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1470—1530

    大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时，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正进入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欧洲的价值观开始走向世界。在这股潮流中，人们发现，规划并把握自己命运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上帝。人们的需求、野心和欲望，人们的乐趣和财产，人们的思维、艺术、权力和荣耀，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的尘世今生，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为了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而疲于奔命。


    在60年的时间里，从大约1470年到1530年，世俗精神在连续6任教皇[1]身上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唯利是图、道德沦丧、贪得无厌，引火自焚般地玩弄权术。他们的统治令尽忠职守的人感到无望，他们对改革的呼声置之不理，对所有抗议、警告以及日益高涨的反抗置若罔闻，教廷的权威受到质疑，最终，基督教的统一被打破，罗马教皇的支持者中有一半转而信仰新教。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刚愎自用的愚蠢行为，从随后几个世纪的相互敌对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来看，这或许是西方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行为。


    这6位教皇滥用职权的行为并非从文艺复兴高潮时期才出现。因为，在14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教皇一直在阿维尼翁[2]流亡。他们逐渐养成了形成于教皇流亡150年间的教皇政府的统治习惯，并最终将种种恶习发展到极度的愚蠢行径。他们试图返回罗马，这导致了1378年教派的分裂，一位教皇在罗马，一位教皇在阿维尼翁，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均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教皇。此后，每个国家或王国对随便哪个提出主张的教皇的服从，都取决于政治利益，因而，此次分裂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便是对世俗统治者的依赖，因为对立的教皇认为有必要通过与国王及王公贵族讨价还价、退缩让步以及建立联盟的手段弥补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权力。另外，由于收入也被分割，教皇职位走向商业化和政治化，税收成了其首要关心的问题。从这时起，经教会批准的一切精神或物质产品的销售，从赦免和救赎到主教职位和修道院，都发展成永久的商业行为，它所提供的产品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宗教的意义而言却令人反感。


    由于文艺复兴时期风头正劲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在15世纪30年代终于返回罗马的教皇，接受了意大利城邦海盗王子的作风和价值观。意大利的统治者们生活奢侈考究，做事毫无原则，相互争吵不休。由于自身的涣散和有限的领土范围，作为当权者的他们根本改变不了冲突混乱的局面。这6位教皇的贪婪和奢侈作风，并不比他们先前的榜样好到哪里去；而且，由于地位优越，他们通常变本加厉。他们就像猎犬追寻气味那样紧随着各种职位油水，包括一位博基亚家族[3]成员和两位美第奇家族[4]成员在内的6位教皇中，每一位都痴迷于建立永久的家族财富。基于这种追求，他们先后卷入当时的政治旋涡，不断地变换着各种组合、阴谋和手段，从不考虑长远利益和指导原则，只有当时的力量平衡似乎才起到一定制约和调节作用。由于政治方面的平衡非常脆弱，摇摆不定，他们相互间达成的协定总是由于背叛而被推翻，这从而允许，当然也确实需要各种交易、贿赂和阴谋，它们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良好规划。


    这一时期，法国、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三大帝国联合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意大利城邦，对意大利进行反复入侵，目的是夺取半岛或其部分地区，这成为该时期的主导政治因素。尽管教廷也参与其中，但由于军事资源匮乏，它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它越多地参与到具有持久恶性后果的临时冲突中，就越在君主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无能，而实际上，它也确实变得无能了。与此同时，面对显然需要的宗教改革任务，它又畏首畏尾，因为它害怕失去权威，失去谋取私利的机会。作为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在使他们国家成为战争受害者、遭受外国压迫并失去独立的过程中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作为教宗，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路德派所嘲笑，同时也成为路德派成长的摇篮。


    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呢？由于整个腐败阶层的既得利益，从宗教方面着手回应对改革的持续不断的呼声实在难上加难，但并非不可行。人们不断发出强烈的警告，公开地抱怨教皇玩忽职守的行为。就像罗曼诺夫王朝[5]或国民党统治后期，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动乱或解体，对腐败无能的政权的改革就难以完成。就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廷来说，让在乎自己职位的教会领袖去自上而下发起改革，而后让具有同样思想的继任者不遗余力、不屈不挠地将改革继续下去，可能会消除那些最令人切齿的做法，给那些怀疑教会和牧师存在价值的人以回答，满足人们精神宽慰的需求，这样或许就避免了最终的分裂。


    在政治领域，一以贯之地实行始终如一的政治方针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如果教皇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将精力消耗在无尽的私欲上，他们就可能避免世俗权力的敌对行为，这对教皇城邦国家是有利的。这也并非他们力不能及。6位教皇中的3位，包括西克斯图斯四世（1414—1484）、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都是能力超群、意志坚定的人。然而，除了尤利乌斯有资格成为例外之外，并没有人去施展哪怕一丁点儿的治国之才，或者受到圣彼得的椅子这样的荣耀鼓舞而产生一些适当的有关政治责任的想法，更别提有什么精神的使命了。


    可以说，当时的道德能力和处世哲学使他们从心理上不可能采取这种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未能被选择的选项都是面对这一问题的人力不能及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塑造了教皇的思维并指引了他们的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权力的责任通常需要他们去抵制和扭转这种无处不在的氛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教皇向社会上最为邪恶腐败的事物屈服了，并且在越来越多显而易见的社会挑战面前，始终显示出一种不可救药的榆木疙瘩式的思维。


    改革是这个时代普遍的主旋律，它通过文学、布道、小册子、歌曲及政治集会等方式被表达出来。每个时代总有被追逐名利的教会所疏远的人，他们呼吁体制的改革，并崇尚以更为纯洁的心态膜拜上帝，自12世纪以来，这种呼声变得越来越普遍。圣弗朗西斯在圣达勉堂祈祷时，在幻觉中听到一个声音：“我的庙宇快要倒塌了。替我重建吧！”这是对从教廷到村庄教区各个阶层的物质主义及不合格的神职人员的不满，是对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贪婪的不满，因此人们要求从“教皇到教会成员”的改革。有人伪造特许状进行销售，为十字军东征的捐赠被教廷据为己有，天主教的豁免权被沿街兜售，这样一来，正如牛津校长在1450年所抱怨的，人们不再介意自己曾经的恶行，因为他们仅用6便士就能够获得赦免，或者可以把赦免当一场网球比赛的奖品一样赢回来。


    对于缺席宗教活动和占有多个有俸圣职，对于冷漠的教会和上下层神职人员日益严重的分离，对于高级教士的毛皮长袍和带仆人的套房，对于粗鲁无知的乡村牧师，对于教会文书包养情妇、像普通人一样饮酒作乐，人们已经极为不满了。这是深刻怨恨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普通人看来，教士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理应更加圣洁。如果这些中间人玩忽职守，人类到哪里去寻求宽恕和救赎呢？基督代理人日常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神圣使命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人们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基本上，用达勒姆[6]某修道院副院长的话来说，人们“渴望上帝的话语”，而从上帝的那些卑微拙劣的牧师那里并不能获得“能够拯救灵魂的真正信仰和道德戒律”。许多牧师“从未读过《旧约》，也几乎没有读过祈祷用的圣诗集”，甚至很多人醉醺醺地就来到讲坛传经布道。身居高位的教士很少访问教区，初级神职人员没有接受过培训、教育或宗教领导，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或仪式如何进行，不知道怎么给予圣礼。虽然世俗传教士对牧师提出批评是被禁止的，但这经常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要传教士说出一句对牧师或神父不利的话，沉睡的人就会立即睡意全无，百无聊赖的人就会兴奋异常……以至于人们废寝忘食起来”，连最邪恶的人也认为，与那些神职人员相比，他们自己是“多么正直或高尚”。


    到了14世纪，抗议日益形成并通过罗拉得派和胡斯派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表达呼声，此外还有像“兄弟共同生活”之类的社区世俗团体，该组织是官方教会外拥有真正虔敬之心的人找到家庭温暖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已经表达出后来标志着新教徒反抗的不同政见理论：否认圣餐变体，拒绝认罪，拒绝对赦免权的非法交易，拒绝朝圣活动以及对圣徒和遗迹的崇拜。从罗马分离出去并非不可想象。在14世纪，著名神学博士威廉·奥卡姆已经可以设想没有教皇的教会；在1453年，罗马人斯特凡诺·波尔卡罗策划了一场旨在彻底推翻罗马教皇的阴谋活动（尽管该阴谋最初似乎是出于政治而非宗教目的）。印刷技术的应用和识字率的增长，特别是让人们通过用方言让人们直接阅读《圣经》，滋养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土壤。在印刷术应用的最初60年里，《圣经》就出现了400多个版本，任何识字的人都能够在《圣经》福音书中发现，与他们同时代的身披红袍、紫袍的主教并不在等级制度中。


    教会本身也经常谈</a>及改革。在15世纪上半叶的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上，一些著名的传教士会在每个星期天向代表们发表长篇演讲，主要是关于腐败行为和放任的道德，尤其是关于圣职的买卖，关于没能够产生基督教复兴的拯救工具——对土耳其的东征，关于导致基督教腐烂生活的所有罪恶行为。他们呼吁采取积极行动和措施。会议涉及无休止的讨论，就大量的提案进行辩论，并发布一系列法令，主要处理统治阶层与教廷之间就收入及有俸圣职分配等的纠纷。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对这些方面有基本需求的地方，比如主教对所辖教区的视察、对年轻神职人员的教育，寺院阶层的重组等问题。


    职位较高的神职人员也并非完全漠不关心，他们中有修道院长、主教，甚至有些红衣主教对改革非常热切。教皇也间或做出些回应的姿态。根据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命令，改革方案分别于15世纪40年代和15世纪60年代起草出来，后者的起草人是一心一意倡导改革的库萨的尼古拉，他既是德国红衣主教又是教皇特使。在向庇护二世介绍他的方案时，尼古拉说，改革对于“从把教皇改变成基督的样子开始转变所有的基督徒”是非常必要的。他的改革同僚多梅尼科主教对此也同样不遗余力。他写道，对不讲法律的王公贵族坚持教廷的神圣是没有用的，因为主教和地方议会的邪恶生活使得教会被一般信徒称为“巴比伦，地球上所有通奸乱伦和可憎行为的源头”。


    在1464年选举庇护二世继任者的秘密会议上，多梅尼科将本应引起西克斯图斯及其继任者注意的问题概括如下：“必须重申教会的尊严，恢复教会的权威，对道德进行改革，对教廷予以监管，确保司法公正，大力传播信仰。”在他看来，这样就能夺回教皇的领土，“将信徒武装起来进行圣战”。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6位教皇几乎一事无成。教皇及统治层的个人财富与现有体制休戚相关；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是建立议会制度，就是削弱教皇权威，因此，即便他们不主动表现出厌恶情绪，所采取的不支持立场也挫败了改革。纵观15世纪自胡斯起义以来这段历史，宗教革命风起云涌，但教会的统治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们仅仅把抗议视为表达不同政见的方式，只需压制一下即可，却没有看到，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他们存在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作为全新信仰的民族主义和在国家教会兴起过程中出现的全新挑战已经在削弱罗马的统治。由于政治压力和因分裂而达成的交易，原本属于地方神职人员但却被教廷篡夺的任命权被逐步移交给世俗机构或者根据他们的命令、朝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改变，这种任免权是教会权力与收入的最基本来源。在法国和英国，根据被迫与统治者达成的协议，这种权力基本丧失殆尽，并且在各种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它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移交给了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及外国当权者。


    在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政治退化、道德堕落、罪恶行为比比皆是，但艺术却奇迹般地有了繁荣发展，善与恶并驾齐驱，这种结合达到不同寻常的地步。经典古迹所反映的是人类巧夺天工的能力而不是虚幻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这种发现本身就是丰富的体验，引起人们对人文主义的热烈追捧。这一点首先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能够感到古代民族辉煌的回归。它强调世俗的善，意味着放弃基督教那种忘我的理想；而对个体的自豪感又削弱了教会所传达的对上帝意志的服从。他们深爱异教徒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习俗，以至于意大利的统治阶层对基督教并不那么崇敬。正如马基雅维利[7]在《论李维》中所写，这使得“至高的幸福包含谦逊、克制以及对世俗的蔑视”，而在异教徒看来，善主要存在于“伟大的灵魂、强健的体魄，以及使人类令人敬畏的所有品质中”。


    日渐衰落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苦难和萧条，随后的新经济体在15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人文主义而出现。对这一复苏，人们有各种解释：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普及了知识和思想；科技的进步扩大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应用科学提供了新的技术；新的资本融资方式刺激了生产；新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扩大了贸易范围及地理视野；从衰微的中世纪公社中建立起来的新的中央集权落到了君主的手中，而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给它注入了推力；新世界的发现和环球航行为人们打开了无限愿景。无论这些是原因还是偶然，抑或人类神秘的潮涨潮落事件中的反常现象，它们都标志着历史学家所称的近代的开端。


    在这60年中，哥白尼计算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真正关系，葡萄牙船只从非洲带来了奴隶、香料、黄金和象牙，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德国的富格家族（the Fuggers）因经营羊毛、金融和房地产获益，创造了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帝国，而其创始人的儿子富翁雅各布，号称汲取了时代精神，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将继续赚钱。他的意大利同行，罗马的阿戈斯蒂诺·基吉，雇用了两万名员工，他们分布在里昂、伦敦、安特卫普、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各分支机构，并且只要有丰厚的利润，并不介意与异教徒有生意往来。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挺进巴尔干之后，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曾经的苏联，铁幕一般威胁着整个欧洲，但尽管如此，基督教国家却忙于相互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联合起来对抗土耳其人。


    在西班牙，北部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通过联姻而结盟，恢复了宗教裁判所并驱逐犹太人；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在金布料场会见了亨利八世；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德国盛极一时，希罗尼穆斯·博斯和汉斯·梅姆林[8]的作品在佛兰德斯大受追捧。伊拉斯谟因其敏锐机智而广受欢迎，是他那个时代的托尔斯泰。托马斯·莫尔爵士在这60年的末期出版了《乌托邦》，而马基雅维利，观点与前者截然相反的意大利作家，在《君主论》中用更晦暗的角度看待人类。在意大利，艺术和文学都被誉为最高的人类成就，并且在这一备享荣耀的时期，它造就了一批非凡的天才，从莱昂纳多到米开朗琪罗，从提香到其他许多名人。这一期间，文学方面主要有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9]的《意大利史》，彼得罗·阿雷蒂诺的喜剧和讽刺作品，阿里奥斯托（Ariosto）广受推崇的关于基督徒和穆斯林斗争的奢华史诗《奥兰多·富里索》，以及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


    奇怪的是，文化的繁荣并未反映与之相应的人类行为的改进，人类行为反倒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堕落。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君主没有中央集权，这使得五个主要地区威尼斯、米兰、佛罗伦</a>萨、那不勒斯和罗马城邦——以及像曼图亚[10]、费拉拉[11]这些小城邦处于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因为居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最初也是依靠他们的先辈采用的不同程度的暴力获得权位，因此他们用来维持统治地位的措施同样毫无节制。占有、下毒、背叛、暗杀、同室操戈、监禁、酷刑，无所不用其极。


    要了解教皇，我们必须看看王公贵族。米兰的统治者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因欺压百姓、罪恶滔天，在教堂里被臣民谋杀。他的弟弟卢多维科·伊尔·莫罗（Ludovico il Moro）将其侄子，即王位继承人关进监狱，自己攫取了米兰的统治权。当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对手，佛罗伦萨的帕齐（Pazzi）家族无法再忍受仇恨和挫败时，他们策划在教堂大弥撒期间谋杀他以及他英俊倜傥的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他们行动的信号便是圣体升起来时的钟声。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刺客的剑寒光一闪，朱利亚诺被杀死了，而洛伦佐用其长剑抵抗，并机警地躲过一劫。他随后大举报复，将帕齐家族及其党羽全部歼灭。教堂里经常有暗杀行动，因为暗杀对象在那里不太可能被武装警卫团团围住。


    而最不幸的应该是统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费兰特（费迪南一世）。他不择手段，残忍凶暴，玩世不恭，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在1494年去世之前，他始终不遗余力地打击对手，并在此过程中发动自相残杀的战争，因此，他比任何其他王公贵族给意大利造成的伤害都大。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方索二世残酷无情、挥金如土，被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康明（Comines）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残酷、最糟糕、最恶毒、最卑鄙的人”。就像他的同类人一样，他公开宣称对宗教的蔑视。他借以维持权力的雇佣兵也拥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是为钱而战，而不是出于忠诚。他们对“所有神圣的事物充满蔑视，对是否因教会的禁令而死去毫不在意”。


    统治者的习惯总不乏臣民的效仿。圣约翰·拉特兰医院外科医生的故事，经由约翰·伯查德不露声色、单调乏味的描述，变得更令人毛骨悚然。伯查德是教皇法庭司仪，他的日常记录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来源。这名外科医生“每天一早就穿着短袍离开医院，拿着弩箭朝每个他碰到的人射击并把他们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与医院的神父合作，后者将那些承认自己有钱的病人的名字告诉他，于是外科医生就为这些病人进行“有效的治疗”，然后将所得收入与告密者分配。伯查德补充说，后来该医生与其他17名作恶者一起被绞死了。


    专断的权力往往伴随着自我放纵和毫无约束的行为，以及对对手的不断怀疑；它容易产生行事古怪的暴君，使其无意间养成暴力习惯；这种情况在附属小国和庞大帝国同样频繁。潘多尔福·彼得鲁奇（Pandolfo Petri）是15世纪90年代的锡耶纳暴君，喜欢从高处往下滚石头，从不考虑会砸到谁。佩鲁贾（Perugia）的巴廖尼（Baglioni）和里米尼（Rimini）的马拉泰斯塔记录了长期争斗和世族仇杀的血腥历史。其他诸如费拉拉最古老的王侯家族德斯特（d’Este of Ferrara）和因能言善辩在《廷臣论》中受到大加赞美的乌尔比诺（Urbino）的蒙泰费尔特罗都是高尚可敬行为端正的家族，甚至深受人们爱戴。乌尔比诺的费代里戈（Federigo）公爵据说是唯一一位不携带武器、无须护送就四处走动或敢于在开放公园行走的亲王。然而可悲的是，乌尔比诺而后将成为六位教皇之一利奥十世（Leo X）赤裸裸的军事侵略目标，该教皇想要为其侄子攫取公爵领地。


    除了流氓和丑闻之外，涵养和虔诚自始至终也存在。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特点能够主导整个社会。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阶层的许多人仍然崇拜上帝，相信圣贤的存在，想要精神的安慰，希望生活中没有犯罪行为。显然，这是因为仍然存在真正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人们对神职人员尤其是罗马教廷的腐败深恶痛绝，强烈希望进行改革。如果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效仿他们领导人的不道德生活，教皇的堕落就不会成为人们抗议的理由。


    在结束因分裂而造成的混乱不安的长期斗争中，在恢复教会团结的斗争中，一般信徒和牧师诉诸教会大会的召唤，认为它比罗马教廷拥有更加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当然遭到后者强烈的反抗。在整个15世纪上半叶，大会斗争主导了教会事务，而且，尽管大会最终成功建立起单一的教宗，但没有任何支持者承认大会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后的历届教皇紧紧把持着他们的特权，处心积虑地维护着他们的权威，尽管并非没有争议。庇护二世，他更为知名的称谓是受人推崇的人文主义者和小说家埃涅阿斯·西尔维厄斯·皮科洛米尼（Aneas Sylvius Polomini），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曾主张建立议会，但在1460年，作为教皇的他发表了可怕的《公牛记》，威胁要将教会中所有呼吁建立大议会制度的人驱逐出教会。他的继任者继续将建立议会制度视为与土耳其人具有同等危险性的言行。


    在罗马重新设立的教皇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在为艺术提供赞助方面远超王公贵族，认为辉煌的绘画和雕塑、音乐和文学作品是宫廷的华美装饰，彰显了他们的宏伟壮观。如果达·芬奇作品令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在米兰的宫廷熠熠生辉，诗人托尔夸脱·塔索（Torquato Tasso）的作品为费拉拉的德斯特的宫廷增光添彩，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其他艺术家和作家会纷纷涌向罗马了，因为那里的教皇总是慷慨大方地提供赞助。不管在自己的职位上有什么样的过失，他们留给世界的是不朽的遗产：米开朗琪罗所作的西斯廷壁画，拉斐尔创作的梵蒂冈诗节，平图里基奥（Pinturhio）留在位于锡耶纳的大教堂图书馆的壁画，波提切利（Botticelli）、基尔兰达约（Ghindaio）、佩鲁吉诺（Perugino）、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在西斯廷墙壁上所作的壁画。他们将曾经蓬头垢面、人口稀少并在阿维尼翁流亡期间一度被抛弃的罗马进行维修并美化。他们发掘出典藏珍品，修复了教堂，铺设了街道，建立起无与伦比的梵蒂冈图书馆，并且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由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担任建筑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教堂不仅是教皇最高权力的象征，还曾经引发新教起义。


    他们认为，通过可以看到的美妙绝伦、宏伟庄严的事物，教皇将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教会也借此施加对人民的掌控。尼古拉五世（Nichs V）被称为第一位文艺复兴教皇，他在1455年临终前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在敦促主教们继续对罗马进行整修时，他说：“为了创造坚实、稳定的信念，必须有能够吸引眼球的东西。仅仅通过教义来维持某种信仰是脆弱的、摇摆不定的……如果罗马教廷的权威能够通过雄伟的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世界都会接受并尊重它。庄严肃穆的建筑，高贵典雅的品位，富丽堂皇的装饰，壮观宏伟的气势，将极大地提升圣彼得教堂的地位。”自出身渔民的彼得以来，教会已经在漫长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大教堂谋杀案：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弗朗西斯·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 Rovere）曾任方济会会长，1471年被选为红衣主教，史称西克斯图斯四世。在此之前，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教皇，如果不是热衷于宗教革新的话，也都始终在名义上维持着他们职位的庄严和神圣。西克斯图斯开启了厚颜无耻、毫不掩饰地大肆谋取私利，大搞强权政治的时代。他曾在博洛尼亚和帕维亚大学</a>讲授神学，传经布道，并声名鹊起；而在任方济会会长期间，又因能力超群、作风严峻而赢得良好的声誉。他的前任保罗二世是威尼斯贵族和商人，世俗气十足，这大概就是作为修道士的他被选为主教的原因。事实上，他的当选更多地归因于野心勃勃、做事毫无原则但富可敌国的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贾的巧妙运作，且此人很快就为自己攫取了教皇职权。博尔贾对西克斯图斯的支持本身就说明了后者的品质，而历史也早就认识到这种关系，并将他们与他们中间的英诺森八世一起称为“三个邪恶的天才”。


