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要战斗！” 法国：1894—1899

    “法国的魅力是永恒的。”说这话的是一位英国人——德文郡公爵的秘书，阿尔梅里克·菲茨罗伊爵士（Sir Almeric Fitzroy）。他觉得每个西方文明的产儿都要感激法国——这个国家“在痛苦中有毁灭旧世界的冲动，赋予今天生命与热情”。在1897年夏天到1899年夏天这两年间，那种瓦解一切的能量回归了。道德的热情撕裂了旧时的伤疤，社会被打散，思想、能量、荣誉被吞噬。法国纵身跳入历史上最大的骚乱之一。


    在这“没完没了的两年”当中，人们为了一个蒙冤的囚犯诉请再审而努力着，“命悬一线”，未来的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说，他当时才20多岁。那个“喧嚣的年代”似乎“是名副其实的内战……所有东西都集中于一个问题。最亲密的感情和个人关系也被打断，世界被倒了个儿，一切要重新分类……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场人类危机，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猛烈，虽然时间没那么长”。


    “天堂也会因此事分裂，”在这个事件中与布鲁姆观点相反的沃古尔（Vogüé）子爵写道，“受那场可怕的冲突刺激，法国最美好的灵魂互相攻击，但他们高贵的情感超越了卑鄙的动机和兽欲。”


    冲突的参与者在摧残他们的风暴中感受到崇高。他们剧烈的情感驱散了颓废，他们再次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无穷无尽的能量”。包围他们的除了勇气和牺牲，也有仇恨、邪恶和恐惧。他们的斗争是一首史诗，其结局将决定共和国的命运。论辩双方都为了一个理念而决斗，即他们对法国的信念：一方是反革命的法国，一方是1789年的法国；一方想抓住最后一次机会逮捕社会进步人士，重振古老的价值体系，另一方想捍卫共和国的尊严，保护其不受反动力量的控制。支持再审的修正派（Revisionists）视法国为自由的源泉、光明的国家、理性的老师、法律的编纂者，所以，法国走向邪路、默许误判使他们难以忍受。他们是为正义而战。另一派的人则以祖国（Patrie）之名而战，为了维护军队作为国家的后盾和保护者，教堂作为国家灵魂的导师和领路人。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名号集结，在这个队伍中，真诚的民众与卑鄙下流、蛊惑民心的政客为伍，不惜采取鲁莽残忍的举措，整个世界惊奇而轻蔑地注视着法国的苦难。双方被凶猛的对抗和最后的承诺锁住，无法脱身，而他们的斗争造成国家分裂，给国境线上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后者每天都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


    “我们是英雄。”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宣告。他从圣女贞德那里承袭神秘主义术语，变换、提升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他在1910年写道：“德雷福斯事件只能用英雄主义的需求来解释。这种需求过一段时间就会占据这个民族，这个人种——占据我们整整一代人。其他伟大的考验也一样：战争……伟大的战争或者伟大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民族需要爆发，正因为已经有了足够的和平。这总是意味着伟大的群体感受到一种暴力的需求，为了一种伟大运动的神秘需求……对荣誉、战争、历史的突然需求，这引发了一场爆炸，一次喷发……”如果说佩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的价值观和力量无比强大，那是因为当时正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番经历。德雷福斯事件带给人们刻骨铭心的传奇感。


    一位犹太裔军官被以向德国出售军事秘密为由判叛国罪，成为双方开战（casus belli）的理由；战斗的一方想阻止再审，而另一方要争取再审。当时的政府十分软弱，把宝全押在了会摧毁它的力量上——支持原判。法国政府没有英国的那么稳定、受人尊敬、结实可靠；它缺乏安全感，没有多少公信力，备受轻视，处于防御状态。1789年后，共和国经历了两次王政复辟。1871年后以第三共和国的名号出现，法国才逐渐恢复元气、繁荣兴旺，成为一个帝国。它滋养艺术，以最有文化的首都而自豪，并在大革命的百年纪念日建成了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不可思议的埃菲尔铁塔，高耸在塞纳河畔，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活力与天才。


    然而，法国的政治总是充满分歧。在内部，不甘失败、无法抑制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与第二帝国的支持者怀恨在心，在外部又受德国强力的压迫，觉得和德国的仗还没打完，渴求报复（revanche）却又无力为之。1889年，对共和国的不满在布朗热将军的政变中达到了紧要关头，所有反革命因素都是他的支持者——教会、200个商业和金融家族、流亡的贵族、保皇派，以及这些团体的追随者、同情者，他们共同构成了右翼集团。布朗热的政变彻底失败了，总理夏尔·弗洛凯（Charles Floquet）的评论令人难忘：“以将军的年纪，拿破仑已经死了。”即便如此，布朗热政变撼动了共和国，激发了右翼的挫折感和期待。


    1894年10月至12月间，在总参谋部任职的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逮捕、审讯、定罪和判决。结论本身并非是对无辜者的刻意陷害，而是建立在由于反感而产生的合理怀疑、旁证，以及本能的偏见之上。有证据表明军事机密确实由总参谋部的某个炮兵军官出卖给了德国。德雷福斯除了满足上述条件外，还是永恒的局外人——犹太人，吸收叛国污点的当然人选。他与同事相处得也不好。倔强、沉默、冷淡，举止虽中规中矩，却显得不太自然。他没有朋友，很少表达观点或流露感情，在工作上好用权威、多管闲事已经引起了不满。他一受到怀疑，这些个性特点就透露出险恶的用心。他在外表上毫不张扬，正是间谍的惯用掩护。身高中等，体重一般，留中等长度的棕色头发，中年人，36岁，嗓音单调沉闷，除了无框单片眼镜以外，毫无特殊之处。而那种镜片也是当时流行的。人们很快就怀疑上他，但是找不到动机和证据。于是，负责调查此事的军官，特别是亨利少校（Major Henry）与帕蒂上校（Colonel du Paty de m）伸出援手，伪造了这些证据。他们确信德雷福斯是个卑劣的叛徒，将军事防御机密卖给了法国的宿敌，因此他们认为，只要能定他的罪，不管提供什么东西都有理。总参谋部的长官被他们整理的材料（后来被称作“密件”）说服，也由衷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是这还不能作为法律证据。意识到这一点，且此案牵涉到敏感的德国问题，又担心新闻界的要挟，战争部长梅西耶（Mercier）将军要求政府（他也是政府成员之一）同意不公开德雷福斯上尉的军事审判。五位军事法官在质询时提出疑问，“密件”被呈了上来，并扣押不给被告看。这些文件也说服了法官，他们一致认定德雷福斯有罪。政治犯罪的死刑处罚在1848年就废除了，因此，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德雷福斯拒绝认罪，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便被监禁在了魔鬼岛——专为亡命之徒而设的南美三大离岸监狱岛之一。魔鬼岛为德雷福斯单独准备了一个长2英里（约3.2千米），宽500码（约450米）的空间，外围由石头堆砌，让他待在石屋里，永远被监视。关于德雷福斯已经认罪的谣言进一步证实了军事法庭的观点，该谣言被公开印刷，在各报刊上传递，像正式声明一样有力，满足了公众的需求。


    拼命地揭露或掩藏真相是接下来三年的特征。漫长而痛苦地争取司法复核被称作“修正”（Revision）。发生的起因是一些分散在各处的人们对于闭门审讯起了疑心，推测可能会有误判。他们继而掌握了审判的不合法之处——材料没有展示给被告——而且，不断有证据指向可能的真正元凶，一个放荡不羁、举止奇异的军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来自这些人的压力和打探使得原先伪造德雷福斯案件证据的人试图巩固他们的薄弱之处。反间谍局的亨利少校本身就是处理伪造和法外程序的，他伪造了一封信，据称是意大利军事专员帕尼扎蒂（Panizzardi）写给他的德国同事的，信中指称德雷福斯有罪。这之后，军队的申诉就取决于这封信了。修正派的每一个动作都引得总参谋部伪造更多的“密件”遮盖过去的谎言，以支持他们的论点。越来越多的军官参与到密谋中。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发出警告，甚至敲诈，帕蒂与埃斯特哈齐也在暗中建立关系，他们戴起假胡子和墨镜……军队被卷入各种无法解释的闹剧中，事到如今，已经无法承受面对真相和重新审理案件了。任何一个鼓动修正或对德雷福斯的合法定罪提出疑问的人自动成为军队的敌人，推而广之也就是法国的敌人。


    军队无关政治，不属于教会，不是只有贵族或保皇派加入，也不一定是反犹主义的。尽管许多军官满足以上所有条件，但军队作为一个团体是共和国的一部分，不像教会那样是共和国的敌人。虽说军官个人可能有反对共和政体的情绪，军队仍然是国家的工具。需要军队的共和国正努力将它转变为更严肃的、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团队，而不是第二帝国时期那种像歌剧团一样的队伍，从克里米亚到色当，一个劲儿地猛冲，有勇无谋。就整体而言，军官团主要还是圣西尔军校毕业，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在精神上抵触革命思想。它狂热追求的是高于平民的阶层，不怎么关心也意识不到国家其余的地方都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俱乐部，忠实于成员资格，培养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性，最明显的记号就是制服了。和下了班就脱掉军服的英国军官不同，法国军官在1900年之前从来不穿便装。他们薪水很低，提拔很慢，要被派到某个乡下驻守很长时间，相当沉闷。给他们的补偿是威望：勋章，赦免权，在那个阶级里的威信；简言之，就是他们获得的尊敬。


    这种尊敬可了不得。在人民眼中，军队是超越政治的；它就是国家，就是法国，就是法国的伟大。歌德说“这一天将开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时，观看的是革命的军队，帝国的军队，1792年瓦尔密的军队。被欧内斯特·拉维斯[1]骄傲地称为“史上最完美的战争工具”的是马伦戈、奥斯特里茨、瓦格拉姆[2]的军队（Grande Armée）。铠甲和军刀、克皮军帽和红裤子（pantalons rouges）的军队，塞瓦斯托波尔和马拉科夫的军队，紫红和洋红的军队，在普鲁士崛起之前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军事大国的军队，是悲剧的军队，也是光荣的军队，在色当奋战到最后一枪一弹的军队，骑兵勇猛冲锋，引得德国皇帝惊叫：“哦，勇敢的人啊！”[3]25年过去了，德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军队不仅是国家的捍卫者，也是复仇的执行者，是他日重塑国家辉煌的途径。上校和团长行军通过时，人们纷纷脱帽致敬。用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讽刺的一个角色的话说（这并非失实的歪曲）——军队“是我们辉煌的过去遗留下来唯一的东西。现在它安慰着我们，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军队确实是“勇敢的人”（les braves gens）。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军队成了它的朋友们的囚徒——神职人员、保皇派、反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及所有反对共和政体的组织，这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视军队的荣誉为他们战斗的号角。因为一开始就认定了德雷福斯有罪，军官为了定罪还做伪证和密谋，军队的荣誉便成了坚持原判的同义词。必须捍卫这座城堡，抵抗修正派。


    这些人认为，再审会破坏军队的名声，而名誉尽丧的军队无法和德国打仗，这就是抵制修正的原因。“修正意味着战争。”保皇派报纸《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宣称。一个杂乱无章的军队去打仗，当然会“惨败”——这个词 Débacle）是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才用起来的。如果战士们鄙视他们的军官，怎么可能接受他们的领导，投入战斗呢？保皇派人士德·豪斯松威尔伯爵（Comte d’Haussonville）问道。虽然他认为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很可怕”，反犹主义宣传“令人反感”，但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反对军队的宣传更糟，因为这么做破坏了对军官团的信心。正是因为担心军队会变得软弱动摇，才使得国会和民众反对修正。军队是和平的保证。“法国热爱和平，喜欢光荣”，有人这么说，连这种情绪也受到修正的伤害。怀疑总参谋部的绝对可靠就是亵渎光荣的军队 gloire militaire），任何一个这么想的人不是亲德派就是叛徒。


    人们被复杂的公文、摹本、审讯、密件弄得不知所措，刻意仿造文件以陷害无辜，这种事怎么能和军队联系在一起呢？军队意味着游行、制服、军靴、肩章、枪炮和旗帜。骄傲地骑在马背上，手持利剑，和着音乐和军鼓的节拍的军官怎么可能弯着腰，在窒闷的办公室里仔细仿造笔记、用剪刀和胶水剪切粘贴信件呢？这一点儿都不勇敢，和军事无关，所以一定是污蔑中伤。法国人是爱国的，拥护共和政体的；他们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热爱军队，憎恨并害怕“其他”的东西，即无政府主义者（sans-patrie）、煽动演说家、纵火烧教堂的人，还有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人宣誓要消灭军队。人们喊着“军队万岁！（Vive l’Armée！）”“共和国万岁！（Vive République！）”“打倒德雷福斯派！”“打倒犹太人！”“叛徒去死！”“梅西耶万岁！（Vive Mercier！）”以及其他一些驱逐邪恶，恢复信心的咒语。


    在这个事件中，奥古斯特·梅西耶将军成了军队的化身。他就是1894年担任战争部长，一开始下令逮捕德雷福斯的人，正是这一做法引起了一连串后果，使他成为军队支持者们的偶像，他们奋斗目标的象征。在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聚会中，梅西耶将军一进屋，女士们就站起身来迎接。他61岁，身材高大瘦削，挺拔而整洁，面部线条很硬，鼻子自然弯曲，小胡子上翘，和德国皇帝的式样相同，他的眼神不带感情，时常半闭着，只有在冷酷地扫视别人时才完全睁开。他是个老兵，在墨西哥和普法战争时的麦茨都打过仗；1893年接受战争部任命时，全体员工都欢迎他，因为他是个真正的战士，而非政客。当无政府主义者瓦扬在议会投炸弹时，梅西耶端坐在烟尘和喧闹中，纹丝不动，直到后座的一个碎片弹到他身边，他捡了起来，交给了身后的议员，面无表情地说：“你可以拿去了。”他的个性坚定果断，深思熟虑，举止温文尔雅</a>，审慎拘谨，他一直彬彬有礼，从未屈从于热情。斗争持续升级时，其他人都用“肮脏的野兽”（sale bête）或“混蛋”（ce sud）来称呼他们鄙视的对手，但梅西耶坚持称呼对方“先生”。


    1894年，梅西耶意识到总参谋部出了间谍，针对德雷福斯的罪证又有法律上的缺陷，于是下令先逮捕德雷福斯，希望他能供认罪行。但德雷福斯并没有认罪，调查此事的军官在拼命寻找巩固指控的新证据，此时逮捕的消息泄露给了反犹主义报纸《自由言论》（La Libre Parole），该报断言德雷福斯不会被审判，因为梅西耶被犹太人收买了。在《自由言论》和其他报纸的刺激下，梅西耶叫来了《费加罗报》的军事版编辑，告诉他自己由衷相信的东西：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德雷福斯叛国的铁证”，而且德雷福斯的“罪行绝对成立”。因此，梅西耶在审判前就把军队和德雷福斯有罪连在了一起，打上了谁都解不开的死结。人们立即意识到了这一情形。“今天，不支持梅西耶就要支持德雷福斯；我支持梅西耶。”议会副手休将军（General Riu）对记者说。“如果德雷福斯被判无罪，梅西耶就得下台，”保皇派编辑卡萨兰克（Cassagnac）在《权威》上写道，并补充，既然梅西耶也是政府成员，“如果德雷福斯无罪，政府就有罪。”此后，每次重复这个选择都令情形越来越严重。


    在审判中，也是梅西耶将军授权呈交密件，并扣押不给被告看的——就是这一行为使得审判不合法。梅西耶完全清楚他的所作所为意义重大，在接下来的两年都没有改变立场。伪造和误判的证据越来越多，梅西耶的态度却越来越傲慢，始终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一旦证实德雷福斯的判决是基于伪造的证据，重审案件就会揭露战争部、总参谋部以及梅西耶本人的欺骗行为。简言之，引用梅西耶同事的话说，如果在重审中“德雷福斯上尉被判无罪，梅西耶将军就成了叛徒”。每一次重新调查和取证，从埃斯特哈齐的审判，到左拉的审判，上诉法院的调查，再到在雷恩的最后审判，梅西耶都击败了修正派，守住了错误判决的堡垒。他举止僵硬，高傲自大，面部表情冷得像冰，即便他所陈述</a>的整个构架都摇摇欲坠，他也没有失去控制。一位旁观者联想到了但丁《地狱》里的一个角色，轻蔑地扫视四周“好像地狱都令他鄙视”。


    所有的力量都在他那一边，除了真实。每次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找到新的证据，确信这次肯定会重审的时候，都被宣布无效、被查禁、不予考虑，或者军队再制造新的伪证与之抗衡。支持军队的还有政府、教会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五分之四的报纸杂志，它们惊声尖叫，雷鸣阵阵。正是新闻业制造了这起事件，并断绝了休战的可能。


    巴黎的报纸形式多样，有刻毒的，有噪乱的，有文艺的，有独创的，有私人性质的，还有不知廉耻、恶意中伤的。巴黎的日报是公共生活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报从25版到35版不等，代表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观点，有自称是共和主义的、保守的、天主教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正统主义的、无党派的、绝对独立的、保守——天主教的、保守——君主主义的、共和主义——自由派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无党派的、共和主义——进步主义的，还有共和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的。有的是早报，有的是晚报，有的副刊还配图。每份报都有4版到6版纸是关于政治外交、上流社会、赛马、时尚、戏剧、歌剧、音乐会、画展、沙龙和学术界的。最受尊敬的作家，包括法朗士、勒梅特、巴雷斯、普雷沃，都给报刊写专栏和评论，头版下方就是他们连载的小说。对于重要的话题，编辑们会发表充满抨击的署名文章。报纸是巴黎每天的红酒、肉和面包。上千人从事新闻业，其中也有出人头地的角色。从法兰西学院院士到吃不饱饭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通过给报刊撰稿赚钱。有名的政客退休后也会转投新闻业，作为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收入的来源。


