受到遗传，如果孩子已经很多，家庭收入无法抚养，就会出现贫困、营养不足、居住拥挤，还很可能出现乱伦。而绝大多数道德家却赞成父母最好不知道用避孕的方法阻止这种苦难，因此有人认为，不以生儿育女为目的的性交是不道德的。相反，只要以生育为目的，哪怕从人类角度讲子女肯定将过悲惨的生活，也是道德的。被人突然宰杀吃掉，这就是阿兹特克族人牺牲者的命运，这比起那些生在悲惨环境中而又受性病感染的孩子来说，他的痛苦程度便望尘莫及了。这就是主教和政客用道德的名义蓄意造成的大苦难。他们要是对孩子们还有丝毫的爱或怜悯，就绝不会坚持这套恶魔一样残忍的道德法典。
一般儿童在出生时及婴儿初期，由于经济的原因，受的痛苦更甚于迷信的原因。富有的妇女生了孩子，有医术高超的医生、服务周到的护士进行照料，会有讲究的饮食、最好的休息和适当的锻炼。劳动妇女享受不到这种种优裕的条件，因此她们的孩子常常夭折。民政当局也采取了一点照顾母亲的措施，但是做得十分勉强，就在削减哺乳母亲的牛奶供应以节省开支的时候，民政当局却在车辆稀少的豪华住宅区耗费巨资修造马路。执政党是由广大的宗教界人士支持的，他们以教皇为首，曾经担保要用全世界的迷信力量支持社会的不公正。
在教育的所有阶段中，迷信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不少孩子都有思考的习惯，而教育的目的之一正是要消灭他们的这种习惯。每当他们提出了不便回答的问题时，他们受到的不是“嘘嘘”之声，就是惩罚。集体感情经常被用来逐渐灌输某种信念，尤其是民族主义的信念。资本家、军国主义者和传教士在教育上携手合作，因为他们的权力完全依赖于感情主义的流行和批判性判断的趋于绝迹上。在人性的帮助下，教育成功地促进和加剧了普通人的这些倾向。
迷信带给教育的另一恶果是缺乏有关性知识的教育。主要的生理知识应当在青春期以前，当学生们并不激动的时候，简明而自然地教给他们，应当在他们青春期期间进行非迷信的性道德教育。应当科学教导男女青年，只有双方同意的性交，才是正当的。这恰恰同教会的说教相反，教会认为一经结婚之后，只要男方还想生孩子，性交就是正当的，不管妻子多么不愿意。应当教导男女青年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应当让他们感觉到，谁也没有欺凌别人的权利，妒忌和占有欲能够扼杀爱情。应当教导他们懂得，把小生命带到世界上来是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只有孩子健康、环境良好和父母的照料都有了可靠保障的时候，才能这样做。但是也应当教给他们节制生育的方法，以便保证他们想有孩子的时候才会生育。最后，还应当教他们懂得性病的危害以及防治性病的方法。在这些方面实施性教育，可能增加的人类幸福将是不可估量的。
应当承认，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便纯属私事，与政府或邻里都没有关系。某些不会引起生孩子的性方式在目前还要受到刑法的处罚，这完全是迷信。因为这是有关双方的事，对他人毫无影响。在已有孩子的情况下，认为尽量阻止他们离婚</a>就一定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酗酒成性、恶毒残忍、神经错乱，都是必须离婚的理由，无论是为了子女的缘故，还是为了妻子或丈夫的缘故。
道德准则不应当是使人类本能的幸福无法实现的准则。可是在男女人数很不平衡的社会里，这是严格贯彻一夫一妻制的结果。当然，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是会违反道德准则的。
然而，只有到了大大削减社会幸福才能服从准则的时候，或是到了违反准则胜似奉行准则的时候，肯定也就是到了改革准则的时候了。如果不加改革，许多行为并不违反公共利益的人，就要面临忍受毁谤或者保持伪善这两种不应有的抉择。教会不在乎伪善，伪善是向教会的权力谄媚的献礼。但在别的地方，伪善已被认为是不应轻率施为的邪恶了。
我们社会受到神学的“罪恶”概念所酿成的苦难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罪犯的处理方法。把罪犯看成是“邪恶”的，“理应”受罚的观点，是理性的道德不能支持的。有些人做社会不允许做的事，对他们尽可能加以阻止，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不妨用凶杀作为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显而易见，一个社会如果要团结一致，让我们享受社会的欢乐与好处，我们就不能允许人们一有相互残杀的冲动就行动。但这个问题应该用纯科学的精神来处理。我们只要问一问：阻止凶杀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有两种同样有效的方法，我们应当采取对凶手伤害最小的方法，对凶手的伤害是完全令人遗憾的，就像外科手术的痛苦一样。这两种痛苦可能都是必要的，但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所谓“义愤”的复仇感，不过是残忍的一种形式，绝不能用报复性惩罚的观点来证明罪犯的痛苦是有理由的。如果亲切和蔼的教育能够收到同样的效果，就宁愿采用教育的方法。当然，阻止犯罪和惩罚罪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使罪犯受苦的目的想起来大概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假如监狱办得非常人道主义，使罪犯好像是受到免费良好的教育，就会有人故意犯罪以求入狱了。毫无疑义，监禁必须比自由难受些，但是保证这个效果的最好办法，是使自由比有的时候人们感觉到的更愉快些。我并不想在此谈论刑法改革，我只是想建议，我们对待罪犯应该像对待受瘟疫折磨的病人一样。两者都是对公众的威胁，两者都应被剥夺自由直到他们不再是威胁为止。然而，瘟疫病人是同情与怜悯的对象，而罪犯却是诅咒的对象，这是很不合理的。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我们的监狱治愈犯罪倾向的效果要比我们的医院治愈疾病的效果差得多。
传统宗教的缺点之一是它的个人主义，与它有联系的道德也有这种缺点。从传统上讲，宗教生活可以说是灵魂与上帝的对白，服从上帝的意志就是良好品德，这对于完全不顾社会情况的人来说是可能做到的。新教各教派发展了“寻找救赎”的观念，但这一观念一直就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灵魂超脱的个人主义在历史的某些阶段中曾有过它的价值，但在现代世界中，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幸福观而不是个人幸福观。在此，我要考察一下它是怎样影响我们关于高尚生活的概念的。
