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健全的人格
3个月前 作者： 马斯洛
一、健康的心态
二、健康的意义
三、健康就是超越
一、健康的心态
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有关人类疾病与健康的新观念，我觉得它是一项令人十分兴奋且又充满奇妙愿景的心理学。因此，尽管它尚未经过验证与确认，尚不能称为确定和可靠的科学知识，但我仍迫不及待地要将它公之于世。
这一新观念的基本假设如下。
（1）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本性，这一内在本性在本质上是属于生物性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内在固有的、天赋给予的”。同时，就某种特定意义而言，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至少是不变的。
（2）每个人的内在本性，一部分是自身所独有的，另一部分则是人类所共有的。
（3）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内在本性并发现它，这是可能的事。
（4）据我们目前所知，这种内在本性，就其真正内在或其原始性及必然性而言，并不是恶的。人类的基本需求，诸如生命、安全与保障、归属与爱情、尊重与自尊、自我实现、人类的基本情绪、人类的基本能力，表面上都是中性的；先于道德的，或纯然是善的。破坏、虐待、残忍、恶毒等，似乎都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人们为了使内在的需求、情绪和能力免受挫折，而产生的强烈反应。愤怒本身不是恶，恐惧、懒惰甚至无知也都不是恶。虽然它们可能会，也的确会导向恶的行为，但是它们并不需要非如此不可，其结果并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人的本性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坏。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本性的各种可能早已被我们习惯性地廉价出卖了。
（5）由于内在本性是好的或是中性的，所以更要实现它、鼓舞它，而不应该压抑它。如果能允许内在本性来引导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变得健康、成功，并且因此而幸福。
（6）一个人的这种基本核心一旦遭受否定或被压抑，他就会生病。有时可能明显地看出他病了，有时则变成潜伏的疾病；有人随即病倒，也有人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病。
（7）此种内在本性并不像动物的本能一样那么明显、强烈且难以抗拒。它柔弱、纤细而微妙。我们的习惯、文化压力和态度，很容易就会将之压服。
（8）它虽然柔弱，但在正常人身上却难以消失——甚至在病人身上也不会消失。即使遭受否定，它也会隐在暗处，永远坚持着要求实现。
总之，以上这些论点必然会与纪律、损失、挫折、痛苦、悲剧相提并论。不过，只要这些经验能启发、培养并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便是有价值的经验。而且，由于这些经验与成就感、自我的坚忍性休戚相关，因此便与健康的自尊感和自信息息相关，这也是日愈明显的事实。一个人如果没有征服、忍受和克胜的经验，便会一直怀疑自己的能力。不仅在面对外在的危难时如此，在控制及缓和自我冲动，并因而无惧于冲动这方面，也会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观察到，如果这些假设得以证实，便可据以成立一门科学的伦理学，一种合乎自然的价值体系，以及一个判定善与恶、对与错的最高上诉法庭。我们越是熟悉人类的自然倾向，便越能从容地告诉人们如何为善、如何获取幸福、如何才能有效益、如何尊重自我、如何去爱、如何挖掘自己最大的潜力。这也就等于自动解决了未来人格上的许多问题。而最重要的似乎应该是去发现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同时又作为独特的个体，其内在最深刻的真相究竟如何。
对自我实现的人加以研究，可以教导我们认清自己的错误、缺点以及成长的正确方向。除了我们这个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典型与理想。我们的文化早已放弃了圣人、英雄、君子、武士、神秘家等理想典型。我们所剩余的，只是适应良好、毫无问题、既苍白又令人迷惑的替代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以那些完全成长与完全自我实现的人作为我们的指南与典型。从这种人身上，他的潜力获得了完全的发展，他的内在本性得以自由地表现，而未被加以束缚、压抑或否定。
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都应强烈且透彻地认清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每一次远离普遍人性价值的堕落，每一次违反个人本性的罪过，每一件罪恶的行为，都将毫无例外地记载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使我们轻视自己。何妮用了一个很好的字眼来描述这种潜意识的知觉力与记忆力，她称为“登录”。如果我们做了一些我们引以为耻的事，它便“登录”上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善良的好事，它便“登录”上我们的荣誉。最后的结果，总是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或是尊重，并接受自己；或是轻视自己，并感到羞耻、毫无价值，不值一提。神学家常用“堕落”这个词，来称呼后一种未能尽己之所知所能，以实现个人生命的罪。
