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3个月前 作者： 塔奇曼
有一件事造就了历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讽刺，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a>取得全国性权力的四年半之前，他们企图和美国建立关系，要求前往华盛顿，要和罗斯福总统面商机要。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档案解密，不过，我们现在才刚刚知道，美国对此友好姿态未做任何反应。在27年间，两场战争，不计其数的生命魂飞魄散之后，两个没有交情的超级大国因猜忌和恐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之后，一位美国总统——上一位美国总统让1945年的访问未能成行——终于访问了北京，和那两位中国领导人见了面。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吗？
这个提议的原件，1月9日由美国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转交给了在重庆总部的魏德迈，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他们的请求被传达给“美国的最高官员”。内容（这是第一次公开刊载）如下：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末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周恩来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随后发出邀请，他们将坐飞机前往美国。怕此事不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对他们的要求保密，以保证他们和蒋介石</a>的关系如旧，他们当时正在痛苦的谈判之中。
这个消息1月10日到了重庆，但没有转交美国，只是在另一个文件中提及了一下，这个文件可能是给罗斯福总统的，也可能是给国务院或者战争部的。原件被帕特里克·赫尔利截留在重庆，魏德迈将军也被迫同意这么做。
在审视这件事及其原因之前，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正常的途径下，这个请求被转交给了“最高官员”，也收到了肯定答复——九成九不会，但也不是完全没这个可能。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了华盛顿，如果他们成功地让罗斯福总统相信，他们的边区政府正蓬勃发展，中央政府正腐败溃烂，如果他们实现了来访的目的——美国向他们提供军火，停止对蒋介石无条件的承诺，向蒋介石施压，迫使其接受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他们想在此基础上扩大势力），那么，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
由于和美国建立了联系，共产党的威望和实力将加强，国民党将衰落，虽然这两点本来就不可避免，但速度会大大加快。在极度厌战和痛恨恶政的国家，一场三年的内战如果不能被完全避免，也可以大大缩短。美国不再被指责为资助注定失败的一方而延长了内战，也不会引起最终胜利者的深切敌意。这股敌意也不会表现为对美国领事官员的抓捕、殴打，有时是下狱和流放，对沈阳领事馆的查封，以及其他骚扰。然后这些行为也不会引起我们的不满，从而不承认共产党政府。如果双方不存敌意，我们就将和人民政府建立某种级别的外交关系，允许在危机中的对话。如果中国人没有对我们产生恨意和猜疑，从而一边倒向苏联，可以想象，朝鲜战争以及它残酷的后果也就不会发生。由这场战争而生的是两个“幽灵”，一是红色中国的共产主义，一是牢不可破的中苏伙伴关系。没有这两个概念，我们的政治家不会被蛊惑，煽动家不会有温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本可以不一样。我们可能也不会走向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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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串联这条因果链的是一个个“如果”，但是合起来，它就告诉了我们因果的传导，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怪异之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怪异之处是全因偶然，还是有意为之的呢？彼时彼地是真的有选择的余地，还是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呢？回看历史去寻找答案，我感觉到现实的幢幢鬼影，距离当年1/4世纪之遥的现在，事情的轮廓比那些身在此山中的国防部文件要清晰得多。
要谈1945年的情况，需要牢记三点：第一，日本还没有战败；第二，美国的政策侧重于并执着于要国共两党结成某种形式的联合；第三，美国的九人军事观察组——后来扩充到十八人（也就是迪克西使团），已经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从1944年7月就一直在延安发挥作用。使团的目的是借用（中国）共产党的人力、物力，在将来军事行动的战略关键区域，组织一个情报网络，同时可以大致评估共产党的能力和意图。对于美军进入中国（当时这仍然被看作盟军最后一击中的一个动作），还有苏联人进入中国抗击日本，这些事非常重要。
国共联合是美国计划中的核心部分，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行的一条路，既可仍然支持合法政府，又可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地盘对付盘踞在中国北方的日军。和而不同的联合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国的两党爆发内战。说到底，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事，因为它将破坏我们的主要目标——战后维持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并且，内乱一定会招致外患。如果在日本被打回老家之前中国爆发冲突，他们就有可乘之机继续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了。届时，苏联的阴影也将投来。如果国共失和，我们担心俄国人会借进入战争之时利用影响力，煽动中国共产党行动，从而增加中国分裂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1年5月，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有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日本和苏联的未出版的政策研究指出：“保证中国无内战至关重要。”
