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态度与人生
3个月前 作者： 培根
一、假装与缄默
二、大胆与冒失
三、迅速与效率
四、信任与疑心
五、愤怒与控制
六、性格与习惯
七、欲望与意志
八、煽动与纷扰
九、聪明与野心
十、残疾与心态
十一、礼节与仪容
十二、赞美与荣誉
十三、虚荣与自负
十四、光荣与声望
十五、理智与情感
一、假装与缄默
缄默是一种柔性的策略和智慧的运用，因为知道在何时该说实话，也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来，那是要有敏锐的机智和坚毅的心志才办得到的。因此，最会缄默的人是懂得以退为进的聪明人。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托说：“丽维亚兼有她丈夫的机智与她儿子的缄默；机智是奥古斯都恺撒大帝的长处，而缄默正是提比留的优点。”就穆尚纳斯鼓励维思派尚攻打维特留斯一事而言，塔西托又说：“我们无法攻破奥古斯都洞悉万物的见识，也无法攻破提比留的谨慎与缄默。”这种机智与秘而不宣的特性，显然是一种习惯与能力，需要详细地研辨事物或问题的性质。即要懂得辨别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守密，什么可以含混其词，在何时何人面前可以公开……这就是塔西托所说的治国处世的方法。在他看来，缄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柔性策略和习惯性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事物或问题没有精准的辨别能力，就要采用一种谨慎而安全的办法，就像眼力不好的人要小心走路一样。世间最能干的人，他们为人处世都有一种光明磊落的精神，而且有遇事慎谋而能断的能力。他们很像是经人训练过的马，何时该停步，何时该转弯，都十分有把握，在他们觉得应该秘而不宣时，他们就会缄默。这种手段他们运用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他们向来被人认为是光明磊落的，偶尔隐瞒什么，人们也不会察觉。
掩饰自己的真情有三种不同的程度：第一种是不给人以机会知道自己的秘密，使人莫测高深，不知究竟，这叫保密；第二种是用暗示或言辞使人以为情形并非如此，这叫掩盖；最后是对自己不明白的事假装明白，这叫伪装。
第一种，保密。能听到别人说出一些什么，这是他的优点。凡是会保密的人都能先听到别人坦白的话语。世间哪里有人愿意把心事向一个多嘴的人倾诉呢？一个人如果被公认为是个会保密的人，那么人们便会向他透露心事，就好像室内越是没有空气，就越容易将室外的新鲜空气吸收进来一样。宗教上的忏悔并非是为了什么世俗的利益而着想的，而是人们在把秘密吐露出来后，心中会感到舒畅许多。因此，人们会将许多事情向一个会保密的人吐露。神秘常出自秘密，不管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如果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实在太不雅观了。一个人如果不轻易透露他自己的心事，人们对他的态度和行为就会更加敬重。而多嘴的人多半是虚荣的，并且也容易受到欺骗。一个爱谈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的人，往往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喜欢谈论，因此我们相信：保密的人是聪明而遵守道德的。就保密方面来说，一个人脸部的表情比语言还要明显些，更能使人一望便知。所以，一个人如果常由他脸部的表情暴露他的心事，这可说是他最大的弱点。
第二种，掩盖。常是出于事实的需要。因此，爱保密的人多多少少都带有伪装的成分。人都有几分聪明，凡事都不容模棱两可，也不愿徘徊在坦白与隐秘之间中立，人们必然要旁敲侧击，想引出别人的实话。如果那个人不肯说实话，他们便从他沉默不语的神态去寻求答案。而模棱两可或含混其词的答话是无法长久被人容忍的，所以不稍加掩饰的话，秘密是守不住的。因此，可以说掩盖是因秘密而产生的。
第三种，伪装。我认为是比较罪恶而且不聪明的行为。但是在较重大的事件中，伪装的罪恶性又要另当别论了。普通的伪装行为是一种罪恶，这并不是因恐惧而产生需要伪装的心理，而是因为一个人在某些情形下有所需要而做作，习以为常后，他以后遇到什么事都会伪装，除此之外，他是别无办法的。
伪装和保密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打倒反对的势力，这种力量令人惊异，因为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的意图公开的话，那就等于是在警告敌人；二是能给人以适当的掩饰机会，因为一个人如果表明了自己的意图，那就得干到底，否则就是失败；三是比较容易发现对方的秘密，因为一个坦白的人，虽然一般不会公开地反对他，内心却总是不赞同他的。西班牙有句谚语说得好：“谎言可以引出实话。”然而，伪装与保密也有三个坏处：一是常因显示了自己的怯懦而误事，就像羽箭未能射中目标一样；二是容易使人感到困惑，导致人们根本不与他合作而将他陷于孤立；三是失去争取信任这一个重要的手段，这是伪装和保密最大的坏处。一个人最理想的气质是：坦白的心境、保密的习惯和适当的缄默，如果其他的补救办法都没有了，而后才去利用最后的一个办法——伪装。
二、大胆与冒失
古希腊雄辩家狄莫西尼斯被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他这样回答：“第一是动作，第二是动作，第三还是动作。”这虽然是寻常的道理，但聪明人不可忽视它。狄莫西尼斯本身是个演说家，但他对自己所推崇的才能——动作，却并不怎样擅长。动作原是伶人或演员的技艺，对演说家来说本应是无关紧要的，但我们这位演说家竟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好像这才是演说家的最高技巧，有了它就不再需要别的了。这是什么缘故？说来很明显，这便是利用人性中愚蠢的成分多过聪明的成分的事实，动作最能引动愚蠢的心灵，所以只要是能引动愚蠢的心灵的东西就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圈内的大胆和这种情形十分相像。在政治圈内所需要的，第一是大胆，第二是大胆，第三还是大胆。大胆是由无知与简单的意识而引起的，这比别的性质要卑劣得多，但缺乏判断力和勇气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它的蛊惑和束缚；即使是一个聪明的人，当他在糊涂的时候也会受到欺瞒。所以，在民主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大胆创下了各式各样的奇事或伟绩，而在君主国家里，就没有那么大的成就。
由于大胆是不守诺言的信誓，它用于事情的开始时有效，但过不多时就会行不通。政治圈内的这种人也像医界的江湖郎中一样，他为人治病，也许碰巧有两三次成功，但他说不出科学的根据，无论如何是无法长久取信于人的。有些人也是这样的态度，当他答应办大事却无能力办到时，便临时改变主意，对人敷衍支吾一番就算了。
判断力强的人常把大胆的人当戏看，即使不怎么高明的人，也会以取笑的态度来看那些大胆的人。荒谬如果使人好笑，那么大胆无疑就具有这种好笑的本质。大胆的人失去面子时，脸上会毫无表情，就像一块木头一般，令人看来更觉得好笑。胆小的人失去面子时，倒还有伸缩的余地，不像大胆的人那样，如同下棋遇上残局，动弹不得，因为他们一动便可能要面临输棋的窘境。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胆的人常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做事总是贸然向前，看不到危险与困难，所以这种人不能与他共商大计。不过，当你决定方针以后，叫他们去实行倒是好的。因此，我们不可让大胆的人做统帅来指挥一切，而应叫这种人去当副手。商量一件大事时得顾及种种危险，而实行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很明显的危险，倒也无须顾虑太多。
