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天生的历史学家：堂·贝尔纳·贝尔特传[330]

    《年鉴》戴上了黑纱。贝尔特神甫，真名为堂·贝尔纳·贝尔特，无原罪始胎修会的议事司铎，1950年3月24日，在热万盖（汝拉）的教士住宅结束了他痛苦而短暂的一生，享年41岁。我字斟句酌地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无疑是区域史研究的灾难：他本来是会为我们提供一部关于上汝拉地区的伟大著作来填补我们的空白的。不过，除了区域史，还有总体史。它也可能要戴黑纱。贝尔纳·贝尔特神甫不只是它的一个忠实研究者，他在这方面具有大师的品质。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署名的文章了，他的文章一直都是原创和新颖的，每一篇对问题的把握都体现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任何东西都不能使这种精神歪曲，流于偏见。《年鉴》的老订户第一次见到他的署名时，想必很惊讶，贝尔特神甫，何许人也？是巴黎文献学院的某个加入了修会的毕业生吗？还是里昂、第戎、贝桑松的某个学士或者持有文凭的人？都不是。当他必须填写任何研究机构的履历调查表，回答其大学</a>学历的问题时，他就感到很难为情。他写信给我坦率地说：“也许我就该填上只有一份学习结业证书？”他像是为了消除疑虑，又补充说：“我学的东西实际上就跟中学生学的差不多。”亲爱的贝尔特神甫！他这不是顾忌舆论，而是对自己要融入这个他为之做了许多也许跟学历不符的优秀贡献的研究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面对那些有学士学位、有毕业文凭、通过会考取得大学或高中教师职衔的人，甚至博士，他想到他的学习结业证书……然而，这份证书就是他的能力。贝尔特神甫是“原生的”。谁也没有借口学术嫁接，把所谓精炼的平庸思想的胚芽植入他诚实的本质。他无疑是觉得我对所有这些文凭（况且它们有些只是假货）的来历都不看重，所以那么快就信赖我了。


    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启蒙老师。我们上汝拉地区涌现出了许多心灵手巧的工匠，有宝石匠、钟表匠、制作手工艺品的工匠，还有其他手工业工匠，他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眼镜制造业，这是我们山区的一种独特的专长。莫雷兹是眼镜业之都，但专业产地是鲁斯……父亲在年轻时想当司铎，而且进行过相当深入的学习（因此在贝桑松，人们一说到他，都说“他学过神甫”），所以他可能是他儿子的第一个老师。可是他家境不好，便把孩子托付给教堂。马克和贝尔纳两兄弟的学费就由教区支付。


    未来的堂·贝尔特从圣克洛德的唱经班领班到沃镇小修院，然后又到蒙西尔大修院的历程，我们就不去追踪了。在寄宿学校两年的督学工作，中断了他的学习课程，但也让他拥有了一些闲暇时间，他就是在此时萌发了当历史学家的志向，这是一个山里人身上固有的志向，他清楚地跟我们解释过原因。[331]他读过一些老作家的书：浪漫主义的克莱尔院长的著作；两位迪诺、谢瓦利埃、纪尧姆神父的烫金小牛皮精装的大四开本著作，边读边记笔记。他的想象力让他在这些艰难专深的著作页边上，画上一些阿拉伯式的装饰图案。而在结束教士的学习之后，他决定进入一所修道院。


    又是从这个举动，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状况，人们能够看出他是汝拉人。1865年，在圣克洛德，主教的总副本堂神甫堂·阿德里安·格雷亚，创建了无原罪始胎修会的议事司铎修院。他希望以朴素的习俗来恢复符合教规的生活：唱诵日课经和夜课经；持久禁欲；严格而且经常守斋。堂·格雷亚是罗塔利耶的孔泰人。他的副手，堂·伯努瓦[332]来自圣克洛德和鲁斯。虽然堂·伯努瓦只是为了支持他的护教论才使自己成为历史学家，但他还是为家乡贡献了一部两卷本的内容丰富的《圣克洛德地方史》，于1887年到1891年间编写。不用说，堂·贝尔特反复读过这部著作。然而，修会在加拿大碰到意外的机遇。堂·伯努瓦响应加拿大一位主教的号召，在马尼托巴省一片茂密森林里，创建并领导了一个小型法国和瑞士开垦者社团。建起了一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一个教区诞生了：1892年有370人，1908年达1 025人。让鲁斯的一个汝拉人，一直不去关心这种必定会让他很自然地想到汝拉神父们的基督教英雄壮举，不去关心枞树覆盖的圣罗曼和圣吕皮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尽管如此，1932年9月，贝尔纳·贝尔特抵达该修会在罗马的总院。


    可是在12月8日，他哥哥马克神甫又不得不把他带回鲁斯——因为他终身性的疾病。


    贝尔纳·贝尔特开始受到病痛的严重折磨，这痛苦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因为他的健康状况阻止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向往修院生活，并且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与尘世隔绝了。他想效力，可是谁也不能或者不愿为他提供场所。他在鲁斯待了四年。1936年，他以为恢复得够好了，可以重新加入他的修会在德龙省的修院，可是两年后，恶劣的公共生活的环境、饮食，甚至沉重的职责，又迫使他回到弗朗什—孔泰，这回是在已担任夏隆堡本堂神甫的哥哥身边。1939年，在战争爆发前夕，他被任命为司铎。就在发动战争动员的同一天，他在一片不安的气氛中举行了第一次弥撒。“他很少享受到人世间的快乐”，马克神甫写信给我谈到此事时，说了这句令人心碎的话。“1939年12月8日，他发烧高达39°C，这一天他能在夏隆堡举行一次隆重的弥撒”，“几乎出乎人们意料”……但是，举行祭礼的环境很好：一座11世纪建的外形淳朴的古老教堂。兄弟俩一点一点地把多年沉积下来的污垢清洗掉，还粉刷了所有墙面和石膏塑像。这种修复是审美的杰作，但愿能继续存在下去！


