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军队

    1　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军队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很快就战胜了马其顿军队，后者可以视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史书对汉尼拔对阵罗马人的军队组织、战术、战法的记载很少。由于有记载表明他给战士们装备了罗马人的武器，我们可以假定，交战双方整体来说是相当类似的，尤其是就装备而言。1


    自然，汉尼拔并没有采取特殊的支队组织形式，因为他的军队是由多民族蛮族雇佣兵组成的，只有少数迦太基高级军官。但是，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了第二梯队的雏形，或者实施了其他具有同样效果的细节手段，令方阵具有不逊色于或优于罗马人的机动性。


    如今，在罗马对马其顿发动的战争中，双方装备战术的差异就很醒目了。一方面，罗马起初采用传统的支队重装步兵方阵，后来改用梯队阵形，将矛换成标枪，以尖锐的短剑贴近肉搏。另一方面，马其顿人的方阵比过去更加紧密了，并将矛变成了更长的萨里沙长枪。


    全世界紧张地等待着，看哪一种战法会被证明更强大。


    亚历山大的后裔在最后几场战斗中使用的那种特殊马其顿方阵，以及萨里沙长枪是否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就已经使用了呢？我们对此尚有疑虑，所以拖到此处才来探究这一主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波利比乌斯笔下的马其顿作战方式。作为同时代人，他目睹了库诺斯克法莱会战（Battle of Cynoscephe）和皮德纳会战的战况（18.28—18.32）。除了他的记载，在几部流传至今的战术指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尽管如此，研究依然非常困难，并多次误入歧途，因为文献中包含多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部分问题还是相互交织的，例如萨里沙长枪长度及其与马其顿、罗马方阵的纵列宽度和各列间距之间的关系。吕斯托和克希利认为马其顿军队并没有装备真正的“长”枪（21英尺或24英尺，约6.4米或7.3米）。在他们看来，长枪的长度单位应该是“podes”，即“一足之长”，而不是波利比乌斯所认为的“pecheis”，即“一臂之长”，于是得出实际长度为14英尺（约4.3米）的结论。我承认，我曾长期持有这一观点，但是艾德蒙·拉默特（Edmund Lammert）对瑞士长枪和德国雇佣兵长枪进行了专项比对研究，最后在我的请求下，还由柏林学术健身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实际演练，从而完全证明了较长的数字才是正确的。据此，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


    萨里沙长枪的额定长度为24英尺（约7.3米），但现实中只有21英尺（约6.4米）。士兵双手握持后部，枪尖探出很长的距离。当方阵结成紧密队形时，五排萨里沙长枪都从正面伸出，能够同时发挥作用，因为前三排“萨里沙”的长度相应会缩短。2


    诚然，波利比乌斯或其他文献来源都没有具体说前排长枪较短，但这一点可以间接推出。一、根据一条注释，长枪放下后的阵形呈圆弧状。二、特别长的长枪对第一排显然是无用的。三、文献记载方阵士兵是携带盾牌的。21英尺（约6.4米）长的萨里沙长枪——哪怕只有18英尺（约5.5米）长——是不能单手掌控的，而必须如文献中明确所说双手握持。双手持枪的人不可能持盾护体。当然，他可以在胳膊上绑一面小圆盾，等到萨里沙长枪断裂之后，配合长短刀剑展开近战。但是，该盾牌在使用萨里沙长枪作战的时候几乎与躯干垂直，非常碍事。盾牌的用处太小，我们不能假定萨里沙长枪兵会把它带在身上。不过，如果第一排或前几排士兵使用长度较短的单手矛，那么这条记载就合理了。假如第五排士兵的长枪为21英尺（约6.4米）长，第四排18英尺（约5.5米），第三排15英尺（约4.6米），第二排12英尺（约3.7米），第一排9英尺（约2.7米），那么正面就几乎是一条直线，或者是中间略微突出的弧线，用枪尖构成一道敌军无法突破的墙。


    萨里沙方阵完全依靠集团冲击，而非单兵作战。因此，纵列横排的间距都要比使用标枪、短剑作战的罗马阵形更小。波利比乌斯专门谈过这一点，说两名罗马士兵的间距为3英尺（约0.9米），一名罗马士兵对面有两名马其顿士兵，再加上马其顿方阵有5排长枪从正面探出，那么他就要面对10根长枪。


    萨里沙方阵的规范纵深16排，达到传统重装步兵方阵的两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冲击力。后11排士兵竖持长枪，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挡箭矢和标枪。


    据文献记载，这片枪林向前推进时的景象殊为骇人，连皮德纳会战中的罗马统帅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看到敌军滚滚而来，都会不禁颤抖。


    波利比乌斯如此评论马其顿与罗马战术的相对优劣：“萨里沙方阵的正面无人可挡。一名罗马士兵要面对10根同时压来的长枪，他既不能用剑将其斩断，又不能突入。但是，罗马军团能够适应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目标。萨里沙长枪兵只能作为整个方阵的一员，甚至不能组成小单元，遑论单兵作战。此外，方阵只能在特别平坦的地形移动。沟渠、矮丘、洞穴、树丛都会使其陷入混乱。但是，一旦它在任何地方陷入混乱，或者罗马的支队从侧面发起攻击（由于罗马采用梯队阵形，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它就输了。”


    这个解释是如此显明、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马其顿国王一开始为什么没想到呢？3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不可能这样死板，那么后来的阵形又是如何、何时发展形成的呢？


    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方阵同样不可能存在于亚历山大的直接继承者的统帅之下。无论如何，战记里没有提到这种阵形，尤其是关于皮洛士的历史记</a>载给出了相反的证词。毫无疑问，皮洛士与马其顿关系紧密，肯定考虑过运用亚历山大当年征服东方的战术来征服西方。但是文献明确记载，他在意大利作战时编入了意大利式装备的意大利人士兵，伊庇鲁斯单位和意大利单位似乎是交替分布的。4只有各类装备都用于相似类型的战斗，这样做才是有可能的，哪怕各单位使用的武器有所不同。比如，只要所有士兵都是手持武器单兵作战，一个单位用剑、一个单位用矛就不是问题，矛的长短不同也不是问题。


    我从实际演练中得知，小的长枪兵单位也有可能以两倍步速发起进攻，但是长枪兵单位和短矛手单位仍然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且在这样的行动中，萨里沙长枪手就会失去必不可少的侧翼安全。只要萨里沙方阵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它就能打垮面前的一切。但是，敌军可以从一个萨里沙长枪单位面前后撤，全力攻击与其交替分布的短矛单位。如果能将一个短矛单位从战线中击退，那么萨里沙长枪兵便只能任敌宰割，因为敌军接下来可以从侧面发起攻击。


    像这样将侧面托付给不知勇敢与否的异邦人的做法必然会带来不安全感，进而必然引发战阵崩溃。萨里沙长枪单位的基本原则是，只有结成人数众多的紧密集团时才能发挥全效，而这必然需要侧翼友邻部队的掩护。于是，有关皮洛士将各单位混编的记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不可能装备真正意义上的长枪。