三、迅速与效率
太讲求迅速是最不利于行事的。这就像医生所说的“匆促消化”，这种情况免不了会在体内留下许多未完全消化的食物，而成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对一个做事缓慢的人，不能以时间来衡量，而需拿事务的进展情形来做标准。比如说，赛跑时未必脚步跨得大、两脚提得高就可以跑得快。做事也是这样，是否迅速，要看那个人是否一直努力，而非一时兴致所至，奋发一下便完了。有些人急着将事情结束，或把未完成的事看作是完成了，这不过是想使人相信他真有做事的能力罢了。简化工作程序与偷工减料是不同的，在匆促中马马虎虎所做的事，常常在以后又得重做。聪明的人在看到一些人想把事情匆匆忙忙做完时，经常用这句话告诫他们：“慢点儿，这样我们才能早些把事情做完。”
从另一方面来看，真正的迅速倒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时间与事务的关系，就像金钱与货物的关系一样。如果一件事做得太慢或费时太多，便等于是买了一件价钱昂贵的东西。西班牙人做起事来是有名的慢，因此，有了这样的谚语：“让我的勾魂使者从西班牙来吧！”意思是说，这样的勾魂使者一定是来得非常缓慢的，人就可以活得较长久了。
听一个做事有经验的人讲话时，尽量不要打断他，但要特别留意的是，只有在当他把话题扯远时，你才可插话使他的讲话回到正题上。如果一个人在说话时被人打断，他便会反复地说没有说清楚或已说完的话，便会变得啰啰唆唆使人厌烦。然而，在别人说话时总爱插嘴打断别人话的人，比那种反复地说同样话的人还要使人厌烦。
当然，说话重复是浪费时间，但如果反复讲述一件事情的重点，而避开许多不必要的言语，这样做反而是经济的。在处理急务时不宜絮絮叨叨，否则就像披着长袍赛跑一样，有累赘的感觉。一个人在说话时无须先作介绍、道歉或绕圈子，因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举动，看来像是恭谨，其实是在虚伪作态。不过，当对方有成见的时候，说话太直却又不好，因为成见的消除需要委婉的言语，否则便谈不拢，就像在上膏药之前，要先敷些润肤剂一样，不然药力就难以渗透到皮肤里去。
最要紧的是做事要有顺序和要懂得怎样分门别类与提纲挈领。但分门别类也不可太琐碎。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将工作分段来做，做起来也就不会怎么彻底。然而，将工作分得过于琐碎，自己反而会弄糊涂。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事情，可以节省时间，反其道而行，常常是徒劳无功的。做一件事情通常可分三个步骤：一是准备，二是讨论，三是执行。事情如果要做得快，准备与执行的工作最好由少数人去做，而讨论却应有许多人参加。如果能事先拟定一个工作方案，做起事来速度也会加快，因为这个方案即使弃置不用，多少也会有一点指引的作用，比起含混而无目标总要好些，这就像灰烬比起尘土来是较好的肥料一样。
四、信任与疑心
疑心就像蝙蝠，总喜欢在黑暗的地方飞翔。人应该防止疑心的产生，至少也应对它善加控制，因为疑心会蒙蔽心灵、离间朋友，会阻碍事业的继续发展。疑心也会使帝王暴虐无道、丈夫无端生妒、聪明的人变得抑郁或优柔寡断。这种情形的发生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缺乏头脑。即使最勇敢的人也免不了有这种毛病。比如说，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他比别人勇敢，却也比别人多疑。不过，具有他这种气质的人，疑心对他并无大碍，因为他不会随便猜疑，在确定猜疑的事是否为真以前，他必会先思考揣摩一番。一般来说，胆小的人容易生疑心。
不能彻底明白事情的真相，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疑心的因素。所以，人们应彻底了解事情，以消除心中的猜疑。怎样才是对的呢？别过分要求别人，别认为与自己来往的人或自己雇用的人都应该是圣贤。别人也是有想法与目的的，对自己忠实比对别人忠实更重要，这种起码的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因此，不让疑心扩大的最好方法是，一边假定你猜疑的是对的，而预筹对策去补救；一边则假定你猜疑的是不对的，而设法去把它压制住或消除掉。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当有它这回事，以作防范才是。即使这是多余的，对我们也无害。
自己心中所起的疑心不会太重，如果是从别人的谣传中而起的疑心，那就重得多了。个人如果要排除疑心的存在，最好是开诚布公，或直接和自己猜疑的人面谈清楚，因为这样比较能认识清楚事实的真相，也能使对方从此以后特别小心，以免再发生令人起疑心的事。可是，这种直接面谈的方法不可用于小人，因为当他们发觉自己被人猜疑时，他们便再也不愿讲实话了。意大利有句谚语说：“疑心纵容信义离去。”似乎信义真因疑心而远离。其实，如果我们发现别人正在猜疑我们，我们就应设法消除别人的那种疑心。
五、愤怒与控制
想要把一切愤怒的感情完全消除，那只是斯多葛派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还有更好的说法，那就是这句神谕：“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可以含怒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是表示在程度上和时间上，我们应对愤怒加以规范与限制。即是说，生气不可太过火，发怒不可太长久。
我们现在先来谈谈如何矫正发怒的意向与习惯；其次再谈谈如何制止愤怒，免得伤害到别人；最后再来谈谈如何引起或缓和他人的愤怒情绪。
对于第一点来说，你除了在愤怒消失后心平气和地去检讨愤怒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和对人生的不良影响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辛尼卡说得好：“愤怒像炸药，碰到东西就一同毁灭。”当一个人失去耐心时，他的灵魂也就无法保全了。黄蜂在螫人时，连同生命都投进去。人绝不可如黄蜂那样，一时不能忍耐，会使别人被你伤害，连你自己也会随之受损。无疑地，愤怒是一种卑下的情绪，专向小孩及女人、老人、病人等体质弱的人侵袭。你得注意的是，当你发怒时，在你的怒气中只能带点轻蔑的意味，而不可带半点恐怖，这样的愤怒便会显得高超，而非软弱怯懦的行为。这种情形，耐心去做终将会做到。
至于第二点，愤怒的产生有三种主要的原因。一是对外来的伤害过于敏感。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当然便不会发怒，因此敏感而又脆弱的人，在受了许多事情的困扰以后必定会常生气，而性格刚强活泼的人，却一点也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再是如果一个人把别人对他的伤害，想象为充满轻蔑的成分，那他当然会怒火中烧。轻蔑这种事使人更难容忍，所以，当一个人觉察到自己被人轻蔑时，就会怒气冲天，气得不可抑制。再就是当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攻击或损害时，自然也禁不住会非常恼怒，这一点从自信方面着手是可补救的，即康沙尔福所说的：“一个人的自信应该像磐石般坚固，不是别人所能轻易摧毁的。”但是，在所有抑制愤怒的方式中，还是以拖延时间为最好的方式。要自认报复的时机尚未成熟，又相信不久以后将会出现一个报复的机会，这样便可以逐渐把愤怒冷却下来，愤怒也就自然平息了。