这种观点对一般弗洛伊德学派所描述的人类图样加以补充。由于弗洛伊德似乎只为心理学提供了病态的一半，因此我们现在将之补全，加上健康的一半。也许这种健康的心理学，对于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命，以及在使我们成为更完美的人这些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这样比去询问“如何才能不生病”要更有益得多。
我们如何鼓励自由发展呢？什么才是自由发展的最佳教育条件呢？是性，是经济，还是政治？这种人需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成长呢？而这种人又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呢？病态的人是由病态的文化所造成的。健康的人则是健康的文化造就的。的确，病态的个人使他的文化更病态，健康的个人则使他的文化更健康。增进个人的健康，是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一条途径。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鼓励个人成长乃是切实可行的；若无外力的帮助，精神官能症的病症便较难以痊愈。要使自己做个更诚实的人，相当容易；但若要治疗一个人精神上的压抑或迷惘，则非常困难。
挣扎、冲突、罪恶、不安、焦虑、沮丧、挫折、紧张、羞耻、自责、自卑感或无价值感——这一切都会引起心理的痛苦，干扰行为的效益，并且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很容易立刻被看成是病态的、不良的，该尽快“治愈”它们。
但是，在健康的人身上，或在逐渐朝向健康成长的人身上，也同样可能发现所有的这些症状。假定你应该有罪恶感，而你偏感觉不到，假定你已获得了良好的安定力量，而你又“被”调整了。也许，适当的安定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切除了你的痛苦，但是，由于它终止了原先要朝向更高理想的发展，岂不也一样是坏的？
弗洛姆曾在《自我的追录》这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中，攻击古典弗洛伊德对超我的看法，因为超我这个概念完全是一种权威之义和相对之义的看法。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假定了你的超我和你的良心，原来都是你父母亲或任何一位权威者的意愿、要求和理想的内在化。但是，如果他们是罪犯呢？那你将拥有哪一种良心呢？或者，假定你的父亲是个正经八百、不苟言笑的道学之士呢？或者是个精神病患者呢？这种良心的确存在——弗洛伊德是对的。我们的确从这些早年的形象中，获得了我们大部分的理想，而不是长大后在书本中获得的。但是，良心还有其他的因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强或弱地拥有的良心，这就是“内在的良心”。内在良心的基础，在于我们潜意识和前意识里对自己的本性、命运、能力以及生命“召唤”的知觉。它坚持要我们忠于自己的本性，不可因软弱、贪图利益或其他理由而否认它。像自命不凡的人、天生的画家却去卖袜子，才智之士却愚蠢地生活，明知真理却固守沉默，还有放弃人性尊严的胆小鬼……这些人在其内心深处，都会觉察到自己错待了自己，因而蔑视自己。这些自责，很可能导致精神官能症，但也很可能激发新的勇气和义愤，并增强自尊，结果从此便踏上了正途。简言之，成长和改进也可能来自痛苦和冲突。
事实上，我刻意要除去我们目前对病态与健康所做的轻率区分——至少是有关其表面症状的区分。病态是否意指具有这些症状呢？我倒认为，即使不具备上述病症，也可能有病。而健康是否也意指没有这些症状呢？我倒认为，即使不具备上述病症，也不能就因此说是健康的。在奥斯维辛或在大壕集中营的纳粹党徒当中，有哪一个是健康的呢？是那些良心受谴责的人，或是那些竟能逍遥自在、毫无良心困扰的人？一个人若有着深刻的人性，是否有可能从不曾感受过冲突、痛苦、沮丧、愤怒呢？
简言之，假如你告诉我，你有人格上的问题，除非我对你认识得很清楚，否则我无法确知究竟要对你说“好！”还是说“我很遗憾！”这要看是什么理由，而且理由还有好坏之分。
举例来说，今日心理学家对所谓受欢迎的程度、适应什么方式，以及对糟糕的文化是否适应，对一位霸道的父亲或母亲的适应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个适应良好的奴隶，对一个适应良好的囚犯，做何想法？如今，即使是行为有问题的儿童，我们也都要待之以新的容忍。他为何行为不正？多半是因为有病，但有时候也是因为有好的理由：这个儿童，只是在反抗剥削、霸道、蔑视和虐待罢了。
显然，所谓人格问题，要看说它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是独裁者，是族长，还是一个要求妻子停留在幼稚阶段的丈夫。很明显，人格问题，有时是一个人对其心理或其真正内在本性遭受压迫时发出的高声抗议。因此，当这种压迫罪行出现时，不抗议才是真正的病态。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在遭受到这种对待时并不抗议。他们忍受下来，几年以后，“抗议”以各种各样的精神官能症、心身症作为代价表现出来。还有些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病了，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幸福及成就，失去了丰富的感情生活及安详而丰盈的晚年。他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具有创造力、以美感的态度去发现兴奋的人生，是多么美妙。
