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受助者

    1942年6月—10月


    缅甸陷落后，中国完全处于被包围之中，美国人因此担心处于隔绝中的中国的抵抗意志不会支撑太久。中国明确要求得到实质性援助的鼓励。但问题是怎么送过去。日军占领密支那迫使航线北移，空运线路更加危险和困难。而且美国优先考虑的是欧洲，对亚洲的战略仍然不明朗。目前可以预想的就是必须让中国继续战斗，从而可以把中国作为对日本海上运输线发动空中进攻的基地，并最终使之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美国陆军部当时一个计划的题目就是“让中国继续作战”，实际上这意味着给中国提供足够的物资，从而使之保持作战能力，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收复缅甸。


    史迪威在到达德里的时候已经有了收复的计划，就等着形诸纸墨了。他的缅甸经历无可置疑地告诉他，必须使用美国部队。他在5月25日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说</a>：“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的至关重要性，故而认为不往此战区派遣美国战斗部队是个严重错误。”然而史迪威无法说服正全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马歇尔分出一部分力量过来。马歇尔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把第十航空队再次交由史迪威指挥。由于中缅印战区的前景非常黯淡，这更加促使史迪威下决心要在印度完成训练中国特遣队的计划。


    史迪威得到的支持很少。很多在中缅印战区服役的美国人受到失败氛围的影响，而且都觉得这是个重要性很低的战区。德里的参谋们一个又一个提出辞职，有些人称病，有些人则想转到更有前途的差事。“天哪，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谁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吗？”史迪威自己由于注射了有缺陷的黄热病血清而得了黄疸病，不过，尽管他觉得自己“虚弱不堪”并在此后数周里反复卧床养病，但强烈的责任感还是让他对那些知难而退的人毫不客气。史迪威无法理解一个士兵为什么可以不把完成任务放在首位。在中缅印战区工作过的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曾这样写道：“他对真正的军人职业怀有崇高的想法，对于真正的军人是什么也非常理想化的。”


    一位农民在眺望一架即将在昆明机场降落的美国C-46运输机


    史迪威会晤了韦维尔，韦维尔“含糊”答应“会回到缅甸”，然后史迪威启程去重庆。由于天气原因他在昆明停留了五天，于6月3日到达重庆。在此后的七个月中他曾经七次往返于他的两个总部之间。德里和重庆的距离为2100英里（约3379千米），其中德里到阿萨姆邦机场为1100英里（约1770千米），翻越驼峰到昆明为550英里（约885千米），从昆明到重庆为450英里（约724千米）。其中驼峰一段要飞越1.5万英尺（4572米）的高山，这个飞行高度是正常飞行高度的两倍，有时剧烈的气流可以把飞机颠散架。在1.7万到2万英尺（5181米到6096米）的高度飞行必须使用氧气。速度较慢的老式运输机设计时未能考虑这种情况，因此没有相应的导航设备或者抵抗日本追击飞机的火力。这次史迪威乘坐的是时速250英里（约402千米）的B-25轰炸机，这种飞机“不太舒服，但速度极快。比运输机强多了”。


    考虑到缅甸的惨败，史迪威觉得蒋介石</a>夫妇的接待不同寻常的热情。他们邀他去黄山的蒋家宅邸过周末，不过他因病重没有接受。尽管蒋介石表面上很热情，其实他已经完全对盟友失望了，尤其是英国，由于还有史迪威所掌控的租借物资，他现在还不能过于表现出对美国的失望。在中国人看来，尽管蒋介石竭尽全力试图减少损失，但是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这场战役不但失去了缅甸，而且也损失了摩托化第五军及其炮兵部队。正如一位中国军事史家所说的，这就是“倒霉的进攻战略”的结局。这个结果更增加了蒋介石对进攻的不信任。中国有句古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当面临失败的时候，不战而降也是善之善者。当蒋介石将他所认为的两个军的精锐部队交由一个外国人去指挥的时候，他可从来没有想到会毁掉这两个军。他这样做原是为了取悦美国，从而使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租借物资，其实并没有当真。史迪威的指挥是有名无实的。


    但中国很有理由感到失望。中国原来对盟国的援助抱有极大希望，没想到现在处境更加艰险：滇缅公路丢掉了；日军开始进攻云南；由于杜立特尔所发动的空袭，日军重新对浙江发动攻势。中国人担心这种攻势可能殃及长沙，甚至重庆。尽管盟国在军事上屡遭失败，但也并没有把中国作为盟国而平等看待。让中国人愤慨的是《大西洋宪章》有反殖民地原则，而《太平洋宪章》却没有类似原则。他们对老是强调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感到厌恶，觉得自己因此受到了冷落。这并非凭空猜测。丘吉尔这年6月第二次去华盛顿参加盟国会谈，而中国则被排除在外。更让中国不满的是继续不让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中国直接要求加入联席参谋长会议，但在6月13日被拒绝，理由是为了保密，而加入参谋长会议本可以让中国自动成为军火分配委员会的成员。


    结果这让中国当局看透了这场战争，越来越缺少主动性了。在缅甸陷落后，重庆的茶馆</a>里流行的是一种“让盟军去打”的态度。以夷制夷自古就是中国治国方略的重要原则，现在这条原则不但可行，而且合理。根据住在中国的一个外国人的说法，中国的舆论认为，中国在经历了五年抗战后不但有理由消极下来，“而且中国有权利在作战时尽可能多地得到盟军的帮助”。政府现在战时的主要心思便是如何行使这种权利。中国长久以来试图摆脱外国人并独立自主，但是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中国的问题太严重了。国民党既然越来越无法应付自己的问题，因此便竭尽全力在依靠外国人的同时尽量得到更多的东西。


    蒋介石立即告急。他在5月25日警告美国，除非中国人明确得到盟国的帮助，否则“中国对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而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抵抗会完全崩溃”。日军在浙江的挺进增加了他警告的分量。蒋夫人在5月23日写给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其林·居里的信中说，士气“从来没有如此低落过”，并说委员长“第一次”感到悲观了。随后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蒋介石要求总统派哈里·霍普金斯代替罗斯福到中国来，因为局势“之危急是我本人所未曾经历过的”。其他的信件则警告：失败主义者正在抬头，他们正准备推翻蒋介石并与日本和谈。罗斯福在这之前已经非常担心。他于5月5日要求阿诺德将军“想方设法”为中国运送物资，因为“不管困难多么大，保持道路畅通至关重要”。高思大使尽管对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威胁并不当真，但也相信中国“虽不宣布媾和，但实际上中止敌对行动” ——中国长期采用这种消极方式并非不可能。


