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马其顿军队

    1　马其顿军制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继承并发扬了伊巴密浓达的战术思想。马其顿位于开阔平原，以农业立国，城镇人口极少。大批农民和牧民负担不起重装步兵的装备，也很难聚集起来，组成大规模作战单元。都城佩拉（Pe）大致位于全国中心，从边境走过来需要四五天时间。于是，马其顿形成了专门的军事贵族阶级，他们骑马作战；而平民只能组成轻盾兵，没有战术章法，被视为辅助兵种，无法正面对抗希腊重装步兵。


    修昔底德（4.126）笔下的伯拉希达对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作战方式做了区分，可谓恰如其分。面对人数占绝对优势，且骁勇善战的伊利里亚（Illyrians）[47]人，这位斯巴达指挥官只得撤退。士卒们都吓坏了，他却对他们说道：


    蛮族令人害怕的地方只有长相、人数、呐喊</a>和炫耀的兵器而已。但是，他们不能坚守阵形，也不以后撤为耻，因此在近战中不堪一击。不过，只要或战或退全由个人，后撤的理由总不会缺少，所以，蛮族宁愿远远地威胁敌人，也不愿意短兵相接。1


    另外，真正的马其顿战士阶层（即贵族）人数不会太大，因此，马其顿向来是一个军事弱国。唯有凭借腓力二世建立的稳固君权，才打造出一套迅速超越所有邻邦的军事制度。除了招揽的希腊雇佣兵，腓力二世还征收军费，征召国民组成常备军加以操练，创制与众不同的新式阵法，通过精湛的战术向希腊世界展示了战争艺术的全新境界。


    我们先讲骑兵。


    骑兵


    在我们的印象中，希腊骑兵会组成松散的小队作战，有护甲，偶尔也会近战，但装备的矛主要用于投掷，而非刺击。


    色诺芬写过两部关于骑兵的作品：《论骑术》（Concerning Horsemanship）和《论骑将》（The Cavalry Leader）。他认为骑兵装备两支短矛优于一支长矛。2长矛携带不便，比较脆弱。短矛则方便携带，也比较坚固，一支用来投掷，一支则四面刺击。3除了矛，骑兵还有一把剑或弯刀。色诺芬认为弯刀更优，因为这样便可以从下向上挑击。色诺芬建议人马俱甲。马镫尚未发明，骑兵坐在固定于马身的毯子或垫子上，因此，当时骑兵刺击需要的臂力远大于现在。今天，战马的冲力和骑手全身的重量都可以加到冲刺的力道中。留存至今的希腊陶罐描绘了林林总总的战斗场景，而我从没有见过符合当代动作规范的骑兵（骑枪夹紧于躯干和前臂之间）。在那幅据推测描绘伊苏斯（Issus）会战[48]的镶嵌画中，亚历山大大帝松握着一支很长的矛。


    就武器装备而言，马其顿骑兵类似于希腊骑兵。马其顿贵族骑兵号称“王伴骑兵”（hetairoi），武器是投刺兼用的矛4和一把剑。色诺芬口中的马铠似乎并不常见。王伴骑兵还携带盾牌。5


    相对于希腊骑兵，马其顿骑兵的首要优势大概是纪律；马其顿骑兵中队（i）凝聚力很强，或许可以算作“战术单元”。“一群骑手”（mounted men）和“骑兵”（cavalry）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前者是单个骑手的集合，而后者是严整的骑手单元。


    有鉴于此，第一支真正的骑兵就是由马其顿组建的。出于许多我们之后会讨论的原因，从骑手发展到骑兵远比组建步兵单元困难，因此，狭小的希腊共和城邦没能超越重装步兵方阵阶段就是自然的事。马其顿国王的君主权威迫使天性散漫的骑手结合为严整的单元，服从单一意志的领导。


    马其顿没有组建混编部队（hamippen）的迹象，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维奥蒂亚相比，马其顿拥有更多组织严密的战术单元。


    除了王伴骑兵，马其顿还有“萨里沙骑兵”（sarissa-bearer），装备是萨里沙长枪，许多人认为他们是轻装骑兵。尽管如此，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来支持这种看法。事实上，由于他们装备萨里沙长枪，符合逻辑的结论应该是：他们是重骑兵。诚然，王伴骑兵主要进行肉搏战；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采取传统战法，将矛掷出。萨里沙长枪太长，不能投掷。因此，与王伴骑兵相比，萨里沙骑兵要更加无条件地投入近战，这表明他们要穿戴护甲，进而得出他们是重骑兵的结论。战斗过程中，萨里沙骑兵的运作方式与王伴骑兵相同，而后者还有额外的侦察、追击职能。那么，这两种单位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别可能很小，其可能只是出身不同而已。


    与大流士交战期间，亚历山大还组建了一支亚洲弓骑兵部队。


    方阵


    “王伴”很可能是马其顿骑手的传统称呼。对于新组建的步兵部队，腓力国王赋予他们“步从”（pezetairoi）的荣誉称号。步兵按照希腊人的方式操练，结成紧密的战术单元，即方阵。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马其顿方阵的紧密程度比普通希腊方阵要高，而且装备萨里沙长枪比希腊人的矛要长，可以多排齐刺。腓特烈大帝同样要求步兵组成更紧密的阵形：4排队列，每排间距为3步，而非传统的4步。目的是增加同时开火的火枪数量。6


    我们不知道古典时期马其顿萨里沙方阵的具体组织形式，特别是不知道当时的萨里沙长枪的长度。据我推测，第一排或前两排装备单手握持的传统重装步兵矛，后面几排才装备长枪；而且，长枪或许没有长到必须双手使用的程度。7


    马其顿为何要改变传统的多利亚（Daric）阵形？原因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从常理推断。


    不妨设想：凭借数百年的经验，希腊人深知如何制造自己的主战兵器，矛。长短、轻重、粗细均有精心度量，合于实战。矛要尽可能长，以便刺中敌人；又不能太长，以免单手运用不灵，或者能够轻易避开刺击。从陶罐人物来判断，矛略长于人的身高，因此在两米上下。8尽管如此，变种或许有很多。直到今天，军界对骑枪的最佳长度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德国骑枪长度是3.52米，俄国是3.16米，法国是3.29米，奥匈帝国是2.63米。9马其顿如果有过实战经验，却依然采用了比最长的希腊矛还要长的长枪，那么在肉搏战中就要陷入劣势，而紧密队形不利于单个士兵的灵便活动，更加放大了这一劣势。但是，萨里沙方阵的威力大概不在于肉搏，而在于全体冲锋带来的巨大冲力。另外，如果方阵站定，采取防御姿态，敌军就几乎不可能穿透枪林。


    腓力采取这一阵形的原因，大概是他明白，在相似的条件下，手下新组建的部队挡不住经验丰富、信心充沛的希腊重装步兵。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最初无力为全军购置价格不菲的全套重装步兵装备。阵形更紧密的话，单兵格斗的机会就比较少。如有必要，后排不穿全套护甲也可以应付。当然，这是一个不确切的猜想而已。要点在于，这种形态的马其顿方阵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更完善的新式阵形，而是原有步兵的缩水版。这种新出现的方阵比原来的方阵更笨拙、更容易陷入混乱，而且侧翼更易遭受攻击。除了群战，士兵还有许多独立作战的任务。对于这些任务，手持“萨里沙”的步兵就很不适合去做了。传统的多利亚重装步兵方阵既能作为战术实体实施集体行动，单兵战技也很优秀。就其本身而言，它是更高级的战术阵形。尽管如此，到了腓力和亚历山大的时期，这一区别并非特别重要。在当时所有值得一提的战斗中，马其顿方阵行动自若，与旧式方阵基本没有区别，几乎可以忽略区别。不过，有几处迹象表明，后来使得这一差别显著起来的变化——长枪更长、阵形更密——至少从腓力时代就有了苗头。


    精锐部队持盾护卫（hypaspist）的装备与旧式重装步兵如出一辙，可能要略轻。马其顿人确信，在近战格斗中，灵活性的提高可以弥补较轻护甲的不足。在战场上，持盾护卫位于负责发起进攻的骑兵和速度较慢、人数众多的萨里沙方阵之间，起到连接的作用。