1944年11月至12月之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作为调停人一直推动着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他乐观、热情，但对这个问题的缘由、性质和历史却知之甚少。11月10日，他成功地和中国共产党谈出一个《五点建议》——中国共产党同意加入联合政府。条文允许共产党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权和他对共产党武装有联合领导权的前提下，享有政治行动的相对独立性。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把参加联合政府看作获得美援的必要途径，长远来看，是他们获取全国的必要途径，所以他们准备暂时委曲求全。然而对赫尔利来说，他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民族主义色彩的工农政党，目标就是民主地分享国家权力，所以这样的条款看来完全可行，简直是他个人外交生涯的重大胜利。他连忙和毛泽东签订了这份文件。
但是，11月16日，让赫尔利大失所望的是，蒋介石完全拒绝了这个建议，就像他告诉赫尔利的，赫尔利签署的承认共产党进入政府的条款，最终只会导致中国共产党控制了政府。赫尔利认为，大元帅[1]的地位与美国的利益以及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他立刻调转枪头，同意了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修正条款。赫尔利大使并未意识到这个安排完全不能反映中国的现实，而他的下属，在国民党政府之下观察了数年，如今终于有了访问和调查共产党区域的机会，他们都看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评估暗示了一个和赫尔利的理解不同的美国利益，这成了关键问题：美国的目标是保存蒋介石，还是更灵活的选择，以防被卷入和一个“逐步倒台的政权”同生共死的命运？
赫尔利和魏德迈是确凿无疑地信奉第一种观点。在当时，要设想一个没了蒋介石的中国确实不太容易。他的民族领袖的威望如日中天，在局外人看来，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信条：除他之外没人能把中国全国上下捏在一起，如果他倒台，随之而来就是乱局。赫尔利和魏德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权力的服色总是令人信服。赫尔利和魏德迈兴冲冲地要证明，史迪威做不到的，他们能做到。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就是对蒋介石亦步亦趋。
在赫尔利的催促下，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了反建议。他提出了联合的计划，要把共产党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掌控之下，接着还要把共产党的地位合法化，变成合法党派之一。赫尔利忙不迭地对蒋介石的新方案表示支持，尽管新方案让他和毛泽东的商讨成果化为了泡影，他还在魏德迈的协助下，用尽浑身解数让共产党接受新方案。后者很自然地拒绝了这个安排，因为这不是联合，而是投降。共产党得出结论，这个会谈的中间人已经倒向另一边，会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取消了继续对话，从此不再相信赫尔利。魏德迈还说，如果共产党能和蒋介石订约，美国可以给他们提供武器和补给。共产党不为所动，因为他们明白，蒋介石将决定援助如何分配。赫尔利还提出重回延安，重启对话，不过也被拒绝；迪克西使团组长大卫·D·包瑞德上校也想加以劝说，可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他们仍然希望，也仍然需要美国的武器，但不需要蒋介石的方案。他们说，美国支持蒋介石，支持的是一个“腐朽的空壳”，尽管全美可能都会支持他，但他“注定失败”。包瑞德结束了访谈，感到和他对话的两位领导人“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
谈判就此进入僵局。共产党做出了极大努力，对收获期以厚望，但现在他们需要重起炉灶。相当偶然地，就在这时，美国军方向他们表达了某种试探性的、明显未获一致同意的友好姿态。这让他们既兴奋又困惑。12月15日，包瑞德上校和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副局长威利斯·H·伯德，同时但分头给延安带去了提议。两人的提议都设想了美国技术部队登陆中国，然后和共产党军队联合行动。伯德上校的计划更夸张一些，包括了美国指挥官要求“战略使用”军队时，他们要和全部共产党军队“完全地合作”。不管这个计划是不是有意绕开大元帅，以及伯德上校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在他颇为自得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提及的只有：“战区司令已经原则上同意全力支持共产党……”
包瑞德上校的两个提议由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B·麦克卢尔将军授权。麦克卢尔向国民党军参谋长陈诚将军讲清了第一个提议，美国的技术部队将限制在4000到5000人，他得到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通常中国人会用这样的回答来表达“不行”的意思，而美国人则用来表达“没准儿”。第二个提议比较惊人，12月27日麦克卢尔口头向包瑞德保证，这个提议已经得到了赫尔利大使的同意。第二个提议说，在欧洲战局胜利之后，要在山东建一个滩头堡，在那里将登陆大约2.8万人的伞兵部队，由共产党暂时照料后勤供应——不包括军备和弹药，直到美军的供应开始发挥作用。共产党说他们同意，但包瑞德还是禁不住想，中国人如此沉着，但他们对这项职责及其含义可能根本闹不明白。