    身着方济会礼服的西克斯图斯实际上强硬专横、冷峻无情。他来自一个贫困而作风严苛的大家族，富有激情。他假公济私，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所有资源为其家族成员攫取财富和领土、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上任伊始，他便任命其二十几岁的两个侄子彼得罗（Pietro）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mo Riario）为红衣主教，令公众大为震惊。而这两个侄子因为举止癫狂、挥霍无度，很快就臭名昭著。在他卸任之前，西克斯图斯将红帽授予另外三个侄子和一个侄孙，将一个侄子任命为主教，并使四个侄子和两个侄女分别与那不勒斯、米兰、乌尔比诺、奥斯尼斯及法尔内塞的执政家族联姻。不能任教职的亲属被委任为诸如罗马行政长官、圣安杰洛城堡以及几个教皇城邦的总督等高职，便于搜刮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他可谓将裙带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红衣主教团[12]里都是他自己任命的人员，在担任教皇的13年时间里，他任命了至少34个职位，而该主教团之前只确定为24个职位，在他去世时只剩下5个空缺。为了偏袒这个或那个王子或者君主，他有自己的一套选择办法，在选拔领主、公爵或大家族的年轻继承人时从不考虑他们的品行或资质。他将里斯本的大主教职权授予年仅8岁的小孩，而米兰的大主教职权则给了11岁的孩子，两人的父亲都是王子。就这样，他将红衣主教团彻底世俗化，以至于他的继任者也遵循他的做法，好像成了某种规则。在英诺森八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担任教皇的20年时间中，有至少50个职位被授予不足教规所规定年龄的年轻人。


    彼得罗·里亚里奥是西克斯图斯最疼爱的侄子，尽管新获万贯家财，但由于举止粗野狂放，不久就到了几近入不敷出的境地；然而新富罗韦雷的加入，又使其财富剧增，这样他就更加肆无忌惮，挥霍无度，致使铺张浪费之习成为教廷特色。红衣主教里亚里奥的穷奢极欲在1480年的一次狂欢宴会上达到顶峰。烤全熊的嘴里衔着一根棍子，牡鹿的皮被按原样修复，鹭和孔雀全身羽毛尚在，客人们放荡狂欢的行为丝毫不逊于古罗马时期。彼时，土耳其人实际已经侵入意大利南部，并占领了奥特朗托，尽管并未持续很久，全国上下惊恐万状，战事报告更加令人震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人更势如破竹。在意大利人看来，这是经过上帝允许的，是对教会罪孽的惩罚。


    罗韦雷家族将统治阶层中的放荡行为进一步发扬光大，但他们并不是始作俑者；这一现象早在1460年就已经存在，当时庇护二世在写给红衣主教博基亚的一封信中，谴责他在锡耶纳举办的一个晚会，说“到处充斥爱欲的诱惑”，并且“为了让色欲无所节制”，到场妇女的丈夫、父亲及兄弟们一概不予邀请。庇护对宗教法庭的这一“耻辱”予以警告。“这就是王公贵族鄙视我们，普通信徒嘲笑我们的理由……罗马教宗注定要受到藐视，因为他似乎容忍这些行为。”西克斯图斯的情况并非新鲜事；区别在于，庇护想要阻止这种日益恶化的状况，而他的继任者们既没有尝试过，也毫不关心。


    西克斯图斯周围的敌对行动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德国，在那里，一方面牧师对金钱贪婪无度；另一方面教廷又横征暴敛，从而加剧了因恨而生的反天主教现象。1479年，科布伦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城市）议会向罗马发出控诉或一系列抱怨。在胡斯（Hussite）信徒的家乡波希米亚，一则讽刺声明将西克斯图斯比作撒旦，说他因“全盘否定基督教义”而备感自豪。由于15个世纪以来一直习惯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找碴，教会的脸皮实在变得太厚了，以至不屑于理会来自帝国的风捎来的信号。


    为了确保有效的财政收入，西克斯图斯设立了一个由100名律师组成的牧师团，以监督诸教皇国的财务以及涉及罗马教皇财政利益的法律案件。他用所得收入扩大其亲属的领地，并粉饰罗马教廷表面的辉煌。正是他修复了梵蒂冈图书馆，将其馆藏扩大了三倍，并召集学者对所藏书目予以登记，制定目录。他重新开放了罗马学院，邀请知名人士前来讲学，鼓励戏剧表演，资助绘画。他命令将旧的圣彼得教堂翻新，并修建了西斯廷教堂，另外还改建医院，修复倒塌的桥梁，重铺泥泞的街道。


    尽管他对文化方面的关切令人钦佩，但在行使阴谋诡计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中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他对威尼斯和费拉拉发动战争，不遗余力地削弱在罗马居主导地位的科隆纳家族的力量。最可耻的是，他参与并可能指使了谋杀美第奇兄弟的帕齐阴谋。因为复杂的家族利益，他与帕齐家族结成联盟。由于后来阴谋夭折时他的极端反应，人们普遍认为，他同意并甚至参与了其中。随后，美第奇家族对帕齐家族实施疯狂的报复，其中就包括违反牧师豁免权而将一位大主教绞死。西克斯图斯一怒之下开除了洛伦佐·德·美第奇及所有佛罗伦萨人的教籍。这种为图一时之快而使用宗教制裁的做法尽管在教会而言并非新鲜做法，却令西克斯图斯被广泛诟病。因为，一方面，这对佛罗伦萨人及其商业造成了伤害；另一方面，它让人不由得怀疑教皇个人的参与。心怀虔诚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忧心忡忡地写道：“上帝啊，但愿教皇陛下没有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尽管不久以后圣父策划大教堂谋杀的想法看上去并不算反常行为，但在那时仍让人难以接受。


    教会内部的状况并没有引起西克斯图斯的兴趣，他反而基于保罗二世时的先例，断然拒绝了日益高涨的要求设立议会的诉求。但这种要求并没有因为他的拒绝而结束。1481年要求改革的呼声越发迫切。大主教查默麦德克（Zamometic）作为国王的特使抵达罗马，对西克斯图斯及宗教法庭提出严厉的批评。教皇下令将其囚禁在圣安杰洛城堡。被一位友好的红衣主教释放后，尽管深知所处的危险，他还是坚持对教皇的谴责。他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基督教王公贵族继续召开巴塞尔大会，以防止教会被教皇西克斯图斯所毁坏。他还指责教皇发表异端邪说、买卖圣职、罪恶无耻、浪费教会遗产、煽动帕齐阴谋，并暗中与苏丹结盟。西克斯图斯毫不示弱，对巴塞尔城下了诅咒，有力隔绝了其与外界的联系，并再次将目中无人的大主教关进监狱。两年后，查默麦德克死在了监狱里，明显是由于受到严刑拷打，但却被说成是自杀。


    监狱并没有阻止思想的火花，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专制的君主往往忽略这一事实，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其实一点儿都不明智。在西克斯图斯生命的最后一年，法国图尔[13]三级议会[14]提交了一份合理的方案，但被他弃置一旁。在激情洋溢的改革者让·戴热力的鼓动下，议会提议对滥用财政、身兼多职以及令人痛恨的暂时代理牧师职务时所享受的薪俸代领权做法进行改革。根据该做法，可以基于“推荐”对通常是一般教徒的人员进行临时任命，而被任命者无须履行职责。这一做法是那个年代引起群情激奋的事件之一，西克斯图斯本可以轻易禁止这样的操作，从而为他在改革运动中赢得巨大的声誉，但他对这一机会视而不见，对该方案置若罔闻。几个月后，他死了。他统治期间积累了如此多的愤恨，以至于两周后他曾试图予以打击的科隆纳派系士兵带头在罗马发起暴动，并大肆烧杀抢掠。对于西克斯图斯四世所领导的这个机构而言，除了臭名昭著的名声外，他一无所成，因此也没有人为之扼腕叹息。


    2.异教徒的庇护神：


    英诺森八世（1484—1492）


    除因玩忽职守及性格软弱而同样令教皇职位岌岌可危之外，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在各方面都与他截然相反。这位继任者和蔼可亲，但处事优柔寡断，对强势的下属言听计从。他本名叫乔瓦尼·巴蒂斯塔·兹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出生于热那亚的一个富裕家庭，最初并未打算在教会谋取差事。年少轻狂的他也曾虚度光阴，由于放荡不羁而有了私生子，不过也并未否认。他之所以加入教会，并非由于思想方面的突然转变或生活中戏剧性的事件，只是因为其不错的职业前景。兹博在37岁时成为主教，在西克斯图斯领导的罗马教廷任职。由于欣赏其温顺谦恭的性格，西克斯图斯在1473年将他提拔为红衣主教。


    原本做事平庸、前途黯淡的人现在坐到教皇的位子，着实让人有些出乎意料，而两位雄心勃勃的候选人则相互阻挡了对方的前程。这两个随后也将实现各自抱负的人就是红衣主教博基亚和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前者就是未来的亚历山大六世，而后者是西克斯图斯最有能力的侄子，未来的尤利乌斯二世。同伯父西克斯图斯一样，罗韦雷霸气十足，能言善辩，且做事更果敢有力。在威克里（Vincoli），尽管人人都知他就是圣彼得红衣主教，但他仍难以在红衣主教团中获得多数票。而博基亚尽管花费2.5万达克特[15]向其同事行贿并允诺高官厚禄，但也未能够获得多数投票。佛罗伦萨特使向总部汇报说，博基亚主教“虚情假意、傲慢自负，因此他当选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在这一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对手察觉到威尼斯的红衣主教马尔科·巴尔博（Marco Barbo）当选的危险，因为此人品行端正，做事严谨，广受敬重，无疑会限制博基亚或罗韦雷家族的势力范围，甚至可能会酝酿改革。因此，当巴尔博仅差5票即当选时，博基亚与罗韦雷转而支持谦卑低调的兹博。在改革者看来，选举公认有私生子的人为教皇是对他们的公然冒犯，但两人对此无动于衷。有了他们两人的投票，他们的候选人兹博就被适时地加冕为英诺森八世了。


    作为教皇，英诺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一无是处的儿子弗朗斯凯托（Franceschetto）的极度迁就和纵容，他是第一个公开承认私生子的教皇。除此之外，他对德拉·罗韦雷主教凡事言听计从。“向圣彼得主教写信示好，”佛罗伦萨特使在写给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信中说</a>，“因为他是教皇，而且不只是教皇。”德拉·罗韦雷搬进了梵蒂冈，并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将自己的兄弟乔瓦尼从罗马的地方行政长官提拔为教会秘书长。而另外一个也曾提拔英诺森的博基亚主教仍然是副主教，但实际控制着教廷。


    作为纨绔子弟的弗朗斯凯托贪婪好色，放荡无度，每每与狐朋狗友深夜在街上游荡，四处寻花问柳，但英诺森对其疼爱有加。1486年，他成功地促成了儿子与洛伦佐·德·美第奇一个女儿的婚事，并在梵蒂冈举办婚礼大肆庆祝。但由于长期资金短缺，他不得不抵押教皇的首饰和金银珠宝支付庆典费用。两年后，为了孙女与一位热那亚商人的婚礼，他又举办了一场同样奢侈豪华的庆典。


    在教皇肆意妄为之际，更有商业头脑的副主教博基亚为下属官员提供了大量职位，想要一官半职的人必须付钱才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意在获得丰厚的回报。即便是本来一直为品行出众的人保留的梵蒂冈图书管理员职位，现在也被挂牌出售。为了高价出售各种恩惠和赦免证书，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每笔交易中的150达克特归教皇所有，其余归其儿子所有。当有人质疑对过失杀人、谋杀和其他重大罪行予以赦免而非判处死刑时，博基亚主教振振有词：“上帝并不想要犯罪的人去死，而是要他们活着付出代价。”


    在这种政体下，加之受先前体制的影响，教廷道德水准如烛泪融化般急转直下，达到了见利忘义的地步。1488年，在英诺森任期过半之际，教廷中几位高级官员因在两年时间内伪造了50份教廷特许状文书用于出售而被捕，其中两人被执行死刑。这种极刑处罚本来是为显示教皇义愤填膺的态度，实际却突出表现了其当政时的情况。


    随着西克斯图斯任期内大量红衣主教的涌入——其中包括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家族成员，教会内到处穷奢极侈、声色犬马。除寥寥几个诚实敬业、受人敬重的成员之外，大多数都是世故圆滑、追名逐利的贵族，他们极尽奢华之能事，为自己或所效忠的君主永无休止地扩大影响力。王公贵族的亲戚中有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红衣主教乔瓦尼·阿拉戈纳（Giovanni d’Aragona），米兰摄政王卢多维科的兄弟——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 Sforza），以及罗马两个永远处于敌对状态的统治家族成员——红衣主教巴蒂斯塔·奥尔西尼（Battista Orsini）和乔瓦尼·科隆纳（Giovanni di Colonna）。


    当时的红衣主教无须成为牧师，也就是通过授任圣职的方式获得管理圣礼的资格，主持圣餐及各种祈祷仪式，当然其中有些或许是这样的。牧师的最高等级是主教，从主教团中任命的主教继续担任主教职位，但大多数属于并不行使牧师职责的教会官员。教会组织的领导层越来越多地从事管理、外交及财政事务，而他们是从意大利的统治家族中选拨出来的，或者，如果是外国人的话，通常更多是担任朝臣职务，而非教会神职人员。随着教会世俗化的演进，越来越多的一般教徒、王公贵族的儿子和兄弟或君主的指定代理人被任命为教会官员，这些人并没有教会方面的从业经历。其中之一，便是弗朗西斯一世的非神职秘书安托万·杜普拉特（Antoine Duprat），由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教皇中的最后一位克莱门特七世提拔为红衣主教，他直至自己的葬礼才第一次进入应由他所主管的大教堂。


    这一时期的教皇，使用红帽作为政治货币，这扩大了红衣主教的数量，它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削弱教廷的影响力。而这些红衣主教搜集网罗大量职位，通过增加修道院、增加主教职位、提高俸禄等方式增加收入。实际上，根据教规，只有牧师才有权利从教会的财产中获取收入和养老金。然而，教规也并非一成不变，教皇总能通过“例外”法则向一般信徒授予俸禄和养老金。


    红衣主教视自己为教会王国的国君，认为享有与世俗王国国君同等的尊严和荣耀是他们的特权，更不用说他们的职责了。那些住在拥有数百名仆人的宫殿里的人，着戎装配刀剑游历国外，饲养着狩猎用的猎狗和猎鹰，每每于出行之时，相互攀比家臣门客的数量，竞相炫耀衣着阵仗的奢华程度，这些受雇于教会国君的家臣门客倚仗主子的权势经常胡作非为，成为罗马始终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在狂欢节期间，他们组织化装舞会、音乐表演及彩车巡游；他们举办带有彼得罗·里亚里奥风格的宴会，其中就有红衣主教斯福尔扎所举办的一次。对这次宴会，一位编年史作者说，他根本就不敢描述，因为“人们会以为他在讲童话故事而嘲笑他”。他们用掷骰子和玩纸牌的方式进行赌博，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弗朗斯凯托曾为此向父亲抱怨，说一晚上就输给了拉斐尔·里亚里奥主教1.4万达克特。这一说法应该属实，因为在另外一个晚上，就是西克斯图斯众多侄子之一的这个里亚里奥，从一位同为主教的同僚那里赢了8000达克特。


    为了防止势力衰微，红衣主教们坚持将他们的人数恢复到24人，以此作为英诺森当选的条件。当出现空缺后，他们拒绝任命新的人员，从而限制了英诺森裙带关系的范围。然而，有时外国君主施加压力，要求提供职位，也会逼出一些空缺，比如英诺森的亲侄子洛伦佐·兹博就在他的第一批选拔之列。根据教规，私生子不能担任教会职位，但为了红衣主教博基亚的儿子恺撒，西克斯图斯早就将该规定抛之脑后，并早在恺撒7岁的时候就给他安排了神职。将儿子或侄子立为嫡嗣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教皇的常规做法，但由此教会的另外一个原则也就被抛弃了。


    在主教们允许英诺森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决定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任命14岁的乔凡尼·德·美第奇担任教廷职位，他是弗朗斯凯托的新妹夫，“器宇轩昂的洛伦佐”的儿子。这个情况，并非英诺森的意愿，他是迫于伟大的美第奇家族的压力，才任命一个少年担任红衣主教，而从该少年的孩提时代起，他的父亲就一直在为他领取丰厚的圣俸。乔凡尼7岁出家，开始教士生涯；8岁时就已经担任修道院院长。并在名义上管理着法国国王所赐予的一所大修道院；11岁时被任命为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的大本笃会修道院的代理院长。从那时起，他的父亲就操纵所能运用的一切资源为他攫取红衣主教职位，并将其作为通向教皇神圣职位的一个台阶。年轻的美第奇将成为本故事中六位教皇中的第五位，即利奥十世，完成他既定的命运。


    在遵从了洛伦佐的愿望之后，地位巩固的英诺森坚持认为，这名男孩必须等待三年才能担任红衣主教，以便用这三年时间来学习神学和教会法。由于洛伦佐很早就聘请杰出的教师和学者为乔凡尼进行辅导，这位候选人早就比大多数人更博学多识。1492年冬天，乔凡尼在其16岁时终于当上了红衣主教。他的父亲郑重其事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诫儿子要注意罗马的邪恶影响，“所有邪恶势力的渗透”。洛伦佐敦促他的儿子，“切实采取行动，以便让所有你所见的人都确信，教会及圣座的安康和荣耀对你而言至关重要，世上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在提出这番独特的意见后，洛伦佐还不忘指出，他的儿子将有机会“为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家族效力”，但他必须提防教廷的邪恶诱惑，因为教廷“当前缺乏正人君子……如果红衣主教们都谦恭卑微，举止良善，那么整个世界将更加美好，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总能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皇，确保基督教国家的和平与安宁”。


    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统治者所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红衣主教们都为人正直，那么他们推选出的教皇则更加可敬，但双方都属于同一个机构，因此难分彼此。在这60年中，教皇都出自红衣主教，经过神圣的红衣主教团选举出来，反过来又任命与他们同类的人担任红衣主教。他们沉迷于眼前的权力斗争，刚愎执拗地忽视教会的真正需求，这种荒唐愚蠢的行径已然极为普遍，就像一把火炬，在文艺复兴6位教皇手中代代相传。


    如果说英诺森无能为力，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各邦国以及外国列强长久以来的不断纷争。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米兰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相互对抗，或者与规模更小的邻国开战；而自己就是热那亚人的一位教皇曾抱怨说，热那亚“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全世界付之一炬”。所有人都惧怕威尼斯向陆上扩张；自古以来，罗马就是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之间的战场；在势力庞大的家族世代相传的内部冲突中，往往会产生较小的城邦国。尽管上任伊始，英诺森就想在各敌对势力之间建立和平，但他缺乏相应的决心和毅力。另外，病情反复发作，也经常令他无暇他顾。


    他最大的麻烦在于，令人讨厌的那不勒斯国王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野蛮的骚扰并进而发动战争，而这样做的动机无非就是为非作歹。他先是无礼地要求获得某些领土，作为教皇封地，拒绝支付那不勒斯按照惯例所应缴纳的贡赋，与奥西尼密谋在罗马煽动闹事，并威胁要上诉到教会议会。当那不勒斯的男爵们起而反抗其暴政时，教皇站到了他们一边，费兰特于是率领军队向罗马进发并将之包围，而英诺森则疯狂地寻找盟友和武装力量。威尼斯态度冷淡，漠然置之，但允许教皇聘请其雇佣军。米兰和佛罗伦萨拒绝援助，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选择支持那不勒斯，或许希望就此削弱教皇属下的国家势力。这一切发生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与英诺森建立家族纽带之前，但这并不总是具有决定作用。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前一天的合作伙伴，在第二天可能就反目成仇。


    教皇请求利用外国援助对抗费兰特引起了法国的兴趣，因为安茹省早就声称那不勒斯是他们的领土，尽管之前的种种努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法国国王却从未放弃这个念头。法国即将介入的消息让费兰特惊慌失措，于是，就在他的包围之势令罗马走投无路之际，他突然同意了签署和平协定。他对教皇的退让令人目瞪口呆，但后来他撕毁协定，推翻了所有条款，并再次大举进犯，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当初的行为了。


    他在对教皇的致辞中满含轻蔑，公开侮辱，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人员在各个教皇国策动叛乱。由于同时要应对许多地方的起义和冲突，英诺森有些犹豫不定，延缓迟滞。他起草了一则声明，要将那不勒斯王国及国王驱逐出教会，但他最后临阵退缩，没有发布。费拉拉特使在1487年的报告中评论说，“教皇优柔寡断，孤立无援，难当大任”，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将他罢免，后果将不堪设想。但费兰特又一次完全改变了立场，偃旗息鼓并提出友好解决方案，教皇不顾之前所受的种种屈辱，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不良后果自然也避免了。为了这来之不易且有些脆弱的友谊，英诺森将侄女嫁给了费兰特的孙子</a>。


    这就是意大利当时的斗争，尽管有些轻率无聊，甚至毫无意义，但却颇具破坏性，而教皇最终也难辞其咎。最严重的后果便是，他们的地位降低了。在与那不勒斯的整个冲突过程中，教皇国显得微不足道，而教皇个人也不再像先前那样深受爱戴，这反映出费兰特的傲慢狂妄。奥西尼人在罗马散发传单，呼吁推翻教皇的统治，称他为“热那亚水手”，理应将其扔进台伯河。随着外国列强日益侵蚀教皇特权，各国教会用他们自己任命的人员担任圣职、截留收入，就是否服从罗马教皇的法令争吵不休。对这些，英诺森却疏于阻抗。