在发怒的时候如果想控制自己，避免惹祸，有两件事必须要注意。第一，言语不可过分尖酸刻薄，因为对方会因为听到了这类的言语而感到特别刺耳；普通的侮辱尚可忍耐，而特别的侮辱就叫人无法忍受了。而且发怒时不可以把秘密泄露出去，不然他便不适于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第二，生气时，不可忽然放弃你的工作。不管怎样都要留有余地，绝不可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来。
最后，关于如何去激怒别人或缓和别人的愤怒，这就要看你选择的时机是否适当了。人们在最顽固和脾气最坏的时候，是最容易被人触怒的。此外，前面已经提过，在你伤害别人的时候，若又带着轻蔑的意味，那是会使人无法忍受的。在这些激怒人的情形下还有补救的方法。第一种补救的方法就是你得选个适当的时刻。如果你猜想你的事务会惹某人生气的话，就应该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提出，因为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种补救的方法是要尽量避免别人怀疑你的行为中带有轻蔑的意思，你可以解释那是出于误会或恐惧或是脾气不好等，而并无半点轻蔑的意思。
六、性格与习惯
让我们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那个假想上，再来考虑人自己的个性与习惯，那些用来蒙蔽我们的虚伪的模样：如果一个幼孩在地下的洞穴内住到成年，忽然来至地上，他一定会怀着奇异与怪诞的想象。同样，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但是我们的心灵是禁锢在自己的天性与习惯的洞穴内的，这种习性予我们以无限的谬误与虚妄的见解，如果我们不对它们加以勘察的话，在这种错误或不健康的状态中就会有“好古与喜新”，我们已经举了好些例子，在前文已约略说过了。
最后，来考虑文字用来蒙蔽我们的虚伪模样，哪些是照着流俗的智能制造与应用的。虽然我们自以为能够管理文字，而且管理得很好，可是，文字同鞑靼人的弓一样，确能回射到最有智慧的人身上，造成很有力量的迷乱与误判断。所以，在一切的辩难或争辩上，我们几乎都要应用数学家的智慧，在开始的时候就对我们所用的文字与名词下定义，使人知道我们怎样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意思是否与我们相同。要不是这样，我们便常会归结到那实在应该重新开始的地方，就是关于文字的问题与异义。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妄图使我们与这些误谬与虚伪的模样分离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天性与生活状况不可分，但是对它们的提防是与人的判断力的正当使用极有关系的。对于这三种虚伪的模样的特殊驳辩或提防，我认为完全缺乏。此外，还有极好的判断，在我看来是不大有人提到的，所以也属缺乏，这就是把不同的证明应用于不同的题目。因为证明只有四种，就是以心灵或感官的直觉、以归纳、以三段论法、以一致。这里面的任何一种，在科学上都有它们最适用与万不能用的地方。在有些事件上严厉与精密要求较严格的论证与在别的事件上以疏忽的证明为满足，都是使学问受到损害与不进步的最大原因。依着学问的性质，支配与指定适当的证明方法，我觉得是目前仍旧欠缺的。
知识的保管或保存，或记载，或记忆。记载有两部分，字形的性质与记录的顺序。论到字形或其他字或物的可见符号的技术，它与文法最为接近，因此我把它归属于适当的地方。处置与排列我们所保存于记忆中的知识的方法，应将它照最常用的项目精密地分列。在这一点上，我并非不知人们使用这种分列的书籍无充分理由的嫌恶，无非是有碍诵读的疾速与使记忆弛懈。因为敏捷无非是学问上的一种矫伪的事情，所以除非饱学的人，照最常用项目记录是研究时极有用处与必要的一件事，因为这种办法可以担保发现的迅速与资料的可靠。但就是我曾见的照要目分列的著作，也并不具有充分的价值：它们全部都只具一个学派而不具世界的面貌，而且都是关于流俗的事项，毫无生命。
论到学问的保管的另一种主要方法便是记忆，我觉得这种能力只得到了微弱的研究。现在有一种讲记忆的技术，不过依我看来，还有比那种技术更好的方法，在那种技术上也还有比现在更好地运用。这种技术固然可以提高到极大的夸张的程度，但在实用上是没有效果的，并不是说它会使自然的记忆负担过重，也不是说它对本来的记忆有何危险，如同有人想象的那样，而是没有效果，就是说要把它在事务上认真地加以应用是不便利的。所以，听过一次就能复述多数名字或单字，或未经准备便可吟咏许多诗句，或对一切事物都作为滑稽的比喻，或将一切事物作为谐谑，或以无理的异议指一切事物为虚伪或加以反驳，或与这些相类的事，我并不将其比走绳、舞蹈的伎俩看得更重。这里面，前者在心灵上同后者在身体上一样，都是奇异而没有价值的事。
记忆的技术是只建立在两种目的上的：一个是前知，一个是表征。前知免除了我们对所记忆之事无方向的搜寻，而指示我们只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去搜寻，只搜寻那与我们记忆所在的地方有关联的。把心智上的意思变为感觉上的影像，便更容易引起记忆。在前知与表征的规律中，能够找出比现时所行用的更佳的实用法则。在这些规律之外，还有许多并不逊于上述的辅助记忆的方法，但我于开始时就决定不以此类的事为重点，因为它们不过是处理得不好。
现在还有第四种理智的知识，这一种是关于人的，关于我们的知识向他人是表示或传达，我将以“传授”这个名词为这种学问之名。传授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传授的工具；第二部分，关于传授的方法；第三部分，关于传授的表明。
传授的工具是语言或文字。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字是意思的影像，而字母又是字的影像。”意思却并不一定要用字来表示，凡是能够充分表示异同，而这种异同为感觉所能看出来均可。人的意思是可以用手势来表示的，虽然不能十分正确，却仍可以应用。我们还知道中国与邻近东南亚各国的习惯，是以象形符号为文字的，他们一般并非表示字母与字，却是表示实物或观念。所以彼此言语不通的地域与省份，却能彼此文字相通，因为同一个象形符号为人所公认的范围，要比在各部分里通行的语言来得更广，他们有极多的象形符号，其数量之多当与词根相等。
这些意思的符号有两类：其一是符号与意思相类或相合的，其二是依习惯的。第一类的是象形文字与手势。象形文字无非是持续的印象与表征。手势可以比作暂时的象形文字，它们与象形文字的关系同口说的语言与笔记文字的关系一样，区别是它们不能久存。但是它们同语言一样，却总与所指的事物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如同波理安道在有人征询他怎样可以维持新篡取的君主地位的时候，他吩咐那使者跟他走，回去就向臣民讲述他所做的事。他走到他的花园里，把最高的花枝都削去了头，表象维持独裁地位的方法就是芟夷贵族，使他们不能抬头。依习惯的就是刚才说过的，象形符号与文字。虽然有人曾欲以精细的探究，或者实际恐怕，还是聪明的想象，把一切名称的成立，认为都是根据理智与意象的、优美的、可崇敬的推想，但是其中含着很少的真实，而且没有多大的成果。这一部分关于事物的符号与一般意思的知识，我觉得尚未经人研究而属缺乏。虽然这种研究看来或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以字母拼成的语言文字远胜过了一切其他的方法，但是，因为这一部分有关知识的造币厂，我以为应该把它提出来加以更精确的研究。