    只要有精力，有财力，有一套想宣传的观点，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创立报纸。写作的才能谈不上是特殊要求，因为每个在巴黎的政治文学界混的人都会写——而且下笔倚马可待，又多又快。观点、争辩的专栏像水一样喷涌而出。威严高傲、责任重大的《时代日报》是报业的领头羊。它超大的版面被每个参与公共生活的人阅读。它的评论决定一出戏的命运，它的外事社论由安德烈·塔尔第欧（André Tardieu）撰写，影响重大，连德国外交部部长冯·彪罗（Von Bülow）都说“欧洲有三大列强——以及塔尔第欧先生”。只是地位显赫的《时代日报》凌驾于这次战斗之上，逐渐倾向于修正派。紧随其后的《费加罗报》就显得脆弱了。此报主编费尔南·德·霍达伊（Fernand de Rodays）听见德雷福斯在革除军职的仪式上大呼无罪，便相信了他。三年后，霍达伊第一个发表了针对埃斯特哈齐的反面证据，以及左拉的前几篇抗议文章，尽管他有个当军官的儿子、当军官的女婿，被他惹怒的民族主义报刊还是谴责他诽谤军队，并组织宣传活动，取消订阅《费加罗报》。报纸的管理层屈从于压力，罢免了霍达伊。此事关系重大，以至于巴黎坊间的传闻说，有人给了霍达伊40万法郎，让他支持德雷福斯，然后管理层出了50万法郎才把他撵走。


    左拉对民族主义报刊的敲诈感受最深，他说这是法国染上的“可耻的恶疾，没人有勇气去治愈”。制造麻烦的是私下里受到支持的特殊利益集团或个别编辑，他们要么有狂热的信条，要么就是毫无原则的人。比如《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编辑欧内斯特·朱代（Ernest Judet），他在巴拿马事件中领导了诽谤克列孟梭的宣传活动，当克列孟梭1906年当选总理后，在他位于纽利的别墅周围设路障，好像是为了保护它不受攻击一样。朱代一直担心共济会成员的袭击，故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和一根用铅加固过的手杖，重达5.5千克。还有保罗·德·卡萨兰克那样的老一辈保皇派，在新闻界里掀起侮辱谩骂的潮流，出于习惯地攻击所有事、所有人，都顾不上是否前后一致。还有一个叫阿瑟·梅耶（Arthur Meyer）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是个裁缝的儿子，拉比的孙子</a>。梅耶热情地支持布朗热，还是个保皇派，他编辑的《高卢人》专门报道上流社会的新闻。盖尔芒特（Guermantes）地区的王公贵族很喜欢读这份报纸。如此全心全意地采纳那个世界的观点和偏见是需要勇气的，或者说脸皮要厚，因为梅耶不是夏尔·斯万[4]夏那种可以自由融入周围环境的人。实际上，他的相貌与反犹主义讽刺漫画很相似。不过，他还是在巴黎富人区结了婚，对象是蒂雷纳伯爵（Comte de Turenne）的一个没有继承亡夫财产的女儿。梅耶也被接纳进了乌采兹公爵夫人的小圈子，成了后来觊觎王位的巴黎伯爵的朋友和顾问，两人推心置腹。此人的晨礼服和领结的式样竟也成了男装时尚的标杆。


    《强势报》的亨利——罗什福尔伯爵（Comte de Rochefort）则属于那种胡闹的本领不受原则约束的记者：他的想法越变幻莫测，笔杆子就越辛辣、夺目。朋友说他是个“反对”宪法的“保守分子，却不自知”。罗什福尔是热情的讽世者，“有贵族气派”，白胡子尖尖，笑声爽朗，身上汇聚了第三共和国几乎所有的脾性，不管那是多么自相矛盾。他的自传《我生命中的冒险》写满了五卷。他既是拿破仑三世的对抗者，又是布朗热将军的合伙人。最敏感、最易激动的那部分公众很喜欢他的每日专栏。


    德雷福斯派一开始就找到了罗什福尔，认为他会享受为一个大家都相信有罪的无辜人洗刷罪名的过程，罗什福尔的确热忱，但他的经理欧内斯特·沃恩（Ernest Vaughan）却劝他改变了想法，因为公众无法忍受对军队的不敬。罗什福尔遂发觉反面观点也同样刺激，以至于沃恩改变想法的时候，两人吵了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历史性的：沃恩离开了《强势报》，开办了自己的报纸《黎明》（l’Aurore），该报为德雷福斯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媒介。罗什福尔则使出了德雷福斯事件中最为挑拨离间的报复手段。他告诉读者，有一封德皇写给德雷福斯的信存在，共和国的总统受到德国大使明斯特伯爵（Count Münster）的战争威胁，故而已将之还给了德国，但是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强势报》从一位高层军官处得到消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就是德雷福斯得以定罪的“秘密文件”。


    大众的心智已被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烟雾、秘密和阴谋弄糊涂了，这个报道一出现，不少人就相信了。这使得修正派十分苦恼。这给修正等于战争的言论添油加醋。舆论对事件的看法从来不在于真正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民族主义报纸和坊间的流言说了什么。明斯特伯爵还真的出来干涉了，正式否认与德雷福斯的任何联系。但此事在公众看来几乎是最后通牒。被德国问题支配头脑的将军们以此为借口，拒绝重审，他们的论证太有说服力了，以至于自己都相信了。梅西耶将军做证说，在会见了明斯特伯爵之后，他和总统、总理熬夜至凌晨，等待“了解战争或和平会不会成为问题”。当马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坚持德雷福斯无罪时，总参谋部部长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将军生气地质问她：“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呢？德雷福斯写给德国皇帝的亲笔信我可是亲眼所见，甚至还拿在手上过呢！”这位知名的女主人大发雷霆起来：“就算你见到了这些信件，也肯定是伪造的。别指望我会相信这一派胡言。”布瓦岱弗勒便夺门而出，公主松了一口气，大声说：“这个将军真是个畜生！”[5]


    真相与人们说服自己相信的东西，这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无可救药地模糊了。德国政府再三声明不知道德雷福斯这个人，但这也被忽视了，理由是柏林不会了解与下面人打交道的特工的姓名。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报纸将德国描绘成怒气冲冲、威胁开战的模样，因为法国不顾其否定，仍给德雷福斯定罪。所以，只要愿意考虑修正就会被谴责为胆怯地屈从于德国的压力——进一步证明“辛迪加”（Syndicate）的能量。


    “辛迪加”是反犹主义报刊的创造，代表了右翼眼中的邪恶理念。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地下团体，从事黑暗、邪恶的密谋活动，集结力量，为了给德雷福斯翻案，然后用一个基督徒来做替罪羊。任何不利于民族主义者的事态发展都可以归因于“辛迪加”。任何杰出的、受人尊敬的人声明支持修正，就是被“辛迪加”收买了。表明军队造假的证据本身就是“辛迪加”伪造的。民族主义者说，“辛迪加”自1895年起已经花了1000万法郎贿赂法官、笔迹专家、记者和部长。他们说，“辛迪加”受犹太大银行家的资助，钱都在柏林一家国际银行的储藏室里。他们说，“辛迪加”的德国顾问是巩特尔神父（Pastor Günther），德皇的私人牧师。它的使命是毁掉法国对军队的信任，泄露军事机密，趁法国无可防备之机，给敌人打开大门。它的化身是漫画家笔下的肥胖的犹太人，戴着戒指和表链儿，满脸都是耀武扬威的恶毒之气，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脚踩在倒地的玛丽安娜[6]的脖子上。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持续升温，民族主义者眼中的“辛迪加”形象也膨胀开来，成了一个可怕的联盟，除了犹太人以外还包括共济会会员、社会主义者、外国人等有邪恶倾向的团体。这回“辛迪加”的财政来源是所有法国的敌人，德雷福斯是他们破坏法国军队、分裂法国的借口。法国在法绍达被英国羞辱，也被视为是“辛迪加”的杰作。“辛迪加”无处不在，是右翼仇恨和恐惧的化身。“辛迪加”就是敌人。


    反犹主义在法国突然的恶意爆发是有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的。反犹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力量出现在19世纪末，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不断扩张的力量在阶级和国家间制造紧张气氛。工业化、帝国主义、城市的扩大、乡村的衰落、金钱的力量、机器的力量、工人阶级紧握的拳头、社会主义的红旗、贵族的式微，包括这些因素在内的所有东西就像在火山的内部搅拌一样，随时可能喷发。“那些伟大的东西——古老的、世界主义的、封建的、农业的欧洲”正在死亡，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冲突、恐惧和需要发泄的新力量。


    反犹主义正是一个经典的发泄途径。1870年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以及1880年的俄国，犹太人都为指向统治阶级的不满背了黑锅。1881年发生在华沙的集体迫害，和后来剥夺权利的五月法令使得犹太人意识到马志尼[7]格言的正确性——“没有自己的国家，你们就是人类的杂种”。反犹主义也成了有产阶级的替罪羊，而有产阶级此时的恶毒反映出他们对迫在眉睫的旧秩序的崩坏有着深刻的不安。旧的价值观在塌陷。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社会主义者的鼓动，工人阶级不断加深的自我意识，这些都是对地位和财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又是最容易激发敌对情绪的。这种新的憎恶感折磨着西方的绅士们，比如贝尔福的秘书乔治·温德姆，和西奥多·罗斯福特殊的朋友，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莱斯（Cecil Spring-Rice）。亨利·亚当斯极端的抱怨没完没了：他活着就是为了见证“恶魔般的犹太人”和所有“黄金投机商”的灭亡，“读《犹太法国》《自由言论》等报刊很有意思”，“我一整天都在读德拉蒙特（Drumont）的反犹主义言论”。


    在这个阶级里，反犹情绪的来源是金钱的新力量（亚当斯自己最在意的就是金钱了），也就是“黄金投机商”从股票、股份、金融操作中赚钱，以取代传统的通过土地和租金获取财产的方式。犹太问题，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解释，就是一场经济战争。这一天就要到了，所有依附于土地，继而依附于国家的人不得不和“匿名、流浪”的犹太人财产对抗。犹太人和政府联手，在总联盟（Union Générale）的毁灭中大肆获利。总联盟是在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祝福下创建的天主教银行，它的目的明确，就是吸引信众们的投资。在牧师们的建议下，王公贵族纷纷投入资产，信天主教的小康之家也贡献出积蓄。但是，它的对手——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资源优良，头脑敏锐，使得总联盟在1882年破产，天主教徒不论贫富都损失了财产。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教会和保皇派报纸开始讨论犹太“问题”，认为犹太人有秘密的阴谋、邪恶的能量。犹太人，作为永恒的局外人，总是坚持保留自己的身份，常年来因此积累的争论复苏了。犹太人不是法国人；他们是住在法国的异族，可能密谋反对法国，而且肯定反对教会；他们是反教权运动的赞助者，是天主教好思想（bien-pensants）的敌人。


    法国的反犹主义和历史上在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恶毒情况一样，需要煽动者和外部环境的有效结合。这一回的煽动者是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他在总联盟破产之际写下了两卷本的《犹太法国》。1886年发表后大获成功。这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活人祭仪掺和在一起的议论，而非戈比诺（Gobineau）《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那样的哲学论文。戈比诺的书在莱茵河对岸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那儿的人正忙着建立优等民族的理论。德拉蒙特的中心议题是犹太人在金融业的邪恶力量。此书流传甚广，多次重印，它的作者——一个身体强健、面色红润、身板厚实、黑须浓密的人——也因此声名鹊起。1889年，他与德莫莱侯爵（Marquis de Morès）一起组建了国家反犹同盟，以反抗从事金融业的犹太人“秘密而无情的阴谋”——他们“每一天都在破坏法国的福祉、荣誉和安全”。该联盟首次公开集会上，乌采兹公爵（Duc d’Uzès）、吕伊纳公爵（Duc de Luynes）、波尼亚托夫斯基王子（Prince Poniatowski）、布莱特耶伯爵（Comte de Breteuil）和其他王公贵族欣喜地发现身边有真正的肉店、屠宰场工人就座，而工人们也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贵族一致而开心。


    出书和联盟都获成功，德拉蒙特的下一步显然是办报。1892年他创办了《自由言论》，当时正是巴拿马弊案掀起轩然大波之时，贷款项目的主要发起人、投资商柯尼利厄斯·赫茨（Cornelius Herz）与德雷纳克男爵（Baron de Reinach）因涉嫌欺诈成了众矢之的。这两人都是犹太人。德拉蒙特在报纸上上演了唾沫四溅的谩骂，狂怒地追逐恶人，影响颇大。与此同时，他也着手展开一场驱逐犹太军官的宣传，结果两位犹太军官提出与德拉蒙特和德莫莱侯爵决斗。侯爵反常地竭尽全力试图杀死对手，被指控犯规，但在法庭上免了罪。


    当德雷福斯被判有罪时，《自由言论》向公众解释了他的动机：报复他所受的轻蔑，并意图毁灭法国。“去死！犹太人去死！”[8]德雷福斯在阅兵场被革除军职时，栏杆外的人群如此叫嚣。


    叫嚣声也被维也纳《新自由报》的巴黎通讯员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听见了，他当时就在人群中。“这是哪里？”他后来写道，“是法国。共和政体、现代、文明的法国，《人权宣言》百年之后的法国。”受此刺激，他对旧问题的思路清晰了，回家之后便写下《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一书，“重建犹太国家”是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18个月之内，他就在全世界最散乱的团体中组织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有200多个人从15个国家赶来参加。德雷福斯推动了世界事务中一个新因素的发展，而它已经等待了1800年。


    第一个支持德雷福斯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及记者伯纳德·拉扎尔，他编辑一份小型文艺批评杂志《政治和文学对话》，并在天主教的保守刊物《巴黎回音》工作，以赚取生活费。他在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上是象征派，还是个犹太人。他近视的双眼上架着副远近两用眼镜，那灼热的目光，在一个友人眼中，“就像被5000年前的烈火点燃一般”。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判决，并从监狱指挥官处得知德雷福斯一直喊冤，从未招供。后者的哥哥马蒂厄·德雷福斯（Mathieu Dreyfus）也相信弟弟是无辜的，在他的帮助下，拉扎尔花了很长时间搜寻证据，尽管时常面对缄默、是非混淆和闭门羹，他还是冲除阻力，终于公布了一个小册子，名为“司法错误：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他发送了3000份副本给部长、议员、编辑、记者及其他舆论制造者，但没有人理他。拉扎尔和马蒂厄还拜访了有影响的人物，也一无所获。“他们老是拿犹太问题来烦我们。”克列孟梭说。著名的天主教社会改革家阿尔伯特·德·芒伯爵（Comte Albert de Mun）拒绝见他们，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态度冷淡。社会主义报纸《小共和国》在评论拉扎尔的小册子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式的结论：“罢工者没有叛国，但每天都受到不公正的谴责，他们比德雷福斯更值得我们同情。”社会主义者觉得德雷福斯事件不值得关注。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不幸是冷漠的。他们的传统是反对军国主义，而德雷福斯除了是资产阶级以外，还是个军官。他们更愿意享受而不是谴责法律对统治阶级的不公。


    但是拉扎尔唤起的怀疑的涟漪传播了出去，德雷福斯派运动开始了。它俘获了图书管理员卢西安·埃尔（Lucien Herr），此人工作的高等师范大学</a>是法国学术界的心脏。法国最敏锐的学生在这里接受最博学的教授指点，将成为法国未来的教师。1897年的暑假，埃尔每天下午都会与年轻的朋友莱昂·布鲁姆会面，交流思想。一天，他直截了当地说：“你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吗？”布鲁姆过一阵才想起德雷福斯是谁，原来就是那个被判叛国的军官。布鲁姆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接受官方所说的德雷福斯招供的报道，故而大吃一惊。埃尔的影响是有穿透力的。“他指导我们的良知和思想，”布鲁姆写道，“他完全地理解了真理，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达出来。”


    在别处，那些与甘必大（Gambetta）合作建立第三共和国、视建国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也混乱不安起来。其中的两位特别活跃：参议员朗克（Ranc）——激进派领袖、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成员；以及比他年轻的约瑟夫·雷纳克（Joseph Reinach），在20多岁时做过甘必大的主任秘书。作为因巴拿马弊案而声名狼藉的德雷纳克男爵之侄，约瑟夫特别敏感，但触动他的与其说是对犹太人的同情，不如说是法国司法体系的危机。他们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尊重的人作为支持者，那就是奥古斯特·修雷尔-凯斯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议员，他是法国参议院副议长、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还曾担任过甘必大的报纸《法兰西共和国》的主编。


    修雷尔-凯斯纳是阿尔萨斯人，普法战争后决定定居法国，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并被视作那个丢失的省份的化身。他是一个有资产的高贵绅士，出身古老家族，气质文静优雅，是共和国中贵族的代表。《自由言论》的记者去修雷尔-凯斯纳家采访时，见他坐在扶手椅上，“就是圣西门公爵再世也不会如此愤慨”，报道如是说。看见为这样一份报纸工作的人走进家门，修雷尔-凯斯纳无比气愤。当他得知证明魔鬼岛上的那个人无辜的证据被军队压制，埃斯特哈齐伪造文件将其定罪时，修雷尔-凯斯纳震惊了。


