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困境的历史渊源

    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中叶的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甚至绝境。同学们，你们正要进入这个社会，而我则幸运地正要退出舞台。不过，我们共同的不幸是，我们都生在了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年代，一个极度纷扰、却极少激励的年代。《剑桥近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最后一卷是从1898年到现在，名为“暴力的时代”，考虑到人类过去并不鲜见的暴力史，这一提法更加乍眼。


    我们困境的物质方面——污染、战争、人口爆炸，大家都很熟悉，还有那些无形的方面，比如普遍的困境和艰辛，年轻人的不满，老年人的迷茫，犯罪和社会紧张，审美和道德标准双重沦落，性迷失和崇尚性虐待，凡此种种。清单很长，大家也比较清楚，我就不一一列完这些不幸了。我讲话的目的不是探讨这些处境，而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处境的原因。


    毫无疑问你们中会有人想，这么做没有意义，其想法的出发点是认为过去不重要，现在才是重要的。我从偶尔到大学</a>校园访问的经历中了解到，年轻人非常关心当下，而对过去往往嗤之以鼻，认为无关紧要。他们想了解卡夫卡的一切，而不是柏拉图，关心萨特而不是莎士比亚，关注黑人权利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美国历史是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的。对于每个话题，每个学生都只关心与其最直接的相关，并希望每个话题，不管是什么，都能直接和他们个人“挂钩（hook in）”——我在另一所大学听到的说法。自我中心主义（Narcissism）和当下主义（now-ism）——强调自我和现在——是目前大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关切。历史的长处，是让你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待发现的东西和昨天报纸上的新闻同样和你息息相关，苏格拉底对话录比草草胡编乱造的什么社会心理学课程与你更贴近。什么才是要紧的，说到底，是人类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有了一定年头的积累。任何自认为是西方社会一员，或有意保留此种身份的人，都继承了自雅典、耶路撒冷到伦尼米德、福吉谷，以及瓦茨和1968年8月芝加哥的一切西方历史[1]。他或许忽视或许抗拒，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的过去隐于幕后，微笑着，知道个体并不能逃出它的影响。对我来说太清楚了，我们逃不出过去的掌握，就像我们逃不出基因的安排。“别人害怕明天会带来什么，”一位穆斯林智者说过，“但我害怕昨天发生的事。”


    历史学是我的术业专攻，它被定义为社会理解其过去的手段。为了理解过去，我要陈述</a>如下的观点：作为20世纪历史经历的结果，如今人们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曾经坚定的准则，二者的缺失要为我们当前的痛苦负主要责任。


    具体来说，我们丢掉了两个基本的信仰——信仰上帝和信仰进步；遭受了两场幻灭——对社会主义，对民族主义；目睹了一次痛苦的揭秘——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发现；还有一个不快的认识——我们的科学救星居然在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带来同样多的害处。宗教信仰在现代的衰落发端于几百年以前，我们可以方便地说是因为达尔文——除此以外，以上所有事情都发生于20世纪。这些事实在70年来——大体是一个人的一生了——令人心灰意冷。


    只要人类认为自己是带着神光的上帝之子，是上帝以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所画的优美姿势用指尖创造出来的，他就会有尊严，甚至对自己有敬畏。他会感到自己存在于此是有目的的，甚至在苦难降临时或他自己做了错事时也带有了某种隐秘的目的。因为，他成了神性计划（divine n）的参与者。我不愿冒犯一些人的信仰，但我得说，那些人类自我认知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谁也靠不了了，就像李尔王所说，我们只是“无毛两足动物”，这让人非常不舒服。


    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在19世纪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到来。人类相信自己是可以进步的，也正在不断进步。他们从科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医学科学——然后是机械的帮助，加倍了，甚至无限增大了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舒适感、他们活动的自由。房屋铺设管道和</a>自来水、蒸汽机、电灯、冰箱、卫生设备、麻醉和防腐技术、打字机和剪草机、电报和电话——新福利一样接一样，遍布世界。人们期待物质的改良带来道德的进步。生活条件更好，人类应该变得更好。这是那个充满活力、洋溢乐观的时代人人都相信的事。