    这恰好违背了派遣史迪威去的初衷。《租借法案》在本质上是为了调动盟国人力对付共同敌人，而史迪威的使命就是为了保证租借物资确实用到了这个方面。现在他的障碍是这个受助者用户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采取了消极态度。蒋介石在勉强作战，目的只是让给他的援助物资不致中断。他仅仅凭着发出各种警告是不可能得到足够物资的。要使美国答应提供必需的物资，蒋介石就必须保证能够取得战果。史迪威在这件事上有决定权。蒋介石认为，作为他的总参谋长，史迪威的责任就是保证他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


    史迪威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担当一个供需官的角色，也不认为自己这个“参谋”只是为了达成中国的意图的工具。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战士，其使命和意图就是打败敌人，为此他需要一支部队。不管是不是要由美国部队打头阵，这支战斗部队的主体必须是中国人。为了提高战斗力，现有中国军队或者任何其他用于战斗的队伍都必须经过改造。如果他是个顾问，那么他会像他之前的很多人那样试图进行根本性改变。不管是货币、司法、海关税收、政治体制或者是农业，这些领域的顾问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锐意改革。任何在1942年那样的状况下派到中国工作的人都不可能不强烈地感到改革的急迫；除非他属于那类中国通，认为中国“就是那样”，改革是徒劳的。


    史迪威可不是冷眼作壁上观的人——他有信仰，是个实干家。正如马克斯韦尔·泰勒当年在北京所看到的，他看到不对的东西就想改正。一个中国本土的观察家说：“每个美国人对中国都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法。”史迪威的方法便是改革部队，这是出于对中国、对战争以及史迪威本人的考虑。史迪威看到“散布中国全境”的300多个师平均只有满编的60%，而指挥官拿到的是满编的军饷，“军官大发其财，士兵死于营养不良、疟疾、痢疾和霍乱，病号被抛弃。弹药和武器被拿去卖掉。各个‘前线’上与敌人的私通已经公开化……运输工具被用来走私，而运送部队则没有车”。蒋介石“从来不视察自己的部队”，却老是谈论卡车、飞机和枪炮，这“只能暴露了他完全不知道训练、补充、指挥、医疗和后勤保障等的必要性”。史迪威知道需要改革的力度极大，很可能最后弄巧成拙，不过他认为，有租借物资作为报偿，他还是可以提出改革这种要求的，至少可以把训练30个师作为改革的第一步。


    还在德里的时候，他就已经就军事弊端和需要写了材料。他到达重庆的当天是向蒋介石汇报最近战况，去时他带了这个材料。虽然他病了，但他急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因此还是强迫自己起了床。正如他在给史汀生的信中说的，他希望通过告诉蒋介石驻缅军的表现而使他“害怕并进而同意对部队重组”。“中国的好几个高级军官应该被枪毙。”这其中他指出了第六军军长甘丽初，此外还有两个师长和一个团长。


    尽管蒋介石每天都从重庆向驻缅军发布命令，但是对军队现状、战场上的表现以及其他情况很少有第一手的了解。在他周围那种充满狡诈的气氛里，没有人会告诉他现状正在恶化，而且情况越糟就越不可能告诉他。这不仅由于别人都怕他或对他唯唯诺诺，而且因为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态度是喜欢顾全面子。中国有句俗话，大意是：“隐恶扬善可以维持社会和睦与个人尊严。”正由于这个原因，蒋介石处于史迪威所说的“无知和愚蠢的自满”之中，要使他相信需要军事改革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这次他向蒋介石夫妇报告了战役的“全部真相”，“还指名道姓……这无异于在一个老太太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可是“正因为别人都不敢把这些告诉他，所以我才更有必要告诉他”。直接向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中国人，指出他领导下的种种弊端，这并不是帮他改进的最好方式，但正在敦促对敌作战的史迪威觉得他别无选择。接着他提出了他的军事改编计划，这个计划首先需要缩编部队并集中使用现有武器和装备。1928年到1930年，正是军队遣散的问题让蒋介石的改革努力付之东流，而现在仍然还是这个老问题。自那以后，他竭力通过采取不提供补给或者不补充兵力设备的方法来逐渐消灭各省的非嫡系部队，但收效不大。史迪威现在提出：“把一些师合并，使其达到满员并将现有武器充分配置到这些师中……少量可靠、装备精良、有充分支持的师的价值要胜过现有普通师的两倍……而且效率更高，更便于提供供给和调遣。”尽管现在中国资源匮乏，但仍然足够造就一支“有用的（现在并非如此）”的队伍对日军进行有效抵抗，直至盟军发动攻势改变力量对比，并赢得胜利。


    “飞虎队”队员与中国军官共享可口可乐的画作，1943年


    他还提出要根据素质彻底筛选军官，提拔有能力的人并“坚决清除高级指挥官中的无能之辈”，并说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那么“无论提供多少物资支援，部队必然会继续走下坡路”。最后他指出了一个敏感问题，认为蒋介石必须选出一个他信任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一般性指令，并让他不受任何人牵制地调配部队”。史迪威把这份计划交给蒋介石夫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然后说：“噢，那些德国顾问就是这样向他建议的！”[2]


    蒋介石对这份备忘录未予答复。十天后，他们再次商谈原先答应过的派遣部队去印度接受训练的问题，这时蒋介石又把话题转到了物资问题上。“还是那堆老问题——飞机、坦克、大炮等将赢得战争。我有点儿火了，告诉他唯一的办法便是彻底改编地面武装。”这时蒋夫人插话说，蒋委员长必须考虑到“某些势力”。


    史迪威对1929年蒋介石遇到的军队遣散问题早有自己的见解，深知蒋介石在中国的军事体系中面对各种复杂的私人势力的牵制，其实身不由己。对各战区司令统辖下的军队，蒋介石其实并不能很自由地进行调遣；他能够完全控制的只不过是中央政府统辖下的10个军。史迪威曾以“花生米独裁者的困难”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那些使蒋介石无法自由行动的诸多因素：蒋介石让太多的部下集省主席的行政职能和军事最高负责人的军事权力于一身。“现在他觉得这些人的势力太大，一年来一直想削弱他们，但是没有成功……威胁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花生米（蒋介石）想削弱薛岳。如果他撤出薛岳的部队，薛就会叫起来：‘我无法负责我辖区的安全了。’薛甚至可以商量让日本做出反应。薛可以要求下属施加压力，不久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员都会听到各种不满的声音。他们接着会告诉花生米反对太强烈，硬着干可能生变。因此花生米只得作罢并维持现状。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不敢采取激进的行动。”


    然而，一支精悍、高效、“有用的”部队显然符合当局的利益，因此史迪威无法相信，“有美国为他撑腰”，蒋介石还会错过“他人生中难得的好机会”。即使撇开军队的战斗力不说，从中国的福祉来说，也必须减少由于拉壮丁而造成的农民劳力的流失。但是这时蒋介石展示了一个对于受助者来说最不可思议的表现——虽经点拨却仍然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在美国人看来的他的切身利益。失望的史迪威认为，只有某种政府外的力量才能够帮助中国：“或者敌人的行动使之崩溃”，或者——这里他的词句异常犀利——“可以形成某些革命性想法并立即付诸实施”。


