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最后的机会——约克镇战役
3个月前 作者： 塔奇曼
人们常常用“奇迹”来形容约克镇战役。华盛顿意识到，让自己的陆军与法国海军联手，将康沃利斯合围于约克镇这个敌人薄弱的地方，这将是自己战胜敌人的最后机会，将迎来漫长斗争的高潮。为达成目标，按计划部署部队难度极大，且失败的风险极大——这个失败将危及他本人和部队的名誉，也将危及独立事业。这要求做出一项决定，就如同汉尼拔乘坐大象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决定一样大胆。华盛顿好像没有怎么犹豫就做出了决定。康沃利斯常被称为英国的汉尼拔，但事实上，华盛顿才是那个时代的汉尼拔。首先必须做的便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安排法国海军和美国陆军在弗吉尼亚海岸会合。协调这次会合须涉及两个国家的指挥系统，而这两支军队隔着大洋，也没有电话、电报或无线电这些便利设施。最终没有任何差错地达成目标，这似乎只能用一个个奇迹方能解释。
1781年7月的第一周，位于纽波特的罗尚博的部队从罗得岛行进入哈德孙湾，与华盛顿会合。他们分散部署在白原地区，联合营地集中于扬克斯（Yonkers）的菲利普斯堡［Philipsburg，或称菲利普斯庄园（Philipse Manor）］，距离白原4英里，距离占领纽约的英军不到20英里。这些英军驻扎在国王学院里以前美军的营地，距离华尔街三一教堂不远。
美法联军计划发起攻势，以便与格拉斯会合。这就需要从哈德孙湾行军，沿着当地的道路走大约500英里，穿过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最终抵达弗吉尼亚。这支部队由两支最近刚刚结识的盟军组成，他们语言不同，在行军途中还要就饮食和河运等问题做好安排。晚上他们要觅食、露营，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得随遇而安。尽管组织此次行军面临诸多障碍和危险，但是华盛顿一旦拿定了主意就非常坚定，不再犹疑。
尽管华盛顿已经经历了各种挫折，物资严重匮乏，那些心存妒忌、想方设法要把他赶走的将军们的风言风语，以及不得不放弃重夺纽约的愿望而带来的失望，他却仍然打起了全部精神来应对新的希望和新的战役。8月15日，即收到格拉斯那封说明打算在切萨皮克湾开战的信的次日，华盛顿通知大陆军做好行军准备。这一天，他向所有大陆军发出命令：“部队必须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以便在接到通知后迅速开拔。”接着他写信给罗尚博，详细说明了特伦顿行军第一阶段的路线，还写信给格拉斯，让他调派他所有的快速帆船、运输船以及其他船只过来，以便将部队运至切萨皮克湾。选出的部队有4000到5000名法国士兵，属罗尚博的部队，其中包括几个声名卓著的团——圣通日（Saintonge）、苏瓦松（Soissonnais）、双桥（the Deux-Ponts）、波旁（Bourbonnais）和曾经辉煌一时的铁桥（Auvergne）团，此外还有舰队中的陆战队员和约2000名来自纽约、新泽西和罗得岛的美国大陆军——之所以叫大陆军，是想赋予来自不同殖民地的军队一种国民团结的意识。法军中包括德洛赞公爵的骑兵团，他们骑在铺着虎皮毯子的马鞍上，穿着猩红色马裤和淡蓝色大衣，头戴皮帽。由4000名民兵组成的卫戍部队及其他美军留下来，负责守卫哈德孙渡口，掩护大部队渡河。为了进行长途行军，必须计划好相应行动安排。法国人提供的钱财使他们得以在新泽西境内布设食物和饲料补给点。同时还给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总督去信，请求他们提供补给，并要他们提供运输工具，帮助将美法联军沿特拉华河和切萨皮克湾运送至与法国舰队的会合点。因为拿不准巴拉斯是否会携带火炮、牛肉和额外的海军前来与格拉斯会合，而且双方舰队均音讯全无，华盛顿在给格林的信中写道：“你可以很容易想到，现在这个时候是我所经历过最令人期待，亦最令人担忧的了。”
纽波特传来消息说，巴拉斯同意前来，同时也接到了格拉斯的信，说他“打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调派”6或7艘吃水较浅的战舰“与你会合”，还会派遣快速帆船以及所有适合逆流而上的船只，外加他舰船上的围城火炮、1800名士兵和120万法郎——这一切都预示着这场伟大的围攻真正向前推进了。
在纽约营地，有关行军目的地的机密被严守着，就连联军士兵对此也一无所知，这样克林顿便无从得知针对康沃利斯发动的围攻计划，也就不会对约克镇实施增援了。双桥伯爵（Comte de Deux-Ponts）系一位法国部队指挥官，但连他也被蒙在鼓里。他曾经写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去进攻纽约，还是去弗吉尼亚进攻康沃利斯勋爵”。营地里还有人就到底是去进攻纽约还是弗吉尼亚打起了赌。
联军驻扎在大陆的边缘，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便是如何穿越哈德孙河。哈德孙河很深，无法涉水渡过，又太宽，无法搭桥通过，因此这条被称作“北河”的大河与“南河”特拉华河不同，只能借助渡船通过。在敌人的射程内将6000名到7000名带着装备、补给车辆、驮畜和火炮的士兵运送过河，这无疑是充满危险的行动，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而且在船上极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法美联军在准备乘渡船过河时都非常紧张。英国人是否会从纽约下城出现，在岸上朝渡船开火——或者更糟，会不会在带着辎重的士兵登船时发动突然袭击？
多布斯渡口（Dobbs Ferry），即现在的大班吉大桥（Tappan Zee Bridge），是两个可以渡河的地方之一。另外一个渡口是国王渡口（King’s Ferry），位于河流上游，在西点对面的河道最窄，被认为更安全。在1778年，为了阻止英国战舰通过，这条河上拉上了锁链。
运输士兵渡过这条大河的渡船是吃水较浅的宽梁、单桅纵帆船，这种在哈德孙河上行驶的船很有名气，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载运着南来北往、需要渡河的货物等。这种由荷兰人建造的纵帆船平均有100吨，65英尺到75英尺长，船尾圆形，甲板很宽，配有一面很大的主帆和一面小的船首三角帆。要从河岸渡往对面，需要经验丰富的荷兰人来驾驶，他们比英国人的技术更好。他们的身体倚着又长又重的船舵，借助风向、潮水的变化和河流拐弯处水流的变动提高船速。他们通常在夜里行驶，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月亮对潮水的影响和夜间的风。
1781年8月19日，华盛顿和罗尚博冒着大雨撤了营，并向渡口行进。一个团首先在多布斯渡口渡河，那里的河宽一英里；其余的美国人以及带着马匹和各种设备等辎重的法国人则在国王渡口过河。尽管这里的河面仅0.25英里，但这里的渡船沿着从东岸佛布朗克点（Vernck’s Point）到西边的石点（Stony Point）的对角线走，因此航程更长。石点是西岸三个登陆点中唯一一个与通向南部的主干道路相连的地方。
除了民兵所提供的保护之外，唯一的保障便是克林顿优柔寡断、无法立即展开行动的个性。这就够了吗？华盛顿还故布疑阵，留下踪迹伪装成行军去斯塔滕岛（Staten Ind）的样子。此岛位于哈德孙河河口，哈德孙河在这里流入纽约湾，因此这会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是在以斯塔滕岛为基地，准备对纽约城发起进攻。他命令收集所有停靠在哈德孙河下游和纽约湾岸边的船只，就仿佛真要发动这样的进攻一样；他还指示当地的爱国者在酒馆里或与邻居聊天时，要直截了当地问些有关斯塔滕岛的问题。
克林顿接受了这些暗示，那些亲英派奸细很卖力地收集情报，并转达给他。这些情报让这位本来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郁闷地认为，自己作为总司令，自然与纽约一道，成了在他后院聚集的叛军的进攻目标了。为此他惶惶不可终日，每时每刻都提防着袭击，而在他焦急等待的当口，他是不敢把防御部队调去主动进攻敌人的，哪怕是一兵一卒、一枪一炮也不行，敌人已经在那里聚集，其意图昭然若揭。他还有另外一种担忧，更加让他动弹不得。当时盛传谣言，说有一支法军舰队正从西印度群岛驶往美国，这让他寝食不安，因为他想到这可能使他失去海上优势。他倒是没有怎么担心，这可能对他在弗吉尼亚的战友也造成威胁。他在5月30日写给伦敦的信中说</a>：“康沃利斯应该很安全，除非那里出现了一支更加强大的舰队，如果那真的发生了，我也就对在这片可怜的土地上重现和平不抱什么希望了。”就在他写信的时候，他所担心的那个“更加强大的舰队”已经在西印度群岛，正在赶赴美国的途中了。
显然，克林顿所说的“和平”是指戡平叛乱，而且与他那些海军将官相比，他更加了解，一旦敌人获得海军方面的优势，将对英国在食物和其他补给方面构成很大的威胁。英国在殖民地的地位，取决于海上控制和亲英分子的积极支持这两个因素。现在一个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另一个也失去，那么英国部队及其政府当局只能喝西北风了。克林顿对这个因素的理解尤为正确，因为就现存的有关他订购的食物酒水等文件的记录来看，他的生活水准是很高的。他订购的白兰地每批次都以10加仑计。他订购起食物来同样大手大脚，包括牛肉、鹿肉、羊肉、舌头、牛臀肉、鱼、蟹、牛肚、小牛胰脏、鸡蛋等。8月24日，也就是叛军渡过哈德孙河的那一天，克林顿订购了43磅牛肉、38磅鹿肉，还有看不清数目的“禽类”、螃蟹、火鸡和两个小牛头（也许他在举办晚宴吧）。他的靴子是从伦敦订购的，他的小马倌的鞋底也是在伦敦换的，此外还有稳定的当地产薰衣草香水供应，“赫米特”（Hemet）牙粉、香粉，在8月27日还订了一把梳子。已经无从得知，这个庞大的指挥部中有多少人与他一道用餐，但是不管到底有多少人（有人曾提到有148名将官），他们显然吃喝起来胃口都很好。动辄以加仑计的白兰地是否有助于解释，为何英国指挥官的表现不如人意？他们是不是因为喝酒变得迟钝了？
纽约港及周边地区
部队被安排在城里住宿，克林顿则住在比克曼宅邸（Beekman House），即今天52街靠近东河（East River）的地方。实际上克林顿曾经住过四座不同的房屋，也许是为了迷惑可能出现的刺客吧。一位政治记者写道：“在纽约及其附近，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宅子不下四座；此人很贪。他公开露面的很多时候，人们看见他骑马奔驶，往来于他那些不同的宅邸之间，就此而言，他具有十足的皇家风范。”除了拥有这么多的不动产，他还有个保持长期关系的情妇巴德利夫人（Mrs Baddeley），跟她生下了好几个孩子，无疑，他这样热衷于守住纽约，与这些情况不无关系。
由于未受到克林顿的阻碍，华盛顿的部队在离开菲利普斯堡一天后即到达渡口。
联军部队沿着石子铺成的坡道鱼贯走向码头，辎重车也被拖上渡船，之后是普通步兵，他们纷纷涌上跳板，与此同时，负责侦察的军官严密观察，以防有英国兵靠近。既没有遭到射击，也没有受到挥舞着军刀的骑兵的冲击，他们的行进井然有序。渡船上挤满了士兵，捆起的绳索被放开，扔向在一侧等着的码头工人。船帆升起，船行入水中。
法国人为华盛顿在高原上竖起一个瞭望台，从这里可以俯视哈弗斯特劳湾（Haverstraw Bay），这是河流的一个开阔带，有5英里宽。在这个瞭望台上，华盛顿看着载满士兵的渡船渡过河流，奔赴征程——在漫长的独立战争中，他们寄托了取得胜利的全部希望，也是最后的希望。美国人在8月20日开始渡河，到第二天早上就全部渡完了。克劳德·布朗夏尔系法军陆军军需兵司令或军需处长，8月25日（他日记中给出的日子），他就站在华盛顿这位总司令的旁边，他可以感觉到，尽管华盛顿看着士兵渡河时不动声色，内心却心潮澎湃。他感到，当华盛顿看着队列浩浩荡荡地渡过宽阔的、“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河流时，他似乎“感觉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山穷水尽，急需一场巨大的胜利来鼓舞士气，重燃希望。当他在两点跟我们告别的时候，他满怀深情地握住我的手，然后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了”。华盛顿在注明是8月21日写于国王渡口对岸的致罗尚博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地禀告阁下，我的部队昨天抵达渡口，早晨10点开始渡河，到了今天日出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完成渡河。”他注明的日期和布朗夏尔所记日期不符，这是因为华盛顿显然在第一次渡河后又回到对面，然后再和法国人一道渡河过去。晚饭后，他的最后一批部队抵达黑漆漆的河西岸的卡茨基尔（Catskills）山脚下，荒山中回荡着野猫的悲鸣，还有轰鸣的雷声，这意味着亨利·哈德孙（Henry Hudson）的那些船员们的幽灵又在玩滚木球游戏了。