    但是，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我认为，在今天已经深得到了谷底。新世纪到来，人们生活得史无前例地好，行为却比以往更坏——看看福利国家和第三帝国。潜意识里，有时根本就是有意识地，我们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行为。


    新世纪初生于三场1900年进行的战争：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的战争，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战争，外国联军因为义和团之乱在中国的战争。这都是不入席的小菜，但不祥的先兆已经令人郁闷。


    与此同时，我们有了新的眼光来观察自身，从而撕下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褶纹布，失去了保护。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a>》，由此开始了所谓弗洛伊德革命（Freudian revolution），在其后的几十年向人们展示他们灵魂中的黑暗面。麦克白的杀心被女巫用大锅窥破，现代人则被揭露了他们的潜意识——二者都无法让人心生宽慰。他们自信高贵、慷慨的举动结果只是卑鄙、自私的行为。他们奉献给母亲的原来不是崇敬，而是俄狄浦斯情结。如果是潜意识，脱离了意志，引导着我们走上执谬和邪恶的道路，人们就再也不是他自认为的自己灵魂的主人了。靠能力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信灰飞云散。进而，我们失去了那个顺手可得的替罪羊——魔鬼，就像我们失去上帝一样。过去，当一个人做了坏事或是行为怪异，人们就会说他被魔鬼附身了。这种事再也没有了。再也不能推脱责任了，罪恶根源就是我们自己。


    推广至政治行为——也就是用于人群，这种对人性的新认识摧毁了对民主概念的自信，民主依赖于普通人最普遍的共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假定人是理性的行为体，他自发地根据自己最优的利益采取行动，所以最后会导出理性的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原则下，自由主义者坚持扩大投票权，最终达成一人一票的目标。但是，识字率的提高和投票权的扩大，正如事实证明的，并没有增加政治共识。大众被挥舞的血衣引来逗去，投票的决定只是因为一些口号——“自由造银币”“绞死德皇”“每个车库两辆车”，他们没有展现出比玛丽·安托瓦妮特和卡利古拉更高的政治觉悟，前者说：“让他们吃蛋糕啊。”而后者则任命了他的马为领事[2]。普通人证明了自己并不比堕落的贵族更有智慧，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展现出民主政治假设他们具有的天生的智慧。


    甚至在1914年之前，一整派英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包括“伟大的社会（The Great Society）”一词的发明者格雷厄姆·沃拉斯，在研究了群体政治行为之后，都被悲观主义笼罩。他们中间的一位，威廉·特洛特，在他1908年出版的书《和平与战争中的大众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中发现，暴民或大众的本能是来自弗洛伊德发现的潜意识的罪恶之井。他把大众本能描写为非理性的力量，“模仿、懦弱、残忍……易受他人影响”，然后用这句史上最为阴郁的话结束了他这本著名的论文：“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归根结底，人类会证明，自己不过是大自然又一失败的造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的时代来了，它孕育了我们的时代。究其原因，一位英国历史学家F·P·钱伯斯在1939年写道：“那时大家都在表达好战的意识，而这种奇特现象，历史也许还没来得及给予足够的关注。就像是财富的扩张和人口的倍增，以及将近50年和平的潜意识压力都在暗中积累，直到一个恐怖的临界点，等待着一个意外将其触发。欧洲的人民根本不是从蒙昧走向屠杀，事实上是他们引导着他们的领袖去这么做。”


    战争中人们完成了无数英勇的壮举，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遭遇痛苦，忍受牺牲，互相杀戮，只因为他们坚信两件事：他们的国家是正义的，他们的战争会带来更好的秩序。请原谅我引用自己的一句话：“当战争最终结束，各种各样的后果开始浮现，其中最主要的、压倒其他后果的是：希望破灭。”


    十四点计划抽象地看上去是那么勇敢无畏，但一碰上战胜国国家利益的坚硬现实，就被撞成了粉末。《凡尔赛和约》没有建立起理性的和平，甚至谈不上稳定。国际联盟是真诚而勇敢的尝试，但最终只是失败（和它的后来者联合国一样）。就如格雷厄姆·瓦拉斯写的一样，“在人类最激烈、最英勇地努力了”四年之后，1914年之前的希望和信念都慢慢凋谢了。