    那么，如果皮洛士尚未采用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方阵，我们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亚历山大时期的萨里沙长枪的最大长度可能只有12英尺（约3.7米），它究竟是逐渐变长的，还是腓力五世国王面对与罗马人迫在眉睫的战争，才临时采用双手长枪的？腓力五世聪敏而精力充沛，为人尚武，罗马战胜汉尼拔的事情肯定在他的宫廷里造成了影响。宫廷内很可能对敌我双方传统战术的优劣进行了权衡和比较。若要采用罗马的战术，马其顿肯定要大动干戈。实际上，这个念头很可能从来没有被考量。骤然改变一支庞大常备军的惯常做法、抛弃一个军事传统的观点代之以全新的、与过去毫无关联的事物是不可能的。马其顿士兵明白如何使用很长的长枪，以紧密队形作战，却不懂投掷标枪，持剑作战。马其顿人看到罗马战术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很可能会想到进一步加强本土战法威力，挖掘发挥其全部潜力的应对之策，将“萨里沙”的长度加大到21英尺（约6.4米），将士兵间距缩小到1.5英尺（约0.46米），却枉顾其片面性。如果上述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决策就可类比于坎尼会战中罗马加大支队纵深的阵法。也就是说，既然不能企及敌方的机动性，便希望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其击垮。


    奇怪的是，两种战法从来没有得到完全公正的战场检验。库诺斯克法莱和皮德纳两场马其顿负于罗马的会战都受到了偶发事件的巨大影响，战斗结果的普遍意义值得质疑。第三场战斗，马其顿-叙利亚帝国负于罗马的马格尼西亚会战（Battle of Magnesia）或许也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关于这场战斗的记载显然地、完全地形同虚构，而其中根本没有马其顿方阵的影子。


    库诺斯克法莱会战


    根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得出的整体图景，这场会战在各个方面都相当于马其顿方阵与罗马军团的相遇。但是，它并非预先计划的结果，而是由一场侦察遭遇战发展而来的。即使多山破碎的地形不利于萨里沙方阵，腓力五世也还是认为时机有利，遂决意交战。此外，萨里沙方阵并没有同时展开；取胜的右翼已经向前推进了，左翼还在结阵的过程中被罗马的象兵突破，接着轻易被军团击退。


    由于我们没有找到战象取得此类胜利的其他可靠历史战例，此处有一点应该重点强调：战象突破的并不是一支秩序良好的部队。波利比乌斯明确记载，被击败的方阵步兵当时还是行军队列，而且因地形阻碍而难以结阵。


    罗马人击败马其顿左翼时没有继续追击。一名军事保民官率领20个支队——估计来自第二梯队——乘胜从后方攻击马其顿右翼，从而奠定了这一侧的胜局。


    如果库诺斯克法莱会战恰好只有经过李维改动的记载流传下来，而没有波利比乌斯的原文，那么这段战术发展史就要含混得多。李维将波利比乌斯关于腓力命令方阵放平长枪、发动进攻的希腊语文本翻译为：Macedonum phngem hastis positis, quarum longitudo impedimento erat, diis rem gerere jubet（他命令马其顿方阵将太长碍事的长枪放下，持剑接敌）（《建城以来史》33.8）。这个例子的价值很大，每当文献记载从现实角度看存疑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便应当考辨真伪。若非恰好有原文加以比对，会有多少学者将这样明确的论述归于单纯的误解呢？5


    皮德纳会战


    对于皮德纳会战，我们没有波利比乌斯的原文，只有不太可靠且不完整的李维和普鲁塔克的记载。据载，这场战斗也是偶然发生的，并未预先完备布阵。


    马格尼西亚会战


    对于马格尼西亚会战，我们只有李维和阿庇安（Appian）[84]不切实际的记载，其中写道叙利亚帝国的军队有镰刀战车、骆驼骑兵、征召自16个不同民族的士兵、素质远远超过非洲象的印度战象；总兵力是罗马的两倍（按照弗洛鲁斯的说法是20倍），骑兵是4倍；尽管纵深很大，阵形的正面仍然很长，当时正好是雾天，从战阵中部都看不到两翼。尽管如此，阵势如此浩大的叙利亚军队还是不能将敌人包围。罗马及其盟友阵亡人数连400人都不到，而叙利亚军队则损失了5.3万人。


    在记载中，此战的一大特点是萨里沙方阵分为10个小阵，每两个小阵之间有两头战象。作者在整篇战记中颇多虚构，这个阵形很可能也不例外。再蠢的人也是有限度的，哪怕是麾下虽有汉尼拔助阵，却不知如何加以利用的叙利亚国王。我们知道，象兵对骑兵的效果最好。象兵不会冲向排成紧密队形的步兵，反而会轻易被投射武器击退；换一种情况，如果象兵冲了上去，步兵也可以向两边让开道路，让大象直接从战线穿过去。无论是哪一种，马其顿方阵都会遇到他们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正面出现了大口子，罗马军团的支队可以插进去，从侧翼击败敌军。再加上战象很难与方阵保持同步的行进速度，这种情况就更是肯定会发生了。战象一受到投射武器的攻击，便会全速冲向敌军，前提是它们没有掉头往回跑。


    若有人依然相信，从史学方法的角度看，根据这种水平的文献运用史料考据得出像样的历史叙事是可能的、恰当的做法，我会请他首先用阿庇安对坎尼会战和那拉加拉会战的记载一试身手。如能成功，我就不会再反对他继续尝试叙述马格尼西亚会战。


    2　职业军队：大队战术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组建的罗马军队足以征服东方各国。马其顿和叙利亚两国被击败了，埃及和大部分小国自愿与罗马结盟，成为附庸国。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攻击罗马。但是，罗马在逐步走向世界霸主顶点的过程中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战争要打，其军事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延续发扬。罗马与高卢人在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解决马其顿；平定希腊、消灭迦太基之后，罗马接下来要与一位努米底亚国王作战。在这些战争中，罗马往往起初受挫，战局长期摇摆不定，最后才占得上风。西庇阿用创立的新军制连汉尼拔都能打败，假如新军制能成为罗马共和国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本应轻易征服全世界。但是如前所述，新军制与共和制度根本是相悖的。从现在开始，罗马军事史的运行都脱不开这一内在矛盾的框架，整个罗马史随之亦然。罗马的旧制度仍然存在，即由当年的两名执政官统率军队，其按照需要征召公民参战，战后解散。但是，如果说旧制度之前还可以按照字面意义应用的话，如今已经既不能满足罗马的政策目标，又变得不堪忍受。普遍兵役制不能运用于连续的作战状态，而罗马目前正是战事连绵。士兵不得不前往西班牙、亚洲、阿非利加、阿尔卑斯山区作战，他们不可能同时履行公民义务。我们不妨估计，在法定普遍兵役制下，实际只有约十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罗马青壮年入伍；1但是，这些入伍者作为公民的一面越来越少，从而组成真正的行伍。这种职业军人状态已经成为事实，但还不是正式的制度，因此在运行过程中伴随着极其显著的不规则性质。公民军队多次与职业军人发生龃龉，尤其是在统帅层。