    他在梵蒂冈山上修建了著名的别墅和雕塑馆，将能够俯瞰永恒之城绝妙景致的地方命名为观景阁，并委托平图里乔[16]和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7]创作壁画，似乎是为了反映他们赞助者的历史地位，而这些壁画后来都烟消云散了。就赞助其他艺术领域或迫在眉睫的改革问题而言，英诺森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资金或兴趣。他在这一领域所集中关注的也是最不需要的，那便是十字军东征。


    诚然，舆论认为十字军东征是伟大的复兴运动。传教士应邀每月两次来到梵蒂冈，就像神圣的演说家那样，每次布道总离不开征讨话题。他们提醒现任教宗说，让基督徒和平相处是他们的职责，也是该职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皇当局的目的就是建立帕克斯与康考迪亚。布道者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呼吁各基督教国家之间结束纷争，并要求基督教国王用武力去对付异教徒。只有劝服他们停止战争，世俗统治者们才能够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即土耳其人。用库萨的尼古拉[18]的话来说，土耳其就是“天启怪兽”，是“大自然和人类共同的敌人”。有人认为，对土耳其发动战争是对意大利最好的防御。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圣地，还是其他失去的基督教领土，都可以重新夺回来。终极目标就是全人类信奉基督教并团结起来，而这也需要首先打败苏丹。整个事业将使教会弃恶扬善，并启动改革，或恢复王权。


    英诺森不遗余力地发动各个国家加入东征队伍，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刚刚显露之时，教皇庇护二世在这方面甚至更加投入。然而，由于欧洲列强并不团结，意大利各诸侯也意见不一，庇护及其前任功亏一篑，这一问题现在仍悬而未决。庇护曾经写道：“有什么终极力量能够让英格兰与法国、热那亚与阿拉贡、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和谐共处呢？”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都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有谁能够说服矛盾重重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为一个共同的事业携手并进呢？假如没有统一的指挥、严明的纪律，任何规模庞大的军队都会因为自身的混乱而分崩离析。除了这些困难之外，他们还缺少一个更根本的推动力量：只是进攻而没有防御。而这种进攻理念激发了他们的第一次东征。从那时起，因为与异教徒的贸易有利可图，意大利城邦国家便定期通过谈判的方式争取苏丹的援助，以便相互掣肘，这从而使神圣的战争失去了公信力。


    然而，英诺森经过国王的同意，在1486年的一次声明中宣布东征，与此同时颁布法令，对所有教堂、各个级别的有俸圣职和教会人士征收什一税，这可能就是其真正目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成功地在罗马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进行了规划目标、讨论战略、划定行军路线、商议各国分遣队规模、任命指挥官等一系列行动。最后，没有军队集结，更没有从欧洲海岸线派遣武装力量。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匈牙利爆发了内战，法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又生嫌隙，但这些都是缺乏动力的借口。没有哪一场神圣的战争能够美化教皇。相反，在著名的杰姆王子事件中，罗马教皇突然逆转，极其反常地与基督教的敌人达成了妥协。


    杰姆王子是苏丹的弟弟，被奥斯曼国王所击败，但作为竞争对手，仍对后者构成威胁。他曾遭到兄弟的报复，但成功逃脱，并带领圣约翰骑士团穿越奈特海湾到罗得岛避难。虽然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对付异教徒，但骑士团心胸开阔，认为杰姆是不可多得的财富，由此与苏丹达成协议，使他远离交战行动。作为交换，骑士团每年向苏丹缴纳4.5万达克特。在成为众所周知的大特克后，杰姆立即成为了各方觊觎的杠杆。威尼斯和匈牙利、法国和那不勒斯，当然还有教皇，都纷纷争取他。在法国短暂地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他被教皇争取过来兼任两个红衣主教职位，一个是罗得岛大法师，另一个是法国国王的候选人，他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津贴。


    英诺森打算利用杰姆作为对苏丹发动战争的手段，他隐约觉得，如果由基督徒帮助杰姆登上王位，他就会从欧洲包括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军队撤回。即使这一点真实可信，我们还是不清楚，用另外一个穆斯林取代这一个穆斯林何以会导致发动圣战。


    1489年，大特克到达罗马，皇室给予他极高的荣誉；他收到了丰盛的礼品，骑着教皇白色的高头大马，由弗朗斯凯托陪同来到梵蒂冈。沿途挤满激动万分的民众，他们好奇地驻足观望，认为一个熟悉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即苏丹将来到罗马与教皇一起生活，这预示着天降祥瑞，举世和平，而他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教宗和红衣主教在人群中接见身材高大、面色阴沉、裹着白头巾的客人，后者偶尔从半闭的眼睛中野蛮地扫视一下四周，算是松弛一下绷紧的神经。他与随从人员被安置在专为皇室客人预留的梵蒂冈房间，“尽情享受各种娱乐消遣，诸如狩猎、音乐和宴会等等”。就这样，“天启怪兽”的兄弟大特克在基督教的核心教皇的宅邸中安顿了下来。


    围绕他进行的各种外交手段轮番上演。苏丹害怕基督教用杰姆作为矛头发起攻势，于是主动向教皇示好，派遣使节带着基督教珍贵的纪念物“圣矛”前来拜访，据说该圣物曾刺破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体的一侧。罗马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接收该圣物。对苏丹而言，他的兄弟在教皇的庇护下现身罗马至少令他有所忌惮，只要杰姆还活着，他就不敢贸然继续对基督教领土发动进攻。在这个意义上，英诺森有所收获，但他失去的更多。公众对这种关系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眼里，教皇对大特克礼让有加，这让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


    英诺森的疾病日益频繁地发作，到1492年，他很明显已经时日无多。临终前，他将红衣主教们召唤到床前，说自己能力不足，请求他们宽恕，并叮嘱他们选择一个更好的继任者。他的遗愿与他整个的人生历程一样徒劳无功。被红衣主教们推选到教皇宝座的这个人，被证明就像撒旦那样穷凶极恶，而人类也将步入一个更加黑暗的年代。


    3.腐败堕落的亚历山大六世


    （1492—1503）


    罗德里戈·博基亚在62岁的时候，已经当了35年的红衣主教和和副司祭，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原则或者他所缺乏的原则、他对权力的运用、他发财致富的方式、他的情人以及7个孩子，教廷的同事们都一清二楚，以至于年轻的乔瓦尼·德·美第奇在第一次参加教皇选举会议时，就对博基亚被推选为教皇一事评论说，“快跑吧，我们现在是羊入虎口”。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意大利的王子到西班牙统治者，再到博基亚的故土，以及其声誉所达的国外领土，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尽管他彬彬有礼，魅力无穷，但却玩世不恭，是非不分，不过是他腐败堕落的名声还未达到后来的程度罢了。他内心总是热衷于一时的想法：1492年，也就是他当选的那一年，为庆祝摩尔人被最终从西班牙驱除出去，他并未举办感恩节赞美颂，而是在圣彼得的露天广场组织了斗牛表演，当场有5头公牛被宰杀。


    在教廷工作期间，博基亚经历过5任教皇，经历了上次选举的失利，他决定这次怎么也不能让机会溜走。他直接动用金钱收买两个竞争对手，攫取了教皇宝座。这两个人分别是红衣主教德拉罗韦雷和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后者爱金钱胜过信用，四匹骡子所驼的金块就把他收买了。在教皇选举会议期间，博基亚将这些金块从自己的宅邸秘密运送到斯福尔扎的家中。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教皇对自己的习惯日益不加掩饰，几乎所有丑陋不堪的故事都可能讲到他并且被认为与他有关，而黄金列车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它内在的可信度在于，像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这样富有的竞争对手，要收买的话，代价巨大，除金钱外，他还被任命为副司祭。


    博基亚自己就是裙带关系的受益者，早在26岁时他就被他年事已高的伯父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 III）提拔为红衣主教。加里斯都三世直到77岁才当选为教皇，当时他已经老态龙钟，教廷本来已打算推选他人了。然而，加里斯都早就有足够的时间奖掖他的侄子，任命他为副司祭，因为博基亚成功恢复了教皇的某些领土。通过教廷职位的收入，在西班牙拥有的三个主教职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别拥有的修道院，作为副司祭每年的8000达克特津贴，作为红衣主教每年的6000达克特津贴，再加上一些私人业务，博基亚在这些年里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他因此成为罗马教廷最富有的一员。在早年担任红衣主教时，博基亚就已经取得足够的财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三层宫殿，宫殿中间有一个庭院，宫殿里到处是豪华的家具，红色的绫罗绸缎和金边的天鹅绒镶边，色彩协调的地毯，大厅里挂着壁饰挂毯，黄金盘子，各色珍珠和成袋的金币。据他自己吹嘘说，这些东西数不胜数，足够填满西斯廷教堂。庇护二世曾经将博基亚宫殿与不远处的尼禄金殿相比，并认为二者不相上下。


    据说在35年时间里，除了生病或不在罗马之外，博基亚从未错过红衣主教的任何一次商务会议。他对于教廷官僚机制的运作及其所蕴含的机会了然于胸。他聪明睿智、精力充沛，强化了与罗马的关系，并且，作为西克斯图斯的使节，他完成了一项复杂的使命：说服西班牙贵族及各级官僚机构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婚姻以及他们王国的合并予以支持。他大概是最能干的红衣主教。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健、温文尔雅</a>，在相貌上也显得庄严甚至高贵；他喜欢穿上好的紫色塔夫绸外套，深红色天鹅绒衬衣，而貂皮条纹的宽度亦格外讲究、恰到好处。


    根据同时代人的描述，他通常面带微笑，脾气温和，性格开朗，喜欢“以愉快的方式做不愉快的事情”。他能言善辩，饱读诗书，诙谐机智，总是“煞费苦心地在谈话中大放异彩”；他“处理问题技巧高超”，活力四射，颇有自尊，具有西班牙人所特有的自豪；他天生有种不可思议的女人缘，“他对她们的吸引力比磁石对铁的吸引力还强大”，这也表明他让女人们强烈感受到了他的欲望。而另一位观察员还多此一举地说，他“十分明白金钱的魔力”。


    作为一位年轻的红衣主教，他先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有关她们母亲的信息无从查证；随后，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又与公开承认的情妇瓦纳萨·德·卡特内（Vanozza de Cataneis）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据说瓦纳萨的母亲也曾是博基亚的情妇。这些就是他公开承认的家庭情况。他为长子佩德罗·路易斯（Pedro Luis）取得了西班牙甘迪亚公爵爵位，并让他与国王斐迪南的堂妹订立姻亲。但佩德罗英年早逝，他的头衔、土地以及未婚妻都一并传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胡安（Juan）。胡安是博基亚的最爱，但他注定以同样的方式去世，这使得博基亚家族成为人们的笑柄。恺撒和卢克雷齐娅作为著名的博基亚家族成员，帮助家族建立了伟业，他们两个与胡安和另外一个弟弟霍夫雷（Jofré）都是瓦纳萨的孩子。在博基亚担任教皇期间所生的第八个孩子名叫乔瓦尼，即便家族里的人似乎也不确定他的父亲是谁。两份连续的教皇诏书，第一份确认他为恺撒的儿子，随后一份又确认他为教皇自己的儿子；而舆论却认为，他其实是卢克雷齐娅的私生子。


    无论是为了体面的面纱，还是与人偷情的欢愉，博基亚喜欢他的情妇们都有自己的丈夫，在还是他的情妇时，瓦纳萨就先后被安排了两次婚姻，而在瓦纳萨之后，博基亚为他的另一情妇，美丽的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oese）也安排了一次婚姻。茱莉娅拥有一头金黄的头发，长度达到脚踝，在19岁时嫁给了博基亚官邸中的一位奥西尼人，并几乎同时，成了这位红衣主教的情妇。尽管荒淫无度的私生活在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并不是什么丑闻，但一位59岁的老人与比她年轻40岁的女孩发生关系，实在令意大利人反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太不艺术了。这件事成为下流笑话的主题，也为玷污博基亚的声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博基亚当选为教皇后，愤怒失望的德拉·罗韦雷及其党羽揭露了他们不光彩的交易，使得博基亚攫取教皇职位的手段尽人皆知。博基亚自己也公开吹嘘。这实在大错特错，因为买卖圣职是严重的罪行，将给新教皇的敌人反对他的把柄，而他们确实也很快利用了这一把柄。在此期间，此时已经成为亚历山大六世的博基亚，在恢宏壮丽的仪式中骑着高头大马穿过罗马，去接手拉特兰教堂。参加仪式的有13支骑兵中队和21位红衣主教，每位主教后面有12名随从；还有各国大使及高官显贵，他们衣着华丽，帷帐光鲜，在声势浩大的场面中相互攀比。街道两旁装饰着鲜艳的花环和凯旋拱门，镀金的裸体青年构成的雕像惟妙惟肖，绚丽的彩旗迎风招展，一头造型巧致的红牛在金黄色的田地中肆意奔跑，亚历山大六世的时代开始了。


    在这一点上人们能够感受到法国的影响超过了意大利。这一影响从外国列强入侵时代开始，将使教皇力量加速衰微，而意大利则面临被外部势力控制的风险。他们将对半岛进行长达70年的蹂躏，破坏它的繁荣，抢占大片领土，削弱主权影响，使意大利实现统一的条件推迟了400年到来，而这一切都是缘于参与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获得永久的利益。各王储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将整个意大利王国搞得分崩离析，它令人垂涎，同时又脆弱不堪。在被渗透前夕，该地区并不像圭恰迪尼笔下所描绘的国家那样宁静祥和、商业繁荣且雍容高贵，但即便如此，它也因为城市所拥有的丰富资源而令人觊觎。这种入侵并非由于经济需求，但统治者仍然希望通过战争从被征服领土上征税来获得赔偿和收入，为战争本身的开支找来源。还有一种可能是，中世纪最初的十字军东征使豪臣贵族们侵略成性，而意大利的运动只不过代表了民族主义扩张的情绪。法国从百年战争中恢复了元气，西班牙终于将摩尔人驱逐出去，两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加强了民族凝聚力。意大利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却自相纷争，自然像一块诱人的蛋糕，吸引了各种侵略力量。


    在意大利，亚历山大从其选举丑闻中或许应该意识到，花些时间思考一下如何对宗教进行治理将有益无害。但是，他却立即着手修建政治藩篱。他将女儿卢克雷齐娅嫁给了一位斯福尔扎，并让儿子霍夫雷迎娶了不断制造麻烦的那不勒斯国王的孙女。在担任教皇的第一年，他不顾红衣主教的反对，扩大了罗马教廷的人数，这令后者愤怒至极并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德拉·罗韦雷的支持者，所以并没有从中享受到任何好处。亚历山大最终占据上风，任命了11位新红衣主教，包括他情妇的哥哥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一位年仅15岁的埃斯特斯家族子孙；还有他自己的儿子恺撒。恺撒显然不适合教会职业生涯，所以很快就辞职，去从事更符合他个性的与战争、谋杀等相关的职业去了。其他被任命的成员都经过明智而审慎的精挑细选，以取悦各国列强，法国、英国、西班牙、匈牙利、威尼斯、米兰和罗马各有一名，其中有几个倒也虔诚而博学。通过这些新成员，亚历山大加强了对教廷的控制。德拉·罗韦雷得知任命后，发出“一声惊呼”，气得大病一场。亚历山大最终将总共任命43位红衣主教，其中包括17名西班牙人和5名他自己家庭的成员，每个人为该职位所支付的金钱的准确数额被布尔夏德（Burchard）精心记录在日记里。


    教皇在前50年中脱离于宗教事务，其声誉因而日渐下降，他还厌恶改革，所有这些让本来就有侵略计划的法国具备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国家教会的拼命榨取，教皇权威普遍弱化，收入逐渐减少，法国教会乘机赢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在其自己的王国中，教会的腐败不断带来麻烦。传教士在怒火中烧的布道中对世风日下的现象大加挞伐，严肃的批评家们对此进行了讨论，教会举行宗教会议起草改革举措，但似乎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一位法国人写道，这些年来，改革是最为常见的话题。1493年，当人们热议这场目的在于让法国皇室实现取得那不勒斯的要求的运动时，查理八世召集了人员在图尔开会，就批准他行军穿越意大利的方案进行准备，因为这个方案就像是以改革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尽管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据人们的理解，鉴于亚历山大六世犯有买卖圣职罪，此举的目的就是号召委员会废黜他。这并不是国王一时心血来潮。作为已然摇摇欲坠的瓦卢瓦阵营中茫然无措的可怜虫，他还是整天梦想着骑士的荣耀以及对土耳其人的征伐，而经过红衣主教德拉·罗韦雷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也开始关注起宗教改革事务来了。罗韦雷对亚历山大恨之入骨，难以释怀，早就造访过法国，表达了要将之彻底摧毁的明确目的。对于这样一个“在世人眼里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教皇，必须被撤除，他向国王坚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选出一位新的教皇。


    这一行动由红衣主教发起并有法国的支持，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还从未有什么事件给教会带来如此无可挽回的伤害。不论亚历山大的罪行开创了什么样的先例，德拉·罗韦雷及其阵营竟想着重复这样的罪行，这本身就是除了愚蠢再也没法做其他解释的行为，而这样的愚蠢已经感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个教会统治者。


    亚历山大有很好的理由害怕德拉·罗韦雷对法国国王的影响力，尤其是后者很快就要指挥这位头脑昏庸的国王对教会进行改革。圭恰迪尼对教皇没有丝毫钦慕与好感，而据他讲，改革对于亚历山大而言是“超越任何其他事情的可怕念头”。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历山大会毒害、监禁或以其他方式禁锢对他不利的对手，包括红衣主教们，但他却没有将德拉·罗韦雷关起来，实在是一个奇迹。不过作为他的敌人及继任者的罗韦雷也早就才华出众、聪明过人，而且，小心谨慎地住在罗马城外一个堡垒里。


    从法国发回的报告让意大利城邦国经历骚动，进入疯狂的合并重组状态，为抵御外国人做准备，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与他并肩作战。对于教皇和世俗统治者来说，一个大问题是，与那不勒斯站在一起或与法国结盟，哪个选择能带来更大的优势。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王国是法国觊觎的目标，现在他正与教皇和亲王进行讨价还价；但是，一生习惯阴谋诡计的他并未放弃秘密行动，暗中筹谋以削弱其盟友的力量。由于积劳成疾，他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儿子阿方索继承了他的事业。阿方索的左邻右舍互不信任，正如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写道，他们“虚荣浮华，目光短浅，行为荒谬，密谋疯狂”。


    米兰的举动促使法国大举入侵，而它也符合上述所有评价。米兰的举动始于费兰特的孙女伊莎贝拉向他的抱怨。伊莎贝拉是阿方索的女儿，是米兰的合法继承人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妻子。她向费兰特抱怨说，她和她的丈夫被剥夺了应有的地位，事事听命于摄政王卢多维科·莫罗和他强势霸道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埃斯特（Beatrice d’Este）。费兰特闻此大为光火，并予以恐吓，这让无意辞去摄政地位的卢多维科意识到，只有废黜费兰特并没收他的宅邸，自己的地位才会安然无虞。于是卢多维科与早就心怀不满与他有同样目标的那不勒斯男爵们结盟，并且，为了确保这一目标，他还邀请查理八世进入意大利，明确表示要攫取那不勒斯的王位。这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法国君主通过奥尔良阵线是更想获得米兰而非那不勒斯。但是，本质上就是冒险家的卢多维科信心十足地认为，他能够防止出现这种威胁。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断。


    出于这样的动机和算计，尽管在最后一刻差点儿就不会发生，意大利还是被侵略者强行打开了大门。国王查尔斯的顾问们对这一行动心存疑虑，反复强调即将遭遇的困难，国王认为卢多维科和意大利人一般都不太可信，为此有些忧心忡忡，于是命令已经在行军途中的军队停止前进。然而，德拉·罗韦雷及时出现了，经过一番热切的劝导，国王重新燃起了热情。1494年9月，由6万名法国人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用圭恰迪尼那毫不夸张的话来说，他们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的种子”。


    一开始，在一番惊慌失措、犹疑不定之后，亚历山大与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结成了防守联盟，但这一联盟在成立伊始即土崩瓦解。由于两年前去世的“高贵的洛伦佐”的大儿子皮耶罗·德·美第奇临阵退缩，佛罗伦萨发生变节。面对敌人的到来，皮耶罗突然变得胆小怕事，暗中与法国达成协议并打开了城门。就这样，查理兵不血刃占领了佛罗伦萨，随后大军长驱直入罗马。绝望之中的教皇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不得不俯首称臣。侵略者进入罗马的军队花了六个小时才全部进城。骑兵们手持弓弩，长长的队伍宛如火车；瑞士雇佣兵带着戟和长矛，骑士们身披铠甲，皇家卫士肩上扛着铁权杖，队伍的最后是36门大炮，在拉着经过鹅卵石道路时发出可怕的隆隆声。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整个城市都在颤动。曼图亚特使描述说：“强取家夺十分可怕，谋杀现象数不胜数，大街小巷哭爹喊娘。在人类的记忆中，教会从未陷入过如此恶劣的困境。”


    征服者和罗马教皇之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谈判。尽管亚历山大被迫放弃那不勒斯，并交出杰姆王子（他不久后在法国的监押中死去），但他坚决反对两项要求：他拒绝将圣安吉洛城堡交由法国控制；拒绝将那不勒斯王冠正式加冕给查理。尽管他不得不同意，法国有权经由教皇领土建立前往那不勒斯的通道，但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拒绝这两项要求需要极大的勇气。在谈判的各个阶段，唯一没有争议的话题便是改革。尽管德拉·罗韦雷主教及其党派苦口婆心地劝诱怂恿，但烦躁不安、笨嘴拙舌的法国国王却无力组建委员会、赞助改革或废除教皇。亚历山大的职位得以保留；法国人兵不血刃地进驻那不勒斯；唯一的暴力行动是他们自己沿途攻城略地，大肆劫掠。阿方索国王退位并躲进了一个修道院，避开了动乱；他的儿子费兰特二世扔掉手中的利剑，仓皇逃走了。