    伪造证据是另一名军官比加上校（Colonel Picquart）发现的。他在德雷福斯定罪后被任命为反间谍局局长。当他把调查结果给总参谋部部长和副部长——布瓦岱弗勒将军和贡斯（Gonse）将军——看时，却碰了壁，他们拒不起诉埃斯特哈齐或释放德雷福斯。但比加仍然坚持不懈，贡斯问他为什么非要把德雷福斯带出魔鬼岛。


    “因为他是无辜的，将军！”比加回答。但他被告知这“并不重要”，案件也不会重审，梅西耶将军牵扯其中，针对埃斯特哈齐的反面证据不可靠。比加暗示，如果也在调查的德雷福斯家人发现证据，揭露事实，情形会更糟。贡斯应和说：“只要你不说，谁都不知道。”


    比加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太可怕了，将军。我是不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的。”他说完后离开了房间。比加是战士出身，和其他的军官一样忠实、服从命令，从不花言巧语，没有个人动机，与后来介入的人不同，公开丑闻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自此，比加纯粹地出于公义，做出了种种行动，给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不小的风险。他甚至还是个反犹主义者。一次，有人建议他在演习时带上后备军官雷纳克（Reinach），却遭到了拒绝。“我受不了犹太人。”他说。德雷福斯与雷纳克一样，都不会引起他的重视。但军队竟存心原谅对无辜者的处罚，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周围的压力没有使他改变主意，于是他被调到了突尼斯的步兵团。军队的纪律禁止他将证据披露给公众，但他在休假时溜回巴黎，把实情告诉了他的一位律师朋友，并给出一份报告，让这位朋友在他死后公布。后来，他的揭发行为还是被公开了；他被从突尼斯召回、逮捕、审讯，并被以玩忽职守为由开除军籍；再后来，又被逮捕，关押了一年。


    与此同时，他提供的信息从律师手中转给了修雷尔-凯斯纳，也是他的朋友。修雷尔-凯斯纳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观点，在其他参议员面前坚持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并要求司法复核。他骚扰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再三访问总理和总统。而这些人采用拖延战术，找借口劝他不要急，一定会有“调查”的。实际上，1898年5月就要大选，当时还有8个月。重审会导致搬弄是非的新闻界的叫嚣，军队事务会遭受公众调查。这样的调查一旦开始，如何发展就不好说了，肯定会在俄国方面引起麻烦，法国刚与其签订了军事合作计划，当然德国也是问题。此番内政外交的国家大事要比一个在遥远小岛上的人重要多了，何况，想保住官职的人与政府外部的人对公正的理解大有出入。部长们凭借亨利少校的伪造信件，同意接受总参谋部的观点，因为没有怀疑亨利的理由，那么德雷福斯肯定有罪，埃斯特哈齐可能是个同伙，或者是个不幸的巧合，总之不足以重新审判，让大家心神不安。


    修雷尔-凯斯纳的努力毫无结果，于是他在《时代日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告诉公众，有证据存在“证明德雷福斯上尉不是罪犯”，并要求战争部长展开正式调查“以证实另一人的罪过”。


    同时，《费加罗报》也发表了埃斯特哈齐写给一个被抛弃的情妇的信，其中一封是信件的复制品，写于布朗热时代，以惊人的笔调表达了他对自己国家的反感。“如果我明天能作为德国枪骑兵（Uns）的军官，砍杀法国人后死去，我会非常开心”，他写道，还加了一句，希望巴黎“在烈日下被攻占，被10万个醉醺醺的士兵洗劫一空”。这些充满恶意、对法国无比仇恨的信件的笔迹与令德雷福斯定罪的“备忘录”[9]一致，这对于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奇迹。他们以为斗争已经得胜。但是后来，正如雷纳克所写，他们意识到“公正不会从天而降，必须要奋力争取”。右翼报刊立刻谴责信件是“辛迪加”的伪造品。而埃斯特哈齐，这个负债累累的赌徒，证交所的投机商，时髦又滑稽的恶棍，和一个侯爵的女儿结婚的人，面黄肌瘦，形容枯槁，鼻子扭曲，留着马扎尔式的黑胡子，有着“强盗一般的手”，气质如同“优雅而危险的吉卜赛人，或者一头凶猛的野兽，很精明地主宰着自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民族主义报刊写成了英雄，他的无辜成了不容怀疑的信条。


    而修雷尔-凯斯纳却受到了同等程度的诋毁。在他去议会陈述的当天，群众集结抗议。他身材高大笔挺，肤色很淡，额头很高，白色的胡须都给人一种16世纪胡格诺教派的气势。他走上讲台，步伐稳定而缓慢，好像要上绞刑架一般。外面是雾气沉沉的冬天的下午，卢森堡公园人满为患，他们冲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怒吼着。他向反对他的议员们晓之以理，而观众们却用嘘声和无礼的嘲笑为他的演说打节奏。他提醒大家，他是法国阿尔萨斯最后的议员，这一点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会打动他们，现在却遭遇冷场。演说结束后，他在充满敌意的目光中回到了座位。一个月之后的议会年度改选上，他丢掉了副议长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半时间中都是由他担任的。


    修雷尔-凯斯纳的抗争获得了可怕的克列孟梭的支持。这位保守党眼中的政府破坏者、凶险的人（l’homme sinistre），在辩论、反对席、新闻业、对话甚至用枪或重剑的决斗中都是令人生畏的对手。他就巴拿马问题同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决斗过，现在又就德雷福斯事件和德拉蒙特搏斗。他接受过医科训练，是个支持易卜生的戏剧评论家，还是莫奈的挚友。克列孟梭在1895年写过，莫奈带领人们进入“对世界更微妙、敏锐的视野中”。他请图卢兹-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为他的一本书作插画，请加布里埃尔·弗雷（Gabriel Fauré）为他的一部戏剧配乐。“唯有艺术家走在正确的路上，”他在生命尽头写道，“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给世界带来一些美，但带来理智是办不到的。”


    巴拿马问题之后在野的克列孟梭被修雷尔-凯斯纳关于德雷福斯的事实说动，准备抓住机遇，成就一番大业，虽然政治野心不是他唯一的动力。德国的威胁支配着克列孟梭的政治生涯。埃斯特哈齐信中所说的普鲁士枪骑兵屠杀法国人的景象刺激了克列孟梭，他问道：“我们的领导当中，谁与这个人勾结？谁在保护埃斯特哈齐？……法国士兵的命运，法国的国防交到了谁的手上？”德国之后是反教权主义。“法国军队受耶稣会士的控制……这才是整个德雷福斯事件的根源。”他每天都在《黎明》上就德雷福斯事件打笔仗，接下来的109天中发表了102篇相关的文章；在后面3年中发表了近500篇，收集起来有五大卷。正义的铃声响彻这些文章。“没有正义何谈爱国……一旦有一人的权利被侵犯，每个人的权利都会受损害……真正的爱国者是像我们这样，为正义而奋斗，将法国从镶了金边的无谬论（infallibility）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


    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的也有机会主义者。以前拥护君主制，现在声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尔班·高希尔（Urbain Gohier）在《黎明》上猛烈攻击军队，称军官们是“崩溃的统帅”“德皇的马屁精”，只知道“打仗，然后投降”，除了自己人谁都赢不了；他们是“索多玛的骑兵”、姘妇的侍从。“法国有一半人在猛烈攻击另一半人。”法国出生的拉齐维乌（Radziwill，née de Castene）王妃焦虑地在柏林写道。她的丈夫是安东·卡斯泰拉亲王，一个国际家庭的普鲁士成员，有波兰血统。此人“喜欢说英语，而他的俄国哥哥则喜欢说法语”。王妃一生献给法德两国的友好事业。“没人知道结局如何，”她在信中继续，“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道德上太危险了。”


    危险并不限于道德上的。德国正密切关注着这个吸引了全法国注意力的内部矛盾。德国之所以一再强调与德雷福斯无关，与其说是出于正义感，不如说是为了加剧法国的斗争。德皇因为在此事上没有过错而高兴，愿意告诉来访者以及在皇室的亲戚，法国抓错了人。他的话通过欧洲的国际皇室网络传播。1897年8月在圣彼得堡，德雷福斯事件当时还没有成为法国的中心问题，但是领导俄国的大臣维特公爵（Count Witte）和一位来访的法国代表团成员说：“依我看，只有一件事会成为贵国的重大问题。那就是3年前一个无辜的上尉被抓起来的事。”


    这个看法被圣彼得堡的人们随便地视作理所当然，但同年12月在法国议会上却被一位诚恳可敬、品德高尚的人拒绝了。对于阿尔伯特·德·芒伯爵而言，德雷福斯的无辜被注入了其他的含义；就像圣餐中的面包和红酒一样，彻底地转变了性质。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就是相信上帝。


    多年来教会与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使上述想法混合。用茹费理（Jules Ferry）的话说，共和国的目标是“在没有上帝和国王的情况下组织人民”，所以自从大革命开始，教会就与之抵触，并处于守势。共和国想取代宗教集团，掌管教育，遭到后者的愤怒抵制。教会在复辟天主教君主制上看到了存活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教会要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它本身就是军队的同盟，共和国也是这么宣传的——“枪杆和香炉”总是连在一起。共和派在耶稣会士中看到了好斗、挑衅的教权派参谋官，德雷福斯事件的阴谋正是这些人推动的。耶稣会的领袖是杜拉克神父（Father du Lac），布瓦岱弗勒将军和德·芒伯爵共同都向此人告解，他被视作这两位军官的喉舌。


    教皇利奥十三世是个在外界看来比较现实的宗教领袖，他其实是愿意保留共和国的。布朗热政变失败后，他就不再相信王政复辟的可能了。此外，在抵抗意大利政府上，他需要法国的支持。他在1892年的教谕上敦促法国天主教徒与共和国和解，支持它、渗透它，直到俘获它。这个被称为“团结”（Ralliement）的政策获得天主教中进步主义者的支持、其他人的抵制，而左翼则不相信这回事。激进派领袖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在集会上问道：“你说你接受共和国，那你接受大革命吗？”德·芒就从来没接受过。


    德雷福斯事件风起云涌之时，德·芒伯爵也达到了在法国事业的最高峰——入选法兰西院士。为此他选择了“反革命”作为演讲的主题。他宣称，法国大革命是“本世纪所有邪恶的起源”，是“人类对上帝的反叛”；他相信，古老的理想和信念即将“在我们的时代重现，引发的变化会无法抗拒地”唤醒“13世纪的社会概念”。他的政治生涯的目标是拯救折磨工人阶级的社会不公，并让被大革命疏远的群众重新投入基督教的怀抱。


    在他还是个圣西尔的年轻骑兵军官时，德·芒参加了守备部队在圣文森保罗（St-Vincent de Paul）的慈善工作，开始接触穷人的生活和问题。巴黎公社时期，他是加里菲将军（General Galliffet）的助手，正是这位将军下令向起义的巴黎公社成员开火的。一天，德·芒看见一个快要死的人被放在担架上抬过来。卫兵说</a>，他是个“造反派”，谁知那个人突然起身，用他最后一丝力气呼喊：“不，你才是造反派！”然后死了。德·芒意识到，这一声呼喊的对象是他自己，他的制服，他的国家，他的教堂。他明白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并决定弥合这个缺口。他将巴黎公社的出现归罪于“资产阶级的漠不关心和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极度憎恨”。他告诉圣文森保罗的一位教友，该负责的是“你们，富裕的、伟大的、生活幸福的人，你们从那些人身边走过却看不到他们”。为了看见他们，发现他们，德·芒工作在穷人当中。“认识到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还不够，”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责任，承认社会在对待工人阶级的问题上是失败的。”他决意投身政治，但他参加议会竞选等活动在军队里引发了不满。不得不做出选择之时，他砸碎了刀剑，辞去了军中职务。


    然而，进入议会后，他仍然保留对军队的热爱，并以此为主题撰写令人感动的演说词。信徒般的崇拜、热烈的拥护，这样的演说方式使他成为一名神秘的骑兵（le cuirassier mystique）。他是所在方阵最好的演说家，是“右翼的饶勒斯”。朗诵的功夫，他已精心研究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举止得体，文质彬彬，一旦起身发言，权威感就无可匹敌。他的话语精雕细琢，充满信仰的力量，嗓音如同小提琴，或圆润明亮，或低沉震颤，抑扬顿挫，和谐婉转，慷慨激昂。他与克列孟梭和饶勒斯的演说决斗称得上是戏剧性的盛宴，很有风格，观众们就像去看明星萨拉·贝纳尔[10]的《小鹰》（l’Aiglon）一样劲头十足。


    尽管顽固的保守派谴责他是社会主义者，鼓励颠覆思想，妨碍现有秩序，他对于自身的阶级还是绝对忠诚的。他曾经支持布朗热，且直到1892年还是很有声望的保皇派，以至于请尚波尔公爵[11]担当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当利奥十三世号召“团结”之时，大多数法国保皇派都震惊了，他们反抗这一要求，而德·芒却宣布从保皇派政治中退出——虽然没说拒绝提供感情支持——当起了团结运动的领袖。尽管社会公正是他的目的，他却拒绝社会主义，理由是“社会主义否定上帝的权威，而我们支持……社会主义断言人类的独立，而我们否认……社会主义是合乎常理的革命，而我们反对革命。我们之间无任何相同之处，我们之间亦无自由主义的余地”。


    他的说法限定了分歧，他所在的立场也难以避免。这么一来，他便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土匪强盗为伍，用德拉蒙特建立的术语战斗。第一个在议会辩论时使用“辛迪加”一词的就是他。“这个神秘而玄妙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他问道，目光直视雷纳克，“在过去的两周里扰乱了整个国家，甚至招致人们对军队首长的怀疑？”——此时他停了下来，好像被自己强烈的感情呛住了——“他们可是有朝一日要领导国家对抗敌人的啊！这不是政治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既不是政府的朋友也不是政府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只有法国人最急切地想保护他们最珍贵的宝藏——军队的荣誉！”


    他高傲的态度、激动的声音令议员们情不自禁地起身鼓掌。雷纳克意识到，难以抑制的激情控制了整个议会，人们已经无法独立思考了。“我脑中感受到的是300个进入催眠状态的听众，一个个怒气冲冲。我的胳膊交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把他们的疯狂转变为暴怒。我怎么斗得过旋风呢？”饶勒斯此时保持沉默，大部分左派因为“恐惧而兴奋起来”，鼓掌喝彩。德·芒傲慢地要求政府发表声明，毫不含糊地确认德雷福斯有罪。战争部长比洛将军（General Billot）服从了，“作为一名士兵以及军队的领导，庄严而诚恳地”宣称，“德雷福斯的罪名成立”。总理接着呼吁法国所有的好人，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利益，支持“与困难做斗争、备受愤怒的激情所折磨的”政府。这一激情在雷纳克与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的决斗中再清楚不过了。米勒兰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所在的党派这次支持政府，可谓史无前例，谴责德雷福斯派对军队“不忠”的指控。


    议会席上的贵族成员，除了德·芒以外，一直都是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保皇派。他们谁都没有在共和国里做什么实际工作。其中，德·拉·拉罗什福科公爵（Duc de Rochefoucauld）是帝国时代前老一辈贵族的代表，其经济来源是波丽露香槟和胜家缝纫机。作为赛马俱乐部主席，拉罗什福科公爵在众人眼中主宰着法国上流社会那层“面包皮”或“面包屑”（gratin）。其他的还有代表上比利牛斯（Hautes-Pyrénées）选区的布莱特耶侯爵（Marquis de Breteuil），和他的朋友格莱夫勒伯爵（Comte de Greffulhe），此人一把黄胡子，气宇愠怒又轩昂，和扑克牌里的老K有几分相像。他是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夫人也是上流社会中最美貌的，这一对夫妻成了普鲁斯特笔下盖尔芒特公爵与公爵夫人的原型。还有一个议员是博尼·德·卡斯特拉伯爵（Count Boni de Castene），他那个小圈子的花花公子，也是品味的权威。此人又高又瘦，面色红润，蓝眼睛，留着金黄整洁的八字须，娶了闷闷不乐的美国富家女安娜·古尔德（Anna Gould），用她的嫁妆建了一座大理石豪宅，用昂贵的古董做家居，展现金钱能买到的最完美的品味。在庆祝豪宅建成的晚会上，一个男仆身穿红衣站在楼梯的弧线弯曲处，弗拉基米尔大公问：“那个穿红衣的人是谁？”东道主回答：“哦，他呀，是为了和大理石的颜色对照，显得更漂亮。”博尼公爵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犹太人“出于拯救同类的无情欲望”而干扰司法程序，并同时把德雷福斯“当作反对军队的借口，这一点肯定有柏林的授意”。无论如何，他们的做法都“令我忍无可忍”。这一想法总的来说就是“面包皮”们的观点，借用一个有名的叛变者加里菲侯爵（Marquis de Galliffet）的话说，他们“仍然一无所知”。