法国人因为距离渡口较远，加之携带着各种辎重设备，因此行进速度较慢，几天后才开始登船，但也顺利渡河了。哈德孙河渡口的平静一如</a>既往，只是当罗尚博下令把多余的辎重储藏在皮克斯基尔（Peekskill）的时候，根据罗尚博一位叫路德维希·冯·克洛森（Ludwig von Closen）助手的说法，这个命令“让普通士兵都怨声载道”。克洛森的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个比较令人高兴的消息。就在美国人渡河那天，一位从纽波特赶回的军官带来了对战役来说至关重要的消息：法军海军司令巴拉斯现在已经同意用运输船运送士兵、肉和围城火炮了——这让罗尚博的担忧“大为减轻”。到了8月25日，所有的法国人都渡过了河。英国人没有进行任何干预，这让美法联军很是不解。双桥伯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任何敌人，不管胆子大小，也不管是否有谋略，都不会放弃我们正在渡过北河这个对敌人来说极为有利，对我们来说极为尴尬的时机的。我实在无法理解克林顿将军竟会对我们的动向如此漠不关心。这对我来说真是个无法理解的谜。”甚至连克林顿的情报官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也感觉到他们的不作为实在太严重了。他在渡河后不久的9月3日写道：“一点冲劲都没有，到处暮气沉沉，足以洗荡任何士兵可能涌现的些许朝气……华盛顿目前从哈德孙所采取的行动是对这个地区英国指挥官的最严厉的责备。”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可能是，就在美军渡河的时候，克林顿不在军中，他正在长岛与格雷夫斯会谈，而会谈在沉沉暮气中结束，与纽约的气氛并无二致。胡德上将从西印度群岛出发追赶格拉斯，但一无所获，在8月28日才刚刚驶入桑迪胡克。他划小船前往长岛，在与格雷夫斯和克林顿商谈后，他们一致认为，格雷夫斯应当率领全部19艘英国舰船驶往切萨皮克湾，赶在巴拉斯率领的来自纽波特的8艘军舰与格拉斯会合之前，发现并击溃巴拉斯。克林顿理应在纽约留下某人代替他负责指挥，这样一旦他预计的紧急情况出现，此人可以发号施令。很难设想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准备渡过哈德孙河的军队，或者为克林顿的司令部工作的情报人员如此匮乏，甚至没有人走个区区15英里左右的路程向他汇报。实际上不断有间谍出现在司令部，详细报告叛军前进的各种动向，甚至有位妇女声称，她曾经渗透进营地并探明了华盛顿的营房所在。人们只能推测，克林顿的司令部看见敌人从纽约撤退，大为宽慰，根本就无意妨碍敌军的撤退行动，又或者，当时萎靡不振的情绪已经感染全军，以至于司令部实际上已经对战争本身漠不关心了。在祖国的大人物们不再真正地关心战争，这种感觉会削弱战场上主动进取的精神。英军总司令在给其恩主纽卡斯尔公爵的信中也不同寻常地透露了这种情绪，他在信中抱怨说，“除了这个地方以外，所有的地方都在得到增援”，他尖锐地质疑，“是不是因为美洲已经不再是目标了？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还是赶在你们颜面尽失前撤出来吧！”恐怕没有几个人胆敢提出这样冷峻的建议，就和其他让人不快的建议一样，这个建议自然也未被听从。假如克林顿“已经不再是目标”的说法解释了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那么这又引出另一个疑问，因为它与英国国内有些持悲观看法的人的预言不符，这些人认为，失去美洲将意味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人们很少会严肃对待关于自己衰落的说辞，英国的战争领袖们也与一般人并无二致。这些失去美洲殖民地将会导致帝国衰亡的悲观预言，并未影响到他们的想法，也没有促使他们更加有效地进行战斗。
简言之，克林顿之所以被动，主要是因为他害怕自己用于防御的部队会被调出，留下漏洞给敌人可乘之机。在战后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中，他声称自己无法在敌人渡河后对联军发起进攻，因为根据他严重夸张的估算，与自己的军力相比，敌人在数量上占据极大的优势。而事实上，在渡河前一周时，8月11日，有2400名黑森士兵到达并加入他的部队，占据优势的恰恰是他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未采取行动，是因为他认为敌人即将对纽约发起进攻，这个想法完全把他束缚住了。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赶在对手之前先发制人，抢先发起进攻，但是这需要迅速决断，并不符合克林顿的个性。正如华盛顿所期望的，克林顿无所事事，联军部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离开了。当一名参谋官建议克林顿追击在哈德孙河对岸行进的敌军时，他提出异议，“担心敌人会在他离开的时候焚毁纽约”。有密探向他报告，华盛顿在新泽西各处的地窖中都装满了粮食，还有其他情报人员向他提供的线索都表明，敌人行进的方向是南部，而非纽约。人们很难相信不符合自己的预设或想法的情报；人们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拒绝相信那些无法证实自己所知道的，或自以为知道的东西。
与此同时，胡德和格雷夫斯还没有驶往切萨皮克湾。他们俩均不像罗德尼那样，有察觉敌人策略的本能。显然，叛军大费周章，将部队渡河转移至哈德孙河对岸，肯定有重要的战略企图，而对英国人来说，挫败这种企图十分重要。至于叛军计划在弗吉尼亚与格拉斯汇合后包围康沃利斯，这是这两位将官都未曾预料到的，作为海军将领，他们对陆地上的动向不感兴趣，也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海军必须阻止法国在切萨皮克湾取得优势。他们抱有的两种偏见都牢不可破：格拉斯正驶往纽约，而非切萨皮克湾；他的舰队不可能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也许就率领着区区12艘舰船赶来吧。此外每个人都认为，位于西印度群岛的罗德尼会像他信誓旦旦保证的那样对付加勒比海的格拉斯，或至少会和他同时赶到，在海军对抗力量上保持均衡。预设的成见之危害往往胜过加农炮。对格拉斯的推测只是可能性，并非必然，因此不足以为英军开脱——不管罗德尼是不是赶过来了，英军自己都未能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法国舰队。胡德很清楚，罗德尼因患病根本就动弹不得，况且胡德自己还曾替罗德尼去追赶格拉斯，因此他本来可以提醒自己的战友们不要期望太高，但是他并未这样做；他在这个时期的数次不作为颇令人费解。
胡德、格雷夫斯和克林顿这三位英军指挥官均未预料到叛军会在弗吉尼亚海岸与法国舰队汇合并包围康沃利斯，这只能是由于愚钝，特别是在华盛顿部队那些开小差的人已经透露了华盛顿的目的地的情况下。此外根据传闻，还有一个美国女孩——罗尚博儿子的情妇——也泄露了华盛顿的目的地，但愿是无意的。就像对其他秘密消息一样，克林顿及其参谋人员不相信这个消息，并一如既往地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们无法相信，华盛顿会完成向弗吉尼亚进军这种艰巨的任务，或者会让自己的主力部队离开哈德孙要塞。如果他们真要去和格拉斯汇合，在克林顿看来，他们的目标显然是斯塔滕岛，以便进攻纽约。
实际上，法国加入进来的时候，驻扎美洲的英军已经陷入麻痹状态有一个月之久，就仿佛他们三个人——总司令克林顿、海军司令格雷夫斯和实际的陆军将帅康沃利斯——都被分别施用了镇静剂一样。这种状态从9月2日就开始了，克林顿收到罗德尼发来的一封紧急公文，说格拉斯的目的地是切萨皮克湾，这个消息是从在弗朗索瓦角和格拉斯会面的领航员们那里听说的。尽管这个消息直接对康沃利斯——而非他自己——形成了威胁，克林顿还是意识到这事关重大。他在给杰曼的信中写道：“事情似乎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和敌人比兵力，而是要竭尽全力对付敌人。尽管我现在所掌握的兵力不够，但是我为了拯救康沃利斯勋爵还是要不遗余力。”总而言之，此时他已经意识到必须要“拯救”康沃利斯。这一天他还从费城得到消息，他原以为向斯塔滕岛行进的华盛顿部队，现已抵达费城并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华盛顿和罗尚博的陆军部队准备前往切萨皮克湾与格拉斯会合。现在克林顿已经对敌人的动向有了全面了解。虽然他在三位将领中个性最游移不定，但还是当机立断，命令格雷夫斯装载5000名援军，10月5日出发前往支援康沃利斯，只是还有一个限制条件：“等到道路畅通立即行动”——就好像还指望格拉斯如果真的来了，会马上知趣地让开路似的。格拉斯在穿越大西洋时没有受到罗德尼或者胡德的拦截，还通过巴哈马海峡迂回避免了被胡德发现，在8月30日抵达切萨皮克湾，而此时格雷夫斯和胡德还在纽约商讨此事呢。格雷夫斯停靠在沙洲内侧的港口，而胡德停靠在沙洲外侧。整整三天，他们一直按兵不动。直到8月31日，他们才扬帆前往切萨皮克湾，而且他们不慌不忙，因为他们认为不管遭遇哪种情况，自己反正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只要他们能阻止巴拉斯来增援法国舰队就能保持这种优势。但是巴拉斯早已离开了纽波特，8月25日已在赶往切萨皮克湾的途中，远远赶在了胡德和格雷夫斯离开纽约之前。
华盛顿急于与格拉斯在切萨皮克湾会合，因此命令联军部队一旦下船抵达新泽西岸边，便带好三天的供给，准备在凌晨4点出发。纽约第一团负责打头阵，之后是炮兵、罗得岛团和法军第一师。前往弗吉尼亚的行军开始了。罗尚博的助手冯·克洛森男爵所写的日记保留了对此次行军的珍贵记录。
冯·克洛森是巴拉丁奈特（Ptinate）人，这是位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莱茵河地区。他把法国当成自己的祖国，在14岁时开始服兵役，成了一位“讨人喜欢、勤劳、异常聪明且消息非常灵通”的年轻军官。他升迁得很快，在皇家双桥军团谋得一项任命，于1780年同罗尚博一道来到美国。双桥军团的制服是天蓝色的，领子和镶边是柠檬那种黄色。克洛森是有记日记习惯的参战的外国人之一，他们和德洛赞公爵不同，喜欢观察美国生活的各种场景和人物，在日记中详加记述。200年后，这些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视已经逝去的美国昔日生活，还留存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观点和评论。
当时的道路狭窄又原始，为了减轻因喂养牲口而对农村地区造成的压力，同时也为了迷惑克林顿，使他对行军目标的判断更加犹豫不决，联军分成两部分，沿着平行的两条路行进。第一天步兵行进了15英里，这在后面的两周几乎成了每天行进的平均里程。军官骑马前进，包括那些把自己的马带来的法国人。华盛顿的部队分三纵列行进，并先后抵达预定目的地。一路上，华盛顿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以为自己的目的地是斯塔滕岛，他命令在新泽西的查特姆建造烘焙船用硬饼干的炉子，误导敌人以为部队准备在这里建造永久营地，此外还搜集了有方向舵的平底船，既可以暗示准备渡河前往斯塔滕岛，又可以用于沿河南下。
冯·克洛森的行进路线穿过早就被移民占据的新泽西经过精细耕种的土地，在那里，镇定自若的牛待在扭曲的老苹果树下面，懒洋洋地抬起头打量着这些骑马的人。他发现这里草场的围栏式样和法国一样，横栏“共有5个，依次上下排列”。在描写查特姆和伊丽莎白镇（Elizabethtown）沿河公路旁“一个幽美的小河谷”时，他感觉这里像“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有各种动物、鱼、蔬菜和禽类”。这里的居民——他认为系荷兰后裔——“收拾得很整齐”，与纽约州适成对照，因为“那里居民所经受的痛苦显而易见”。这是冯·克洛森的众多古怪评论中的一例，含义如今已不可索解。这些骑士们继续沿着一条“幽径”前进到庞普顿（Pompton），经过了好几座大宅邸，看见很多肥壮的牛群。在惠珀尼（Whippany）的一处“豪宅”里，他们享用了一顿“大餐”，但第二天在巴斯经岭（Basking Ridge）的比利翁酒馆（Bullion’s Tavern）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在那里吃了“一顿很一般的晚餐”，但还是有所补偿，因为冯·克洛森惊喜地得知他会有张床，尽管要与华盛顿的助手史密斯上校（Colonel Smith）合用。接着他们来到了普林斯顿，布朗夏尔在日记中形容此地“是个小村子，这里的酒店漂亮干净。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学院，（有）50名学生，（可以）容纳200人”。有关普林斯顿的就这么多了。在享用了一顿“很好的美式早餐”后，他们继续前往特伦顿，在那一天行进了45英里。他们和华盛顿一道吃晚餐，听他讲述过去打仗的故事。特伦顿距离特拉华仅半英里，“尽管饱受黑森人的摧残（他们使得自己广受憎恨），但仍是极富魅力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大的村落，让冯·克洛森想起了自己在巴拉丁奈特的家乡，不过这里没有像他家乡那样的上好莱茵酒，他们喝一种美味的“佩里”酒，是用梨酿制的。