基督教崛起于罗马帝国那些完全丧失政治权力、他们的民族国家被消灭后并入一个广泛的民族大集体的民众之中。在基督教纪元的最初三个世纪中，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并不能改变他们所在的社会或政治制度，虽然他们深信这些制度是不好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自然要采取一种信仰，认为个人能够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保持完美，认为高尚生活同现实世界毫无关系。把我说的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对照一下就明白了。柏拉图讲到高尚生活的时候，他描述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这样做是为了解释“正义”，而“正义”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概念。他惯于考虑理想国公民的身份，认为政治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事。希腊失去自由以后就兴起了斯多葛主义，它在关于高尚生活的个人主义概念上，接近基督教的思想而不像柏拉图。
我们属于伟大的民主国家的人，应当看到自由雅典的道德比罗马专制帝国的道德更恰当一些。在印度，政治环境很像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我们看到甘地在鼓吹酷似基督教提倡的道德，但是更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并不满足于个人的救赎，他们需要民族的救赎。在这方面，他们采取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大胆和自觉，而且仍受到个人救赎这种思想的牵制。
高尚的生活，正如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社会条件，缺少这些条件，高尚生活就无法实现。我们说，高尚生活是受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这里所要求的知识，只有在政府或高官致力探索与普及知识的时候才能存在。例如，癌症的传播是令人不安的，我们怎么办呢？目前因为缺乏知识，谁都无法回答。而这种知识是需要大量的捐助资金进行研究才可以出现的。此外，科学、历史、文学、艺术的知识，应该让想要获得的人都能获得，这就需要政府当局精心安排，而靠宗教的皈依是办不到的。还有对外贸易，缺少了大不列颠，我国的居民有一半就会饿死。要是我们都饿得奄奄一息，也就很少有人会过高尚的生活了。我们无须再举例了。尽管高尚生活和邪恶生活有种种区别，世界是个统一体，那些自称能够不依靠他人而独立生活的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寄生虫。
早期基督徒用以安抚他们在政治上被征服的个人救赎思想，当我们摆脱了十分狭隘的高尚生活概念时，便变得不可能了。在正统基督教的概念中，高尚的生活就是有道德的生活，道德就是服从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又是通过良心的声音启示给每个人的。这整个想法就是受外族专制统治的人的思想。高尚的生活除有道德之外还包含许多内容，例如智力。良心是很不可靠的向导，它包含着对于幼年时听说的种种戒律箴言的朦胧回忆，因而一个人的良心从来不会比这个人的保姆或母亲更为高尚。一个人要过最完美的高尚的生活，就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朋友、爱情、子女，并收入宽裕，不受严重焦虑之苦，身心健康，还要有不是毫无趣味的职业。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有赖于社会，也随着政治风云而起落。高尚的生活只有在高尚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否则便是不可能的。这是贵族理想的根本缺点。
某些美好的东西，如艺术、科学和友谊，在贵族社会也能蓬勃发展。在希腊的奴隶制度基础上它们能够存在，在我们自己的剥削制度基础上它们也能够存在。然而，以同情的方式或者仁慈的方式出现的爱，贵族社会中是不可能随便存在的。贵族必须使自己相信，奴隶或无产者或有色人种是劣等泥土造成的，他们受苦遭难算不得什么。目前，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狠狠地抽打非洲土著，使他们经历数小时不可名状的痛苦以后死在皮鞭之下。即使这些绅士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谈吐令人钦佩，我也不承认他们过的是高尚的生活。人性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限制着同情，却总还不至于到这样的地步。在崇尚民主的社会中，只有狂人才会这样行动。在贵族理想中，同情的极限最多只能做到谴责。救赎是贵族的理想，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个人救赎，无论加以怎样的解释和发挥，总不能当作高尚生活的定义。
救赎的另一特征就是认为救赎是巨大灾变的结果，就像圣保罗的皈依那样。雪莱的诗篇正好说明了用之于社会的这种想法：普天皈依的时刻已经来临，“混世魔王”逃窜无踪，“世界的伟大时代又将开始”。也许会有人说诗人是无足轻重的人，他的思想也无关大局，然而，事实却使我不得不相信，很多革命领袖的思想都酷似雪莱的思想。他们认为悲惨、残忍和堕落都是由于暴君、教士、资本家或军国主义一手酿成的，一旦消灭了这些罪恶的根源，人心即可为之一新，我们大家就会永远过幸福的生活了。
我不打算说革命永远也不需要，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实现高尚的生活绝无近路可走。要创造高尚的生活必先建立公共知识、自我控制和社会同情。这是量的问题，也是逐步改良、早期训练和教育实验的问题，只有急躁情绪才使人相信可以一步登天。可能实施的逐步改良以及可以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未来的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些事现在也不妨说一说。我将在最后一节中就目前有条件议论的部分加以论述。
五、知识与价值
英国一位靠出卖朋友而发迹的人——弗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一句成熟的经验总结。然而这句话并非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究竟唱的是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他从一个地方长官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指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时，他陈腐地沿袭阿拉伯和中世纪早期的传统，把知识主要看作是由占星学、炼金术和药物学组成的，认为它们全都是科学的部门。一位精通这些学科的学者就是获得魔术般力量的人。在11世纪初，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由于他读了些书的原因，就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同魔鬼结盟的魔术师。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的主人公普罗斯帕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仅仅是一个构想中的人，但在若干世纪中却代表着人们的普遍接受的学者的概念，至少就其法力来说是人们感兴趣的。培根相信科学能够提供比从前巫师的任何梦想还要更为有力的魔术师的魔杖。
