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1953年的时候，我对卡西勒于1932年发表其划时代的论文之后围绕让—雅克·卢梭进行研究的文献作了一番考察，发现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日益兴盛。查尔斯·W.亨德尔和罗贝尔·德拉泰二人的重要研究皆带有卡西勒解读卢梭的方式的印记，他们让我尤为印象深刻。十年过后，我抓住两次机会又看了一下迅猛增长的研究文献，印象同样很深。[215]在推理缜密的三卷书当中，让·盖埃诺巧妙地探察了卢梭遗留下来的大宗零散的自传性资料——书信、出版著作和卢梭所有的自白，他试图在书中重建卢梭的真实生活。事后之见未必聪明，盖埃诺显然是在避免这种情况，他灵巧地（有时甚至是逐日逐日地）追踪卢梭的经历，以发现在卢梭一生当中的每个紧要关头，对于成其为让—雅克·卢梭来说，什么必定是十分重要的。[216]盖埃诺雄心勃勃的这项事业为卢梭在其大名鼎鼎、影响巨大的《忏悔录》里留给后人那精心打造的形象提供了必要的矫正。


    盖埃诺用所有留存下来的证据耐心地复原卢梭的生活，这标志着在对卢梭的分析中出现了一个内在的转向。这并不意味着冷落了卢梭发表的著作，而是将其融入他整个的存在。另有一项对于卢梭其人内蕴的探索也许更惹人注目，而且很可能也更有影响，它就是让·斯塔罗宾斯基对于卢梭如何成其为卢梭这个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声名卓著，而且也理应如此。[217]与卡西勒一样，斯塔罗宾斯基发现了卢梭在本质上的统一性，但与卡西勒不同的是，他主要是在卢梭极度私密的经历中那昧暗、隐蔽的幽邃之处发现这种统一性的。斯塔罗宾斯基就这样将学术分析中心理学的、移情的风尚发扬光大。当然，卡西勒并没有对卢梭的内心生活视而不见，但他有意侧重于卢梭行世的文本。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当卢梭是个小男孩时遭遇了为他日后饱受摧残折磨的生活——以及工作——埋下伏笔的第一次创伤。这是一件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有人指责卢梭弄坏了一把梳子，这并不公正，但卢梭却无法说服指责者梳子坏了并非因他之过，卢梭遇到了他澄澈的良心与一个愚钝而不友善的世界给他那自认清白的存在所设立的阻隔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从此之后，卢梭与他人分隔、疏离开来，那澄澈与阻隔之间的紧张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苦痛，对于这种苦痛他强迫症般反复思量并受虐狂似地一再重现。他最想要，也最需要的是恢复澄澈并克服疏离。在卢梭以后的一生当中，这种痛苦的紧张将遍布于他的著作之中，并最终让他无法忍受。斯塔罗宾斯基主张，这些作品“意图一致”，即“旨在保护或恢复澄澈”。[218]


    如此粗略的概括对于斯塔罗宾斯基那精妙的考察来说远远不够。但即便只是快速浏览一遍他这本书，我们也可以得知，在斯塔罗宾斯基对卢梭全部著作（未刊的与发表的同样之多）的研究中，他已经成功地将卢梭作品中最为迥然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斯塔罗宾斯基发现，不用强作解人，最为矛盾之处就可迎刃而解。在卢梭那里，清醒与癫狂，理性的学说与非理性的幻想，合情合理的说教话语与乌托邦式的教育格言，其内心体验感性的抒发与摆出愧疚的姿态，这一切都同出一源，并且运用了显然类似的表达方式。[219]