部队在泽西行进的时候，信使在8月29日带来的消息引起了很深的不安。桑迪胡克的一名侦察人员——一位十分可靠的新泽西民兵的将军——报告说发现了一支由18艘船组成的舰队，通过旗帜辨认是属于英军的。后来舰队数量被修正为14艘，不过无论如何，一旦这支新来的舰队（被认为是罗德尼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舰队）与格雷夫斯的舰队会合，他们担心这将会让敌人获得致命的武器，不管格拉斯会带来多少舰船，敌军都将占有海上优势。这些船当然并非罗德尼的，而是胡德的，现在归属于格雷夫斯的舰队，不管该舰队将领怎样富于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并未影响到该舰队。
行进队伍于9月1日穿越特拉华河，并于次日抵达费城，此时已经累计行进了133英里。比军队提前三天到达费城的将领们受到了民众的欢呼，在他们停在城市酒店时还受到热烈的喝彩。当民众看到身着鲜艳服装并饰有白色羽毛的法军经过时，他们都忘情地鼓起掌来。法军制服的翻领有各种颜色，按不同团队呈粉色、绿色、紫色或蓝色，在所有欧洲士兵制服中颜色最鲜艳。勤务兵的镶边和帽子上镶有金银丝线，手杖顶部亦镶金色，因此他们看上去就像将军一样气派。炮兵服装是灰色的，有红色绒布翻领。在服饰上如此奢华是有目的的：敌人会感觉到他们有钱有气势，身着这样军服的人则会感到自豪。在我们这个平等主义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的时代，这种景象已经不复存在。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行进了一两天后，白色的制服竟然还能保持整洁干净。他们身边并无妇女可以帮忙洗衣服，因为华盛顿明令禁止营地的辅助人员随军行进，下令车辆不得搭载他们，也不能给他们配给食物。当时所谓的衣物清洁，不过是涂擦本来用来染白假发的滑石粉或白粉罢了。加斯帕德·加勒廷少校（Major Gaspard Gatin）是皇家双桥军团的参谋军官，他在有关纽约战役的日记中讲到，在到达费城时，法军曾“停下来擦拭武器、为制服除尘”，还有些连队换上了礼服，“进城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军都绷着脸，因为没有拿到军饷不大高兴，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已经到了哗变的边缘，怀疑他们是否还能继续行进。然而，当他们列队经过国旗时，或者经过华盛顿、罗尚博、卢塞恩以及聚集在州议会阳台上的大陆会议成员的时候，他们还是行礼致敬。当士兵的队列经过时，大陆会议成员们脱下他们的13顶帽子，以示回敬。法国军团所携带的铜管乐器在人群中激起了极大的热情，因为他们过去习惯见到的仅是横笛和军鼓而已。法军随着军乐整齐行进，加上五颜六色的团旗，这都让旁观的民众欣喜不已。冯·克洛森不无自豪地猜测，他们“从未想到法国部队会如此神气”。从法国驻美公使卢塞恩宅邸上观看检阅仪式的女士们“看到如此帅气的士兵，听到如此动听的音乐，都被迷住了”。卢塞恩“像招待王公”一般，安排罗尚博及其参谋人员住宿。他们与华盛顿及其将军们一道在罗伯特·莫里斯家里享用了“丰盛的宴席”，席间“大家觥筹交错，用各种外国酒”向美国，向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向盟军及格拉斯祝酒。之后，整座城市为了向华盛顿致敬而灯火通明。
接下去的几天，盟军就在这座“巨大的”城市观光。费城的大型港口，和方便装卸逆河而上的船只货物的码头，使得费城“和波士顿一样商业气息浓厚”，商店里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冯·克洛森还写道，这座城市的商人们趁机“大捞了一把”，因为每个人都“囤积了很多东西”。城里共有72条修缮得很好的宽阔笔直的街道和</a>人行道。大陆会议的会议厅“视野极佳”，还有一个“被称作‘大学</a>’的著名学府”（即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主席（原文如此）”约瑟夫·里德家里，来客们享用了讲究的晚宴，其中有一道特色菜是一只重达90磅的巨大海龟，炖好的汤就盛在龟壳里被端上桌。
然而，所有这些祝酒词、欢呼和种种荣耀都无法弥补费城缺乏运输船只这样的局面。莫里斯更擅长弄钱，而不是弄船，仅仅提供了少量的船只。这些船足够运送沉重的野战炮，但是原本指望通过水路运送部队的想法只能放弃了。
离开了费城，部队继续前往宾夕法尼亚的切斯特（Chester），行进的目的地是位于切萨皮克湾海湾最北部的埃尔克之角（Head of the Elk）。此时的华盛顿焦虑不安，仿佛经受着肉体上的痛楚，这在他9月2日写给拉法耶特的信中可见一斑。“我无法形容自己多么急切地想知道格拉斯伯爵目前的下落，而且极为担心英国舰队会占领切萨皮克湾……挫败我们在那里的所有的美好前景。”他还说，他也为巴拉斯担心，巴拉斯当时应当正携带着部队的火炮和牛肉驶往切萨皮克湾。如果拉法耶特“从任何渠道获得了新消息”，那么务必“十万火急地向我转告，因为我现在焦虑不安”。华盛顿将军一直以来镇定自若，坚如磐石，不像普通人那样容易焦虑，但是这些文字透露出，他在向弗吉尼亚行进时经历着怎样的痛苦。所有的策划、联盟和希望，最后会付诸东流吗？他率领自己的部队长途奔袭，最后会是徒劳无功吗？
9月5日，他骑马赶往切斯特的途中，格拉斯舰队的一个信使追上了华盛顿，并告诉他，格拉斯上将已经率领至少28艘舰船和3000名士兵抵达切萨皮克湾，而且已经上岸并与拉法耶特取得了联系。这消息让华盛顿异常兴奋，痛苦也一扫而光。给康沃利斯下的圈套已经准备停当了！向部队宣布了这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后，华盛顿骑马朝北面疾驶而去，他要把消息告诉当时正乘驳船赶来的罗尚博。当罗尚博的船准备停靠切斯特码头时，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惊奇地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好像失去了理智一般不停地跳上跳下，挥动手臂划着圈圈，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白手帕。在靠近岸边的时候，他们才看到，这个行为古怪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平常不苟言笑、颇为内敛的华盛顿将军。罗尚博跳下驳船，和华盛顿拥抱，同时获知了喜讯。从来没有人见过华盛顿在高兴时如此无拘无束、如此欢乐，简直如孩童一般。目前还有一个疑虑。巴拉斯怎样了？他会不会在即将会师的最后一刻在切萨皮克湾被拦截，而他携带的食物和火炮也无法被送达联军手中？
就在华盛顿听说格拉斯的消息那天，同样的消息也传到了费城。信使进入大厅时，卢塞恩公使正在招待军需司令兼军需局局长布朗夏尔和其他80名客人。信使将文件递交卢塞恩的时候，所有的客人都沉默下来。卢塞恩很快浏览了文件后，他的兴奋不亚于华盛顿，他大声宣布，格拉斯上将已经抵达切萨皮克湾，据称有36艘船（这个数目有些夸大），3000名士兵正在登陆与拉法耶特会合。在座的人都欣喜若狂，客人们都拥到不知所措的信使身旁。在城中，当卢塞恩向公众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人群发出了“路易十六万岁！”的欢呼声，还搭起了脚手架和平台，开始发布给康沃利斯的悼词和为保守党准备的挽词。
像是为了不让切斯特的人们享有纯粹的欢乐，就在华盛顿和罗尚博骑马南行的时候，听到远处的切萨皮克湾传来了隆隆炮声。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格拉斯和英军已经遭遇并开战了。两位将军疑虑重重，面面相觑，都不敢说出自己心头中的疑问：谁的舰队占了上风？
实际上，交战的结局将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或者也可以说是18世纪的转折点，因为历史将证明，正是这次交战让叛军得以发动约克镇战役。
在切萨皮克湾，两支舰队分别进入自己的海角脚下。格拉斯于8月30日到达，将舰队主力停靠在距离亨利角（Cape Henry）不远的林黑文湾（Lynnhaven Bay）。格雷夫斯在9月5日进入，停靠在查尔斯角（Cape Charles）不远处，在这里有约克河和詹姆斯河的河口，河流在流过约克镇后流向海湾。
格雷夫斯在进入切萨皮克湾后惊诧地发现，他看到的不是先前预料的格拉斯的12艘到14艘舰船，而是一支由28艘主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此外还有些快速帆船和炮舰。尽管敌人实力上占据优势，格雷夫斯却在位置上处于上风，他的舰队按常规队列顺风航行，而格拉斯刚刚费了很多麻烦让装载的部队下船与拉法耶特会合，此时正设法让舰船驶出港口开到开阔海域，这样他可以设法形成战斗队形。他开战的意图是阻止英军进入切萨皮克湾，防止援军进来支援或者拯救康沃利斯。自然，格雷夫斯的意图恰恰相反：他要保证康沃利斯的海路畅通无阻。据海军评论家说，他有极好的机会可以战胜法军。他的舰队处于顺风，且保持着很好的队形，而敌方则队形凌乱，正在费劲地想方设法从亨利角驶往开阔海域。如果他对分散的法国舰队的前卫施行各个击破的话，本来可以摧毁他们。但是这并不属于《作战条例》规定的战术方法，而格雷夫斯在这方面是不折不扣地恪守条例的，是皇家海军大事自我戕害后的一个牺牲品——自从处决了伯恩上将，对马修斯上将进行了军事审判后，皇家海军的主动性便不复存在了。他知道根据《作战条例》，他的任务是将前面的舰船排成战列线，与敌人的队列保持平行。由于敌人没有战列线，因此格雷夫斯不知所措了。从下午1点到3点半，风向开始不断变换，开始是有利于法国人，然后有利于英国人。格雷夫斯竭力试图依照条例行事，但等到他发出交战信号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优势。他升起蓝白相间、表示“出击”的旗子，这意味着每个舰长都要转向敌人，各自向最近的敌人发起进攻。但是同时，“保持战列”的旗子仍旧挂在后桅上，而这个命令是优先的、压倒一切的。“出击”意味着不能保持战列线，而这个压倒一切的命令说必须保持战列线，这些迷惑不解的舰长们遵从了压倒性的命令。为了保持战列线，他们在转向法国战舰时并非与其平行，而是有个角度，结果只有领头的一些舰只——格雷夫斯的部分而非全部舰只——才能够交战。火炮隆隆作响，法国人的重炮弹无虚发。格雷夫斯的舰船中有四艘遭受重创，次日早晨已经无法继续战斗。在之后的9月6日和7日这两天里，木匠们和船上索具装配工们竭尽全力完成在海上可能进行的维修，两支舰队则相互提防着对方，没有交战。次日，他们脱离接触。此次战斗很难判定谁胜谁负，但是意义重大，切萨皮克湾之战成了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海战之一。格雷夫斯的舰队遭受重创并被驱散，而格拉斯的舰队控制了这个海湾。格雷夫斯在后来向议会解释时还是说信号“被误解”——这个老毛病再次把一次海战搞糟了——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这些信号被理解得过于好了。
9月9日，格拉斯突然下令让自己的舰队回到海湾，让这里成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对这次战斗至关重要的巴拉斯的援军也带着围城火炮、牛肉以及他的8艘新船悄然从纽波特赶到。
格雷夫斯这位高级海军将领不知所措，于是召集相关人员商谈作战事宜，得出的结论是，在目前舰船受损、敌人数量增加的情况下，他已经无法“有效支持”约克镇的卫戍部队。作为格雷夫斯下属的胡德上将贸然建议，格雷夫斯应当重新回到海湾与法军一争高下，但是或者因为他口才不好，或者因为他没有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建议并没有产生效果。
格雷夫斯遇到了指挥官在困境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谨慎小心是不是大勇的表现，他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他做出决定，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带领舰队返回纽约，经过修理后再重返约克镇。他的确这样做了，结果让法国人在海陆上均牢牢守住大门，康沃利斯无法得到援军，也无法逃离。