    这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在文艺或其他领域表现出众的。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伯爵（Robert de Montesquiou）就是个大美学家，用紫色和金色的丝绸做衣裳，写华丽的象征主义诗歌，展现了普鲁斯特和胡斯曼[12]笔下堕落的人物：夏吕斯男爵和埃桑迪斯的品质。王尔德也愿意像孟德斯鸠伯爵那样生活，假如他能有更多的钱、更少的才华，完全没有幽默感的话。德萨冈王子是另一个因为爱好男色而臭名昭著的人，他的纽扣上总有鲜花，小胡子光洁如蜡，和他的侄子博尼伯爵争当高雅品位的祭祀。他还和艾贝尔·赫尔曼（Abel Hermant）打官司，认为后者讽刺权贵浪子的小说是对他的诽谤。安娜·德·诺艾利斯伯爵夫人（Comtesse Anna de Noailles）喜欢写诗，衣装飘逸，穿行在她美丽的房间，“美得难以置信，好似一缕幽魂”。在她的晚宴上，她必然是关注的焦点。但她也很少惹客人的麻烦，“不过是在他们进屋时面带微笑，在他们离开时轻声叹气而已”。小说家兼院士沃古尔公爵通过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影响着法国文学，令法国人注意到这些伟大的俄国作家。


    以上就是出色的成员了，其余1000多个“面包皮”的成分则主要由于“对优越感的确信”而为人称道，“尽管看起来正相反”，他们当中的一个如是说。艾默里·德·拉·罗什福科伯爵（Comte Aimery de La Rochefoucauld）因为“顽固僵硬的贵族偏见”而引人注目。某一家人因为礼数不周而遭其唾弃，他和一个地位相当的朋友说：“我们一起走回家吧，路上谈谈头衔。”他称德吕纳（de Luynes）公爵的家族“公元1000年时还什么都不是呢”。同样出身的还有德·乌采兹公爵，他的祖先中还没有一个当过法国元帅的，连国王都吃惊地问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道：“陛下，那要怪我们总是阵亡得太快。”


    “面包皮”们并不热情好客，一些富贵人家“连柠檬水都舍不得给朋友喝”。男人们都自以为是唯一知道如何着装，或与交际花求欢和互献殷勤的。他们接受地位更高贵者的差遣，举止态度都很英国化。格莱夫勒和布莱特耶模仿的是威尔士亲王，隆尚（Longchamps）赛马场也喜欢打赌（le betting），德比赛马也在尚蒂伊（Chantilly）举行，欧特伊（Auteuil）也办越野马赛（le steeplechase），赛马俱乐部里不受欢迎的人会被驱逐出去（ck-boulé）[13]。斯万的原型夏尔·阿斯（Charles Haas）甚至把英文的“先生”（Mr.）刻在名片上。


    一位英国游客造访丹彼埃尔（Dampierre）的吕伊纳公爵城堡，他从汽车、弹子房、男士的伦敦系服装和女士喋喋不休的交谈中看见了虚伪的现代面具，“这层薄膜之下是死海的寂静。所有书都被妥善地锁在和房子分离的藏书室。房子里面没有书，没有报，没有书写用纸，只有一杆笔”。两姐妹——吕伊纳公爵夫人、布里萨克（Brissac）公爵夫人——和她们的朋友沃古尔伯爵夫人此时都快生小孩了。她们是“美丽的造物”，只要把交谈的话题限制在运动上，她们就特别平易近人。这座城堡的主人是在位僭王的宫务大臣。他们这类人“像孩子一样，没什么头脑，讨厌犹太人、美国人、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政府、未来，以及艺术”。


    在共和国法律的规定下，僭王一概被流放。波拿巴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杰罗姆·波拿巴的孙子维克多·拿破仑王子身上，而正统主义者则忠实于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路易·阿道夫·梯也尔[14]是这么形容巴黎伯爵的：“他从远处看像普鲁士人，走近了看，像个智障。”巴黎伯爵1894年去世后，他的位子由其子奥尔良公爵继任。这个愚蠢而古怪的年轻人在1890年生气勃勃地重返法国，宣称要来“分享法国士兵的盒饭（gamelle）”，也就是服兵役。他已经因为和歌剧女伶内莉·梅尔巴的风流韵事而出名了，此后又被罗什福尔冠以“吃盒饭的”（Gamelba）这个不敬的称号。在此之前，奥尔良公爵所代表的事业似乎处于垂死边缘，但现在，保皇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找到了新的号召力、新的希望与激情，反犹主义者也成了他们新的搭档和能量来源。反犹主义成为时尚，当然也给上流社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影响——只要热情拥护新事业，暴发户也能挤进来。“德雷福斯这件事正在摧毁社会。”夏吕斯男爵抱怨。古尔芒特公爵夫人认为，那些她一辈子躲着的人现在只要抵制犹太商店，在阳伞上印“打倒犹太人”的字样，就不得不被接纳进上流社会，这令她“完全无法忍受”。


    “面包皮”们在政府和文化方面都无足轻重，唯一的重要性就是为反动势力提供背景、动机、刺激及财力支持。在此事件中，这一阶层唯一严肃的领导者就是德·芒了。正是他强迫政府以诽谤军队的罪名对写了公开信《我控诉》的左拉提起公诉，从而将尚可控制的情形提升为国家事件。政府若能按自身意愿行事就会按兵不动，这样一来，讨论、证词，尤其是讯问证人等皆可避免。但是，在德·芒的带领下，愤怒的右派要求复仇，他的权威成了一句魔咒。德·芒见战争部无一人在议会应对左拉攻击，便要求休庭，直到战争部部长被传唤出庭，以保证捍卫军队荣誉。一位议员提出，战争部的事可以再等等，先让庭审继续进行。“军队等不了！”德·芒傲慢地宣称。议员们听话地陆续退出，直到战争部部长到庭，接着在德·芒激情演说的煽动下，投票起诉左拉。


    “一个腿脚脏兮兮的巨人仍然是巨人。”福楼拜如此描述左拉。左拉虽可说是法国当时读者最多、书卖得最好的作家，却因为小说中残酷的现实主义而受到不少人的憎恨和唾弃。他毫不留情地挖掘、揭露社会各阶层的阴暗面，无限放大丑恶堕落的细节；从贫民窟到参议员，从农民、妓女、矿工、资产阶级商人、酒鬼，到医生、官员、牧师、政客，他都不放过。更糟的是，传说中乐善好施的19世纪美好形象被他笔下的图景——工业化带给民众可怕的贫穷——颠覆了。法兰西学院的大门从未向他敞开。他在《崩溃》（La Débacle）中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描述使军队大为震怒；《萌芽》发表之后，他亦被归类为拥护工人阶级反抗既有秩序的斗士。左拉是个不可知论者，认为科学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工具。然而，反抗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以及“科学的破产”当时已经开始。


    德雷福斯被捕的前一年正是左拉最风光的时候，发表了二十卷法国社会全景小说的最后一部。出版商在位于布洛涅公园的杜拉克饭店大摆庆功宴，作家、政治家、各国大使、明星演员、四方佳丽云集，从普恩加莱（Poincaré）到伊薇特·吉尔贝（Yvette Guilbert）都来了。在这番成功之后，左拉又将向何处去呢？德雷福斯事件打开了通往崇高之路的大门，但是只有智勇双全者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挑战社会的勇气是必需的；伟大作家的天赋和后天训练也是必要的，不然写不出《我控诉》这样的文章；还要有对受苦者的同情，从而启发他的行动力。左拉是了解苦难的：他年轻时曾有两年找不到工作，蜗居在一座破旧的寄宿房屋的阁楼，饿得受不了了就在屋顶设陷阱捕捉麻雀，然后用一小段窗帘棍就着蜡烛的火焰烤熟了吃。


    在他写的第一篇有关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中，左拉概述了针对埃斯特哈齐的反面证据——笔迹、蓝纸电文（petit bleu）、枪骑兵信件——并断言“真相正在行进，没有什么能阻挡它的脚步”。一个月之后，军队下令对埃斯特哈齐进行军事审判，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欢欣雀跃，以为这是换个法子屈从于修正派。然而，这其实是军队处理埃斯特哈齐问题的策略，因为这场审讯的结果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埃斯特哈齐被判无罪，并成了暴民眼中“与犹太人战斗的殉道者”。这一判决“像大棒向我们砸来”，布鲁姆写道。这等于是又一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真相的行军看来要停下来了。


    唯一能让真相大白的办法是引发一起民事审判。这也是左拉写公开信给法国总统的目的所在。在埃斯特哈齐逃脱罪责的那一天，左拉就已下决心把自己送上法庭。这个想法他只告诉过妻子一人，而且一旦决定就毫不犹豫。他把自己关在书房，连续工作了24小时，掌握了这个如今已成为历史难题的盘根错节，写成了4000字的控诉书。1月12日晚，他把文章交给《黎明》，第二天早晨就见报了，题目是欧内斯特·沃恩建议的（一说是克列孟梭的主意）：“我控诉！”报纸卖出去了30万份，其中不少是被民族主义者买走，当街焚烧的。


    每一个段落都以“我控诉”开头。左拉点了两位战争部长、梅西耶和比洛将军的名，说他们一个是“19世纪最不公正判决的帮凶”，一个是“持有并压制证明德雷福斯无罪证据的人”。他指控总参谋部部长，布瓦岱弗勒将军和贡斯将军也是同一罪行的共犯，帕蒂上校为“恶毒的祸首”（他还不知道亨利少校的所作所为）。他谴责战争部长在新闻界开展“可恶的宣传”，蒙骗公众，掩盖自身的违法行为。他指控第一次军事法庭的审判非法，对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是“奉命”掩盖非法判决，且蓄意免除罪犯的责任，是司法不公。在做出这些指控时，左拉完全明白诽谤法“将加快真相和正义的爆发。让他们把我送上法庭吧。让调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吧。我等着”。


    公众被吓呆了，这样扔给国家军事领导人的指控简直和造反无异。许多修正派也觉得左拉做得过火了。他在原本就很严重的事态上浇了一桶油，激怒并震惊了中产阶级，刺激他们更加支持军队、抵制德雷福斯派。政府追随德·芒次日的决议，宣称对左拉进行公诉。报纸上，仇恨、辱骂、污言秽语都喷向了他，恶意讽刺他的歌曲在街头售卖。群众焚烧他的模拟人像。公告标牌和传单上写着：“法国所有好人给左拉的回答：去你妈的！（Merde！）”攻击左拉的人为了回应德雷福斯事件的主要情绪，谴责他是个“外国人”，指的是他的意大利裔父亲。事实上，左拉的母亲是法国人，他在巴黎出生，在母亲的娘家普罗旺斯的爱克桑长大。


    政府的诉讼记在了作为战争部长的比洛将军名下，无视有关德雷福斯案件的谴责，把指控限制在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是否为“奉命”宣告无罪上。利用这个伎俩，当庭的法官就可以排除所有不直接相关的证词了。这个做法令饶勒斯义愤填膺，他强烈抗议政府，声音如雷鸣响彻议会：“你们是把共和国拱手交给耶稣会士将军！”一听这话，民族主义议员德·博尼斯（Bernis）伯爵就和他扭打起来，场面喧嚣混乱，守卫的士兵不得不赶来恢复秩序。


    《我控诉》好似一出英雄剧，引发了全世界对德雷福斯事件的关注。法国军队居然会以这样的罪名被指控，攻击它的又是最为外国公众所熟知的法国作家，两种情况同样令人惊骇。世界“恍惚而焦虑”地观看着事态的发展，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15]在挪威写道。审讯开始时，德雷福斯派意识到了他们的观众。“场景是法国，剧场是全世界。”他们说。这场审讯把区域事件转变为了普遍事件。


    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可能是最接近普遍真理的作家——契诃夫，被左拉的干预行动深深感动。当时住在尼斯的契诃夫密切关注着愈加兴奋的审讯事态，逐字读完所有的证词，并写信回家：“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唯一话题就是左拉和德雷福斯。”圣彼得堡《新时代报》上的反犹、反德雷福斯演说令他“实在厌恶”，以至于和该报的主编吵了起来。这份报纸经常刊登他写的小说，主编也是和他关系亲密的老朋友。


    外国舆论（除却那些受反犹情绪影响的）主要把它视为司法公正事件，因而不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如此顽固不化，就是不肯重新审判。外国舆论的敌意本身也成为拒绝重审的理由。“法国报纸责问，为什么外国人对德雷福斯事件如此有兴趣，”拉齐维乌王妃写道，“好像一个事关公正的问题不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一样。”情况的确如此，但此事在法国可不只是司法程序那么简单。这不是右派和左派的斗争，因为修雷尔-凯斯纳、克列孟梭、法朗士等并非左派人士。战斗在名义上是关于正义与爱国的，而从根本上是右派与理性的斗争。


    左拉的审判在1898年2月7日开始，持续了16天。西堤岛（Ile de Cité）上法院的气氛有着“压抑着的屠杀的味道”，一位目击者如是说。“人们的脸上写满激动！目光相遇时仇恨爆发！”审判室里有记者、律师、穿制服的军官、穿皮衣的女士……人多得一直挤到窗台。马塞尔·普鲁斯特每天都爬上旁听席，随身带着咖啡和三明治，一秒都不敢错过。窗外起哄的是德拉蒙特雇来的捧场者，40苏一个人。所有牵涉到德雷福斯事件审讯和调查的军官，包括埃斯特哈齐和比加都站起来发誓文件是真实的，包括帕尼扎蒂信件——德雷福斯有罪的“确凿证据”。（外交部部长已经从意大利人那里知道信件是伪造的，曾试图取消审判，但是政府担心发生军队叛乱，不敢这么做。）身子笔挺、高傲自大的梅西耶将军不为所动，“为自己的跌倒挖下了壕沟”。在法庭上，他以军人的名誉保证，德雷福斯的定罪合理合法。辩护律师讯问证人的请求一次又一次被当庭的法官严厉拒绝：“该问题与本案无关。”左拉和他的律师麦特尔·拉博里（Ma tre Labori）以及克列孟梭——虽然他不是律师，但代表《黎明》出庭——的发言被在场听众含混不清的叫喊压住。左拉看起来郁郁寡欢，有点儿紧张，一直忍着性子，直到折磨得受不了了，厉声说出：“吃人啊！（Cannibals！）”——这是伏尔泰在卡拉斯事件中用的词。埃斯特哈齐则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辛迪加的受害者光荣！（Gloire au victime du Syndicat！）”——走到台前做证。僭王的表弟亨利·奥尔良王子在法庭的台阶上和这位枪骑兵信件的作者握手，并以法国军队的礼仪向他致敬。


    “巴黎在悸动。”一位英国游客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杀戮的欲望。暴民砸碎了左拉的住所和《黎明》编辑部的窗户。商店关门，外国人离开。德拉蒙特的副手儒勒·盖伦（Jules Guérin）组织的反犹主义骚乱在勒阿弗尔、奥尔良、南锡、里昂、波尔多、图卢兹、马赛等大小城市相继爆发，并在阿尔及尔到达顶峰：犹太人居住区遭到四天的洗劫，许多人被殴打甚至被杀死。巴黎一家职业介绍所花了5法郎一天，2法郎一晚，雇了一帮恶棍，让他们在门口喊：“淹死犹太人！军队万岁！唾弃左拉！”一次，左拉在雷纳克的陪同下离开法庭，路遇一群人的围堵，喊叫：“淹死叛徒！犹太人去死！”直到警察过来，左拉才获救。此后，左拉每次出庭、回家的路上都有警察护送他的马车，有时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对抗威胁要攻击左拉的人群。左拉的朋友德穆兰（Desmoulins）担任他的保镖，随身佩带左轮手枪。


    法庭上尽管妨碍和嘲笑不断，真相却越来越明朗。左拉的律师拉博里年轻、热情，“与其说他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个性情中人”，克列孟梭强硬、冷酷，在辩论时所向无敌。这两人都不会因为威吓而沉默。有流言说陪审团可能会宣告无罪。布瓦岱弗勒将军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左拉就是我们。这才是问题所在，德雷福斯是否有罪不是陪审团能说了算的。陪审团的成员大多是小资产阶级：一个皮革工、一个菜园园丁、一个酒商、一个职员、一个地主、两个工人。《自由言论》含蓄地威胁陪审团：刊登了其成员的姓名和商业地址，以及读者来信，警告“意大利人”如若无罪会有怎样的报复。


    左拉的最后一次演说不断被观众的嘘声打断。他以40年的工作、四十卷的法国文学作品宣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这么做是为了把他的祖国从“谎言和不公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就算他因此获罪，“法国终有一天会感谢他，感谢这个曾经试着挽回它的荣誉的人”。克列孟梭是这样结尾的，“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将做出的裁断不只是关于我们的，更是关于你们自己的。我们接受你们的审判。你们将接受历史的审判”。


    左拉最后以7∶5的投票被定罪。令人惊奇的是居然有五位陪审团成员有勇气投无罪的票。法庭外，亲王广场（ce Dauphine）上人头攒动，欢呼雀跃。“听他们的声音！听听吧！”左拉临走时说，“看起来像是等人给他们扔肉呢。”克列孟梭告诉一位朋友，假使左拉真的被判无罪，他确信“没有一个在法庭或走廊的德雷福斯派能活着逃出来”。左拉获最高刑罚：监禁一年，罚款3000法郎。他的上诉被拒绝，在朋友的不断劝说下决定逃亡英格兰。他应该被发配到“魔鬼岛，和他的朋友德雷福斯团聚”，这是亨利·亚当斯的评论，“那座岛屿能装多少腐朽的法国人就该装多少。包括大多数新闻记者，戏剧行业的多数人，所有的股票经纪人，再来一两个罗斯柴尔德。”这个意见是他自己的，不是巴黎的暴民那样被收买来的，但是两者的观点是多么一致啊！