此外，如果没有痛苦、悲伤、忧愁和动乱，会有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可能吗？假如这一切就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必要且无可避免的，那么要到何种程度呢？如果悲伤与痛苦对个人的成长有时候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会不要自动地去保护别人，以使他免于痛苦和悲伤，好像痛苦和悲伤永远是坏的一样。有时候，为了最后的好结果，它们也可能是善的，是可欲求的。不让别人经历自己的痛苦，挺身防止他们受苦，都可能会变成一种过度的保护，而这反倒是对一个人的本然及内在天性和未来发展缺乏必要的尊重。
二、健康的意义
原则上，我们可以拥有一种描述性的，且又合乎自然主义的人性价值科学。自古以来，“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彼此相互排斥的对比情境，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研究人性的最高价值或最高目标，就像我们研究蚂蚁的价值、马的价值、橡树的价值，甚至研究火星人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能够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当人们设法自我提升时，他们努力朝向、深切渴望，挣扎奋起的是那些价值，而当他们生病时，他们失去的往往也是那些价值。
然而，我们已经觉察到，只要我们能区分健康人与其他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在这方面大有收获（至少在我们稍具技术的此时此刻里）。我们不可以把精神官能症的渴望和健康的渴望加起来平均一下，然后就宣布一个可供使用的结果。最近有一位生物学家宣称：他已发现介于人猿与文明人之间的那个不明存在的领域，那就是我们！
我认为，这些价值似乎明白显露于外的，是被创造的和被组构而成的。它们内在于人性结构本身之中，具有生物学和遗传因子的基础，且随文化发展而发展。我只是对它们加以描述，而不是发明、设计或设想它们。这个想法恰好不同于沙特的思想。
我可以用一种更单纯的方式来说明，目前我所研究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病人或健康人、老年人或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所做的自由选择与偏好。我们当然有权这么做，就像研究人员有权研究白鼠、猴子或精神官能患者所做的自由选择一样。这种说法可以避免许多不切题且又意见分歧的价值争论，而且还强调了这项研究的科学性，使之完全脱离先验的范围。总之，我的看法是：“价值”的概念很快就要过时了，因为它涵盖太广、指涉太多不同的事物，而且具有太漫长的历史。此外，此字的各种不同用法通常都不是有意识的，因而也制造了混淆。所以我常想要完全摒弃这个字眼。也许用一个较为特殊、较不易混淆的同义词，也行得通。
这种比较合乎自然主义、比较属于描述性的（亦即比较“科学性的”）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改变问题的形式，把含含混混的问题，亦即把“应该”和“必须”这些充满各种隐含的、未经检证的价值问题，改变为有关何时、何处、是谁、多少、何种情况下等一般性经验问题，亦即使之改变为经验上可以检证的问题。
我的下一个假设是，我认为所谓较高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十分近似于我们在所谓的相当健康（亦即成熟、已发展、自我圆满、具有个别性等）的人身上所发现的、在良好的情境下所做的自由选择，也就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处于巅峰状态、最强有力时所做的自由选择。
或者，用更具描述性的方式来说明：这些人，在他们感到自己强而有力时，若能真正地自由选择，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真而非假，选择善而非恶，选择美而非丑，选择整合而非分裂，选择欢悦而非忧伤，选择生动活泼而非死气沉沉，选择独特而非千篇一律……诸如此类的价值也就是我所描述过的各种存在的价值。
还有一项次要的假设是，我认为这种选择同样地存在价值的倾向，约略可见于全人类或大部分的人之中。亦即这种倾向是遍布于全人类的价值，只不过在健康人身上看得最明显清晰，最正确无误，最强而有力罢了。此外，健康人所呈现的较高价值，最不掺杂（由焦虑而引起之）防卫性的价值，亦不掺杂下面我将指出的“健康性的退化”，或法尔松博士所谓之“边岸”的价值。