    马其顿的轻盾兵、弓箭手、投石手等轻步兵也很强。10


    混编战术


    马其顿取得的进步在于，融合各兵种，使其相互配合、运转如一。伊巴密浓达为融合各兵种做好了铺垫，但仍然以步兵为主力，骑兵仅为辅助。


    从一开始，腓力的骑兵实力就远远强于任何时期维奥蒂亚的骑兵，收服色萨利（Thessaly）[49]之后还要更上一层楼</a>。因此，他的骑兵不仅能够击败敌军的骑兵，更能突击敌军的步兵侧翼。我们知道，自马拉松以来，希腊重装步兵方阵就对此极其敏感。


    于是，从现在起，骑兵不再是辅助兵种，而是与步兵平起平坐，乃至担任主攻的兵种。甚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方阵与敌军接战时，对方的一翼已被击败，同时马其顿骑兵从侧翼攻击方阵主体。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敌军承受不住攻势压力，全局溃逃，方阵甚至都没有进入战斗。


    吕斯托和克希利（H.K?chly）甚至要更进一步。他们相信，骑兵如今是主战兵种，而方阵只是影子，而非光源，人数占大头，却不是军队的核心。根据两人的说法，方阵现在的任务只是坚持战斗，组成牢不可破的守御人墙，直到骑兵奠定胜局。认真分析亚历山大的战斗便可发现，这种说法是过头了。重装步兵为胜利做出了积极的、正面的贡献，持盾护卫和方阵都是。骑兵则有灵活的轻装步兵支援，后者运用标枪、弓箭、投石器为骑兵开路，同时进行一般性的助战。


    马其顿军队组织的长处恰恰在于各个单位的紧密结合。指挥官是一个综合的概念，统御全军，既是军队的缔造者，也是军队的领导者。马其顿的战争艺术是忠诚的产物。


    由于希腊方阵自身的特点，伊巴密浓达在创造侧翼战术，取代平行战术时，只得以左翼进攻，右翼后退。腓力不需要墨守这一成规。他可以根据地形条件，将骑兵布置于更适当的一翼。在流传至今的战记中，奠定胜局的几乎总是右翼骑兵。这一事实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是由之前的希腊传统所致，或者只是纯粹的巧合。


    统一指挥、统一号令的另一个结果是：马其顿继承并发展了先进的攻城术。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发明在希腊还少有人知。腓力则用尽各种攻城方法，打了两场大型围城战，分别在佩林苏斯（Perinthus）和拜占庭（Byzantium），技术细节无暇详述。但是，在战争艺术的整体发展上，这一事实本身拥有极大的意义。如果亚历山大只能用旷日持久的饥饿战术，而不是斗智斗力，强攻、拿下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提尔（Tyre）、加沙（Gaza）等城市，那么他的战略便毫无可行性。


    2　亚历山大与波斯：格拉尼卡斯河会战


    同时代的人对亚历山大出征亚洲的兵力估计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步兵3.2万人、骑兵5100人是合理的数字。1在格拉尼卡斯河（Granicus）[50]会战和伊苏斯（Issus）会战中，参战人数约为3万。根据阿里安（Arrian）[51]的记载，高加米拉（Gaugam）会战有4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参战；不过，后方已征服地区应该还有大量卫戍后勤部队。无论如何，亚历山大的大军都要远远胜过当年征讨希腊的薛西斯，很可能要多一倍。


    各位希腊作者对大流士对抗马其顿的军队数目极其夸大，一如</a>对薛西斯征讨希腊大军的记载。文献中的波斯军人数稳步增加：格拉尼卡斯是10万人，伊苏斯是60万，高加米拉是100万步兵加4万骑兵。


    这些数字完全不可采纳。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当年打败的波斯军队兵力如何。本书初版中，我曾质疑到底占据数量优势的是亚历山大，还是波斯人。


    但是，在写完梳理中世纪军事制度的第三卷之后，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波斯帝国的状况，由此得出的结论完全摧毁了传统的“波斯人数占优说”的基础。波斯帝国东抵兴都库什山，西达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北至高加索，南界撒哈拉，疆域何其辽阔！于是，人们便得出结论，认为她也能够召集庞大的军队。但是，如果军队规模总是与臣民人数对应的话，奥托（Otto）王朝、萨利安（Salia）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的德意志帝国能够征召的军队该是何其庞大——可事实上，皇帝们的军队又是何其小啊！军队大小并不取决于人口多少，而取决于军事观念。由中世纪的历史可知，骑士为主的军队总是规模很小的。我们已经知道，薛西斯治下的波斯军队以骑士为主，并采用相应的编制。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王朝波斯王的大部分子民完全不会打仗。战事政务由波斯本族的战士阶级负责。哪怕到了大流士三世（Darius Codomannus）时期，波斯本族战士的勇气也能得到希腊人的认可，但其人数实在太少，以至于波斯王试图以外国雇佣兵加以扩充，主要是希腊雇佣兵。相对于疆域远达印度的整个波斯帝国来说，马其顿和希腊面积虽小，产生的战士却要多得多。


    若想明白此处，最好的办法是研究15世纪末的欧洲军事史。德意志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民与古希腊人有许多可供比较的点。他们形成了一套全民皆兵的军事体系，以区区几处山谷谷民之力，抵挡住了令周边更大的民族恐惧不已的大军。不妨设想，若有一位国王，他既有一支骑士加步兵组成的强干军队，又像亚历山大降服希腊人一样掌握了瑞士军队，他必能征服整个欧洲，一如当年马其顿横扫亚洲。亚历山大既是帝国统治者，又是一个全民尚武的联合体的统帅。波斯王的帝国诚然大得多——以地理而言，简直无边无际——但最上面的军事阶层人数稀少。在此之前，小居鲁士和他的1.3万名希腊雇佣兵，以及斯巴达王阿格西莱在小亚细亚征战史已经表明，老大帝国的实际抵抗能力是多么脆弱。而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最后一战将表明，哪怕在波斯腹地的边界地区，凭借波斯本族也无法集合一支真正的大军。


    由于希腊雇佣兵助阵，波斯军队由重装步兵、弓箭手和骑兵组成，与马其顿军队相同。阿里安说，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马其顿骑兵处于下风，因为他们用投掷的标枪对抗刺击的长矛。但是，他本人也详述过马其顿士兵如何投掷长矛而波斯人如何用剑挡开。因此，双方在装备和作战方式方面并无重要区别。波斯军兼有本族骑士、弓箭手和希腊重装步兵，与对面的马其顿军队颇为相似，只是两军各个兵种的投入程度或有不同。


    亚历山大东征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他的父亲已经令希腊人顺从于马其顿霸权。在一份庄严的宣告中，科林斯联盟（Corinth-ian League）宣布这场战争是希腊民族之战，亚历山大大军的半数乃至更多都来自希腊。2然而，最重要的一点甚至不是希腊人的积极合作，而是平定希腊以稳固后方。当年，波斯人在希腊本土挑起战火，迫使斯巴达王阿格西莱中断对波斯作战。但是，亚历山大不仅以希腊为后盾，还有余力在马其顿保留一支由安提帕特（Antipater）统领的1.2万名步兵、1500名骑兵的军队，以保本土高枕无忧。


    格拉尼卡斯河会战


    希腊人对格拉尼卡斯河会战相互矛盾的报告，足以证明希腊人对波斯兵力的判断纯属臆断。狄奥多罗斯给出的数字是10万步兵加1万骑兵。阿里安却明确表示，马其顿的步兵规模远高于波斯。他没有提及波斯军队的总人数，只是说波斯军队包含两万名希腊雇佣兵和两万名骑兵。按照常理分析，敌军给出的最低兵力估计总是比较可信的。但是，阿里安的记载却自相矛盾：毕竟，除了希腊雇佣兵和波斯骑兵，肯定还有波斯步兵。如果波斯的步兵总数比马其顿少得多，而马其顿军又不会超过2.5万人，那么波斯军不可能仅希腊雇佣兵就有两万人。我们只好假定，波斯的实际步兵兵力要比马其顿弱得多。至于哪一边骑兵更多，我们无法确知，不过很可能是马其顿，因为波斯军的行动没有显示出人数占优的意识，对骑兵尤其如此。波斯人没有找一处开阔平原做战场，而是选择了天险格拉尼卡斯河作为阵前屏障，等待马其顿发起进攻。格拉尼卡斯河的任何一处大概皆可徒涉，但波斯列阵的右岸地形高陡。