    尽管如此，职业军人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罗马对其他所有国家享有巨大的物质优势，偶尔战败也好，常年征战也罢，罗马都不会伤筋动骨。而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将领、军官、士卒——保持着相当大的规模，只要有一位真正有能力的人审时度势，总能组建起一支劲旅，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在发生了前两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3世纪，我们不妨假定意大利的自由民中有三分之一是罗马公民。因此，如果罗马公民占陆军的一小半，盟邦（socii）占陆军的一大半，而海军主要由盟邦提供，那么军役的负担还是相当平均的。但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一部分盟邦叛离，另一部分盟邦响应不积极，罗马只能自己把主要的负担扛起来。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罗马愈</a>发频繁地征召盟邦出兵，陆军里公民的比例比以前还要低得多。意大利以外的各个行省也展开了征兵，努米底亚人、贝利阿里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克里特人等各色雇佣兵均入伍服役，希腊各盟邦则被要求提供辅助兵。通常只有4个军团是真正的罗马公民，约1.8万到2万人。但是，共和国的总兵力常年保持在5万人上下，如果西班牙发生起义，或者一面与马其顿和希腊作战，一面要降服迦太基，这个数目还要不时地增加。


    当新的蛮族敌人——日耳曼部落——现身边境，威胁要入侵意大利时，一次更加艰难的考验于罗马共和国面前降临。罗马起初遭遇了一系列失败：公元前113年，帕皮鲁斯·卡尔博（Papirus Carbo）于诺里库姆（Noricum）战败；公元前109年，M.尤尼乌斯·西拉努斯（M.Junius Snus）被阿罗布罗基人（Allobroges）击败；公元前107年，L.卡西乌斯（L.Cassius）在加龙河上游（Upper Garonne）被击败；公元前105年，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llius Maximus）、卡埃皮奥（Caepio）、奥勒留·斯考鲁斯（Aurelius Scaurus）在阿劳西奥（Arausio）被击败——直到马略（C.Marius）率领新军于公元前102年在六水河（Aquae Sextiae）附近击败并消灭了条顿人（Teutone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s），又于公元前101年在韦尔切利（Vercee）附近击败辛布里人（Cimbri）和提吉林尼人（Tigurini）。我们可以想见，罗马人对于马略通过战场胜利赢得的巨大声望和崇高地位是何其敬畏。他起初为下级军官，之后一步步爬上高位，并连续6次被罗马人民选为执政官。胜利之后，他被誉为“罗马的第三位缔造者”。但是，只要细加推敲就会发现，文献记载中关于这场战争的全部细节都是守门士兵的故事和下级军官的八卦，得不出任何具有真正军事史价值的内容。但是，这场战争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罗马军队逐渐完成了从公民兵向职业军队的转变，正式实现了一种新的军队组织形式。诚然，哪怕就这一点而言，流传下来的直接记载也不完全，但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事实：马略是这种我们之后会看得更清楚的军队组织形式的缔造者。2


    时至第二次布匿战争，将军团按年龄分为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部分的做法肯定是形同虚设了。一方面，每年新组建的两个城市军团（legiones urbanae）几乎全都是刚达到服役年龄的青年，“老年兵”的从军经验大概跟1814年拿破仑的青年近卫军差不多，几乎全都是新兵。3另一方面，在原有的罗马军团里，连青年兵都算不上青年了。实际上，在当年参加过坎尼会战到了那拉加拉会战时仍然在役的军团里，年纪最小的士兵肯定也要比绰号“抱怨鬼”（grumbler）的拿破仑老近卫军要年长不少。


    甚至连按年龄分组、令老兵免遭危险的做法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各个单位都已经转变为梯队了。原本被认为要受到优待的老年兵，如今统帅可以随意命令他们从后排梯队转至侧翼，或者转向朝后，或者独立行动，老年兵也可能被派到危险最大的、伤亡最惨重的地点。


    尽管如此，三线阵仍然延续了百年之久，这可以用任何既有组织都有的天然稳定性来解释。4


    如前所述，少年兵（veliti）原本有辎重队兼听差和轻步兵这两项职责，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或许已经进行了调整。


    现在，马略把这些区分统统扫除。辎重队和听差人员如今不再被计入战斗人员，而是从军团编制中清理了出去。5轻步兵的职能完全交给专门的弓箭手和投石手部队。军团由统一武器装备的重装步兵组成。每个军团的支队数目保持不变，但是，每个支队的人数统一为200人，每3个支队编为1个大队（cohort）。


    大队有600人，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现代军队的“营”（batta-lion），构成了从此之后的基本战术单元。每个军团有10个大队，也就是6000人。6


    新的战阵一定程度上基于原有编制，因为每个大队的3个支队都是以前就有的。除了不能编成整个军团，盟邦军队在其他方面的编制与罗马军队相同，其单位以前就被称作“大队”，现在也被分成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7但是，盟邦的“大队”没有战术意义，扎营时大概与军团混居，作战时将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分别编入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马略军改后的大队则完全不同，大队构成单一的、极端重要的战术实体，不会被拆开运用。


    到此时为止的支队仍然不构成战术单元，它们规模太小了，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即便在个别情况下，1个或几个支队可能会独立行动，或者单独执行任务，但按照常规，执行任务的主体是梯队或梯队一部。以前的支队只有60人、120人，最多150人。新的大队则有600人，他们受过完整训练，能够采取任何行动，按照命令组成任何阵形。统帅可以将部队组成1个到4个梯队，调整梯队兵力，既可以让大队之间呈一定角度，也可以背对背布阵，形成双正面。他可以命令任何一个大队从现有位置出发，前往另一个位置。


    军团仍然是行政管理单位。原先的战术单元是整个方阵，由1个或几个军团组成。总体来说，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仍然以方阵为战术单元。罗马人首先为方阵安上了“关节”，接着将其分为多个梯队，最后打散成多个小的战术单元，既能结合为一个紧密的、不可突破的单元，也可以灵活变阵，分散行动，转向侧面对敌。旧式的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一直要警惕敌军可能发动的侧面攻击，特别是骑兵，他们该有多焦虑！马略时代之后，罗马统帅可以命令几个大队保护侧面，由此使其获得安全感。这种布置看似简单，但要让这件简单的事——由众多联系紧密的小型战术单元结</a>成战阵——成为可能真是太难了，需要上百年的发展和罗马人的纪律才能成功。在古典时代，唯有罗马一国真正做到，并凭借它征服了其他所有国家。


    最初，人们发现，将各自为战的士兵结合为整齐有力的集团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但是这样的集团速度迟缓，不机动，侧翼与后方极其脆弱，而且集团中大部分士兵的武器都得不到利用。


    但是，为了用能够相互救援从而弥补其劣势的多个小的群体来取代一整个大的集团，人们就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即军事纪律，用它将众多个体士兵团结为一个单元。这个单元的精神力量要强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士兵们由一个意志掌控，坚定不移，连战斗过程中令人胆战心惊的短兵相接、嘈杂、恐惧、激动和死亡的威胁都不能将其打散。大队由大队长牢牢掌控，而大队长则服从统帅的命令。8


