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种历史学家的性格

    卡米尔·朱利安[288]


    卡米尔·朱利安提出了一个非常棒的主意：把他自1905年以后在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的内容丰富的公开课程汇编成卷，冠以一个共同的书名《在我们历史的开端》[289]。随着它们的问世，我们可以读到在《蓝色评论》上的那些活力四射的文章；而且我完全能够记得，那里面有些文章确实能给人深刻印象。在我们指出的这几卷中，人们将再次看到那些受欢迎的文章；人们会认为，对它们进行比照阅读，会更有意义和效果。此外，倘若有人拥有各种天赋，从中认出这位如今已完成完整八卷的不朽著作《高卢史》的历史学家，那么就能更直接、更亲切地理解这位教授了，他有天分靠口才来吸引学生，同样也有天分让对这些著作感兴趣的读者信服。


    他是一位出色的教授：并非所有教授都能兼有历史学大家的头衔，这个头衔具有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价值；而且，不乏这样的例子，即一些值得钦佩的学者、博学的创新者，根本不能把燃烧自己的火焰传递给旁听生。卡米尔·朱利安没有遇到这种不受欢迎的情况。他有一种完全法国风格的办法来清晰地编排他的讲义；他有犀利的能打动人的表达用语；他有想象力。我的意思是说，他具有宝贵而罕有的天分，能使自己重新置身于已经消失的社会的生活和精神的环境中，然后极其生动地展现这些环境。他有……可是，谁能像这样列出他所没有的东西呢？他没有呆板的教条主义，没有傲慢的执迷不悟的坚信。他不注重学派，不迷信方式。例如像综述这种非独创的、非个人的方法也被他那么熟练地掌握。他从不拒绝目前人们所提供的东西，从不对新事物的召唤充耳不闻。他甚至将四五门学科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这些学科可以说还没有被他命名；但是他干得比命名更出色，他把这些学科重新创建起来为他所用。


    这些学科中，有从最初的起源着手的经济史；他研究了一些由人们意想不到的技术达到的令人吃惊的成就，例如洛克马里亚凯人的成就：许多世纪里，他们把一些巨石运到场地，把它们竖起来，让它们稳稳地立着，让人叹为观止。1836年，建筑师们采用了一切现代技术手段才在协和广场竖起来的卢克索方尖碑也没有那些石块重。他研究了最早的铁匠，最早的冶金工人：这些人在寻觅燧石时，发现了“岩石的伙伴，金属”，黄褐色的、绿色的和有点发蓝的金属：铁和铜，还有遍布沙石中的闪闪发光的黄金，以及翡翠或蓝宝石；而人类从此就进入“这座珠光宝气的神秘花园，虽然颜色不太鲜艳，色调也不丰富，但也许比过于灿烂的花圃还要迷人”；人类也正是“从金光闪耀的金属上，可以看到阳光的反射和他们本身的映像”。


    还有人文地理学，而且就在新石器时代，就在那时的文化开始让大地呈现“一副富裕和幸福的新面貌”时，就有了这门研究人类定居，与土地不断结合的科学。[290]用来阐释这门科学的，既有考古发现，也有文献、地名学的巧妙运用，尤其是亲临现场的考察，这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朱利安有一种非常细腻的个人感受力，能感知“大地上多变的事物、景色中赏心悦目的新东西”；最后，他还有一种天分，能赋予山岳、河流、岛屿这些无生命的东西一种独特的生命[291]；特别是主宰人类栖所的两大因素，水源和道路，尤其是水源。他在许多地方提到“瓦勒里昂山的奇特生命，它保护了巴黎，也压抑了巴黎，迫使巴黎对它保持敬畏”。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具独创性，更能打动人。


    最后，还有可以被称作社会学的学科。卡米耶·朱利安这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出于天性，不讨厌给大量学科“命名”，以便依靠它们做学问。但是最终我们听到他说，史前史学如何以及为何能够“对于有关人类真正命运的问题，提供比历史学本身所能提供的更多的答案”。[292]“狭义的”历史，如希腊、罗马、法国的历史，“确实都过于放任自己受到偶然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引诱。所有那些个人的、斗争的和革命的声音，史前史学都听不到。史前史学只看到一个漫长时代的事业、集体智慧的进步、人类所获得的赖以生存的成果。最终这门摆脱了充斥历史的超人的学科认识了人类”[293]。


    在所有这些学科中，没有任何书本上的东西。卡米耶·朱利安不受卡片资料的束缚。他在某处提到，那位基什拉“研究废墟的推理方式和智慧，与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研究制造这些废墟的人时所采取的推理方式和智慧一样”。他也研究废墟和制造废墟的人，研究地理地图或地质地图，研究地名和地籍，还研究其他许多东西，怀着同样热切的好奇心，而且获得同样的成功。他读过米兰的著作，既不轻视考古学者梅里美，也不轻视考古学者拉伯雷。拉伯雷到普瓦捷的皮埃尔——勒维朝圣过，在马耶赛的拱顶下凝视过“大牙”若弗鲁瓦的墓，检验过尼姆的角斗场和加尔桥的坚固程度。最后最有智慧的庞大固埃总结道：“因为他能同时看到一个石棚、一个古罗马渡槽、一些骑士墓。他一眼就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三个时代。”[294]


    因此卡米耶·朱利安要饱览典籍和博物馆，走遍大自然。他能够从所有这些中获得事实来充实某个论题，支持某种猜测，使他的二十个、上百个、上千个假说中的一个得到证实，这些假说一直既作为预感，也作为未来的事实被他揣在怀里。“我越来越寻思，是不是……”或者“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每页都一再出现这样的话。这是印象主义，那些钻图书馆的书虫会说，这些书虫历来只会在两个往往没有果肉的胡桃壳之间来回窜：右一篇文献，左一篇文献。一篇哪够？再来一篇才行。可是对朱利安所研究的那些时期而言，人们会承认，这是一种奢侈的方法。文献只是文献。而问题涉及迥然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靠一些非常特殊的才能、一种特别敏锐的智力来对文献进行取舍。然后，过了一些时候，他一开始表示怀疑的话就渐渐被其他的说法取代了。“我坚持认为，而且每种研究都向我提供一些新证据……”，最后还说：“我重申，并且坚信，……”不过，我们若是再往下读，还会发现这样的话：“我猜想过……如今我还不太确信。”或者干脆说：“现在人们有理由同意放弃这种理论。”思想的正常演变过程就是这样展开的：从突然的感觉、突然闪现的火花，演变到坚定的信心；但是探索还在进行。


    所以，卡米耶·朱利安不是那种人，那种写了一本著作——哪怕是写了《高卢史》这样的著作，自己就才思枯竭了的人。他当然不担心。他常常说到他的工作，说得非常好[295]，这是他莫大的乐趣，因此他不会感到不安。他会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正是由于受到这种精神激励，他才使得《古代研究杂志》的《罗马高卢编年史》，哪怕对非专业人员来说，对所有那些真心希望从中感受到一种永远敏锐、灵巧、活跃、积极的精神的人来说，都是振奋人心的非凡作品。这确实使这些汇编得十分完美的公开课程充满了活力，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