面对这样的前景，共产党不清楚他们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将获得怎样的地位，所以可以理解，他们需要绕过赫尔利，直接和华盛顿建立联系，说明情况。比说明情况更重要的，是获得认可。主动提出远渡重洋的会面——这将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可见他们的诚意。今天，距离毛泽东严厉谴责美国为社会主义阵营永久的、日薄西山的敌人（我们这边有老古板杜勒斯、早期的尼克松等一批人与他们针锋相对），已有25年。可那个明显的问题还在那里：在1945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真的灵活到真心要和美国结成联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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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20世纪20年代时，意识形态的纯洁被证明是关乎生死的，而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调整政治行动去适应现实，随时准备为了生存和优势，与意识形态的对手开展合作。如果他们在1936年可以与蒋介石达成合作并且还将准备合作下去，那又为什么不能和美国权商一二呢？从毛泽东、周恩来和迪克西使团的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开诚布公的谈话里就能看出，他们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谢伟思详尽地报告了这次谈话。
首先，他们想说服罗斯福总统，是他们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国民党。他们知道时间对自己有利，天命在渐渐地、笃定不移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如果他们能用某种办法把这个观点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华盛顿决策层，那时美国就可能被说服，减缓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加快运势的转移。其次，他们想作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像他们欧洲的共产主义伙伴铁托那样，获得美国的武器、军火。在抗击日本方面，他们认为需要美国提供帮助，武器是他们急缺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日军阵线前后方都建立了组织完善的抗日根据地，但缺少打一场真正决战的武器。他们希望去华盛顿说服罗斯福总统，表明他们要求的正当性。他们感到美国还没有察觉到，国民党在衰落，他们在崛起。如果他们能见到罗斯福总统，他们就能当面阐明这一切。
罗斯福总统同情受压迫者的光环已经远达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在小说《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中，卡罗·列维写道，他走进卡拉布里亚破败村落的一户陋舍，看到墙上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家人失踪的儿子的照片，还有一幅罗斯福总统的肖像。当然，在延安任何一户人家的墙上，除了有盟国四巨头的宣传画之外，是否还有美国总统的肖像大可存疑，但罗斯福总统确实在中共领导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他1944年连任成功时，毛泽东发去了贺电，罗斯福总统回复道，他期待“和中国的所有力量积极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如果不算明确表示的话，这至少也是个不错的开局。
在延安的美国观察员们发现，此地的主人对美国极其好奇，迫切地想了解美国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据克罗姆利少校说，毛泽东“能很快地理解任何人告诉他的关于美国的任何事”。他和他的同志非常钦佩，美国军队在极其艰难的太平洋战场上还能步步为营，节节胜利。他们意识到，这支军队一定是能打到日本本土的主力部队。中共要想在现实中有所突破，有钱、有资源、在亚洲有地盘的美国是他们在当时的节骨眼上不得不与之合作的国家。
“我们不能跟美国冲突，我们冒不起这个险。”毛泽东对谢伟思说。他们一点儿也不在意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因为他们十分自信，自己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想让美国承认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承认他们有能力即将取得的东西，承认他们是中国主要的党派，而不是非法组织。他们想在盟军即将到来的胜利中获得参战一方的合法地位，这样就能在对中国的战后安排中分得利益，在联合国的组织里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心里清楚，在有朝一日苏联大军踏进中国东北的时候，他们和美国的联系将助他们一臂之力。总之，他们想彻底搞明白，如果蒋介石拒绝联合政府，那么是否“有可能”，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想知道自己在美国眼中的地位。