    斯塔罗宾斯基的著作之引人入胜已足以解释其为何流行。但人们对它的接受也与时代有关：卢梭的研究者看来已经为这种内在的取径做好了准备。令人注目的是，在斯塔罗宾斯基的著作面世四年之后，罗纳德·格里姆斯利在他那本敏锐的《让—雅克·卢梭：自我意识研究》（Jean-Jacques Rousseau:A Study in Self-Awareness）一书中就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虽说他用的是自己的方式与方法。[220]卢梭全集的现代权威版本第一卷一开始就是他自传性的作品，其中包括了一些坦诚心迹的残篇，这看来也并非偶然。[221]显然，已经到了由其所作见其人，而不必将其所作径直简化为这个人的时候了。


    对卢梭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支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不断进展着的《全集》的编辑工作也为对卢梭的新发现有所贡献。《全集》的每一卷都是庞然大物，在每一卷当中，注、评和参考书目加在一起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学术成就殊为惊人，其细致入微也几乎令人窒息。另一项事业是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产物，即精心出版卢梭的通信，之前已经作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但此时才推出定本。拉尔夫·A.利的英雄壮举始于1965年，到1976年完成，在四十五卷书当中，他为了辨读卢梭写的草稿、相关附录文件、难以追溯的引文出处和几乎无法识别的涂抹而着实大费眼力。从此而后，再也没有研究卢梭的学者能够理直气壮地抱怨其著作资料不够用或是靠不住了。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书写卢梭的大潮一直势头不减。对此谁也不会感到惊讶。此前研究卢梭的学者们——包括卡西勒——成就斐然，作出了几为定论的解读，尽管这样，此后还是有各种各样互相抵牾的解释继续留存，它们的魅力之大，使人无法置之不理。再加上卢梭本身也使如此多样的解释成为可能（诋毁他的人会说，他非常不严谨，且自相矛盾），他一直继续引起新的评说。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有着灭绝集中营和古拉格的骇人的世纪也觉得不能让卢梭闲着。强迫人自由，将无神论者处死，他这些名声不佳的想法都已有人效法，这使得过去对卢梭的攻击又卷土重来，而过去对卢梭的守护也重新开始。最后，一些专注于卢梭著作中某几个方面或是精心划出的他生命中的某些时段的专门研究表明，虽然自卡西勒发表他的论文以来，关于卢梭人们已经说了不少，但是可以说的还有很多。


    其中就有J.G.梅吉奥的比较社会学分析《卢梭与韦伯：合法性学说两题》（Rousseau and Weber:Two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Legitimacy,1980）；卡罗尔·布卢姆在《卢梭与德性共和国：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语言》（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French Revolution,1986）中重建卢梭对那革命的一代人的影响；罗伯特·沃克勒详尽而又精练的《卢梭的社会思想》（Social Thought of J.J.Rousseau,1987）；爱德华·达菲的《卢梭在英格兰：雪莱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的语境》（Rousseau in Ennd:The Context for Shelley''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1979）。梅吉奥总结道，卢梭思想中“最终的、真正的矛盾”在于，他既是“一名朝后看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深刻的不一致”，同时又是“创建现代民主的那个人，因此也就是创建合法性的现代原则的那个人”。（p.86）从卢梭到韦伯这“一个半世纪”是“政治学说史上最富饶的时期”（p.202），梅吉奥追踪在此期间现代的合法性观念之链，他巧妙地将卢梭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安置到其历史当中。


    卡罗尔·布卢姆将卢梭带入到法国大革命当中，她是迄今为止试图评价卢梭身后影响的极少数学者之一，就像所有关于影响的研究一样，这项工作对头脑简单者和印象派来说都同样是个陷阱。在书名中她的论点已隐约可见：到大革命时依然存在的，是卢梭的德性观，罗伯斯庇尔、罗兰夫人和反革命的宣传家们别无相同之处，却都很方便地就把卢梭的德性观拿来引用。布卢姆认为，我的想法过于简单了。我主张“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卢梭的观念在革命的言论与思想中扮演了相对次要的角色”（p.17）。[222]而她的观点是，即便在革命的演说家中只有极少数人直接援引卢梭，那些人也拥有权力。在大革命时期继续存在的，是卢梭作为一个有德之人那模糊的、招人喜欢和诱人的形象，而远非他具体的政治分析与提议。