    左拉的审讯是一场龙卷风，使社会上各种言论陷入旋涡之中。“每一颗良心都在苦恼，”《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写道，“再没有理由，再没有讨论，所有人的立场都确定了。”家庭，甚至仆人之间都因此分裂。卡朗·达什（Caran d’Ache）最有名的漫画上画着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在晚餐时下令：“不许再说那个事！”接下来的页面只见一家人已经打了起来，一片混乱：桌子被掀翻，刀叉在空中飞，椅子也被当作武器。题目是“他们说了”。


    德雷福斯派联合起来，组成了人权同盟，资助抗议集会和法国各地的演讲。他们起草了一份修正请愿书，使得社会的分裂清楚明白，不可避免。这份名为“知识分子的抗议”的请愿书开始每天在《黎明》上连续登载签名。签与不签的人矛盾因此更加明显。这项活动的发起者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他的哥哥罗伯特（他们的父亲因此一个星期没和他们说话），埃里·阿列维（Elie Halévy）和他哥哥丹尼尔，以及他们的表亲雅克·比才，他是著名作曲家的儿子。这几个人都不到30岁。几乎一开始他们就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得到了“拉丁天才中最美的花”、法兰西院士的领袖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签名。“他从床上爬下来见我们，穿着拖鞋，感冒还没好。”阿列维写道。“给我看，”他说，“我来签名。我什么都签。这真是太恶心了。”法朗士是个理性主义者，荒唐的事态令他厌恶。他也是个犬儒主义者，人类愚蠢的讽刺家。他对圣战的人群和德雷福斯本人都不抱有同情。他曾很有洞察力地说过，德雷福斯和“那些谴责他的军官都是一类人；要是交换了位置，他也会谴责自己”。但是他憎恨随大流的人群，又爱唱反调，所以通常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他的散文像流动的溪流一般清澈。自从1889年与妻子最后一次大吵后，他就穿着晨衣和拖鞋跑出了家门，带着一个装有羽毛笔、墨水台和正在创作的手稿的托盘，走进了一家旅馆。然后，他派人索取衣物，再也没回家。现在，他住在情人阿尔曼·德·凯拉芙（Arman de Caivet）夫人的家里，也很喜欢她的沙龙。阿尔曼夫人对他的挚爱已到了专制的地步：法朗士一旦懒惰就会被她关起来，强迫其写作。从1895年开始，他的一系列以贝尔杰雷（Bergeret）为主人公的，反映当时生活的小说就在极右翼报纸《巴黎回声》（Echo de Paris）上连载。直到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发展，都没有中断，和报纸周围关于事件的报道交相辉映。法朗士的签名令修正派入了迷，论战的双方都很震惊。他“明明是我们的议员”，怎么会和“他们”结盟呢？莱昂·都德[16]表示惋惜。


    《知识分子的抗议》初登场时，获得104人签名，一个月内增加到3000人，支持者包括安德烈·纪德、查尔斯·佩吉、爱理塞·邵可侣、加布里尔·莫诺等学者、诗人、哲学家、医生、教授，还有一位画家——克劳德·莫奈，因为同情克列孟梭而加入。这是莫奈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行动，结果得罪了德加，两人吵了一架后多年都没说话。此时的德加几乎失明，常叫人在早晨读《自由言论》给他听，并对共和国时代的暴发户充满鄙视。“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不择手段。”他轻蔑地说。


    不过，艺术家和音乐家总的来说不怎么关心政治，就算关心也是支持民族主义阵营的更多。德彪西与莱昂·都德的小圈子一起在皇家大道的韦伯咖啡馆聚会。画家比维·德·沙畹（Puvis de Chavannes）也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


    索邦、高等师范大学、医学院、中学和地方大学的教授、教师也签了名；许多人遭到反对，许多人担心报复而不敢签名。“我要是签了名，”一位中学校长告诉克列孟梭，“那个混蛋雷保德（Rambaud，教育部部长）准会把我发配到布列塔尼的。”巴斯德的继任者、著名科学家埃米尔·杜克劳（Duux）立即就签了字，他说，如果他们惧怕修改实验室结果，除非因为意外，否则真理永远不会发现了。以他为榜样，许多科学家也介入了德雷福斯事件，一些人因此遭罪。理工学院的格里莫（Grimaux）教授签了名，并为左拉的审讯做证，结果丢了化学院院长的职位。人们热烈争论，雨果、勒南[17]、泰纳[18]、巴斯德等大师如果还活着，会不会在请愿书上签名。学生和老师起了争执，学生之间也有分歧，支持或反对的委员会也成立了，特别是在天主教影响力很大的地方院校。


    知识界像一块破裂的浮冰，因为抗议书而分离。德雷福斯事件愈演愈烈，两大阵营也南辕北辙，越走越远。曾经的朋友再相遇时已不再交谈，就算他们开口，所说的话也“无法跨越两人之间几个世界的距离”。小说《阿佛洛狄忒》的作者皮埃尔·卢维（Pierre Lou?s）在辩论中站在了他的朋友莱昂·布鲁姆的对立面，结果他们没有打招呼，此生也没再相见。请愿书在传阅时，莱昂·都德的三个记者朋友曾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在吃午饭的三个小时里诉诸“我的爱国精神、我的智慧和我的心灵”。德雷福斯事件之前，他曾在拉博里家吃晚餐，听拉博里夫人吟唱舒曼的艺术歌曲。这是个最美妙的夜晚，“他精力充沛，口才流利；她充满才华、魅力与善意”。他也曾受邀前往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位于蓬德拉尔克（Pont-de-l’Arche）的美丽的家。米尔博拥有梵高的名画《鸢尾花》，他的夫人“热情好客，招待极尽奢侈”，所上的菜“从黄油到红酒，从用油到浓汤”都无与伦比。但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民族主义”这个词在米尔博眼中便等同于“刺客”，而民主则是都德眼中“下了毒的地带”。左拉的审讯之后，都德很快便在《自由言论》和《高卢人》上撰写每周一次的攻击文章，恶毒的态度史无前例。


    莫里斯·巴雷斯是一个将文学和政治生涯结合的小说家，也是朋友眼中期待的修正论者。莱昂·布鲁姆请他签名，把握十足，但是巴雷斯却说他要仔细想想。他想好的答案是拒绝。虽然左拉是他的朋友，他也尊敬左拉，但是他对事件仍有疑问。当他不确定的时候，决定遵循“爱国主义的本能”。几个月之内，他就在鲜血和泥土中找到了神秘的答案；他把左拉说成是“改变了本性的威尼斯人”，也用同样的语言描述犹太人：他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对于我们，国家是祖先的土地，死者的家园。对于他们，国家是最能赚钱的地方”。巴雷斯成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右派的爱国主义话语中先发制人。


    加入此阵营的一个新兵短小精悍，很有邪恶的战斗力。那就是四个版面的漫画周报《嘘！》，作者是福兰（Forain）和卡朗·达什（Caran d’Ache），作品都是在韦伯咖啡馆讨论完成的。卡朗·达什的连环画简洁而有创意。福兰是一个对巴黎社会很有洞见的杰出艺术家，擅长黑白画，不过他的油画有种德加式的死寂感。“他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作画。”在某一期的封面画上，一名普鲁士军官站在一个代表辛迪加的黑暗而阴险的身影后面，给辛迪加带上了左拉的面具。这一张画就包含了民族主义者眼中德雷福斯事件的全部元素。雷纳克是《嘘！》最喜欢攻击的目标，经常被描绘成一只头顶大礼帽、脸形像犹太人的黑猩猩，不停地奔向柏林，向戴着尖头盔的普鲁士人汇报情况。修雷尔-凯斯纳等修正论者以鹰钩鼻子的犹太人形象出现，身穿银行家的皮大衣，为德国的基金会支付巨款，把法国军帽当球踢，或者在拉瓦尚尔的坟墓里采草，做成“花束献给左拉”。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强壮的士兵形象，站得笔直，英勇非凡，面对恶人毫不畏缩——这就是军队。知识分子则瘦高而笨拙，脑袋大得出奇，眉毛中间镶嵌着大卫王之星[19]，举着一个比身体还大的笔在登记他“对所有法国东西的厌恶情绪”。该报唯一的插曲是偶尔将“山姆大叔”画成“新高康大[20]”，大啖由西班牙、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做成的美味佳肴。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莱昂·布鲁姆在一家新的牙科诊所看见一位举止风度很像骑兵军官的年轻人，正和躺在身下的病人说：“这都无所谓，反正他们不敢碰比加！”中世纪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加斯顿·帕里斯（Gaston Paris）在一篇关于菲利普三世的文章结尾激动地呼吁正义，他自己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立场就显而易见了。波尔多大学文学部的元老保罗·斯塔普夫（Paul Stapfer）因为在一次葬礼讲话上影射死去的同事的修正派观点而被停职。荣誉勋位团（Légion d’Honneur）因为“暂停”左拉的资格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成功地激怒了要求驱逐左拉的军队成员，以及追随左拉的人士。法朗士等人从外套上除掉了红丝带。在咖啡馆，民族主义者与修正论者在不同的桌子、门廊的对面落座。甚至整个村庄都定下了立场。一个居住在距巴黎14英里（约22千米）的萨莫瓦（Samois）的居民说，这里的每个村民都支持德雷福斯，而与之相距三四英里（约4到6千米）的弗兰克维尔（Francoville）则毫无例外都反对德雷福斯。


    1898年2月，在议员们常来聚会倾谈的比西奥餐厅（D ner Bixio），德雷福斯事件使得每个人“苦恼愁闷”；3月，加里菲将军说因为这一事件，他不愿出去吃饭或拜访他人；5月，对话一时转向“是美国自己炸了‘缅因’号吗”，除此之外仍然是讨论德雷福斯事件；到了11月，所有人都很郁闷，“这是我吃过的情绪最低落的晚餐”，某议员在日记中写道。


    罗曼·罗兰的巨作《狼》（Les Loups）的首演成了战场。剧本是他在六天之内写好的，为了向世界传达法国正被“缠绕人心的最值得敬畏的问题”撕裂，“这个困境可以和高乃依的悲剧相比，那就是：牺牲国家还是牺牲正义”。当天比加上校就坐在剧场包厢，帕蒂上校也在观看演出，使得现场群情激动。比加第一次被捕后刚被军队遣散，那天到剧场是受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的邀请，后者因为几个月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一剧而声名大噪。法国的戏剧爱好者10年间都在自由剧场（Théatre Libre）备受怀疑论、象征主义和易卜生主义的折磨。“我们需要鼓舞、理想、炫耀，”一位评论家写道，“接着，西哈诺来了！平息了我们的渴望。”西哈诺的精神在那个晚上劲头儿十足。


    饰演比加的演员在台上面对对手时，观众们一下子爆发了，演员的声音被淹没。“整个剧场从上到下都在震动。”“万岁！（Vive！）”和“打倒！（A bas！）”，喝彩与倒彩声越来越狂暴，以至于有人激动地喊“打倒国家！（A bas patrie！）”的地步，一个13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楼座叫道：“打倒基督教！”罗兰自忖：“他们没有听到我的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出戏算无关紧要。真正的场面就在观众中间。这是历史在上演！”


    厮杀持续到第二天。《巴黎回声》和《新闻报》的戏剧评论员临阵脱逃。斯丹尼斯拉斯学院（Collège Stanis）取消了罗斯丹夫人的接待会。两家报纸发起抵制《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的宣传。结果，此剧的声望没有因为其作者与比加的联系而受损。罗兰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重回过去那平静、悲伤而恍惚的年月，我宁愿加入到这场生命的斗争当中。上帝给我斗争、敌人、哀号的人群吧，以及所有那些我能参与的战斗！”


    佩吉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对和平的厌倦。其他人也同意。朗克议员回忆道，那个夏天，人人都担心发生突然袭击。“某天我们会收到警告，不要在家睡觉，以防反犹主义团伙的袭击。第二天，又要担心警察会来抓人。这激动人心；人们感到有活力；他们喜欢有所作为，为了某种事业而斗争的感觉。”


    自从约瑟夫·雷纳克在埃米尔·施特劳斯（Emile Straus）夫人的沙龙里对客人宣布德雷福斯的判决不公，沙龙的两极分化就开始了。在此之前，沙龙是连接时尚和知识界的纽带，弥合了阶级和集团间的分歧。沙龙之于法国就像乡间别墅的聚会之于英国。它们是思想的市场，是社会、政治特权的交易所，他们关心的事只有一件：谁是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下一人？谁会穿着暗绿色的制服，在巴黎精英的注视下朗读悼词，并取代前一个不朽人物的位置？而如今，沙龙开始分裂成各个单元，阻碍这个使大家联合一致的过程——这曾是它们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一般说来，每个沙龙都有个大人物（grand homme）。欧贝农（Aubernon）夫人是女主人中的元老，其沙龙生涯以接待小仲马开始到接待加布里埃尔·邓南遮[21]结束。与她相反，埃米尔·施特劳斯夫人是个美丽的金发女郎，黑色的眼睛水灵灵，待人热切，追随者众多，无法只关注一人。她是作曲家阿列维（Halévy）之女，曾经的乔治·比才夫人，在比才去世后嫁给了埃米尔·施特劳斯，令身后一串追求者伤心欲绝。在德雷福斯事件造成破坏之前，她的沙龙里集结了巴黎的精华，包括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女演员蕾珍（Réjane）、时任英国驻法大使的利顿（Lytton）勋爵、外科医生波奇（Pozzi）教授、为奥芬巴赫的歌剧写词的亨利·梅亚克（Henri Meilhac）、儒勒·勒梅特（Jules Lema tre）、马塞尔·普雷沃、福兰、普鲁斯特，以及每个星期三在自家开沙龙的马蒂尔德公主，都在星期六下午齐聚奥斯曼大道，带来议会、外交部、剧院和各大报纸编辑部的最新消息。雷纳克的宣告之后，勒梅特就离开了，从那天起就只去装点德洛尼斯（de Loynes）伯爵夫人的右翼沙龙了。其他客人也相继离散。


    阿曼·德·凯拉韦夫人在奥什大街的星期日沙龙是修正论者的中心，而阿纳托尔·法朗士则是一颗永恒的明星。克列孟梭、白里安（Briand）、雷纳克、饶勒斯和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是常客。阿曼夫人只邀请作家和政治家，冷落除了诺艾利斯夫人以外的所有贵族。因为诺艾利斯夫人不仅支持德雷福斯，还“像一位从轿子上走下来的东方公主……闪耀的眼光点燃她的连珠妙语”。每张桌子上都放着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书，而大师自己站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央，就一个选题发表演说，其间有时会自己中断，向刚来的客人问好，左右鞠躬，把这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弯下腰吻一个猫一样柔软的、裹着毛丝鼠皮衣的来宾伸过来的手，之后，继续他流畅的讲话，可能是关于拉辛的诗篇、罗伯斯庇尔的悖论，或者拉伯雷的警句。


    德雷福斯事件取代了拉伯雷。欧贝农夫人的沙龙邀请两大阵营的宾客，一旦接触到这个题目，讨论就一下子激烈起来。“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请愿书真是傲慢、荒谬，”权威杂志《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的主编费迪南·伯鲁内吉埃尔（Ferdinand Brière）表态道，“他们这么起名字就是为了抬高自己，好像作家、科学家、教授就高人一等似的……他们有什么权利去干预军事公正的问题？”索邦的古代哲学教授维克多·布罗夏德（Victor Brochard）愤怒地回答：“正义的基础不是法庭而是法律……没有证据就判一个人有罪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是司法谋杀……今天代表法国良心的不是那些将军们，也不是罗什福尔，不是《自由言论》上的争论者，不是埃斯特哈齐或者你的奥尔良公爵。是我们，我们知识分子才是良心。”


    右派的指挥部是德洛尼斯夫人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沙龙，朱尔斯·勒梅特在那里占统治地位。在做了一阵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后，她嫁给了年迈的德洛尼斯公爵，成了有能力决定法兰西院士人选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她也当上勒梅特的家庭教师、母亲、姐姐，据说还是他的情人，尽管有不善的流言说这两人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她的宾客每周五一起吃饭，相聚在一间装潢奢华的屋子里，壁炉架上放着雅典娜的大理石裸像，墙上挂着用卡斯特拉伯爵的话说是“冒牌的”梅索尼埃（Meissonier）画作。《议事录》（Journal des Débats）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勒梅特特别喜欢长篇大论，剧本、诗歌、短篇小说、评论、传记、各种各样的演讲稿、政论</a>、意见、论战，他什么都能写。他的作品最终整理出版时有五十大卷。尽管从本质上说只是个票友，他还是通过《两世界评论》上的一声著名的呐喊</a>挽救了被北方浪潮——易卜生、戈哈特·豪普特曼[22]赫尔曼·苏德曼[23]和斯特林堡——所席卷的法国戏剧，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法兰西学院的大门。民主和成年男子普选的结果令他梦想破灭。“共和国唤醒了我的共和梦，”他写道，“就像人生把我从浪漫主义之梦中唤醒一样。”他对“文字游戏”也丧失了兴趣，迫切想成为行动的人（man of action），为一桩事业打上一针强心剂，不仅能震颤评论的纸页，更能使活着的人热血沸腾。德洛尼斯夫人的餐厅里举行了仪式，勒梅特在喝彩声中登上了法国国家联盟（Ligue de Patrie Franedil;aise）主席的宝座。这个由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联盟目的是团结右翼知识分子，以抗击“国家 patrie）的敌人”。其委员会包括沃古尔、巴雷斯、福兰、领导普罗旺斯语复兴的诗人米斯特拉尔（Mistral）、作曲家文森·丹第（Vincent d’Indy）、画家卡洛吕·杜兰（Carolus Duran）等。法国国家联盟首次集会就吸引了1.5万名会员，在第一个月加入的会员有3万人。勒梅特之所以当选主席，是因为他们想推出一个可以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相当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可惜，勒梅特是个喜欢嘲弄和抱怨的人，并没有领导天分，一旦5分钟之内不能打败对方，勒梅特便会退出讨论。