    蒋介石对史迪威建议的抵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他认为史迪威能帮他从美国弄到的东西的多少按比例变化的。为了继续得到美国援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美国陆军部此时拟订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利用积压在印度无法运出的4.5万吨的中国租借物资发动战役，重新夺回滇缅公路。［另有14.9万吨物资拥堵在纽波特纽斯（Newport News）码头，最后被美国重新收回。］蒋介石对重新发动陆上攻势兴趣不大。他要求美国提高通过驼峰的空中运输能力，这出于两个目的：可以继续让战争物资为他所用，还有就是维持并为陈纳德的空军提供燃料；陈纳德保证说他的空军会完成打击日军的任务。


    空运队仅有不到25架飞机，远少于罗斯福所承诺的100架。由于普遍缺少飞机和飞行人员，军火控制委员会没有满足中国所坚持的增加运输机数量的要求。此外也没有满足中国对战争物资的要求——尽管中国已经被封锁，且要求得到的物资却仍然数量巨大。问题在于同样要求优先考虑的“波利洛”[3]计划和苏联人，但宋子文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史迪威。他发报说，“由于你没有发来电报表示支持”，陆军部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反应“甚为缓慢”。他敦促史迪威要意识到他在美国所拥有的“神奇的影响力”，该影响力可以上达总统、国务卿和总参谋长，而且“他们会支持任何来自你的要求”。这里面充满了恭维，但是宋子文最后那句话是中国人所深信不疑的。由于中国人对欧洲战争毫无兴趣，他们坚信美国物资的数量是无限的，他们现在的物资短缺完全是由于史迪威没有提出请求。


    经过宋子文的点拨，蒋介石开始比较考虑史迪威的要求了，这种转变体现在蒋介石逐渐同意了在印度练兵的计划。在6月24日的会谈中，蒋夫人帮助史迪威向蒋介石逐条申明了理由，最后史迪威大部分条件都得到了满足。由于史迪威拒绝让杜聿明担任总司令，最终达成了这样的意见：如果史迪威接受罗卓英作为负责军政和军纪的副司令长官，那么史迪威本人可以指挥和控制训练。蒋介石甚至同意空运5万名士兵过去。这是谈判中常有的那种“突然的态度转变”。其诱饵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为了给中国提供物资武装中国军队准备反攻，每月要从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并提供500架战斗机。


    让人头痛的通过驼峰航线的物资运量问题成了中国战区的关键问题。自4月以来，由于在雨季中断运输以及为难民空投救济物资，运输机每月仅能往返两次，结果运到中国的物资平均每月还不到100吨。尽管做出了各种承诺，但是飞行人员和设备都很缺乏，飞机无法及时维修，阿萨姆邦的机场简陋不堪，无法满足需要，而天气又变化无常。美国现在在海外有7个航空队，在美国本土有4个，这些力量都需要物资。用阿拉斯加一位指挥官的话说：“我什么都要！”他的话很有代表性。驼峰航线的需求最大，供应的设备先要从美国经过1.2万英里（约19312千米）运到印度西部港口，再通过铁路经1500英里（约2414千米）运到加尔各答，然后再经过阿萨姆邦——孟加拉窄轨铁路运到机场。


    这条铁路原是为了运输阿萨姆邦出产的茶叶的，速度慢得让人发疯。在从加尔各答到利多的路程中有三种轨距，其中有一段还要借助驳船通过一条没有桥梁的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英国管理的习惯和节奏是适应非紧急时期的。1942年夏天，由于印度国大党发起罢工和不合作运动，工人经常不能持续工作。通过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的运量常常无法达到预期水平，而刻板的铁路管理人员甚至对能干又有礼貌的“矮墩子”、负责中缅印战区后勤的威勒（Raymond A. Wheeler）将军的命令也敢于违抗。这个问题妨碍了物资供应，一直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1944年2月达成协议，由美国铁路营对该线路实行军事化运营。


    在驼峰的中国那一头，运送给陈纳德志愿队的燃料和零件在到达昆明后，还必须经数百英里的公路运输和水运才能到达各个空军基地，这段运输可能需要长达8个星期的时间。空运队每向中国运送1加仑（约3.7升）燃料，自己就要耗去1加仑燃料，而要陈纳德向日军投下1吨炸弹，必须要为之提供18吨物资。一架货机可以运大约4到5吨物资，在最好条件下每天可以完成一个来回。但在某一时刻，可以正常运行的飞机很少能达到总数的60%—70%，而且天气和其他故障也会减少飞行次数。在三年中损失了468架飞机，平均每个月13架。有时候，飞行人员可以跳伞并由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往缅甸的特工所组织的卡钦营救队带出，还有些死在丛林中，或者被日军俘虏，有的挂在树上，其尸体很久以后被发现时已经被蚂蚁吃掉了。


    正飞越驼峰的运输机


    美军的寇蒂斯C-46运输机


    C-54 “空中霸王”


    由于长期缺少空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陈纳德恨不得用掉所有的援助物资。他时常发怒，这跟中缅印战区的史迪威或者几乎任何其他人都差不多。他写道，他的士兵在忙着修飞机，拆卸报废飞机的零件，或者过滤发动机的油以供二次使用，这时候看到美国参谋部的军官们“提着公文包不可一世地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走来走去，这让我们都怒火中烧”。飞越驼峰时，有些宝贵的舱位被乘客所占用，而这本来可以带上美国志愿队所急需的燃料、轮胎、火花塞、汽化器、工具、外套、香烟、肥皂或者任何别的东西。1942年7月4日，陈纳德的队伍正式编入美国空军后改称驻华空军特遣队，由陈纳德任队长，并成为第十航空队的组成部分；第十航空队是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唯一空中力量。陈纳德被提升为准将，但是他极其厌恶的比斯尔已经比他早一天提升为准将，并被任命为该战区空军司令。蒋介石认为，故意不用他推举的人担当此职不啻于“当头一棒”［根据麦克休（James McHugh）的说法］，表明中国得不到急需的空军力量，但是真实情况是阿诺德将军不喜欢陈纳德。中国开始四处活动想撤换比斯尔并提升陈纳德，最终达到了第一个目的，但是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