七、欲望与意志
现在我们要讲讲研究人的欲望与意志的学问了。在这种学问的处理上，凡曾有著作的人，照我看来，仿佛都是以教人写字自居，只陈列了字母与字母的联系，却没有关于执笔与结字的教法或指示。所以他们只制成了好的模型，带着善行、德行、责任、幸福的轮廓与肖像，加以很好的说明，把他们作为人的意志与欲望的真正目的提出。但是怎样来获得这些好的目的物，与怎样规范与驯制人的意志，使他们适合这些企图，都完全没有讲到，或只极疏略与毫无实益地认同了一点。因为不是有了“人心德行的养成是由于习惯而不是天性”这种的论辩，或是“高尚的心理可动以教训与劝诱，而寻常的一类则可动以赏罚”这种区分与诸如此类散碎的暗示与略说，就可以为这一部分的缺乏辩解。
这种缺乏的原因我认为就是暗礁导致学问的船舶遭到了毁灭，这个暗礁就是人们历来鄙视致力于平常的事情，他们的适当处理却是最有智慧的教训，但是相反，他们把好多大半是某种灿烂的或辉煌耀眼的材料缀合成了学问，那些都是为了要使论辩精妙或语论畅达优美从而令他们获得荣耀而选出来的。教训应该使人喜爱他们的课业，而不是喜爱他们的教师，因为它是指向读者的获益，而不是指向作者的得名。所以，那可以同德摩斯梯尼结束他的劝告那样来结束的教训，才是对的：“如果你实行了这些话，你不但今天就要称赞向你讲这些话的人，而且不久，你因为私人利益的情况的改善，还有庆贺自己的理由。”
有这样天赋的人也不必怕得不到那些乏味的赞许，而确实得到的幸运，他所获得的才辩、机智与学问的美誉，与发表《伊尼阿斯》的英武举动所获得的相符，“我也不能怀疑，要把我的题目从这样低的地上抬举起来，以文字的壮丽来文饰我这题材所能给予的卑下材料，我需要加上如何的苦功”。这是一定的，如果这个目的是认真的话，那人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去读的东西，却是真的去教导与实行合理的生活。这些心灵的田园诗，关于它的耕作是并不比德行、责任与幸福灿烂的叙说少了价值的。所以，关于道德学问主要的与根本的分类，似乎是善的典范与心灵的训练或修养，一个说明善的性质，一个规定怎样抑制人的意志去使他与善的关系符合于适应的规则。
无论在哪一件东西上，都有一种善的二重性：一个是把这件东西当作全体或有着单独存在的东西看，还有一个是把它当作一个较大的物体的一部分看。后一种在程度上是较为重大与有价值的，因为它趋向于对一种性质较为普遍的要素的保存。
因此，我们看到有某种较感性的铁移向磁石，但是如果超过了某个量，它就放弃了对磁石的爱慕，向地移动，这个地是与它同类的重大物体应在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例子，水与重物都是向地心移动的，但是因为不肯破坏自然的连贯，它们会从地心向上移动，为了它们对世界的责任而放弃它们对地的责任。这种善的二重性与它们比较的价值，是更深地刻镂在人身上的，如果他不堕落的话，在他看来，对公众责任的保全，应该比生命的保全要宝贵得多。照伟大的朋友那句可纪念的话，在他受了委任要去救济灾荒而为朋友的友好所力阻，说他不该冒险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中出海的时候，他只回答他们说：“我一定要去，但我不是一定要活。”这是可以很明确地加以肯定的，说的就是，从来没有一种哲学、宗教或其他的教训，同耶稣教那样明白与极端地赞美有社会性的善与抵抑属于个人的善。同样，上帝把自然的规律，给予了我们以前说过的无生命之物，把基督的规律给予人类。所以我们读到上帝所选择的圣徒时，在一种博爱与同情的无穷感动中，愿他们为上帝所赐福而在永生簿上铭刻他们的名字。
这个确立了就可以用来评判与决定道德的哲学，便是伦理学所从事辩论的大部分。它决定了干涉那看重思考的还是看重实行的生活问题，而与亚里士多德反对的不同。因为他偏袒思考的生活所学的各种理由都是自私的，而关于一个人自己的快乐与尊重的，同幸运的哥拉斯论哲学与思考的比方并没有很大不同。在哈罗问他是何等人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哈罗看过奥林匹亚竞赛运动，他会晓得有些人是为要获得奖品来试他们的运气的，有些人是来售卖他们物品的商贩，有些人是来寻乐与会朋友的，有些人是来观看的，我就是一个来观看的人。”但是人该知道，在人生的剧场里，只有上帝与天使能做看客。教会也不能认为此点尚有疑问，虽然他们说“上帝看他的圣徒之死，极为宝贵”，这句话是他们常用来赞美他们的“献身宗教”与清苦的生活的。除非常带着这种辩护，否则就是寺院的生活也并不只是思考的，他们还要不断地祷告与祈求，这是很正当的教会的一种本分，或是同摩西在山上住得那么长久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写出上帝的规律。
八、煽动与纷扰
治理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国家动乱的征兆，通常当人民已无上下之分时，动乱的征兆就最为明显，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昼夜交接的时候最大一样。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有大动乱之前也是这样。
“暴风雨知道前兆，
祸起萧墙有暗争。”
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太多的流言、损害国家利益的歪曲报道，这些都是暴乱的征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
“大地的母亲因为怀恨诸神，
生下一女起名流言；
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个，
她是巨人西亚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
流言好像是过去煽动的残留物，实则是未来煽动的前奏。不管我们如何辨别，暴乱的煽动与流言的煽动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国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满意的，但一经流言打击、恶意中伤，便成了百无是处，正如塔西托所说：“对于政府的不满如果普遍存在，则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将同样遭到攻击。”切勿认为流言只是骚乱的象征，只要加以压制就可以补救。只有不轻信流言才是制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断地压制，反而会使流言传播得更久。塔西托说顺从自然不是部下对长官那种俯首听命的服从，而是要有所辨识地顺应。纷争、辩论、对命令不满，这些都是摆脱束缚的方法和不听命令的表现。尤其，当执政的人以温文畏缩的态度发言，而反对者却以大胆放肆的态度讲话时，动荡的表现更是明显。
主张权谋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说得好：“国家应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会像一条载重不均的船倾向一边去。”例如，法国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灭新教徒的联盟，不久倒戈，自己反受攻击。假使国君成为某种运动的同谋，而当其他方面的势力大过国君时，国君的名位就已名存实亡了。