    有人可能会设想：波斯人根本不想在这里交战，他们只是占据此处，期望亚历山大不敢在如此不利的地形发起进攻，而是会转移位置，这就要花不少时间。趁此期间，波斯可以转移到欧洲。但是，从波斯人的整体行动来看，战场选择毫无疑问是完全从战术考虑出发的，这也得到了一切正面记载文献的支持。这是战争史的一个新现象：波斯人知道自己处于弱势，努力寻找有利地形，于是选择了一处前方有阻碍的地点，目的是增大敌军进攻的难度。


    马其顿军的中央为重装步兵，骑兵和射手构成两翼。亚历山大本人身处右翼的王伴骑兵中间，旁边内侧是持盾护卫。由骑兵和射手组成（或许还有一队持盾护卫支援）的右翼首先渡河，轻松击退波斯骑兵。尽管史籍对仰攻右岸的描述很详细，但战术展开情况仍然不太清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兵力强弱对比，另一方面是文献没有记述波斯徒步弓箭手的活动。很难相信波斯人当时没有徒步弓箭手。一般情况下，对达成最大战果必不可少的恰恰是这一兵种。


    但是，根据希腊人的记载，徒步弓箭手恰恰是最不适合守卫陡坡的兵种，以至于只有波斯骑兵投入战斗，哪怕马其顿军没有数量优势，落败于射手与骑兵联合的马其顿军也是再自然不过。


    于是，理解这场战斗的多个关键因素没有显现出来。我们掌握的只有以下信息：阵前天险对波斯人毫无用处——我们之后还会经常讲到这种现象——而且，战斗结果是由右翼的骑兵和射手所决定的。波斯骑兵刚刚逃离战场，之前与敌军隔河对立、一直无所作为的希腊雇佣兵方阵就遭到正面中部是马其顿方阵、两翼是骑兵和射手的夹攻，未经激烈抵抗便或死亡或被俘。


    阿里安对此战的记载最佳。根据他的说法，马其顿共有85名骑兵和30名步兵战死。若真如文献要我们相信的那样，雇佣兵几乎全军覆没，上述战损数据实在是难以置信。这些雇佣兵卖命的要价可是很高的。不过，雇佣兵的总数和死亡人数很可能并不多，大部分很可能都成了俘虏。果真如此，马其顿的战损数据看起来就相当可信了。数量庞大的步兵根本没有交战，这样就能解释骑兵为何占阵亡总数的四分之三了。阵亡115人，那么负伤者估计就有500到1000人。诚然，这个伤亡数字并不大，而且表明波斯军的抵抗并不坚决。但是，如果真正的参战者不超过6000人的话，那么上述伤亡数字就不难与波斯骑士奋勇战斗、令亚历山大本人陷入险境的记载协调起来。当然，以上皆为推演，而非确定的史实，断不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人认可希腊雇佣兵被消灭殆尽且人数超过两万，那么，他也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依据；该文献还提出马其顿步兵损失不过30人。我们没有正面的证据来拒斥希腊雇佣兵被消灭殆尽且人数超过两万而接受马其顿损失不过30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两者相互矛盾，必须放弃其一。


    3　伊苏斯会战


    伊苏斯会战1的战略背景值得注意：两军从同一道山脉的不同隘口擦肩而过，最后以各自的后部面向敌军。亚历山大之前绕过位于地中海东北角的伊斯肯德伦湾（Bay of Iskenderon，今亚历山大勒塔），从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南行约一日后调转方向，正面向北列阵。大流士从东边来，之前翻过阿马努斯山脉（Amanus Mountains），如今位于伊苏斯的海岸平原，正面朝南。亚历山大的兵力很可能与格拉尼卡斯会战时相当，因为大批援军补充了伤亡人数和留守小亚细亚的部队。


    波斯军人数不可能太多，因为尽管有规模庞大的王室人员，他们在山岳中行军耗费的时间和占据的空间都与马其顿军相当。文献记载，3万名希腊雇佣兵站在波斯王一边参战。这一数字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令人难以置信。格拉尼卡斯河会战的希腊雇佣兵只有极少数逃回，即便爱琴海仍然有波斯舰队，波斯人煽动希腊人反对马其顿统治，而且总督们不断地把希腊雇佣兵输送给大流士，2我们仍然不禁要问：这3万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除了斯巴达，所有希腊城邦都与亚历山大结成同盟，庄严宣誓对波斯发动全民族战争，联军已经宣布对盟友和马其顿国王刀兵相向者皆为叛逆——这些因素都是招募雇佣兵的妨阻，哪怕发生了某些史籍无载的难以置信之事，即有些城邦已经重新与波斯订约，而舰队也做好准备向叙利亚输送招募来的兵力。


    因此，一方面，大流士手下的希腊步兵不可能太多；另一方面，与格拉尼卡斯河相比，伊苏斯距离波斯腹地要近得多。我们不妨推断，参战的波斯本族骑兵和徒步弓箭手也要多得多，或许还有亚洲内陆其他各族加入。因此，波斯军在骑兵上可能要强于马其顿；步兵则必定不及，特别是因为各兵种组织方式的差异。尽管除了希腊士兵，文献中还提到了卡达克部队（Cardaces）[52]，但波斯的重装步兵依然较少，而弓箭手则较多。3


    为了发挥强项，听说亚历山大已经调转方向，向己方开进后，波斯人便抢占了阵地。


    亚历山大不可能将全军带上战场，一部分部队要保护后方，防守贝兰关（Ben pass）[53]出口处的米里安德鲁斯（Myriandrus）大营，因为他不知道大流士是将全部兵力开进伊苏斯平原，还是另遣一军继续沿贝兰关前进。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希腊盟友的军队。当盟军突然转向、朝战场开进时，这支部队距离前线最远。4


    波斯军稍稍向前，迎战马其顿。他们没有停留于宽度约5英里（约8千米）的伊苏斯平原中部，沿德里-柴河（Deli-Tschai River）布阵，而是到南边的皮纳鲁斯河[Pinarus River，今帕亚斯河（Pajas）]沿岸列队。当然，波斯骑兵在德里-柴河以北平原的行动会更灵便，而那里的马其顿军不足3万，绝不可能排开长达5英里（约8千米）的阵形，左右两翼必有其一要被波斯骑兵包抄。但是，德里-柴河大部徒涉无碍，就连河岸陡降处也是基质松软。因此，面对更强大的马其顿方阵进攻时，这条河无法保护波斯步兵。假如波斯骑兵优势很大，欲想速战速决，那么沿这条河布阵倒也无妨。未等马其顿方阵对波斯步兵构成威胁，侧翼突击的波斯骑兵便可阻滞其攻势。然而，由于波斯骑兵优势不大——如果确实有优势的话——而我们可以肯定波斯王是一位善思明辨之人，于是他按照本民族的传统，再加上希腊人的建议，选择列阵帕亚斯河——此处比伊苏斯平原中部更适应波斯军队的需要。由于杨克（Janke）对地形的描述尚有几处疑点，我亲自进行了考证，在此要感谢参与修筑当地铁路的资深工程师霍斯巴赫（Hossbach）提供的资料。复述如下：


    考证结果是：皮纳鲁斯河上游两岸皆为陡峭石壁，渡河几无可能。即使到了中游，骑兵依然不可能渡过该河，步兵也要费一番周折。只有下游的1600米可供步兵徒涉，而骑兵只能从河口以上的500米渡河，而且依然难度很大。