    陈纳德将军在部署作战计划


    尽管陈纳德是个红人，但他跟蒋介石之间也有麻烦，这跟史迪威的情况颇为类似。蒋介石夫人有一次告诉陈纳德，他将来应该直接跟委员长联系，无须通过她。他回答说，如果没有她作为中间人，那么那些怀有私心的人就会说服委员长“发布不可接受的命令”。他对这种前景感到十分担心，结果最后蒋夫人只得同意一切照旧。陈纳德负责训练的中国飞行员，也跟史迪威的那些中国军官一样有问题。陈纳德在1942年5月对蒋夫人抱怨说，局势“每况愈下，现在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最差劲的飞行员被调去担当教官，而这些人“没有能力”从事教学或者维持纪律。他们不理会美国人的建议并“憎恨美国人的影响”。陈纳德在他过去四年中一直无法纠正这种局面，但又无法担保让这些飞行员在美国受训。他不得不向陆军部报告说“中国极度缺乏各种飞行训练方式”。如果想继续下去，他就必须“全权负责”训练学校和人员。后来陈纳德在大谈史迪威个人的缺陷怎样造成了跟委员长的冲突的时候，他对自己遇到的问题只字未提。


    物资缺乏更让陈纳德恼火，因为他信心十足地认为，如果有足够的物资，仅凭他的空军就可以通过阻断日军的南海物资运输线而打败日军。通过单一手段解决问题很有诱惑力。陈纳德曾经写道：“我们总是应当审视那些最佳手段，而忘掉可行性之类的问题，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深受其害。我们应当看到可能性，并为之振奋。”他自己就因为这些令人钦佩的原则而大为振奋。他在那年夏天写给史迪威的信中说，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上需要切断日军海上运输线，让中国地面部队对日占区发起进攻，消灭日军在缅甸和印度支那的空军力量，解除日军对印度的威胁，保卫通往中国的驼峰航线，“并打一场成功的反攻以激励所有盟国”。如果能有500架战斗机、100架运输机并让陈纳德“全权指挥”，那么陈纳德就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在蒋介石夫妇看来，这个论点让人信服。如果有500架战斗机、100架运输机并让陈纳德“全权指挥”就能赢得战争，那就无须改造部队，也就不必危及蒋介石岌岌可危的权力体系中各派系、人员和战区司令之间的微妙平衡了。空军用不着中国费什么劲，而且看上去也很容易。蒋夫人在回复陈纳德的一份战况周报时写道：“如果我们每天歼灭15架日军飞机，不久敌人的飞机就会被打光的。”蒋介石夫妇现在所专注的就是设法让美国提供有500架飞机的空军力量，并通过驼峰航线提供物资装备，使空军可以作战并维持下去。


    蒋介石对不能满足承诺越来越不满。根据“哈普罗”（HALPRO）计划，本来准备从中国出动B-24轰炸机轰炸日本。蒋介石对此计划很感兴趣。但根据史迪威的建议，该计划被取消，而飞机也留在了埃及，原因是浙江的机场已经被毁而且空运队的物资运输不足，这使得计划不可能完成。由于其他方面的需要，原来承诺给空运队的100架运输机被减少到75架，后又被减至57架。史迪威不得不通知蒋委员长，在目前情况下空运队的运输量甚至不能达到预计每月5000吨的十分之一。跟古代的国王一样，蒋介石迁怒于带来坏消息的人，更让他恼火的是，宋子文报告说史迪威并不是很出力地向美国申明中国的要求。


    在委员长看来，作为总参谋长的史迪威无疑是渎职。他认为，一个外国人无法从自己本国获得必需的东西，这是影响力不够的结果。至于说这些物资必须长途跋涉经过轮船、铁路和飞机运输才能抵达中国，这不关他的事。他对运输保障所涉及的具体事务不感兴趣，相关知识也十分有限。如果史迪威办不到，这意味着或者他影响力不够，或者他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中国考虑。蒋夫人对前一种情况有办法弥补，对后一种情况也可以加以诱导。她对史迪威说：“我们要看着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恼火的史迪威在日记中抱恨道：“让他们见鬼去吧。”他对参谋人员说，他认为这不过是蒋委员长为了让他顺从地支持所有中国要求而给他的贿赂罢了。事实的确如此。


    6月底，由于供应问题导致了“三项要求”的危机。导火索是德军隆美尔在6月21日夺取图布鲁克（Tobruk）将英军赶回到埃及，这使得德军可能通过中东突破的威胁再次显现。危急关头，布里尔顿第十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连同空运队的运输机以及飞行人员全部调往埃及，另有一支准备飞往中国的B-24重型轰炸机也停在喀土穆转给英军使用。又是史迪威去向委员长转达的这个消息，他所看到的反应也是预料之中的，而且史迪威自己也有同感。“我们所有承诺均未能兑现，还轻松地告诉他说，坚持下去，老伙计。”


    宋美龄


    蒋介石夫妇利用这个机会大发雷霆。蒋夫人怒气冲冲地说，每次英国人吃败仗就要把中国的物资拿走，“这样的话中国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下去”。蒋介石声称中国受到“轻视”，并要求美英就是否把中国“看成是盟军战区的一部分”做出“明确的回答”。他马上话锋一转，谈到了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租借物资。他说，运抵中国的物资还不到罗斯福所承诺的10%，这不啻于“违抗”美国总统的命令。“作为我的总参谋长，你有责任保证我们得到这些承诺给我们的物资。”见面结束时，蒋夫人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说：“委员长希望在盟国是否认为本战区有必要并会给予支持的问题上做出是或者否的答复。”


    史迪威甚表同情，因为他想让这个战区得到更多支持的愿望跟他们一样强烈。但是他们将责任推到他的头上就让他恼火，“我针锋相对，告诉他们我是怎么请求的”。他认为这种发作是蒋介石夫妇精心安排的，因为他们相信表示“强烈不满”可以让他们处于主动。这是很可能的。尽管表面上很客气，有各种礼遇、会晤来表示友情以及其他关系，但是中国人本质上把西方人视作对手，不管打什么交道都是要占上风的。此外，蒋介石夫妇不满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他们不能像英国人那样支配本国的租借物资。这种区别对待是基于一种常识，那就是如果由着中国自由支配这些物资的话，那么其中有很大部分将不会被用来对付日本。不过，这样显然对中国是有歧视的。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丢面子的事，也是他讨厌美国特派来的支配租借物资的史迪威的深层原因。


    三天后正式拟定了要求限期答复的包括“三项要求”的最后通牒。这些要求包括：


    1. 美国派遣三个师在8月到9月间抵达印度，以恢复中国通往缅甸的交通线。


    2. 自8月开始中国战区应有500架战机投入作战，并维持这种实力。


    3. 自8月开始空运队每月保持5000吨物资的运输量。


    蒋介石夫妇说，如果这些“最低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只能“解散”中国战区，他们也会“调整”立场，并可能需要做出“其他安排”。


    史迪威很乐意转达这些要求，因为除了飞机数量和时间限制外，这些要求跟他自己向马歇尔提出的要求相去不远，但是蒋夫人随后提出，他提交要求时应附上自己的意见，对此史迪威拒绝了。他告诉她说，他不可能对针对自己政府的最后通牒表示赞许。蒋夫人“火了……开始对我大喊大叫”，叫来了她的秘书，“并对我说的一切做了记录。显然气急败坏了。她长袖善舞，可是玩偶却没能受她摆布”。史迪威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了他的双重身份。虽然他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但是在自己政府的问题上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他还解释了自己别的身份：他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是美国政府驻盟军战争委员会以及援华租借物资的代表，此外，他还是“一个发誓效忠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陆军军官……如果她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笨”。