关键因素在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他们极其盼望着继承中国的主权。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变成了一块撞沉轮船的礁石。毛泽东早在1944年就清楚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美国只给国民党提供武器，这在效果上是一种干涉，因为这给了国民党力量去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这当然是对中国人民意愿的个人判断，但这个判断也非常现实，并且为美国观察员们所认可，他们的职责就是评估那些证据。约翰·P·戴维斯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后任战区司令的政治顾问，他报告说，“共产党是中国唯一以人民诉求为己任的团体”，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得到“人民大范围积极拥护的团体……中国的命运不在于蒋介石，而在于他们”。他认为，美国在做任何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身处中国的和国务院中的职业军官，此时的建议都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不是保证中国统一的最好手段。如此刺激蒋，让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其实是让他更不容易妥协退让，更有可能推动而不是防范一场内战。在中国的参谋人员感觉到，共产党一定会牢牢抓住华北，极有可能在战后接管东北，我们应该保留一点儿和共产党建立联系的自由，因为只有通过和美国的交情和美国的经济援助，他们将来才可能脱离苏联的怀抱。前方军官对更加“灵活的手段”的请求越发激烈了。有人说，支持蒋介石不是“我们政策的终点”。国务院中国事务和远东部竭力向决策层传达前方的声音，他们甚至说，如果蒋介石本人没有任何补救的举动，那么重审美国的政策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必需的”。
美国外交实践中并不鲜见这种困难：前方的声音无法上</a>达或无法影响到决策层——这里指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继承了看不起职业外交官的偏见——这一点不无道理，但在中国却行不通——他一直认为他的私人特使能让他无所不知，这里指的是赫尔利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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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历史中，赫尔利的性格是个主要的异数。人们总是认为历史的各种变数都受到自然法制约，较少地受既非英雄又非魔鬼的次要角色的性格影响。然而历史却不是严守规则，秩序井然，它常常因一阵微风吹落了湖面上的叶子而微泛涟漪。
结果，赫尔利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使命感之中，包裹着自负、野心和脆弱的自尊，直到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他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的矿工小屋，有一个霍雷肖·阿尔杰笔下主人公的悲惨童年，后来从事法律，又代理过收益不菲的乔克托印第安人的石油生意。辛克莱石油公司都成了他后来的客户。他大发其财，豪赚1500万美元，参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服役，后成为胡佛总统的战争部长，把拓荒者的粗犷奔放掩盖在安德鲁·梅隆式的共和党人的浮华风度之下。他高大、英俊，让人一见难忘，精心打扮得像个纨绔子弟，当他出任大使，必须身着便服，才在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脱掉了将军的制服，摘下了勋章。虚荣带给他最大的安全感。
一开始，他到中国的工作是总统特使，帮助协调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工作，结果适得其反。赫尔利没能拉拢到蒋介石，反而让蒋介石拉拢了自己，支持蒋介石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赫尔利由此更加感到促成联合政府的必要。他因为一个大使的职位，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搞砸了调停蒋介石和史迪威的职责。赫尔利正是蒋介石希望的那种特使——能直接和总统汇报，但对中国一窍不通，与此同时，因为虚荣的弱点，易于操控。史迪威离华的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卸任了，蒋介石欣然提出让赫尔利接任。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信件里（绕过了国务院，由宋子文交给霍普金斯[2]），蒋介石恳求让赫尔利“更长期地”在中国工作，他与共产党打交道，“已经完全获得了我的信任”，所以如果他能解决联合执政的问题，那么对对日作战则功不可没。罗斯福总统被迷惑了，他相信一团和气能有高效率。如果其他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奏效，那么用一个蒋介石喜欢的人或许可以达到目的。赫尔利接受了任命，并因此感激蒋介石。
因此，赫尔利马上告诉自己，他的使命以及美国的政策（他常说“我的政策”）都在于“防止国民政府倒台”，“维持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总统、军队大元帅的地位”。档案里都找不到这样的指示，尽管赫尔利后来声称这些指示是口头上的，但他被任命时已经身在中国，所以这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必须强调，在极少几次与国务院的沟通中，他谈到了他对自己任务的理解，但没有人纠正他的想法。部分原因是国务院对他没有领导权，他的行事可以完全绕过国务院；还有部分原因是，除了一些空泛的概念，没人决定我们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什么。也没人知道总统是怎么想的。
在赫尔利到中国之前，他所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都来自一个前提，他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那就是莫洛托夫曾私下告诉他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于是赫尔利低估了他们，说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受欢迎程度都被大大地夸张了。他坚持认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搞明白了苏联不会支持他们，他们马上就会和国民政府交易，并满足于少数派的地位。建立联合政府将非常简单。他报告说，在“公开宣称的原则”方面，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果说有所区别，那区别也微乎其微”，两党都在“追求民主”。这可能是一个美国大使说出的最草率的话了。这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人拒绝承认本质分歧的特点，认为一切都是可谈判的。