    法国人进入意大利南部，最终激起了各国的联合反抗，发起者是西班牙。西班牙想要自己控制那不勒斯，因此坚决不让法国得逞，于是国王斐迪南就劝说早就对法国扩张忧心忡忡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与他结盟，同时提出把自己的女儿胡安娜嫁给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腓力（这一婚姻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随着西班牙与罗马帝国结盟，罗马教皇和米兰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付法国了。后来威尼斯也加入进来，组成了威尼斯联盟，并于1495年起被称为“神圣同盟”。“神圣同盟”的成立使得早就在那不勒斯成为过街老鼠的法国人担心自己被孤立无援地围困在意大利。于是他们踏上了回家的路程，途中在伦巴第（Lombardy）的福尔诺沃（Fornovo）与盟军发生战斗，那也是此次行动中的唯一一次战斗，由于只是骚扰性战斗，并没产生决定性作用。随后，他们回到了法国。阿方索和他的儿子立即卷土重来，恢复了对那不勒斯的统治。


    尽管没有人从这次愚蠢但意义重大的冒险行动中得到好处，法国尤其如此，但列强并没有因为徒劳无功而就此罢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样的舞台为争夺意大利而拼得你死我活。从这个时候起，战争、联盟、战斗、错综复杂的外交斡旋，风云变幻的分裂与结盟轮番上演，直到最后达到惊人的高潮。1527年，罗马被西班牙皇家军队洗劫一空。在这场持续了33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每一次进展或转折，每一次调兵遣将，都被忠实详尽地记录在历史书中，以致有些内容在今天已经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战争对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极其重要，有些微乎其微，但都令人难忘：佛罗伦萨人对皮耶罗的投降行为异常愤慨，于是奋起反抗，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婚姻带来了未来的查理五世，即下个世纪至高无上的皇帝；米兰的卢多维科·莫罗为他的愚蠢行径付出了代价，死于法国监狱；在最著名的帕维亚战役中，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被俘，却因为一句话而永远被人们记住，他说：“除了荣誉，我已经一无所有。”


    另外，意大利战争对教皇职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仅把教皇更多地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进一步降低了其影响力。教皇国家与任何世俗国家相比，迎来送往，生意往来，豢养军队，征战讨伐，与恺撒所做的事情并无不同，结果在人们看来，教皇国家比世俗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可能就是罗马遭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教皇大部分时间沉迷于建立恺撒式的王国，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关注上帝的事务，而是始终忙于建立这样或那样的联盟，这样一来，他们比以往的教皇都更严重地忽略了教会及宗教社区的内部问题，因此，当有迹象表明他们自己王国内部即将发生危机之时，他们几乎茫然无知。


    在佛罗伦萨，从1490年开始，圣马可（San Marco）之前的多米尼加修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9]就大肆宣传宗教，讲述宗教的危难，他被亚历山大成功地压制了7年；可他还是将教义传播到城市各个角落并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共鸣。萨沃纳罗拉还算不上是路德的先驱，后者思想狂热，疾恶如仇，在任何风雨飘摇的年代都能够引起共鸣，鼓动民众揭竿而起。萨沃纳罗拉只是代表了他自己那个时代，目睹教会腐败堕落、低下卑微而极度反感，最后怒发冲冠。他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净化神职人员，从而重新打开通向天堂之路。他预言，改革将为所有基督教徒带来幸福和安康，这一论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既不宣讲教义改革，也没有号召教众从罗马分离，而是对民众和神职人员的罪孽大力挞伐。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源于邪恶昭彰的教皇及教廷的等级制度。他的训斥责骂，他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根据皮克·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 Mirand）的说法，“使人惊慌失措、涕泪俱下，城里城外，大街小巷，人们茫然无措，感觉生不如死”。他曾预言，伟大的洛伦佐和英诺森八世都将在1492年去世，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应验，两人都驾鹤西去了，这更让人们相信他法力无边，值得敬畏。他燃起了篝火，人群中不时传出哭泣声、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人们纷纷将他们的奢侈品和贵重物品，包括名贵的绘画、精美的服装、稀世的珠宝等扔进火堆。他发动成群的儿童逐家逐户搜集“世俗享乐物品”扔到火里烧掉，说是烧尽“虚荣和浮夸”。他呼吁他的追随者改变自己的生活，放弃世俗的节日和游戏，放弃高利贷，不再相互仇杀，并恢复宗教仪式。


    当萨沃纳罗拉斥责教会的时候，他的愤怒完全爆发了出来。“教皇和主教发言反对人们拥有雄心抱负，褫夺民众的自豪感，但前者自己私下里却忙于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宣扬贞洁，背地里却包养情人……他们只想到尘世和世俗的东西，根本不在乎灵魂的净化和救赎”。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教会已经“臭名远扬……就像是一个坐在所罗门宝座上的妓女，向往来的路人招徕挑逗。谁有钱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恣意寻欢；而一旦有人心怀善意，则遭到严词拒绝，并被赶出门外。因此，荒淫无度的教会啊，你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滥用职权，你的污浊气息直冲天堂”。


    尽管这句冗赘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罗马早就习惯了吹毛求疵的狂热分子，因而仍然对此无动于衷。然而，当萨沃纳罗拉向查理八世欢呼致敬，认为后者是上帝派来执行改革使命的人时，他就成为危险的政治人物了。“正如我很早就预言过的，”他说，上帝派查理八世来为意大利疗伤，并对教会进行改革。支持法国对他而言是致命的举动，因为他威胁到了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并引起了教皇的不快。前者要求对他进行压制，而亚历山大为了避免公众的强烈抗议，并未贸然行动。当萨沃纳罗拉毫不留情地谴责教皇本人及教会的等级制度，尤其是要求召开教会大会，以买卖圣职罪将教皇免职时，他才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了。


    起初，亚历山大只想通过禁止萨沃纳罗拉讲道的方式让他闭嘴，但先知言</a>必谈上帝，让他噤声并不容易。萨沃纳罗拉对教皇的命令不屑一顾，认为亚历山大罪行昭彰，已经失去了作为圣父的权威，并且“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异教徒，没有宗教信仰，已经不能称其为教皇”。亚历山大下令将他逐出教会，但萨沃纳罗拉立即公然反抗，举办圣餐仪式，并主持弥撒。亚历山大于是下令让佛罗伦萨当局禁止萨沃纳罗拉布道，否则将把整个城市逐出教会。现在公众已经对萨沃纳罗拉表现出不满情绪，就好像敌人已经将他拉到火里去，而他坚持不下去了。佛罗伦萨当局将他监禁起来，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欺诈行为；随后教廷检察官再次对他进行折磨，逼他承认发布异端邪说，然后将其遣送回去由民事机构执行死刑。1498年，在暴徒的号叫和嘘声中，他被绞死并焚烧。雷声沉寂下来了，但是萨沃纳罗拉所表达的对教会等级制度的不满和敌视却并未烟消云散。


    巡回布道者、隐士和修士继续宣扬他的思想。有的狂热盲从，有的发疯着迷，但都厌恶教会，并且响应了广泛的公众情绪。任何人，只要声称以宣扬改革为使命，肯定有人洗耳恭听，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作为娱乐普通大众的少有的形式之一，非神职传道人员及布道修士早就游历了各个城镇，吸引了大量群众耐心地听讲。由于教堂空间有限，人们只得聚集在公共广场连续听几个小时冗长的说教。据说在1448年，多达1.5万人到佩鲁贾倾听了著名的方济会修士罗伯托·达莱切（Roberto da Le）的布道，演讲持续了4个小时。传教士们鞭挞时代的丑恶现象，劝告人们抛弃罪恶，过上更好的生活，对激起的公众的反应而言，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存在。通常在布道结束之际，很多人会“改变看法”，并向演讲者赠予礼物以示感谢。“天使教皇”在世纪之交发出了最受人欢迎的预言，他倡导改革，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萨沃纳罗拉早就对此做出过承诺。由来自佛罗伦萨的大约20名工人阶级弟子选出了他们自己的“教皇”，该“教皇”告诉他的追随者，在改革完成之前，去忏悔和告解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些教士神父都名不副实。他的这番话表明，某些伟大的变革即将来临。


    这个年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穷奢极侈，而博基亚家族的风流韵事却仍令人们咋舌。亚历山大认为与那不勒斯王室联姻将对他非常有利，于是就废止了他的女儿卢克雷齐娅与乔瓦尼·斯福尔扎的婚姻，要把她嫁给那不勒斯王位继承人阿方索。斯福尔扎勃然大怒，断然否认自己婚姻不圆满，四处叫嚣，公开抵制离婚</a>，但在教皇的精心谋划下，他在政治及财政方面均受到强大压力，终于被迫屈从，甚至还将妻子的嫁妆也一并返还。在梵蒂冈的一片狂欢中，卢克雷齐娅嫁给了英俊潇洒的新丈夫。而根据各方面的记述，她发自内心地爱这个人；但这却是对斯福尔扎的羞辱，也冒犯了神圣的婚姻，因此亚历山大更加声名狼藉。乔瓦尼·斯福尔扎甚至认为，亚历山大之所这么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女儿有非分之想。虽然这一说法难以解释卢克雷齐娅迅速再婚的事实，但从此围绕亚历山大的丑闻越来越多，而他儿子恺撒的胡作非为，更让人相信丑闻的传言是真的。


    在卢克雷齐娅再婚这一年，有人在某天早上发现教皇的长子甘迪亚公爵胡安的尸体漂浮在台伯河上，身中9刀。他父亲赠予他大片地产，他有许多敌人，因此究竟刺客为何人并无定论。然而事件过去的时间越长，流言蜚语越多，人们越发地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恺撒，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想要取代哥哥获得父亲的慷慨赠予，或者，也可能是他与哥哥和妹妹之间的三角乱伦关系引发了仇恨。有关罗马的各种传闻持续发酵，但几乎都离不开博基亚家族的腐败堕落（不过有历史学家后来认为恺撒并非杀害其哥哥的凶手）。


    儿子的死令亚历山大悲痛欲绝、目瞪口呆，但或许是受到了惊吓，他整日懊悔莫及，竟少见地自我反省起来。“对于任何教皇而言，”他在一次红衣主教会议上说，“最大的危险在于，周围的人总是对他阿谀奉承、恭维谄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最后他也不希望听到真话了。”历史上每个独断专行的君主都不会听到真话。在他的道德危机中，教皇宣布，他所遭受的打击是上帝对他所犯罪行做出的判决，因此，他决定洗心革面，改革教会。“我们将从自我开始进行改革，然后进行到各级教会，直到完成全部工作。”他立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几位最受人尊敬的红衣主教组成，负责制订一个计划。但是，除了一项减少重复任职的条款外，几乎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它要求从红衣主教开始，将已经明显攀升的收入减少到每人6000达克特；家庭人数减少到不超过80人（其中至少12人要有教会职务），陪同人员不得超过30人；最大程度限制餐桌上食物的品类，每餐只能吃一份炖肉和一份烤肉，原先有乐师和演员参与的娱乐活动改为阅读《圣经》。红衣主教不再参加比赛或嘉年华会，不再出席世俗戏剧演出，也不能雇用各种“年轻人”作为贴身侍从。自这项体现改革精神的清规戒律颁布10天之内，要解散所有姬妾，这项条款可能会影响教皇对该计划的兴趣。另外一个条款要求成立一个理事会，负责为改革制定相关法律，这就足以让教皇回归正常。然而这项改革计划从未予以颁布，而改革问题也被弃置一旁。


    1499年，在新国王路易十二的带领下，法国回到意大利战场，并通过奥尔良支系要求获得米兰。身为鲁昂大主教的另一位牧师是国王的首席顾问，也是国王这一行动的幕后推手。他自己野心勃勃，想要成为教皇，并相信通过法国对米兰的控制，他能够极大推动教皇事业的发展。受上次战争的影响，亚历山大在此次新的侵略战争中有些愤世嫉俗。路易的妻子是整日郁郁寡欢、一瘸一拐的珍妮，她是查理八世的姐姐。为了迎娶查理八世的遗孀，也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布列塔尼的安妮，以便最终将她的公爵领地收入自己囊中，路易曾经申请自己的婚姻无效。


    路易的这一请求马上遭到已故国王的方济会告解者奥利弗·梅拉德（Oliver Maird）的谴责，对被抛弃的王后深表同情的法国人民也对他们的国王心怀怨恨。但即便这样，亚历山大还是对民意漠然置之。他看到了发财致富、稳坐金山的方法以及为恺撒加官晋爵的良机。此时的恺撒已经放弃了传教士生涯，想要迎娶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的女儿。恺撒为此辞去了红衣主教职位，这一前所未有的做法激怒了其他许多红衣主教，以至于威尼斯书记员长叹一声，这样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这样一来，如今在神圣的教会，一切都颠倒了。”为了回报恺撒的三万达克特，并对他的计划提供支持，教皇理所当然准许了路易的请求，同意他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同时，任命鲁昂大主教担任昂布瓦斯的红衣主教。


    从第二起可耻的废止事件及其后果来看，各种愚蠢荒唐行径相互交织，无以复加。恺撒披着公爵的光环，带着豁免权前往法国，与国王商议在教皇支持下在米兰发起一场运动。亚历山大现在对儿子无比疼爱，与法国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亲爱的儿子，但这一举动却引起众多对手的愤怒，比如斯福尔扎、克隆纳斯、那不勒斯，当然还有西班牙的统治者。代理西班牙事务的葡萄牙使节拜访了教皇，谴责后者的裙带关系、买卖圣职的行为及对法国的政策，认为他这么做会危及意大利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和平。他们威胁说，假如教皇不改变目前的方针政策，他们将召开主教大会。但教皇不为所动。雷厉风行的西班牙使节言出必行，尽管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阻挠法国，表面上看来还是为了教会的福祉。会议讨论得非常热烈；大会再次以改革作为威胁。一位怒火中烧的特使当面对亚历山大说，他的当选是无效的，他的教皇头衔无人认可。亚历山大针锋相对，威胁要将他扔进台伯河，并用侮辱性言语责骂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说他们干涉教会事务。


    由于公主极其讨厌这位追求者，恺撒的婚事告吹，法国联盟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令亚历山大有些被抛弃的感觉。他感到危机四伏，以至于每次演讲都要有武装警卫陪同。在罗马，有传言，说大国要撤军，联盟可能要分道扬镳。然而，法国国王为恺撒安排了另外一场婚姻，迎娶纳瓦拉国王的妹妹，这令亚历山大喜出望外，于是作为回报，同意路易对米兰的领土要求，并与法国一道，加入了威尼斯的联盟，而后者时刻准备对抗米兰。法国军队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并在瑞士雇佣兵的支援下对米兰发动突然袭击，对其造成重创。这一行动令整个欧洲侧目，但亚历山大对此置若罔闻。在战争与动荡的年代，赶到罗马庆祝公元1500年千禧之年的朝圣者们发现，那里并非一派祥和安宁，到处有袭击和骚乱，抢劫和谋杀时有发生。


    恺撒现在已经完全走上了军事生涯，那些教皇国所辖区域已经越发地脱离教皇的统治，几乎要实现自治了，而他就是要重新掌控这些地区。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认为，他的目标是一个临时辖区，甚至是为自己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王国。他的军事行动耗费了教皇收入的一大部分，一次是在两个月间花费了13.2万达克特，约占教皇正常收入的一半左右；另一次是在8个月时间里花费了18.2万达克特。他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冷酷无情的暴君、精明强干的管理者，间谍和线人随时向他汇报，提供各种信息；他武功高强，身手不凡，能一下子砍死一头公牛。他也酷爱艺术，为诗人和画家提供赞助，可如果一旦听说有人散播关于他的笑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割掉这人的舌头，砍掉他的手掌。据说一个威尼斯人散发了一本诽谤教皇的小册子，结果他的儿子被杀死并扔进了台伯河。无能为力的威尼斯大使叙述道：“每天晚上都会发现有四五个人被杀害，有主教、高级教士，还有其他人，以至于所有罗马人都战战兢兢，唯恐被公爵杀害。”他阴险歹毒，睚眦必报，使用最为直接的手段处置对手，并在他们中间挑起各种纷争。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还是为了掩盖他脸上的斑点，他每次外出都戴着面具，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1501年，卢克雷齐娅的第二任丈夫阿方索遭到5名凶徒的袭击，尽管身负重伤，但他还是侥幸逃脱了。虽然卢克雷齐娅对他精心照料，但他确信，恺撒就是幕后主使，恺撒还会试图用毒药毒死他。出于这种担心，阿方索拒绝所有医生的医治。尽管如此，他还是逐渐恢复了体力，这时，他从窗子里看到他恨之入骨的姐夫正在下面的花园里行走，于是张弓搭箭射向恺撒，但似乎是命中注定，他射偏了。不到几分钟，恺撒的贴身卫士就上来砍了他的头。亚历山大现在或许深感养虎为患，自己也时常心惊胆战，因此也只是袖手旁观。


    对于他的女婿，教皇并没有太多的亏欠感。相反，从布尔夏德的日记来判断，过去的禁忌，即便有的话，现在也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阿方索死后两个月，恺撒在梵蒂冈举行了由教皇主持的盛大宴会，这就是色情史</a>上著名的“栗子芭蕾舞”。根据布尔夏德清</a>晰的记录，50名高级妓女在晚宴后与客人翩翩起舞，起初还穿着衣服，后来干脆就赤身裸体了。随后有人将栗子撒在地板上的烛台间隙，“那些妓女们手足并用在烛台间爬行，将栗子捡起来；而与此同时，教皇、恺撒和他妹妹卢克雷齐娅则在一旁忘情观赏”。紧接着，客人与妓女交合，“那些与妓女交合次数最多的人”获得了精美的丝质长袍和斗篷作为奖励。一个月后，布尔夏德记录了另外一个场景，人们将母马和公马赶进梵蒂冈的一个庭院里，并诱使它们进行性交，而在阳台上的教皇和卢克雷齐娅看得“津津有味，并开怀大笑”。后来，一群手无寸铁的犯人像马匹一样被驱赶到同一个院子，而教皇与卢克雷齐娅则看着恺撒将这些人砍倒在地。


    教皇挥霍无度，掏空了国库。1501年的最后一天，卢克雷齐娅穿着镶满珍珠、装点了貂皮的深红色丝绒，身披金黄色绫罗锦缎，在盛大华丽的仪式中嫁给了费拉拉的埃斯蒂斯继承人，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随后一周他们举行了欢乐华丽的庆祝活动，各种庆典和宴会、戏剧表演、比赛和斗牛活动鳞次栉比，庆祝博基亚家族与意大利最有名望的家族喜结连理。亚历山大自己拿出10万达克特分发给新郎的兄弟们作为卢克雷齐娅的嫁妆。为了应对穷奢极侈的消费，为了给恺撒持续不断的活动提供资金，教皇于1503年3月到5月间在教廷新设立了80个职位，每个以780达克特的价格挂牌出售，此外还一次性任命了9位新红衣主教，其中有5位是西班牙人，单此项进账就达12万—13万达克特。在同一时期，教皇还从死去的威尼斯主教乔瓦尼·米歇尔（Giovanni Michele）那里攫取了巨额财富。富甲一方的乔瓦尼在肠痉挛两天后一命呜呼，人们普遍认为是恺撒为谋财害命而将他毒死了。


    这是亚历山大生命的最后一年。周边各国都对他怀有敌意。奥尔西尼与许多游击队继续与恺撒进行殊死战斗。西班牙军队已经踏上南部领土，为了争夺对那不勒斯的控制正在同法国打得不可开交，并在不久之后即将取胜，由此确立西班牙在接下来三个半世纪对这一王国的统治。虔诚的牧师们担心会有信仰危机，更加坚持要召开主教大会，这是亚历山大自己任命的红衣主教圣乔治（Sangiorgio）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教皇继续拒绝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将对教会造成伤害，并引起所有基督徒的愤慨；而假如所有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那么红衣主教们有责任自行召开这样的会议。


    1503年8月，73岁的亚历山大六世寿终正寝。当然，人们立刻想到他可能是被毒死的，其实并非如此；他可能由于年龄关系感染了罗马的暑热症。就像得知怪物死亡的消息，公众情绪一下炸开了锅，一些可怕的传言流传出来，说他尸体发黑，浑身肿胀，满嘴白沫，舌头吐出，十分恐怖，以至于没有人敢去碰它，只好用绳子将其手脚捆绑起来拖到坟墓。据说，这位已故教皇出卖自己的灵魂与魔鬼订立契约，以获得三重冕的荣耀。而随后每天都会有人将一些在罗马人中喜闻乐见的黄色报刊挂在帕斯奎诺（Pasquino）的脖子上。这是一尊古代雕塑，于1501年被挖掘出来，成为罗马人匿名表达嘲讽的展示中心。


    没有了罗马的支持，恺撒无论军事实力如何强大，也无法支撑下去；而且，博基亚家族的一个老对手，已经接替他亲爱的父亲担任了罗马教皇。他四周现在危机重重。由于西班牙承诺保证他的安全，他在那不勒斯举手投降了；然而，西班牙马上就违反约定，将他囚禁在监狱。两年后他逃了出来，辗转来到纳瓦拉，随后不到一年，就在当地一场战斗中被杀。


    亚历山大的罪行罄竹难书，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判断往往比较偏激，但他的司仪布尔夏德既没有反对他，也没有为他辩护。从他没有倾向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教皇亚历山大当政期间，教会的暴力、谋杀持续不断，台伯河中时常有尸体浮现，各派系之间战火纷扰，到处有焚烧和抢劫，逮捕、拷打和处决司空见惯，各种丑闻、轻率浮夸行为数不胜数，接待大使、王子和君主的仪式更是接连不断——他们身穿华丽的服饰，佩戴耀眼的珠宝，注重队列的礼仪，纵情享乐，组织激烈的赛马，常有红衣主教拔得头筹——所有这一切都有流水账记录总体的花费和支出。


    某些修正主义者对博基亚教皇偏爱有加，努力通过复杂的论证，恢复教皇的名誉，说明对他的指控不过是夸大其词、诽谤、流言蜚语，或出于难以言说的怨恨，直至所有言辞都烟消云散。但这种做法却无法解释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在亚历山大去世之际，为什么造成了如此广泛的仇恨、厌恶和恐惧。