假使纷争公然兴起，政府的威信便会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像行星在天体中的运行，每一颗行星都是由一主动力推动而迅速前进，大行星自身的运转却是缓慢的。假使大行星运行过猛，塔西托则说：“太放任了，有违服从（顺从自然）的原则。”这也表示整个轨道已经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赐给国君的束腰带，可随时放松。维护政府的四大纲领是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如果国君的威信发生了动摇或有减弱的征兆，人民就会祈求清明的政府，就像祈求一个晴朗的天气一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来谈煽动的因素，再来谈谈煽动的动机，最后谈谈补救的办法。
煽动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防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灭煽动的因素。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控制、消灭可燃的星星之火。煽动的因素有两个：极度的贫穷和不满。当然，如果大多数的财产被吞没了，大多数的人便会赞成骚乱。罗马诗人鲁肯描写罗马内乱以前的情形说：“财产因高利贷而被吞没，信用动摇了，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
“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取巧心理，就是国家将乱的必然征兆。假使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贫穷的处境，平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危险就会紧迫而扩大，因饥饿而生的叛乱是最激烈的。至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就像人发烧产生的不适或恐怖、痛苦情绪一样。政府不要以民众情绪的不满程度来判定危险性的大小，因为这样做会过于偏激。其实，当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太重时，那种被激起的不耐烦情绪可能变成不稳定的因素，会破坏社会安定。另外，政府也不要因为民众不满的情绪常常发生，就错误地认为即使时间闹得很久，也不会引起什么乱子，而继续高枕无忧。并不是说云雾一定会变成暴风雨，暴风雨也未必会骤然而至，可是它是引发暴风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那句西班牙俗话：“吹灰之力可以断弦。”
煽动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重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某种特权的丧失，一般的压迫，不公平的升迁，起用平庸，或陌生者、饥饿、散兵游民、激烈竞争，以及其他一切惹起民众团结起来进行反抗的因素。
关于补救的办法，有一些基本的预防法，至于适当的补救办法，则必须对症下药，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事，不如说是议事者的事。
第一种预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乱的本质上的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为了消除贫穷，就得使贸易平衡、培植工业、消除游荡与懒惰的习尚、以法律节制浪费、改进耕作土壤、调整物价、节制税收的浪费等。一般说来，我们必须预先筹划，使国内的人口数目不超过生产总量所能负荷的程度。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单以数目来限制，因为人口少而消费量过大时，比人口多而生活较节约、储蓄较丰富危险得多。所以，贵族显要增加得过多，平民的比例过低时，国家必然贫穷。僧侣增加过多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生产毫无补益。饱学之士过多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
我们也要记住：某国的收入就是另一国的损失（因为一处有所得，另一处就必有所失）。只有三种东西可以从甲国销售给乙国：一是天然产品，二是工业制造品，三是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这三个生产的轮子都转动起来了，财富就会源源而来。经营和运输较物品本身更有价值，更易充实国库，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例。荷兰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很卓著，他们把最佳的矿产善加经营和运销而带给国家财富。
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运用要最佳，使一国的财富不要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不然的话，即使有大量的生产也会有饥饿的现象。金钱好比肥料，除非散开，否则是没有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办法就是对高利贷的剥削、货物或某些事业的垄断，以及大牧场等加以控制。
为了消除不满的情绪，我们必须明了一国之内有两种国民，即贵族（或类似贵族者）与平民。如果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不满，危险性就不会太大。因为平民若得不到贵族的煽动，往往不会轻易作乱；而贵族若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则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险在于贵族们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满情绪爆发时才表明自己的不满。所以诗人（荷马）曾杜撰了神话来警示我们：天神听说众神有叛意，便听从智慧女神的意见，派人去召唤百手巨怪来协助，否则，天神早就被众神缚起来了。这个寓言自然是隐喻一国之君若想安安稳稳，必须要得到平民的拥戴才行。
对于民众的痛苦和不满的情绪，应该给予他们适当发泄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政策。如人体内的体液、汗水等，如果不让它们排出，或者受伤的瘀血倒流体内，就会有生疮或恶性肿瘤的危险发生。
的确，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培养民众，把民众从这个希望转到另一个希望，可以说这是防止不满毒素的唯一的良药。当一个政府不能使民众心满意足时，却能以希望来取得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贤明的政府。政府在祸患来临时，利用一线希望妥为安排，这个策略做起来并不难，因为不论个人或政党，都容易以希望来自我安慰，至少都会故意装出不相信有祸患来临的样子。
政府一定要使民间没有适当的首脑人物，要使那些不满现状的群众无所依靠。这种未雨绸缪的办法是大家熟悉的，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做法。我认为一个适当的作乱事件的首领应该是个伟大而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获得不满者的信任与人民的拥戴者，但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人可以用迅速而诚恳的办法加以笼络，使之对政府妥协，或让他和他的同党互相倾轧，这样就可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一般说来，分离反对党，使他们不致过于亲密而保持距离，或说至少使他们互不信任，这种办法并不坏。如果执政者意见分歧、党争频繁，而反对者协同一致的话，则局势就变得极为凶险了。