培根在世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达到高峰，它包含一种对功利主义知识概念的反抗。希腊人熟悉荷马，如同我们熟悉音乐厅的歌曲，因为他们欣赏荷马，而且并不觉得他们是在忙于追求学问。但是16世纪的人不预先具备相当的语言学的学识，就不能着手研究荷马。因此他们在读那些古典著作以及其他艰深著作时，处处仿效希腊人。在文艺复兴时，学习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就如同饮酒或性交一样。不仅对文学是这样，对那些较严肃的学科来说也一样。人们都知道霍布斯第一次接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故事。一次他偶然翻开书，看见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大声叫道：“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过头来继续读它的证明，等到读到公理时，他信服了。没有人会猜疑，对于霍布斯来说，这是如同沉迷酒色一样的时刻，然而由于想到几何学在测量土地方面的作用，这种心情被纯化了。
确实，文艺复兴发现了同神学相关的古典语言的实际用途。对于古典拉丁文新感受的最初成果之一，是不再相信假造的罗马教皇的教令和君士坦丁的捐赠了。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都被用来证明清教徒与斯图亚特王朝、耶稣会会员与那些不再对教皇忠顺的君主之间的对抗是有道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古典学问复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文艺复兴的主要动机是精神上的愉快，是在艺术的探索中复兴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丰富又自由的精神。
人们发现，希腊人专心注意的问题不纯粹是文学和艺术，他们也专注像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因此，这些学科是很受人尊重的，但其他学科更易引起问题。医学名声确实由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名声而使人感到高贵，但在中期它几乎仅存在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间，而且同魔术纠缠在一起。所以出现像巴拉塞尔士这样的既是医生又是炼金术家这样声名暧昧的人。化学的名声更糟，而且直到18世纪以前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样就使得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以及对几何学或许还有天文学的“一知半解”，被看作是一个高尚绅士的有文化教养的标志。希腊人看不起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只在他们衰败时，才发现在占星术的伪装下的天文学有点用。16世纪和17世纪时大体是以希腊人的公正态度去研究数学的，而且倾向于舍弃那些由于同巫术联系在一起而降低了自己价值的科学。有关知识的更广博和更实用的观念在逐渐形成，它贯穿整个18世纪。大约就在18世纪末，这种观念加速形成。法国大革命给绅士式的文化以沉重打击，而机器生产发展为非绅士式的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余地。在过去的150年中，人们对“无用的”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强烈地发出疑问，而且他们逐渐相信，唯一有价值的知识是指可以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那部分知识。
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作是于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一种开拓人生的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作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这部分是由于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密切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因此个人生活要适应社会压力也较以往更大。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英国因自古以来一直保持下来的惯例之外，不允许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是为了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等有用目的，使国家满意。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报纸杂志散布政治情绪这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我们是有德行的，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而且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让谁过着怠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是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做些有助于伟大事业的事情。有许多坏人越来越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予以制止。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学习别的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是有益于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