赫尔利不接受下属的一切建议。因为他立志要解决的这个原始的、复杂的局面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对于任何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建议，他都激烈地拒绝并开罪其人。当联合政府的前景在他眼前化为泡影时，他感到他的手段在中国完全行不通，他期待的外交胜利不可能实现了，他只能得出一个偏激的解释：不忠的下属在他背后捣鬼。他一点儿都没想到这可能有中国方面的原因。
把自己的使命定为“保蒋”之后，赫尔利当然要阻拦毛泽东、周恩来去华盛顿的请求，这个请求越是有意地要绕开他，他就越要阻拦。尽管共产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信件发给了魏德迈，但赫尔利还是看到了那封信——魏德迈当时去了缅甸，而且他和赫尔利有过共享信息的协议。第二天从延安来了第二封信，写明魏德迈“亲启”，信中引用了周恩来的特别提示：“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这封信仍然被赫尔利得到了，其效果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他从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那里得知了伯德和包瑞德向共产党开出的军事提议。他脑中顿时警铃大作：这就是共产党敢拒绝联合政府的原因。他们已经直接收到了邀请，已经架空了自己，秘密地打算去华盛顿了！
包瑞德的建议当然是战区司令的意思，但赫尔利想找出一个为联合政府失败负责的阴谋，忽略了这一点。他在1月14日愤怒地告诉罗斯福总统，伯德和包瑞德未经批准私自行动，他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共产党向魏德迈申请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秘密访问华盛顿，和您会谈，此事才完全曝光”。
直到这时（2月7日的电报又提了一次），罗斯福总统才知道了共产党有这样的请求。这看来就是这样一起事件：美国军官未经批准的行动搞坏了赫尔利促成联合政府的努力。（赫尔利对军官的指责由白宫转给了马歇尔将军，后者严厉地质问魏德迈，导致了魏德迈和赫尔利一次严重的争吵。两人最终达成协议，给马歇尔一个解释，既不追究魏德迈的指挥失误，也不责怪赫尔利的行为不当。这个杰作保护了所有人，除了包瑞德上校——他未能做到军人基本的警惕：接受的命令必须是书面的。在赫尔利的坚持下，魏德迈也没有反对，即将荣升准将的包瑞德被撤销了提名。他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名声扫地的替罪羊中的第一个。）赫尔利说，和延安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将造成“承认共产党交战一方的地位”，导致“国民政府……混乱和内战，以及美国在华政策的失败”。同时，他向罗斯福总统保证，他发现并挫败了共产党的花招，他已经说服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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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收到请求后又发生了什么？共产党的请求送达了罗斯福总统，只不过已经被他的大使大肆批判过了。消息送达的时候，正是罗斯福总统一门心思为雅尔塔会议做准备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接近胜利之时的各种恼人的难题。（赫尔利更为详尽的第二封电报到达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离开华盛顿去雅尔塔了）战争罪的审理、战后对德国的处理、苏联要求联合国的16个席位、波兰边界问题、巴多格里奥被捕，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难题、伊朗政府倒台，更别提国务卿斯特蒂纽斯说的有必要“私下和丘吉尔谈一谈英国购买阿根廷猪肉的问题”——罗斯福总统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的总统生涯已经来到了第13个年头，他实在是无心再去和难以对付的蒋介石产生任何新矛盾了。
罗斯福总统在难以驾驭的中国现实面前有些迷惑了，他对蒋介石并不抱希望，但害怕如果美国放松了对他的支持，更多的问题会乘虚而入。罗斯福总统倾向在即将到来的会谈中和俄国人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斯大林能同意支持国民政府，这样共产党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寻求统一了。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成功地得到了希望中的协议，然后回到国内，重新面对我们对华政策的抉择。他极度疲惫，疾病缠身，处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结束了这段历史。
面对联合执政的又一个僵局，赫尔利和魏德迈在1945年3月抵达了华盛顿，寻求咨询。驻重庆的大使馆政治官员们将这视为一个好机会，要把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上桌面讨论。他们由代办乔治·艾奇逊领头，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们“强烈同意”魏德迈的参谋长的意见，给国务院发去一封长电，批评赫尔利大使的政策。电报指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一股崛起的力量，如果美国拒绝与之打交道，“从长远来看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电报还说，随着登陆中国的计划临近，留给我们决定是否与他们合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们建议，“总统应该明确告诉蒋介石，军事需要要求我们资助共产党，与他们合作”，这个决定“不会推迟或取决于”是否联合执政。