另外一个十分类似的假设是：健康人所做的选择，就生物观点而言，当然大体上都“对他们有益”（此处便是意指“有益于自己或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我也约略地感到，健康人所选择的有益的事物，就长远的观点而言，很可能对较不健康的人也有益，而且他们一旦能成为较佳的选择者，便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换个方式说，就是健康人比不健康人是较为良好的选择者。或者，为了仔细考量这一想法以便引出其中的含义，我提议，先观察健康人所做的选择，并假定这些选择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然后针对其结果加以研究探讨。也就是说，且让我们以游戏心情把这些人当作生物学上的试金石，认定他们的看法比我们敏锐、他们比我们更敏于觉察何者对自己有益，然后静观其效。我敢说，假以时日，我们很可能最后也会选择健康人选定的东西。或者我们迟早也会了解他们做选择的智慧，并因此也做同样的选择。他们敏锐而明晰地觉察到的东西，我们只能约略而含糊地察知。
同时我也假设，在高峰体验中所感知的价值，大致上与前面所言及的选择价值是相同的。这么做是为了表明，选取的价值只是各种价值中的一种而已。
最后，我还假设了，这些以偏好或动机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中的佼佼者身上的存在价值，就某种程度而言，与用来描绘艺术“杰作”、普遍的“美好天性”，或美好的外在世界，其价值是相同的。亦即我认为内存于个人的存在价值与在世界之中所察知的同类价值，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同性质的，并且这些内在的与外在的价值之间，具有彼此相互提升、相互增强的律动关系。
在此我只要说明一项含义：以上论题皆肯定了最高价值内存在于人性本身，并自人性之中流露而出。这一观点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较为古老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过去我们习惯认为最高的价值只能出自超自然的神，或出自人性之外的某种另一泉源。
我们必须忠实地接受并设法解决存在于这一论题中，在理论上与逻辑上所遭遇的真正难题。在此定义中的每一项因素，其本身都需要定义，并且在着手处理之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循环的边缘，而有些循环却是目前我们所必须接受的。
所谓“优良的人”，只能根据某些用以判定人性的标准来定义，而且这种判定标准几乎可以确定是程度上的问题。亦即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合乎人性，而所谓“优良的人”、“优秀分子”就是指非常具有人性的人。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许多用来定义人性的特征，虽然是必要条件，但其本身不是决定人性的充分条件。此外，这些定义人性的特征，本身有许多都是程度上的问题，并不是全面且犀利地去分辨出人与动物的差别。
在此我亦发觉哈特曼所提出的方案十分有用。一个优良的人（或一只优良的老虎、一棵优良的苹果树）之所以是优良者，在于他（它）实现或满足了作为“人”（“老虎”或“苹果树”）的概念。
就某一观点而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式，而且也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所使用的方法。产妇问医生：“我的婴儿一切正常吗？”而医生也能明确地明白她的意思。动物园的管理员需要老虎时，他会寻找“优良的品种”，他要找的是真正的虎中之王，一只老虎该有的一切特征都确定良好，并获得充分完全发展的老虎。当我要为我的实验室购买一只长尾猴时，我也希望买的是优良品种，是优良的猴中之猴。如果我遇到的是一只缺少有力长尾的猴子，那么它就不是一只优良的长尾猴，尽管尾巴对猴子来说没什么。同样，如果要买的是优良品种的苹果树，或优良品种的蝴蝶，情形也是一样。一位分类学者要为一个新品种选取“类型标准”，他要选取一个可以放在博物馆中的标本、一个可以代表全体的样品。他要选取的是所能找到的最优良的品种、最成熟的、最没有缺点的，以及最具有足以定义此类的各种特征的典型。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来选择出一幅“雷诺瓦的佳作”或“鲁本斯的杰作”。
就是在这种相同的意义之下，我们可以选出品种最优良的人。他具有人该有的一切部分，人所应该具有的能力他都具有，而且发展良好、完全发挥作用。同时，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疾病，尤其是没有任何可能伤害到定义为人的必要特征的疾病。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最完全的人”。
当我们要做个美的评判者，要买一群羊或是要买一只小狗当宠物时，便会附带引出几个棘手的问题。首先遭遇到的是武断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些文化标准很可能压倒并取消了生物心理的决定因素。其次是驯养教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为的生活与被保护的生活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人类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被驯养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应受到保护的人，像脑力受损的人、儿童等。最后是问题则在于，我们有必要将农民眼中的价值与乳牛本身的价值予以区分。
由于人类本能的倾向，就其实际而言，远较文化力量微弱，因此如何理清人类精神生物学上的价值，向来十分困难。不过，不管困难与否，原则上是有可能做到的，而且这是一项十分必要，甚至是相当重要的工作。