    担任副主席的诗人弗朗索瓦·戈贝（Coppée）为人温和，并不比勒梅特更能干，几乎是在友人们的逼迫下才接受这个职位的。他是个被怀旧情绪包围的人，喜欢用韵文写作古代谦卑的浪漫故事。当一位英国朋友问他“和那帮人混在一起要做什么”[24]时，他回答：“实话告诉你吧，我也不太清楚。”他能够解释的是，有种模糊的感觉使他意识到，宗教和爱国主义这些使法国强大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如果不做些什么，它们就会被物质主义的潮水彻底淹没。


    真正为联盟出力的领导者是巴雷斯、德拉蒙特、罗什福尔和德鲁莱德，后者也是创建更早的爱国者联盟（Ligue des Patriotes）的领导。在讨论政策时，德拉蒙特会大笑道：“这帮人真是气死我了！”从来都自说自话的罗什福尔会在冗长的讨论后不耐烦地说：“对啊，对啊，这些暴民（canaille）真恶心！”然后说一些令戈贝开心的奇闻逸事。“我们每个人都很严肃，”勒梅特向德洛尼斯夫人坦承，“但是在一起就变得心浮气躁了。”


    然而，他们知道，奋斗的事业极度严肃。备忘录和蓝纸电文（petit bleu）的争执背后，“能听到蛮族军团的脚步声”，莱昂·都德写道。德雷福斯主义是兵临城下的外国人。它是革命，是犹太人，是共济会教徒，是自由思想家，是新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每个人都从中看到自己的敌人。巴雷斯看见了所有“非法国”的东西；阿瑟·梅耶看到了“无政府主义与德雷福斯主义的联合”，他们的祭司——阿纳托尔·法朗士与奥克塔夫·米尔博使之成为“两倍可怕的邪教”。伯鲁内吉埃尔看见的是“个人主义……这个时代的大弊病……尼采的超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我崇拜（culte de moi）”。


    1898年5月选举之后产生的激进政府的领导人中最厉害的角色就是战争部部长戈德弗鲁瓦·卡韦纳（Godefroy Cavaignac），一个平民。他不是军人，而是个有着严格的共和派操守的人，一股“海绿色的清廉力量”，自视为议会腐败的惩罚者。巴拿马事件的调查就是他提出的，此外，他很讨厌克列孟梭。1895年担任6个月战争部部长时，他曾接受“密件”的真实性，深信德雷福斯有罪。即将卸任的总理梅利纳（Méline）曾试图否认裁定结论出来后的任何论据，而卡韦纳决定坦率地直面问题。他重新调查文件后说服自己，尽管有埃斯特哈齐介入其中，德雷福斯的判决仍然公正。于是，他下令逮捕埃斯特哈齐和比加两人，走进议会，下定决心永远埋葬修正派。他居高临下、面无笑容地告诉议员，埃斯特哈齐无罪的判决是错误的，他应该作为同伙处理，但是“我百分之百确定德雷福斯的罪行”。接着，他追溯了这个案件的历程，重组了整个结构，并证明德雷福斯派的每一点都是错的，最后的证据是传说中的德雷福斯悔过书以及帕尼扎蒂的信件，关于信件这一点，两周前还担任总理、现在坐在听众席上的梅利纳已经从意大利人那里知道是伪造的了。卡韦纳的发言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人们站起来喝彩。他卸下了那可怕的重负，议会以545∶0的选票（其中有19票弃权，包括保持沉默的梅利纳）决定把他的演说张贴（affichage）在法国所有的市政厅。“现在，终于可以把那令人作呕的案件埋葬了，”德·沃古尔当晚在俱乐部说，“现在，德雷福斯的罪行至死都铁板钉钉了！”


    这对于德雷福斯派的打击是难以置信的，这是个“残忍的时刻”。一位记者一出议会就去找卢西安·埃尔，告诉他这条炙手可热的新闻。埃尔当时正和莱昂·布鲁姆在书房交谈，两人听闻后目瞪口呆，眼泪都快下来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惊骇和绝望已经把他们镇住。这时，门铃突然响了，饶勒斯冲了进来，友人邀请他一同哀悼，他却置之不理，反而以胜利的语调严厉责备他们：“怎么你们也这样？……你们还不明白吗，现在我们头一次可以确定胜利了！梅利纳无懈可击，因为他什么都不说。卡韦纳已经提到了那些文件，那我，是的，我可以昭告天下，文件是伪造的。那些东西看起来就假，闻上去也假。它们就是伪造品……我肯定，我会去证明。造假的人已经从洞里钻出来了，我们会掐死他。收起你们的死人脸，和我一起高兴起来吧。”


    饶勒斯一出门就写下一系列名为“证明”（Les Preuves）的文章，从那个星期开始发表在社会主义报纸《小共和国》（La Petite République）上，令它的读者瞠目结舌。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的第一次合作。德雷福斯事件架起了一座跨越阶级仇恨的桥。


    在左拉的审讯之前，饶勒斯就已经公开声明支持德雷福斯了。他身材矮小强壮，面色红润，热情快活，全身散发着战斗的热情。那大大的头颅，粗糙的胡须，随意的着装，下垂的袜子，使他看上去很有工人领袖的样子。然而，他并非工人阶级出身，而是来自一个不太有钱，但很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家庭。他还曾是高等师范大学的学生，求学时希腊语、拉丁语、人文学科都名列前茅；亨利·伯格森是他的同学也是朋友，和他一同竞争学校的最高荣誉奖。在左拉审讯等待做证时，他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一边在庭外踱步，一边背诵17世纪的诗歌。当他在议会以沉重而坚定的步伐走向讲坛，将一杯红酒一饮而尽，准备讲演时，听众们都变得紧张而充满期待，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敌视他的人。他的声音“极其洪亮”，几乎震耳欲聋，但当他轻松地降下音量时，大厅的最后一排人还是能听得见。罗曼·罗兰说，听他用全部音量演讲是一种享受。他可以维持这样的音高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他不看笔记，也很少停顿，就算停下来也是因为新的灵感突然涌现。当他遇到对手的诘难时，就像“一只巨大的猫和老鼠玩一样，抚摸他，逗他，让他一会儿往这儿跑，一会儿往那儿跳……然后一记重拳，把他打倒在地”。


    他不喜欢派系斗争，这种把某一正统学说置于最终目标之上的做法曾使社会主义运动深受其害。对于亲自领导卡莫（Carmaux）大罢工的饶勒斯来说，工人阶级力量的最终目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只有联合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目标才能实现。自从接受卢西安·埃尔等人的劝说，意识到德雷福斯的无辜后，他就坚信社会主义如果放弃与不公正斗争，就会损害自身的形象。而把追求正义当作自己的事业，就会在最终的胜利上留下痕迹，打开通向权力的新的道路，使道德的光辉环绕自身。德雷福斯事件在他眼中会成为左翼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者当然是这个战线的领导。


    然而，他在社会主义党派的同事完全没有分享这份热情。温和派如米勒兰、维维阿尼（Viviani）不想混进这桩“费解而危险”的事件；朱尔斯·盖德（Jules Guesde）领导的极端派虽然私下里支持德雷福斯，却反对政党行动，唯恐工人阶级的力量因为无关的原因而分散。《我控诉》发表之后，社会党核心要做出决定，假使右派要求审判左拉，他们该怎么做。温和派局促不安，在选举前夜不愿铤而走险。“为什么要为左拉冒改选的风险？”他们问，“他又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资产阶级。”这一派人争辩之时，盖德在不耐烦的厌恶中突然打开窗户，做出呼吸新鲜空气的夸张姿态，喊道：“左拉的公开信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壮举！”但这不过是个姿态罢了，盖德也在宣言上签了字，表态：“让资产阶级就国家（patrie）、法律、正义……自己撕碎自己吧。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继续下去，这些名词就毫无意义。”德雷福斯事件的不公应该作为打败资产阶级的武器，而不是“为了支持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派系动员再解散无产阶级力量。”德雷福斯事件不过是两大资产阶级阵营的权力斗争：一方面是教权主义，一方面是犹太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支持任何一个都会妨碍阶级斗争。“在德·芒与雷纳克之间，你们还是保持中立吧。”盖德宣告。


    但是正如德·芒所言，这两大阵营之间根本没有中立的空间。“你无法想象我有多难受！”饶勒斯对佩吉说。“我们的敌人算不上什么——但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要把我吃掉，就因为担心竞选的事。他们扯着我的后衣领，想阻止我去演讲。”饶勒斯甩开了他们，拒绝保持沉默，而且还真的在1898年5月的竞选中落败，失去了他在议会的席位。不过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他选区里工业家的反对。于是，正如克列孟梭转投《黎明》，饶勒斯投向了《小共和国》，撰写每日政论专栏。《证明》刚开始登载时，阶级仇恨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根深蒂固，以至于要在斗争中集结左派就必须去掉德雷福斯的阶级。“他已经不再是军官或资产阶级了，”饶勒斯写道，“他已经在苦难中被剥掉了所有的阶级特征……他只不过是当局罪行的见证者……他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饶勒斯猛地扑向证据，着手应对卡韦纳提出的每一个论点和文件，分离传言和勒索，追踪伪造物件。他严肃的逻辑与十足的干劲鼓舞了德雷福斯派，激怒了卡韦纳。在内阁的一次晚宴上，卡韦纳提出以图谋反对国家的罪名逮捕所有修正派的领导者，并点了马蒂厄·德雷福斯、伯纳德·拉扎尔、朗克、雷纳克、修雷尔-凯斯纳、比加、克列孟梭、左拉等人的名。当一位同事讽刺地问道，为什么不逮捕律师时，卡韦纳回答，“当然要逮捕”，并加上了拉博里和德芒热，后者是德雷福斯的律师。


    即便如此，《证明》还是撼动了卡韦纳。为了回应饶勒斯的某些指控，他下令再次检查文件，并请一位此前没有参与这个案件的官员出马。此人深夜加班，借着酒精灯发现了至关重要的事实：帕尼扎蒂信纸是由两张同一个品牌的纸，裁剪成一半拼起来的，连接处隐约出现不同的颜色。亨利上校[25]用的是帕尼扎蒂两张真实信件的空白处制造这份文件的。因此，这份至关重要的信件被证实为伪造品。这项发现令调查官警觉，他继续研究，又发现诸多阴暗的猫腻，矛盾重重。该官员尽职尽责，汇报了发现，使得战争部部长面临倒台。


    德雷福斯事件的征服者卡韦纳看见，他所提出的结论像玻璃一样被打碎。案件的症结竟是伪造品，他赢得全国支持的陈述因此也是谬论。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原则的人而言，掩盖发现是做不到的；他必须面对这个错误的悲剧。好在他不是军人。他下令逮捕亨利上校，将其关押在谢尔士米丁监狱（Cherche Midi），这个德雷福斯曾经待过的地方。1898年8月31日当晚，亨利上校用他们给他的剃刀自杀了。


    军官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吓呆了，一些人甚至哭了出来。这是军队荣誉的污点，“比色当还要糟糕”，一位军官说道。在苏黎世度假的莱昂·布鲁姆在晚上10点给送信的人开门，得知了这一消息。“我觉得一辈子都没有这么激动过……无限的喜悦贯穿全身，其根源来自理性的胜利。真理竟然赢了。”这一次，德雷福斯派终于可以确定他们已完成任务，至少看上去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赢了，因为真相已大白天下。但是能否使别人接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卡韦纳辞职了，不到两周，他的继任者——德雷福斯被捕后上任的第六任战争部部长——也辞职了。政府向如今已无可避免的结果投降，把案件交给了最高法院——“破毁院”（Cour de Cassation）[26]，让它来决定是维持原判还是重审。这一移交行为被视为对将军们的不信任，导致了另一位战争部部长的辞职。整个巴黎像沸腾的水一样，兴奋地等待法庭决定是否接受此案。如果答应受理，“密件”就必须公之于众，而这是军队竭力要阻止的事。英国严肃而冷静的《旁观者》杂志认为，目前局势的逻辑发展肯定会引发军队政变。巴黎的保皇派和右翼联盟的极端主义者也想刺激政变，故而散布阴谋的谣言，组织集会，派出他们雇用的人去街头喊叫。这正是德鲁莱德期待的时刻。


    德鲁莱德是个情绪高昂的煽动者，还是诗人兼议员。他腿很长，鼻子也长，酷似堂·吉诃德。在他眼中，共和国的风车怎么看都要转变方向了。他是参加过1870年普法战争的老兵，在1882年建立爱国者联盟就是为了延续复仇（revanche）精神。其题词“1870—18××”特意将第二个日期留白，“法国仍继续”（France Quand Même）的座右铭也崇高而毫无意义。德鲁莱德撰写爱国诗篇，既恨保皇派也恨共和派，“政治见解和小孩一般”。为了煽动危机，他与反犹联盟的实际头领儒勒·盖伦联合。反犹联盟受到奥尔良公爵的资助，后者想拽住危机的尾巴，有所图谋。紧张气氛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施工现场爆发，2万名建筑工人罢工，政府派遣军队巡逻街道，占领火车站。流言说10月25日议会重开时会发生政变。德鲁莱德和盖伦呼吁人们齐聚波旁宫，进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以表明“对军队的信心，对叛徒的憎恨”。


    社会主义者，或者说社会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突然发现共和国还是值得挽救的。尽管献身于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他们也不愿意这个制度被右派推翻。此外，他们从地方委员会处发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保持中立态度使他们在选区蒙受损失。“因为我们看起来反对所有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许多人误认为我们是君主主义反动派的同盟。”一位在外省工作的党员写道。


    社会主义领导人发出紧急通知，召唤旗下的几个团体，召开紧急会议，组织统一战线以抵抗严重的危险。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急，因而他们成功地（哪怕是暂时地）组织了一个统一战线，名为“警惕委员会”（Committee of Vignce）。遵循正确的革命程序，委员会决定每晚开会，号召人民举行群众游行。与右派同盟的冲突、暴乱乃至内战似乎迫在眉睫。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权同盟十分紧张，呼吁所有共和派人士远离街头的喧闹，但是饶勒斯看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机遇：“巴黎因为决心而震颤……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了。”盖德却看见了危险，他警告大家，这时候挑起冲突可能是那些将军们求之不得的，据说他们正等着暴乱发生，乘机夺权。于是“警惕委员会”犹豫了。社会主义者不会挑起任何事端，他们宣称。“革命团体已做好行动或弃权的准备，一切根据情况来。”


    当时“最有名”的保皇派，奥尔良公爵的首席顾问（chef de cab）安德烈·布菲（André Buffet）对局势的把握十分自信。他给僭王去电报，让其“务必”在10月24日抵达法国附近的布鲁塞尔。公爵当时正在波西米亚打猎，回电说：“我要现在就去还是再等会儿？紧急事务。”布菲态度坚决地回应：“必须靠近边界。”但是公爵接受了更好的建议，留在了原地。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人群包围了议会。协和广场及附近的街巷人山人海。到处是口号，到处是红旗。“这个场景看上去不是新的公社要成立了，就是独裁者发动政变的前夕。”氛围中有可怕的征兆：军队和警察密布。然而，这一天过去了，共和国仍然屹立不倒，因为右派缺乏政变的重要元素——领导者。它有一小撮狂热分子，虽然叫得很响，但还不足以推翻民主国家站得住脚的政府。真要这么做的话，外国的援助或者独裁者帮凶必不可少。正如布朗热在情妇的坟前开枪自杀后，克列孟梭冷酷的比喻：“骑在马背上的人”只有一个“少尉的灵魂”。


    接下来的事件如激流，汹涌澎湃。10月29日，最高法院宣布审理此案，并开始调查。“胜利！”《黎明》用与“我控诉！”相同的字体报道这个消息。修正派的支持者为之叫好，认为此决定重新建立了超越军事力量的公民力量。接着，法院要求呈上“密件”。战争部部长拒绝并辞职。政府垮台了。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最高法院成了争斗的中心。自此，右派处于守势，德雷福斯事件进展最疯狂的时段到来了。民族主义报刊严厉批评最高法院，说它是“叛徒的庇护所”，是“犹太教堂的分支”，是“犹大的巢穴”，还是“证券交易所和妓院的混合体”。法官们不是“德国人的佣工”，就是“犹太教堂的男仆”。双方使用各种力量施加影响，互相指责对方贿赂法官。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强迫此案脱离刑事法庭，进入联合三庭受审。据说刑事法庭偏袒修正派，联合三庭比较容易屈从于压力。