    文献明确记载，马其顿军左翼滨海列阵，所以实际交战正面应该就是这1600米。波斯军依地势布阵，临海的右翼为主力骑兵，左边是希腊重装步兵，再左边是卡达克重装步兵，其民族不确定，可能是库尔德人（Kurds），甚至是波斯人。文献中没有确切记述波斯弓箭手的位置，根据形势判断，应该是沿着整条河岸布置，以便敌军渡河时发箭射击。5另外，河流上游（靠近山脉）有几处可能的渡河点，很可能也有弓箭手掩护。“波斯军正面”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由步兵或骑兵组成的紧密和连续的阵线只有1600米左右的宽度，而弓箭手或许还要沿河上溯3千米左右的距离。6


    图2　伊苏斯会战


    一小队波斯军被挤到了向小平原方向延伸的山的尖坡，这样一来，当马其顿人靠近波斯防御阵地时，他们就可以威胁其右翼，最后还能威胁其后卫。


    这样看起来，波斯人的阵地似乎固若金汤。力量较弱的步兵有前方的地陷掩护；而骑兵既可以在敌军试图沿海岸线突击时予以迎击，也能向前进军。


    大流士于此四处修建工事，等待敌军进攻。战线每一处似乎都是守备周密</a>，马其顿绝无机会突破。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后退，他与本土的联系便会切断，全军必定就会覆没。波斯人有腓尼基人相助，掌握着制海权。亚历山大早就把全部兵力投入陆地，兵力最终将过于弱小，无论如何打不过波斯舰队的马其顿舰队。一旦此次攻势受挫，马其顿军再次进攻的风险便非常大。因此，波斯人无需正面决胜，逐退马其顿军，而只需坚守不出，等敌方被迫放弃进攻即可，坐收全功。


    文献多次指出，此地逼仄，兵力优势极大的波斯军施展不开，大流士的错误决策实在不可理喻。作者们相信，他应该到叙利亚平原某处等待亚历山大进攻，如此骑兵便可包抄马其顿军。这条建议对大流士有否助益，从高加米拉之战就能看出来。毫无疑问，在将帅的鼓励下，上述说法在马其顿全军四处流传。大战在即，激励士卒必胜信心是不能靠讲道理的。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如前所述，假如波斯军果真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他们完全有能力选择一处与其兵力相适应的战场。伊苏斯平原宽达5英里（约8千米），足够容纳相当于马其顿军3倍乃至5倍的大军。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原因显而易见：即便波斯王掌握的兵力果真如希腊人普遍认为的那般庞大，他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越过阿马努斯山脉，抢占伊苏斯平原阵地。至于亚历山大是否相信波斯军力庞大，我们并不知晓。无论如何，在米里安德鲁斯[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54]附近]接到报告说波斯人突然出现于背后时，亚历山大颇感振奋的主要理由应该是敌军人数不多，而不是空间太小，敌方大军施展不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马其顿国王肯定能够认识到己方突然陷入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马其顿军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波斯人却没有。如果波斯军战败，他们也可以顺着来时的阿马努斯山路撤退；而马其顿军一旦战败，哪怕只是小败，这场战争也就输了。


    文献中记载了亚历山大如何将手下军官集合起来，激励他们。随后他翻身上马，从全军的每一个单位面前驰过，要求他们勇往无前，并让他们坚持下去，告诉他们战胜波斯国王便能赢得整个亚洲。


    正如文献所述，波斯人之前占据战略优势纯属偶然，并非在计划中。这当然是正确的。波斯人以为亚历山大曾因患病等情况而在奇里乞亚（Cilicia）[55]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眼下也不会向叙利亚进军。波斯王已经集结了军队，不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叙利亚，而坐视马其顿人轻松征服小亚细亚，于是波斯王最终决定穿越山区进军。然而，波斯军和马其顿军恰好于同一日开拔，通过不同的隘口相向而行—理所当然，这种情势有利于波斯人。


    一直有人在问：波斯为什么不把守各个隘口，切断亚历山大与本土的联系呢？答案不难找到。我们从温泉关会战中已经明白，把守隘口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在攻方步兵占优、守方骑兵占优的情况下。更糟糕的是，亚历山大可以不管守关波斯军，回军深入叙利亚。如果他果真担心波斯人封闭身后的“叙利亚诸关”，那也不是因为他可能因此战败，而是因为他渴望的大决战要被无限期推后了。因此，波斯人将隘口让给马其顿军，在有利条件下布阵，与对方展开阵地战，这并非失察，而是充分了解当时的形势。必有一场战术决战，早晚而已，而现在正是波斯人所能取得的最有利条件。波斯人布阵于帕亚斯河对岸，邀击马其顿，而亚历山大迎接了挑战。


    众神赐予波斯人身体上的优势，波斯人也尽可能加以利用。但是，身体上的优势恰恰造成了心理上的劣势。


    亚历山大小心地率领军队走出叙利亚的隘口。随着空间的开阔，他逐渐将部队由行军纵队部署为线性阵形，射手和骑兵分别位于左右两侧，重装步兵居中，沿着1千米到1.5千米宽的正面缓缓前进。中间多次停下整队，以免陷入混乱。7骑兵主力位于右翼，由亚历山大亲自统领。但是，当马其顿国王发现临海的波斯军右翼有大批骑兵后，他便派遣之前一直跟随自己的色萨利骑兵从后边绕过步兵方阵，加强己方左翼，于是现在左翼就变成了骑兵较强的一翼。


    波斯在山上驻扎了一支分队，以威胁马其顿右翼，结果该分队被马其顿军的侧翼护卫赶到了更深的山里。接着，亚历山大只在山里留下300名骑兵和一定数目的弓箭手作为掩护，其余部队就地列阵，对波斯人形成了包抄之势。但是，在此处不可徒涉皮纳鲁斯河，因此马其顿军对波斯人无法构成伤害。


    但是，上游有一处渡口，杨克认为在距离河口2.5千米处，霍斯巴赫认为是3.5千米。亚历山大和手下骑兵肯定是从渡口过河的。马其顿人自称，亚历山大发起的一场骑兵冲锋就把敌军打退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通道太狭窄，河岸坡度太大，而且河床多石。这条记载只能视为恭维之语，不可采纳。但是，马其顿射手和轻装骑兵驱逐了渡口处的波斯守军，随后马其顿骑兵迅速过河，打退并追击对面的波斯骑兵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一翼的波斯兵力本就不强。因此，根据各方面形势，我们只能假定情形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作为主力的方阵陷入苦战。重装步兵挤进皮纳鲁斯河谷时遭到了波斯弓箭手的射击，等他们总算来到对岸，阵形在前进过程中已经散乱，岩壁又有无数不可通行的地点，于是被波斯人雇佣的希腊重装步兵赶下了河。文献多次强调马其顿阵形不整，而且直到此处这都被归因于自然因素，被认为是渡河过程和崎岖石壁导致的。但是，只要认识到右翼的骑兵之前完全不能从皮纳鲁斯河中段渡河，我们就必须考虑方阵左翼（原文如此）缺乏掩护对反复强调的阵形不整产生了何种影响。不难想见，当方阵里的重装步兵爬上对岸时，遭到了希腊雇佣兵的反击和侧翼攻击，只能被赶下河。


    换到波斯骑兵众多的左翼来看，不仅马其顿骑兵的进攻被击退了——如果还算得上进攻的话——而且波斯人紧接着发起攻击，渡河来到皮纳鲁斯河左岸，令色萨利军身处险境。


    战斗的决定性转折点是：马其顿右翼包抄了敌军战线，赶来支援陷入苦战的中军。亚历山大率领骑兵强渡皮纳鲁斯河，命令方阵的两个连队（taxis）跟在后面来到对岸。在王伴骑兵和持盾护卫追击波斯渡口守军以及身后同样开始逃窜的卡达克部队的同时，这两个连队转向希腊雇佣兵方阵的左翼。波斯王大流士本人及其幕僚很可能躲在希腊雇佣兵后方，或者希腊雇佣兵和卡达克部队相接的地方。大流士发现己方左翼被击败，便觉得大势已去，准备弃阵逃跑。国王都要跑了，侧翼又受到马其顿方阵士兵攻击，于是希腊雇佣兵放弃河岸阵地，开始后撤。