因此，如何“选出健康的选择者”是我们所探讨的大难题。就实用目的而言，难题现在就可以解决，就像病理学家现在就可以选出生理健康的器官那样。但是，此处最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困难，同时亦是有关“健康”的定义与概念化的问题。
我发现成熟的人或较健康的人，在真正的自由选择之下，不仅看重真、善、美的价值，同时也注重那些退化的、求生存的、具均衡作用的价值。他们也注重和平与安静、睡眠和休息、依赖与安全感，以免受现实威胁的保护与解脱，从莎士比亚到侦探故事的欣赏、退入幻想世界，甚至渴求死亡（平安）……我们可以粗略地把这些价值分别称为成长的价值和健康性的退化价值，或“边岸”价值。需进一步指出：愈成熟、愈坚强、愈健康的人，愈寻求成长的价值，而愈不寻求、愈不需要“边岸”价值。不过，他仍然是两者皆需要的。这两类价值经常呈现出一种彼此交互辩证的关系，并因而导引出开放的行为所具有的动态平衡关系。
必须要记住的是，基本动机提供了一套现成的价值层次，这些价值是以较高的和较低的需求，较强的和较弱的、较重要的和较无所谓的关系，彼此相互依存的。
这些需求是按照整合的层次，而非按照二分对立的方式来加以排比的。也就是说，它们彼此相连、相互依赖，实现某种特殊才能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可以说有赖于安全需求的连续获得满足。而安全的需求，则可以说即便在静伏不动的状况下，也是不会消失的（我所谓的静伏不动，是指饱食一顿之后仍会再饥饿的状况）。这点意味着，向较低层需求的退化过程永远可能存在，而且在此层次脉络中，不仅要将此退化过程视为病理的或病态的，而且将之视为对整个有机体的整合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亦应视之为“较高层需求”的存在与作用的先决条件。例如，安全是爱的先决必要条件，而爱又是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这些健康性退化的价值选择，也应该被看作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发乎本能的，被看作是所谓的“较高层次的价值”。显然，这些价值亦处于一种彼此相互辩证与相互律动的状态中。或者，正如我常喜欢说的，他们是有层次的整合，而不是二分的对立。最后，我必须要处理的是清楚且具可描述性的事实，亦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的情形是，较低的需求与价值比较高的需求与价值占优势。也就是说，一般人常会受到退化拉力的影响。唯有最健康的、最成熟的、最发展完全的个人（并且也唯有处在良好的，或相当良好的生活环境下），才比较会选择和偏爱较高层次的价值。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获得满足的较低需求的基础稳固，而且较低需求一旦获得满足，便会呈现静止与休眠状态，因而不再受到退化拉力的影响。（同时之所以能假定需求获得满足，显然也是因为假定了一个相当美好的世界。）
以上论点可以用一个陈旧的方式概略言之，即人类较高层次的本性基于人类较低层次的本性，较高层次的本性需要以较低层次本性为基础，并且如果缺少了这个基础，较高层次的本性就会崩溃瓦解。换言之，对大多数人而言，如果缺少了一个已获得满足的较低层次的本性做基础，则人类较高层次的本性便难以想象了。而发展此较高本性的最佳方式，就是先去实现较低的本性，并使之获得满足。此外，人类较高层次的本性亦基于目前或先前便已存在的良好的，或相当良好的环境中。
言外之意便是，人类较高层次的本性、理想、抱负和能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舍弃本能，而在于满足本能。当然，我前面所说的“基本需求”并不等同于古典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一方面，我的解说方式也已指出有必要重新检验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他的论点过时已久了。另一方面，此一说法与弗洛伊德把生命与死亡的本能以隐喻方式加以对立二分的看法，具有某种同质性。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弗洛伊德的基本隐喻以修正具体的叙说方式，在进步与退化、较高与较低之间所呈现出的这种辩证关系，目前已被存在主义的学者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出来。除了我尝试尽量使我的说法较接近于经验上与临床上较可辩证，或较不可辨认的素材外，我看不出这些说法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即使是我们之中最完美的人，也不能免除人类基本的困境：既是纯粹的受造物同时又肖似于神，既强又弱，既有限又无限，既是纯粹的动物同时又可超越于动物之上，既是成人又是孩子，既怀有恐惧同时又充满勇气，既会进步也会退化，既渴望完美又害怕完美，既为平民亦是英雄。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一直努力要告诉我们的人类困境。我觉得，以我们目前已有的证据为基础，我们必须同意他们的看法，这种二分对立的困境及其辩证的关系，是精神动力学和心理治疗的任何终极系统的基础所在。此外，我认为它也是自然主义的价值理论的基础所在。