    与此同时，德雷福斯派的暴风雨也开始向比加袭来。为了阻止他在最高法庭作证，军队将之转移到谢尔士米丁监狱，为在军事法庭受审做准备。人权同盟每晚都组织抗议集会，不仅在巴黎，也在外省的城市。饶勒斯的名字和威望吸引了3万人参加马赛的集会。饶勒斯、科学家杜克劳（Duux）、阿纳托尔·法朗士、奥克塔夫·米尔博以及萨巴斯蒂安·福尔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演说家。工人和资产阶级，学生和教授，女工和名媛挤满了大厅，门外人行道上也是听众，他们鼓掌欢迎著名的演说家们，在谢尔士米丁监狱的墙外一同游行，高喊“比加万岁！（Vive Picquart！）”。为比加抗议的签名这回可不止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包括34位法兰西学院院士。这在雷纳克看来，标志着真相的行军所走过的路程。新增加的名字包括女明星萨拉·贝纳尔，《太阳》的编辑埃尔韦·德·凯洛安（Hervé de Kerohant）。后者原是反对修正的，现在在抗议书上以“爱国者、保皇者、基督徒”的名义签名。历史学家及院士拉维斯感到必须要行动了。作为个人抗议的姿态，他辞去了在圣西尔军校的职位。


    就连到那时为止一直保持蔑视和漠然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被席卷进事件中。从前，他们在自己的报纸《悠闲老爹》上谴责克列孟梭、“老剥削家修雷尔-凯斯纳、癞蛤蟆依夫·吉欧（《世纪报》编辑）、丑陋的雷纳克、三个编造邪恶法律（lois scélérates）的罪犯”一同领导“肮脏的人”进行德雷福斯“游街”。然而，现在，当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为两个关在魔鬼岛和谢尔士米丁监狱的烈士控诉时，无政府主义者也为那些被送往法属圭亚那强迫劳动的烈士们做着同样的事。人权同盟对上述情况有了新的兴趣，成功地为其中五人争取到了赦免令。


    一些右翼人士也无法对真相视而不见了。“面包皮”女神格莱夫勒伯爵夫人开始在暗地里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她写信给德国皇帝，想去拜访他以查明德国人是不是真的雇用德雷福斯当他们的间谍。她收到的唯一答案是一大篮兰花。普鲁斯特也在《追忆似水年华》里记载了盖尔芒特亲王的变化：他和斯万坦承，在亨利上校自杀后，他就开始每天偷偷阅读《世纪报》和《黎明》。他和他的妻子互相瞒着去请牧师为德雷福斯和他的家人做弥撒，然后惊讶地发现牧师也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亲王在楼梯上遇见端着早餐盘去亲王夫人房间的女仆，继而发现餐巾的下面正藏着一份《黎明》。


    在深陷泥潭还顽固不化的将军们手下，一些军人也很苦恼。“这话我只和你说，不为外人道，”一位军官在火车上告诉加里菲将军，“我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反对修正。实际上正相反，我们也想看到光明，看到真正的罪犯受到惩罚，这样如果做错了事，军队就不会背黑锅了。”他觉得，要是比加被审讯并定罪，公众舆论就会对军队采取敌视态度。


    就在最高法院开始调查的这个星期，上面下令将马尔尚（Marchand）上校撤离法绍达[27]，军队的苦酒总算倒满了一杯。饶勒斯猛烈攻击帝国主义冒险，这一资本主义的罪孽轻率地危及了和平，而在英国的挑战面前，法国又毫无防备。饶勒斯本来就很强的直觉感在经历了德雷福斯事件后似乎更敏锐了，他的笔下浮现着不祥之兆：“战争还是和平将由偶然的冲动决定。一旦开战，后果很严重，波及范围很广。这将是第一个普遍的战争，吞没所有大陆。资本主义扩大了战场，无数人的鲜血会染红整个星球。这将是对这个社会制度最可怕的控诉。”在他活着的年代，还是有可能把错误归结于制度，而非人性的。


    德雷福斯事件的疯狂还在持续升级。雷纳克在《世纪报》上撰文指责亨利上校毁掉德雷福斯是有“个人原因”的。德拉蒙特说服了亨利夫人，以诽谤罪起诉雷纳克，并以亨利夫人的名义公开募捐，聚焦了各类民族主义者。《自由言论》编辑部在蒙马特尔大街的办公室窗口下，悬挂了一条写有“为了亨利上校的遗孀与遗孤，抗争犹太人雷纳克”的横幅，并在晚上点灯照亮。一个月内，有1500多人捐献了共计13万法郎。他们的名字和加在后面的解释构成了当时也是整个时代的右派的历史。旧姓比贝斯科（Bibesco）的奥登·德·孟德斯鸠伯爵夫人贡献了最高款额——500法郎；一位“很穷却满心仇恨”的中尉捐献了30苏。各种各样的仇恨都有，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处置他们的建议也各种各样，包括剥皮、烙铁、下油锅、泼硫酸、阉割等邪恶的刑罚。也有对外国人和知识分子的仇恨，甚至有一份“积聚了500年的对英格兰的仇恨”。但是，也有很多人捐款是出于对遗孀和小孩的爱与同情。一位牧师为了“捍卫反对犹太基督教欺骗的永恒法则”而捐款，一位音乐教授是为了“法国人，反对外国人”，一位公务员“希望上帝留在学校”，一位佚名捐赠者“婚后6个月就被一个犹太人毁了”，一位工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资本家饶勒斯和雷纳克的受害者”。有无数“真正的爱国者”和一位“心中恼火的法国人”。“万岁！”献给了德拉蒙特、罗什福尔、德鲁莱德、盖伦、埃斯特哈齐、奥尔良公爵、皇帝（l’Empereur）、国王（le Roi）、奥斯特里茨的英雄以及圣女贞德。雷纳克是主要攻击对象，很少有人提到德雷福斯。梅西耶将军也捐了100法郎，但没有提供解释。诗人保罗·瓦莱里“思考之后”，捐了3法郎。


    就在大家正激动的时候，法国总统菲利克斯·福尔（Félix Faure）突然离奇死亡了。公众感觉到有些事情缺乏解释，实际上不公布真相是因为太过丢人。福尔总统对自己的性爱技巧很有自信，于是在一场爱丽舍宫底层的表演中丧了命。本来就充满敌对和怀疑的气氛又增加了一层秘而不宣的阴影。


    新总统的选举在歇斯底里的司法战斗中进行，稳重、单纯的参议院主席埃米尔·卢拜（Emile Loubet）战胜了保守党的梅利纳。卢拜在巴拿马丑闻展开之际时任法国总理，被民族主义者所鄙视。他们说这场选举是“对法国的侮辱”，“对军队的挑战”，是“犹太叛国者的胜利”。他们雇用乌合之众，干扰总统从圣拉萨尔车站到爱丽舍宫的巡行，以至于乐队演奏的《马赛曲》都被喧闹和鸣笛声淹没了。“共和国不会败在我手里，”卢拜平静地说，“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才这么疯狂。”


    右翼已无法控制他们的激动心情，做好了准备要让共和国倒台。“不出一星期，我们就能让卢拜下台。”儒勒·勒梅特吹嘘道。福尔的国葬就是右派计划的政变时刻。一定要说服军队拯救国家。“联盟人士”以为，只要他们在某个时刻喊一声，做个手势就行了，所以懒得去认真组织政变。他们计划在送葬的军事护卫从墓地回到位于民族广场的军营的路上进行拦截，并带着这些军人占领爱丽舍宫。德鲁莱德和盖伦带着200多个爱国者去街头，刚看见护卫军指挥官罗杰将军的马勒就喊道：“去爱丽舍宫吧，将军！跟我们走，将军，跟我们走！去巴士底狱！去市政厅！去爱丽舍宫！朋友在等着我们。我求你了，将军，救救法国吧，建立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吧，把议会的支持者（parlementaires）踢出去！”将军很镇定，依然保持原来的路线前进，无知人群自发地叫道：“拯救法国！军队万岁！”护卫部队掠过了德鲁莱德和他的追随者们，走进了兵营。这时，德鲁莱德突然掀开他的大衣，展示代表赦免权的议员徽章。不过，他还是因为煽动暴动被警察强行带走了，他的好斗激情为他的审判加了一条理由。政变落得一场空，但右翼人士并没有因此气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反犹太联盟收到奥尔良公爵资助的5.6万法郎，和博尼·德·卡斯特拉伯爵的10万法郎。


    最高法院宣布世纪之案的裁定结论时，整个法国都屏住了呼吸。46位身穿红衣、戴白鼬毛皮的法官宣布改判。一艘巡洋舰被派到魔鬼岛，接德雷福斯回来复审。左拉也从英国赶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在《黎明》上发表，杂志为其冠以“正义！”的标题，这个标题的字体如今大家都熟悉了。左拉看见，所有政党和派别的分歧现在已经消失，一个巨大的分界线把法国分裂成两大阵营：代表反动与过去的力量，与之抗衡的是代表正义与未来的力量。这正是完成1789年革命任务的逻辑顺序。德雷福斯派无法遏制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他们为法庭的宣判喝彩，认为这预示着将在新世纪诞生的社会正义。压在法国人身上的耻辱的重担似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豪感。一位《时代日报》派去海牙和平会议的通讯员写道：“除了法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能像法国过去三年那样，加速世界的心跳？”修正判决不仅意味着正义的胜利，也意味着“人类自由”的凯旋。其他国家的人也有感受到这种普遍性的。当时在欧洲旅行的威廉·詹姆斯看到德雷福斯事件大白天下的曙光后写道：“这件事可能会成为那种开启新起点和高水位线的道德呼喊，把传统、集会的呼喊以及新面孔抛在脑后。”


    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发作了。卡朗·达什画了一幅漫画，德雷福斯得意地笑着，雷纳克拿着鞭子，命令道：“玛丽安娜，过来。”展开的另一页上画着从马桶中钻出来的左拉，手里拿着一个德雷福斯玩偶。说明文字是：真相从井里出现。


    次日，对法庭判决的愤怒就发泄在了卢拜总统的头上。那是个星期天，他要去欧特伊观看大障碍赛（le Grand Steeple）——这个社交季里最时尚的节目。总统的马车行驶到正面看台的时候，一群衣着光鲜的绅士们在纽扣眼里插着象征皇室的白色康乃馨以及象征反犹的蓝色矢车菊，他们挥舞着手杖，有节奏地高声喊道：“下台！巴拿马！下台！巴拿马！”卢拜在号叫和威胁声中就座。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金色胡须、戴着白色康乃馨、打着白领结的人（后来被证实是费尔南·德·克里斯蒂尼男爵）一下从人群中穿出来，冲向楼梯，一步两个台阶，把他沉甸甸的手杖打在了总统的头上。女士们尖声惊叫。接着，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然后，攻击者的朋友们喧闹起来，把他从卫兵的手里救下来。有人被逮捕了，还有人围在一起和警察喊叫争吵，一边叫嚷一边挥动他们的手杖。这真是个“嘈杂的地狱”（un charivari infernal）。巴黎地方长官祖林登（Zurlinden）将军打电话要求派遣三个骑兵小分队支援。卢拜气得发抖，但还是向身旁就坐的意大利大使夫人、托尼埃里（Tornielli）公爵夫人道歉。“能坐在您身边我很荣幸。”夫人回答。


    除了卢拜以外，共和国是这次攻击的另一个受害者。公众大吃一惊，异常愤慨。法国各个委员会和市政厅的电报源源不断，表达了人们深切的忠诚感，这是从几年来的经历中无法预料的。卢拜宣布，作为受邀的客人，他准备观看下周日在隆尚赛马场的比赛。有了这个预先的警告，同盟人士以及两大阵营的报纸都号召群众示威，并集结各自的军营。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备措施。30个骑兵中队，一个旅的步兵身穿作战服，排队站在从爱丽舍宫到隆尚赛马场的路上。就连马场的跑道上，每隔10米都有带步枪的禁卫军重骑兵把守，每个投注窗口也有他们的守卫。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守卫在草坪上。跑道上聚集了超过10万人，不少人的纽扣眼上插着代表左翼的红玫瑰。右翼的威胁再次引来了工人们，他们可能不是来捍卫资产阶级国家的，而是来藐视统治阶级的代表的。在场的6000多个卫兵阻止了重大暴乱的产生，但是，这一天之内，示威的人群冲突无数，私下的骚乱和混战频发，呼喊与反驳回响，百余人被捕，记者、警察和示威者都有受伤的。晚上，人群重回巴黎，骚乱席卷咖啡厅；“共和国万岁！”遭遇“军队万岁！”，酒瓶、杯子、玻璃饮料瓶、托盘摔得到处都是，桌椅板凳也成了武器，警察冲锋陷阵；愤怒、流血、全国性的仇恨持续升级。甚至位于巴黎外的布列斯特的一家小旅店，入住的军官和教授们——那些同样被爱国感情驱使的年轻人——也无法交谈和互相理解了，到了一开口就要决斗的地步。该是“上帝出面休战”的时候了，这是《时代日报》的恳求。


    然而，休战并没有到来。隆尚事件几周后，政府再一次解散，恐惧和困难实在太大，以至于8天过去了新内阁还没成立。站出来填补这个真空</a>，准备“清算”德雷福斯事件的人将有权开出其他情况下不可能的条件。这个人是雷纳·瓦尔德克-鲁索（René Waldeck-Rousseau），53岁，巴黎的顶尖律师，举止优雅的演说家，被称为是“共和国的伯里克利[28]”。他是来自布列塔尼的天主教徒，出身富有的名门望族。他的举止引人注目，长得像英国人，留平头和胡须，喜欢打猎和钓鱼，擅长水彩画，着装无可挑剔。罗什福尔说他是“涂发蜡的瓦尔德克”，因为他总是打扮得很漂亮。激进派崇拜他，中间派也赞成他，他是中庸</a>之道（juste milieu）的代表。


    德雷福斯的重审在即，事件的演变也走向高潮。为了在预料中的连续打击下保住乌纱帽，瓦尔德克刻意组成了一个让论辩的双方都很讨厌的政府，这样双方的力量就能互相抵消。他选了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当商业部部长，军事英雄加里菲侯爵（又名公社“屠夫”）担任战争部部长。这个显然的权宜之计引发了新闻界和议院一片喧嚣，抗议的浪潮前所未有。“完全疯了……绝对是精神错乱……太不像话……厚颜无耻！”辩论的双方都愤怒异常。对米勒兰的任命不止激怒了右翼，他接受任命也成了丑闻一桩，造成了自己的政党和第二国际的分裂，历史影响不容小觑。社会主义者接受资本主义政府的任命是一个可以和犹大的背叛相提并论的罪行。饶勒斯伤心不已，恳求米勒兰拒绝接受任命，但是狡猾的瓦尔德克恰恰选了一个贪恋权力的人。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对内阁进行信任表决时做出决定，是否支持瓦尔德克组成的政府。一旦政府解散，法国必然陷入大混乱。饶勒斯终于被卢西安·埃尔的论点说服：“不请求无产阶级政党的帮助，共和国就濒临失败，这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是怎样的成就啊！”然而，盖德那一派则死死抓住阶级斗争不放。盖德说，社会主义者“进入议会，仿佛身居敌人的国度，但我们的目的是与敌对的阶级做斗争”。饶勒斯警告，如果社会主义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它将会落到和“毫无结果、固执己见的无政府主义”一样的层次，但是他的看法没能占上风。社会主义联盟分裂了，25个议员决定支持政府，17人反对。盖德对后一组人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建议，让他们进入议会时高喊“公社万岁！”。可惜，他们没能同右翼达成共识，因此在信任表决时投了弃权票。


    第二天，他们还真的冲着新部长们喊了10分钟的“公社万岁！打倒刽子手！打倒杀人犯！”。加里菲侯爵、德·马蒂格亲王是他们要打倒的主要对象。马蒂格亲王此时年近七旬，有着红铜色的脸和明亮的双眼，正带着嘲讽的笑容观看周围吵闹的景象，半是满足，半是厌恶。他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色当都打过仗。在色当，他曾带领一团骑兵进行最后的冲锋，他对指挥官的答复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您想让我们冲锋多少次都行。”加里菲侯爵被甘必大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战斗精神感动，成了共和国的支持者，一直没有改变立场，并且公开表达他对布朗热的鄙视。他的脸颜色鲜明，鼻子好像食肉猛禽的鸟喙，一双眼睛深陷两边。但他整个人看上去很有精神，很年轻，他仍然保持着“他走向成功时的气度，仿佛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洋大盗，又或者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大老爷（grand seigneur）”。尽管他的肠胃娇贵，因为旧伤有些跛脚，他仍然坚持在杜拉瑞宫打网球，他的风流韵事也广为传颂，是比西奥餐桌上充满生气的粗俗笑料。他告诉人们卡斯第里欧尼夫人是如何向他展示博德里（Baudry）为她画的裸体肖像画的。当他怀疑她是否真有画上那么好看时，夫人脱去了礼服，躺在沙发上摆姿势。“还是画上的更好。”加里菲总结道。他被人称作“谈话的剑客”（sabreur de parole），因为他讲故事“就像带领中队冲锋陷阵一样”。为了军队的战斗效能以及曾经在他手下干过的比加，加里菲成了一个修正派。因为这个罪过，他被逐出赛马俱乐部；当上部长之后，他也从行际盟友联盟俱乐部（Cercle de l’Union）退出，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观点与其他成员格格不入，而是俱乐部里一些“愚蠢”的成员在欧特伊被捕；加里菲说：“如果必须逮捕俱乐部成员的话，就不能再待下去了；这种事情不太令人愉快。”他是个刻薄古怪的人，曾经富有，现在只靠退休金过活也依然骄傲，他拥有“勇气、才智、厚脸皮、对死亡的蔑视和对生活的渴望”。