    直到此时为止，战况实际上是平分秋色，右翼波斯骑兵取得的优势不亚于马其顿右翼对波斯左翼的优势，该优势甚至可能要更大。我们不妨想象，得胜的波斯骑兵可以从河岸一侧轻易攻击马其顿方阵的侧翼，便如马其顿军从山脉一侧攻击希腊雇佣兵的侧翼一样。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主要原因不是马其顿军队的个人能力或战术水平更高，或者军人国王亚历山大的战斗精神，而在于双方的战斗理念。马其顿取攻势，而波斯取守势。在前面讲过的马拉松会战中，由于种种特殊情势，米提亚德统领的希腊人被迫展开防御，却在适当的时机转守为攻，奠定胜局。按照波斯人的有意谋划，伊苏斯会战是纯粹的守战。他们列阵于天险之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右翼波斯骑兵据说作战英勇，无疑还占有人数优势，他们甚至渡过了皮纳鲁斯河，却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原因何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从整体态势来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断：之所以没有打赢，是因为统帅从未想过出击战胜敌人。首先，史料表明，这一侧战斗的打响时间要比另一侧晚得多。亚历山大明智地命令右翼前出，只要他渡河成功，便必然取得优势；同时命令左翼按兵不动。此外，我们现在知道，由于河床多石且崎岖，骑兵往来极为不便。等到这一侧的战斗开始，另一侧很可能已经分出了胜负。就像亚历山大的左翼一样，如果波斯人拿出马其顿人的劲头发起进攻，那么占人数优势的波斯右翼就不难取得胜利。


    有一份文献（库尔提乌斯[56]，Curtius）谈到色萨利骑兵诈败，以拖延敌军。这是色萨利骑兵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在胜利中也有一份功劳。但是，如果敌军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无情地继续追击，“诈败”很快就会成为溃败。然而，波斯军队列阵于皮纳鲁斯河及其岩壁之后，甚至在河岸高处修筑了防御工事，原本准备以逸待劳。难怪波斯骑兵虽然作战顺利，却并没有脱离战线太远。渡河之后，他们自然也指望不上其他单位的协助。一击得手，他们便心满意足，退回了己方阵地。


    由于同样的原因，侧翼山地的波斯分队也没有发挥作用。面对马其顿军的攻击，他们只能迅速退回高处，别无选择。他们处于孤立位置，如果在波斯主力固守阵地、一动不动的时候接战，肯定会被打败。等到马其顿军与波斯主力交战，侧翼的波斯分队还是不能从后方攻击马其顿军，因为亚历山大在侧翼留下了一支护卫。于是，该波斯分队很可能在等待时机，马其顿军一旦受挫并被追击，波斯分队就会再次出动，挡住敌军退路；或者，波斯分队至少在等待主战场形势有利再出动，而由于波斯军主战场失利，波斯分队只好无所作为。整场行动变成了毫无用处的示威，因为亚历山大根本没有被吓到。孤军参战历来鲜有成功，我们不应苛责其怯懦。


    由于希腊雇佣兵方阵开始后撤，右翼波斯骑兵也认识到仗已经打输了，于是逃离战场。现在，希腊雇佣兵的境地可谓危如累卵。波斯骑兵抛弃了他们，他们又遭到步兵和骑兵的联合攻击，至少后退了7英里（约11千米），穿越了一片不仅不利于撤退而且还有几条深深的河床挡路的平原。如果马其顿骑兵将其遏制，马其顿步兵方阵再发起进攻，希腊雇佣兵必将全军覆没。实际上，希腊雇佣兵确实蒙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但是，不少人还是抵达了一处关隘，逃之夭夭。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他们没有化整为零，而是维持着紧密阵形，仍然能够抵挡进攻。8马其顿方阵主力大概花了很长时间才越过皮纳鲁斯河崎岖高耸的石壁，令希腊雇佣兵先跑出了一段距离。至于亚历山大，他看到胜负已分，便准备亲自追击波斯王。原本列阵于希腊雇佣兵前方、负责守卫河岸的波斯射手大概也随着希腊雇佣兵撤退了，途中还用标枪和弓箭击退了色萨利骑兵和其他骑兵单位。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王一方仍然有希腊雇佣兵；不过，其中大部分（库尔提乌斯认为有8000人，阿里安则认为只有4000人）没有参战，而是向腓尼基前进，在的黎波里（Tripoli）上船离开。


    根据希腊人的记载，马其顿军在这场战斗中的阵亡者为150名骑兵和300名步兵。此数未必绝对准确，但与战场形势和战斗经过也无矛盾。此外，骑兵的损失相对步兵较严重也是典型的状况。450人阵亡的话，负伤者估计在2000人到4000人之间。


    马其顿军伤亡不多，这又让我回到了那个重要的问题：波斯军的兵力。我们已经看到，从文献来看，战场必定就是皮纳鲁斯河；而只有马其顿步兵数量占优的情况下，这才是合理的。有一条证据链可以表明，波斯军之奋勇是连对手都不否认的，但其参战兵力并不占优势；证据链的最后一环正是胜利者的阵亡人数，它表明这场大战赢得并不艰难。


    过去，人们对战场地形的认识不如现在准确，于是认为——不仅是可以认为，而且是不得不认为——伊苏斯会战与马其顿军的其他战役一样，采用右翼在前的斜形阵。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右翼要进行长距离运动，马其顿军的阵形做了重大调整。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述这次行动，也没有说明右翼从中部脱离的情况。不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我们只有二手文献，文献作者——尤其是阿里安——并没有亲临战场，勘察地形。原始资料对亚历山大顶着箭雨、一马当先、率领骑兵击破敌军左翼、迫使其后退的描述又极为夸大，模糊了整体战况。由于这种状况，现代学者明白了地形不利于行动后，便宣称战斗绝不可能发生于皮纳鲁斯河，得出战场必定位于德里-柴河的结论。但是，这样一来就有多个不可回避的矛盾，迪特贝尔纳（Dittberner）已经给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德里-柴河说与文献对地形的描述矛盾，与文献对双方行军路线的极其准确的叙述矛盾，而且与战略态势矛盾。皮纳鲁斯河就是今天的帕亚斯河，这是事实。就算我们不能采信亚历山大亲自率领骑兵冲锋的记载，指挥得当的功劳仍然属于他。当认识到眼前地形无法通过时，他便灵活权变，命令右翼离开战场中部，以迂回的方式达到他的目标。正如他之前派遣部分骑兵加强更需要骑兵的左翼一样，他现在又命令部分重装骑兵加入负责包抄的一翼，以便通过侧面攻击将希腊雇佣兵方阵驱离从正面无法突破的阵地。


    或许可以说，亚历山大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侧翼进攻的手法，同时又没有违背其宗旨。他之所以能取胜，其高效组织的贡献毫不亚于士兵的勇猛与人数优势，这令他牢牢掌控着将士，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远见指挥他们，调遣自如。亚历山大的将道与上述因素同样重要。他是敏锐的，将通路握在手中；他是自信的，不惧己方侧翼的波斯军，也不怕看似难于登天的困难地形；他是聪慧的，不拘泥于常规，加强了通常要后撤的一翼；他还是勇猛的，为全军注入了勇往直前的精神。


    4　高加米拉会战


    在伊苏斯取胜后，亚历山大首先征服了腓尼基和叙利亚，接着在提尔和加沙打了两场激烈的攻城战。然后，他继续进军，准备拿下埃及。埃及战役经常受到批评，以至于要想解释它，只能推说古人并不清楚各地的相对位置，因此亚历山大没有意识到进军埃及会暴露他与巴比伦方向的交通线。1