电报导致赫尔利大发雷霆，他所见的只是下属对他的“背叛”。电报被呈交罗斯福总统，国务院推荐说，这给我们提供了重新检视整个形势的机会，“特别是”重新考虑是否要“向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提供战争物资”。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利在3月8日和24日两次讨论了这个话题，没有记录显示这两次有国务院的人在场。赫尔利言之凿凿地确信，俄国人已经在雅尔塔和罗斯福总统达成了一致，这将大大削弱共产党的实力，他可以保证，“就在4月底”，中国就能统一。他已经和国务院这么说过。罗斯福总统还是坚持他之前的目标，也一贯的乐观，他决定听从赫尔利的政策，单独和蒋介石打交道，没有他的同意不能和共产党联系。这一下，驻华使馆人员的建议被驳回，实践美国政策的权力回到了这个新手大使的手中。赫尔利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坚决要求参与使馆电报事件的艾奇逊和他的同事离开中国。他们六人中有五人会说中文，加起来有90年的在华工作经验。所有变动要在赫尔利回到中国前完成。［在赫尔利的威势和怒火下，驻华使馆的士气低到了极点。这些在重庆工作的美国官员，他们进行了一次惹怒了使馆首领的行动，他们的工作眼见不保，都急于调离。有两个正在美国休假的干脆就没有回去。艾奇逊作为赫尔利的高级副手，究其资深的地位不会受到什么负面影响，在大使的强烈反对下，他执意要离开，调往麦克阿瑟将军手下任政治顾问。赫尔利认为谢伟思是电报的主要起草人，他的判断是对的。他直接向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请求（谢伟思归军队系统管理），成功地调走了谢伟思。再说政治官员雷蒙德·卢登，他也曾是迪克西使团的一员，在共产党根据地待了四个月，报告说共产党有可能夺取政权。赫尔利从魏德迈那里讨到一句话：他“不再需要卢登了”。还有使馆的三等秘书富尔顿·弗里曼，日语翻译官由仁，之前的桂林领事、刚调到重庆的阿瑟·林沃尔特，都受够了赫尔利的报复，分别调走。除了很快就去世的艾奇逊，其他人的升迁之路都因此放缓或毁于一旦，这些多多少少和这段历史有关。（信息由约翰·S·谢伟思向作者提供）］
罗斯福总统在做出他的决定时，对赫尔利是深信不疑的，至少，是被赫尔利说服了，认为共产党是可以被强迫接受蒋介石的联合条件的。除非他完全无视驻华使馆对共产党发出挑战的严重性评估，否则是不会相信赫尔利的判断的。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几天后，他离开华盛顿前往温泉疗养院（Warm Springs），他死在了那里。
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月做出决定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与谢伟思的对话中还在强调他们是如何盼望着美国的友谊。他们没有提及前往华盛顿的请求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是自然，他们希望此事保密），迪克西使团的政治官员也没有谁知道这件事。在朱德、刘少奇和其他党内领导支持下，毛泽东和周恩来重新回到了以前的主题：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可以互补——中国战后需要经济建设，美国有能力协助和参与。谢伟思试图判断这是否是真心话，他说，毛泽东一定是真诚地希望避免仅仅依靠苏联一个国家。
紧随其后的对谢伟思和其他涉及艾奇逊电报事件人员的放逐，对共产党是个信号，他们感觉到了美国的选择。作为回应，他们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敌对的信号，毛泽东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仅限于批评“赫尔利政策”，似乎还对罗斯福的继任者抱有希望。毛泽东在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似乎一半是警告，一半是恳求。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扶蒋政策大行其道的话，“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并且“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军让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接受日军投降，收复沦陷的城市，但国民党对此既无方法也无计划。美军开动海军陆战队进入华北重要的城市和港口（天津、青岛、北京、秦皇岛），防止这些要津重镇、铁路枢纽落入共产党手中，直到蒋介石的部队被美国人或摆渡或空运到达那里。这明显是干扰了共产党，本来他们的部队将重新占领华北。虽然我们也有道理，要尽快解除日军的武装，但此举和保蒋的决定是一致的，共产党完全明白这一点。他们的想法又进一步得到了印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共产党统治区歧视对待，美国对国民党军队收编日本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共产党对美国开始走向敌对，这在其后四年形成了定局。
1945年整年，由赫尔利调停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并未停止，多半是因为双方都不愿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赫尔利不能说动双方如他信誓旦旦保证过的那样向着统一前进一步。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焦躁不安，突然在1945年11月在著名的麦卡锡风潮的第一波肆虐中辞职。他说，他的任务被国务院一部分人毁了，这些人“竭力支持共产主义，特别是在中国”。他不能承认，或许永远也不能理解，他对形势的估计是片面的，中国的当前形势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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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尔利身后的罗斯福总统更难辞其咎。事后诸葛亮</a>会说他拒绝大使馆的建议是目光短浅，但是，审视所有历史上的行为都应该以当时的情景去设身考虑。毫无疑问，影响他最多的是雅尔塔会议上和俄国人达成的一致。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利都相信，苏联是事情的关键，苏联秘密承诺和蒋介石签署协议（8月这个协议真的签订了[3]）将影响到国共两方，并阻止内战爆发。