    历史书在谈到教皇的时候，总是将他与政治斗争和阴谋诡计联系起来。对亚历山大而言，除了偶尔遵守大斋节仪式，或通过对书籍进行审查以保持天主教教义的纯洁之外，很少有史书谈及他对宗教问题的言论。最后要提及的是维泰博的埃吉迪奥（Egidio），他是奥古斯丁的将军，改革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一次布道中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治下的罗马，“没有法律，没有神明，只有黄金、武力和维纳斯”。


    4.骁勇善战的尤利乌斯二世


    （1503—1513）


    红衣主教德拉·罗韦雷两次错过了担任教皇的机会，现在他又错过了第三次。他最强的对手是法国红衣主教昂布瓦斯（d’Amboise），一位傲慢自大的竞争者。恺撒·博基亚掌控着11位西班牙红衣主教组成的阵营，牢不可破，成为第三股力量，强烈坚持推举西班牙人担任教皇，以便能够与之结盟。法国、西班牙、博基亚、奥尔西尼和意大利各派别的武装力量纷纷施压，试图通过恐吓的方式从中渔利。在这种情况下，红衣主教们躲避到圣安吉洛城堡的高墙要塞中召开秘密会议，聘请了雇佣军对他们提供保护后，才又重新回到梵蒂冈。


    围绕选举事宜出现了各种情况。一些得票领先的候选人相互攻击，结果纷纷落马，然后意想不到地冲出一位黑马教皇。由于西班牙发生骚乱，暴徒声称对博基亚家族恨之入骨，导致西班牙的选票无效，也不可能再选举另外一位西班牙人。德拉·罗韦雷对昂布瓦斯提出严重警告，说如果后者当选，教皇职位就得搬到法国，就此断了他的念头。意大利红衣主教们虽然在教廷占有绝对优势，但选票却分散在几位候选人身上。德拉·罗韦雷获得了多数票，但与所要求的2/3票数还差两票。在这种情况下，他转而支持锡耶纳的红衣主教，也就是虔敬有加、可亲可敬的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Polomini），此君年事已高，身体不佳，在位不会长久。在各方僵持的情况下，皮科洛米尼当选，名号为庇护三世，以纪念他的叔叔庇护二世，即埃涅阿斯·西尔维斯·皮科洛米尼（Aeneas Sylvius Polomini）。


    新教皇皮科洛米尼在首次公告中说，他首要关心的是从教廷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他叔叔一样，他也学识渊博，修行和睦，不过他更喜安静，好学深思，已经担任了四十多年红衣主教职位。他曾为教皇庇护二世鞍前马后，但自那时起，他与罗马的世俗理念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在过去几任教皇时期始终待在锡耶纳，不问政事。尽管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他却以慈爱仁厚、乐善好施而声誉颇佳。公众渴望拥有一位“品行良好”的教皇，能与亚历山大六世截然不同，新教皇让他们如愿以偿。宣布他当选之时，人们激动万分，额手相庆。改革派高级教士也欢欣鼓舞，因为教会管理机构终于被托付给了一位他们心仪的教皇，他“集美德于一身，真正代表上帝的圣灵”。


    阿雷佐主教写道，每个人内心“都对教会改革寄予了厚望，期盼回归和平”。新教皇笃信宗教，举止谦恭，似乎将“在教会历史上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然而，新的时代并没有到来。对于64岁的庇护三世来说，他已经难以把握时代的变化，痛风这个疾病更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另外，频繁的演讲，一个又一个红衣主教会议，长时间的祭祀及加冕活动，令他精疲力竭，在就职26天后便驾鹤西去了。


    从人们对庇护三世的热情和希望不难看出，他们渴望变革；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警示，如果罗马教皇只关注短期目标，最终将损害教会的根本利益。如果这一点得到神圣教廷1/3成员的认可，某一个人野心勃勃的计划就难以得逞。在新的选举中，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通过“立誓为证，加官晋爵”以及必要的贿赂等手段，令所有人瞠目地扫除了所有派系纷争，甚至将昔日对手网罗到他的阵营之中，终于攫取了教皇宝座。教皇选举会议开了还不到一天，他就如愿当选，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快纪录。他只将自己的名字改变了一个音节作为教皇名字，即朱利奥或尤利乌斯二世，表达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


    尤利乌斯之所以跻身伟大教皇之列，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取得了非凡成就，尤其重要的是他与米开朗琪罗建立了很有助益的伙伴关系，而艺术，是仅次于战争的能够给人带来不朽声誉的最有效方式。然而，与他的三位前辈一样，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所管理的教会成员的不满情绪。他热情高涨地想做两件事，一是恢复教皇国政治和领土的完整，二是通过辉煌的艺术成就粉饰他的所作所为，使自己名垂青史。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同历史上那些看得到的成就，后人看到了他的成果；而他统治期间的重要问题，即没能够关注宗教危机这一方面，也如同历史上不为人知的事件一样，被人们忽略了。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着眼于现时。尽管他精力旺盛，却没有把握机会，正如圭恰迪尼写道，“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但错过了促进灵魂救赎的机会。”


    尤利乌斯性情激进、鲁莽暴躁、任性草率、难以驾驭，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请教别人，却几乎很难听进一句话。威尼斯大使报告说，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上，他“天生就是一个巨人。不论他前一天晚上想起什么事，第二天一早就会立即付诸实施，并且他坚持事必躬亲”。面对抗拒或相反意见，“他看起来严酷冷峻，每每摇动旁边桌子上的小铃铛终止谈话或打断讲话者”。他也患上了痛风病，还有肾病等其他疾病，但无论身体多么虚弱，都不会影响他的精神。他双唇紧闭，印堂发亮，双眼炯炯有神，“令人不寒而栗”，一副英勇无畏、坚不可摧的神情。在意大利人眼里，他令人望而生畏。


    在瓦解了恺撒·博基亚的权力之后，他巧妙地安排德拉·罗韦雷的亲戚与奥西尼和克罗那斯（Colonnas）家族联姻，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罗马派系之间的敌对情绪。他对教皇行政机构进行改组，加强了管理，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亚历山大时期盛极一时的土匪、有偿刺杀和决斗行为，改善了城市秩序。他雇用瑞士卫队对梵蒂冈进行保护，并视察了教皇所辖领土。


    为了巩固教皇的统治，他首先发起一场运动，夺回曾被威尼斯从罗马教廷占领的罗马涅（Romagna）各城市，并在这次行动中与路易十二结盟，赢得了法国的援助。他游走在各国之间进行外交斡旋：让佛罗伦萨保持中立，让国王做出保证，让盟友行动起来，让对手心慌意乱。尽管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在共同利益的主导下，所有意大利战争的参与方均各有打算，希望扩大在威尼斯的权益。1508年，神圣罗马帝国、教皇、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康布雷同盟”，一致同意对威尼斯采取联合行动。在接下来的5年里，康布雷同盟的战争与预期的节奏保持一致。战争主要针对威尼斯，但后来各方调转矛头对准了法国。教皇、帝国、西班牙和瑞士雇佣兵的一支主力军参与了一个又一个阵营。教皇驾轻就熟地操控着财政、政治及武装力量，在冲突加剧时采取逐出教会等手段，最终成功地从威尼斯手中夺回了本来就属于教会的资产。


    与此同时，尤利乌斯弃所有劝诫于不顾，将战火烧到博洛尼亚和佩鲁贾，想要恢复对这两个城市的控制，因为它们原本就是教皇管辖区域内最重要的两个城市，而它们的暴君除了压迫自己的臣民以外，对罗马的权威几乎置之不理。教皇宣布，他打算亲自统帅军队，并不顾众多红衣主教的反对，于1506年跃马驰骋，带领军队行军北上，令整个欧洲大吃一惊。


    多年的征战讨伐，有成功也有失利，激烈的争论亦从未间断。就在意大利政坛风平浪静的时候，教皇封邑之一的费拉拉改变了立场，意图谋反，而派去镇压叛军的队伍又出师不利。怒火中烧的尤利乌斯再次身体力行，亲自坐镇指挥，冲锋陷阵。此时的他刚刚大病初愈，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都已经秘密安排好了教皇选举会议。在那个白雪皑皑的寒冷冬天，他率领军队将费拉拉围困。他住在一个农民的小屋里，坚持翻身上马，扬鞭驰骋，排兵布阵，发号施令，时而怒目训斥，时而慷慨鼓励，并亲自带领将士穿过要塞缺口。“这样一位大祭司，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亲自参与并指挥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不为自己保留任何财物，徒留战袍与英名，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因为圭恰迪尼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皇都嘲讽有加，所以他的上述评价显得极有价值，但是，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来说，罗马教皇鼓吹战争并发动了战争的说法实在有些难以服众。品行良好的基督徒无不震惊愤慨。


    因为一系列漫长的纷争，法国现在已经成为尤利乌斯的敌人，并且与费拉拉结为盟友，这令尤利乌斯大为光火，于是他马不停蹄，将战争继续向前推进。咄咄逼人的红衣主教昂布瓦斯在尤利乌斯成为教皇之前就对这一职位心生觊觎，早就说服路易十二，向尤利乌斯要求三个法国红衣主教的职位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尽管尤利乌斯极不情愿，然而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他不得不答应下来。与老对手的关系令他痛苦不堪，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分歧。据说，教皇与联盟的关系好坏取决于他对昂布瓦斯的仇恨和对威尼斯的敌意哪个更深。当尤利乌斯支持热那亚摆脱法国控制的时候，路易十二在昂布瓦斯的鼓动下要求在委任圣职时对高卢分配更多权益。随着冲突范围的扩大，尤利乌斯意识到，只要法国在意大利指手画脚，他将永远无法建立稳固的教皇国。由于有过成为他们入侵的“致命工具”的经历，路易现在处心积虑要将他们驱逐而后快。他改变了政策，要求一整套新的联盟和协议，这令他的同胞甚至他的敌人大为错愕。时任佛罗伦萨驻法国特使的马基雅维利报告说，路易十二“决意维护自己的荣誉，哪怕失去在意大利所拥有的一切也在所不惜”。在道义和军事程序之间摇摆不定的国王有时威胁要“在教皇周围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管”，有时在昂布瓦斯的敦促下，威胁要“带领军队去罗马，亲自废黜教皇”。这样一来，昂布瓦斯就不只是继承教皇职位，而是要取而代之，这令他欣喜若狂。此时的他，也感染了愚蠢病毒，或被这种病毒的主要成分——野心或贪婪冲昏了头脑。


    1510年7月，尤利乌斯与国王路易断绝了关系，向法国大使关闭了梵蒂冈的大门。威尼斯特使兴高采烈地报道说，“在罗马的法国人，像行尸走肉一般，灰溜溜地逃走了”。而尤利乌斯，看到自己解放了意大利而将彪炳史册，反而精神焕发。此后，“把野蛮人赶出去！”成了他的战斗口号。


    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事业，调转方向与威尼斯结盟共同对付法国。急于将法国赶出意大利的西班牙也加入进来，他们从而形成了新的组合，称为“神圣同盟”。而随着瑞士的加入，该同盟更是如虎添翼。尤利乌斯招募了一位崇尚军事的锡安主教马托伊斯·施纳（Matthaus Schinner）作为指挥官，以每年提供补贴的方式与他签订了五年合约。他的神情豪气与教皇颇有一拼，他对傲慢霸道的法国邻居的憎恨，相比尤利乌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从内心还是能力方面都竭尽全力要将法国一举击溃。他面容瘦削，鼻子很长，精力充沛，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士兵，善于煽情的演说家，尤其是，他的战前动员可以让部队“宛如暴风驱动海浪”。未来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抱怨说，与可怕的瑞士长矛相比，施纳的口才令法国更为头痛。他一加入神圣同盟，尤利乌斯就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在后来的战争中，施纳率军与弗朗西斯一世对垒。他向部队宣布，他希望让法国血流成河，随后，他头戴主教红帽，身披战袍，一马当先，冲向战场。


    与施纳同时被提升为红衣主教的还有另外一位擅长军事的神职人员，即约克的班布里奇大主教，他的任命让人进一步认识到尤利乌斯沉迷战争的事实。伊拉斯谟问道：“头盔和主教法冠有什么共同之处？”尽管他非常谨慎，等到尤利乌斯去世后才这么说，但显然，他指的就是尤利乌斯。“十字架和长剑之间，《圣经》与盾牌之间有什么联系？身为一名信徒，主教怎么敢用战争来训练你的人民。”如果总是善于含糊其词的伊拉斯谟能说得这么直白，其他许多人听了就会更加难受。暗讽身披铠甲的圣彼得继承人的讽刺诗句在罗马流传，而在国王的授意下，法国也出现了相应的漫画和滑稽表演，他用尤利乌斯的战士形象作为宣传工具，对后者进行攻击挞伐。据说，他“摆出一副武士的架势来，而看起来却像是穿着马刺靴子跳舞的僧侣”。严肃认真的牧师和红衣主教对尤利乌斯的行为并不赞赏，请求他不要亲自带领军队。他们说这样会引起各国的不满，为那些鼓动他下台的人增加口实，但尤利乌斯对此无动于衷。


    为了达到目标，他对各种艰难险阻不屑一顾，反而更加斗志昂扬，但他忽略了教会的主要目的。愚蠢行径的其中一种表现，便是对不切实际的目标仍孜孜以求。此时，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乔瓦尼·阿奇亚奥里（Giovanni iaiuoli）感觉到事态已经失控。这位曾在佛罗伦萨接受政治学理论教育的大使基于理性的思考发现，在尤利乌斯摇摆不定的政策中，在其恶魔般的行为中，有诸多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事件的发展“已经完全违背理性”。


    尤利乌斯是许多艺术品的赞助者，也是许多建筑的建造者，他的政策和他对待艺术品的态度一样充满热情，但他独断专行。他决定拆除旧的圣彼得基督教堂，代之以更为宏伟的巨大建筑物，以此适应更伟大的罗马教廷和罗马城区，因为他想要将罗马建为全世界的首都。更重要的是，该建筑物要用作他自己的坟墓，在他有生之年建造，由米开朗琪罗设计。用瓦萨里的话来说，要“美轮美奂、富丽堂皇、装饰精美、遍布雕塑，超越古代任何帝王的陵墓”。该建筑高36英尺，有40座超过真人大小的雕塑，上面还有带两个天使的石棺。在艺术家看来，这将是他的传世杰作；而在尤利乌斯看来，他将由此被人奉为神明。据瓦萨里的说法，由于坟墓的设计早于新教堂的设计，这令教皇兴奋异常，他认为新的圣彼得教堂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坟墓的外罩。正如他的崇拜者所言，如果教皇的动机是为了彰显教会更辉煌的荣耀，那么他其实是把它等同于至高无上的教皇，也就是他自己的荣耀。


    人们普遍谴责他的这一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宏伟壮观的新教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古老建筑要被拆除表示痛惜。这里埋葬着为数众多的圣人，发生过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庄严肃穆，辉煌壮丽，受到世界各国的敬仰。”


    尤利乌斯一如</a>既往，对反对意见视而不见，立即委托布拉曼特（Bramante）担纲设计，同时雇用2500名工人将原有教堂拆除。他急不可待，不断施压，历经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古墓、绘画、图案、雕像等珍品未经清查保存就被丢弃殆尽，无以复现，布拉曼特也因此收获了“破坏者”（il ruinante）的称号。如果人们也这样称呼尤利乌斯，他根本就不会在意。1506年，他爬下梯子来到一个陡峭通道的底部，这是专为新建筑的底座而建造的，这里将放置“世界大教堂”的基石，上面理所当然地刻有他的名字。教堂的建设成本远远超出了罗马教皇的收入，为了筹集资金，教皇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向公众出售赎罪券，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下一任教皇统治期间，这一做法蔓延到了德国，让一位愤怒的神职人员觉醒，他所编撰的文件导致了教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分裂。


    从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创作的第一座雕塑《圣母怜子》起，教皇就意识到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这是一部大理石塑成的安魂曲，从矗立的那一天至今，看到的人无不动容。该作品受一位法国红衣主教委托，于1499年完成，主教希望自己在离开罗马时向圣彼得呈送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一作品也使米开朗琪罗在24岁一举成名。随后不到5年时间，他又为自己家乡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创作了伟大的大卫雕像。显然，至高无上的教皇必须由旷世奇才般的艺术家进行赞美，但糟糕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合，发生了冲突。米开朗琪罗花了八个月时间将精美的大理石从卡拉拉运来进行切割，准备作为陵墓石材，但尤利乌斯突然放弃了这一项目，拒绝支付报酬和同艺术家沟通。米开朗琪罗一怒之下回到佛罗伦萨，发誓再也不为教皇工作。没有人知道德拉·罗韦雷野蛮好战的头脑中究竟在想什么，鉴于他傲慢狂妄的性格，他也不会向米开朗琪罗做出任何解释。


    然而，尤利乌斯征服博洛尼亚之后，需要建一座纪念碑昭示胜利，这一工作除米开朗琪罗外无人能胜任。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坚决的拒绝，后又经过中间人反复劝说，米开朗琪罗终于同意接手这一项目，尤利乌斯亲自下达命令，要按照真人三倍大的尺寸为他打造一座巨型雕像。当雕像还处于黏土状态时，米开朗琪罗请尤利乌斯前来观看并问他是否要在左手上放一本书，这位好战的教皇说：“我是个粗人，就在那里放一把剑吧。”战争期间，城市易主，这座青铜铸成的巨大雕塑被推翻在地，熔化后造成了一门大炮，并颇有讽刺意味地被教皇的敌人命名为茱莉亚（La Giulia）。


    尤利乌斯在担任罗马教皇期间，本着文艺复兴精神，继续着他叔叔西克斯图斯四世未竟的事业，倾注大量精力和资金进行城市改造。到处都能看到劳动者砌墙盖瓦。红衣主教们建造宫殿，扩建并修复教堂。新建和改建的教堂，如波波洛圣母玛利亚教堂、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次第涌现。布拉曼特建起贝尔韦代雷雕塑公园，其长廊连接到梵蒂冈。有名的画家、雕塑家、雕刻师和金匠等被召集起来进行装饰工作。尤利乌斯拒绝住在他已故敌人亚历山大住过的房子里，而是占用教堂作为教皇公寓，拉斐尔在里面画满壁画，令教堂焕然一新。米开朗琪罗拗不过缠绕不休的教皇，被迫在西斯廷教堂穹顶作画，他沉迷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独自在脚手架上工作了4年，期间只允许教皇本人前来检查他的工作进展。年迈的教皇爬上梯子来到工作平台上，总会提出批评意见并与画家争吵不休。教皇刚好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揭幕仪式，“全世界都跑来”一睹米开朗琪罗令人惊叹的全新杰作并大呼其为奇迹。


    由于主要兴趣在于艺术和战争，并为之投入大量资源，因此教皇忽略了内部改革。虽然教廷外表繁荣光鲜，但其内部却腐败堕落。一件警示人们古代愚蠢行径的东西此时奇怪地出现了：人们重新发现了古代拉奥孔的大理石雕像，正如其最初对特洛伊发出过警告，现在它似乎也在警告教会。一位名叫菲利斯·德弗雷迪（Felice de Fredi）的房主家有个葡萄园，四面是古城墙，靠近提图斯[20]浴室的原址，而浴室是建在古罗马暴君尼禄的金殿废墟上。菲利斯在清理葡萄园时挖掘到了这块大理石，尽管已经断裂为四大片三小片，但每一个罗马人都能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古典雕像。有人立刻把消息传到教皇的建筑师朱利亚诺·德·圣加洛（Giuliano de Sangallo）那里，他立即骑马前来，后面跟着他的儿子，还有刚好到他家拜访的米开朗琪罗。圣加洛一下马，看了一眼尚有一半埋在土里的碎片，惊呼道：“这就是普林尼笔下的拉奥孔啊！”现场人员焦急万分，又激动不已，他们看着工人将雕像上的泥土仔细刮去，然后就报告给了教皇，教皇随即支付了4140达克特买下了雕像。


    沾满泥土的古老的拉奥孔雕像受到帝王般的礼遇。在欢呼的人群中，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雕像被运送到梵蒂冈，并被重新拼接起来，与阿波罗·贝尔韦代雷（Apollo Belvedere）一同放置在贝尔韦代雷雕像公园，它们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两个雕像”。德弗雷迪和他的儿子就这样立了大功，教会为此每年给他们600达克特（从城门收费中支付）作为奖励，直至终老，并且在他死后的墓碑上也记录了他的这一重要贡献。


    受这一古老奇迹的启发，人们提出了诸多新的艺术概念。拉奥孔深受折磨的造型深深地影响了米开朗琪罗的创作。一些顶尖的雕塑家前来观察研究；金匠们对它进行了复制；一位诗意大发的红衣主教为它写了一首颂歌（“……瞧，从巨大的废墟深处！/时间再次将拉奥孔带回了家……”）；弗朗西斯一世试图从下届教皇那里把它夺过去，作为战利品；在18世纪，它成为温克尔曼、莱辛以及歌德的主要研究对象；拿破仑在赢得短暂的胜利后将它放在了卢浮宫，但是在他倒台之后，雕像又回到了罗马。人们从艺术、风格、美德、斗争、古董、哲学等方面研究拉奥孔雕像，却从未有人说起，它还是防止自我毁灭的一种警告。


    尤利乌斯不同于亚历山大，但他的独裁统治和好战性格引发了几乎同样程度的对立情绪。持不同政见的红衣主教早就已经投奔路易十二的阵营，而路易十二决心在被尤利乌斯逐出意大利之前将他罢黜。人们一致同意罢黜尤利乌斯，就好像上个世纪教会分裂的惨痛经历从未发生过一样。教会正在世俗化；教皇的光环已然褪去，如果从政治角度而不是大众的角度来看的话，最起码已经与王子或君主没什么不同，他们也要按世俗条款处理事务。1511年，路易十二联合德国皇帝以及九名持不同政见的红衣主教（其中三名后来否认曾表示赞同意见）召集了全体大会。大会要求高级教士、修士、大学、世俗统治者和教皇本人亲自出席或委派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就教会领袖及成员事务对教会进行改革”。各地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其实是委婉地对尤利乌斯宣战。