    这些品质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高潮时担任战争部部长所必需的。在议会面对盖德派极端主义者的奚落时，他突然站起来咆哮：“杀人犯，出来！（L’assassin，présent！）”于是，所有人都闹起来了。民族主义者、激进派、中间派，一边骂人一边亮拳头。和瓦尔德克一样是律师出身的米勒兰，留着灰白的小平头，整洁的黑胡子，戴着单片眼镜，态度严谨又好斗，此时已经败下阵来。他的胡子颤抖着，看起来“好像一只巨大的猫，在暴雨里淋成了落汤鸡”。人们发现加里菲正在记录人名，他后来解释说：“我觉得有必要邀请这几个家伙到我家吃饭。”瓦尔德克试图说话，站在讲坛上1小时，下面的人却最多听见了10分钟。他拼命抗争，最后以26票的优势成功建立新政府。


    加里菲加入这个内阁并“不抱幻想”，而是为了安稳住法国，避免内战，“如果这还可能的话，”他在给雷兹威尔王妃的信中说</a>，“右翼报纸求我做另一个布朗热，左翼又想要我砍掉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将军的头。公众都是傻瓜。我要敢动一个有罪的将军，就会被指控为屠杀军队；我要是什么都不做，又会被说成是叛国。真是难办啊。可怜可怜我吧。”实际上，他虽然觉得卢拜的“资产阶级味道太重”，他还是愿意当部长的，并且在比西奥餐厅的下一次聚会上“十分开心风趣”。他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说有个45岁，身材高大不过还算可爱的夫人到他的办公室拜访，想和军队做一桩有关2万匹马的生意，说要是成了，他能拿100万法郎的好处费。“100万啊，”他告诉这位夫人，“这可算不上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从辛迪加那里拿了2500万呢。你还是去找瓦尔德克吧，他只拿了1700万，一直怀恨在心呢。”


    6周之后是1899年8月8日，对德雷福斯新的军事审判将在有军队驻扎的雷恩开庭。雷恩位于布列塔尼半岛，有反革命的传统，是天主教和贵族的根据地。法国颤抖着，充满期待；每过去一周，人们就紧张一分，离那个时刻越来越近了。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雷恩。所有重要的外国报纸都派明星记者前往此地。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罗素勋爵（Lord Russell of Killowen）也作为观察员出席审讯。德雷福斯事件的所有重要人物，数以百计的法国记者，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学界人物蜂拥而至，把这个小小的市镇围得水泄不通。“密件”被放在炮兵弹药箱里从巴黎发送过来。各地的人们时刻都在讨论即将开始的宣判，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话题。如果宣判无罪，德雷福斯派就迎来了最终的清白；对于民族主义者，这又是致命的伤害；是他们不能允许、无法想象的打击。他们好像接受了命令，又回到了第一次威胁的主题——要德雷福斯还是要军队。“一个决定即将产生”，巴雷斯在《小报纸》上写道，雷恩就好比卢比孔河[29]，跨过之后就无法挽回了。“如果德雷福斯是无辜的，那么七任战争部部长都有罪，按任职的顺序，一个比一个罪孽深。”梅耶在《高卢人报》上回应道。梅西耶将军前往雷恩，作为证人出庭。他在当日的议事日程上写道：“德雷福斯将再次被判有罪。因为在这个事件中，肯定有人犯罪，且罪不在他就在我。既然可以肯定我是无罪的，那么有罪的就是他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个叛徒，我会证明的。”


    8月8日早上6点，法庭在雷恩公立中学开庭，在场的听众有600人，这座中学是当地唯一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坐在第一排，前法国总统卡季米尔-佩里埃旁边的正是梅西耶。他布满皱纹的黄脸上面无表情，还和往常一样。坐在他旁边的是亨利上校的遗孀，戴着表示哀悼的黑色面纱。政界显要，穿制服的军人，穿夏季轻便连衣裙的女士，以及超过400名记者塞满了后面的各排座位。首席法官茹奥（Jouaust）上校——7名军事法官的领导——在那个充满压力的时刻用粗哑的声音叫道：“传被告到庭。”


    一时间，还在聊天的人安静下来，每张嘴都闭上了，人们似乎屏住了呼吸，所有人都向右边墙上的一个小门望去。盯着那扇门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恐惧和敬畏，好像要见到鬼一样。因为被告就是鬼，一个在场的人差不多5年都没见过的鬼，除了他的家人、律师和原告以外，没有人见过的鬼。5年来，他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理念存在于所有人的脑海；现在，他将从那扇门中走出来，而他们将看到拉撒路[30]。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在场的观众凝神屏气，沉默令人痛苦，“一群人身上从未降临过这样的沉默”。


    门打开了，先看见两个看守；他们中间的是个瘦小、衰弱、无精打采的身影，只剩一丁点儿奇怪的人气，看起来既不老又不年轻，皱缩的脸，干燥到枯竭的皮肤，身体几乎都被掏空了，但还是直挺挺地站着，似乎是想坚持着从门口走到证人席的几米路程中不跌倒。唯一不变的是人们从照片上熟知的夹鼻眼镜。“恐怖和怜悯”一下子席卷了在场的人，比加的命运因为德雷福斯而遭到无可挽回的改变，此时他投给德雷福斯的目光异常尖锐，刺痛了在场的其他人。还有一些人的事业也因为德雷福斯而改变了轨迹或者破产，比如克列孟梭和卡韦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四年半来，德雷福斯几乎没说过话，也没听别人对他说过话。疾病、高烧、热带的烈日使他身心衰弱，法国走向疯狂的景象也反映在他的狱卒身上，他们用铁链捆绑他，残忍地虐待他，使他的状况火上浇油。他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对方的话。他在登上讲台的三个台阶时晃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身子，敬了一个礼，表情令人费解。他抬起戴手套的手宣誓，除掉帽子，露出过早变白的头发。他像雕像一样站着。他不知道事件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不知道新闻界的争斗，不知道决斗和请愿书，不知道骚乱、街头暴徒、联盟、审判、诽谤起诉、上诉、政变；更不知道修雷尔-凯斯纳、雷纳克、比加的被捕，左拉的审判，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亨利上校的自杀，对法国总统的人身攻击。在审讯期间，他并没有给大多数人留下好印象。他严格地控制自己，不显露出任何使人同情的神色，令现场那些准备洒一掬热泪的人十分反感。G·A·亨蒂和许多过来的英国人一样，认为德雷福斯遭到了陷害，但是他走的时候，又表示质疑：“这个人看起来就像个间谍，说起话来也像……如果他真的不是间谍，本来也应该从事这个行当的。”亨蒂代表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发言，他们以为抽象的概念诸如正义是黑白分明、清楚易辨的，那些表现得奇怪的人就是间谍。


    最终，决定审判结果的不是德雷福斯在庭上的表现，正如一开始，也不是他制造了整个事件。起决定作用的是梅西耶很久以前造成的困境，这个审讯也是梅西耶等上百个证人的舞台。冷漠而威严、高傲而自信的梅西耶声明为原审时不给被告看“密件”一事负责，并说这是一个“符合道义的”决定。站在证人席上时，对于不喜欢的问题，他拒绝给出答案；不在证人席上时，他又不经允许干涉他人的讲话。“密件”被呈上来接受检查时，他命令公众撤离，法庭也服从了他的要求。被问及军队是否压制证据时，雷纳克坦承，他冷嘲热讽的回答“几乎令人钦佩……好像罪行也能成为美的源泉一样”。梅西耶“已经产生幻觉了”，加里菲写道，“他认为自己成了法国的化身……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个可敬的人”。


    调查和证词拖了好几个星期，一连串证人热情地出庭做证，律师激烈争辩，记者和旁观者争论，雷恩城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法庭还迟迟不给裁定，这种悬而未决的感受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巴黎有传言说，另一次政变已在筹备中，会在梅西耶做证的那一天发生，以至于政府搜查了100个嫌疑人的家，逮捕了还在床上睡觉的65人，其中包括德鲁莱德，但盖伦逃脱了搜捕，他把自己隔离在夏布洛尔大街的一栋房子里，有14个朋友陪伴，且此处藏有枪支弹药，不怎么积极的警察围攻了他6个星期。“我一周7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驻守在办公室，寸步不离，以准备应对一切状况。”加里菲写道。


    8月14日，麦特·拉伯利，这个口才流利，敢作敢为，“长得像大力士，辩护时像拳击手”的律师，在法庭外遭遇枪击。凶手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他边逃跑边喊着：“我杀了一个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我杀掉他啦！”德雷福斯的名字又一次成了抽象的概念。虽然拉伯利并未身亡，但这次袭击给当时疯狂的状况火上浇油。攻击者没有被抓住，而且还带走了拉伯利的公文包，这在德雷福斯派看来是个蓄意的阴谋，又一次证明了民族主义者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谴责对手是“谋杀犯”、“罪犯的总参谋部”，并发誓，“为了我们中的每个人，要杀掉他们的所有人——梅西耶、卡韦纳、布瓦岱弗勒、巴雷斯”。卡斯泰拉王妃在写给加里菲的信中说：“我的上帝啊，这个世纪竟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审判在9月9日结束，难以置信的判决让整个世界倒吸一口凉气。法官们以5∶2的票数再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但认为他“情有可原”，判处了5年徒刑，以取代强制的终身徒刑；德雷福斯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故而刑期已满。可是，叛国罪既然成立，就不可能“情有可原”，所以这个附加条款激怒了两大阵营。这个说法其实是控方想出来的，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法官可以不必为德雷福斯再送到魔鬼岛而受良心谴责，那么让法庭宣判有罪就更容易。


    这个判决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人们震惊了。维多利亚女王给罗素勋爵发电报说：“这个可怕的判决让我大吃一惊，希望那个可怜的受难者能向最高的法官上诉。”“邪恶、可憎，心狠手辣，野蛮残忍”，《泰晤士报》的通讯员写道，他已经顾不上句法结构了。克列孟梭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愤怒地质问：“我们曾经是人类正义的拥护者，历史的传统被丢到哪里去了？呼喊声将响彻世界：法国在哪里？法国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尤其是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在即，世界舆论一下子成了严重问题。在日内瓦湖畔的埃维昂莱班，上流社会的消夏胜地，普鲁斯特发现诺艾利斯伯爵夫人在哭泣：“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外国人现在会怎么看我们？”然而，民族主义阵营却为了同样的理由而庆祝：“这是1870年以来我们第一次战胜外国人。”《高卢人报》欢欣雀跃。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一事件，再明显不过了。敖德萨[31]人的兴奋“简直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柏林人非常愤怒；遥远的墨尔本也传来“反感和厌恶”的情绪；芝加哥人甚至为此举行抗议集会，每个地方都有人号召抵制世博会。在利物浦，《泰晤士报》刚摆出来几分钟就引来无数人购买，很快被标上高价。在挪威的作曲家格里格写信拒绝夏特雷剧院的指挥邀请，因为他“对贵国蔑视正义的行为非常愤慨”。最愤慨的还是当时正由于法绍达冲突而掀起反法浪潮的英国人。海德公园里满是抗议集会，报纸上谴责“对文明的侮辱行径”，实业和文化团体敦促大家抵制世博会，以此向法国政府施压。游客也被要求取消已经计划好的行程，一位湖区的酒店老板就驱逐了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法国夫妇。一位作家给编辑的信中断言，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布尔战争“在真相与正义的问题面前，相形见绌”。不过，《泰晤士报》还是提醒读者，许多法国人冒着“比生命还要大的”风险阻止正义的挫败，他们是不会放弃斗争的，一定会纠正雷恩的误判。


    斗争确实仍在继续，只是公众舆论已经枯竭。德雷福斯事件属于那种不会有完美方案的情况。瓦尔德克·鲁索赦免了德雷福斯，尽管克列孟梭竭力反对，德雷福斯还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接受了这个赦免——因为他已承受不了更多的折磨——不过接受赦免并不意味着停止为其洗刷清白的努力，这是附加的条件。加里菲在军队的议事日程上记载：“此事已告完结……你们要忘掉过去，只想着未来要做的事。”瓦尔德克提出发布大赦令，取消讨论所有与此案有关的悬而未决的法律诉讼。这个做法激怒了两大阵营：右派愤怒是因为德鲁莱德被排除了；德雷福斯派愤怒是因为比加、雷纳克等蒙受冤屈，遭到控告，却无法洗刷罪名。瓦尔德克的态度很坚决：“大赦令不做判断，不是指控，也不平反；它忽略所有疑问。”辩论还是继续激烈进行并维持了一年，直到大赦令成为法律。憎恶仍在持续。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更加坚定、明晰。起先为了追逐耸人听闻的新闻，而非个人信念加入论战的勒梅特现在成了疯狂的保皇派；阿纳托尔·法朗士则比以前左倾很多。


    原来的道德斗争已经成了政治斗争，斗争中心从德雷福斯转变为了德雷福斯派革命。争斗还是原来的争斗，但是措辞、条件改变了。问题已经不在于正义和重审，而是瓦尔德克及其继任者孔布（Combes）能否控制住教权主义，并使教育和军队共和化。瓦尔德克颁布的结社法直接反抗修道会，引发的争论和德雷福斯事件一样激烈；同样的还有安德烈将军的“卡片事件”——这位过分热情的将军1904年出任战争部部长，被发现使用共济会军官提供的卡片，按照天主教官员对宗教信仰的遵守程度来决定是否做出提拔的任命。在马蒂厄·德雷福斯、雷纳克和饶勒斯不屈不挠的长期努力下，重重困难都被克服，最终的重审终于实现了，最高法院“打破”了原先在雷恩的判决。在1906年7月13日，巴士底日[32]的前夜，德雷福斯的被捕几乎过去了12年，雷恩审判已过去7年，议会以442∶32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平反德雷福斯和比加的法令，德·芒此时仍然投了反对票。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德雷福斯被提拔为上校，比加成了将军，这是他们本该获得的头衔，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1902年，德拉蒙特在重选中落败，失去了议会席位；《自由言论》走向衰败，1907年待售却找不到买家。左拉于1902年去世，阿纳托尔·法朗士在他的葬礼上念了公正而高贵的悼文，称这位逝者“曾有一刻……代表了人类的良知”。1908年，左拉的骨灰被转移到先贤祠。在仪式的过程中，一个名叫格里高利（Gregori）的人打了德雷福斯一枪，使他的肩膀受伤，后来又在巡回审判（Assize Court）时脱罪。1906年，克列孟梭当上总理，并任命比加为战争部部长。比加坐在梅西耶的老位子上，“真是一出好戏！”加里菲说，“不能选择自杀的人，能从此事上获得安慰。”


    雷恩是事件的高潮。雷恩之后，为了正义的斗争以及右翼同共和国的斗争都没结束，但是德雷福斯事件结束了。在事件持续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像大革命时一样，展现出了最好斗的一面。那是个全无节制的年代。人们全力投入斗争，亮出能力与信念之剑。他们不留余地，破釜沉舟。在新世纪的前夜，德雷福斯事件表明，惊人的能量与残暴为期不远。


    [1] 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


    [2] 这三处分别为意大利、捷克和奥地利的地名，拿破仑曾在这些地方得胜。


    [3] 原文为法语：Oh，les braves gens ！


    [4] 夏尔·斯万（Charles Swann）：《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的主人公，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优雅的犹太人。


    [5] 原文为法语：Quel animal，ce générall ！


    [6] 玛丽安娜（Marianne），法国的象征。


    [7] 马志尼（Mazzini，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策划了统一意大利的运动。


    [8] 原文为法语：A mort！A mort les juifs ！


    [9] “备忘录”（Bordereau），一份从德国军事专员的废纸篓里发现的详细备忘录，是德雷福斯叛国罪的最初证据。——原注


    [10] 萨拉·贝纳尔（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著名话剧演员。


    [11] 尚波尔公爵（Comte de Chambord）：波旁王朝最后一个僭王，查尔斯十世之孙，自命为亨利五世，于1883年去世。——原注


    [12] 胡斯曼（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著有《逆天》（àrebours），埃桑迪斯正是此书的主人公。


    [13] 这个词是英语ckball（黑球）的法式拼写，表示投票反对或驱逐。以上列举的词也都是英国式的法语。


    [14]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15] 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Bj?rnstjerne Bj?rnson，1832—1910）：挪威作家，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6] 莱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法国记者，保皇派，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磨坊信札》作者）之子。在论战中持民族主义观点，反对德雷福斯派。


    [17] 勒南（Joseph Emest Renan，1823—1892）：法国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


    [18]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当代法国的起源 》。


    [19] 大卫王之星是两个正三角形叠成的六角形，犹太人的标记。


    [20] 高康大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的主人公。


    [21]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著有《玫瑰三部曲》。因支持法西斯主义而颇有争议。


    [22] 戈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著有《织工》。曾获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


    [23] 赫尔曼·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德国剧作家及小说家，著有《忧愁的夫人 》。


    [24] 原文为法语：Que faites vous，Ma tre dans cette galère？


    [25] 他此时已升职。——原注


    [26] “破毁院”是法国民事、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


    [27] 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南部科多克地区。1899年，法英两军为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在此地相遇，法国因实力不济被迫退出该地区。


    [28] 伯里克利：卒于公元前429年，古希腊政治家、军事家。


    [29]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中部的一条河，曾是恺撒与庞培领地的分界。对于恺撒来说，渡过卢比孔河就意味着破釜沉舟，内战不可避免。有“骰子已经掷出”，恺撒渡河开战的说法。


    [30] 《圣经·新约》中有两个叫拉撒路的人。一个是生前遭受折磨，死后进天堂的乞丐；一个是患病而死，耶稣展现奇迹，令其复活的人。此处应指后者。


    [31]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32] 攻占巴士底狱的纪念日，即法国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