    一个机会，一件巨大的开心事，降临到了贝尔特神甫头上。当他哥哥为他在隆斯的一所女子学校谋得几个小时的授课机会时，他认为从此找到了人生目标。他以其生命的活力和天赋完全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可惜呀！1947年上级下了一道政令，强制所有老师进行体检。为他检查过身体的医生出于良心不能允许贝尔特神甫再继续他的教学生涯，这再次让他陷入巨大的痛苦。这是“致命的打击”，他的哥哥写道。因此他必须另外开辟一条路！壮哉，堂·贝尔特，他力图克服他的苦难。这条路就是历史学，每次都是它医治了他的忧伤。他一头钻进了档案堆，可是他没有明确目标，他犹豫不决，设想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计划。就在这时，我介入了他的生活。


    1945年，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他的一封信，日期是2月8日。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前就有这封信。这封信以及后续的信件我都保存着。他在读过我的一些书后（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年鉴》），原本希望对宗教改革的发端进行研究，请我提一些建议。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的这封普通而朴实的信会令我感动。我给他回了一封长信。我在假期里去探望他。我们很快建立起联系，而且很密切。我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审慎精神令人钦佩。但是有时我发现他有种惶恐不安的情绪，尤其是在他被拒绝进行教学工作之时。我和布罗代尔谈到他。我们作出决定：应该把贝尔特神甫纳入“研究者”队伍。11月1日，我们就通知他，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不久，他就确定了他要开始撰写的著作的题目：《16世纪圣克洛德地方社会史》。


    于是他脚踏实地地开始工作。他每天花许多时间钻研。但是，跟许多人不同，他对待工作极其认真。如果某天这位重病人觉得太累，不得不休息，第二天他稍有恢复就会加倍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常常兴高采烈地通知我，他意外发现了某些极有用的档案。如领主的土地赋税簿籍，有定期利息、收益或年金收入者登记册，以及有产者登记册、家族文件、调查记录等，他都怀着奇特的好奇心统统收入囊中。他也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项制度有什么意义？从一个细节出发，突然就发现身处山顶，拨开了云雾，眼前豁然明朗……


    他的自信心渐渐增强。他知道他缺什么，而且由于书本知识掌握不多，他发现有些东西很有可能已经为人所知。我对他说：“那又怎样呢？您就让那些有一肚子书本知识的傻瓜生气去！”但他也知道，他应该对他早先所受的教育有所提防，1949年有一天他给我写信说：“它给我留下了一个脆弱的、粗陋的基础。我不想利用它，可是又始终找不到不同的标准可以利用。”他总结说：“在16世纪，圣克洛德这地方人物辈出，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我能让他们从这些古老文献中走出来吗？”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担心。有这种担心的历史学家很少。


    一切就如此进行，我动身去巴西时，也没有再特别关心他。他更加不注意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他强忍着，没有表现出来，不想让亲友担心，给大家添麻烦。1949年圣诞节，他不得不承认太累了。很快，他就必须放弃工作，甚至放弃了阅读，放弃了一切脑力或体力的劳作。1950年2月25日，他卧床不起。但是，他要哥哥在他房间的墙上，挂一张1:20 000的上汝拉地区地图，让他眼睛盯着地图思考，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居民聚集的中心地区、居民聚散的过程……3月24日晚上，他与世长辞。他的葬礼比较隆重，先后在热万盖和鲁斯举行。他长眠于鲁斯……


    没有人惊讶我会细述这种短暂而又永久的生平，我们以非常世俗的观点尝试叙说这个不幸的生平——但这不是他的生平。再说，他的思想的力量、活力、独创性跟一个病人的那种自省，他离群索居的状态丝毫没有关系吗？对于他的历史学家的思想，此刻在这里我实在无法说那是什么。以后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的思想会证实我关于他以及他因去世而破灭的希望所说的一切。我只是想描述一下这位高尚的宗教人士。他只是身体状况差一点，而且，冒昧地说，他也许对别人少了点亲切，多了点个人的要完成一项工作的私心。他的工作非常有独创性，有人文意义。我感谢他为我们的《年鉴》贡献的一切纯真、生动和新颖的东西。[333]我感谢他通过友情、通过他对研究工作的炽烈的热情向我个人提供的一切鼓舞和勉励。他认为要感激我，可是我没有对他清楚表明，是我该感激他……


    而现在，在假期里，在林荫道上，我再也见不到他那么高挑和瘦削的身影了。人们曾经发现他一直保持着那样的神态：朴素、平静、温和，那么真实自然的谦恭……而在他隐秘的住所里，一盏灯长久地亮着，不断发出一缕智慧之光。有时候，一丝有点嘲讽的微笑，一点宽容的狡黠，使他神秘而清瘦的面容显露生气。他是高雅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高雅；他审慎，不太表露情感，要让人去揣测；他机敏，但是是一种天生的机敏，一点不依赖于教师的培育，也不靠与人世的接触。他属于那种自己意识不到拥有大本领，并且能在生活中朴实地行动的人。在乡下刷了石灰的教士住宅宽敞的房间里，在整洁的木头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一些精心挑选的书，在他和他哥哥看来，每本都是战利品[334]：这里是历史学，那里是哲学，没有一点损坏，每本都摆在恰当的位置。他也曾在上坡上的花园里，在阳光下，静静地、缓缓地、耐心地劳作，修剪、绑扎葡萄藤，嫁接玫瑰，怀着纯朴的爱心，而且是不求以华丽辞藻表达的爱心，照料一些上帝让人类繁育的植物……我真受不了这种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