    在希望的破灭中，再没有一种比社会主义思潮破灭那样影响深远的了。很难让今天的人明白，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和工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个阶级、哪个种类的社会革命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是如何激情澎湃，如何矢志不渝，如何坚信不疑。他们想象，大变革将扫除一切在资产上施加的邪恶和压迫，建立起依据社会正义的新秩序。他们相信，工人阶级的兄弟情义超越了国界，全球的工人都会拒绝扛枪参军，拒绝向自己的别国同志开枪，战争必将终结。他们相信，当他们胜利——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将被取缔，人们自由地履行他们的天性，就像上帝希望他们的那样善良。理想主义是强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也是真实的政治力量，还是克鲁泡特金、让·饶勒斯、凯尔·哈迪、尤金·德布斯等人的信仰源泉和行为动力。这些运动直接导致了实际的物质好处，工人阶级因此获益——更高的薪酬，更短的工时，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真正为运动助力的是运动领袖的理想主义火焰，他们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本阶级，还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我不认为我需要讨论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变革，更没必要讨论工人运动的组织建构，因为今天已经没有这些运动了。劳工赢得了他们争取的权利和利益，在今天实际上控制了雇主，而不是雇主控制他们，但是，增加的舒适和福利并没有让人类更聪明、更快乐一些。梦想在1914年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受害者，工人阶级上了战场，一点儿不比别的阶级消极。不久之后，工人阶级长久以来的目标——革命，真的在一个国家不可思议地实现了。多兴奋啊，多激动啊，梦想终于高飞了！林肯·斯蒂芬斯宣称：“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它的运转。”但是，如果这就是未来，那么它只证明了历史上最悲伤的事实：一切革命，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 Faure）说，“结束于新统治阶级的出现”。在俄国的例子里，随着新的暴政出现，这个事实也逐渐清晰。


    不无原因地，犬儒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盛行。比起未来充满了希望的战前，这几十年就像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说的，“不再有未来了”。


    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国际联盟公约、华盛顿的限制海军条约、15个国家在其中宣称放弃战争为国家政策手段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这些为集体安全所做的努力在蓄意的侵略面前无能为力。日本吞下中国东北，盘踞中国；德国重整军备，占领了莱茵兰，无人抗议；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虚弱的制裁企图被取消；西班牙，对法西斯的抵抗初成规模，却又以不干涉之名被扑灭了。


    我想，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走向了好战意识的反面，或者是侵略者和姑息者的意志之间发生了截然的分裂。上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没有德国那样强烈的重返战场的动机，它们害怕任何影响现状的风吹草动，尤其是威胁到产权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产者最为担惊受怕，房主最为提心吊胆，而不是屋外的小偷。比恐惧更可怕的，真正伤害民主制度的是一种从上一次战争的尸骨里升起的道德上的失败主义。它摧毁了抗击侵略的意志。


    因此，经历了折磨全人类的战争仅仅20年之后，在领受了伤痛、坏疽、死亡、病痛、枯树残垣、战壕岁月、血污、炸弹、毒气、腐尸的气味、虱子、伤寒、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烧毁村寨、饥荒、痛苦、残忍，各种折磨之后——我们还要再来一遍。


    怎么会这样？1919年时有谁会想到，世界竟然只给了自己20年的缓刑期？这是个可怕的问题，这是文书天使（recording angel）将会带来的对人类最为不利的证词——至少那时是最为不利的，直到60年代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过度开发的土地、空气和水导致了环境的毁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对同类的不仁对待，规模之庞大、用意之决绝，执行之高效，都前所未有。它在历史上的严重性，我认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说。日耳曼民族对犹太民族的灭绝意图，还有对他们简单利落地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追求，与人类不断进步的观念是太不容易调和了。几近完成了这项工作的德国人，是人类的文明民族之一，他们自视为最文明的民族。不过他们却投身于这项极端野蛮的运动，将其当成国家政策去执行，这本该是人类早该脱离的阶段。同样严重的是，其他国家——除了丹麦，但不能排除美国，美国本不应该害怕——却袖手旁观，任其发生，没有提供更多的避难所和救助，其避之不及已经到了似乎是乐见最终解决方案成功的地步了。