    他还向蒋夫人解释了每个月通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需要怎样的运输保障：304架飞机，275名飞行机组人员，地面上要有3400名地勤人员，航线两端各需要五个机场，每个机场都要能接应50架运输机。“她这才开始有点明白了。”他最后告诉她说，他认为委员长“需要的是一名战士而不是一个橡皮图章或者一个传声筒”。这里，史迪威显然言有所指，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为了让人相信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并非虚张声势，同时也由于单独媾和是中国让“三项要求”成为最后通牒的唯一资本，重庆方面开始散布谣言，说一个日本特使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已经过来商谈和平事宜了。史迪威对此不予理会，因为他相信中国可以从美国得到更多东西，“可是跟日本讲和中国会一无所获”。史迪威跟高思大使交谈后高思也表示同意，并告诉华盛顿说这种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不过确实需要援助。据会晤过周恩来</a>的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周恩来认为完全没有单独媾和的危险；相反，“抵抗正在变成一种好生意，因为这样更容易得到援助”。他说，因为可以利用美国的紧张情绪，国民党官员正为自己的外交手腕扬扬得意呢——他们跟上海的日本人接触，“以便引起华盛顿的恐慌”。


    美国经不起再在可能失去中国这个作战基地的问题上冒险行事。对“三项要求”的答复取决于可用资源的数量，而这又取决于跟英国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产生的冲突和讨价还价。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总统便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安抚的信，答应近期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在处置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蒋介石被史迪威惹火了，蒋介石开始活动要剥夺史迪威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这虽然是偶发事件，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对罗斯福说，史迪威对美国和中国政府的双重责任使得他在租借物资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冲突，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总统的回复由马歇尔起草，总统深知租借物资是史迪威唯一的筹码，在回复中总统断然拒绝分离史迪威的职责，并明确史迪威的首要责任是针对美国的。“让史迪威将军在各种职责上均服从你的调遣是不现实的。”罗斯福还指出，不管由谁接替史迪威的职位，都会拥有同样的职责和权力。


    这封信违反了中国人交往中的主要原则，那就是要顾及一个人的颜面，不要直接给予否定。由于白宫和陆军部似乎缺少一个了解中国习俗的文书，宋子文便填补了这个空缺。为了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他在把信转交给蒋委员长之前在含义和用词上均做了改动。同时，由于马歇尔给史迪威送了一份副本供他参考，因此史迪威觉得这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而蒋介石的想法则正相反。之后几周里他们之间纠葛不断，彼此的不满加深了，直到真相显现。可以想象，蒋介石读到原来的文本后他觉得受到了侮辱，并再次提出抗议要求解散中国战区。为此，宋子文被专门召到白宫，并被当面告知史迪威的地位没有改变。宋子文跟蒋介石其他部长和官员一样不想充当坏消息的使者，因此他仍旧相机改动函件内容。两年后，由于又多次遇到这种篡改信件的情况，总统下令自己与蒋委员长之间的所有通信均由驻重庆的高级美军军官负责传递。


    在还没有收到有关对“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前，史迪威就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在印度练兵，也就是训练30个中国师和反攻缅甸计划。史迪威跟委员长的关系表面上仍然很客气，但不时受到冷落。跟军政部会晤后总是能让他看到合作的希望。中国人是不喜欢说“不”的。史迪威老是觉得即将取得进展了。他注意到有流言，可能是宋子文处散布的，大意是说他断送了驻缅军第五军和第六军发起的进攻，然后他自己“逃跑”了。但总有一些中国朋友希望他的改革计划能够成功，并不断鼓励他。曾士奎在缅甸战役时任首席翻译，现在他继续担任联络官。他曾经找史迪威谈话，“并认为我可以调动足够的影响力来对局面施加重要影响”。


    这几个月史迪威的日子并不好过。史迪威得了黄疸之后又“肚子痛”，后诊断为腹部有寄生虫。他曾经在36小时里服用了8种药物，而且令他吃惊的是，过后居然“好多了”！6月，他母亲逝世的消息让他很难过，另外他眼睛的状况也让他很担心；他的眼睛多年来就一直不好，几乎完全依靠一只眼睛在看东西。重庆的空袭和炎热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因此他想念卡梅尔和家人。他曾经接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信向他保证说，如果仍然无法赢得委员长的积极配合，那就准备把他派往更能发挥他作用的战区去。


    也有一些让人振奋的事情。经过漫长的谈判，尽管印度政府极不情愿，最终韦维尔答应将蓝姆伽（Ramgarh）划给史迪威，作为训练中国部队的基地。这里原来关着2万名意大利战俘，位于加尔各答以西200英里（约321千米）的地方。英国人担心大群武装的中国人可能会对印度人的反叛产生影响，此外，他们也并不想利用中国人夺回缅甸。然而已经有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的8000名中国士兵到达印度，而且美国不准备向中缅印战区派遣自己的步兵，因此极力推动史迪威的练兵计划，并终于获得了准许。根据协议，英国人为中国军队提供食宿和军饷，其费用通过反向的《租借法案》解决，而美国人则负责提供装备和训练。训练最初有8000人。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后，蒋介石在6月24日答应增派的部队在10月份开始空运到达。


    要改革部队则困难重重。中国军队系统分成两派，分别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领导下的军队官僚和掌握主要实权的黄埔系。何应钦的党部跟既有组织体系关系密切，这就是为什么正如史迪威所注意到的，一个像杜聿明那样的将军可以“那么独立”。何应钦对使用中央政府军的任何行为都坚决反对，因此可以预料，他对可能需要改革或者采取行动的任何计划都会反对和抵制。


    黄埔系的领袖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的元老陈诚和胡宗南将军，他们比较倾向于改革。陈诚是湖北省长兼司令长官。史迪威在1938年曾经认为陈诚是将军中“势力最强大和最有意思的”，而且蒋介石现在有意让陈出任总司令，或者可能的话取代何应钦。陈诚跟蒋介石关系密切，在蒋介石的儿子们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是临时接班人，因此也是受到蒋介石重用的人。考虑不被蒋介石重用的人是没有用的。甚至有人认为陈诚自己就想接替蒋介石的位置。他跟蒋介石外表相像，都剃着光头，留着小胡子，说话声音尖利，甚至有传言说他们是同父兄弟。尽管如此，他在统一战线时期曾经跟周恩来和共产党共事过。当时他们在军队的师级建制上建立政治部，并用共产党的办法发动群众抵抗日本。