我曾注意到国君发表机警而犀利的演说，反而引起叛乱。恺撒说：“西拉不学无术，所以不知如何称霸世界。”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因为他把人民的希望击破了，以为他只知独裁，不知其他。迦尔巴说：“我不收买士兵，而是征用士兵。”这句话也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句话使士兵们失去了获得犒赏的希望。同样，普洛巴斯说：“有我活着，罗马便不需要军队。”这句话使士兵们大为失望。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君出言不能不慎，尤其是像刚才提及的演说言辞，虽短短几句，却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犹如飞矢不胫而走，因为这些话反倒透露了君王的心声。
最后，为了应付一切事变，国君必须有一个或更多的骁勇之士来保</a>护他，压制煽动，防患于未然。否则，纷乱一起，朝野震惊，一发而不可收。这种危险就像塔西托所说的：“一般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少数人喜欢恶作剧，多数人爱看恶作剧，而大众会承认恶作剧是事实。”在军事方面的人物须有信誉，不可喜爱争端，不可讨好群众。另外国君也要与政府的其他官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否则，他们便如不当的补药，反而比疾病对身体更为有害。
九、聪明与野心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法国人内心比外表聪明，而西班牙人外表比内心聪明。”这正如使徒圣保罗曾说的一样：“有虔敬的外貌，却没有虔敬的内心。”许多人虽有不凡的仪表，但是，在智慧与能力方面并无不凡的表现，这便是所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外表好看、看似聪明的人，常是诡计多端的人，他们故意用立体镜把平面的影像照成立体，但有识者对这种把戏是不予理睬的。
有一种人常常故弄玄虚，言语含混其词。比如说，他对某事明明知道得很清楚，却对人说他不清楚，在另一场合又装出一副对这件事情非常明白、只是不便说出的样子。有一种人对什么事情都爱用表情与手势来表达，表现出一副外表很聪明的样子，像西塞罗说派索讲话时的那种神情一样：“当他答话时，把一边眉毛直向脑门竖起，而另一边眉毛又垂到了下巴。”有一种人的成功专靠言辞夸张与态度专横，他们把办不到的事，说成可以办得到。
有一种人会把自己不能办到的事情说得毫无价值，对自己的无知自以为是，认定自己的见解是真知灼见。有一种人在辩论时，不针对辩论的理由或观点来说，却狡黠地说些讨好世人的话，以博取人们对他的好感。格里亚斯说这种人是“愚蠢的人，以花言巧语来破坏事情的本质”。柏拉图也在他的《演讲录》中不屑地提到仆洛底卡斯，说是如果让他准备一篇演讲词，他将自始至终去谈别人与自己看法的不同。这种人不检讨自己，却专门批评别人，于是他们以批评出名。因此，别人有什么提议便会遭到拒绝，而他们这些批评者反被接纳。
错误的判断会损害事情的本质。世上最虚有其表的人便是这种空虚的人。他们常诡计多端地去冒充富人和才子，设法获得好的名誉。我们如果雇用人员，切忌雇用这种自作聪明的人，还是雇用笨拙一点的人较为妥当。
如果让野心自由发展，那就会像愤怒一样，使人变得活跃、认真、气盛；可是，当野心受到阻碍时，又会使人变得非常狠毒。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有发展的机会，他就会只顾忙碌，倒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他的欲望遭到阻挠或挫折，他便会怀恨在心，对任何人都加以敌视，对任何事情都感觉不满，就好像只有天下大乱才能使他愉快一样。如果国王或国家聘用这种人，那是很危险的。如果非聘用他们不可，那就得妥为安排，就得逐渐提升他们，永不可使他们降下来。不过，这样做是很难的，所以最好是不聘用这种人，因为他们的野心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他们永远都想往上爬，如果你不提升他们，他们就不会好好做事。所以，最好不要聘用有野心的人。
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有必要聘用有野心的人呢？对于这一点，我们来探讨一下。作战时必须任用有能力的指挥官，这时候就顾不得他有多大的野心了，因为他的优点可以弥补他的缺点。况且，任用没有野心的军官，就像是任用没有武器的军官。国王如遇危险或遭人猜忌时，任用有野心的军官来保护自己较为有用，因为这是普通人无能为力的事，普通人除非像鸽子一样被蒙住了眼睛，才会不顾四周的一切直直地往上飞。利用有野心的人去打倒另一个有势力的人也是很有效果的，提比留斯利用马克洛打倒塞安纳斯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把这些情形稍加说明一下：出身卑微的人比出身高贵的人的危险性小些，性情粗暴的人比性情温和的人的危险性小，刚提拔上来的人比资历较久而刁滑的人的危险性小。有人认为国王有宠臣是一种弱点，其实这倒是一种对付野心家的好方法，因为褒贬奖惩之权一旦操在宠臣的手中，那就不至于有谁敢过于傲慢了。此外，还可以用一种方法来牵制他们，那便是同时任用多位有野心的人，使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掣肘。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还须安排一些中间人士从中调停，以维持均衡的形势，政局才能稳定，不然就会像船舱里不放置压船的沙囊一样，船身一定会颠簸得非常厉害的。国王须利用一些出身卑微的人，以作为对付野心家之用。让野心家知道他们的位置并不稳固，随时都可能会垮台，这种方法只能对付那些胆小的野心家。因为这种方法固然能使胆小的野心家战战兢兢，不敢乱来，但会使得胆大的野心家发起意外的变故和危险。如果真有打倒他们的必要，又因顾及安全问题而一时未能办到，那就要改变手段，不妨对他们假意赐给恩典或予以贬黜，使他们如置身蛮荒之中，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些想在大事方面出头的野心家，通常比那些对什么事情都怀有野心的人的危害较小些，因为后一种人常把事情弄得十分混乱，致使事务无法进行。但是，野心家如对事业非常热心，那其危险性就比其他的随员要小。
一个人想出人头地，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虽然这是有益于公众的事。相反，如果一个人高居众人之上而背离公众，那他对人就会有所伤害了。从诚信的三个特点去辨认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诚信的第一个特点是鼓励人们把事情做好，第二个特点是使人有接近国王或权贵的机会，第三个特点是使人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具有第一种意向，即使他有野心，他也是一个诚实的野心家。国王如能在野心家的身上辨出这些动向来，他就是一位聪明的统治者。国王或政治家们对官吏的选择，一般说来，应该任用责任感重于提升欲、事业心重于虚荣心的人，应该让他们知道，爱管闲事和诚心做事是不同的。