对于敌人在他的门口登陆，康沃利斯本人的反应也和哈德孙河畔的克林顿一样后知后觉。他们都缺乏斗志，几乎到了懒散的程度。格拉斯刚刚抵达切萨皮克湾时，在他和格雷夫斯展开海战之前，第一个举动便是将3000名陆战士兵逆河运送，让这些士兵在下船后与拉法耶特的部队会合，增援拉法耶特的部队。拉法耶特的部队面对着驻扎在格洛斯特角的英军，而该角与约克镇隔着一条河。康沃利斯已经看到有一支庞大的舰队从海湾向他驶来，但是他高估了舰船的数量，认为有30到40条船。这些船一艘艘逆河而上，好让装运的士兵下船，忙于卸载士兵的法军此时手忙脚乱，很难顾及自身的防御，但是不知道是由于懒散还是由于荒谬的过度自信，康沃利斯并未进攻。格拉斯的副手——来自瑞典的卡尔·古斯塔夫·特恩奎斯特，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在登陆时感到惊喜的是，康沃利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我们，尽管当时所在的河流狭窄，很多地方蜿蜒曲折，一门火炮就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相反，他只是向约克靠近，摧毁路上的一切，甚至连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哪怕在增援的部队与拉法耶特的5000名士兵会合之后，康沃利斯的7800名士兵仍然是旗鼓相当的。他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他指望纽约会来救援他，这是克林顿信中所承诺的，但是他不进攻处于困境中的敌人，这种缺乏进取的态度实在让人吃惊。
由于没有在海角上派驻侦察员借助事先约定的信号通讯，有四天的时间里音讯全无，华盛顿和罗尚博均不知海角之战（the Battle of the Capes，有时这样称呼这次海湾战斗）的结果，直到有侦察员报告说法国舰队仍然在海湾游弋，而英国人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当时将军们的心头仍然担心英国人可能卷土重来，若真如此，在陆地上逼迫康沃利斯使他投降，使美国取得胜利并达成所有相关目标的希望，仍然可能破灭。
此时这支部队仍然在坎坷的道路上缓慢行进，要再过一周，先头部队才会到达威廉斯堡，开始抵达约克镇的最后10英里路。
在这些至关重要的日子里，康沃利斯也染上了最近他的战友们大多患上的被动无为的怪病。在他获悉海湾之战结果的时候，他还有时间可以趁敌人还在缓慢接近的时候，为自己即将被围困的部队开辟一条陆地上的退路，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个时机。他只需稍微侦察一下，就会发现位于格洛斯特对面的拉法耶特的那支小规模部队并非处于压倒优势。
当时一次顽强的进攻就可能突围，但他并没有尝试。正如克林顿在纽约的情报官威廉·史密斯所感觉到的，火光已经熄灭了。至于是什么让火光熄灭则很难说，也许是一种越来越强的感觉：北美正在摆脱英国的控制中，而且势不可挡。康沃利斯的不作为令人惊异，这可能因为克林顿屡次三番向他保证会向他派遣援军，而根据军事惯例，在预期的援军增强自己的实力之前，指挥官是不参战的。得知华盛顿正在通过费城时，克林顿得以修正自己的第一个错误假设——华盛顿是在驶往斯塔滕岛准备进攻纽约的。他在9月2日再次写信给康沃利斯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敌人正在向南部行进，旨在攻击约克镇。克林顿还写道，如果约克镇遭到进攻，“你可以尽管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对你指挥的部队给予增援，或者设法牵制敌人造成对勋爵阁下有利的局面”。他还通过快船送达了一封更加具体的承诺，注明的日期为9月6日。“我认为目前对你增援的最好办法，便是让此地可以调出的约4000名士兵尽快加入你的部队。”这些增援部队是他在8月安排登上格雷夫斯的舰船上的，当时他接收到了整船的2400名黑森雇佣军士兵，这让他可以不必太执着于纽约的防御，出人意料地慷慨让出自己手中的4000名士兵。他写道，“他们已经登船了”，不过并未提到这些士兵仍然在港口里。他还做出了一项承诺，这个承诺如果出自任何指挥官都可以被认为是决定性的，除非出自犹豫不决的克林顿。他们将在“10月5日与更多援军一道出发”……而这时他已得到格雷夫斯报告说“我们可能在冒险”。
克林顿做出这些承诺时没有犹豫，也没有使用“或许”之类的语言，因此不管康沃利斯多么不承认克林顿是个勇敢或富于冒险精神的指挥官，他都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援助。康沃利斯了解克林顿犹豫不决的个性，因此他如此依仗他的承诺也许并不明智，但是从纽约传达消息要花上两周的时间，在他得到这些承诺之前，康沃利斯并未对缓慢地徒步赶来的敌人做过任何进攻准备，也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围困，为自己的部队考虑准备撤退路线。
当从费城行军过来的联军于9月6日到达马里兰的埃尔克角的时候，他们再次发现只剩下空空如也的码头。没有船只在等待他们，只能忍着脚痛再次长途跋涉。之前华盛顿曾经致函在马里兰的朋友和官员，让他们搜罗渔船以及其他各种可资利用的东西，但是他赶到后得到的消息是，英国的巡逻船已经没收或者摧毁了切萨皮克湾上所有可利用的稍大的船只。失望之余，将军们经过会商同意让2000名士兵（1200名法国兵和800名美国兵）乘坐仅有的少量船只，剩余的部队则沿着道路步行前往55英里外的巴尔的摩。比船只更加重要的东西是钱。罗伯特·莫里斯弄来了一些硬通货，这是他从朋友和法国人那里借贷的，以他的个人信用做担保，由波士顿运到费城。冯·克洛森写道，眼看半克朗的银币从桶中哗哗流出，那些士兵打消了准备哗变的念头，“士气提振到了应有的水平”。根据纽约一个团的威廉·波帕姆少校（Major William Popham）的说法，“今天将被载入史册，因为美国士兵收到了以银币方式支付的一个月的军饷。”在这一段路上，士兵们每天行进20英里，在9月12日抵达巴尔的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水上运输工具，包括格拉斯派遣过来的舰船以及在安纳波利斯的其他船只。5艘快速帆船和9艘运输船装载着士兵向切萨皮克湾驶去，在位于詹姆斯河上、约克对面的詹姆斯镇下船。
此时，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压力还是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尽管现在需要迅速行动，以防康沃利斯逃脱或者对拉法耶特发动早就应该展开的进攻，但华盛顿还是忙里偷闲，给自己放了假，去看望在弗农山庄的妻子。他很是珍重的家和田产位于波托马克河上游60英里的地方，他已经有六年半没有看见自己的家和妻子了，他无法克制回去探视的愿望。但是他这样耽搁一下，一直以来的忧虑反而加重了：他担心给康沃利斯的圈套还没有下好，他就逃脱了。这是华盛顿最为担心的事情。他在从弗农山庄上写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说：“我希望你能牢牢看住康沃利斯勋爵，让他无法得到补给或者草料，直到我们赶到为止。”拉法耶特进行着封锁，不过封锁得是否严密并没有经受任何来自康沃利斯的检验，因为他还没有做出任何试图突破封锁的尝试，他本来应该尝试，或者说，作为负责指挥的将军他是必须进行尝试的。华盛顿想向法国人炫耀自己气派的家，也想回报他们在纽波特的盛情宴请。骑马奔波单程就达60英里的路程，恐怕任何别的人都要视为畏途的，但对于兴致高昂的华盛顿来说则是小事一桩。华盛顿带着一位私人仆从和一位助手，在罗尚博及其参谋人员陪同下，于9月8日离开埃尔克角，一路上纵马驰骋，当天就抵达了巴尔的摩。将军和两位随从次日天蒙蒙亮就起来赶路，当暮色降临在山上的白色宅邸时，他们就抵达了目的地。法国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只能落在后面。华盛顿在这里招待法国人一行住了两天后，他们返回，途中在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ricksburg）停下来休息了一个晚上。9月14日，他们到达威廉斯堡，和拉法耶特及圣西门的部队以及一支驻扎在那里、原属美国大陆军的部队会合。在这里，他们证实了那个好消息：格拉斯已经控制了切萨皮克湾，英国舰队离开了。不过美国部队物资匮乏的老问题依然如故，此时部队的食物和弹药均降至最低水平。就像过去曾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为美国独立而战的步兵们正在挨饿，而且，当需要枪炮不断地向英军卫戍部队开火的时候，这些枪炮却越来越可能因为缺少弹药而成了哑枪哑炮了。尽管当时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收成很好，但是由于运输混乱、军需官无能，补给还是非常匮乏。特恩奎斯特在经过威廉斯堡乡村时，形容它“土地肥沃，普通的收成就足够维持土地所有者下一年的生活。若不是依靠这种地利，此地居民根本无法承受一场历时6年的战争。虽然因为当地人年满15岁即须参军入伍造成缺少农民，所以每年有1.2万英亩的土地撂荒，敌人在行军经过此地时大肆抢掠，现在还面临一场严重的围困，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为一支由1.5万士兵组成的部队和45艘舰只组成的舰队提供补给”。
特恩奎斯特发现，与其他战争中的情况一样，这里受到抢掠的情形也令人触目惊心。“在一座很气派的宅邸中，有一位怀孕的妇女在家里的床上遇害，她数次被刺刀刺穿。这些野蛮人把她的双乳挑开，在其床帏上写下：‘你不应该再生下一个叛匪。’另一间屋子里的景象一样可怖：5个被砍下的头颅被摆放在橱柜上，原来放在这里的石膏像已经在地板上被摔得粉碎。牲畜亦未能幸免。草场上很多地方都躺着死马和死牛。一个仓库里曾经存放着多年来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卡罗莱纳收购到的1万大桶的上好烟草，现在已经化为一片灰烬。我们来到这个不幸的国家，首先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景象。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居民生存的迹象，因为那些无法逃跑的人只能倒在地上，成为敌人残暴行径的证明。”关于这个被杀母亲的消息当然很快就流传开了。根据另外一种说法——显然特恩奎斯特没有勇气提及——这个尚未出生的婴儿被从子宫中拽出来，悬挂在一棵树上。特恩奎斯特并没有明说谋杀者是谁，但是有所暗示。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前刚刚指出，康华利斯的部队在开赴纽约途中摧毁了“路上的一切，甚至连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
让联军颇觉幸运的是，格拉斯带来了从慷慨的古巴人那里筹集的金钱，使得部队可以雇用农民的车子供当地运输之用。同时，华盛顿颁布命令，禁止所有船长及“所有人”“通过陆上或海上运出任何牛肉、猪肉、咸肉或谷物——无论是小麦、玉米、豆子、面粉还是用这些东西加工而成的食物……”，违者将受到相应惩处。联军将领们仍然为枪炮可能无法使用而忧心忡忡。
更让他们担心的是格拉斯离开的期限即将到来，而“致命一击”还没有达成。华盛顿要求与这位法国海军上将进行一次商谈。格拉斯很高兴能与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会面。出于好意，他还特地派遣一艘缴获来的英国战舰“夏洛特皇后”号（Queen Charlotte）过来，接送华盛顿和罗尚博沿詹姆斯河下行，然后到格拉斯的旗舰“巴黎”号上与他会面，当时他的旗舰停靠在亨利角下面。9月18日，这两位将军和美国炮兵司令诺克斯将军以及他们的助手一起，顺着梯子登上了这艘庞大的战舰，去会见正在甲板上等待他们的格拉斯。格拉斯身着由蓝色和绛色组成的军服，一条宽宽的红色圣路易勋章（the Order of St. Louis）绶带挂在胸前。格拉斯给了这位几乎与他一样高大魁梧的美国来客欢迎的拥抱，两次亲了他的面颊，根据报告，他还热切地招呼说“我亲爱的小将军（Mon cher petit général）！”。诺克斯拼命忍住才没有大声笑出来。显然，除了他的妈妈在他的孩提时代之外，还没有谁曾经用“我亲爱的小东西”之类的称呼来招呼这位英武的美国将领。