    沃克勒那精细的分析集中于卢梭关于政治、社会、音乐和语言的著作，即他在1750—1756年间发端于早期两篇论文的所思所作。卢梭轰动一时的关于艺术与科学的第一篇论文遭到了许多批评，紧盯原文的阅读使沃克勒能够重建这时卢梭发现自己在智识上所处的位置。沃克勒表明，卢梭正是在对这些反应的答复中，一步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最后，在我看来，达菲对卢梭带给英国浪漫主义者之影响的研究，尤以其简练，堪为其他此类研究的楷模。这种有选择的、细致的研究可以视为迈向对于卢梭的新综合的第一步，因为几十年前卡西勒、赖特和其他人的综合还是给进一步的工作留下了余地的。


    结果，对近来的文献作一番浏览，就使得读者——至少是我这名读者的心中五味杂陈。我有好几次机会拓展了自己的理解，并有一种似曾读过（déjà lu）的感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结构主义一派的文学批评侵入对卢梭的解释，这让人心中的感觉更为含混。


    继续研究卢梭的最有希望的——当然也是最诱人的——领域无疑还是心理学取径。不幸的是，与这种方法结伴的总是对当代政治的任意的，而且经常是不负责任的影射。就像我在导言里提到的那样，实际上没有人能忍得住不用心理学来解释卢梭。但却有太多读者认为，卢梭晚年严重的精神官能障碍表现明显，这让人有理由觉得，他心志较为健全的那些时候已经患上了在最后阶段才害了他的妄想症。甚至倾向于把卢梭往好处想的学者，也感到不得不对他的精神状态做出评论，并将之与其著作联系起来，而且这种联系常常直截了当得让人吃惊。这些解释者视卢梭的神经官能症与公意之间的距离不过是小小的一步——他们就这么跨了过去。[223]斯塔罗宾斯基那精妙的手法后继乏人。


    因为有太多人抓住卢梭在心理上的毛病不放，他们把自己的读心术当作武器来用，所以上述推论的路数格外成问题。对这些著述者来说，疯子卢梭就是极权主义者卢梭。例如莱斯特·克罗克在其传记第二卷中有一节的名字就颇有煽动性，叫做“威权主义的个性”，在这一节中他断然主张：“卢梭的著作植根于他的个性和内心固有的问题。将它们割裂开来，就会在理解其中任何一方的时候有失去整体把握的危险。比如说，倘若在《社会契约论》中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在捍卫个体及其有权将权利让渡于拥有无上权力的集体的话，那么这就与他那非凡的自我欺骗的能力不相一致了。”诚然，克罗克谨慎地提到“这并不是说卢梭的政治哲学就只不过是其个性的表现。对卢梭而言，它在智识上自有其可信性，卢梭那犀利的才智也效忠于它”。[224]然而这种恰当的警觉却没能阻止克罗克的如下看法：“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无论我们查阅什么样的证据与可靠依据，我们都被带回到同一个结论。此人与其著作是一体的，二者用无尽的光亮互相阐明。双方内部的矛盾都是一样的，只要理解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就被包含在他自身那错综复杂的统一体之中了。”[225]只要还有一个历史学家不抗拒对思想观念进行心理分析，那就应该是我，但是这样轻而易举就将二者等同起来，只能让人怀疑二者是否同一。由克罗克在卢梭那里发现的“错综复杂的统一体”之中所显现出来的，其实是极权主义。关于卢梭与罗伯斯庇尔，克罗克认为“雅各宾派的统治在许多方面乃是试图实现有着那一社会契约的全面的集体主义国家，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德性——爱国主义’”。[226]这个结论因其极端之非历史（unhistorical）而让我震惊；它将某些段落从其所处的丰富的古典语境中拿出来，将之强加于一个时代——我们自己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却并非是那些段落所意欲的，这个时代也没有将那些段落付诸实践。[227]如此这般解读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都是从卢梭那里汲取灵感的。