三千年来，我们习惯于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式（A或非A二者彼此全然不同，且互相排斥。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非此即彼，但是你不可以二者同时皆选），来做二分对立、区别与划分；然而放弃这一习惯却是相当重要的事，甚至是关键之所在。尽管很难，但是我们仍必须学习以整体的方式，而不要以原子论的方式来思考。因为所有这些“对立的”情形，其实都以有层次的方式被整合了，尤其是在健康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变二分对立与分裂的情形，把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加以整合。我们看似神明的特性就是基于我们的动物性之上，同时也需要我们的动物性。我们的成熟性不是由于放弃了孩童的天真，而是因为含摄了儿童善良的价值，并且是筑基于其上的建设。各种较高的价值都是以有层次的方式整合了较低层次的价值。总的说来，二分对立形成了病理学，而病理学使用的正是二分对立的方法（请与高斯坦所论的有效的隔离概念加以比较）。
正如前述，价值的一部分已经被发现，但是，价值还有一部分则是由每个人自己本身所创造或所选择而出现的。“发现”并不是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导引出来的唯一方式。自我研究发现，严格单义项的东西，只指一个方向的手指，只用一种方式便可满足的需求，是很稀罕的事。几乎所有的需求、能力和才干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予以满足。虽然这种不同的变化有限，但它仍是一种多样的变化。天生的运动员有许多不同的运动任其选择，任何个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满足爱的需求。音乐之才无论吹笛子还是吹黑管都一样可以得到快乐。大智之士不论成为生物学家、化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同样会感到快乐。任何怀有善意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事由与责任，等着他以同样饱满的热情去奉献。也许有人会说，人性的内在结构是软骨质的。它就像树篱笆一样，可以修剪，亦可以导向，甚至就像一棵果树，可以修整成一面树墙。
选取和放弃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即使是一个试测老手或一位优秀的心理治疗医生，很快便能大概看出一个人的才干、能力、需求和人品，也很快就能为当事人提出相当妥帖的职业忠告，他仍有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
此外，当一个人正在成长，模模糊糊地看到命运的行列时，他可以在其中做选择，并配合机运，配合文化上的赞成与责难……当他渐渐决定献身于，例如做个医生，于是如何自我造就、自我创造的难题，很快就浮现出来了。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延缓享乐、强迫自己努力、塑造并训练自己，这一切，即使对天生的医学人才而言都是必要的。不管他多么热爱他的工作，为了整体之故，他仍然必须吞下许许多多的琐碎杂事。
或者换个方式来说，以成为医生来实现自我，意思是要做个优秀的医生，而不要变成一个庸劣的医生。这样的理想，当然一部分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部分是文化教给他的，还有一部分是从他的内在流露出的。他所认为的良医应该具有的一切，与他的才干、能力和需求一样都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心理分析与道德价值》一书中，哈特曼否定了道德命令可以从心理分析的研究结果中导引而出的观点。此处“导引而出”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心理分析和其他揭发式的心理治疗只不过是把人性内在的、较生物性的、较属本能的核心予以显露或铺陈。这一核心的部分，就是某种偏好与渴望，而这些偏好与渴望，即使很微弱，却仍可被视为以生物性为基础的内在价值。所有的基本需求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个人所具有的天生才干与能力也是如此。我并没有说偏好与渴望都是“应该”或“道德命令”，我只是说它们内在于人性，此外如果否定它们，便会造成心理疾病，并因此造成罪恶，造成罪恶与疾病的重叠，虽然二者并非同义。
同样，雷德利也说过，将对治疗的探讨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探讨，会让人大感失望。就像惠利士所明白表示过的，因为心理分析无法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采取“意识形态”的字面意义，也的确如此。
不过，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事被忽略了。虽然这些揭发式的心理治疗并不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它们的确有助于“揭发”和至少显露出内在价值的基本原理。
这也就是说，揭发式的、深度的心理治疗医生可以帮助病人发现他（病人）一直朦胧地追求、向往与需求的一些最深刻、最内在的价值。因此我主张这种治疗方式与对价值的探索方向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而不是像惠利士所说的毫无关系。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把心理治疗定义为对价值的探索。自我身份的探索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探索一个人的内在的真正价值。尤其是当我们回想起自我认知的增长（和自我价值的澄清），其实是与对别人和对一般现实的认知的增长和对他们价值的澄清相互一致时，就更能了然于胸了。