    大队战术是古典时代步兵作战技能发展的顶点。从此开始，战争艺术家——也就是统帅——的任务不再是寻找新的阵形，而是完善和运用既有的阵形。


    大队战术的先决条件是职业军队，后者现在已经取代了公民军队。


    直到马略时代，旧的征兵形式似乎一直在延续，哪怕这套体系的内容早已改变。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普遍兵役制的执行就很不严格了。这场战争期间，普遍兵役制以最严格的方式、最广泛的范围被重新启用。从那时起，它就变得过时了。与公民人数相比，罗马投入战场的士兵人数非常少，只需要征召少数年龄段的士兵就足够了。但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与其频繁征召和训练新兵，不如让有经验的老兵继续上阵，哪怕老兵们并不愿意。不过，军饷、战利品、胜利后的赏赐非常丰厚，往往有许多人自愿从军。根据李维（42.32）的记载，罗马与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开战时，许多老兵自愿从军，因为他们看到之前参加对腓力和安提柯战斗的士兵都发了财。理论上说，普遍兵役制仍然生效，而且不时地会通过抽签或官方任意指派的方式加以运用。我们不妨假定，抽中名字的人可以找合适的人顶替。在官方指派的情况下，业务繁忙、难以抽身的富人会获得优免，或者通过贿赂以免役。从一个事实中特别能看出公元前2世纪时，兵役概念已经弱化到了何种程度：许多报告显示，危险或战利品少的战役凑不齐兵员。被征人员有各种各样的逃避借口，而且征兵人员普遍不愿意深究。但是，除了大而化之地批判一番，当局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9


    当局不断采取手段，试图为这种随意的管理体制带来一定程度的秩序。尽管波利比乌斯记载了一条法令，即规定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加16次战役，如有必要可增加至20次，但是阿庇安有一处写道，参加过6次战役的公民即可要求免役。盖乌斯·格拉古（Caius Grhus）[85]似乎恢复了这一类针对兵役的限制条件，或者颁布了其他限制条件。但是当辛布里人[86]的入侵在罗马造成恐慌，再也不能让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士兵免役的时候，这些限制条件通通被取消了。10对于一群无止境地要求公平，却只能履行有限义务的被征召士兵来说，真正的制度与可靠的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之后讨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时候会阐明这一点。强制长期服役的军事原则总是会压倒人性原则；为了公平起见，人性原则会要求相对平均地分配负担，而许多常年服役的老兵已经完全与平民生活隔绝，从军以外别无他途的境遇更是如此。于是，征兵制度出现了名实之间的矛盾，一种实际上由随意指派和拉壮丁——用英国海军史的话说，叫“shanghaiing”[87]——组成的奇特而扭曲的征兵制度。如果执政官过于严格地施行正式法律，公民就觉得是苛政，会向保民官求助。李维《建城以来史》（节选本）第48章和第55章中讲到了发生的两次巨大争议，以至于出现了保民官将执政官下狱的情况，时间分别是公元前150年和公元前138年。现在，马略将陈旧过时的形式一概扫除，建立了一套直接的募兵制度。富人和奴隶压迫旧中间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倾向越强烈，意大利为征兵官提供的资源就越丰富。据称，马略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接纳奴隶从军。11即便普遍兵役制当时并没有被立法废除，而且后来它再次构成了征兵的基础，但罗马军队的编成早已是雇佣兵式，从此以后更具有了相应的形式。


    由于几年之后全体意大利居民都被赋予罗马公民权，罗马军团和盟邦军团的区别也没有了。当然，这一区别从来都是政治上的而非军事上的，类似于拿破仑麾下的莱茵邦联、意大利和瑞士部队，编制战法并无显著区别。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军队中出现的辅助兵（auxilia）就属于另一类了。他们要么是弓箭手、投石手这样的专门兵种，要么是按照部落划分的蛮族士兵；尤其是，所有骑兵都属于辅助兵。


    3　百夫长


    罗马新军制真正的关键人物是百夫长。在现实中，人分高低贵贱，上至一军统帅，下至士兵和民夫；在最根本的分析中，每个人又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罗马新军制中，唯有百夫长真正构成了罗马组织的一面。罗马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士兵与其他雇佣兵也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百夫长是完全独有的一种现象。


    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完全清晰地描述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的罗马社会结构。首先，透过内心的“眼睛”，我们或许可以足够清晰地看到罗马有一个贵族群体，他们占有巨大的财富，类似于希腊贵族，并通过元老院和掌控的官职来统治国家。该群体并不构成一个封闭的阶级，拥有各种突出才能的平民并非不可能进入统治者的小圈子，甚至可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位居高阶。尽管如此，这种向上流动的情况非常少见。贵族统治集团的实质就是地位世袭。


    其次，我们同样清楚富商阶层的地位。他们被排除在高级官职和元老院之外，而且对贵族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政治方面的嫉妒心理。自从按财产定等级起，这些商人就被称作“骑手等级”（rider）。由于该头衔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往往被翻译成“骑士”（knight）。补充一句，此处一定要小心对待“骑士”这一称呼，不要混淆。


    最后，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我们会发现数目庞大的城市和乡村无产者、下层公民和小农。


    我们不清楚首末两端之间的群体是什么状况，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认为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的群体：他们的规模有多大、由哪些人构成、经济地位如何、阶级意识有多强、教育程度如何？正是这个中间群体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奴隶制最严重的冲击，其程度甚于自由人公民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因此是最难与现代状况做比较的。无论实际情形如何，未来又会有何种研究发现，我们只要能确定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该群体的社会力量薄弱——与任何情况下的中产阶级一样——在我们目前要讨论的组织即罗马军队中没有任何地位。


    一定程度上，下列状况内是所有雇佣兵制军队内在固有的属性：或者不分任何社会阶层，或者集合了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只是完全没有中产阶级——当然，这个阶层实际上（或者被认为）人数可能多，也可能少。


    军官团和士兵的显著区别是（迄至1914年的）现代军队的一大特征，这在古希腊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罗马人这里，但层级体系不同于当代德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体系。罗马只有现代意义上的将官（副将，legati）和校官（军事保民官，tribuni militum）。不过，这些校官都是出身两大贵族阶层（世袭贵族和“骑士阶层”）且选择从军的青年子弟。平均来看，他们的军事素养很低。1尽管如此，他们接受的贵族教育还是许多成为优秀军官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们中的一员只要有军事天赋，就能轻易地在可塑性还很强的青年时代获得高位，并成长为优秀的将领。历代经验告诉我们，贵族与军事指挥之间有一种心理协调关系，因为前者为后者的成长提供了特别优越的土壤。


    罗马高级军官与军队战术单元之间的牢固关系是逐渐形成的。副将首次统领一个军团是由于特殊使命，军事保民官和大队也是如此。军事保民官是抽签轮换的，同时承担督查布阵、维持军营秩序、巡查岗哨、主持军法审判、执行重罚等职责。2


    另一类人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军官，即百夫长。他们与贵族完全不同，来自普通士兵所在的等级，而普通士兵主要来自未受过教育的、最下等的人。百夫长的军饷不到普通士兵的两倍，恺撒将其年薪从120第纳里[88]（denarii，相当于90德国马克）提升到了225第纳里（相当于165德国马克）。因此，百夫长的待遇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士官，但职责相当于上尉。他们是纪律的执行者，自支队以下都由其负责。