    最后，我所说的文学批评侵入卢梭解释的这种现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所引起的混乱一点也不少。而且，这些批评家将他们自身的混淆不清也引了进来。解构主义者——最有名的是雅克·德里达[228]和保罗·德·曼——发现卢梭让人着迷，他们特别关注卢梭关于语言起源的未写完的论文。他们建议通过使卢梭复杂化的办法来理解他，并拐弯抹角或开诚布公地宣称，在他们之前，无人真正正确地阅读卢梭。例如，在《阅读的讽喻》（Allegories of Reading,1979）一书中介绍其关于卢梭的论文时，德·曼哀叹卢梭解释者当中的“劳动分工”，即文学批评家专攻卢梭的文学作品，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埋首于他公之于众的政治学著作。[229]他补充道，这会导致严重忽视卢梭的比喻语言而助长一种拘泥于字面的笨拙。[230]不管德·曼有着什么样的论点，他的行文却让人什么都看不出来。解构主义者的著作用语隐讳，论证难以捉摸，至少完全不能让我这个卢梭的读者信服。


    卡西勒力图描绘把卢梭所有著作联系起来的，常常是杂草蔓生、曲折迂回的路径，而解构主义者则大不相同，他们决意用能找得到的最浮夸而晦涩的话来表达自己，往往是摒弃了思想的实质而乐于玩弄语言游戏。不一定非要是个外行才会觉得被下面这样的句子完全引入歧途，才会觉得它们没必要这般晦涩，即“政治文本与自传性文本有相同之处，它们共有一个所指的阅读时刻，这个阅读时刻显然被嵌在它们意义的光谱旁，而不管在其模式与主题内容上怎样具有欺骗性：在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自传性的文本中，这就是米歇尔·莱里斯所说的致命的‘公牛之角’”，[231]又如，“阅读［卢梭《忏悔录》］的要点表明，阅读的困境是语言学的，而不是本体论或解释学的。就像《忏悔录》中玛丽昂（Marion）事件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可以将对替代的转喻模式（二元或三元）的解构包含在话语之中，这些话语不仅使可理解性的前提无可置疑，而且由于掌握了用转喻置换掉理解的重负，从而巩固了这个前提”。[232]不管别人对这些言论怎么说，依我之见，它们不打算给对卢梭的解释中还存在的任何黑暗角落带来光明。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对德·曼所谴责的阅读卢梭中历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之间的劳动分工表示欢迎。


    我们从这里又走向何处？若干年前我曾建议，该是新写一本卢梭传的时候了。我前面简要讨论过的可靠研究之繁多，让这个建议更为切实可行。我以为，用一个并非结论的按语来总结一下以上简要的文献综述是合适的。不久之前，莫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 Granston）出版了预计为两卷本传记当中的第一卷。他利用了所有近来的学术成果和保存在日内瓦、巴黎、伦敦和纳沙泰尔的档案馆中尚未出版的宝藏。照常理说来，此书看来是个好兆头，但真正要接受考验的是第二卷。因为据克兰斯顿所说，第二卷事关“［卢梭］最声名显赫与最不幸的流亡的那些年头，《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和《新爱洛漪丝》也恰在此期间问世”[233]，克兰斯顿必须直面卢梭思想真正的错综复杂。我们必须耐心等待。人们只能希望他能想起卡西勒论卢梭一文的结束语，这对他有好处：“他从未拒斥过‘客观’真理的观念与‘客观’道义的要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使自己激昂的个人存在与生活成为这种观念的一个工具。他坚定不移地执着于，而且可以说是沉浸于自身之中，但却在处理绝对普遍意义的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问题甚至在今日都一点没有失去其力量与激昂，它们将比卢梭赋予它们的、受他个性与所处时代限制的那个偶然的形式更为长久地存在下去。”


    彼得·盖伊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