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此后的四年，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写，“人类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强烈、最英勇的努力”。这番努力结束后，1914年可能带来的幻想和热情渐渐沉入了巨大的幻灭之海。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人类的主要收获便是痛苦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这座骄傲之塔，在欧洲文明最伟大的时代建造，它是崇高与激情的大厦，有财富，有美，也有阴暗的地窖。与此后的时代相比，居住其中的人更自立，更自信，更有希望；更伟大，更奢侈，更优雅；更舒适，更快活，在彼此的陪伴和交谈中更愉悦，更不公，更虚伪，更悲惨，更贫困，感情更丰富（包括虚情假意），更难以忍受平庸，更有尊严地工作，更享受自然，更有兴致。旧世界失去了很多，不管将来会得到什么。比利时社会主义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在1915年回顾往昔，将他的诗篇“满怀深情地”献给“曾经的自己”。


    致谢


    请允许我向麦克米伦公司的塞西尔·斯科特（Cecil Scott）先生致以一个作者最衷心的谢意。他是一位兴趣十足的读者，从提纲到成书，都积极参与其中，给予我持续的支持，提供建设性意见以及我所需要的激励。


    为我提供建议、意见，帮我解答问题的还有：《美国的过去》（The American Past）的作者罗杰·巴特菲尔德（Roger Butterfield）先生，印第安纳大学</a>的弗里茨·爱波斯坦教授（Fritz Epstein），《列宁的一生》（The Life of Lenin）的作者路易·费歇尔（Louis Fischer）先生，康奈尔大学的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ox）教授，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伦敦）的K·A·戈尔丁（K. A. Golding）先生，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杰伊·哈里森（Jay Harrison）先生，大都会歌剧院的约翰·古特曼（John Gutman）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事务研究学会的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先生，《克虏伯家族》（The House of Krupp）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先生，编辑费希尔勋爵（Sir John Fisher）信件的阿瑟·马尔德（Arthur Marder）教授，普鲁斯特的传记作者乔治·佩恩特（George Painter）先生，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s）作品导论的作者A·L·卢韦斯先生（A.L.Rowse），海伦·拉斯科尔（Helen Ruskell）小姐和纽约社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小交响乐团协会总监托马斯·K·谢尔曼（Thomas K. Scherman）先生，提供德国马戏团信息的贾尼丝·谢伊（Janice Shea）女士，提供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ilfred Trotter）信息的、圣费尔南多峡谷州立大学的里芭·索弗（Reba Soffer）教授，联邦能源委员会主席约瑟夫·C·斯温德勒（Joseph C. Swidler）先生，以及《现代英国诗歌》（Modern British Poetry）等书的编辑路易斯·昂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先生。我非常感谢以上诸位的帮助。另外，也必须对在口头上帮助过我但我没能记下来的许多朋友们致以同样的谢意。


    我非常感激为我寻找插图的海牙皇家档案馆的A·J·乌贝尔斯（A. J.Ubels）先生、纽约公共图书馆图片室的全体职工，以及布朗兄弟银行的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夫妇。


    我还想特别感谢两位不知疲倦的校对者：杰西卡·塔奇曼（Jessica Tuchman）小姐和蒂莫西·狄金森（Timothy Dickinson）先生，他们分别为本书提供了增进和改正的意见。还要感谢埃丝特·布克曼（Esther Bookman）女士，她无可挑剔地打出了本书的原稿，我的上一本书《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也得益于她的帮助。


    巴巴拉·W·塔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