    他曾经试图将亚历山大逼入绝境，现在他也处于相同的境遇，法国军队在节节推进，教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人们已经在公开讨论罢黜教皇及分裂教会。主张分裂的红衣主教认为，尤利乌斯未能履行最初的承诺召开大会，因此由法国赞助的大会在比萨召开了。法国军队重新进入罗马涅，博洛尼亚再次落入敌人之手。整个罗马都在颤抖，厄运似乎就要降临。已经68岁的尤利乌斯在前线冲锋陷阵，疲惫不堪，疾病缠身，而他的领地和权威受到威胁。作为最后一搏，他采取了一项自己以及前任曾长期抵制的措施：在罗马召集了由他绝对主导的教会代表大会。这是教皇这段时间在宗教事务方面做出的唯一重大努力的出发点，这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而是绝望之中做出的选择。虽然会议对议题严加限定，但它并未找到解决方案，而是成了探讨各种问题的论坛。


    正如会议名称所示，第五次拉特兰大会于1512年5月在圣约翰拉特兰召开，这是罗马首屈一指的教堂。有许多人认为，在教会历史上，这一时刻还是来得晚了些，因为此时人们不仅感到迫切，而且已经近乎绝望。三个月前，既是学者又是神学家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持牧师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向一群神职人员讲述改革的必要性时，曾大声疾呼：“就教会的状态而言，现在是最需要你们做出努力的时刻！”他说，教会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教士们为“各个有俸圣职争得你死我活”，贪婪和腐败不断滋生，牧师已经名誉扫地，信众大为愤慨，教会早就颜面尽失，其影响力已经不复存在，比遭到异端邪说的入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一旦神职人员物欲横流，“精神生活的源泉就枯竭殆尽”。这的确是问题所在。


    就在第五次拉特兰大会召开之前，罗马涅的一场惨败增强了教会危机感。在周日复活节这一天，还没等瑞士军队上阵冲锋，法国人就靠5000名德国雇佣兵在拉文纳战役中取得胜利，用惨烈的代价击败了教皇及西班牙军队。这是一个凶兆。在教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一位博洛尼亚法学家在给教皇的一篇论述中警告说：“要是我们不三思而后行进行改革，公正的上帝本人将采取可怕的报复行为，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维泰博的埃吉迪奥是一位奥古斯丁将军，他在教皇出席的拉特兰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辞，他是另外一位从拉文纳惨败中领会到神意的人。他毫不犹豫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在宝座上怒目而视的老人发起质疑。埃吉迪奥说，失败表明，人们因为虚荣心作怪而试图通过世俗的武器赢得胜利，现在教会失败了，我们应该重新使用它[21]真正的武器——“虔诚、宗教、廉洁、祈祷”，以信仰为盔甲，以上帝之光照耀世界。就目前状况而言，教会“就像是冬季的枯枝烂叶……一直躺在地上……有哪个时候人民比现在更加忽视和蔑视神圣的宗教、圣礼以及戒律呢？教会什么时候有过更为灾难性的分裂呢？战争什么时候有过更为危险的时刻，有过敌人更为强大的时刻，有过部队更为凶残的时刻？……你看到杀戮了吗？你看到破坏了吗？你看到尸横遍野的战场了吗？就在今年，你看到大地上四处血流成河了吗？你有没有意识到，大量基督徒的牺牲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假如他们活着，这种强大的优势难道不足以捍卫我们的信念吗？……”也就是说，对“基督的公敌”——穆罕默德发动战争。


    埃吉迪奥继续对大会的召开表示赞赏，说这是期待已久的改革先声。他长期呼吁改革，写了一本有关教皇历史的书，旗帜鲜明地提醒教皇不要忘记他们的职责所在；与其他牧师非常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外在形象，据说他通过吸入湿的稻草的烟雾使自己面色苍白，从而保持苦行僧的样子。后来利奥十世将他提拔为红衣主教。相隔470年之后再次聆听拉特兰呼声，我们很难分辨他这一番话究竟是经验老到、口若悬河的著名教士所做的主题演讲，还是慷慨激昂、饱含真情地呼吁尽快改变政策路线以免为时过晚。


    尽管第五次拉特兰大会庄严肃穆、仪式繁多，许多严肃认真、忧国忧民的演讲者轮番登台讲经论道，但这次大会既没有实现和平，也没有推动改革。一直拖到下一任教皇继位，教会才承认存在各种滥用职权现象，并在1514年的教皇诏书中约定对此现象进行修正。这其中还像从前那样，涵盖了买卖圣职的“邪恶事件”，同时享有多份圣俸，任命不称职或不合适的人员担任修道院院长、主教及教区牧师，玩忽职守，神职人员生活不检点，甚至还有代领薪俸，最后这种做法此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被允许。作为一类特殊群体，红衣主教被勒令不得奢靡，禁止加入王公贵族的派别并为之牟利，禁止使用教会收入损公肥私，禁止兼任多个圣职，不得怠工。他们还被告诫要生活严谨，恪尽职守，每年至少访问一次各自名义上管辖的教堂和乡镇，并捐赠善款进行维护，为他们所负责的办公室提供适当的神职人员，遵守为各个家庭和睦相处所制定的规则。从这里可以看出教会的各个层次都出了什么问题。


    随后的法令更关注对批评的掩饰而不是改革，此举表明对传教士的训斥和责骂已经开始不再无关痛痒。自此，教会禁止传教士就未来的反基督倾向或世界末日做出预言。他们要信守福音，不得对主教及其他高级教士的缺点或他们上级的错误言行做出诽谤性质的谴责，而且不能点名道姓。另一项措施是对印刷书籍进行审查，旨在杜绝对身居“庙堂之上”的神职人员的攻击行为。


    如果代表大会的法令曾留下过记录的话，也是少之又少。如果这些法令确有认真地付诸实施，或许也会给人留下印象，但事实上它们全都是一纸空文。当时主持会议的教皇利奥十世，正践行教会禁止的所有行为，这表明其实并没有人有这方面的意愿。对路线的改变只能取决于最高层的意愿或者无法抗拒的外部压力。意愿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而言不存在；而压力正悄悄来临。


    在拉文纳战役中，至关重要的法国指挥官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战死，他率领的部队失去了斗志，没能够乘胜追击。昂布瓦斯已经死了，路易犹豫不决，比萨大会因被认为制造了分裂而受到谴责，被教皇宣布无效，逐渐失去各方支持。当两万名瑞士雇佣军到达意大利时，形势急转直下。在米兰外围的诺瓦拉战役中，法国人被一举击溃，并在瑞士人的逼迫下交出了公国；随后在热那亚的驱逐下，法国人被迫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基地，暂时“像日出前的雾霾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拉文纳和博洛尼亚返回教皇身边宣誓效忠；罗马涅大区全部重新纳入教皇国范围；比萨大会组织收拾行囊，翻越阿尔卑斯山逃到了里昂，逐渐销声匿迹，最终解散。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分裂局面，外加地位优越和高贵尊严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拉特兰代表大会从未有过坚实的基础。


    不屈不挠的老教皇已经完成了他的目标。法国人逃走了，罗马人额手相庆；人们在圣天使城堡中燃放爆竹、鸣放礼炮，以示敬意；因为他解救了意大利，解救了罗马教廷，人群尖叫着“朱利奥！朱利奥！”向他致意；在盛大的感恩节游行中，人们将他装扮成世俗皇帝的形象，手中拿着代表至高无上权威的权杖，由装扮为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和从高卢人手中拯救了罗马的卡米勒斯等形象相伴左右。


    政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当威尼斯与法国结盟，调转矛头对准热那亚时，神圣同盟已经不再完整。在教皇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寻求与英国国王发展关系，而在他去世后不久，法国人折返回来，战争又重新开始了。然而，尤利乌斯曾成功地使教皇领土免遭被瓜分的命运，并暂时巩固了教皇国的组织机构，单凭这一点，他就已经青史留名了。在参考书中，他被誉为“教皇国真正的创始人”，甚至是“教会的救世主”。但他的国家也因此动乱不断，血流成河，所有暂时性的成就终究没能阻止教会的核心机构在10年内分崩瓦解。人们在评价尤利乌斯时，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


    尤利乌斯于1513年去世，哀荣备至，许多人扼腕痛惜，因为在他们眼里，是他帮助他们赶走了令人痛恨的侵略者。在他去世后不久，伊拉斯谟在一次被称为“唯我独尊的尤利乌斯”的讽刺性对话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尽管该对话是匿名发表，但见多识广之士普遍认为作者肯定是伊拉斯谟。在通往圣彼得大教堂的天堂之门，尤利乌斯评价自己说：“……我为教会和基督教事业鞠躬尽瘁，胜过之前的任何教皇……我将博洛尼亚收归罗马教廷，我击败了威尼斯。我戏弄了费拉拉公爵。我召开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代表大会，粉碎了妄图分裂教会的阴谋。我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如果命运没有将我带到这里，我也会把西班牙人赶出去。我亲自确定了欧洲所有的君主。我曾经撕毁条约，保存大量作战部队，我在罗马建了数不尽的宫殿教堂……所有这一切尽皆我一人之力。我无愧天地，无愧父母，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生父是谁；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为我本身就一无所有；我不羡慕青春年华，因为在我开始事业之际就已进入迟暮之年；我不希求万人敬仰，因为周围的人都对我心怀憎恨。……这实乃肺腑之言，我在罗马的朋友皆认为我堪比圣贤。”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在巴塞尔大会上，一位主讲人就曾说过：“没有权力的美德只能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如果没有教会世代遗留的财产，罗马教皇只能沦为王公贵族的奴隶。”也就是说，为了行使权力，教皇在实施改革之前必须首先强化自己在当下的权威。尤利乌斯二世的支持者认为，他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才有意识地制定并执行一系列政策。这是实行强权政治颇有说服力的论据，但历史也往往证明，从该论据必然会推出这样的结论：寻求权力的人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往往道德沦落，残酷无情，无所不用其极；而当他大权在握后才意识到，他为此失去了美德，失去了为之奋斗的道德目标。


    5.新教分裂出去：


    利奥十世（1513—1521）


    前红衣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即现任教皇利奥十世，在给他的弟弟朱利亚诺的信中写道，“上帝给我们设置了教皇职位，就让我们尽情享受吧。”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他却身体力行，完美地诠释了这一态度。在利奥看来，生活就是享受。如果说尤利乌斯是一个战士的话，新教皇则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两人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对世俗的东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伟大的洛伦佐在他最聪明的儿子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使他有良好的教养，并且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在积极促进艺术和文化事业进步的同时极力满足自身兴趣爱好，他对此不计成</a>本，就好像他拥有某种可以自己随时注满金钱的神奇聚宝盆。利奥是这一时代中最为穷奢极侈的人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最放荡不羁、肆意妄为的教皇，然而由于他出手阔绰，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支持者对他崇拜有加，把他统治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之所以会有如此溢美之词，是因为笙歌艳舞、纸醉金迷</a>的娱乐庆祝持续不断，对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和修缮彻夜不停，通过工程项目，闪闪发光的金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腰包。但是天上不会掉下银子，这些钱只能由教皇在各地的代理更加变本加厉地压榨，更加不择手段地征费，无所不用其极，其后果，加上其他各种怨言，注定了让利奥时代成为在罗马教皇领导下团结统一的基督教走向分裂前的最后一个时期。


    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登上教皇宝座的利奥给家族增添了荣耀，也给自己带来了金钱和权力，他还可时常光顾佛罗伦萨教堂，这也似乎预示着与尤利乌斯的血腥且严酷的时代截然相反的充满和平与希望的快乐年代。为了强化这一印象，利奥对加冕典礼后前往拉特兰的游行进行了精心设计，将它打造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盛大空前的艺术节。在这最后的团结统一时刻，它代表了罗马教廷对于教皇的意义所在——作为一尊庞大基座展示世界奇珍异宝，同时也以显赫的胜利仪式庆祝美第奇家族成员登上教皇宝座。


    1000名艺术家在街道上搭起了拱门、祭坛和花环，竖起了雕塑，摆放起美第奇家族用来酿酒的“当铺球”复制品。游行队伍中的每一个团队，包括主教、世俗贵族、大使、红衣主教及其随从、外国政要等，都穿上了前所未有的华丽服饰，不论教士还是世俗人员都同样耀眼夺目。各种展示教会牧师与王公大臣纹章的横幅被高高挂起。112名侍从身穿红色丝绸和貂皮服装，分列两旁，簇拥着骑在白色高头大马上的利奥缓缓前行。他满头大汗，但喜不自胜。他的主教冠、三重冕以及十字宝球需要4名轿夫托举起来。骑兵和步兵的加入让游行队伍更为庞大。教皇侍从们向围观人群抛洒金币，以彰显美第奇家族的慷慨大度。最后，教皇在拉特兰举行了宴会，并在返程游行中点燃火炬，燃放烟火。整个庆祝活动花费10万达克特，相当于尤利乌斯留下的国库储备金的1/7。


    自此，铺张奢靡之风有增无减。教皇的圣彼得大教堂项目，由拉斐尔接替布拉曼特担纲设计，估计耗资超过100万达克特。教皇安排弟弟朱利亚诺与法国王室联姻，婚礼的庆祝仪式花了15万达克特，比教皇每年家庭开支的一半还多，是尤利乌斯统治时期同样活动花费的三倍。梵蒂冈上层大厅墙上的黄金和丝绸挂毯，在布鲁塞尔定做，上面有拉斐尔绘制的漫画，花费了他弟弟婚礼支出的一半之多。为了维持开支，在他任教皇期间，教廷主事官设置了2000多个用来出售的职位，其中包括400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骑士团名额。为了获得这些头衔及相应特权，每人需要支付1000达克特，此外还要每年在此基础上缴纳该价格10%的年息。出售所有这些职位的总收入估计达到300万达克特，是罗马教皇年收入的6倍，但事实证明这样还是会入不敷出。


    为了光宗耀祖，给家乡争光，利奥决定设立一座纪念碑，用来表彰自己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表示对自己的佛罗伦萨同乡“神圣工匠”的认可。为此，在他的提议下，米开朗琪罗在埋葬美第奇家族三代成员的圣洛伦索教堂设计修建了美第奇礼拜堂，它成了利奥时代精美绝伦、前无古人的艺术精品。利奥早就听说最漂亮的大理石产自彼得拉桑塔山脉，可是这里位于其120英里外的托斯卡纳，米开朗琪罗说开采及生产的成本非常昂贵，但利奥二话不说，立即下令动工。为了运输大理石，他专门在杳无人迹的乡村修建了道路用以运出一块块大理石，他成功地运出了足够用来打造五个无与伦比的柱子。在这一阶段，他发现米开朗琪罗“无法相处”，而资金也已经用完了。他更喜欢亲切友好、谦恭礼让的拉斐尔以及他简洁大方的艺术作品。礼拜堂的工作停了下来，并直到教皇利奥的堂兄朱利奥，即未来的克莱门特七世担任教皇期间，这一工程才得以复工并完成。


    利奥为罗马大学招募了100多名学者和教授，讲授法律、文学、哲学、医学、星相学、植物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等课程，但由于在职务任命上腐败问题不断，且资金日益减少，这一事业像他的其他许多项目一样，轰轰烈烈地开始，然后迅速消失了。他热衷于收藏各种书籍和手稿，并常能大段背诵其中的内容。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印刷希腊经典，以此愉悦身心。他就像狂欢节抛撒糖果那样分发金钱和特权，给予拉斐尔无尽的恩惠和荣誉，并雇用大批艺术家作为助理来实施他的设计，其中包括教皇宫殿内的饰品、各种场景和人物、装饰地板及刻有花纹的装饰物等。他本来还打算任命拉斐尔为红衣主教，但这位艺术家还未来得及穿上红色长袍，就在37岁时据称因为纵欲过度而早教皇一步去世了。


    当权者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明显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做法在当时已经习以为常。一位名叫阿戈斯蒂诺·基吉（Agostino Chigi）的富豪举办了一场宴会，场面令人咂舌，盛有鹦鹉舌头和来自拜占庭的鱼的金盘子在使用过之后随即就被扔到窗外的台伯河里，而水面下方则张着网，用来回收这些盘子。在佛罗伦萨，钱币上也洒有香水。最奢华的莫过于建造用于1520年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会面的金缕玉衣展厅。为布置该展厅，法国背负了400万里弗的债务，用了将近10年才还清。作为生来就挥金如土的美第奇家族成员，利奥如果是俗人或一般信徒的话，即便到了不花钱就手痒的地步，也不会因为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现实而广受诟病。在展示极端物质主义的同时，他并未察觉到自己的角色与言行之间的矛盾，或者从未认真考虑过，作为教会首领，身居庙堂之上，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对公众产生负面影响。利奥性情随和，聪明过人，却又好逸恶劳，怠惰成性；他看似待人友好，善于交际，在行政事务上粗心大意，然而在宗教仪式方面却一丝不苟，每天坚持斋戒，主持弥撒。有一次，在听到土耳其的捷报后，他赤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手擎纪念物，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祈求摆脱伊斯兰教的威胁。只有在危急关头，他才想到上帝。而平时，他领导的教廷总是一派轻松祥和。红衣主教及教廷成员都要倾听神圣演说家讲经布道，其间他们往往闲谈畅聊，而在利奥时代，这一活动先是缩短为半小时，随后又减少到一刻钟。


    教皇喜欢即兴诗赋比赛，喜欢纸牌赌博，喜欢有音乐伴奏的宴会，如果再辅以各种形式的戏剧表演，他更会喜笑颜开。他爱欢笑，爱娱乐，正如当代传记作者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写道，“他可能天生就喜欢这种形式的消遣，或者在他看来，这样可以避免烦恼和忧虑，从而延年益寿。”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尽管他当选时才37岁，但肛门溃疡让他饱受折磨，尤其在游行时更是麻烦。早在当选之前他就让医生传出话去，说他不会长寿，这对他那些红衣主教同僚来说不啻为非常有说服力的因素，从而在选举时也帮了他大忙。米开朗琪罗在美第奇礼拜堂中参考了利奥弟弟的身形来体现文艺复兴时代理想的贵族男士形象，而利奥在身体上却与他这位兄弟相差甚远。（这位艺术家说，“1000年以后，谁还在乎这些是否是真正的特点呢？”）利奥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皮肤松弛，头大腿短。但白嫩柔软的手掌让他自己引以为豪，他花了很大心思进行保养，而且还戴上闪闪发光的戒指作为装饰。


    他喜欢狩猎，喜欢有数百名随从前呼后拥的感觉。他在维泰博用老鹰捕猎，在科内托捕杀牡鹿，在博尔塞纳湖怡然垂钓。在冬季，罗马教廷成员可以欣赏到音乐表演、诗歌朗诵、芭蕾舞剧，而戏剧则有阿里奥斯托、马基雅维利以及利奥先前的导师贝尔纳多·达比别纳（Bernardo da Bibbiena）等人创作的淫秽喜剧。其中贝尔纳多跟随教皇到了罗马并被提升为红衣主教。当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携娇妻来到罗马的时候，红衣主教达比别纳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们称颂上帝，感谢神明，因为我们这里应有尽有，唯独缺少有女士的宫殿。”作为一位托斯卡纳人，他聪明睿智，彬彬有礼，不仅是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外交家，而且斗志昂扬，朴实无华，是教皇的亲密伙伴和忠实顾问。


    利奥偏爱古典戏剧和舞台表演，盛大活动在罗马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异教信仰与基督信仰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从古代神话表演，到狂欢节化装舞会；从罗马历史剧，到圆形大剧场的耶稣受难演出；从经典演说，到壮观气派的教会盛宴。而最令人难忘的，要数葡萄牙国王为庆祝战胜摩尔人而向教皇赠送礼物的仪式，这就是著名的白象庆典游行。为了博得利奥欢心，一位摩尔人牵着大象，另外一位摩尔人骑在大象脖子上，而大象则驮着一个用宝石装饰的轿子，轿子下面是一个箱子，外面是银质古塔和城垛图案，里面装有大量法衣、黄金酒杯以及装订精美的书籍。在到达圣安杰洛大桥时，大象根据命令向教皇行三鞠躬礼，然后向围观的人群喷水，仪式在众人欢快的尖叫声中达到高潮。


    异教信仰偶尔也会入侵梵蒂冈。在一次神圣的演说中，演讲者祈求得到希腊神灵的庇佑，听众中有人哄堂大笑，而有人则怒火中烧，但教皇却听得心满意足，对这般口误毫无责怪之意，这非常“符合他的本性”。在他看来，训诫与布道高于一切世俗学问，这一点彰显了古典风格和内容。


    利奥在政治上怠惰松懈，不仅毫无建树，而且还破坏了尤利乌斯建立的一些成果。他的原则是，尽量避免麻烦，顺其自然。他效仿美第奇的治国之道，“在与一方达成协议之后，利奥曾经说过，没有理由不与另外一方也达成协议。”尽管法国宣称米兰为其所有他也承认了，但他暗中却与威尼斯联手粉碎了法国重新占领米兰的企图。与西班牙联盟时他也如法炮制，秘密勾结威尼斯将西班牙驱除出意大利。他惯于掩饰，这一点在罗马教廷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危机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总是面带微笑，但对各种问询却避而不谈，一再推托，对政策方面也是三缄其口——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政策。


    1515年，3000名法国贵族骑兵在弗朗西斯一世的带领下返回意大利。他们携带精良的火炮，外加一个德国雇佣军兵团，雄赳赳气昂昂，要重新夺回米兰。经过慎重的考虑，教皇加入了神圣同盟进行对抗，但各个成员国懒散乏力，只有瑞士军队还斗志昂扬。不幸的是，在米兰外围的马里尼亚诺的一场恶战中，法国人大获全胜。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尽管教皇的军队驻扎在不到50英里外的皮亚琴察（Piacenza），却并未参战。


    法国人又一次控制了北部公爵领地的大片土地，并趁机与瑞士签署了“永久和平”协议，以此确认对该领地的所有权。他们现在兵强马壮，教皇难以抗衡，于是，他明智地改变了立场，与弗朗西斯在博洛尼亚会面，并与之达成了和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让领土。他放弃了长期以来与米兰争夺的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解决了与高卢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有关教会职位任命及收入支配的权利问题。其中一个旨在提高人员素质的条款要求主教必须27岁以上，接受过神学或法律培训，但如果被提名者与国王或贵族存在血缘关系，这些资质条件就可以不予考虑。本着这样的精神所进行的改革，就像拉特兰代表大会那样，实际并未有根本的改进。