十、残疾与心态
残疾的人对造物者通常存有报复的心理，既然造物者对他们不仁慈，也难怪他们对造物者要冤冤相报了。因此，残疾的人像《圣经》上面所说的，大都是“缺乏自然的感情”，这可以说就是对造物者的一种报复。
肉体和心灵之间不存在一种协议，即使造物者在某一方面弄错了，它的另一方面也不会脱离常轨。即使人的肢体残缺得无法挽救，但心理状态仍有补救的余地，因此有时性格可以用道德纪律来加以克制。我们不可把残疾看成是一种象征，而要将它视为一种原因。象征的事物并不可靠，而原因常伴随着某种结果。身上有缺陷的人常会遭人看不起，于是他总设法摆脱自己的困扰，所以有残疾的人往往非常大胆，这种大胆起初是出于自卫，日久就成了习惯。并且，他们都是很勤奋的，又喜欢注意别人的缺点，他们要发掘别人的短处，好像这样可以使自己获得补偿似的。
上级往往看不起残疾的人，当然也就不会嫉妒他们；上级如果非亲眼看到他们功成名就，是绝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不会相信他们也会升官发财的。总而言之，残疾对一个聪明的人来说倒是升官发财的有利条件。古代的国王常宠信宦臣或身边有残疾的高官，因为对一般人怀有嫉妒心的人最能舍命效忠于一人。但是，国王对所宠信的残疾者并非以贤者或良相来看待，而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心腹耳目而已。一般残疾的人都是如此，可以的话，他们总是在设法消除人们对他们的轻视。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劳期、苏利曼王之子、驼背的伊索、秘鲁传统嘉斯卡、脸孔丑陋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们都是身带残疾而成就非凡的人物。苏格拉底只是脸孔丑陋而非真正的残疾，就像一般人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却也都应该列入残疾者心态的人之中。
十一、礼节与仪容
道德与礼节二者的关系就像宝石与金银的关系一样，它们互相衬托而更显光彩。如果人们深察礼节，便会发现，一个人想博得大众赞美的情形跟经商发财有相似之处，即商业上的那句俗话：薄利多销以致富。的确，利薄自然金钱会源源而来，而巨利的获得，往往只是偶然间的事。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小地方的表现，常能获得人们极大的赞扬，因为这类表现的机会较多，且能经常受到人们的注意。而大的德行便不会常常如此。所以，注意礼节能使人的声誉提高。西班牙伊莎贝拉皇后说：“这（礼节）是永久的推荐书。”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只要你不轻视礼节就行了，并且你可以从观察别人的行动中去学到礼节，无须担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礼节要表现得自然才显得可贵，如果过于做作那就会失去它的价值。有些人的举动，像是字字都经过推敲的诗句一般，但是这种注重小节的人，对重大的事务又怎能领悟呢？一个人如果对人不讲一点礼节，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他，这样一来，别人对他的尊敬自然会减少。特别是在陌生人或拘泥于形式者的面前，更不可忽略礼节。
太过讲究礼节的人反而会令人讨厌，而且会使人怀疑他的举止是假的。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恭维别人时，能想出巧妙的辞令，再加以适当地运用，这样必能收到奇效。和同辈朋友相处，大家大都不拘礼节，但你这时最好表现得严肃些。当你和地位低的人相处，而别人对你尊敬时，你又该表现得亲切些。
从恭维别人这一点来说，要注意恭维不可过分，过分的恭维等于是在贱卖自己的人格。一个人顺从别人是好的，但必须表明这是对他的尊敬，而不是唯命是从；赞同别人的行动也是好的，不过要加入自己的见解，就和在接受别人的意见时，可加入一些自己的不同见解是一样的道理；在顺从或跟从别人的行动时，要附加一点条件；在赞同别人的建议时，也无妨陈述</a>自己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要特别小心的是，不可太过于恭维别人，因为无论你怎样完美，嫉妒你的人都会以此来诽谤你其他方面的美德。太过于重视行为规则与拘泥形式，会使你在事务上坐失良机，那损失是很惨重的。所罗门说：“看风的不必播种，望云的不必收割。”因此，聪明的人是自己去创造时机，而不是等待时机，人们的行为要像所穿的衣服一样，不可太狭小，这样行动才能够自如。
十二、赞美与荣誉
赞美能反映美德，就像一面镜子能反映体态一样。如果赞美是来自普通的人，那常常是虚假而不可靠的，泛泛之辈的赞美远不如有操守者给予的赞美。因为一般的人并不懂得太多的美德，所以他们的赞美是低一等的。出于崇拜与敬慕的赞美也只能算是中等的美德，而最高的美德他们常是不能察知的，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美德。
当然，声誉就像河水，可以载浮载沉。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同意，“好的声誉犹如香膏散发芳香”。它芳香四溢，而且久久不易消散，这种香膏的香气比花朵的馥郁还要持久。有许多赞美的出发点都是虚假的，我们不能不加以怀疑。有的赞美只是在奉承谄媚。如果他是个普通的奉承者，那么他的赞美人人都会，也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如果他是个狡猾的奉承者，他的赞美将会费尽心机，才能博得对方的欢喜，因而让对方对他赏识。如果他是个莽撞的奉承者，从他的赞美中反而可以暴露出他的缺点，使对方知道他心存不轨。当你告诉别人说他是个怎样的人时，就是暗示对方要做个怎样的人，这便是所谓的“借赞美施教”。
有的赞美是恶意而有害的，因为那是故意要激起对方的嫉恨，因此，赞美者是最坏的敌人。希腊有句谚语：“恶意赞美的人鼻子要起脓包。”这也像英国的一句俗话：“撒谎的人舌头会生疮。”
适当的赞美对人当然是有益的。所罗门说：“清晨起来，大家如果对朋友祝福，就算是诅咒他。”所以，赞美要是不恰当，便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嫉妒和嘲笑。除了少数的情形外，对人本身的赞美通常都是与人不相宜的，但是若赞美他的事业，那就显得非常慷慨而优雅了。罗马的枢机主教们（包括神学家、僧侣、哲学家）把军事、外交、司法以及其他的职务都称为“代理执行官的事务”，这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对于世俗事务的轻视与嘲笑的态度，似乎在说那些都是代理执行官和执行小吏的事。事实上，他们所谓的“代理执行官的事务”，比起他们那种深奥的玄学，倒是能做出一些更有益于人类的事。圣保罗在夸耀自己的时候时常这样说：“让我打句诳语。”但是他在提到他分内的事时则说：“我很敬重我的职分。”
十三、虚荣与自负
在《伊索寓言》里有个很有趣的比喻：“停留在车轴上的一只苍蝇很自负地说，‘你们瞧，我使多大的一阵尘土扬起！’”有些虚荣的人也像那只停留在车轴上的苍蝇一样，常把别人辛劳所成的事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这种喜吹嘘、爱虚荣的人常成群结党，因为他们不这样就无法与人相比，就会露出自己虚饰无能的尾巴来。他们也喜欢妄发谬论，以表现自己的骄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便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来了，结果也就无所获益。这就像法国那句俗谚所说的：“话语多，成功少。”