    但是，我认为亚历山大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妨假定，伊苏斯会战的后一年（公元前332年）里，叙利亚再也没有出现大队波斯人马；即便出现了，肯定也被亚历山大消灭了。为了给接下来深入波斯腹地的战役打下稳固基础，亚历山大不仅需要掌握叙利亚，同样需要掌握埃及。当然，一名将军率领少量部队即可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说，亚历山大因为征服埃及而迁延时日，留给了对手重整旗鼓的时间。诚然，马其顿军越快进入波斯本土，大流士组建新军的时间就越少。但是，亚历山大的兵力同时也在加强。在伊苏斯会战中，他身边的兵力大概只有3万出头，还有扣除战斗伤亡，以及围城战、驻守叙利亚的部队人数。那么，如果另遣一军攻打埃及，渡过底格里斯河的兵力就恐怕连两万都达不到——假如有援军的话，那也不过2.5万到3万人。但是，他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投入了4.7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好像并非过分庞大。因此，我们必须再次称赞亚历山大的智勇双全。年轻的马其顿国王击败对手后没有盲目突进，而是首先集结深入广袤敌境所需的兵力，利用这段间歇期建立了马其顿在埃及的统治地位，与埃及诸神携手，获益颇丰。


    大流士没有趁可怕的敌军渡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中途发起进攻，而是静候于两河以外的广阔平原，该地距离尼尼微城（Nineveh）的废墟不远。据说，希腊雇佣兵到此时依然追随大流士，但战斗途中，只有极少数人发挥了进一步的作用。根据记载（狄奥多罗斯，17.55），波斯王给士兵们配备了更长的矛和刀剑，因为马其顿人就装备这样的武器。由于波斯人之前的主战武器是弓箭和标枪（希罗多德也提到希腊人的矛更长），这一改变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在希腊追随者的帮助下，他希望组建一支由亚洲人组成的重装步兵方阵，因为长矛不能用于投掷而只可近战，波斯人也不是瞎子，他们明白紧密方阵是运用长矛的最有效方式。但是，不论此说真假，重装步兵方阵这样的战术实体是不可能临阵组建，而是需要操练的。


    这让我们想起了卢塞恩市（Luzern）驻法国（当时的国王是路易十一）大使迈尔基尔·鲁斯（Melchoir Russ）于1480年送回国内的一份报告：“国王陛下正在重整陆军，仿照德国样式制造了大批长矛和长戟（halberd）。如果他也能‘制造’出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那就无需外人相助了。”2战争的艺术需要武器，但本质上并非由武器构成。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我们完全不知道波斯人的方阵有何作为。


    伊苏斯一战证明，天险挡不住重装步兵方阵的冲击。大流士真正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是镰刀战车和少量战象。


    此外，与伊苏斯会战一样，波斯军队的真正强项在于骑兵，此固为常理。出于这一原因，大流士放任亚历山大渡河，以便在自己选定的战场上等待敌军。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亚历山大可以不受阻碍地部署波斯骑兵，并且充分利用自身的骑兵优势。按照阿里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有7000名骑兵，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大流士可能集结了1.2万名骑兵，但不可能更多，因为1.2万名骑兵聚集于一处已经庞大到无法管控，哪怕组织、补给、领导的水平都非常高。3大流士的步兵状况难以揣度。波斯人的传统兵种弓兵的阵形纵深只能有区区几列，如此方可奏效。在重装步兵方阵面前，排成松散队形的不习兵事之人毫无用处。波斯人熟知兵道，自然明白这一点。他们宁愿让这些人纯粹为骑兵提供支援，也不会顶着补给困难，征召大批无用的士兵。如果波斯人果真尝试过组建重装步兵方阵，那么，从战斗经过来看，他们在这一方面并未取得任何成绩。因此，除了骑兵、战象和镰刀战车，波斯步兵的数量大概相对处于弱势——肯定不会超过马其顿军——而且很可能要少于对方。不过，波斯本族骑兵得到了斯基泰人（Scythian）[57]可能还有印度雇佣兵的增援。


    我们掌握的文献既有精准确凿的报告，尤其是关于阵形，也有士兵们围着营火讲的传说故事。连最主要的文献，即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也不例外。不过，通过辨析史料，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剔除传说的成分。


    最离谱的一个传说是：与伊苏斯会战和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一样，波斯军队在高加米拉同样试图列阵于天险之后，某些地段还设置了陷阱和铁蒺藜。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阿里安本人的驳斥，他认为这只是马其顿士兵自己的疑虑罢了。实际上，他声称情况恰恰相反，波斯一方平整了战场，清除了阵前的障碍物，为镰刀战车创造发挥的空间。


    由于记载中没有讲到马其顿士兵在战斗过程中掉入陷阱，或者踩到铁蒺藜，我们可以将这些歪曲信息从信史中排除。但是，我们也可以排除平整战场以方便镰刀战车发挥的说法，因为波斯人毕竟不可能预知马其顿军将从何处进攻，而且平整工作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波斯人找到了一片相对开阔、少有起伏的平原，以便骑兵和镰刀战车兵两大主力兵种机动无阻。如果镰刀战车兵成功扰乱了马其顿方阵，阻止其前进，而占据优势的波斯骑兵包抄马其顿骑兵并将其击退，那么胜利便会垂青于波斯一方。根据记载（色诺芬，《希腊史》4.1.19），法那培萨斯总督曾用两辆镰刀战车击破了一支700人的希腊方阵，随后投入骑兵，将其消灭。4失去骑兵的步兵方阵无法抵挡波斯骑兵和射手的联合攻势，其会被逐渐消灭。


    根据希腊人的记述，他们在战利品中发现了波斯的布阵图，布阵图内容详细地流传了下来，但并没有提供任何重要信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从种种表现来看，波斯不仅侧翼是骑兵，连中军也是步兵和骑兵混编。这是波斯步兵数量并不多的又一个表现。


    亚历山大再次表现出了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手握大量步兵，却没有拉长战线，那样会极大地阻碍行军秩序；而是加大纵深，并命令后军若从后方遭到攻击，便转向迎敌。但是，在开阔平原上，亚历山大主要是利用呈斜角布置于两翼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单位来抵挡敌方优势骑兵的包抄行动。于是，这些骑兵和轻装步兵单位排成大纵深队形跟随战线推进。本来是大纵深的纵队，既可以展开部署，延长战线（因此，右翼后方的骑兵纵队脱离左翼前出）；也可以迅速插到方阵侧面，排成弧形迎击来袭敌军；最后，一旦方阵前进过程中出现缺口，他们可以从后面补上。


    马其顿军就是排成这样的阵形穿过平原、迎战波斯人的。根据文献记载，亚历山大手下有4.7万人。假设有几千名伤员和守营兵留在后方，这仍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列阵之后很难有序进军，速度也快不起来。


    波斯关于镰刀战车的作战计划失败了，战象则完全不见于关于作战经过的记载中。当镰刀战车蜂拥冲向马其顿方阵时，亚历山大令射手瞄准驭手射击，或者绕着战车走，伺机把驭手拖下来。失去驭手之后，一部分战马受惊逃跑，而对于冲到方阵面前的战车，士兵们纷纷让开，只有少数人被镰刀割伤。5与此同时，双方骑兵在侧翼展开争夺。波斯骑兵试图包抄马其顿骑兵，呈斜角排布的后者则展开迎敌。你来我往，争斗不休。当步兵方阵解决了镰刀战车，重新向前推进时，战局尚在两可之间。马其顿右翼之前脱离了左翼，向前推进；现在，它赶来支援骑兵，猛攻波斯军队，导致对方狼狈逃窜。


    马其顿方阵在前进过程中露出一个缺口，波斯和印度骑兵很可能从中间穿了过去。但是，这些缺乏纪律的单位虽然向马其顿营地奔去，但没有从后侧攻击马其顿军队，因此对战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有一段时间，帕米尼奥（Parmenio）指挥的马其顿左翼受到了强大压力，后来右翼得胜，左翼脱离了危险。


    与之前两场战斗一样，高加米拉会战决胜于侧翼，且同样是攻方右翼得胜。在高加米拉会战中，马其顿右翼得胜的确切原因不载于史籍。从兵力分配来看，右翼显然并不强于左翼（吕斯托与克希利甚至揣测是相反的情况），对面的波斯军左翼也并不明显偏弱。