    真的，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又一次类似现象的发生，那就是联合国对待以色列的方式，以及相较之下其对阿拉伯人攻击的宽宏大量。反犹主义其来有自，没有风险，在各国各民族中潜藏雌伏根深蒂固，难以驱除。我怀疑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盖因全世界都需要他们充当各式各样的替罪羊。如果他们消失了，全世界都认为有义务让他们复活。


    一个历史学家需要，我认为，至少25年时间，最好是50年的时间来观察，才能形成某种价值观，所以，我在现实上花工夫甚少，除了对当今科学草草一观，或者说应用科学，也就是技术层面的，这是外行人主要看的东西。过去25年的技术变革有四大产物：炸弹（bomb）、有线（tube）、电脑puter）和药片（pill）——也就是核能、电视、电子和避孕技术。性道德革命有药片的部分之功（尽管这在历史上是个周期性的现象），它真正带来的震动是，意外得来的孩子（unwanted children）越来越多了，所以养得粗放。上高中的年轻人常认为怀孕是自己的事，却看不到这事关另一个人类的诞生。这样降生的小孩成长于残缺和怨恨，今后会越来越多地抱怨社会。这种情况下，强制避孕和堕胎也是非理性的。人口已经太多，不打算要孩子却意外怀孕时，就不该生下孩子。


    电脑和电视已经在我当今的视野之外了，原子弹就更是如此。我们对这件我们制造的东西感到理所当然的害怕，所以自从第一次使用就再也没有用过，但关于它的战略却走到了威慑战略的极端——“确保互相摧毁战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个词的缩略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它的本质——MAD（疯狂）。我们似乎以此方式给自己贴上了标签，免得未来的历史学家费心。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一直使用一种同样致命的武器——汽车。它每年在美国能导致5万人死亡，还不包括几万人因此残疾。这真是每年都自己制造一次广岛投弹。如果在人身伤亡上，再算上因修建公路和停车场而毁掉的土地，尾气造成的污染，加油站给乡村带来的恐惧，城市因此遭受的堵塞，汽车可以轻松地获评人类设计的最具毁灭性的工具。不过在诞生的初期，它是件完美的工具，给人带来自由，带来兴奋的速度，带来新的运动、交通方式。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怪物，每个人都需要它，一辆或者更多，经常是比需要的大一倍的体积和马力。汽车的扩散及其恶果可以被控制，但没有控制。每个人都在受罪，却没人喊停。


    其他科技产品也都有相似的无法阻挡的速度。哪个社会会用昂贵的、越来越少的燃料去加热房子到80度，因为在冬天60度太冷，而在夏天冷却房子到60度，因为80度太热？[3]一切都疯了，感觉好像有种力量失去了控制，感觉机器载着人越跑越远，成为这个时代普遍不安的另一个来源。


    我知道，我的发言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多地提到好的、令人振奋的、愉快的事物。但说起来我的题目是我们困境的根源，把目光集中在问题上也是必要的。或许这也不无公正，因为我认为，总的来说，20世纪目前坏事多，好事少，尽管将来人回看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视角改变观点。世界太老，历史太长。人类有记载的4000多年历史中，60年代只占0.25%。由此看来，当下主义太渺小了。


    展开这份令人沮丧的清单有什么用处吗？我不确定有什么用，不过当我们时代的困惑能找到其真实可证的根源，以此推演而来，那么它看上去可能就会稍微不那么愚蠢和荒诞。这么做，通常是帮助我们搞清事情的缘由。


    波莫纳学院的演讲，1969年2月。


    [1] 伦尼米德是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地点；福吉谷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养精蓄锐、重整军队的地方；1965年洛杉矶瓦茨区黑人暴动，1968年的芝加哥暴动，都是这一年的美国族群、政治冲突的标志性事件。——译者注


    [2]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王后。传闻大臣告知她天下大乱，百姓无面包饿死，她说：“让他们吃蛋糕啊！”卡利古拉则是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著名暴君。——译者注


    [3] 华氏60度相当于16摄氏度，华氏80度相当于26摄氏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