    另一位黄埔系的领袖胡宗南也是委员长的心腹，并在西安的司令部指挥防范共产党。他统率的部队有40万人，是中国数量最大装备也最好的军队。他跟同属黄埔系的另一个人物戴笠关系密切。


    此外，还要考虑众多其他一些忠诚度不一、关系错综复杂的人。张发奎属于南方派系，曾经是北伐军铁军的指挥官，尽管他“捞了钱后已经贪图安逸”，但仍然是有影响力的人。包括陈诚，至少还有7个战区的司令，他们都集政治和军事职位于一身。其中还有位传说一向争强好斗的湖南省的“老虎仔”薛岳，是“军队中唯一的硬汉”。当蒋介石发出指示对他进行干预的时候，他“大喊大叫要求离职”。其他7个不属于核心位置的人都是半封建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a>和几乎自治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个子矮小，通过鸦片聚敛了大量财富，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拥有自己的部队。他跟蒋介石的关系紧张。有次遇到政治危机，需要他去重庆，他一直要等蒋夫人来到云南府充当人质后才肯出发。


    这7个人还包括浙江省司令顾祝同，在对日作战时他“躲在50多英里（约80千米）的后方，从来不敢往前”。史迪威在北平时的助手、现为武官的包瑞德上校亲自视察了前线，并回来报告说衢县的情况“糟透了”。衢县有个重型轰炸机机场，蒋介石之所以极力反对杜立特尔轰炸，就是担心会失去这个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已经由于那次行动被毁了。根据包瑞德的报告，蒋介石又开始在重庆指挥作战，“战果辉煌一如</a>既往……花生米让两个军藏在山里，企图在日军通过的时候从侧面袭击。日本人封住了出口继续前进……部队装备极其简陋。没有医疗设施。没有运输工具。很多人病倒了。大多数入伍者都是被强迫、绑着送来的。强行征兵令人震惊。抓住的都是些没有钱或者没有势力的可怜人……这个小傻瓜为什么意识不到他唯一的希望就在于30个师计划，在于另外造就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


    对这个令人恼火的问题的回答是逐渐显现的。很久之后史迪威才不得不承认，其实蒋介石并不想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对他带来的威胁要比好处更大；蒋介石担心这30个训练有素的师可能由一个新的领袖或者集团管辖，这将会动摇或者威胁到他的控制权，而且史迪威提议要清除那些无能指挥官，这将会除去那些忠诚于蒋、对蒋感恩戴德</a>的人；蒋介石感兴趣的并不是一支能打日本人的队伍，而只是一支能够让他在中国维持下去的部队，为此蒋认为只要比共产党有更多的部队、大炮和坦克就行了。


    史迪威继续努力。推动他的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的信念以及这样的看法，那就是美国援助给了他巨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使得他可以要求对部队进行改革，并能够克服政治上的障碍。他的设想是这支部队最终被压缩成约100个满员师。其中最核心的是头30个师，他们将在昆明附近完成训练和装备；他们将成为Y军，也就是对缅甸发起两线进攻中的东线。（在美国的作战计划中，这个战役被称作X—Y计划，其中X代表从印度进攻的部队。）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并不是对整师进行训练；他只负责训练干部，再由这些干部负责训练部下。中国军政部对“总框架”表示同意，但老是不肯确认开始训练的具体日期。


    为了鼓动委员长，史迪威在一份新的备忘录中强调了这样做的理由。他敦促说，中国不能把设想建立在自己并不拥有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强大的空军或者大规模炮兵——而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力量，即“以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武装得还不错的大量士兵”。在现有师数量减少50%并使其编制满员的情况下，每个单位都可以正常配备这些武器，此外，还可以改善炮兵支持。史迪威最后说，“我意识到并且重视在推进改革指挥方式时所面临的种种反对意见”，但他并没有就此提出具体建议。


    历久弥坚的蒋孔联盟


    蒋介石对这份备忘录置之不理，其态度跟对待史迪威在过去一个月提交的其他五份备忘录是一样的。史迪威要求见蒋介石，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答复。史迪威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陷入一生中最无聊的谋划之中，竭力想指导和影响一个顽固、无知、充满偏见和自大的暴君。除了我，谁都不跟他说真话，因此他觉得我的话难以置信。”他给史汀生解释说，他试图通过告诉他“完全的真相而逐渐赢得他的信任”，而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期望罢了。他继续给史汀生写道：“我试图找出这个人的一些优点，应该考虑到他的环境和经历……他没有受到像样的教育……他没有朋友，只有一群仆人，这些人在他面前无一例外地感到不自在。”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便是他妻子。“实际上她很怕他，一旦他发火她便退缩了。她认为自己的职责便是努力使中国强大。”如果她担任委员长的话，“进展就会比现在快五倍”。


    史迪威的总目标是竭力发动一场没有人喜欢的战役——收复缅甸。他向蒋介石提议发动这场战役时是把它当作蒋介石向华盛顿提出最后通牒的一个下来的台阶。如果“他表示愿意合作”，委员长就会得到美国物资，而一旦中国做出承诺，则美国就必须为战役提供相应规模的供给和支持。华盛顿必须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参与。史迪威仍然希望至少能有一个美国师参加，并认为，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人准备开战的时候，“英国人不大可能不采取行动收复自己的领土”。


    基于这种考虑，7月19日，他以原先两线进攻的构想为基础，进一步向蒋介石提交了四点军事计划。这个计划要求中方有“20个精锐师”参加。这个计划的诱人之处是，可以重新使仰光成为海运物资集结地。史迪威估计，这可以使陆军部再次以每月3万吨的数量连续提供六个月的物资。在发动陆上进攻的同时，该计划还要求英国海军重新控制孟加拉湾，重新夺回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


    就在劳克林·居里代替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史迪威得知美国不会派遣部队参战了：“运输量太大了。”尽管这是“三项要求”之一，然而居里在与蒋委员长进行初步会谈之后却“意气风发”，并“认为他已经协调停当了”。居里身材不高，但自尊心不小，罗斯福在1940年春首次把他作为私人代表派往重庆，之后一直在华盛顿负责援华物资工作。不久，史迪威在日记里开始称他为“居里梳子”和“伶俐居里”。居里不主张在提供租借物资的同时还要求采取怎样的行动作为条件。“考虑到中国需要依赖我们继续提供援助，可以预计不会遇到不合作的困难。”居里这样告诉马歇尔。这是个典型的判断失误。他低估了中国为了自己的目的反过来利用那些企图利用她的人。


    跟居里会谈时委员长表达了对史迪威的不满，再次试图撤换他，至少不要让他控制租借物资。史迪威在他任命的整个过程中，只要他在物资问题上通融一些，对委员长的要求表示支持，或者不要对物资的用途太在意，那么他要搞好跟蒋介石的关系原本不难。事情再容易不过了。蒋介石不久发现史迪威在这方面是不会通融的，自那以后，他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要求替换史迪威的努力。当居里转达了蒋介石不满的实质之后，史迪威在书面回答中说，自己必须把局势的真实情况告诉蒋介石，因为他认为蒋需要了解真实情况。“我无法在其他基础上继续工作。”