    据狄奥多罗斯估计，马其顿方约有500人阵亡，负伤者甚众，他的估计似乎可靠。6


    5　海达斯佩斯河会战


    根据人们普遍认可的估计，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的军队多达10万到12万人，相当于跟大流士作战时的3倍。尽管如此，这个流传下来的数字并不可靠，1本身不值得相信，甚至是毫无可能。决战地点是海达斯佩斯河（Hydaspes）[58]，对手是波鲁斯（Porus）；根据阿里安具体而无可置疑的记述，亚历山大的兵力为1.1万，其中5000人为骑兵。2若是认为亚历山大会为了打击不可能做出激烈抵抗的敌人，动员的兵力竟比打垮大流士统领的老大帝国还要多好几倍，这实在不符合逻辑。此外，随军补给队极其庞大，甚至包含妇女和儿童。3因此，如果战斗人员就有12万，总人数便会有几十万之多。这么多人不可能像亚历山大那样轻松快捷地行动，更不可能一次全部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兴都库什山口。从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有1.1万人参加这一事实出发，再考虑河对岸有不少部队留守，而且亚历山大不太可能在战场兵力不到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就展开决战，我们估计亚历山大全军人数在2万到3万之间。


    关于波鲁斯军的兵力，希腊文献的记载五花八门，显是臆断。狄奥多罗斯（17.87）说波鲁斯有5万多名步兵、3000名骑兵、1000乘战车和130头战象。阿里安说有4000名骑兵、300乘战车和200头战象。普鲁塔克说有两万名步兵、2000名骑兵。库尔提乌斯说战象只有85头。有一点很重要：所有文献都认为马其顿骑兵占据数量优势，按照阿里安的说法是5000对4000，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是5000对3000，普鲁塔克的记载是5000对2000。印度人的强项在于战象，我们取最小数目，即85头。


    波鲁斯不敢挑衅亚历山大，不敢与其一决胜负。他以为，丰水期的海达斯佩斯河足以阻止马其顿人渡河。此计不可能成功，因为有头脑、有斗志的敌人迟早会在上游或下游找到渡口，派遣一部过河，发动奇袭。文献里记载，另一位印度王公准备援助波鲁斯，因此波鲁斯可能并没有错误地认为河流便是万无一失的天堑，而只是稍待数日以期望援军抵达。4


    决战的起因是亚历山大率领1.1万人从两军对垒之处沿河而上18英里（约29千米），击败一支别军，于是波鲁斯率主力迎敌。


    与马其顿军一样，波鲁斯将骑兵分为两翼，并有战车支援。波鲁斯的战车大概并非镰刀战车，而是运载弓箭手的轻便载具。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印度军的骑兵并不强，其优势在于象兵。象兵位于战线中部，与步兵混编，阵形颇为奇特。除象夫，每头战象上有一个小塔和几名射手，彼此留出很大空间。步兵紧随其后，甚至会插到战象之间的空隙中。由于阿里安明确提出印度步兵组成了第二条战线，我们大概既没有权利说他们组成小队排开，也不能说他们与战象隔着一段相当的距离。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印度步兵的整体阵形就像塔楼和城墙一样，战象后面是很浅的横队，战象之间则是一个个纵队。据称，波鲁斯以为希腊人不敢冒险插进战象之间的空隙。战马会被大象吓住。步兵同样不会犯险，如果他们试图从侧面攻击战象，就要害怕印度的步兵；如果径直攻击印度的步兵，又要担心战象转身践踏。


    文献里没有具体说明印度步兵的装备。希腊人称他们为重装步兵，但我们可不能假定他们像希腊或马其顿方阵那样，是紧密的近战单元。象兵部署于步兵前这一点似乎表明，印度人指望象兵来奠定胜局。印度步兵是附属兵种，比波斯军犹盛。按照希腊人的记述，印度步兵的作用是掩护象兵。5尽管如此，印度步兵或许还是远远多于亚历山大带来的6000人。


    马其顿摆出了常规阵形：方阵居中，两翼为骑兵，6其中通常由国王亲领的右翼沿河行军，国王现在将右翼交给科纳斯（Coenus）指挥。左翼无地理依凭，更容易遭受攻击，却也最适合执行迂回包抄的命令，由亚历山大率领。不过，他命令方阵不要前进，直到自己率领的骑兵令敌军陷入混乱。出于这一原因，他不仅命令骑兵正面攻击敌军，同时还绕了一大圈，迅速从侧面发起进攻。


    我们可以肯定，马其顿骑兵的战术训练优势甚至比人数优势还要大，因此在两翼都取得了胜利。印度战车抵挡队形紧密的马其顿骑兵冲锋的能力还不如印度骑兵，落败者向战象后方逃窜，马其顿骑兵紧随其后。攻势在战象面前停顿了下来，而且肯定有部分象兵调转方向，越过己方步兵迎战马其顿军。战马惊慌失措，如何催促也不肯接近“巨兽”。亚历山大徘徊印度边境有一年多时间，进入印度境内又有数月，更有多名印度王公献上战象，以结盟好。因此，对马其顿人来说，这场战斗说不上出乎意料。由于马匹恐惧大象，亚历山大之前并未冒险渡过海达斯佩斯河，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文献完全没有提到马其顿人是否尝试训练马匹，使其适应大象的样貌和叫声，这或许有些令人意外。无论如何，马其顿人第一次被迫撤退，而波鲁斯也开始攻击马其顿骑兵和对面的步兵方阵，于是战斗全面展开。


    希腊文献竞相描绘这场战斗的可怕程度。不论马其顿人的阵形如何紧密，战象还是突破了敌方战线。马其顿人或遭象足践踏，或被长鼻卷住，有的被抛到天上，有的被象牙穿透。同时，战象上的射手却引弓不息，尤其是强大的波鲁斯王本人。


    尽管如此，最后还是马其顿得胜。箭矢和标枪将象夫击落，“巨兽”遂无人驾驭。最重要的是，部分大象遭受重创，拒绝前进，甚至会掉头往回跑。


    象兵攻势刚刚减弱，印度人马上就输了。他们的步兵虽然被认为多于马其顿，但没有能力抓住战象起初造成的混乱所带来的优势，凭借近战打败马其顿方阵。村外，印度的整场攻势一开始便受阻于初战告捷、乘胜来到战线后方的马其顿骑兵。他们即便起初被战象震慑，也没有退出战场，而且仍然位于战象和印度步兵的后方。


    优势巨大的马其顿骑兵追击印度骑兵，而后者再次冒险出击，最后回归战象一线。亚历山大颇有先见之明，命令纵深不大的步兵方阵一开始不要妄动；面对印度象兵和步兵的全力攻击，方阵有可能顶不住。但是，后方骑兵的不断交战无疑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印度军推进的信心和能量；一旦攻势陷入停顿，印度军便形同被围困，逐渐被挤压。战象不可避免地掉头往回跑，践踏己方士兵，而外圈的马其顿士兵会给仍然在前进的大象让出道路，只以箭矢将其驱回，然后紧随其后，将敌军向马其顿骑兵的方向推挤。


    就这样，很大一部分印度军队被消灭了。大部分战象和波鲁斯王本人都成了战俘。


    根据阿里安记载，马其顿此战只有310人阵亡，其中230人为骑兵。如此小的阵亡数字不禁令我们质疑：战斗是否果真有文献描述得那样激烈艰难。但是，首先，如果我们考虑一个事实，即参加过海达斯佩斯河会战后来继承亚历山大的事业、列土封疆、自相攻伐的马其顿将军将越来越多的战象编入军队，或许就可得出关于此战性质的一个结论。其次，马其顿人肯定对大象的巨大战果和军事效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胜利来得并不容易。因此，当我们读到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即马其顿损失了280名骑兵和700多名步兵时，往往会倾向于采纳他的说法，而非阿里安的。一支1.1万人的部队阵亡近千，负伤者也有数千，表明这确实是一场恶仗、硬仗。最后，越过海达斯佩斯河、来到印度军后方的马其顿军必定发挥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要早于他们实际发起攻击的时间。这支部队当时还在追击敌军，因此可能没有被计入主力的伤亡数目中，导致数据偏低。