最后我认为，时下流行的强调自我认知与伦理行为（价值实践）之间有一个（假想的）大鸿沟的观点，很可能其本身就是一种病症，代表思想与行为之间根深蒂固的裂缝——虽然这个裂缝就其他性格形式而言并不如此普遍。这一点，可以归结于哲学界向来对“是”与“应该”和“事实”与“规范”之间所做的二分对立。据我观察，较健康的人、高峰体验中的人和努力设法将固有的良好特质与良性的歇斯底里特质予以整合的人，普遍都没有这种无法跨越的鸿沟或裂缝。在他们身上，清晰的认知立即流露为自动自发的行动，或是伦理的实践。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他们便会去做。那么在较健康的人身上，这个知与行之间的鸿沟还留有什么样的障碍呢？只有现实和存在中所固有的问题，即只有真正的问题，而没有虚假的问题。
只要这个论点正确无误，那么深度的、揭发式的心理治疗，就不仅具有祛除疾病的功效，还可以是合理的、发现价值的技巧。
三、健康就是超越
我的目的是要在时下讨论心理健康的潮流中，保留住一种可能被遗漏的观点，而这是很危险的。我所看到的危机在于：把适应，即适应现实、适应社会、适应别人，认同为健康。这一古老看法，又以一崭新且更为精妙的形式复苏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人或健康的人，不是以其本来面目、其独立性，也不是根据内在心灵法则和非环境原则获得认定的。他不被视为有别于环境，或独立于、相对于环境。相反，用来为他下定义的词汇，常是一些以环境为中心的语词，例如：有能力控制环境，关于与环境建立妥当而有效的关系、工作胜任愉快、识时务、善逢迎，能获得公众所谓的成功等等。若换个方式来说，则工作分析、工作要求都不应作为个人健康或价值的主要判断标准。一个人除了有向外发展的倾向，还有向内发展的倾向。我们切勿堕入陷阱，误以一个人的专长来界定良好机能，好像他只是一件工具而不是有其本身价值的存在，或者他只是一件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而存在的工具。
我特别想到怀特先生最近发表于《心理学期刊》的一篇论文——《动机的再反省》，以及伍德华茨先生的书——《行为的律动》。我特别提及，是因为二者都是杰出的作品，立论精辟，更因为二者皆促使动机理论向前迈进一大步。我十分赞同两位作者前进的程度，但我认为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他们仍以某种形式暗含着我前面所提及的危机。换言之，尽管精明练达、掌握效益、胜任愉快均是适应现实的主动形态，而非被动形态，不过仍然是适应理论的变数。我觉得我们必须远远地跳出这些听起来好像不错的词汇，以便认清何谓超越环境、独立于环境，何谓与环境相抗衡的能力，或向它迎击，忽视它，拒绝或调适它的能力。就一套心理健康的理论而言，外在心理的成就是不足够的，还必须纳入内在的心理健康。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如非这么多人认真以对，我是不愿多谈的。那便是苏利文式界定自我的方式，他纯粹根据别人所认为的他来界定自我。在这种极端的文化相关性中，健康的个体性丧失殆尽。并不是说，对不成熟的个性而言，就不会如此，其实情况依旧。不过，我们此刻正讨论的是已完全成长的健康人，而他理所当然具有能超越别人意见的特性。
我坚信，我们必须保留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分野，才能够了解完全成熟的人（亦即真正的、自我实现的、具有个别性的、有创造力的、健康的人）。为了证实这个观点，我谨以十分简短的篇幅，邀请大家注意以下论点。
我首先要提及我在1951年出版的《对文化变迁的抗拒》一文中的一些资料。文中我指出，我所研究的健康人物，表面上都接受约定俗成的看法，但私底下并不十分在意，对它们采取敷衍的态度，并敬而远之。也就是说，他们可予以采用，也可予以弃置。尤其是，我发现他们全都以温和、比较的方式排拒文化中的愚昧、不完善之处，并以时强时弱的力量来改善它。但如果他们觉得必要，则一定会展示他们予以迎头痛击的能力。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钟爱或赞同，以及敌对和批评之间变化比例的混合情形，表示他们凭借各人的才情智慧，选择出美国文化中的精华，而排拒他们所认为的渣滓。简言之，他们（凭借各自的内在判准）衡量它、判断它，然后再下决定。”
此外，研究显示他们离群索居的程度亦十分惊人。他们十分喜爱隐居，甚至需要隐居。
就某种理由而言，他们可以被称为是自律自主的人，亦即支配他们的爱是各人内在性格的法则，而不是社会的规范（这些规范亦有所差异）。在此意义下，他们便不只是美国人，而且是全体人类的一分子。因此，我曾假设“这些人一定较不具有区域性格，而且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必定超越了文化的界线，而不是由于同属于本有文化中较未发展之一的群体才彼此相似”。
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所具有的超然、独立自主的性格，以及他们自己内在寻求生活方针及价值规范的倾向。
唯有借着这种区分，我们才能为沉思、默想，并为深入自我远离外在世界，以便倾听内在声音的各种形式，留下理论的余地。这点包含了一切内省治疗的各种历程，在此治疗历程中，远离尘嚣乃是必要条件，而且是通往健康之路，其方法就在于转身进入冥想，进入原始历程之中。也就是说，其方法在于整个内在心灵的复苏。如果这点行得通，则心理分析的真意便在文化之外了。（若能更充分地讨论，我一定还会为意识本身的愉悦感，并为各种经验价值而辩解。）