他们这样相信，只因为他们低估了共产党，以为它只是中国的昙花一现，没有意识到它的根基与中国几百年未实现的愿望相连，它的力量来自内生的革命的需要。1930年的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别无所长，只是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报告说，共产主义不是中国混乱的原因，而是“某种根本性状况”的结果。这么一丝微弱的声音，随时间推移被淹没于传统的观念：第一，因为中国人不会接受俄国式共产主义，因为社会结构与之不符；第二，根据对罗斯福影响至深的莫洛托夫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了这两个前提，大家就很容易说服自己，共产党不会是中国未来的统治者，只是一群反叛的“局外人”，最终会被体制吸收。在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国期间，他们和M·E·迈尔斯（海军情报部中国负责人），一起与会参谋长联席会议，总参谋长莱希上将报告说：“他们所有人都是这个观点：我们只要稍稍助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一臂之力，中国的叛乱就能平定。”
第二个因素就是，持不同观点的人——政府中没人能有效地制约赫尔利的观点——不能定期地见到罗斯福。这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空缺。再次根据莱希的说法，身居白宫的总统，“对赫尔利极为信任，相信他在外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且，如果莱希的话可信，那么白宫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一群醋意浓重的职业外交官在拆赫尔利的台，他们“联手反对这个从常规外交系统以外空降来的新大使”。
在这里，我们有望对美国对华政策中最难以解答的方面做一点解释：一群非常有经验的身在前线的观察者，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政府及时知晓前方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和观点却长期地、经常性地遭到忽略？
答案就是，美国人在内心中仍然看不起外交和外交人员，这种情绪类似于美国人不接受穿齐膝短裤。外交意味着旧世界的阴谋诡计、势力划分、权力平衡、秘密条约、三国同盟，以及两战之间的对法西斯的绥靖。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体现了这种对职业外交团队的情绪，他认为他们都来自富裕阶层（他们大多数确实是），是一群穿条纹裤子的势利小人，不是美国的代表，而更像是英国人的工具。
这种观点一多半确为事实。1924年美国通过了《罗杰斯法案》，设立外事局（Foreign Service），考试入职，立功升职。法案起源于国务院的派系林立受到大范围的批评，最终导致国会介入调查。
讽刺的是，势利小人的名声在驻华外交官身上大部分都不能适用，因为上流人士绝不会希望到中国上班，他们更喜欢奥赛码头和圣詹姆斯宫[4]。美国在华外交官有学者，有传教士之子，还有一路苦干、从领事晋升上来的人，比如赫尔利大使的两个前任——詹森和高斯。更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人才会和白宫更处不好关系。
赫尔利从一开始，在任务上，在思想上，都和外事局相抵牾。他指责外事局给他找麻烦，有时密谋支持共产党，有时又把美国拉入“和殖民帝国主义一边”的阵营。他不是唯一一个把这两者怪异地搭配在一起的人。罗伯特·舍伍德在马尼拉和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聊天后，发现他们在工作中有一种受迫害情结，他们想象战争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白宫，其实都处于“共产党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领导之下。
最后，罗斯福总统一定是考虑了国内的舆论。如果把蒋介石立为反共代表在美国舆论中已经重要到了因为他的事业而破坏美国政治直到战后10年，如果我们花了27年割断和蒋介石的脐带而至今未能成功，那么可见在1945年就要让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彻底断绝关系并不容易。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在美国人的皮下攒动。1944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在他竞选的最后演讲中说</a>，美国共产党员是一群纪律严明的少数派，在西德尼·希尔曼[5]的带动下，夺取了美国劳工运动的控制权，“现在……正在夺取对新政的控制权，进而夺取对美国政府的控制权”。这位受人尊敬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律师说，罗斯福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把民主党的控制权拍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6]。因为他，共产主义将摧毁自由、摧毁宗教、摧毁私有财产。
如果像杜威这样的人知道运用巨大的谎言，像历史上所有政治运动那样去无情地进攻，那么，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就太明白这时候要尽量避免谎言被坐实。《时代》《生活》报系的独裁老板亨利·R·卢斯在这一系列话题，尤其是中国话题上表现得像条疯狗。他的刊物成了蒋介石的吹鼓手。很多人被召唤到了这场为了蒋介石的党派之争中，其中不乏真诚、热情的积极分子，比如从前的医学传教士、现在的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当局浩如烟海的政敌中任何一位都可能借此掀起轩然大波。罗斯福总统现在只关心马上要在旧金山举行的创建联合国的大会，他希望四国同盟在战后可以担当起保证世界和平的重任。这是一个不计代价也要避免是非的时候。既然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在欧洲之下——在战争中中国从头到尾就饱受这种劣势地位之苦——那么罗斯福总统就不值得按照艾奇逊电报中的要求去做。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争取的机会就这样溜走了。照以上分析的不利因素，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不过，还有一件矛盾的怪事。