来客从格拉斯那里得到的消息只能算是差强人意。一向做事很有条理的华盛顿已经事先把自己的问题写了下来，曾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华盛顿的助手坦奇·蒂尔曼上校（Colonel Tench Tilghman）会讲法语，由他负责记录格拉斯的答复。健谈的华盛顿先是洋洋洒洒地说了一番他们所参与的事业如何“事关重大，涉及他自己国家的和平及独立，以及整个欧洲的安定”等一番大道理，然后说到法国舰队留在原地是多么至关重要，可以封锁河流入海口，直到“确定可以攻陷康沃利斯勋爵的阵地”。他问格拉斯接受的命令是否对他何时离开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如果有的话，具体日期是什么；是否要求他在某个时间之前带回圣西门的部队，如果是的话，他是否能够从舰队中抽出一部分为他提供护航，同时将舰队主力留在切萨皮克湾，“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充分的掩护，阻止敌人从水上接受任何补给，并挫败英国人试图解救康沃利斯勋爵的任何企图”。他还问及格拉斯是否可以设法强行通过约克河上游，从而控制该河流及位于约克镇上方的河流沿岸地带，这样就可以“全部覆盖敌人的阵地”。最后一点是：“阁下是否可以借给我们一些重炮和其他火炮——还有火药——以及每一项可以借出的数量等等”。在格拉斯的答复中，他部分同意了要求中最重要的一点。他同意延长逗留时间至10月底，而且由于其舰队不会在11月1日前离开，华盛顿可以“在那之前的阶段依靠”圣西门的部队“攻陷约克”。至于火炮和火药，由于他在对格雷夫斯的战斗中消耗很大，因此他仅能提供出“少量”。他无法承诺控制约克河上游，因为这要取决于风向和潮位，况且他认为控制该河上游的意义不大。他没有提及，他不同意的真正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小船可以在小溪及约克河上游航行——用美国船夫的话来说，那里“像扭动的蛇一样弯弯曲曲”。但他同意留下来，这才是重要的，他们有了让围困慢慢产生效果的时间。
在他们返回时，这两位将军发现“夏洛特皇后”号并非一条运气很好的船。它先是因无风而在切萨皮克湾静止不动，然后又被一阵大风吹得偏离了航线。由于风和水流的作用，它的速度变得很慢，结果乘客不得不转移到小船上，由指派的海员划船送他们驶往上游。他们直到9月22日才踏上威廉斯堡的岸，距离他们离开这里已经过了5天了。时不我待。华盛顿和罗尚博登陆后，很难得地看见了颇令人振奋的景象：从巴尔的摩，甚至有几艘从费城驶来的舰船正在驶入港口，带来了经过长途跋涉准备与大部队会师的士兵。
冯·克洛森曾经写到，他的部队抵达了特拉华的首府威尔明顿，此地“乃整个大陆最令人感到愉悦，最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参观了1777年布兰迪万战役的遗址，还从一位军官那里得知，当格拉斯到达切萨皮克湾的消息传到费城的时候，民众之热情“令人难以想象”。到埃尔克角时，这种充满希望的情绪便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在“这个没意思的小地方”，来自新泽西、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部队拒绝继续前进，除非收到欠发的军饷。罗尚博为华盛顿提供了5万里弗尔，相当于他所剩现金的1/3，这才使得部队重新打起精神，继续行军，驱散了哗变的阴影。华盛顿立即写信给莫里斯，说他急需至少一个月的军饷，两万元远远不够。
来到萨斯奎哈纳（Susquehanna）后，行进的部队不得不——用冯·克洛森回忆时的话说——完成一次“凶险的渡河”。这是一处宽阔的渡口，“水流湍急，水下是一些很大的石头”，尽管水深仅仅一英尺半，马匹渡河时每走一步都颤颤巍巍，但最后他们都有惊无险地顺利渡河了。他们发现巴尔的摩没有运输的船只后，决心“依靠我们的马匹”自行前进，而不是坐等船只的到来。这时他们遇到了麻烦。由于行进时没有向导，他们在密林中迷了路，在丛林和荆棘中磕磕碰碰，时不时被栅栏绊倒，或者跌落在沟壑中。最后他们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在黑暗中已经不辨东西，恰在此时，他们看到一座房子。后来发现房子的主人叫沃克（Walker），对他们很友好。他们帮助照料马匹，房主的两个女儿还给他们准备晚饭，给他们找地方过夜。到了早晨，沃克先生除了收了几个先令作为马匹、燕麦的钱，拒绝再收别的钱，这让他们很惊讶。冯·克洛森写到，此事令人惊诧，“因为有时美国人在占我们便宜时是毫不手软的”。他们在拿账单给我们的时候，除了食物和草料的费用外，往往还会加上20到30先令，作为“叨扰”的费用。
他们在路上找到了很好的旅馆，床也很干净，但没有再遇见像沃克先生这样慷慨的人。在某个地方递给他们的账单高达21美元。
9月16日，他们“欣喜逾常”地得到消息，经过在切萨皮克湾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海战之后，格拉斯仍然占据着这个海湾。18日，他们抵达威廉斯堡，高兴地与拉法耶特会师。22日，他们欢迎华盛顿和罗尚博去“巴黎”号与格拉斯会面后归来。
康沃利斯获悉经过增援的敌人正在到达后，在他思考的天平上，勇猛与谨慎相比，勇猛占据了上风。他指挥着北美最后一支尚有战斗力的英国部队——或许也是大不列颠能够调遣的最后一支军队——开始思考怎样才能保存这支部队。问题是怎样才能在被围困之前离开约克镇。如果他能够突破格拉斯在约克河河口用一艘主力舰和两艘快速帆船构筑的封锁线，那么英国人有可能利用他们现在被困在约克河的运输船，借助夜色掩护，在不被联军发觉的情况下从敌人旁边经过，通过海湾驶向对面的弗吉尼亚海岸。要想突破围困，他们可以使用火船，这是一种很险恶的武器。先在空船上装满涂上柏油的柴垛和木棍，然后用烧得几乎熔化的炮弹引燃，将船解开，使之在风力和潮水的作用下顺流而下。这些熊熊燃烧的火炬会将那些实施围困的船只点燃，在法国舰只中引起巨大恐慌和混乱，迫使舰长切断缆绳并驶离那里。如果这就是康沃利斯的希望，它看起来并不太可靠。不过，在9月22日夜里，他还真的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四艘纵帆船被改成火船，由四名志愿者负责掌控，其中一位是一艘亲英派私掠船的船长。当时得风之助，他们的船顺风驶去。根据一位舰长日记的说法，他们“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不料那位私掠船船长过早将自己的船引燃了。法国人看见这熊熊大火正向他们移动，便“朝我们开了20枪到30枪”，然后“仓促慌乱”地撤退了。其他船只也陆续被点燃，火势愈见凶猛，“整个河面都被映照得通红一片”，巨大的火舌不断舔舐着苍穹。船帆和旗帜都燃烧起来，一艘船爆炸了，当它经过旁边的船时热度极高，导致驾驶那条船的人在慌乱之中将船搁浅了。最终的结果仅仅是英国人损失了四条船，而康沃利斯在摆脱困境这方面并无任何进展。
9月28日，英军詹姆斯镇营地中听到了叮当作响的马嚼声、有节奏的马蹄声和士兵行进的脚步声，这表明来自威廉斯堡的敌军正在逼近。第二天晚上，康沃利斯下令从外围防线撤退，收缩防线来更好地增强防御，这让他的部队感到很吃惊。他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得到增援，因此不值得为了捍卫外围防线而牺牲兵力。他这么想不无道理，也很富于同情心，然而这个决定是他所有决定中最为可悲的。这些防御阵地系由土筑成，如一段段墙壁，可以减少炮弹的冲击力，成为敌军冲击的障碍。联军在早上发现被放弃的阵地已经空空如也，便立即占领了阵地，将其改作火炮的掩体。这些火炮在围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好运终于降临：巴拉斯从纽波特赶到，带来了攻城加农炮、1500桶咸牛肉和一支法国部队，英军留下的阵地立即派上用场，成了美国火炮现成的阵地。巴拉斯的火炮原来被卸在詹姆斯河上游6英里处，被拖曳着经过河流和泥泞的道路，艰难地、极其缓慢地抵达约克镇的阵地。这些火炮安装到令工程技术人员满意的程度，它们将和格拉斯在切萨皮克湾的舰只一样，成为控制局面的关键因素。
占据了康沃利斯所赠予的前沿阵地，联军将领们得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地形和英军的防御情况，并开始构建他们自己围困敌军的工事。
运命无常，此时联军即将承受另一个打击。就在联军将领离开部队前去会见格拉斯的时候，有消息说迪格比少将（Rear Admiral Digby）正率领英国的本土舰队前来增援格雷夫斯上将，以增强英海上力量。格拉斯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华盛顿。当冯·克洛森把有关迪格比的报告送交格拉斯的时候，发现格拉斯非常不安，冯·克洛森写道，这个消息“让海军这些情绪易于波动的绅士们很是忧虑”。格拉斯所接受的法军作战原则是，如果战斗可能导致舰船损失的话，应该避免作战，因此格拉斯无意继续在此逗留，与正在赶来的迪格比少将相遇。初看来，冯·克洛森男爵在与格拉斯会面后带回了惊人的消息。就在胜利的各个要素——法国的舰队和陆地部队——都已经齐备并会合，可以完成“致命一击”的计划，并即将检验这个计划的时候，格拉斯却宣布他要扬帆起航，准备放弃对约克的围困了。在联军希望高涨的时候，这个打击不啻在婚礼上投掷的一枚手榴弹。但在最初的惊恐过后，人们才弄清楚，格拉斯的意思并非完全离开，也不是放弃包围敌人。在致华盛顿的紧急公文中，他解释说：“敌人现在和我们的力量几乎不相上下，在此情况下，我不应该鲁莽地将自己置身于无法有效牵制敌人的境地。”他打算将两艘（两艘！）舰船留在约克河河口，并带领其余舰只“坚守在附近的洋面上，这样一旦敌舰打算强行进入（切萨皮克湾）入口，我即可在略为有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交手。一旦风力适宜，我就会起航”。华盛顿和罗尚博都被“起航”这个字眼吓坏了，至于格拉斯所宣称的要“坚守在附近洋面上”，并在敌舰打算进入切萨皮克湾时有效牵制敌人，他们或者没有注意到，或者认为不可靠。在他们看来，格拉斯所提议的举措仍然无异于溜号。华盛顿立即回复，且一反常态，言辞激烈，说他自从获悉格拉斯打算放弃这个事业后，自己“备受煎熬”，盖此项事业“已经过耗费巨大的筹备，各方竭忠尽智，备极辛劳”，故“恳请”上将思之再三，“一旦你从既定位置撤出自己的海上力量，机会既失，将来即不复再有予敌致命一击的机会”。他还说，迪格比的意图不可能是要“与一个比自己强大的舰队进行全面战斗”。华盛顿和罗尚博都被自己盟友这种似乎是溜号的做法吓坏了，并一致认为，唯一可能说服格拉斯改变主意的人便是拉法耶特。他因患疟疾打摆子、发热，此时刚刚痊愈。他带着华盛顿的信，因为患病还颤颤巍巍地，乘快速帆船急急赶往亨利角不远处的林黑文海湾，以完成使命。他惊恐地发现锚地空空如也，一个桅杆或者船帆都看不见。快速帆船船长向他保证说，上将是不会离开的，否则他会得到通知的。在花了12个小时搜寻这个海湾后，他们发现了格拉斯，他所处的位置有利于封锁约克河河口，但面向大洋一边的切萨皮克湾入口是开放的，英国人仍然可以侵入。后来才知道，格拉斯自己的旗舰舰长们对离开的建议甚感不快，在和格拉斯会商时指出，这样做“似乎使我们无法达成既定目标”，因此他们拒绝——或者说表达了拒绝的意图——扬起船帆。格拉斯上将同意留下了，他在9月25日写给华盛顿和罗尚博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改变了想法，他会继续停泊在亨利角附近，以便封锁切萨皮克湾的入口，同时封锁约克河河口。这封信在9月27号被送达。
9月28日抵达约克镇后，华盛顿察看了阵地，第一晚露宿在一棵巨大的桑树下面。第二天一早，他便着手布置部队准备围攻。法军及其炮兵被安排在左边，以控制约克河和镇子之间的地方，美国步兵及炮兵则占据右边的阵地。此外又将额外的法国火炮安排在同一面可以俯视镇子的地方。洛赞的军团及弗吉尼亚民兵占领了穿过格洛斯特角的一段长条形陆地，可以阻止驻扎在约克镇对面，向约克河凸起点地带英军的转移。康沃利斯深藏于镇子后部，而华盛顿和罗尚博的指挥部则都直接面向镇子。指挥部前面有两条平行的战壕，是供参与包围行动的士兵使用的，战壕相距200码或300码。康沃利斯目前做出的唯一反应完全是防御性的。在获悉联军正在靠近弗吉尼亚和切萨皮克湾之战的结局之后，他开始忙于通过建造防御阵地而增强自己的环形防线。
9月时，工程师们驱使劳工们——包括数千名逃向英国期冀得到自由的黑奴——不断从事繁重的劳动，修筑防御阵地。
9月30日，联军感觉到约克镇已经被“完全包围”，他们实施包围的两大目标——阻止防御者接受援助或者逃跑——均已达成。唯一仍然开放的通道便是沿河上游通往国土腹地的那条路，但是估计康沃利斯不会从那里逃跑。然而潜在的担忧仍然存在：他可能会尝试这条途径，率领自己的部队发动突击或者突破包围圈，然后发动袭击通过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农业区逃往纽约的英军基地。华盛顿一直对河流上游的这一段感到担心，曾劝说格拉斯派战舰占领那里，但是未能说服他。如果康沃利斯从那里逃跑了，将使华盛顿苦心经营才推进到这个阶段的整个战役功亏一篑，这种折磨人的焦虑迫使他悉加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火力。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先以重炮轰击，并继之以士兵周密</a>准备的袭击，稍有欠缺，则必无胜算，因此他憋足了一口气。