然而这类人也有他的用处，例如说，你想使人赞扬你的伟大与道德时，那就可以利用他们去替你鼓吹、制造声誉，而后你便可以如愿以偿。罗马史作者利维在述及叙利亚王安提阿克和亚细亚的游牧民族希克索斯族的事情时曾这样说：“有时候在当事的两者之间撒谎会造成很大的效果。”比如说，一个人想联合两个国家共同作战去对抗第三国，这时他就得向他们吹嘘对方的军事力量，那样才能达到目的。当一个人居于甲乙双方之间时，对甲方表示关切的心情，对乙方装着袒护的样子，结果双方都会对他产生信任。这种无中生有的事例，是因为撒谎会带来信念，信念便会带来实质的好处。虚荣对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虚荣能使人产生勇气，而创出许多英勇的事迹来。具有虚荣性格的人，在从事大规模或富有冒险性的事业时，能勇往直前，毫不顾虑、迟疑；而性格质朴庄重的人，只能把船撑得平稳，而不考虑使船远航，换句话说，这种人就是只能使事业稳定，而不能使事业有大发展的人。文明的传播也有赖于虚荣的力量。“轻视虚荣的人，著书时仍然会把自己的名字置于封面上”，这又何尝不是虚荣的表现呢！甚至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格伦等伟大的哲学家也都有很强烈的虚荣心。虚荣无疑能长久地使后人追忆你，西塞罗、辛尼卡、普林涅斯等名作家的声名，如果不是凭借着虚荣的力量，哪能流传得这么长久？因此，声誉中若是渗入虚荣，就像在天花板涂上油漆一样，既能光亮，又能耐久。
然而，以上所说的虚荣，并非类同于塔西托讲穆尚纳斯的那种虚荣，他说穆尚纳斯“有一种奇才，能使自己的一切言行表现得很优越”。这并非出于前者的虚荣，而是慷慨与谨慎的天性使然。这种性质在某些人身上不但表现得很贴切，而且也很优雅，因为宽大、忍耐与谦虚本身，就是一些做人的虚饰技术。而在这些做人的技术中，没有比普林涅斯所说的那种更好的了，他主张，一个人对于别人的美德应该尽量赞扬。普林涅斯说得好：“赞扬别人也就等于是在赞扬自己，因为就赞扬本身来说，别人与你定是相近的；如果别人不如你而受到赞扬，那么你就更值得赞扬了；如果别人比你强，却受不到赞扬的话，那么你也就不值得赞扬了。”虚荣的人为智者所鄙视、愚者所叹服、奉承者所崇拜，而人们则常为自己的虚荣所奴役。
十四、光荣与声望
光荣的获得，能充分体现出一个人的德行与价值。有些人过分强求光荣与声望，这种人虽常被人谈论到，却不能使人钦服。相反，有些人常是不擅长表现自己的德行，以至于使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降低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完成前人未尝试过的事，或者虽有人尝试过却中途放弃了的事，或者是已经完成却效果不佳的事，那么他所获得的光荣，就会比在后面做了更困难的事的人要大得多。一个人的行动如果能使各党各派以及各个团体都满意，那么他就更能获得大家的赞扬了。有些事成功了，所得的光荣还抵不过所受的耻辱，做这样事情的人当然是最不擅长保持自己的光荣的人。别人失败而自己成功时，所得到的光荣就像一块有了许多个切割面的钻石，常会反射出最鲜明的光彩来。所以，在追求荣誉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努力去战胜他的敌手，如果可能的话，就利用对方的弓矢来赢他们。
小心谨慎的仆从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西塞罗这样说过：“一切声望都来自仆从间。”嫉妒为光荣的蠹虫，所以要消灭它。自己有什么表现时，最好说明自己的目的不在声望，而在完成事业，也不可把成功归于自己的道德与才能，而应归功于造物主的恩典。
统治者的光荣的等级可按下列次序排列。第一等是国家的创建者，如洛玛拉斯、塞拉斯、恺撒、奥图曼、伊斯梅尔等。第二等是国家的立法者，也称为“第二创建者”或“长久统治者”，因为在他们死后，人们仍会用到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来统治庶民，如赖寇加斯、梭伦、查士丁尼、爱德加、西班牙国王卡斯提尔、西班牙律法的制定者爱尔丰斯等。第三等是拯救者或“救星”，他们或是结束了痛苦的长期内战，或是把祖国从异族或暴君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如奥古斯都、维思派尚、奥利梁纳斯、塞奥乡里卡斯、英国的亨利七世和法国的亨利四世等。第四等是为国争光的将军们，他们或为祖国开拓疆域，或为祖国驱除外寇、保卫疆土。最后一等则为历代的贤君，他们秉公治国，在他们统治之下国民享有太平盛世。最后两种情形的事例太多了，不作赘述。
老百姓与臣属的光荣等级可按下列次序排列。第一等为能够替君王分忧担劳的大臣，这种人可以称得上是君王的“左右手”。第二等为在战争中能对君主或统治者作英勇保卫的领导人才。第三等为宠臣，限于能取悦君王或统治者，而对人民无害者。第四等为那些职位高而可胜任的能干官吏们。另外还有一种不常见的，却可列为最光荣之一的是那些为国家利益而不惜赴汤蹈火的人，如利格拉斯、帕布利狄云穆斯等人。
十五、理智与情感
人类知识关于心灵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探讨心灵的本体和性质，一部分探讨心灵的能力和功用。属于第一部分的为心灵原始的研究，即心灵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外来的，在怎样的限度内它不受物质公理的约束，它的永不消减性和其他各点。关于这些，勤力探讨的程度未见得高过说法分歧的程度，因此这里所有的工作看来似乎都是一个迷阵而不是一条通路。虽然我以为这种知识，即使按照自然的状态也可予以比向来更真切与确实的探讨，但是到了最后，仍要以宗教为界限，要不然，就会受到欺骗与迷惑。因为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心灵的本体不是从天与地中提取出来，却是直接由上帝输入人身的，所以除却偶然之外，心灵不能受到关于天与地的公理的约束，那些公理是哲学的论题。因此，关于心灵的性质与情况的真实知识，只有从给予它本体的灵感中得来。关于心灵的这一部分的知识有两种附属物——预言与催眠，按照向来的处理方法，这些都只发出了妄谈而没有真知灼见。
关于人心灵的能力的知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它的了解与理智，一类是关于它的意志嗜欲与情感。第一类生出决定或判断，第二类生出行为或实行。想象在评判与执行这两种范围以内都是一种中间者或传达者，因为感觉在理智未曾判断以前先传达于想象，理智在判断未曾执行以前也先传达于想象，想象总是在受意志指挥的动作之前的。不过想象的“日神”具有两个不同的面貌：他向着理智的面貌有着真的印象，向着动作的面貌有着善的印象。但这些总是有两个面貌，“同姊妹的面貌一样”。可是想象不是仅为传达者而已，它还在传达的任务外授予了或也篡取了不少的权能。亚里士多德说过：“心灵对于身体，有主人对于奴隶那样的管辖权；但是理智对于想象，有行政官对自由的市民那样的管辖权。”这种市民也许有一天自身也会成为行政官。因为我们看到，在信仰与宗教的事件上，我们常把想象抬高到理智之上。这就是宗教所以总用比喻、先兆、寓言、幻象、梦境来抵达人的心灵的原因。并且，在足以掩饰与隐蔽事物真相的辞辩与其他同类印象所能为的劝诱里面，对理智最大的力量，是从想象来的。可是，因为我不能找到恰当的属于想象的学问，所以我觉得没有要变更上面分类的理由。诗咏只是想象的一种乐趣或游戏，而不是它的一种工作或任务。最后，想象的或暗示的理智虽然是修辞学的论题，我想最好还是把它归于理智的范畴。因此，我们就满足于上面的分类，就是说，人生的哲学有两种，一种是理智的，一种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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