埃德加·斯诺，这个罗斯福总统喜欢听其意见的局外人，报道了他和总统1945年的一次谈话，当时正值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国。斯诺说，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局势的复杂性又为难又感兴趣，他抱怨没人能把那里的事情解释清楚，包括斯诺。“他知道我们的战时援助是对中国的一种干涉”；他“能认识到在游击战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高效的政府，正在成长壮大”；他问“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俄国人是不是在领导他们”，还问，“如果我们协助他们，八路军在华北到底能做些什么。他又说我们和日本就要结束战斗，我们要把补给和一些联络官送到华北沿海”。斯诺问，是不是只要我们承认蒋介石是唯一的政府，我们所有的补给就要通过他来分配。“我们不能同时资助两个中国政府，不是吗？”
“我们一直在和两个政府打交道，”罗斯福总统果决地一扬头，“既然我没法让他们合并，我打算继续这么做。”
这成了一个谜。这看上去和支持赫尔利决定自相矛盾，除非罗斯福总统坚信笃定赫尔利会“在4月底”促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总统心中的盘算就是在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之后，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援助。
既然大使的人选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要变数，那么有人会问，如果大使是另一个人，会有另一个结果吗？换一个人也不会让联合政府成真，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说动两党接受同一套条款。换一个人至多会促成毛泽东、周恩来访美而不至于阻拦，但如果大使已经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人，他们也就不必要求去华盛顿了。要有一个大使，既听下属意见，又能上达总统天听，帮助总统做出更灵活的选择，而不是死守给蒋介石的空头支票，这概率终究是太渺茫了。
从以往记录看来，我们的航线不取决于我们头上的星图，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倾向。总统、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实际操作一齐导向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无法避免的负面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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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尘封的答案里能提炼出什么来吗？或许仅仅是，在革命性的动荡中，你得到多少就要失去多少；还有，历史会继续给我们出永无最佳答案的难题。认定有最佳答案并义无反顾地追求只会赢得自大之名。我们在中国得到的，完全和我们的目标相悖。我们千方百计避免的内战还是爆发了。虽然我们打败了日本，但是能赋予这场胜利意义的一个强大、统一、友好的战后中国还是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国民政府身上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本不应该是调停、解决中国的国内事务，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是保持和中国政府有效的、尽量友好的关系，无论这个政府是什么。没人逼我们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英国人的态度——约翰·凯西克爵士所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顺从（slightlyperplexed resignation）”。或者采取布鲁金斯学会1956年的结论：美国“本该停止它的对华政策，停止所有能引起直接后果的行为”。
但是，我们正在重复这一行为。我们介入越南事务的设计师——沃尔特·罗斯托先生坚持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就是建立稳定的亚洲势力平衡。这不是西方人能够建立的。亚洲的稳定不是我们能建立的，这不比我们在1945年想要建立统一的中国更容易。
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制定和实施一切政策的基础：如何让政府有智慧。如果政府得不到智慧，或许勇气也能够代替——道德的勇气，它能够终结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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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向以下几位提供帮助的人致谢：雷·克罗姆利先生、约翰·S·谢伟思先生，还有国家档案馆军事档案部的威廉·坎利夫，他帮忙找到并销密了相关文件。）
刊于《外交事务》，1972年10月。
[1] 大元帅（Generalissimo），指蒋介石。——译者注
[2] 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译者注
[3] 这个协议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译者注
[4] 巴黎的奥赛码头是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圣詹姆斯宫是英国皇宫，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所在。——译者注
[5] 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美国工人领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支持罗斯福新政。——译者注
[6] 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