近来对健康、创造力、艺术、游戏和爱的关心，我认为已使我们在普通心理学方面受教良多。为了达到目的，我愿从这些研究探讨的各种结果中，择取一例来加以说明，即对人性深度、无意识，以及古老、神秘而又诗意的原始历程的探索。在态度上有了转变：由于病态的根源首先是无意识，因此我们一直认为无意识是不好的、邪恶的、疯狂的、肮脏的或危险的，并认为原始历程就是对真理的曲解。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原始历程的深处其实也是创造力的根源，是艺术、爱、幽默、游戏的根源，甚至是某种真理和知识的根源。我们理解这些后，就可以开始谈论健康的无意识和健康的退缩了。尤其是我们可以开始看重对原始历程的认知和原始、神秘思维的价值，而不再把它们视为病态。这些原始历程是正常、健康人性的一部分，因此应该将之纳入解析健康人性的理论之中。
如果你同意这个说法，那么你就必须认清以下事实：原始历程属于内在心灵，它们各自有固有的法则与规范。本质上，它们不需要适应外在现实世界，或经由外在现实世界所塑造形成，亦非备以同现实世界相抗衡。为了处理这点，必须将人格较肤浅的层次予以区分。如果把整个心灵视为等同于应付外在环境的工具，便会失去一些我们再也不敢失去的东西。恰当、适应、调适、胜任、精通、善于应付，这些都是以环境为导向的字眼，因此都不适于用来描述整体心灵，因为心灵中有一部分是环境影响不到的。
区别行为的应对面与表现面的差异，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多处都曾向“一切行为均是由动机所引起的”这种公式提出过疑问。在此我愿强调的事实是，表现的行为并不是由动机所引起的，或者说，表现式的行为比应对式的行为较不是经由动机所引起的（按照你所谓的“由动机引起”的意义，而有不同的说法）。就其纯粹形式而言，表现式的行为与环境并无多大的关系，亦不具有改变环境或适应环境的目的。像调适、恰当、胜任、精通这类字眼并不适用于表现式的行为，仅适用于应对式的行为。一种以现实为中心的完全人性理论不能处理表现的问题，也无法使表现具体化，否则将招致极大的困难。据以了解表现式行为的中心点（一个自然而从容的中心点）在于内在的心灵。
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一件事上，就会在有机体内或环境中产生专司效率的组织。凡是不相干的均搁置一旁，不予注意，而各种相关的能力和信息则都待命于某一目标、某一目的之下。意思就是，所谓重要性是按照其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即有用性来予以界定的。凡是无助于解决问题者则成为不重要的。选择乃成为必要之举，抽象作用亦然，虽然抽象作用也表示对某些事物的盲目、忽视与排斥。
不过我们已习知因动机而引起的感知作用、任务导向、用以此为据的认知作用，这些全都与效力与胜任能力有关（亦即怀特先生所定义的“能够与环境有效地交互作用的机体能力”），却遗漏了某些东西。我曾指出，完整的认知作用必须是无偏见的、无所待的、无所欲求的、非动机所引起的，这样我们才能根据一切的本性，按其客观、内在的特性去感知此物，而不仅只撷取“其有用之处”、“其危险之处”……
只要我们试图控制环境或影响环境，我们便会有销蚀完整、客观、无偏见、非干扰性认知作用的可能性。唯有顺其所是而无所为，我们才能全面地感知。此外，以心理治疗的经验为例，当我们愈想做一诊断，或做一行动计划时，我们就会愈感到无助。每一位心理治疗的研究者都必须学会，切莫试图去治疗、切莫失去耐性。在此情形，以及其他许多情形中，让步就是克服，谦虚就是成功。千百年前道家与禅宗便是采此途径以洞察事理，而我们心理学家刚起步察知。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的初步发现：健康人对世界常采取存在的认知态度，这种存在之知甚至可用以作为界定健康的特征。此外，我在高峰体验中也曾发现过这种存在之知。这点意味着：精通、胜任、效率这些字眼，即使意指与环境保有健康的关系，其所暗含的意义，仍侧重于积极的目的性，而非指涉健康或超越的概念。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情况，以阐释这种对潜意识历程改变态度的结果：感官知觉的丧失（而非仅仅是恐惧本身），对健康人而言也是愉快的经验。换言之，切断同外在世界之间的联系，既然能容许内在世界浮出意识层，而健康的人既然也较能接受，并享有内在世界，他们一定更乐于享有这种感官知觉的丧失。
最后为确认几个重点，我愿再次强调，向内寻求真实的自我，乃是一种“主体性的生物学”，因为它必须包括一种努力——努力去体会自己体质上、性情上、生理构造上、身体机能上，以及结构性的、生物化学性的种种需求、能力和反应，亦即一个人生物上的个体性。因此虽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这是同时体会一个人的独特性，和与人类共同相似的途径。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无视于个别的外在情境，而仍然能体会出我们全体人类在生物学上的手足之情。
以上论点，为我们的健康理论提供如下教益。
（1）我们切不可忘记独立自主的自我或纯粹的心灵，切不可只将之视为一种适应的工具。
（2）在处理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时，除了顾及控制性的关系外，也应该为一个包容性的关系预留一个理论的位置。
（3）心理学有一部分是生物学的一支，有一部分是社会学的一支，但是心理学并不仅止于此。心理学自有其独特的辖区，并且心灵中有一部分绝非外在世界的反映，也不是外在世界的一个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