    总体上，尽管法国教会对《博洛尼亚协约》[22]中的某些条款大为不满，但协约的签署标志着罗马教皇进一步放弃了教会权力，就像法国重新占领米兰标志着意大利这一时期最终失去独立。虽然对于像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这样尖刻的批评家来说这一结果显而易见，但它却并未令利奥心生困扰，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结果都很难说。“把野蛮人赶出去！”不是他的战斗口号。他更喜欢祥和的氛围。本着有求必应的态度，他答应了弗朗西斯将拉奥孔雕像送给他，但他其实是要用一个复制品蒙混过关，这就是后来从雕塑家巴乔·班迪内利（Bio Bandinelli）那里定做的那个（现位于乌菲兹）。他为一个兄弟和侄子洛伦佐各娶了一位法国公主，与法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国王之后，他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团结在了一起，权力由此转移，教皇与法国的友好关系也就此终止。利奥审时度势，再次改变立场，与新国王建</a></a>立了盟友关系。战争还在继续，主要是各国极力想把竞争对手踢出意大利的土地，而意大利各城邦国本来就处于根深蒂固的分裂状态，如今夹在冲突之中无论怎么洗牌都无济于事。


    历任罗马教皇均对家族事业情有独钟，他们似乎把家族财富看得比教廷还重，在这方面利奥也毫不例外。由于自己没有孩子，他便下大力气培养与他关系最亲近的亲戚，首先就是他的堂（表）弟朱利奥·德·美第奇，也就是被帕兹在大教堂杀害的朱利亚诺所生的私生子。利奥弄来份宣誓书，声称朱利奥的父母秘密合法结婚，从而扫清了他的出身障碍；随后利奥将他提拔为红衣主教，成为利奥的首席牧师，并最终登上教皇宝座成为克莱门特七世。利奥共提拔了五位家族成员做红衣主教，有两位是他的堂（表）兄弟，还有三位分别是他三个姐姐的儿子。不仅如此，在他弟弟去世之后，利奥决定让他们共同的侄子洛伦佐，也就是他已故的哥哥皮耶罗的儿子掌管家族财富，并倾尽全力为其获得乌尔比诺公爵领地，这因而引起了麻烦。


    教皇通过武力夺取了曾被他逐出教会的现任公爵的领地，将头衔及领地给洛伦佐，并要求红衣主教团批准这一行为。尤利乌斯的侄子，现任公爵德拉·罗韦雷与他叔叔一样精力旺盛，在这种情况下奋起反击。他派特使来到罗马向洛伦佐发起挑战，尽管有安全通行证书，但特使还是被逮捕并受到严刑拷打。为了与乌尔比诺作战，教皇以公爵发动叛乱为由对所有教皇国征收赋税。这一无耻的举动令舆论哗然，但是，就像尤利乌斯或任何其他独裁者一样，利奥对在公众之中产生的影响视而不见。他冷酷无情，不遗余力地进行了两年之久的战争。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洛伦佐和他的法国妻子都已去世，只留下一个叫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女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女婴长大后嫁给了弗朗西斯一世的儿子，并成为法国的王后和统治者。然而，财富如这般轮流转，对利奥来说到来得太迟了；美第奇家族终究没能免于衰败。为了对抗乌尔比诺的战争，利奥总共耗费了80万达克特，并因此债台高筑，在财务方面千疮百孔、岌岌可危。但是，肇事者并未紧缩开支节俭度日，反而通过更加隐晦曲折的手段，上演了这一时代最大的丑闻。


    彼得鲁奇（Petri）阴谋作为一起鲜为人知的恶性事件，迄今为止一直令人困惑不解。利奥宣称，他通过一名背叛他的仆人发现几个红衣主教密谋要暗杀他。当时锡耶纳年轻的红衣主教阿方索·彼得鲁奇（Alfonso Petri）因为个人冤情无处申诉，于是纠集了其他几个红衣主教，收买了为教皇看病的医生，计划在用刀子切开教皇臀部上的疖子时趁机注射毒药。事情败露后，许多人被拘捕，告密者受到严刑拷打，作为嫌疑人的红衣主教被严加盘问。彼得鲁奇和其他几名受到指控的人被诱骗到罗马，随后被捕入狱。但利奥认为，投毒者非常危险，因此没有对该罪行予以宽恕。通过审讯，嫌疑人披露了可怕的秘密；有人在诱导下坦白交代；人们口口相传的关于诉讼程序的报告令罗马人迷惑不解，胆战心惊。被迫认罪的红衣主教彼得鲁奇被一位摩尔人用红色丝绸绳索套在脖子上勒死了，因为根据规定，基督教徒不能对红衣主教执行死刑。面对这血淋淋的酷刑，其他受到指控的主教在缴纳巨额罚金后被赦免，其中最富有的主教拉法埃莱·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上交了15万达克特，他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一个侄子，是其裙带关系中的又一个环节。


    这样的情节太过于牵强，以至于人们有理由推断，或许教皇利用告密者吐露的机密，为收取罚金而夸大了整个事件。有人最近查阅梵蒂冈档案发现，这一情节事实上可能是真的，但问题在于，它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鉴于利奥对乌尔比诺发动过战争，公众早就对他极度愤慨，此时，彼得鲁奇阴谋让他更加名誉扫地，同时它也是对红衣主教的一种警告和对抗。是消除他们的敌对态度还是避免破产命运，或两者兼顾呢？利奥的气魄实在惊人，他一天内设立了31个新红衣主教职位，从被录用的人员那里收取了30万达克特。大规模设立岗位的做法据说是由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构想出来的，当时的目的是为自己成为罗马教皇铺平道路。如今，道德败坏如此严重，红衣主教团中却连一点儿反抗行为都没有。


    一贯和蔼可亲的利奥，由于沉迷于自己的交易中，变得不那么慈眉善目了，或者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宽厚仁慈。彼得鲁奇事件并非唯一令人不快的事件。为了将佩鲁贾纳入教皇国版图，教皇必须要废除王朝的统治者詹保罗·巴廖尼（Gianpaolo Baglioni）。作为“罪恶昭彰的怪物”，巴廖尼不值得同情，但教皇还是再一次使用了背信弃义的手段。他邀请巴廖尼来罗马，并提供安全通行许可证，但在后者刚到达时就将其逮捕、关押，并在严刑拷打之后将其斩首。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信任安全通行证书呢？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神圣的教皇及其四位前任，把他们自己视为基督教的何种使徒呢？作为忠实信徒的圣父，他们有义务向他们的选区负责，但他们似乎很少想到支持拥护他们的选民。那些信徒认为教皇是至高无上的牧师，高大而圣洁，因此对他们崇拜有加，希望表达敬仰之情。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用圭恰迪尼的话来说，这就是“永久的教皇陛下”心理，这些教皇似乎只会关注有形的东西。他们没有假装圣洁，抑或做出任何宗教职业的姿态，而那些被他们所管辖的人也从来没有强烈地要求他们这么做。


    利奥根本就无动于衷，对人们的愤慨不予理睬，也没有收敛一下挥霍无度的习惯。他从未试过节俭度日，也从未想过减少家庭开支或放弃赌博。在1519年濒临破产时，他还组织了一场斗牛表演，这是亚历山大留给罗马教廷的遗产。尽管早就债台高筑，且无力偿还，但利奥还是为所有斗牛士及他们的随从捐赠了华丽的服饰。


    彼得鲁奇丑闻发生在1517年，历史注定要在这一年翻开新的一页。自该世纪初以来，对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并逐渐蔓延，神职人员通过各种会议和说教，尤其是讽刺性小册子、书信、诗词、歌曲来表达不满，而传教士则通过末世预言等来表达这种情绪。教会管理机构以外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不同政见者的大爆发迫在眉睫。1513年，一位意大利修道士认为这一情形已经近在咫尺，并预言罗马将遭到灭顶之灾，所有神父和修士都将被屠杀，任何不肖的神职人员都将无一幸免，据说三年不会有弥撒活动。由于教皇大肆挥霍、债务缠身，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义愤填膺；教皇横征暴敛、贪欲无度的做法更令每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和团体怨声载道。


    在此期间，拉特兰大会重新召开了，许多代表在训诫布道中明确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乔瓦尼·科蒂斯（Giovanni Cortese）是教廷的法律顾问，早在利奥当选为教皇时就曾劝诫过他，说改革任务没有兑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他再一次表达了这种忧虑。许多年以后，已经当上红衣主教的科蒂斯起草特伦特（Trent）大会的日程，试图在该会议上提出些补救措施。1517年3月，在拉特兰大会闭幕式上，詹弗朗切斯科·皮克·德拉·米兰多拉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作为一个小公国的统治者，他对所有必要的改革进行了总结概括，简洁地陈述</a>了在世俗与宗教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让敌人和背叛我们的人重新拥护我们的信仰，那么首先要改变世风日下的状态，恢复古代德治传统，而不是用我们的战舰横扫黑海。”他最后说，“如果我们忽略应有的任务，人们对教会的看法将会大打折扣。”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世俗信徒，皮克的发言表明，对教会的不满情绪已经蔓延开来。


    人文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难以认可教皇的世俗价值观，就像法国的雅克·勒菲弗（Jacques Lefèvre）那样，他们转而到《圣经》中去寻求信仰的意义所在，或者像伊拉斯谟那样，诉诸讽刺手段，尽管是宗教方面的不幸促使他们这样做，但这一行为却有助于让人们认识到教会的腐朽和堕落。“至于这些身居基督教会高位的至高教皇，”他在对话体文章中写道，“如果他们足够明智的话，应该想到这将给他们带来多少不利影响！……他们将失去所有财富和荣誉，所有这些财产、大刀阔斧的进步、教会职位、特许权、下属进献的礼品以及赎罪券等等……”这将需要祈祷、守夜、研究、布道以及“1000个同样棘手的任务”。抄写员、公证员、倡导者、秘书、骡夫、马夫、银行家、皮条客等等将要失业——“而我恐怕还要在这个清单中添加些尽管更粗鲁但也更新的职业”。


    教皇的战争也遭到了伊拉斯谟的嘲讽，并与以往一样，直指教会所谓的敌人。“仿佛教会还有比骄横不虔的教皇毒害更深的敌人一样，他们的沉默让基督被遗忘，他们唯利是图的准则给基督套上镣铐……而且各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更是重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简明扼要地总结说，“现如今罗马教皇的君主政治，其实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场瘟疫。”


    在同一阶段，即1510至1520年，马基雅维利发现“罗马教会是我们信仰的中枢，但人们离它越近，就越是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他据此认为这就是教会颓废的明证。不论是谁，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基督教赖以建立的原则，以及教会目前的状况，就不难发现教会实际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原则，从而“做出这样的判断，它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很快就将受到惩罚”。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他难以忍受教皇对意大利造成的危害。“罗马教廷邪恶昭彰，完全销毁意大利人对宗教的虔敬态度”，导致了“无尽的伤害，一片混乱”，“让我们的国家总是分崩离析”。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毁灭的根源”。教会自身实力不足，从未强大到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因此害怕失去权力之时，总是寻求外部援助，“这种野蛮的统治手法令每个人都嗤之以鼻”。


    圭恰迪尼用一句话对这一控诉进行了概括，他说，“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对罗马教皇的敬畏之心。”


    因为滥用职权，将赎罪券商业化，反抗最终爆发了，而反抗爆发之地，众所周知，即是德国东北部的维滕贝格。由于与法国一样，德国没有强有力的全国统一力量能够对抗教皇税收政策，德意志公国的反罗马情绪最为强烈，抗议的声音最为高昂。此外，由于自古以来与帝国的关系，加之教会在此拥有大量的地产，罗马的苛捐杂税较其他地方更为繁重。民众不但认为教皇的代理人对他们横征暴敛，而且因为罗马教会及教皇又恶行不断，拒绝改革，他们还认为与教会有关的一切事物都亵渎了他们的信仰。后来担任主教及红衣主教的吉罗拉莫·亚历山德罗（Girmo Alessandro）警告说，有可能会爆发反对教皇的叛乱。他在1516年给教皇的信中写道，德国有成千上万人正等待时机，公开表达他们的诉求。此时的利奥醉心于金钱和大理石纪念碑，对此根本就置若罔闻。随后不到一年，由于他的代理人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在德国出售教皇赎罪券，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赎罪券并非新生之物，也不是利奥时代的发明。最初，对于有罪之人，牧师会</a>要求他们行善积德以达到苦修目的，有时会授予他们赎罪券免除他们所应进行的部分或全部修行，但后来，这种赎罪券逐渐被用来作为豁免罪行本身的手段。这种做法遭到了纯化论者和异议人士的严厉谴责。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将精神上的恩惠作为商品出售。曾经通过虔敬的捐赠维修教堂、修建医院、赎回被土耳其人俘虏的人以及做其他乐善好施的行为才能够获得的恩惠，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交易。由此所收到的款项有1/3到一半流入罗马，其余则流入地方教会，拥有这种赎罪券的教皇代理和专门进行此项交易的人员分别按不同的比例从中提成。1513年，约翰·科利特宣布，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赚钱的机器，它考虑的不是有罪之人的悔改之心，施仁布德的修善之举，而是赤裸裸的收费。通过雇用江湖骗子，误导轻信盲从之辈，这一交易成为宗教组织持续不断的罪恶活动。


    尽管教皇们从未有过明确表述，但批评者早就指出，赎罪券交易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教皇们允许用这种方式为将来尚未犯下的罪行埋单，这就等于说教会几乎是在鼓励作奸犯科了。为了扩大市场，西克斯图斯四世在1476年规定，炼狱中的鬼魂也可使用赎罪券，这就使得普通老百姓相信，他们必须付钱才能让已逝的亲人脱离苦海。祈祷之人越多，他们所购买的赎罪券越多，他们已逝亲人身处炼狱的时间就越短。富人对这一条款趋之若鹜，穷人则自然心生不满，希望摒弃所有官方圣礼，并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尤利乌斯早就下令分发赎罪券，用所得款项支付新圣彼得教堂建设的部分费用。利奥在担任教皇的第一年出于同样目的再次颁发赎罪券，并又在1515年下令专门在德国销售，以补偿他为乌尔比诺战争花费的金额。此次赎罪券据说能“完全免除一切罪恶”，有效期竟达8年之久。错综复杂的财务安排旨在让一位年轻的贵族，也就是布兰登堡选举人的弟弟阿尔布雷希特向教皇支付兼任三个有俸圣职的费用。在24岁时，他就已经担任了美因茨和马格德堡大主教以及哈尔伯施塔特主教，总共支付了约2.4万或3万达克特。这一交易不仅属于买卖圣职罪，还有兼任多个有俸圣职、候选人不合格等违规做法，但教皇在拉特兰大会致力于取缔这种做法之际公然完成了该笔交易。由于无法筹集到相应款项，阿尔布雷希特只得从富格尔家族借钱，而现在他要通过销售赎罪券的所得来还债。


    台彻尔是多米尼加修道士，一个有可能让巴纳姆[23]都甘拜下风的活动主持人。他每抵达一个小镇，都会受到神职人员和平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手持旗子和点燃的蜡烛，在教堂钟声奏出的欢快曲调中倾巢而出，列队迎接他的到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绑有黄铜乐器的箱子和一袋打印好的收据，作为他助理的男修道士手里托着刻有赎罪券的天鹅绒垫子在前面开道。在主要教堂的中殿，有人专门为他树起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面悬挂着教皇的旗帜，而他就会在这个十字架前设立摊位。购买赎罪券的人将钱投进箱子上面的一个碗里，台彻尔则从袋子里抽出一张赎罪券给他们。与此同时，富格尔家族的一位代理人则会站在他旁边，仔细计算收到的每一笔款项。


    台彻尔会大声说：“我这里有通行证……能够引领人类灵魂去天堂享受神仙般的乐趣。”对于十恶不赦的罪行而言，修行7年即可到期。“为了获得这些宽恕言辞，谁还会在乎两毛五分钱呢？”氛围一旦调动起来，他会说，如果一位基督徒与他的母亲发生了关系，然后把钱放在教皇的碗里，“圣父会动用天地间的力量宽恕他的罪行，而上帝也一定会这么做。”他代表死者说：“一旦把钱放在碗里，被救赎的灵魂马上就会从炼狱飞出直入天堂。”


    这些硬币发出的回响令路德教派忍无可忍。台彻尔就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所做的比喻尽管粗俗，却精准地传达了过去50年历代教皇所传达的信息。这不是新教分裂出去的原因，而是新教分裂出去的信号，无论在教义、个人、政治、宗教还是经济等方面，这些原因由来已久、错综复杂，并且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


    针对台彻尔的宣传售卖活动，路德在1517年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抨击滥用赎罪券的做法，认为这是亵渎神明，不过他并未暗示要脱离罗马天主教派。同一年，第五次拉特兰大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这也是改革的最后时机。路德的挑战激起了台彻尔的反击，他公开肯定了赎罪券的作用；随后路德在用本地白话所写的小册子《论赎罪券与上帝恩赐》中做出了回应。他的同胞奥古斯丁（Augustinians）加入论战，更多的对手也加入进来。还不到两个月，身在罗马的一位德国大主教呼吁就异端邪说提起诉讼。1518年，路德被传唤到罗马，他请求在德国本土举行听证会。鉴于即将召开的德国议会大会将就税收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为了不使双方情绪恶化，教廷驻德国使节以及世俗权威同意了这一请求。另外，随后不久，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去世了，大会需要选举一位继任者，主办方也不希望招致麻烦。


    就像他的前任一样，忙于意大利一系列事件的教皇没有意识到各种问题，也无法理解为何会发生抗议行动。自威克利夫（Wycliffe）否认教士有赦罪权，并认为应该简化教会礼仪以来，这种抗议已经发展演变了一个半世纪之久。除了像往常一样将此类言行当作异端邪说进行压制以外，利奥几乎没有注意到德国的喧闹和纷争。1518年11月，他发布公告，规定将所有不认可或不宣传教皇赦罪权的人逐出教会。结果，这一法令就像克努特[24]对海浪发出的警告一样徒劳无功。然而，令利奥忧虑伤感的并不是路德的挑战，他很快就对拉斐尔的去世黯然神伤起来。


    一旦抗议行为公开化，反抗罗马的行动就开始风起云涌。在1518年的奥格斯堡（Augsburg）会议上，教皇要求就讨伐土耳其人征收特别税进行投票，大会代表们回应说，基督教真正的敌人是“身居罗马的恶魔”。1519年在莱比锡举行的听证会上，路德否定了教皇和大会的权威，随后在1520年发表了他态度鲜明的新教立场声明，即《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这封公开信认为，每个人在接受洗礼时都会有一位牧师直接为其赎罪，教皇及教会的各级机构罪恶滔天，理应受到谴责，各国的教会也应独立自主，不要再受罗马教皇的制约。其他反教会人士和改革者也参与进来，路德的教义通过插图说明和小册子等形式如滔滔洪流般蔓延开来，吸引了从不来梅到纽伦堡的城市和乡镇的热心读者。在瑞士苏黎世，一位叫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的抗议者，早就已经在传播与路德同样的教义，现在扩大了抗议运动的范围，然而这场运动很快陷入了教义纠纷，并在此后永远地走向了分裂。


    教皇的使节向他报告说，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多。根据1520年发布的新训令《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中的描述，教皇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与“闯入地主家葡萄园的一头野猪”打交道。经过仔细审查，这则训令对路德进行了谴责，认为他所发布的论纲中的第41条属于异端邪说或危险言论，并责令他放弃信仰。路德拒绝了，随后被驱除出教会，且民事部门请求对他进行惩罚。年轻审慎的新皇帝查理五世不想引发众怒，将这块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在沃尔姆斯举行的议会大会。在1521年的大会上，路德再次拒绝公开认错。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被迫对他表示谴责，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正统观念，不如说为了回报与教皇签署的政治协定，因为根据该协定，教皇会与德国一起将法国人逐出米兰。根据《沃尔姆斯公告》，德意志帝国非常顺从地对路德及其追随者颁发了禁令，但在路德的朋友们的努力下，他又转危为安，从而使这一命令很快落空。


    1521年，帝国军队在米兰战胜了法国，他们与教皇的联盟重新夺回了教会在北部的要塞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与以往一样，利奥在12月的某个晚上通宵举办宴会庆祝胜利，结果偶感风寒，发烧去世。据他的财务总监红衣主教阿尔梅利尼（Armellini）估计，在利奥担任教皇的7年时间里，他共花费了500万达克特，并留下80多万达克特债务。从他死后到下葬这段时间，人们将他的财产洗劫一空，以至于最后从新近去世的一位主教的葬礼上找到一支燃烧了一半的蜡烛，才得以照亮他的棺材。尤利乌斯时代的花费尚且有正当的政治目的，而利奥穷奢极欲的挥霍，连个正当的理由都没有，只不过为了被他宠坏的儿子花钱，而身为收藏家及鉴赏家无尽的占有欲也令他欲罢不能。与基吉的黄金盘不同的是，利奥时代的宴会上没有在河中挂起打捞盘子的网。他这一时代诞生了不少永恒的艺术作品，但是，不论它们多么熠熠生辉，都不该是教会的正当事务。


    当代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写道，“由于路德教派的持续推进”，利奥时代的罗马教皇及教会处于“有史以来声誉最差的时期”。有篇讽刺文章甚至说，如果教皇再多活几年，有可能把罗马都给卖了，然后就是基督，然后就是他自己。当红衣主教们前去召开教皇选举会议，以推选出利奥的继任者时，大街上的人们对他们发出一片嘘声。


    6.罗马遭劫：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


    在这迟来的一刻，教会仿佛受到命运的嘲弄，将一位改革者推选为教皇，而这位改革者并非有意为之，只不过在诸位竞争者势均力敌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侥幸当上了教皇。当时，无论是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还是朱利奥·德·美第奇都没能获得多数选票，而好战的红衣主教施纳则以两票之差落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议提名某个没有出席会议的人选，用圭恰迪尼的话来说，“只是打发一下上午的时光”。就这样，荷兰出生的乌得勒支红衣主教阿德里安（Adrian）就被推举出来，他是鲁汶大学前任校长，查理五世的前任导师，目前任西班牙总督。除了生活简朴、具有革新意识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就在众人谈论其优点美德之时，红衣主教们开始——投票给他，结果突然间发现，他们已经让他当选了。他其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外国人！谁也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只能将其归因于圣灵的干预。