在格拉斯进入切萨皮克湾并完成对康沃利斯的包围后，克林顿在纽约的情报官威廉·史密斯就断言：“大英帝国是遭到毁灭还是被拯救，也许一个星期就可以见分晓了。”在那一个星期，海角之战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无关毁灭或拯救，但为一个终将在世界事务中取代英国位置的新生力量提供了壮大空间。克林顿就不像史密斯那样具有预言家的禀赋了，他在9月2日给康沃利斯的信中安慰他说：“对法国人，你用不着害怕。”尽管他现在已经收到了诸多消息，但他仍然无法想象会将切萨皮克湾的控制权丢给法国人。他与其他人一样，只是预计格拉斯会掠夺安的列斯岛，为美国担任护航任务。实际上此次战斗并未引起太多担忧，其意义也未被充分认识，直到格雷夫斯几天后写的一封信。信的措辞令人惊惧，无论哪个英国人，对于英国统治下的海疆，恐怕都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描述：“敌人在切萨皮克湾的海军力量极为可观，他们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主宰。”辉格党人所预言的种种悲惨结局都寓于“毋庸置疑的主宰”这个字眼中了。尽管此信并未离开克林顿的书案，但信中透露的想法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试图解救康沃利斯的行动开始渐渐失去动力。
实际上，这早有端倪。9月13日，即格雷夫斯那封令人沮丧的信被送达的前一天，在纽约再次召开了由将级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在无法实施营救这种令人气馁的氛围中，作战会议每过几天就召开一次。威廉·史密斯私下认为，这些参谋官都“卑躬屈膝……里面没有一个是能干正事，有担当的”。在9月13日的会议中，纽约的军事长官詹姆斯·罗伯逊少将（Major General James Robertson）曾强烈要求展开营救行动，但是他被视为行政人员，而非作战人员。那些卑躬屈膝的参谋官们把他当成笑柄，因为他竟然正儿八经地考虑这个议题，尽管这本来就是他们开会的议题。为了抓紧时间、增加将援兵运过敌人防线的机会，他建议不要使用运输船运送增援部队，而是将5000名士兵挤在“强健”号（Robust）上，这是在纽约唯一的主力舰。
克林顿和与会人员都对这个如此违背常规，甚至是危险的建议感到震惊，因此否决了他的建议。但第二天，罗伯逊把自己的想法形诸笔墨。他声称，不作为可能导致失去康沃利斯，而这将挫败整个美洲事业。如果能有效实施增援，那么可以使康沃利斯以全力向敌人发动进攻。危险中蕴藏着机会，无所事事则必死无疑。
他的建议未获通过。克林顿在9月14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公布了格雷夫斯的来信，就此信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而答案则是不言而喻的：是否“在目前我们的海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冒险施救，或者考虑到敌人已经掌控了切萨皮克湾，而新近从约克镇回来的军官在接受询问后声称，康沃利斯可以坚持到10月底，并可为一万名士兵提供充分补给直到那时——实际上他们认为他可以坚守阵地并对抗“两万名进攻者”——有鉴于此，克林顿声称，是否等收到来自格雷夫斯上将“更加有利的报告”再说，或者等到格雷夫斯与迪格比少将会合后再说。与会人员接受了给出的暗示，宣布赞成继续等待。
康沃利斯自己的精神已经懈怠。在切萨皮克湾海战之后的10天间隙里，他知道这次战斗结局让法军控制了海岸，降低了他被救援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未采取措施从自己所处的圈套中逃脱出来，直至华盛顿－罗尚博的部队抵达并切断了他的退路。当他获悉已经失去切萨皮克湾的时候，他本来仍然可能通过陆地突围——即便无法径直逃往纽约，至少也可以通过马里兰抵达特拉华河口。除非他完全相信克林顿为他提供增援的承诺，否则尽管从一个比较不友好的地方行进是颇为危险的，但是有特伦顿在前面开路，跟如果被包围则必然面临的灾难相比，这个险还是值得一冒的。自9月6日之后，华盛顿的部队已经通过了切斯特和埃尔克角，除非康沃利斯的情报工作完全缺失，否则他应该知道敌人正在逼近。他是哪一天得知他们正在行进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在他在获知海战结果的时候。这个结果使得格雷夫斯上将在9月9日令人沮丧的报告中说，法国人是切萨皮克湾“无可置疑的主宰”了。康沃利斯已经意识到了可能被包围的前景，因此他在9月16日到17日写信给总司令克林顿说：“如果你未能尽快给予我救助，那么你只能准备听到噩耗了。”“噩耗”究竟为何，他并未明说。如果“噩耗”是指失败或者投降，那么就可以推测，手头缺乏补给的康沃利斯根本就无意从陆上奋力突围。此信在9月23日被送达纽约，次日又召开作战会议，以商讨这个仿佛预示着帷幕即将突然落下的消息及其寓意。
克林顿——模棱两可一向是他的作风——认为“噩耗”意味着“撤退”，而这使他如释重负，意味着他无须突破格拉斯这道障碍，对约克的部队提供救援了。他在战后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发人深省。他在此辩护中承认，“如果他听说康沃利斯勋爵尽其所能，带着所有可能带走的东西逃到卡罗莱纳的话，他不会很不高兴的”。那么作为总司令，他为什么不命令康沃利斯逃跑？后来康沃利斯正是以此为自己不逃脱做辩护的。
格雷夫斯也对返回切萨皮克湾去与格拉斯较量没有太多热情。由于他有几支舰船在切萨皮克湾的交战中受伤，他在9月24日抵达纽约进行修理，此时已经是战斗后19天了，在桑迪胡克的沙洲里探察就花去了5天时间。现在决定权在他，他可以在修整舰队后和格拉斯对抗，或者从他那里穿过去给约克的康沃利斯提供救助。然而，当他在纽约发现有10艘战舰需要修理的时候，他固执己见地要求每一艘舰船从船舷到缆索都要彻底修好，每一个受损的桅杆都要修好，每一艘船都要处于能加入舰队的适航状态，否则他就拒绝移动。最初他好像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告诉克林顿他会竭尽所能尽快修好自己的舰船，他准备突破法国人的障碍，将自己的部队运送至约克河口。他提出了一种战术：由于格拉斯所处位置潮水很猛，因此如果他发射舷炮，操作起来会很困难，而他自己则可以利用潮水，通过夜幕掩护在约克河上停泊，让士兵在那里下船。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并未付诸实施。根据船长方面的报告，格雷夫斯说他可以在10月5日前起航，也就是再过12天之后。这只是他给出的诸多起航期限之一，这些期限一个个来到，起航却遥遥无期。士兵和船员已经登船三个星期了，但船仍然静止不动。这些拖延和推迟引来失去耐心、迷惑不解的抱怨。将军们并未加入他们的分遣部队，高级将领也没有登船。副官长办公室的弗雷德里克·麦肯齐上尉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对这些将官缺席的评价可谓是对整个美洲战争的恰当评价：“我们的将领们好像对此事并不当真。”
当这个帝国从他们脚下消逝的时候，这便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程序有缺陷，构件有缺损，但是还要勉强应对的问题；信号被误解的问题；僵化过时的《作战条例》的问题；容易造成坏血病的食物问题；作战军官参与政治纷争的问题；雇用了老朽的海军将官的问题；置保护贸易于战略行动之前的问题；关于敌人的行动及意图的情报经常缺乏甚至不实的问题。还有，综括了所有这些问题的：不了解、不屑了解敌人的本质的问题，他们对这场大规模叛逆的镇压，是在这样的判断下进行的——用一位很受器重的英国军官罗顿勋爵（Lord Rawdon）的说法便是，这些叛匪不过是些“狂热的可怜虫”罢了。
经过长途跋涉，当最后一批联军在9月26日走进威廉斯堡的时候，康沃利斯的一切都只能寄希望于克林顿能够怎样迅速地提供救援了——他曾经那样信誓旦旦地保证会提供的救援。此时纽约倒感觉不到紧急的气氛，除了预计率领海军舰队前来增援的迪格比上将即将到达。那些要参与救援行动的陆军军官不断欢呼：“迪格比，迪格比！”快速帆船带来消息说，迪格比此次总共带来了3艘舰船，因此不可能指望他能上演什么奇迹，但是人们认为，胡德和格雷夫斯的战舰数量合计19艘，他的加入正好可以造成对格拉斯的优势。新增的两三条舰船，立刻让人重新看见了一丝胜利的光芒。麦肯齐上尉写道：“如果我们的舰队能够战胜他们的，那我们就有相当的把握能结束叛乱。”
迪格比率领着三艘船终于在9月24日抵达。他带来一个能够激励士气的因素，这便是威廉·亨利王子——国王的嗣子，后来继承王位成为威廉四世。根据流传于罗尚博军营中的谣言，出于某些美好的幻想，他被选中出访美洲，最终将任“丰腴富饶的”弗吉尼亚的总督。为了迎接他，鸣放了21响礼炮，但是隆隆的炮声听上去很是空洞。有多少人不无遗憾地感叹，这些隆隆炮声是发自这里而不是约克，这就不得而知了。王子的出访表明纽约仍然富有活力，即便这种活力无助于救援行动，至少还可以用来款待王室成员吧。在为到访王子举行的一系列晚会、招待会和游行中，倦怠情绪被一扫而光。王子在克林顿陪同下视察市容，检阅德国和英国部队，和杰出的公民们共进晚餐，还观赏了军乐团举办的音乐会。这让人们暂时忘却了对康沃利斯的担心，也激起了相当的忠君热情。
当乐队在纽约演奏的时候，康沃利斯却眼巴巴地看着地平线，期盼能看到桅杆。来自约克镇的一份紧急公文说</a>，他“日日期盼前去解救他的英国舰队能出现，如果没有这支舰队，他要抵抗他所面对的强大敌人的希望就很渺茫”。纽约克林顿所召集的作战会议议而不决，徒劳无功，不能达成决议。
火炮隆隆作响，康沃利斯等待着承诺的援军到来，但是并没有看见船帆。此时在纽约，海军犹豫不决，作战会议游移不定，令人心焦地迟迟不发援军，原因是害怕这会危及海军的安全，而海军是英国的海上长城，日不落帝国的捍卫者。在切萨皮克湾之战后，在软弱无力的格雷夫斯的掌控下，海军失去了功用，就像熄灭的灯烛一般。6个星期白白过去了，海军依然按兵不动，在等待风和作战的勇气，而在约克河流入切萨皮克湾的蓝色入海口，一个帝国消亡了。
一个个作战会议接踵而至，仿佛秋天的落叶一般。在这些会议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冒险远征进行支援才可能有胜算，但他们的疑问是，现在既已丧失了奇袭的机会，如何才能安全地达成增援的目标？在对此问题没有明确答案的情况下，作战会议再次选择把10月5日这个已被一再重复的日子作为起航日期，康沃利斯应该已被告知这个日期了。正是由于克林顿的来信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康沃利斯预计会有增援，在9月29日决定从前线撤出部队，巩固阵地。由于纽约的船厂未能完成修理，格雷夫斯未能按计划在10月5日起航。后来将起航日期推至10月8日和12日，但同样落空，未能扬帆起航。
到了这个时候，纽约的将领们都很清楚，康沃利斯的情况岌岌可危，推迟日期会更加危险。威廉·史密斯很为格雷夫斯的拖延感到担忧，他对纽约总督特赖恩说：“每一小时对康沃利斯勋爵来说都极为宝贵。”麦肯齐上尉指出，有艘叫“蒙塔古”号（Montague）的船仍然缺少一根桅杆，假如10月10日前能够全部准备就绪，还需要3天才能驶过沙洲，再过7天才能给康沃利斯提供有效的支援。麦肯齐上尉在日记中怀疑舰队是否还有出发的可能，希望能在别的地方展开行动，“弥补我们的损失”。有趣的是，他曾经不自觉地承认，他不确定这样的行动是否会让“敌人和我们一样渴望和平”。格雷夫斯现在又说，他们不可能在10月12日前出发，舰长们则声称，没有10天的时间不可能做好准备。麦肯齐就此表示：“既然他们不能，那么再等上10个月也是一样的。”克林顿在给康沃利斯的信中报告此次作战会议时写道，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变故，我们应该可以在10月12日之前驶过沙洲”，但显然约克镇并非他的首要目标，因为他又提及自己偏好的计划，即如果无法按时抵达，“我会立即试图攻取费城”，把“华盛顿的部分兵力从你那里”引开。对一个每天都要经受16英寸迫击炮轰击的人来说，这只能算是画饼充饥吧。又一个本该出发的日期错过了，因为10月13日刮起了风暴，格雷夫斯的舰船相互碰撞，把第一斜桅撞断了。这种瘫痪的情形随处可见。
10月6日夜里，在约克镇的劳工开始挖掘联军第一道面向敌人并与之平行的战壕。战壕把美军和法军的阵地连为一体，联军共有四个据点，美法军营各有两个，炮兵已经瞄准好，准备“以铺天盖地的火力”攻击从河面驶来的敌人舰船。防御方对正在挖战壕的这方胡乱开火打了一阵，造成两人受伤，但伤得不重。