    波利比乌斯专门提出（6.24），百夫长的选任并不以勇敢为唯一标准，而是特别注重领导力和临危不乱的能力（“作为领导者，他们坚忍不拔而思虑深沉”）*。


    就我们的目标而言，最明白的类比应该是把百夫长视为现在的二级军士长，而最贴切的类比是从士官提拔起来的法国上尉。不过，这里总有一个区别。一方面，现代的士官升为军官后，同时也会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天然就具备许多这一社会阶层的特质。另一方面，罗马百夫长的社会地位不会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该职位才得以形成并维持其不同寻常的特点。百夫长对自身能力颇为自许，但仍然没有资格进入统治集团。百夫长热爱罗马，勇敢而严谨，但视野有限。他需要官居其上的高级指挥官，他也明白这一点。根据传统，他从属于依法被选出的政务官（magistrate）——他也有自己的一票——和元老院。但是他的公民意识越淡漠，军人意识越强，法制的权威就越是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不见，而代之以军队长官的意志。长官自己也逐渐脱离了旧法治的表面性质。


    若要给征服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军队找一个最贴切的类比对象，大概要属18世纪的英国军队。英国高级军官来自贵族，经过较短时间的军校学习，便从校官起步开始军旅生</a>涯。威灵顿年仅24岁就当上了中校。军队以募兵为主体，以最严苛的纪律统御士兵，但是以英国国民为基础。大批充当普通士兵的外国人会编成自己的单位。英国军队与罗马军队的唯一区别在于连级军官。在英国，这一层级的军官来自绅士阶层，即下层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而且与士官截然分开；而罗马的百夫长同时履行连级军官和士官的职责。


    我们对罗马士官所知甚少。他们和一等兵通称“初级军官”（principales）。最重要的士官是百夫长副手（optio），但似乎并不实际处理一线事务，而是负责行政文书工作。3小队长叫作“十夫长”（decani），后改称“组长”（caput contubernii），4不过我们从未在战记里提到这一职位。连一级的长官是百夫长，指挥的百人队小于德国的连队，但也有一百人的规模。然而，我们应当牢记：除新组建的军团，罗马军队几乎完全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只需要维持秩序，不需要训练和教导。


    除了百夫长副手，我们还看到有口令官（tesserarius）和掌旗手（signifer）。但是，文献里没有讲这些人是否有领导职务。5


    出于现实目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让罗马拥有了一支职业军队。但是，它仍然是一支公民军队，这并非仅仅是表面形式。之后，实际的转变过程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公元前2世纪尚处于公民军队和职业军队的过渡期，有一个事实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在不断组建的新军团及其军官队伍中，每个人每次参战指派的岗位都不一样，因此当时还没有晋升序列的概念。无疑，百夫长内部是有严</a>谨序列的：青年兵第十支队第二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低，老年兵第一支队第一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高，称“首列百夫长”（primus pilus）。但是，首列百夫长的人选是变动不居的。每次部队改编，执政官和军事保民官（这两个职位本身也在不断轮换）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重新分配职位。只要军团仍然是公民性质占据主导，这就无伤大雅。毕竟到了下一年，连前一年的执政官也要服从当年的执政官。在雅典，一名公民今年还是军队统帅，明年可能就是普通士兵了。


    但是，罗马百夫长对军阶的意识逐渐增强，以至于总会把降级——其实往往只是纯属偶然或长官一时兴起——当成委屈的事。有一次，他们起来反对这种制度。李维（42.33及之后数页）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富有罗马特色，而且能反映出百夫长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的记述。


    公元前171年，罗马元老院对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宣战，下令征召尽可能多的老百夫长参战，其中不少人志愿入伍。但是23名前任首列百夫长向保民官申诉，要求再次入伍后给予之前的位置。由于每个军团只有一名首列百夫长，而且第一批只组建了4个军团，之后会再组建4个后备军团，所以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原文讲到这件事的本意，似乎只是说明征兵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但是无论作者本意如何，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记载本身，摘录如下：


    执政官此次征兵比以往上心得多。普布利乌斯·李锡尼（Publins Licinius）还征召了许多老兵和老百夫长，其中许多人看到之前参加马其顿战争或者在亚洲与安提柯作战的士兵都发了财，于是志愿入伍。由于军事保民官认为应当征召有经验的百夫长，23名首列百夫长收到征召令之后向保民官发出申诉。两名保民官马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利奥（Marcus Fulvius Nobilior）和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让首列百夫长们去找执政官，说此事要由负责征兵作战的人裁决。其他保民官则解释说，他们会调查这些首列百夫长被征召的原因，若有不法，便会出手帮助公民同胞。


    保民官听取了事件经过，在场者有担任法律顾问的前执政官马库斯·波比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百夫长和现任执政官。执政官要求交由公民大会审理，于是召集了公民。两年前当过执政官的马库斯·波比利乌斯代表百夫长说道：“他们早已完成正常的服役义务，年纪和经岁劳苦也消磨了他们的体魄。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拒绝为公众的利益而再次上阵，唯一的愿望只是职位不要低于之前服役时而已。”


    普布利乌斯·李锡尼执政官叫人宣读元老院法令：元老院宣布，第一位对珀尔修斯宣战的执政官、第二位对珀尔修斯宣战的执政官应尽可能征召老百夫长，50岁以下者均不免役。接着，李锡尼要求在这场发生于意大利侧近的新战争中，百夫长们不要妨碍军事保民官征兵，也不要阻止执政官将每个人分配到最符合共和国利益的职位上。


    执政官说完后，斯普利乌斯·李固斯提努斯（Spurius Ligustinus），一名向保民官申诉的百夫长请求保民官和执政官同意他对人民说几句话。各官应允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番话：“公民们，本人斯普利乌斯·李固斯提努斯来自萨宾（Sabine）省的克鲁斯图美伦区（Crustumerium）。父亲留下薄田一亩，草舍一间，我生于斯，长于斯，如今依然生活在那里。刚刚成年，父亲就把兄弟的女儿许配给我，她没有带来别的，只有自由、贞操和一个能生孩子的大肚子，哪怕是富户也够受的。我们两口子有6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女儿都出嫁了，4个大儿子已经穿上了成人的长袍，两个小儿子还穿着男孩的短裙。我当年在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Publius Sulpicius）和盖乌斯·奥勒留（Caius Aurelius）两位执政官手下当兵，奔赴马其顿与腓力国王作战，头两年是普通士兵，第三年因为作战勇敢，提图斯·昆西提乌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minius）将我提拔为青年兵第十支队的百夫长。打败腓力和马其顿之后，我们回到意大利，部队就解散了。没多久，我又自愿参军，被派到西班牙跟随马库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执政官作战。久经战阵、熟悉他和其他统帅的人都知道，在所有在世的统帅里，没有一位比他更擅长发现和判断勇猛之士。他觉得我够资格担任青年兵第一支队的百夫长。我第三次服役也是自愿参军，作战对象是埃托利亚人（Aetolians）和安提柯国王。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Manius Acilius）任命我为壮年兵第一支队百夫长。打退安提柯国王，击败埃托利亚人之后，我们回到意大利，之后又两度入伍，时间都是一年。接着，我又两次到西班牙服役，一次是在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手下，一次是在裁判官提比略·赛普洛尼乌斯·格拉古（Praetor Tiberius Sempronius Grhus）手下。因为我和其他一些人作战勇敢，弗拉库斯就把我们从他掌管的行省里带出来，参加他的凯旋式。提比略·格拉古被派去外省当总督，就叫我同去。几年之间，我当过4次首列百夫长，34次因作战勇猛而受到长官表彰，戴过6次槲叶环（civic crown）。我从军22年，如今已年逾50岁。哪怕我没有当这么多年兵，也没有年老免役，我要是不想服役，那也容易得很，我家里可是有4个儿子顶班呢。不过，我要把话讲清楚：只要正在组建大军的统帅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军人，我就绝不会想办法免役。至于决定我该干什么岗位，那是军事保民官的事。我将竭尽全力，成为全军最勇敢的一个人。我从来都是这样做的，长官和战友都可以作证。年轻的同志们，你们即使通过申诉为自己赢得了权利，也绝不要违抗长官和元老院的权威，要正当地服从元老院和执政官，将任何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职位视为荣耀。”