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点，有许多话可说。在人们开始谋生之时，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造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地说，我们就没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大大改善，而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用毒气去毁灭大城市。同以往相比，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是由于有“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拥有它，但不可怀疑，教育必能不断增进它。
同样，必须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大部分是愚蠢的。儿童花费很多年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而最后既不会也不想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看，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得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实际上每一点都要解释，如果不用意大利文来解释，那就要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所以这两种文字是文化入门不可缺少的关键。但此后，用各种语言书写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发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对当代问题的了解上，比起现代国家和有关这些国家近代历史的知识要作用小。在知识复兴的时代值得称赞的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于狭隘，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发展。在正确的教导下，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就连科学也对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说，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目的，无须为传统的课程辩护。其实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广泛的考虑时，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但是，除了文化和直接效用之间能被联系起来的这种情况外，尚有对技术效用并无作用的各种不同的间接效用。我认为现在世界的某些最坏状况，能够通过这种知识的伟大激励和减少无情地追求纯粹职业上的能力而得到改善。
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一确定的目的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随同某种精神上的混乱而失去平衡。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控制德国政治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由于发动潜水艇战使美国站到了同盟国一边，任何人对此不明智之举一看就知道，但他们由于精神上专注于一点而又缺乏冷静的思考，因此不能头脑清醒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样的事也能在那些把长期紧张状况加诸自发冲动的人中间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出现过或现在仍具有这种紧张狂热。这就是由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过度紧张，当任务重要得如同狂热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可实行时，其结果就可能不得了了。但在多数情况下，狭隘的眼界会使某种有力的抵制力量泯灭，或者使得所有这样的力量遭到惩罚和责难。成年人像儿童一样需要娱乐，这就是说，在现时的享乐之外还需要无目的的活动时间，但是如果想要娱乐得合乎其目的，那就必须在工作之余去寻求愉快和乐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越来越趋向消极的和集体的，而且也趋向于静观他人的技艺活动。毋庸置疑，这种娱乐方式比没有要好，但是总不如那些受了教育而具有的在工作之余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状况，人们空闲的时间增多了，除了那些有很多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之外，闲暇往往使人厌倦。因此闲人要想过得愉快，必须接受教育，必须陶冶自己的情操和接受技术知识的教育。
在知识的探求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这些思想和欲望至少有一部分同广泛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只同个人直接有关的事情相连。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将会按照对社会有益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然而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却忽视了对人的理想训练如同技术训练一样必要。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很多残忍野蛮的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例如在小学</a>生中发生的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特别的人的现象。很多妇女背后说长道短，使人痛苦。西班牙人喜欢斗牛，英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杀害和俄国对富农的残杀上。一切帝国主义都为这种残酷的冲动创造机会，而在战争中则成为神圣的国民天职的最高典型。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上未经开化的人还是较少发生此种情况的。