    罗马教廷、红衣主教、市民和所有对教皇提供过赞助并满怀从中获利之期望的人都感到惊愕万分，罗马人亦对一位非意大利人的到来义愤填膺，认为他不过是个“野蛮人”，而新当选的教皇本人则不急不躁，气定神闲。然而，听说过阿德里安良好声誉的改革派却欢欣鼓舞，对他寄予厚望。他们制订了改革委员会施政计划，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措施，用来贯彻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教会规则，并以此来清洗腐败的神职人员。一位劝告者的警醒之言对他们这种做法进行了总结，他说，“在永恒诅咒的痛苦中，教皇一定要委派牧羊人，而非饿狼。”


    部分由于瘟疫的爆发，阿德里安在当选近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521年8月底，才抵达罗马，他随即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在由他主持的第一次红衣主教团体会议上，他说，教皇和神职人员罪孽深重，用圣徒伯纳德的话来说就是，“那些罪大恶极之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早就恶贯满盈”。他说，臭名昭著的罗马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他恳求各位红衣主教摒弃腐败奢侈的生活，与他一道致力于改革事业，为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并将之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听众对他的这一番话无动于衷，没有人准备清心寡欲地担任教职，没有人愿意放弃身兼多职所带来的年金和收入。因此，当教皇宣布对所有人实行紧缩措施时，无疑遭到各方愤懑而强烈的反抗。


    阿德里安坚持己见。无论教廷官员还是前任教皇的红人，乃至红衣主教都被传唤，有的遭到训斥，有的受到审判惩罚。“教皇在八天时间内的所作所为，”威尼斯大使描述说，“令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他颁布法令，禁止买卖圣职，减少开支，遏制销售特许状和赎罪券的行为，只任命合格的神职人员担任有俸圣职，且一人只能担任一个职位，因为在他看来，有俸圣职应该从教士中选拔任命，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每次做出努力之时，都会有人告诉他说，这样做将会使教会倒闭或者削弱教会的影响力。他只有两位侍从，并因为不会讲意大利语而难以与外界沟通，并且由于对艺术和文物缺乏兴趣而受到人们的鄙视。他与意大利人格格不入，更无法让他们接受自己。他给德国议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对路德教派进行压制，这也是沃尔姆斯会议所颁布的法令，但根本就没人理会。与此同时，他坦承，在罗马教会里，“神圣的事物遭到亵渎和滥用，戒律法令屡屡受到践踏，一切都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这种言论更疏远了他与教廷的关系。面对公众的抗议和示威、讽刺性雕像、墙上侮辱性的涂鸦、官员的排斥态度，阿德里安发现这个充满问题的体系实在根深蒂固，令他难以撼动。他悲伤地承认说：“在这样一个年代，我的各方面工作都被安排好了，我个人的努力又有什么作用呢？”1523年9月，担任教皇仅一年零两周并积极行使职责的这位局外人，在彻底失望中去世了，没有人对他的离去表示哀悼。


    罗马又恢复了正常。谨慎小心力求周全的红衣主教团选出了另外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红衣主教朱利奥。他刚愎自用地选择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克莱门特七世，作为自己的教皇称号。而这个名字，正是分裂活动中第一位伪教皇的名字。新克莱门特统治的时期可谓灾难重重。新教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德国各州从黑森到不伦瑞克，从萨克森到勃兰登堡，逐一签署了路德告白书，宣布脱离罗马，不听从国王的命令。经济利益与教义对他们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他们通过没收教会的财产，取消教皇税收来获得经济利益。而对于教条的争执，则反映了茨温利和路德之间的争吵，从运动开始就迷雾重重。与此同时，丹麦教会几乎脱离了罗马，而瑞典则一步步对教义进行了革新。1527年，亨利八世不顾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要求教皇撤销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这令克莱门特有些左右为难，因为凯瑟琳毕竟是查理五世的姑姑。否则，他可能像他的前辈那样，早就果断做出了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验往往比原则更为重要。但是，查理五世既是帝国君主，又是西班牙君主，似乎比亨利八世更加可怕，于是教皇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同意这一离婚诉求，其理由，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尊重教会法规。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并因此丢掉了英格兰。


    据教皇事务部披露，克莱门特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胜任教皇职位。学富五车、雷厉风行的下属圭恰迪尼写道，他在处理事务时有些胆小怯懦，优柔寡断。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从不施以小恩小惠，也不贪恋他人的财产，令罗马人牢骚满腹”，对他颇为失望，这样一来，他就缺少了广泛的支持。由于深感任重道远，他总是“郁郁寡欢，愁云满面”，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他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每一个选择都被证实是不明智的，而每一次冒险结果总是适得其反。韦托里写到，他“从一个伟大而卓著的红衣主教，变成了一个卑微渺小、遭人鄙视的教皇”。


    现在，法国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剑拔弩张，对抗激烈。克莱门特试图按照意大利以往的做法，坐山观虎斗，但结果不仅失去了双方的信任，而且无法与其中任何一方建立可靠的联盟。1524年，为夺回米兰，弗朗西斯再度发动战争并旗开得胜，尽管克莱门特最近与帝国签署了协约，但鉴于法国一开始赢得了胜利，他被迫与其签订秘密协议，以便让法国承诺尊重教皇国及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而后者是克莱门特首要关心的问题。在发现教皇的欺诈行为后，查理发誓要亲自去意大利，“向那些伤害我的人，尤其是那个愚蠢的教皇报仇雪恨”。第二年，在决定性的帕维亚[25]战役中，拥护神圣罗马帝国的西班牙人打败了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得知这一消息后，克莱门特与帝国皇帝达成新的协议，同时还暗中希望法国在不久以后能够东山再起，从而重新建立平衡，好让他再次在两者之间腾挪斡旋。他似乎在保持忠诚的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利条件，而在背信弃义时又没有看到不利因素，只是在动荡的命运中做出瞬间的决定。


    一年后，查理将弗朗西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者答应除割让勃艮第外，还要放弃所占有的米兰、热那亚、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在意大利的一切领地。骄傲的法国国王根本就不可能信守这一承诺，尤其是让他回到法国的土地上以后，就更加不可能了，他也确实没有信守承诺。在重新夺回王位之后，他向克莱门特伸出了橄榄枝。尽管过去有过引狼入室的经历，但此时的克莱门特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将教皇从西班牙阴沉的大手中解放出来的机会。不过，他把弗朗西斯当作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所建立的神圣同盟中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拿起武器与皇帝对抗，而同时又不用担心因失信而受到谴责。不用说，意大利各城邦国都参与了所有这些协定，当双方交战时，它们都毫无疑问地遭到猛烈打击和无情践踏。


    到1527年，意大利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免于遭受悲惨的命运，到处遭遇抢劫，饥荒肆虐，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旅行途径伦巴第大区的两位英国公使报告说，“以盛产谷物和葡萄著称的优美乡村现在如此荒凉破败，以至于所到之处地里根本就看不到人，没有任何生机和活力，只有在较大的村庄才能看到五六个人凄惨悲凉地生活着”，而在帕维亚，有的孩子在大街上嘤嘤啼哭，有的则早已饿死，惨不忍睹。


    由于克莱门特的误判，罗马现在即将陷入战争的旋涡。由德国雇佣兵和西班牙联合组成的帝国军团，在法国叛徒波旁公爵（Constable de Bowrbon）的指挥下，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去打击神圣同盟并要占领罗马，俘虏教皇，抢先法国一步占得先机。事实证明，早已力不能支的法国并未信守承诺，在那一年没有派遣军队到意大利援助教皇。与此同时，也可能在查理五世的暗示下，亲帝国的科隆纳党在红衣主教蓬佩奥·科隆纳（Pompeo Colonna）的带领下在罗马发动了起义。科隆纳野心勃勃，对美第奇家族仇恨无比，计划致克莱门特于死地，然后通过武力手段迫使红衣主教团选举自己为教皇。他率领的入侵者大肆破坏，屠戮同胞，洗劫梵蒂冈，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但他们没有抓到教皇，因为后者已经通过亚历山大六世时期为紧急情况所建的秘密通道逃到了圣安杰洛城堡躲了起来。科隆纳的一些手下穿上教皇的长袍，在圣彼得广场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以示对教皇的嘲讽。然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入侵者撤出了罗马；随后，教皇明显是为了要开脱自己的责任，违反协议并召集了足够的人马将科隆纳的财产全部销毁。


    科隆纳的突袭行动让克莱门特意识到，没有必要组织防御。他还是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机关算尽，与代表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大使以及诸多国家签署了条约，但这些条约由于语义模糊，根本无法遵循，最后都无果而终。假如他与盟友协同一致，采取刚毅果敢的行动，早就在伦巴第大区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因为这些敌人不过是一群散兵游勇，不仅彼此敌对、无法无天，而且没有报酬，经常饥肠辘辘。他们的指挥官曾许诺，只要能打到罗马和佛罗伦萨，他们就可以尽情掳掠，瓜分丰厚的战利品，他们这才得以凝聚在一起。但问题在于，神圣同盟能够支配的力量也强不到哪里去，同样是一盘散沙，明显缺乏领导。在西班牙正统观念中长大的查理五世不愿进攻罗马教廷，以对方为其军队支付6万达克特为条件，同意休战八个月。这个推迟掠夺计划激怒了众人，部队发生叛变，向罗马开进。他们一路向南，沿途受到费拉拉和乌尔比诺公爵的热情款待，因为两人在美第奇家族担任教皇时都曾遭受不公正对待，此番作为报复，他们不仅向这支军队提供食物，而且让其畅通无阻。


    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深知手下的士兵一旦到达不朽之城，将如脱缰猛兽一般残酷而野蛮，因而为此有些惴惴不安。但令他们诧异的是，一路上竟然没有看到防御迹象，没有收到任何谈判的提议，他们发出的最后通牒也没得到任何答复。此时的罗马士气低落；数千名武装人员中，能够组成一支队伍实施防御甚或是炸毁桥梁的不足500人。克莱门特似乎指望依靠罗马的神圣地位作为其防御的盾牌，不然就是因他优柔寡断而早已不知所措。“我们正处在毁灭的边缘，”一位教廷国务秘书在给驻英国大使的信中写道，“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悲惨状况无以复加。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只是在等待执行而已，因为这一天不会拖延很久。”


    1527年5月6日，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摧毁了城墙，潮水般涌入罗马。接下来，在圣彼得大教堂所在地，在作为基督教中心达1200年之久的这座城市，人类野蛮的狂欢开始了。从野蛮的程度可以看出，罗马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形象。屠杀、掠夺、纵火、强奸，各种暴行肆虐，无人能挡；指挥官们已经无能为力，而他们的总指挥波旁公爵早在第一天就被从罗马城墙上射出炮弹打死了。


    在曼图亚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报告“用战栗的手”记录道，凶残的袭击者嗜血成性，“连石头都为之哀伤流泪”。士兵们挨家挨户掳掠，对反抗者一律杀害。妇女不论年龄大小全都遭到侵犯。尖叫声、呻吟声充斥在各个角落；台伯河上漂浮着大量尸体。教皇、红衣主教、教廷职员以及世俗官员赶紧躲入圣安杰洛城堡，在闸门落下之后，落在外面的一位红衣主教被人用篮子吊了上去。富人成为勒索赎金的对象，施暴者设计了野蛮的酷刑来逼迫他们出钱，如果拿不出钱来，就将他们杀死。教士、修道士和其他神职人员遭受了更加严酷的惩罚，修女被拖到妓院或在大街上卖给士兵。宫殿遭洗劫一空后被付之一炬；教堂和修道院的宝物也尽遭劫掠，各种文物上的珠宝首饰被剥下后全都损毁。为了找到更多财宝，入侵者连坟墓也没有放过，而梵蒂冈则被当作了马厩。档案馆和图书馆都被烧毁，书籍和档案散落一地，有的成了马匹的垫子。甚至一位科隆纳成员在目睹这一场景后都禁不住涕泣。一个威尼斯人描述，“罗马城里触目惊心的场景与地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雇佣兵中的路德教派对这一场景感到高兴，他们笨手笨脚地模仿罗马教皇的仪式，一人领头扮演教皇骑着一头驴子，其他人身着高级教士的盛大礼服，红衣主教的长袍和帽子，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行。第一轮屠杀持续了八天。随后的几周，罗马到处硝烟四起，未被掩埋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被成群的野狗胡乱啃食。入侵者占领罗马达九个月之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估计有2000多具尸体被扔进台伯河，9800多人被埋葬，掠夺的物品和赎金价值估计三四百万金币。他们将罗马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屠宰场”，直到瘟疫爆发、食物耗尽并导致饥荒，这群酒足饭饱的入侵者才撤退离开。


    这也是对精神上至高无上权威的劫掠。公元455年曾侵入罗马的汪达尔人[26]是一群外国人和所谓的野蛮人，但这次入侵者都是基督徒，他们似乎对腐朽堕落的教会老爷们情有独钟，想要败坏他们的名声，因此才实施了此番暴行。特洛伊也曾经认为自己拥有神圣的金钟罩；罗马原希望神圣的地位能使其免遭涂炭，但当那一刻到来时却发现，神圣的光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有人都相信，此番劫掠实则是上苍对教皇及教会机构所犯世俗罪恶的惩戒，也几乎没有人质疑祸起萧墙的看法。侵略者对此深表赞同。帝国军队代表对洗劫罗马的行为深感震惊，担心查理五世会由于“对天主教及罗马教廷所实施的暴行”大为不满，于是就给他写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对罗马教廷的暴政和混乱所做的判决”。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是多米尼加将军，拉特兰大会上的革新派发言人，并作为教皇特使在德国与路德打交道，他说，“我们本应维护这个世界上的公平正义，但现在我们已经腐烂不堪，除了外在的仪式外，我们已经一无是处了。”


    克莱门特所受的屈辱还不止于此。他不得不接受胜利者强加的条款，并在赎金凑齐之前一直被囚禁在圣安杰洛城堡中；而与此同时，得知教皇已无力回天的消息后，佛罗伦萨立即将美第奇统治的代理人驱逐出境，并重新建立了共和国。另外，有舆论反对囚禁教皇，认为这有辱教规，因此查理五世叫人打开了圣安杰洛城堡大门。伪装成商人的克莱门特被护送到奥维多（Orvieto）的一个简陋住所避难，仍然希望法国能够前来为他平反。第二年，弗朗西斯真的来了，带领大军直扑那不勒斯。但这一次他再次被打败，并再次被要求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全部诉求。如此一来，教皇被迫与现在已经是意大利毫无争议的统治者的查理五世达成协议。饥寒交迫、贫困潦倒的克莱门特一路睡着稻草铺来到博洛尼亚，以期达成尽可能于其有利的协议，但如今他已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被迫加封查理为西班牙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并加冕他为皇帝。作为回报，查理将向他提供军事援助，以恢复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有一件事他还是没有妥协：作为教皇，他仍然保留权力，拒绝按照查理的要求对教会大会进行改革。这其实是基于他的个人原因——他是朱利亚诺的私生子，利奥十世曾为他担任主教扫除了教规上的障碍，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现在，他担心一旦自己的身份曝光，就有可能会失去担任教皇的资格。


    此后，克莱门特的主要活动就是用战争夺回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帝国军队曾经洗劫罗马，并围困生他养他的城市，他在坚持十个月之后被迫屈服了；而现在，这支军队中的丧心病狂之徒又加入了此次行动。他就像当初利奥那样，为了家族的权力，对这一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美第奇家族的继承权问题让他心烦意乱，因为现在有两个家族私生子，其中一个是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身份都还难以确定。这样一来，他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应付新教的扩张，更不能认真地考虑教会的应对措施。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德国各州正式与教皇脱离了关系，形成了新教联盟。


    据圭恰迪尼记载，教廷对克莱门特极端轻视，各国君主不信任他，佛罗伦萨和罗马人对他讨厌至极。就这样，在各方的羞辱中，克莱门特死了。佛罗伦萨人点起篝火，欢呼雀跃；而罗马人认为他应该为劫掠负责，因此罪有应得。他们将他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砍去头颅，肢解了躯体，并用一把剑插入他的心脏。


    罗马遭受的劫掠令人胆战心惊，但显然这似乎也是一种惩罚。新教的分裂并没有对教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人们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看清过去所走过的路。罗马教皇更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弊政。在克莱门特的继任者保罗三世（前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担任教皇的中途，也就是路德公开表示决裂后不到30年时间，教皇于1544年召集了特伦特大会，从此就恢复“失去的宝贵财富”开始了长期艰苦的工作。


    从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教皇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愚蠢行径的根源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行为，都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对他们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当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也都是这样，但就该时期的教皇们而言，这一影响尤为明显，因为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统治阶级实际上受到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教皇在对外关系中、在政治斗争中、在教义传播中、在礼仪举止中、在人际交往中的种种行为都由当地传统风俗文化要素所决定，而现在，他们希望将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淘汰掉，以便遵循一套亘古不变的原则。


    教皇们愚不可及的地方在于，他们对适得其反的政策孜孜以求，以至于摒弃了政治或宗教方面稳定的抑或统一的政策，不然，他们早就改善了自己的处境或者遏止了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对在自己周围逐渐形成的情绪和态度置若罔闻，对各种趋势和动向视而不见，这是他们最为突出的愚蠢表现。他们不肯倾听不满言行，对由此引发的反对观点漠不关心，对质疑的声音无动于衷；他们的不端行为令人愤懑沮丧，他们的弊政陋习让人怒火中烧，但他们毫不在意，依然愚蠢而固执地维持现有的腐败制度。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制度，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是这个制度的产物，而且还要依赖这一制度而生存。


    他们毫无节制的奢靡之风，一心追求个人利益的做法，是第二个同等重要的主导因素。有一次，当有人责备克莱门特七世把教皇的世俗权力放在第一位，而将“包含基督教和平的真正的教会福祉”放在次要位置时，他回答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可能早就被洗劫得一毛钱都不剩了，根本就“无法找回我自己的任何东西”。这可能是六位教皇共同的借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睿智地认识到，作为教会领袖，除了“自己的”追求以外，还有更伟大的任务。当私人利益被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当个人的野心、贪婪和对行使权力的蛊惑决定政策导向时，公共利益必定荡然无存，这一点，在从西克斯图斯到克莱门特持续不断的疯狂行动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教皇之间的承继关系也造成了更为深远的危害。六位教皇中的每一个人都一成不变地传递着对教皇职位的看法。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尤其尤利乌斯更是如此，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罗马教廷，作为教会的中枢神经，就是超级提款机。在这60年期间，从未有人对此表达过深刻的质疑，也没有人得到启迪和教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行为被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时代都存在自私自利心理，但一旦有人用这种心态主导对国家或教会的管理，愚蠢行径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第三个愚蠢表现是，他们幻想自己将统治千秋万代，认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永远不可侵犯。在位教皇总是认定教皇职位永世长存，如果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权威，他们能够通过宗教裁判所、逐出教会甚至火刑等方式将其压制下去，在过去千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认为唯一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大会形式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只需稍加防备或适当操纵即可高枕无忧了。六位教皇从来没有劳神去了解抗议活动发生的原因，从不承认自己脆弱不堪或已经众叛亲离。上帝任命他们来管理教会，但他们却鼠目寸光，处心积虑为自己攫取利益，刚愎自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使命感，他们没有为广大教徒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宗教引导，他们没有为基督教世界履行任何道德方面的义务。


    所有的愚蠢行径都有下述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三个最突出的态度：对选民日益不满的情绪视而不见；把强化自己的权力当作他们的第一要务；总是幻想自己的地位如铜墙铁壁般牢不可破。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而言，周围的环境滋生了他们的这些意识，而他们的欲望也因此愈加膨胀，不论何年何月，所有这一切在统治者身上总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1] 6任教皇中有5个意大利人，一个西班牙人；不包括只在位26天的一位教皇和在位不到两年的外国人。——原注


    [2] 阿维尼翁（Avignon）：法国东南部罗纳河畔的城市。1309—1378年间为教皇所在地，1378—1417年间为几位伪教宗所在地。


    [3] 博基亚家族：意大利家族，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十分有影响力，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恺撒和女儿卢克雷齐娅，是宗教、军事和政治领袖。


    [4] 美第奇家族：历史上一显赫的意大利贵族家庭。


    [5] 罗曼诺夫王朝指的是1613年至1917年统治俄罗斯的王朝，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俄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该王朝时期，俄国由东欧一个闭塞的小国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强国之一。


    [6] 达勒姆：英格兰东北部城市。


    [7]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意大利政治家。


    [8] 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约1433—1494）：欧洲中世纪佛兰德斯画家。


    [9] 圭恰迪尼（Gu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10] 曼图亚：意大利北部城市。


    [11] 费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西南。


    [12] 红衣主教团：罗马教皇的枢密院，选举教皇的继任者。


    [13] 图尔：法国中西部一城市。


    [14] 三级议会：1789年前法国的议会，由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组成。


    [15] 达克特（ducat）：旧时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金币。


    [16] 平图里乔（Pinturhio）：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


    [17]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以壁画闻名。


    [18] 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德意志红衣主教、哲学家及科学家。


    [19]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mo Savonar,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因极端不满时世的荒淫而欲图以一己之力匡正世风，最后被教皇用火刑处死。


    [20] 提图斯（Titus）：古罗马皇帝。


    [21] 原文用“她”指代教会，为符合中文习惯改成它。——编者注


    [22] 《博洛尼亚协约》：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宗教事务协约。


    [23] 巴纳姆（Barnum,1810—1891）：美国杂耍艺人，将马戏表演推而广之的美国杂耍艺人。


    [24] 克努特（Canute，995—1035）：曾统治英格兰、丹麦、挪威及部分瑞典领土的维京国王。


    [25] 帕维亚（Pavia）：意大利西北部村镇，濒提契诺河。


    [26] 汪达尔人（Vandals）：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公元5世纪侵入高卢及西班牙，于455年攻占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