    6　作为统帅的亚历山大


    在陆上和海上，希腊城邦之间的大战小仗无数，总体来说，只有负面的、毁灭性的、阻碍性的效果，却从未一统。雅典人在西西里战役和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海战[59]的落败终结了雅典的霸权，却只让斯巴达获得了领先地位，而非主导地位。斯巴达的内部力量甚至不如之前的雅典强大。哪怕是阿格西莱取得的克罗尼亚（Coronea）大捷都没有产生重要的积极后果，伊巴密浓达的留克特拉会战和曼提尼亚会战也是同样，因为他们的军队和城邦一样后劲不足，无法利用战场上的胜利，将其拓展为长久的新秩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称颂伯利克里的智慧。他治下的雅典拥有一切充分的资源，可他没有受此误导而采取追求无条件胜利和征服的战略，他拒绝追求无益的胜利。若非实现手段已经齐备，两位马其顿国王的巨大成功绝无可能。德摩斯梯尼告诉雅典人，1腓力国王麾下不仅有重装步兵方阵，还有轻步兵、弓箭手和骑兵。他说，如今情势不同于先代；在过去，斯巴达人只在夏天打四五个月仗，入侵他国，入冬便班师。他接着说道，如果马其顿国王无法在开阔地带找到敌人，就会利用攻城器械围攻敌方的城市。他们无所不往，冬夏齐一。整体的关键在于：职业军队已经取代了公民兵。腓力步步为营，持续不懈地努力，最终赢得霸权并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令亚历山大能够考虑开创最伟大的功业。同时，随着资源的增长，以及军事力量的外向与内向发展，战争行为本身的样貌也发生了改变，开始出现新的作战样式。亚历山大不仅战场得胜，更能充分利用取得的胜利。他马不停蹄地追击，消灭了敌人的战斗力；他战略和政略兼用，降服诸国，为新的征程打下基础。马其顿骑兵的追击行动、穿越高山荒漠的行军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不亚于会战破城本身的重大军事成就。2在高加米拉会战后的追击战中，许多马匹精疲力竭而死。


    亚历山大不仅是了不起的战将，更是一位统帅。但是，他的成就还不止如此。


    他集征服世界的战略家与勇猛无匹的骑将于一身，可谓独一无二。他技艺娴熟地率领部队迎向敌军，克服地理屏障，将其部署于隘口以外。他根据具体情势的差异，每次都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各个兵种，以求达到最佳效果。从战略角度，他确保了基地和交通线的安全，恰当地考虑了补给问题，直到准备停当、装备齐全，方才一鼓作气、追击敌军，力竭方止。每逢野战，必握剑持矛，一马当先，率领身后的骑兵突击纵队冲破敌阵；每逢攻城，一骑绝尘。在整个战争的发展史上，战争行为的各个要素如此接近，唯有此时而已：他既是一名统帅，又能遵从自己的本性，亲自上阵杀敌。当时的战略和战术行动非常简单，两者的统一几乎用不着专门指出，尤其是从米提亚德、列奥尼达到伊巴密浓达的时代为止。由腓力开创、亚历山大完善的统率术发展成了一项极其庞大而复杂的有机职能，遂与个人参战相分离。而亚历山大以其不竭之力量、无比之自信，仍然维持着战略和战术的统一，我们不禁要高山仰止。他是一位天才，认识到了新条件提出的一切新要求和提供的一切新可能，包括军队的组织和规模、被征服土地的范围和性质。后人经常强调他如何看到并利用了乘胜追击的优势，实现了希腊公民统帅时代从未有过的功绩。这是正确的。3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从没考虑过围攻雅典城，而在伊苏斯取胜之后，亚历山大凭借娴熟的手段围提尔城7个月，最终强攻得手，遂收全功。在印度，他要面对与新的象兵作战，并在战象面前渡河的问题。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途中不断亲身犯险，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士卒的命运降临在他头上，于肉搏中战死，他的全部功业便会随之而逝。


    行文至此，我要指出一点：统帅与战士的统一在亚历山大这里依然成立，但在战术预备队原则出现之后，其最终必然要被放弃。亚历山大之所以可以亲自搏杀，是因为在发出进攻指令之后，统帅的活动便结束了。一旦部队开始交战，统帅对士兵保有的掌控力便极其有限。诚然，我们在亚历山大身上也能看到他在交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指挥作用；一翼战胜敌人后，不应盲目追击败军，而要集合整队，打垮仍然坚持战斗的其他敌人。但是，这项工作并非属于最高统帅的职责，而属于指挥个别单位的范畴，而且仍然伴随着指挥官亲自参战的现象。随着参战时间、地点要听从由统帅亲自指挥的预备队原则发展起来，将领亲自参战的习惯才消失。


    7　继业者


    亚历山大的世界大帝国分裂为若干小帝国——皆由他手下诸将创建。实质上，它们就是今天所说的军事君主国，而亚历山大时期还没有这样的说法。最大的军事君主国叙利亚，没有自然、民族或地理的任何根基。埃及帝国虽无民族的统一性，至少有地理的基础。马其顿帝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国家性质。


    究其本质，将这些国家聚合起来的军队属于雇佣兵性质。蛮族大批涌入军队，或多或少同化到了马其顿-希腊体系之中。军队素质可能有所下降，因为笼罩在征服世界和亚历山大本人周围，而且很可能反映在全军身上的那种浪漫的、理想的光环消散了，而征伐也随之堕落为小帝国之间毫无意义的攻杀，打仗成了一种纯粹的行当。但是，雇佣兵毕竟是拥有专业素养的职业军人，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接下来一个半世纪里希腊化诸国军队的这一性质。有明确证据表明，当时设有教头，操练甚勤。1马其顿原本是一个半蛮族国家，经两代雄主激励，编成一支精兵，如今已经发展出一门军事技艺。部分雇佣兵编为常备军。2


    就军事史而言，希腊化时期提出了三个不同领域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战象兵。这一新兵种是该时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如何与传统编制整合？如何与步兵、骑兵混编？这一新元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既有元素衍生而来？双方皆有战象的战斗是怎样的样式？


    第二个问题是步兵方阵的内部发展，即萨里沙长枪的逐渐加长。


    第三个问题是各兵种之间的关系。克希利和吕斯托提出，骑兵逐渐成为唯一的决定性兵种，规模不断增大，而步兵方阵并不实际参加战斗，只是坐等骑兵分出胜负，骑兵胜则胜，骑兵败则败。这一时期的军事史能得出的直接结论很少。诚然，文献有不少（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但其内容极不可靠，其中或有不少真实的成分，但很难确定无疑地与虚假记载分开。同理，很多看似可靠的内容虽可引述，却达不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构成得出结论的基础。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即战象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依次回顾有战象参加的战斗，直到最后一场，即塔普苏斯会战（battle of Thapsus）。


    同理，讨论第二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直面实际战例，即马其顿人与罗马人的最后几场战斗，然后再来讨论萨里沙长枪的问题。从军事角度来看，伊庇鲁斯[60]国王皮洛士（King Pyrrhus of Epirus）也属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对于他，我们最好结合罗马军事史来谈。


    我们可以马上回答第三个问题（骑兵与步兵的关系）。只要认真考察文献，就会发现吕斯托和克希利做出的事实性假说并不成立。自亚历山大之后，步骑数量关系并无显著变化。


    因此，除了战象和更长的萨里沙长枪以外，马其顿军事制度自亚历山大以后一直没有变化。我们还可以说，自诩独立却地位不稳的希腊城邦复制了经过马其顿完善的战争艺术，最终连萨里沙长枪也被包含进来。


    令人震惊的是，在高卢人入侵时期，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应战不力。个中缘由与具体的参战者无涉，而显然在于：他们的全部作战技艺都不足以阻挡好战蛮族的自然威力。只有叙利亚雄主安提柯一世（Antiochus I）和他的战象才挡住了高卢人的脚步。史料中留下了他的一句话：“我们竟要靠这16只动物来拯救，我真是感到惭愧。”不过，这些事件的细节并无详尽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