在学校里行凶斗殴的人，很少是学习上能达到中等水平的人。当发生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时，其主谋几乎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这并不是因为心灵的文化教养能激起积极的人性情感，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地，这是因为他所产生的除了虐待别人之外没有其他兴趣，除了支配他人的主张之外没有其他自尊的来源，最为人们普遍欲求的事情就是权力和称赞。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来达到这两者，其中包括通过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给人提供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方式。伽利略对于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所做的比任何君主要多，而他的力量之大却远远超过那些迫害他的人。因此，他也不需要反过来成为一个迫害者。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它能培养心灵的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处事过分轻率，不仅其行动在事先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做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以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弗勒斯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认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被当成他而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这类话似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有思想而无行动的严肃告诫者，然而却没有人会认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奥赛罗，是一个有行动而无思想的告诫者。像柏格森这样的教授，以某种势利眼看人，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多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对我来说，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而失去平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分争权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沉着，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幽禁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通过宽广而又较少烦闷的明亮之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有忍耐力。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使不愉快的事变得较少，而且也能使愉快的事变得更愉快。我之所以喜爱桃和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中国处于汉朝时就首先培育起来了，后经过卡尼斯迦王扣押的中国人质把它们传入印度，不知什么原因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时又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词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开始的字母A是由错误的词源</a>学之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使得这种水果吃起来味道更鲜美。
虽然文化上浅薄的愉快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但沉思更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人生更大的灾难、死亡、痛苦、残暴，以及国家民族陷于多余的灾难的情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给人们带来慰藉，为了使得生活不致趋于黑暗、枯燥，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主张，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的世界充满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的集团，其中没有一个能具有全人类的眼光，每个团体都宁可文明毁灭，而不愿做出一点让步。对于这种狭隘的思想，任何专门教育也不能提供有解毒功效的良方。因为此种思想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所以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妨自尊心，相反却能使人以激发整个人生目的概念的知识：艺术与历史，对英雄传记的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奇特的附属和短暂的地位的了解。所有这一切都同人类特有的自负的情绪相联系，即人的视与知的能力、崇高的感情和透彻的思考力，从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情绪结合之中最易于产生出智慧来。
在一切时代里，人生充满着痛苦。在我们今天，较前两个世纪人生的痛苦更甚。为了逃避痛苦，驱使人们走向猥琐，走向自欺，走向发明出大量超个人的荒诞事情。然而，这些短暂的慰藉，只不过是增添忍受长期的痛苦的源泉。个人与公众的不幸只能靠意志与智力交互作用来控制，在意志方面是拒绝回避不幸或接受一项不实在的解决办法，在智力方面是认识它，如果在能补救的情况下去寻求补救的办法，如果不能补救则根据对它的关系的了解，把它看作是必须加以接受的，并且记住在它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星空的深远之处，使得它能忍受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