    他讲完之后，普布利乌斯·李锡尼执政官大大表扬了他，将他从公民大会会场带进元老院，他又受到元老们的一致称赞。由于他的勇敢，军事保民官授予他第一军团第一支队百夫长的职位。其他百夫长放弃申诉，服从征召命令。


    这则小故事有一件事没有解释清楚：李固斯提努斯最初为百夫长慷慨陈词，最后却反对他们的要求，原因何在？这样看来，李固斯提努斯此人颇为可疑。但是，不管实情是否果真如此，李固斯提努斯的发言——无论真情还是假意——表达了罗马贵族统治阶层希望在百夫长身上看到的精神。


    4　米特拉达梯


    罗马的帝国霸业尚未完成，似乎便要因为激烈的党争、盟国的背叛和肆虐往复于整个意大利的内战而崩溃。一名卡帕多西亚王公也因此有了反抗罗马的勇气，将希腊化的东方从罗马手中解放出来，由自己统一东方。论血统，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是波斯人，可能还与阿黑门尼德王族沾亲带故；论教育和举止，他又是希腊人。他是真正的亚历山大大帝带来的民族融合的产物。通过明智而有力的政略，他将帝国版图扩张到了黑海两岸以外，被罗马官员税吏欺辱到绝望的希腊人大多前来投奔，最出名的是雅典人。


    罗马似乎完全失序，而米特拉达梯则以王室权威统合和控御麾下诸国。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东方的力量无疑要强过西方；希腊世界为本都国王（Pontic King）[89]米特拉达梯贡献了大量军政人才和顾问智囊</a>，甚至有人从罗马前来报效。双方的军队本质上都具有雇佣兵单位的特质。从上述方面来看，无疑是一代人杰的米特拉达梯或许是罗马人的对手。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打败了。毕竟只有部分希腊人投奔他，有几个国家——特别是罗德岛和马其顿——站在罗马人一边。而且与这位国王相比，罗马人的实力基础要强得多，军事化程度也高得多。即便希腊人为他提供了指挥官，而且只要财力允许，他不仅能从本国臣民募兵，还能招募好战的蛮族雇佣兵，但是他还缺了一样罗马人的力量支柱，一个建立在罗马公民概念的民族政治基础上，并与纪律观念相配合的军阶：百夫长。尽管内部有动乱，但是罗马国家仍然足够巩固，不至于分崩离析。天才人物苏拉（Su）成为统帅，从而确保了罗马军队的优势。我们不知道战争的详情经过，因为现有文献的可靠程度不比阿庇安的汉尼拔征战史，以及辛布里-条顿战记更高。苏拉本人的回忆录必然是自吹自擂，含混不清，而普鲁塔克和其他一些人都采用了它。在喀罗尼亚会战（Battle of Chaeronea）中，苏拉据说仅凭1.5万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就打败了12万亚洲敌人；另有一说是打败了6万亚洲敌人。10万（或5万）敌军被杀，而罗马只有14人失踪，而且其中两人被找了回来。对这场战斗的记载大概都是虚构的，其实只是一次奇袭（根据一份文献记载）。1不久之后，几乎在同一地点（奥尔霍迈诺斯附近），苏拉据说又迎击并打败了7万或8万亚洲大军和1万骑兵，这些人是米特拉达梯听到前一次战败的消息后从海路派来的。2


    后来，米特拉达梯的军队扩大到了50万人。不过，罗马人很可能不仅有素养优势，更有数量上的优势。毋庸赘言，像米特拉达梯这样明智的人不会率领乌合之众作战，他们既要钱粮，上阵又无用处。但是，常年维持一支经验丰富的野战雇佣兵部队耗费极大，而且米特拉达梯不仅要供养陆军，还要供养一支规模不小的海军。苏拉率领3万部队渡海，首先围攻雅典。根据记载，米特拉达梯的大军就驻扎在马其顿，却没有尝试解救殊死抵抗的雅典人。如果这件事看起来无法理解的话，原因很可能是这支大军只存在于幻想中，其实只有一小股部队，因此不敢在援军抵达之前冒险与罗马人交战。就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详述这些战争的细节并无益处。


    此处有一点应当提出：马略与辛布里人、条顿人交战的记载，以及苏拉与米特拉达梯作战的记载非常相似。两段记载几乎如出一辙：都有士卒看到庞大的敌军后顿觉大骇，都对敌军士兵躲在营地工事后面喧闹高呼、嘲讽罗马人的情景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为了坚定士卒的心志，马略让他们挖了一条沟渠；苏拉则命令手下将刻菲索斯河（Cephisus）[90]改道，干活干累了，士兵就会觉得还是打仗比较好。最终马略手下的士卒习惯了蛮族大军的可怕景象，遂主动请战；苏拉手下士卒请战的原因是厌倦了挖渠。那么米特拉达梯任命的一线统帅阿基劳斯（Archus）为何不趁着罗马人挖渠时发起攻击？3条顿人从马略营前经过，行军6日，马略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每天消灭敌军的六分之一呢？史书中没有进一步解释。


    战败的辛布里人蜂拥回营时，被自己的妻子挥舞着斧头迎上来杀死。亚洲大军逃奔的时候，阿基劳斯将营门紧闭，逼败兵回头迎战，结果他们无助地挤作一团，惨遭罗马人屠杀。为了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辛布里妇女甚至抽时间换上了黑衣服，而米特拉达梯手下士兵的军装披金戴银，以至于罗马士兵面对他们时愈发感到恐惧。罗马人打败的敌人不仅有巨大的人数优势，而且特别勇敢。辛布里人的第一排士兵用链子拴在一起，米特拉达梯的弓箭手以箭为剑，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两段记载的相似性不是因为可能有抄袭现象，而是源于一种心理过程。为了尽可能地彰显胜利，作者们几乎完全隐瞒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最后的结果就是得出了空泛的描述，以至于这一名统帅、这一场战争和那一名统帅、那一场战争几乎别无二致。偶尔才有蛛丝马迹能发现此处讲的是粗犷的军人马略，彼处谈的是麻木的贵族苏拉；这里是坚毅的北方汉子，那里是亚洲君主米特拉达梯。


    出于同样的心理，瑞士人笔下的勃艮第战争和希腊人笔下的希波战争才呈现出完全相同的场景和人物。区别只在于瑞士人和希腊人留下的是通俗演义，纵有自由发挥但仍然足够完整，基本属实，主要还是关注事件本身，虽有修饰，事实尚在。罗马人笔下苏拉和马略的大捷则是不够格的传说，出自虚荣的、毫不关心事件本身的修辞家之手。