10月9日，约克镇的第一批美国火炮开始朝英国的防御工事开火。在过去的三天里，工程师们指导炮兵如何放置火炮，到了晚上，劳工们就开始挖掘平行战壕。白天则由圣西门部队的士兵接着干，他们挖掘了之字形战壕跟炮兵相连，还建造了加固用的鹿砦——将削尖的木桩敲入地下而建成的栅栏，尖头朝上，这样可以防止袭击者从掩体前的土垛爬上来。在构筑工事时伤亡很小：一个人被打死，七人受伤。然而随着工事的继续进行，劳工和军官的伤亡人数都增加了。
依据惯例，正式启用第一道平行战壕的仪式需要让部队占据堑壕，并在横笛和军鼓的伴奏下升起军旗。这个荣誉给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校（Colonel Alexander Hamilton）的分队。这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在掩体的土垛上表演兵器教范（Manual of Arms），一番很是无谓的铺张。敌人看到他这样虚张声势，十分惊讶，以为他或者有些隐秘的威胁冬季，或者是疯了，结果他们没有开火，汉密尔顿逃过了应得的教训。现在联军战线上的50门火炮一起开火，这些炮大都属于圣西门，是从巴尔的摩带来的，其他的则是些野战炮，是在诺克斯将军指挥下，借助人力从白原拖曳过来的。当时有人敦促华盛顿等到能用的船只再运送这些炮，但华盛顿还记得，曾经通过陆地从提康德罗加拖曳过来的诺克斯的火炮，拯救了波士顿，因此华盛顿坚持要求他们一同行进。拖着这些火炮经过坑坑洼洼的道路和没有桥梁的溪流，确实减慢了行进的步伐，也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害怕康沃利斯可能会逃跑或者加固防御工事使他们无法突破。但是康沃利斯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做，火炮就已经被安置到位了。
因为经常打仗，欧洲人在围城时总结出了一种理论和一套正规的仪式，而美国人因领土广大，且城市以木材建造，因此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他们不久就学会了，教他们的是军事教官冯·施托伊本男爵。他说话时有浓重的带有喉音的口音，性格欢快，满口脏话，不管他的爵位是否正宗，这都不妨碍他的好人缘。连队中正在康复中的病人和不上班的工人，每天都手工制作一种盛土石的篾筐（gabions）和加固战壕用的柴捆（fascines），用来加固土质阵地。为防止着火，城镇周围有大片树木被砍伐，这些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到了这个时候，英国火炮减少了攻击，因为康沃利斯已经认识到，自己已经确确实实地处于包围之中了，下令要节约弹药。
康沃利斯在承受了联军第一排炮阵的炮火后，在10月11日告诉克林顿：“现在唯一能救我的办法便是直接赶到约克河，由海军发动一场成功的战役。”另一位记日记者、皇家海军的巴塞洛缪·詹姆斯上尉（Lieutenant Bartholomew James）记录到，自10月11日开始，发自16英寸迫击炮的炮击甚为“可怕”，“仿佛天崩地裂一般”，轰炸的隆隆炮声“几乎让人无法忍受”。詹姆斯上尉看到“到处都躺着遭受重创的伤员，有的头、手背和脚都被炸掉了。这些伤员的惨叫声，和那些住宅被焚烧殆尽的居民的哀鸣声”更让这场浩劫触目惊心。
随着包围圈一点点收拢，10月3日，向格洛斯特发起了全无停歇之意的强攻，此次交锋的是两个都很好斗的骑兵将领——特伦顿和洛赞公爵。为了防止格洛斯特成为康沃利斯陆地上的一个出口，华盛顿特地在那里安置了由1500名弗吉尼亚民兵组成的队伍，这些民兵若遭遇龙骑兵往往会一跑了之，此外还有洛赞的6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和800名武装海员。在英军的格洛斯特营地，特伦顿带领自己的骑兵团出去找寻草料，回来时车辆上装满了玉米，恰在此时跟配有长矛的洛赞的部队狭路相逢。一匹马被长矛刺伤后撞上了特伦顿所骑的马，结果他从马上摔了下来，他的龙骑兵赶忙过来救他，帮他骑上另一匹马，在步兵来复枪火力的掩护下逃跑。由于在数量上占据劣势，特伦顿下令撤退，而洛赞的士兵则在弗吉尼亚民兵稳健的火力掩护下乘胜追击。特伦顿的龙骑兵成功撤退至格洛斯特，后来法军指挥官舒瓦西侯爵（Marquis de Choisy）率军包围了这里。这两位豪杰之间的交锋并未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不过，这次弗吉尼亚民兵的顽强迎战使他们重新赢得了尊重。
10月11日到12日夜间，联军准备构筑第二道平行战壕，距离英军角堡仅300码。角堡是英军防御阵地中规模最大的，是其防御的核心。构建这道战壕时，联军已经处于两处最具威胁的英军第九号和第十号防御阵地的射程之内。很显然，除非除掉这两处阵地，否则在敌人的隆隆炮火下，很难继续构筑平行战壕。必须对这两处阵地发起进攻。根据命令，定在10月14日利用刺刀发起进攻。因为是短兵相接，挑选连队并分配任务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当华盛顿不同寻常地发表简短致辞以示劝勉的时候，气氛更加凝重了。他说，成功在此一举，取决于是否可以攻下这两处阵地，因为如果英国人重新夺回这两处阵地的任何一处，他们便可以增加兵力和火力，使得联军无法继续构筑平行战壕，从而延长包围时间，增加英军获得海军支援的危险。法军和美军在拉法耶特的统一指挥下，情绪高昂地投入战斗。皇家双桥的法军攻打九号，在汉密尔顿和史蒂夫·奥尔尼（Stephen Olney）率领下的罗得岛轻步兵的美军攻打十号，但相较而言，法军打得更加激烈，因为九号的鹿砦不像十号，尚未被围城火炮彻底摧毁。在短兵相接的激战中，刺刀和滑膛枪的子弹造成了重大伤亡，进攻者虽然竭尽全力爬过木桩却仍被击退。他们的进攻非常激烈，以至于詹姆斯上尉以为敌人“有1.7万名士兵从右到左发动强攻”。场面太激烈，因而目击者日记的可靠性有时也降低了。两个阵地均在晚上10点前被攻下，共有15名法国人和9名美国人阵亡。让进攻者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原本以为敌人会在防御中殊死搏斗，结果却俘虏了73个敌人，其中就包括第九号阵地的指挥官麦克弗森少校（a Major McPherson）。据捕获者说，刚开始交火时，他就带领30名士兵从自己的阵地上撤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阵地。已经无从知晓，这是康沃利斯军队中的失败主义的一个象征，抑或仅仅是一个个体的令人可悲的失职。这两个阵地被攻占之后，本来作为预备队的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部队，立刻放下手中的枪，拿起镐头和铁锨，继续往前开挖第二道平行战壕。由于英军仍然在开炮，法军遭受了136人受伤的损失。
第九号和第十号防御阵地被夺取后，成了联军火炮的阵地，华盛顿由此控制了敌人到格洛斯特的交通线，而这是敌人仅剩的可能逃跑的地方。康沃利斯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失去这些阵地后，他自己已经在精神上放弃了。他给克林顿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作为一名在至关重要的时刻，在一场对他的国家和历史来说非常关键的战争中，指挥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阵地的将军来说，不管他是否已经意识到，这样一封信在军事史册上都是异乎寻常的。他诚实地、毫不推诿地、没有模棱两可地写道：“我现在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我们不敢向他们的老炮兵阵地开火，而且预计他们的新炮兵阵地明天早晨就要开炮了。经验表明，我们新构筑的土质工事无法抵挡他们强大的火炮，因此在我们不久即将遭遇的袭击中，我们的工事会被毁掉，我们的情况会很糟，人数会减少。这里太危险了，因此我不建议舰队和部队冒巨大危险来解救我们。”他已经看见了结局，谁也不埋怨，也不找任何借口。
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战士，不想坐以待毙。根据围城的惯例，在屈服之前至少要做出一次突围的努力。失去第九号和第十号防御阵地后不到24小时，康沃利斯命令350名精心挑选的士兵对联军的第二道战壕发起攻击，目的是把刺刀塞入炮筒使得火炮无法开火。10月16日黎明前不久，在夜里最安静的时候，他发起了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成功地让7门火炮成了哑炮，但也招致了诺瓦耶子爵（Vte de Noailles）和联军工程师率领的法国掷弹兵的猛烈反击。仿佛为了保护幼崽而发怒的成年母兽一般，他们把敌人赶走，冒着从头顶飞过的子弹，除掉了阻塞炮管的东西。到天亮的时候，他们的炮兵又可以开火了。
约克镇在联军的炮火下颤抖，伤亡士兵不断增加，还有很多士兵们因发热而病倒，康沃利斯决定做出最后一次从约克镇逃脱的努力。10月16日晚，他计划分三次把部队渡过约克河抵达格洛斯特一侧，这样或许可以和克林顿所说的正在赶来的增援舰船会合，或者至少可以通过陆路朝北部进发。16日晚上，战役开始时天色很黑，有利于掩护。挫败这次行动的并非联军的火炮。华盛顿也没有从哪个间谍、开小差的士兵或转变立场的亲英分子那里获知此次行动。老天爷经常漫不经心地在纷乱的人事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这次行动的挫败就是如此。子夜时突然风雨大作，急雨落在逃跑士兵的身上，把他们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的船只撞上了岸边的岩石，结果他们无法靠岸。到了黎明时，已经察觉的联军开始开火，大多数士兵只能冒着枪弹返回原处。有很多船在风暴中被吹入切萨皮克湾。
10月17日天亮时，安置在夺取来的英军防御阵地上的火炮开始向英军阵地进行猛烈炮击，摧毁了英军那些仍然能够开火的火炮。既然逃跑的希望已经破灭，康沃利斯在防御角堡中召开的作战会议认为，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10月17日早上10点，在隆隆的炮声中隐隐传来了微弱的鼓声，鼓声来自一个穿着红色英军制服的男孩，他就站在防御阵地的胸墙上。一个高个子军官也从阵地上站出来，把一块手绢当作白旗挥舞着，在一直拼命敲鼓的男孩陪伴下朝美国的战线走过来。随着这奇异的景象变得清晰，鼓声也变得真切，联军的炮火停下了。寂静突然降临到这个被摧残的小镇上，这种寂静比过去六年半中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更加令人震撼。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寂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位仍然挥舞着白手帕的英国军官被护送到美国营地，他带来的来自康沃利斯的字条被飞快地送至华盛顿的帐篷。这个字条写道：
先生：
我建议终止敌对活动24小时，以便双方可以各派两名军官在摩尔先生的房子里会晤，商讨约克和格洛斯特阵地的投降事宜。
康沃利斯
敬
当华盛顿读到“投降”这个字眼回复此信的时候，他有着怎样的感受——这已经不得而知，因为没有日记资料存留下来。经历了多年的匮乏和失望，因为他无法提供像样的鞋袜，士兵们在雪地上留下的一行行带血的脚印，如此等等，现在他终于让敌人屈服，把战争导向这样的结局，这无疑会让他心潮澎湃。这种情愫恐非泪水或言语所能表达，也未见他向任何人倾诉，或者诉诸笔墨。在回复投降的字条时，他写道：“出于避免继续流血的强烈愿望，对你在约克和格洛斯特的阵地和卫戍部队之投降，只要条件可以接受，我会予以考虑。”他还指出，康沃利斯提议的条件应当以书面形式在特派员会议召开前送至美军阵地。在约翰·劳伦斯——他刚从法国回来，时任罗尚博和华盛顿的参谋人员——的建议下，在美军的回复中，在建议时限中“终止”敌对活动改成了“暂停”敌对活动。华盛顿仍然担心留太多时间可能会方便敌人的海上救援，因此他把24小时的时限改成了2小时。
康沃利斯向叛匪和自己一向蔑视的敌人投降时感受如何，现在同样也不可考了。在当日他写给克林顿的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中，他的首要考虑是为自己开脱。战斗既已结束，他开始找借口并指责别人了。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他委婉但明确地将矛头指向克林顿。同时他也意识到，需对自己的被动加以解释。
先生：
我非常遗憾地告知阁下，我已经被迫放弃约克和格洛斯特阵地，并在19日即刻将我所率部队以战俘身份向美法联军投降。