    8月1日，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给他的“台阶”，同意了缅甸战役计划，但提出两点很刁钻的条件：英国在陆上和海上全面参战，以及空军提供相应的有效支持。他指出，战役首先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意图。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刚刚对此进行了评估。他在7月31日的报告中指出，首先英国就没有非常积极地防守缅甸，出于同样原因，现在他们“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也没有想重新夺回缅甸的意思”。因为蒋介石也是这样怀疑的，所以他为发动战役提出这样的条件也就是一种保险。蒋介石甚至把计划20个师中的15个师选定了。因此发动战役的现在取决于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了。


    美国给中国提供的援助，不管其军事意图如何，最后实际上还是给了政府，而不是用于战争。多恩上校在8月4日写给陆军部的信中说：“在我们重新夺取缅甸之前，有关援助中国的议论和计划都毫无意义。但是对中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附加条件，那就是他们要有行动。”否则的话，“现政权只会囤积物资以备战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几乎偶然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他们估计会发生某种动乱或者革命。实际上，按照驻华盛顿的宋子文的意见，现政权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就会没事干的。他应该知道……”


    中国的国内问题至关重要，而且这在当时可以明显感觉到。史迪威还记得曾经在1938年跟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友好的氛围中谈过话，不过他对共产党的直接了解很少。他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号称有50万人，而且共产党的势力还在北方扩展。据某些报道说，山东只有一个地区还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史迪威这次回到中国后跟共产党的唯一接触是间接的，那是还在重庆的周恩来在6月份跟约翰·戴维斯说的话。当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蒋委员长同意，他会率领共产党部队发起进攻夺回缅甸，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尽管史迪威记下了这句话，但他对共产党关注甚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处于台面上的蒋介石的那些问题上。


    尽管在国内史迪威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是他跟重庆的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心有不安，因为他受命去支持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容的盟友。在炎热的夏夜，他多次在写东西时谈论这些问题。他说美国“被迫与一个在很多方面跟我们的敌人德国相像的政府结盟，这是一党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一群法西斯”。这部分可以归因于那些“愚蠢、天真和虚假的宣传”，说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英勇领导下进行了六年的顽强战斗。这里有“对纳粹的同情。同样的政府，同样的见解，同样的强盗做法”；不同之处只在于不够有力，也不够有效。蒋介石“从来没有为了中国的进步采取过什么措施或者做过什么实事”。跟希特勒一样，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而且凭借“直觉”管理国家。“你怎么可能推动这样一个家伙？你怎么能接受他的观点？”


    史迪威预计到战后国民党会跟“赤党”进行内战，因此他这样反躬自问：“我们怎样可以帮助中国人民？停止这些愚蠢的宣传……哪里在英勇抵抗？哪里在发动了不起的游击战？哪里有改革，或者对这些问题有基本的理解？”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跟清朝人一样强烈地以中国为中心，也就是瞧不起其他人”。蒋介石老是害怕被别人看成是亲美的，也害怕承认他对美国的依赖，他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因为这与他的处境是很有关系的。蒋介石曾经用了很多外国人，这包括他的长期政治顾问端纳（W. H. Donald），他的卫士长、德国人华尔特·斯登奈斯（Walther Stennes），他的财政顾问阿瑟·扬（Arthur Young）以及他的飞机驾驶员劳埃尔·勒诺阿德（Royal Lenoard）；然而他在心底里是害怕外国人的。他憎恶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帝国主义者，并觉得跟史迪威打交道是有辱身份的。


    由于麻烦不断增加，蒋介石开始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难以接近，甘于成为孤家寡人。并不是只有史迪威难以见他一面，有些官员要等上好几周才能见到他，而且常常只能通过蒋夫人才能向他反映问题——这让他们很恼火。他通过史迪威所说的“吓唬和给好处”的方法让对手们互相牵制，这使他显得强大和不可缺少，但是其实他并不懂得管理国家。虽然他阅历丰富，但是他心胸狭窄，所受的教育也很有限。他最严重的障碍在于缺乏能干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从来不让真正有才干的人担任要职，以免他们变得太强大。因为他衡量下属的标准是忠诚度而不是能力，所以他周围都是一些平庸之辈。他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是政府负责人，而且长期担任财政部长。据英格兰银行驻华代表西里尔·罗杰斯（Cyril Rogers）说，孔的“头脑只相当于一个12岁的小孩。如果我把跟他有关银行业务的谈话录下来并放给你们听的话，那没有人再会把他的政府当回事了”。然而孔祥熙在个人理财方面很是出色，而当时在重庆流行广泛的小道消息很多都是有关他家的。据说这些传言“90%都不是真的，但有10%比传言的还要糟”。孔家和宋家以及他们的兄弟、外甥和侄子们组成了宫廷小集团，为首者是孔祥熙夫人，孔夫人又掌控了自己的妹妹蒋介石夫人，而通过蒋夫人又可以通达蒋介石。蒋夫人对委员长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她自己把这归咎于她未能为他生孩子。


    名义上政府权力在立法院、司法院和行政院，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蒋介石任主席的国民党。其派系中最强大的是陈家的右翼CC系；他们是蒋介石第一个恩人陈其美的侄子，他们领导的集团在1932年建立了国民党的蓝衣社，相当于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弟弟陈立夫在1927年北伐时曾经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现在是党的领袖之一。党的基层组织在各个村、地区和军队中都存在，其指定的代表可以参加每隔三四年才举行一次的国民代表大会。自1935年就没有再选举过党代表，而且所有的进步团体都是没有选举权和发言权的。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委会行使管理权，其常务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并可以做出决定。虽然蒋介石经常面临党的压力，但他实际上可以对常委会颐指气使。


    蒋介石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儒家的。1927年他很轻松地赢得了北伐战争，之后又成功地居于高位达十五年，这似乎显示天命已经传到了他身上。由于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除了时不时地会大发脾气之外，通常态度镇定，态度圆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所有下属——这也包括他的参谋总长史迪威——的第一要求便是服从。共产党不服从他并蔑视他的权威，这在他看来比日本人更加可恶。他的其他敌人——如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各省的领袖——是无法联合在一起的。孙中山</a>的儿子孙科受到广泛支持，是唯一敢于对抗蒋介石的人，但他跟他父亲一样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李宗仁</a>可能成为南部联盟的领袖，对蒋介石是个威胁。国民党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蒋介石意识到过去留下了很多对他不够忠诚的区域，因此他无法信任所有的军队。他已经错过了进行社会变革的机会。由于失去了沿海城市具有维新思想的阶层和商业阶层，他现在只能更加依赖于右翼，而且不敢采取改革措施以避免激怒他们。他治国现在只是为了生存，因此能回避的就回避了。正如史迪威所写的，作为一个没有退路的体系的领袖，他真是“进退维谷”了。