    后来战事再度爆发，卢库勒斯（Lucullus）和庞培（Pompey）率军先后打败米特拉达梯和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尼（Tigranes）。关于这场战争的文献也是完全同样的类型，对我们的目标来说毫无价值。4当亚美尼亚国王目睹罗马军队时，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出使则有余，出兵则不足”。他本人只是一个多山的中等国家的君主，养不起庞大的人口，因此供不起庞大的军队，而且亚美尼亚人也从来不以善战而为人所知。


    5　罗马人与帕提亚人1


    叙利亚总督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役是针对米特拉达梯和提格兰尼的战争的延续。帕提亚人与波斯人关系紧密，战法与古波斯人完全相同。他们以骑射作战，不过与当年的波斯人一样，除了弓箭，这些骑手也携带近战武器，主要是矛。


    根据文献里的某些表述，作者们试图确立一个区分：帕提亚军队的主体是轻装奴隶兵，极少数自由民是佩甲骑士。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但并无具体依据，从中也得不出更多关于历史事件的结论。


    罗马一方有7个军团、4000名骑兵和4000名轻步兵。看似规模庞大，但由于军团并不满编，所以最多有3.6万人，而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据说有4.7万人，其构成也比罗马人更适应接下来的战斗：罗马人只有4000名骑兵，而亚历山大有7000名。我们不能确定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步兵里有多少应算作轻装步兵。


    普鲁塔克的《克拉苏传》对这场战役的经过有详尽——尽管有传说性质——叙述，迪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91]也留下了记载。因此，接下来要讲的基本事实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根据文献，我们不清楚克拉苏最终决定向何处进军，可能是塞琉西亚（Seleucia）[92]。帕提亚人没有在底格里斯河对岸坐等罗马军队，而是前出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迎敌。行军数日后，两军相遇。帕提亚人成功诱使罗马骑兵一部贸然出击，然后将其吃掉。这支骑兵由全军统帅的儿子小克拉苏指挥。小克拉苏曾扬名于高卢恺撒帐下，率领1000名高卢骑兵加入父亲的军队。现在，罗马军已经不能继续进攻了，只能折返。如果我们将当时的情形与库纳克萨之战（Battle of Cunaxa）后希腊万人军的境地相比，罗马人所面临危险似乎还要小一些。首先，骑射手对盔甲精良、结成紧密阵形的步兵无法造成多大伤害。文献里一片愁云惨淡，讲帕提亚人射术卓绝，还有驼队装载大量备用箭矢，无射尽之虞。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蒙蔽，觉得帕提亚骑射手比本书（主要是希波战争的历次会战）之前讲述过的骑射手更强大。毕竟，罗马人还有一定数量的轻步兵和余下的骑兵对付他们。就射击精度而言，站在地上的轻步兵可比骑在马上的帕提亚人高多了。如果敌军迫近，罗马骑兵也可以发动突击。


    其次，根据文献记载，与当年的波斯人一样，帕提亚人入夜后会转移到远离敌军的位置，以防遭到夜袭。这样一来，罗马人在夜晚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赶路。最后，罗马军撤退要走的路程相当短，跟希腊万人长征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从埃德萨（Edessa）[93]东南的卡雷（Carrhae）向南行军一日后与帕提亚人相遇的，距离幼发拉底河只有45英里（约72千米）。2


    希腊人成功逃脱，而罗马人在撤退途中几乎全军覆没，其原因不应该从帕提亚人特别勇敢中寻找，因为波斯人当年并不缺少个人勇武。我们也不能归因于帕提亚人比波斯人多势众（哪怕是在大大缩减希腊人给出的夸张数目之后）。史书里浓墨重彩地讲了一位当地王公的背叛，但是除了提供假情报和临阵率部脱逃，我们不清楚他还给罗马人造成了什么伤害。我们本来预期当罗马骑兵被击败时，这件事应该会造成实质性损失，结果文献在此处并没有提到王公或背叛，所以罗马战败不能归咎于背叛。我倾向于认为两件事的区别在于：提萨弗尼（Tissaphernes）率领的波斯人认为，没有必要为了压倒希腊人而让自己人流血，而希望入侵者在卡杜西亚山脉（Cadusian Mountains）中被消灭殆尽，从波斯人的角度来看，让卡杜西亚人蒙受损失总要好得多；帕提亚人的出发点则是，不仅要把罗马人赶回去，还要让他们再也不能犯境，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罗马军队的庞大规模。色诺芬笔下的希腊军只有1.3万人，加上随员大概不超过两万人，并没有大批辎重队。哪怕是在骑兵被打败后，罗马军也有3万名战斗人员，辎重队规模非常大，全军总数肯定有5万到7万人。这样的大军是不能通过高速行军——尤其是夜间行军——摆脱敌人的，而高速行军当初可是帮了希腊人大忙。


    罗马人抵达卡雷后确实分兵了，从那里继续行军。一支部队由统帅亲领，不再向西朝幼发拉底河前进，而是转向北边，以便到亚美尼亚山区寻求庇护。但是，蔓延开来的士气涣散令情况更加恶劣了。最后的大灾难不是由总攻带来的，而是谈判。克拉苏表现出了自己的弱点，竟然出席谈判；而且不管是因为双方的猜疑引发了误会，还是帕提亚人有意背信弃义，克拉苏都在谈判时被杀掉了。


    克拉苏余部被编成了两个军团，后来以庞培一方参加了法萨卢斯（Pharsalus）会战，对阵恺撒。


    安东尼


    讲完克拉苏战败，接下来应该谈一谈17年后（公元前36年）安东尼发起的洗雪卡雷耻辱的战役。他的战役准备工作似乎做得很认真，军队规模比克拉苏的两倍还大，3至少包括1万名骑兵，投石手的射程比帕提亚弓箭手还要远，弹丸甚至能够穿透盔甲。4


    安东尼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地点和克拉苏相同，都在左格马（Zeugma）[94]附近；进军路线也一样，甚至与亚历山大当年的进军路线也相差不远，都是由西向东直线进军，先是亚美尼亚-卡杜西亚山脉，然后逐渐下到平原，途中有埃德萨、尼西比斯（Nisibis）、泰格拉诺塞塔（Tigranocerta）等城市（或者城市的遗迹）。帕提亚人没有冒险攻击这支军队。安东尼渡过底格里斯河，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进入米底（Media，亦称阿特罗帕特尼，Atropatene），此地由阿尔塔瓦兹德国王（King Artavasdes）统治，是帕提亚人的附庸国。罗马人本来要在此地与盟友亚美尼亚国王（名字也叫阿尔塔瓦兹德）及其大军会合。安东尼的计划显然是以亚美尼亚为基地，首先将米底从帕提亚一边争取过来。有人提出质疑：他为什么不顺幼发拉底河而下，进入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部呢？那里有一座希腊人的大城市塞琉西亚，塞琉西亚人正期盼着罗马来解放他们。帕提亚国王的驻地就在塞琉西亚郊外的泰西封（Ctesiphon），将帕提亚国王逐出王城肯定是大功一件。答案大概是：大军从塞琉西亚出发，越过大山，继续进攻帕提亚本土并不是简单的事。但是，如果罗马人能说服米底人加入自己，那么帕提亚人就不得不放弃美索不达米亚，接下来罗马人从任何方向进攻都是游刃有余的。因此，安东尼径取米底王国都城弗拉斯帕（Phraaspa），很可能就是今天的苏里曼圣殿（Tachti Suleiman），位于高加米拉以东190英里（约305千米）处，阿尔塔瓦兹德国王的家眷财宝都在城内。罗马人的盘算大概是，一旦夺取这座城市，再加上给他的优惠条件，阿尔塔瓦兹德就会像同名的亚美尼亚国王那样屈服。为了尽快展开围城战，罗马人一路带着攻城器械前来，包括一架长达80英尺（约24.4米）的攻城锤，因为阿特罗帕特尼当地没有硬木。攻城器械的行动速度非常慢，由两个军团护送。安东尼本人则率领主力走在前方，以便迅速兵临敌方城下，开始围城战。


