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广义上说是美国跟亚洲的关系。这个主题的载体便是史迪威将军的职业生涯。为什么一定要选取史迪威呢？因为他在工作上专注于中国问题，但其背景和个性又是典型美国式的；因为他与中国的联系所跨越的那段时间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戏剧化的开场，一直到1944年国民政府走向衰败的关键一年；因为他在这两个时间之间的岁月里的工作也折射了当时时代的情况—1920年至1923年的军阀时代他是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蒋介石</a>逐渐得势上台时他是美国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军官，1935年至1939年日本入侵时他是美国驻华武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中缅印战区司令；还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几年里，他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不耐烦的、尖酸无礼的“酸醋乔”并不是担当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但是，由于他对中国语</a>言和这个国家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对自己任务的自信和执着，再加上他的官方地位和权力，这使他代表了他的国家在亚洲所做的最大努力，并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也体现了这种努力悲剧的局限性。


    我完全意识到了涉足美国对华政策领域的危险性。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美国所做的巨大努力都付之东流后，美国对华政策这个话题近来在公众生活领域激起了最令人愤慨的和极具破坏力的诋毁浪潮。不过，因为中国是我们卷入东南亚的根本原因，所以尽管有风险，这个题目还是值得探讨的。还应该加上一句：虽然本书的叙述结束于1946年，但着重于探讨本源，并非简单地局限于昨天。史迪威将军在1945年写给西点军校毕业班的信里说：“你们会听到这样那样的说法，说这一代或者那一代人怎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并把我们拖入战争。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所有还活着的人和那些死去的人一样，都需要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还想补充说明一下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因为很自然地，这是他传记作者的主要材料来源。但我因此冒犯了他，因为这些日记原本只是供他自己阅读的。“这个小日记本，”他在1906年那本便携式日记的扉页上明确警告说，“跟你他妈的毫无关系！”我认为个人有隐私权，因此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后代有“权利”违背某个公共人物的意愿去了解他的私人生活。不过就史迪威而言，历史的需要已经超越了隐私权。在战争之后，让史迪威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去解释在他引起很多争议的指挥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但重要而且必需。经他家人许可，他在1942—1944年间的战时日记和信件经过前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编辑，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之名于1948年出版。这些文件的原件以及其他战时文件还提供给了查尔斯·罗曼努斯（Charles Romanus）和莱利·桑德兰（Riley Sundend），他们都是中缅印战区官方陆军史的撰写者。这些文件后来捐献给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胡佛图书馆，以供公众使用。既然做出了上面这样的决定，那么向他的传记作者开放其他有关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经历的档案材料也就顺理成章了。史迪威太太给我看了那些她所保存的迄今尚未出版的日记、信件、文件、剪贴本和家庭相册等。这些材料在参考文献中有进一步说明。


    《史迪威文件》出版后引起轰动，成了畅销书，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更成了他们引用各种珍贵事实和生动语句的来源。不过听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日记并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这些日记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别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借助日记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放毒”；他这方面原本就有天赋，而当时那种让人沮丧的环境自然又是火上浇油。有时光写日记还不过瘾，之后他还会用大笔记本或者用单张纸把日记改写或者进一步展开，而这些他也都保存下来了。有时候这个过程本身也被记录下来了：“写啊写，可怕。”或者是：“我这么涂涂画画，只是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热器。”这些在其他人那里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烦恼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怨气往往会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这里被以过高的比例保留下来了。


    最后一点是，我很清楚，这本书就其主题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公平的。由于本书尤其是后半部所关注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低潮，而且集中关注了军队素质，有不少负面描写。那些使得中国人民列于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质，如和蔼可亲、艺术想象力和哲学思考力、性格坚毅、聪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劳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作为作者我只能对此深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