    美国公众对现实状况一无所知，他们被中国的朋友、爱国人士和宗教团体的积极宣传所蒙蔽了。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如远东司司长迈克斯维尔·汉密尔顿（Maxwell Hamilton）及其前任斯坦利·赫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后来他改任政治顾问）仍然坚持他们最初的立场。汉密尔顿在1942年2月的一份申明政策的文件中写道，现代中国代表了“一个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一场人民大众运动。美国应当对此支持”。蒋介石的“决心、顽强和总体上的宽阔视野也许构成了中国作为战争盟友最为重要的因素”。大约就在这前后，高思大使在报告中提及有关蒋介石是积极指导中国抗击日本的伟大领袖的说法时说，“人们在直面无情的事实时，只能将之斥为无稽之谈”。


    美国总统看不到除了支持蒋介石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担心打败日本后会出现真空</a>，但又被反复告知只有蒋介石才可以使中国保持统一，因此总统只能让蒋介石自由支配得到的援助物资。那些中国的友人或者出于真诚，或者出于为了使中国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他们不断警告总统说，一旦减少支持就会造成重庆政府的崩溃。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和美国医药援华局（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局长唐纳德·凡·斯莱克（Donald Van Slyke）博士就是有这种恐慌情绪的一个代表。他告诉总统中国的士气“正在迅速消解”，“失败主义者正在抬头”，而且蒋介石“失去权力以及中日达成妥协的危险正在增大”。他还附上了他的消息来源，那是“八个驻中国西部的有责任感的美国人”。高思在他的报告里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那就是有些省的将军，如龙云，可能与日军媾和并让日军进入；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可能立即崩溃”或者撤到那些无法对之进行援助的陕西省或甘肃省去。高思接下来的预言后来得到了验证，他说：“当然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蒋介石会很乐意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没有得到美国援助。”


    从罗斯福的性格来说，他不希望对租借物资的用途进行控制，不过在史迪威的敦促下陆军部还是倾向于这样做。罗斯福不喜欢讨价还价，认为向一个濒临绝境的盟友提出各种条件有点儿太小气了。8月份他收到陆军部报告，建议次年春季发动缅甸反攻，并提供租借物资，条件是中国参加反攻并根据史迪威的建议对部队进行改革。居里在8月初回国后也对史迪威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他的态度温和多了。他对总统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提供援助时还提出某种条件或限制。”他还报告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个人纠葛，并把这归咎于史迪威对蒋介石干预缅甸战役不加掩饰地表示了不满，以及蒋介石对史迪威不服从他命令的不满。他大刀阔斧地提出把史迪威、高思和宋子文全部换掉。（由于这个建议未被采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又提出以后要把总统和蒋介石之间的所有通信的副本都提供给史迪威。）


    根据居里的解释，罗斯福认为中国这些烦人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至少是可以解决的。他给居里写信时以这种他惯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写道：“我只能认为目前局面的主要问题还是有关人的个性，跟战略计划、中英关系或者印度局面均无关系。”他同意考虑某些改变，“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人”。史迪威个性张扬，头角峥嵘，显然这是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但是罗斯福对此进行试探时马上遭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他们都坚持认为，无论是反攻缅甸还是让中国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史迪威都是必不可少的。


    9月份盟军统帅同意了缅甸战役。该战役仅限于北部，目的是让滇缅公路再次跟阿萨姆邦的利多公路连接。史迪威提出的夺取仰光并由海军配合的全面反攻，即盟军所谓的安纳吉姆（ANAKIM）计划被搁置了。由于北非战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苏联的需要，他们认为该计划在物资上无法保障。英国人自始至终为安纳吉姆计划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为逃避这个计划花费的精力更多；他们后来在缅甸海岸线上一个叫若开（Arakan）的地方发动了一场小战役，重新夺回了实兑（Akyab），目的是为了建立战斗机基地，以便将来发动进攻。他们同意参加缅北战役，但是没有多少热情，因为他们不像美国那样急于想给中国输送援助物资。英国人在对局势进行的一份“重新评估”中认为，中国人即使没有进一步援助，也还可以支撑一年。


    但是美国同意在对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进行一些修改后满足这些要求，不过不打算派美国师团过去。罗斯福在10月份告诉蒋介石说，自1943年开始，将派遣100架运输机每月通过驼峰输送5000吨物资，此外还给中国提供265架战斗机。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提出什么条件，不过他敦促说，军队重组“对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至为重要”。


    在给出最后答复前，罗斯福再次建议马歇尔“调回史迪威并让威勒将军代理职责”。他让居里充当他的使者。马歇尔后来回忆道，“一个侏儒般的小个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翘起一条腿，然后说总统想撤换史迪威。马歇尔问：“他确实想撤换，是吗？”居里回答说是的。


    “他派你来告诉我？”马歇尔问道。居里说的确如此。


    “你在中国待了多久？”马歇尔问道。


    “三个星期，先生。”居里回答道。总参谋长一言不发，于是居里离开了。


    罗斯福仍然没有放弃。他直接给马歇尔写信问：“史迪威在中国怎么样了？显然他跟委员长的关系已经太复杂，我觉得他在其他战场会更有用些。”马歇尔和史汀生解释说无法找到比史迪威更好的人去替换他。马歇尔写道，完成反攻缅甸的人必须是个美国人和能够带兵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促进重庆的和睦局面”的和事佬或者物资供应官。


    马歇尔的话切中了主题，史迪威在中国的整个任职和后来的名气都跟这个主题有关。“重庆的和睦”会缓和所有的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需要一个态度谦和、不那么苛刻的人就行了；这个人不会提那些让蒋委员长感到威胁的问题，不会告诉他那些他不爱听的实话，也不要求他做那些他不爱做的事。史迪威自己也发现了这些问题，因此在蒋介石不断推脱而他不断设法对付的时候，他在8月份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觉得这种打仗的方法真太糟糕了，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敷衍塞责的家伙。如果我还是个滑头的话，事情可能就会有些进展了。”一个圆滑的人的确可以促成重庆的和睦，但是史迪威使命的意图并不是和睦。


    [1] 此句见《孙子</a>兵法</a>·谋攻篇 》。


    [2] 20世纪20年代曾任德国国防军司令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任中国军事顾问期间，曾经于1934年向蒋介石提交过一份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强调要注重质量而不是规模，并建议训练和装备20个师（后增加到60个师），同时整肃军官队伍他认为一。个主要弊端是根据背景选拔军官，而未能考虑其素质、既往记录、能力或者领导才干。


    [3] 波利洛(BOLERO），这是在英国集结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