    接下来，奥皮乌斯·史塔蒂阿努斯（Oppius Statianus）率领的后方辎重队被帕提亚奇袭消灭，攻城器械被毁。我们不知道这次交战的细节，但不难想见，如果不是奥皮乌斯这位罗马将军犯了最严重的错误，此事绝不会发生。当然，辎重队列那么长，却只有两个军团保护，本来就不可能挡得住帕提亚骑兵的进攻。而且，帕提亚北进的动作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罗马军实际上是沿着前线移动的。不过，安东尼也不可能没给后军配属部分骑兵，这些骑兵有能力，也有责任观察并及时汇报帕提亚人接近的情况。然后，直到安东尼率兵来援，罗马人必然会筑营坚守，他们完全能够抵挡敌军骑兵。但是，不管是因为谁粗心，这次失利都挫败了安东尼战役方案的核心。不仅如此，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瓦兹德闻讯大骇——不过，他内心深处大概不无窃喜——正好当时尚未与罗马会师，便掉头回国，既是为了保卫家乡，也是为了挽救自己。


    但是，坚强的安东尼还没有放弃。他试图凭借低劣的攻城器械夺取弗拉斯帕城，而且向米底境内深入了一段距离，希望引诱帕提亚人出战。有人可能会问，安东尼的军队依然强大，帕提亚人不敢正面交手，那安东尼为什么不分兵呢？苏莱曼圣殿周长不过1330步，因此只需一支中等规模的部队便可将其围困。围城部队可以修建围栅，这足以抵御帕提亚骑兵，而主力部队可以继续向埃克巴坦那（Ecbatana）[95]或赫卡尼亚（Hyrcania）[96]进军。但是如此分兵估计会一无所获。一切都取决于将阿特罗帕特尼从帕提亚人手里夺取过来。以此为基地，罗马人可以继续作战；若无这一基地，进入敌境将极其凶险。帕提亚人大破奥皮乌斯·史塔蒂阿努斯之后，要想说服阿特罗帕特尼国王改换阵营，非要攻下弗拉斯帕不可。但是，安东尼之后又吃了一次亏。他刚离开这座城市，被围困的守军就发起一次成功的突袭，烧毁了通往城下的堤道。盛怒之下，安东尼统帅以作战不力的罪名将两名大队长官处以极刑。终于，当在周边地区再也搜找不到给养而且弗拉斯帕不可能在短期内陷落时，安东尼只得撤围而去。


    安东尼决定换一条道路，主要原因大概并非军队无力再战，而是在原来的入侵路线沿途再也找不到补给了。他没有横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是选择进山，向北穿过亚美尼亚，在当地由盟友亚美尼亚国王提供给养。5在此次撤退期间，帕提亚人仍旧给他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尽管罗马人逢战必胜，总能将帕提亚人逐退，但士气依然严重受挫。安东尼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中午拔营，而不是常规的早晨启程，以便尽可能延长不受干扰的夜间行军时间。6


    克拉苏和安东尼的战役将我们的注意力同时投向了过去和未来。等到下一卷，我们会回到此处，探究美索不达米亚为什么一直是罗马势力范围的极限，为什么没有一位罗马统帅能够重现亚历山大远征的壮举。


    但是，我们现在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蕞尔小邦马其顿的国王能降服直到印度河为止的整个亚洲，而规模不亚于乃至远胜于亚历山大的多支罗马军队反而会败亡？亚历山大的天才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罗马大队战术已经大大推进了西方（idental）战争艺术，罗马军队也比马其顿军队规模大得多，单凭亚历山大的个人特质是不足以抵消这些发展成果的。


    安东尼采取的战略形式乍看上去更接近亚历山大的高加米拉会战。消灭克拉苏一段时间后，帕提亚再次发起攻势，但最后在叙利亚北部被安东尼的一名副将打败。这次打败帕提亚的战役堪与伊苏斯会战相提并论：伊苏斯会战之后，大流士残余的省份基本相当于对阵安东尼的帕提亚帝国君主弗拉特四世（King Phraates IV）的国土。如前所述，罗马军取道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路线几乎与亚历山大相同，很可能还是从同一片区域渡过底格里斯河。而且与亚历山大一样，安东尼在渡河之前没有遭遇敌军。假如大流士没有在高加米拉附近开战，而是像弗拉特一样避免会战，仅限于防守坚城，切断马其顿的补给线，形势又会如何呢？


    为了实施这种战略，人民和国家必须有坚强的抵抗意志。哪怕是在高加米拉落败之后，波斯仍然能够按照帕提亚的方式自卫，但所有大城市——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埃克巴坦——都不经抵抗便向马其顿开城。实际上，马其顿军队是当地指挥官自己请进去的。没过多久，流亡中的波斯国王便被一名总督废黜和杀害了。大流士（希腊人称之为“科多曼努斯”，Codomannus）本人出自阿黑门尼德王室旁支，是通过宫廷政变——波斯发生过许多次宫廷政变——才登基的。当我们考察亚历山大无人可比的成功时，绝不能忽视波斯帝国内部的脆弱性。帕提亚帝国代表着亚洲人对希腊-马其顿霸权的反向运动，但帕提亚人并非纯粹的野人，帕提亚文化混入了若干突出的希腊文化要素。卡雷庆功活动当天，帕提亚王宫里上演了一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当叙利亚君主安提柯三世再次将帝国拓展到印度时（公元前209年），他也没能直接降服帕提亚人和巴克特里亚人，只好赋予他们半独立的附庸国地位。安提柯七世试图再次恢复大叙利亚王国，胜利进军米底。为方便补给，士兵分散驻扎于多处过冬营地，结果被当地居民袭杀（公元前129年）。亚历山大大帝从未遇到这种抵抗。当然，他消灭的波斯帝国疆域辽阔，内部却是腐朽动荡。这一观察绝不应被理解为贬低亚历山大本人的重要意义；同理，当我们认识到，出过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王国到了1806年已经衰弱到何等境地，拿破仑的荣耀也丝毫无损。当马其顿来袭时，波斯已经在经历某种内部解体了。由于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希腊人笔下高傲自信的波斯宫廷就显得很可疑了。从这个角度看，大流士也极不可能接连召集两支强大的军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严密的国家组织，要有高效的行政机关以确保补给供应，还要有基层的支持。当时的波斯帝国三者皆无。于是，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表明大流士的军队不仅不是大军，而且数量还要少于马其顿军队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