他还说，他“本来就对这个阵地不抱多大希望”，而当他发觉阵地受到强敌进攻的时候，“唯有得到救援的希望才可能让我试图防御阵地，因为一旦华盛顿将军的部队抵达威廉斯堡（这是第一次以‘将军’之名称呼这个对手），我只能通过急行军经由格洛斯特逃往纽约，或者在开阔地带进攻他们，然而（这里锋芒出现了）我已经从阁下来信中得到承诺，说海军和陆军会竭尽全力拯救我们，因此我认为自己不能擅自采取这两种非常措施中的任何一种……”为什么不能？当出现最坏的情况时，一个将军有责任尝试采取非常之举。康沃利斯这个人，如果需要，他可以把手伸进烈焰中，却不能面临失败的风险，为展开一场大型战役做物资及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庚斯博罗给他绘制的一幅肖像画中，他的脸非常光滑，没有思考和大笑形成的皱纹，没有紧锁的眉头——什么纹路都没有——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张脸说明了他在养尊处优、悠然自得的生活中，根本无须采取什么孤注一掷的非常举动。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康沃利斯没有采取他向克林顿提及的两种举动中的任何一种。联军在9月26日抵达威廉斯堡时，他无所事事，唯一的行动是三天后下令把部队从前线后撤到约克镇的内层防御阵地。他也没有尽早尝试从格洛斯特突围。显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想在“开阔地带”进攻敌人。
人们也许会推测，康沃利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认为，武力威慑美国人是个错误，无法奏效。与他持同样看法的陆军与海军人士拒绝为这个错误而战斗。康沃利斯却没有拒绝，相反，他自愿参战，据说是因为有国王的任命，是出于责任感。也许因为他对战争一开始就抱有这种矛盾的心理，在他头脑中驱之不去，这才是他在战斗中三心二意的原因。他在最后一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就更让人费解了。他可以像哈姆雷特一样对我们说，你们无法探出我内心的秘密。
康沃利斯被迫接受这缩短的停火期限，并在规定的两小时里交出了他的提议。他的条款更多是关于程序和礼节，而非军事事务，因此双方人员会晤时，花了很多时间为这些提议争论不休。
联军的谈判代表是约翰·劳伦斯和诺瓦耶子爵，诺瓦耶是拉法耶特的小舅子；代表康沃利斯的是两位助手，托马斯·邓达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Thomas Dundas）和亚历山大·罗斯少校（Major Alexander Ross）。
康沃利斯提出的条件很难让人接受。他要求在受降仪式上，他的驻守部队能够享有战争荣誉。这包括在参加仪式时他们可以悬挂自己的旗帜，在行进时用自己选定的乐曲伴奏。根据欧洲习俗中某些古怪的理由，投降者有权利演奏胜利国的曲子或国歌，这意味着他们曾经进行了勇敢的抵抗。华盛顿不这么认为。他在给马里兰总督西姆·李（Sim Lee）的一封信中说，他认为康沃利斯的行为“到目前为止都被动得不可理喻”。在华盛顿的信条中，危险是用来克服的。再说，18个月前查尔斯顿投降的时候，英国人并未让防御者享受任何战争荣誉，而是要求他们出场时将旗帜卷起来放入盒中。劳伦斯曾经参加过那次受降，因此他坚决拒绝让英国人享受高举自己的军旗并伴随自己选定的乐曲行进的荣誉。当罗斯少校告诉劳伦斯这个“条款太苛刻”的时候，劳伦斯提醒这位少校，在查尔斯顿的露天掩体中勇猛抵抗6周以后，那里的英军也曾经同样拒绝美军那样做。罗斯回应说，“康沃利斯勋爵并没有在查尔斯顿担任指挥任务”。劳伦斯坚决地回答：“这里考虑的并非个人，而是国家。我坚持这一条，否则我就不再是和谈代表。”之后英国人又想为格洛斯特卫戍军争取荣誉，但劳伦斯坚持说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办法：骑兵可以拔出刀骑马经过，并吹奏军号，而步兵则须将军旗收起来。
为这些所谓荣誉攸关的琐碎细节争得面红耳赤，这看似奇怪，但是对曾经置生死于不顾地经历了激烈战斗的军人来说，这是屡见不鲜的议题了。这些军人中，一些是为了帝国而战，另一些人则为了国家独立而战。他们认为他们能改变战场做出的裁决吗？
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英国人要求，作为战俘的英国和德国士兵应当被遣送回原来所属的国家，只要他们发誓不再参战。在伯戈因投降时曾给予这种处置，结果允许战俘加入国内的其他部队，然后又被派往美洲。这一次，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最棘手的问题是有关亲英分子的处置问题。这些人曾经帮助英国人作战，劳伦斯说他没有权力为这些人提供保护，而且他相信华盛顿也不会允许保护他们。在和谈地的外面，部队因为和谈的拖延而骚动不安，争论仍在继续，最后在午夜就投降条款达成一致。
当文本备份送交华盛顿后，他答应次日一早就对修改内容做出答复，再留给康沃利斯两个小时让签名，这个时间预计是上午11时。接着卫戍部队在两点投降，如果到时未能投降，则会恢复敌对行动。签好名的文件在预订时间送交。在1781年10月19日下午两点整，日后一再被提及的那个仪式的最初几个步骤完成了，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通往威廉斯堡道路的一侧是列队站立的10个法国团。他们身穿白色军服，举着白色丝质军旗，旗子上有金色的法国王室纹章鸢尾。路的另一侧是美军，大陆军列队站在前排，民兵则站在后面——他们军纪比较松懈，衣着寒碜，有的人的脚趾头都从坏掉的靴子里伸出来了。英国士兵的黑靴子被擦得锃亮，腿上的绑腿套经过了漂白，还穿着军需局发的崭新制服——这样这些东西就不会算作投降后须上缴的物资了。他们在队列之间行进，军旗已经被装箱，因此没有飘扬的军旗朝他们挥舞。根据他们的要求，他们行进时有自己国家的乐曲伴奏——根据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传说，这是一首叫作“世界颠倒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民谣。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命名的歌曲或者曲调。[1]
在投降仪式上，德国人姿势古板僵硬但中规中矩，平静地保持步伐一致。但是喝完了他们储藏的最后一点儿朗姆酒和白兰地的英国人则“酒气十足”，显示出不满和无礼，尤其是——“对美国人的蔑视”（根据法国军需官克劳德·布朗夏尔的说法）。失败者对胜利者表示蔑视粗看有违常情，实际上符合失败者的心理——这样可以否认自己的错误或者失败，可以认为是由于什么厄运而剥夺了本属于自己的胜利，就好比在体育赛事中一阵风使得投球偏离了方向，结果让对手获胜了一样。英国人的眼睛都打量着法国人，但拒绝看不久前还是英国臣民的美国人，直到拉法耶特要求演奏《扬基·杜德尔》（Yankee Doodle）时，英国人的头才都一致转向美国人。
富于英雄气概的康沃利斯勋爵显然无法承受受降仪式，因此称病没有参加，派其副职查尔斯·奥哈拉准将（Brigadier General O’Hara）代为出席。格拉斯上将虽然是胜利的缔造者之一，但因患哮喘病亦未出席仪式，由巴拉斯将军代表他出席。
华盛顿骑在马上像雕塑一样，身着浅黄牛皮革和蓝色制服，立在美国队列的前面。康沃利斯的副职奥哈拉走过来时，他走向罗尚博，显然是想把佩剑交给法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罗尚博微笑着摇摇头，并指了指路对面的华盛顿将军。华盛顿身为总司令，不想与英国的一个副职一同完成受降仪式，因此他指了指自己的副职林肯将军（General Lincoln），林肯在查尔斯顿投降时为美军指挥官。林肯是否代华盛顿从奥哈拉手中接过了佩剑，这一点颇有争议。但他的确向奥哈拉指了指一个叫鸽棚的地方，让英国人将武器放在那里。也不知是不是因为酒喝多了，英国兵都气急败坏地把枪狠狠地摔了过去，企图借此摔断枪机，直至在一旁看着的奥哈拉命令他们停止这种小心眼的斗气之举。
当世界上下颠倒时
曲调：“德里高原”的另一版本
国会图书馆音乐部
“德里高原”更偏哀伤而不欢快，不是非常适合行军，但去投降的路上，欢快或许也不是人们想要的。
约克镇受降地恰好在切萨皮克湾的一个海港，一个英国将军曾经在此宣称法国人“已经完全成了此地航运的主宰”，因此约克镇的受降也意味着英国海上霸权已被颠覆，这无疑更增加了受降仪式的苦涩意味。在一年之内，罗德尼将证明这一颠覆不过暂时的，但是约克镇的受降仪式却标志着英国人实力的进一步降低。
10月17日，康沃利斯以小鼓手做先导请求投降的那天，本该对他施以援手的身在纽约的格雷夫斯和克林顿，在创造了军事史上拖延的新纪录后，终于定下了起程完成使命的日期，自克林顿9月2日承认必须拯救康沃利斯那时起，大家就在翘首以待这一天的到来。一支由700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已经登船，船帆已经扬起，格雷夫斯的舰队载着克林顿沿哈德孙河慢慢驶去。10月19日，他们穿越桑迪胡克，而华盛顿和康沃利斯在约克镇签署了投降协议。5天后的10月24日，他们驶过查尔斯角，并没有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遇到格拉斯的干预。既然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获胜，格拉斯没有理由再冒险战斗。当小船从海湾急急驶过探听消息的时候，有一艘来自约克的船告诉了他们事态的发展过程。时间不再等待，大门已经关闭。近6年时间花费巨资备战参战，现在都付诸东流。没有胜利，没有荣耀，没有恢复统治。作为一场战争，这无异于给了志得意满的骄态一记富于历史意义的耳光。
格雷夫斯上将和克林顿将军一向是无精打采的主儿，现在他们只得率领他们的35艘舰船和7000名士兵掉转船头，徒劳无功地返回纽约。
严格来说此时战争尚未结束，也没有对美国主权予以承认——那要经过历时两年的冗长谈判最终缔结和平条约以后的1783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因为这次投降而鸣枪庆贺。这个事件不言而喻地宣告了美国的独立地位，而大约6年前圣尤斯特歇斯岛鸣放的礼炮就已昭示了这种独立地位。那时，美国独立尚不是事实，而只是一个新生的《宣言》。赫拉夫的礼炮鸣放以后还不到6个月，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便说道：“在美洲，人们对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辩论，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再也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加重要的了。”约克镇的投降便承载着这些话的意义，向旧世界表明，向民主时代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1] 广为人知的曲调《德里高原》（Derry Down）的数个版本中均有“世界颠倒了”这样的字句。这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一首名为“当国王君威再现”（The King Enjoys His Own Again）的民谣，是斯图亚特王朝拥护者赞美“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的小夜曲，用在这个场合并不合适。另一个版本名为“老妇箴言”（The Old Woman Taught Wisdom），或者“当世界上下颠倒时”（When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其中有这些显然不能振奋人心的字句：
如果毛茛嗡嗡追逐蜜蜂
如果船在陆地上，教堂在海上
如果小马骑人而草吃牛
如果猫被老鼠追得跑进洞里
如果妈妈为了几个先令
把孩子卖给吉卜赛人
如果夏天变成春天
反之亦然
那么整个世界就会颠倒过来了！
投降者演奏《世界颠倒了》这个曲调的说法可以追溯到约翰·劳伦斯，据说他是这样告诉威廉·杰克逊的——杰克逊是他在法国时的亲密助手，还是劳伦斯与康沃利斯的助手商谈投降事宜时负责记录的人。据说后来成为作战部部长的杰克逊又把劳伦斯谈论的情况转述给亚历山大·戈登（Alexander Garden），即1828年在查尔斯顿出版的《美国革命逸闻》（Anecdot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作者。据称劳伦斯所说的大意是，投降者缓慢而无精打采地行进，就仿佛受到“世界已经上下颠倒”的感染，杰克逊认为劳伦斯指的就是包含有这些字句的民谣。有关该民谣创作日期、来源，以及该曲是否可以用作进行曲——比如“6/8拍的节奏不适合用作进行曲”（弗兰克·卢瑟，《美国人及其歌曲》），不同说法如“该乐曲极为适合用作进行曲”（肯尼斯·罗伯茨，《西北通道》）——这些不同说法让学生面对这些矛盾版本时不知所从。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约克镇投降者所演奏的音乐，就像海妖所唱的歌曲一样，现在已经不可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