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天空张起黑幕

    死的死，逃的逃，被俘的被俘，伟大的基督教军队已为明日黄花。土耳其人通往匈牙利的道路被开启了，但他们承受的损失太过巨大，所以无法乘胜追击。就此意义而言，十字军的战斗并非完全徒劳无益。巴雅泽经历了一次痛风发作，据说这阻止了他继续前进，这个提法出自吉本：“落在某人头上的一毫之戾气也许就会阻止或延缓许多国家的悲惨境遇。”事实上，不是痛风，而是军事能力的局限才是决定因素。苏丹转身回了亚洲，在那之前，先是把发誓会返回的雅克·德赫利派去向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传达土耳其的胜利消息，并要求赎金。


    战俘中许多人都受了伤，在前往加利波利的350英里的路途上，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折磨是残忍难当的。他们的衣服被剥去，只留下衬衫，大多数人都没有鞋子，双手被捆绑着，遭受着押解者的鞭打和残酷对待，跟着拘捕自己的人，亦步亦趋地翻过山脉，下至平原。对于几乎生下来就骑马的贵族而言，赤脚长途跋涉带来的侮辱几乎与身体的痛苦一样大。在阿德里安堡，苏丹停留了两个星期。下一段征程要穿越广袤、空旷、没有树木、一望无垠地伸向达达尼尔海峡的平原。这里荒无人烟，连丛灌木都看不到。白天太阳的照射令人酷热难当，而当它落山时，又变得寒风凛冽，10月的夜晚冰冷如霜。俘虏们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无人照管，食不果腹，被失败压得喘不过气来，又对苏丹的意图心怀忧惧，所以他们身处的环境从未有过的凄惨。


    库西是俘虏中年纪最长的人，以前从未当过俘虏或战败者——这在他那个时代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他能够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一个奇迹，它不是隐喻上的奇迹，而是信仰的奇迹。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小外套”，双腿赤裸，没有帽子，体面尽失，因寒冷和精疲力竭而处于崩溃的边缘。相信自己死亡在即的他向沙特尔的圣母（Notre Dame of Chartres）祈求帮助。尽管那座大教堂不在他的省份，但沙特尔圣母广为人知，因为有人曾亲眼看到过她，而且她以实施奇迹而著称于世。


    “突然间，在原本空无一人、伸向遥远平坦的乡村尽头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保加利亚人，他不是个对我们有利的人。”那个神秘的陌生人带了件长袍、一顶帽子和厚实的斗篷，他把它们都给了库西之主。库西将它们穿在身上，因上天的垂顾而精神大振，顿时恢复了活力，可以继续前行。


    出于感激之情，库西在其最后的遗嘱上留下了600金弗罗林给沙特尔大教堂，这笔钱在他死后，由杰弗里·莫普瓦夫尔（Geoffrey Maupoivre）定期给付，后者是十字军的随队医生，同样遭到俘虏，目睹了那一奇迹，并且充当了库西的遗嘱执行人。他为沙特尔的圣堂参事会记录了那一场景，以便让他们知道这份意外获得的礼物的缘起。


    在加利波利，战俘中的贵族被拘押在塔楼上层的房间里，而300名普通囚徒——年幼的席尔特贝格亦在其中——则拘押在下面。粗鄙条件中最糟糕的是被剥夺了喝葡萄酒这一欧洲人终其一生的日常饮料。当西吉斯蒙德从君士坦丁堡乘坐的船只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离岸不到半英里时，无法在海上向其发起挑战的土耳其人将其囚徒在海岸线上一字排开，嘲讽地向国王喊话，让他走下船来把自己的同伴运走。西吉斯蒙德事实上曾在君士坦丁堡主动表示要赎回自己的盟友，尽管他们使他打了败仗，但他的财力被耗光了，而苏丹知道，从法国将会得到更多的钱。


    守在欧洲最遥远的边缘处，囚徒们可以看到海峡对岸特洛伊城的致命海岸线。在那里，曾上演神话或历史上最著名、最愚蠢、最悲哀的战争，它是人类之好战的原型。在那10年的不幸目录中，没有错失任何一件卑贱、伟大、悲伤、英勇或荒谬之事。阿伽门农为了可让他扬帆启程的风而将女儿做了牺牲，卡珊多拉向自己的城市发出警告，却没有人相信，海伦在痛苦中为自己的致命私奔而后悔不迭，阿喀琉斯为了发泄因朋友之死所带来的愤怒，将死去的赫克托拖在自己的战车轮下，在尘土中跑了7圈。每当作战双方向彼此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神们就会低声地说出谎言，玩弄诡计，直到他们再次争吵和战斗。特洛伊沦陷了，火焰吞噬了它，阿伽门农从那座庞大的废墟出发，迈上回家的旅程，将遭到背叛和谋杀。从那时起，在大约2500年的时间里，到底有过多少改变？特洛伊的传奇是中世纪人的最爱：赫克托是刻在库西城堡城墙上的九杰之一。当他凝视着海峡对岸时，他这位新战争中的奥德修斯是否想到过那位古代圣贤以及那空洞的胜利？


    在加利波利停留了两个月后，囚徒们被送到了布鲁萨（Brusa），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首都。布鲁萨伸入内陆40英里，被一道新月形的山脉所环绕，因而排除了任何救援的念头，并且使囚徒们离家更远，无法与家人联系。一切取决于赎金。等待消息得以抵达法国并从法国带回消息的时间十分漫长，而苏丹在此期间的脾气捉摸不定。囚徒们害怕他随时都会下令将他们处死，就如他们曾将拉肖瓦的囚徒处死那样易如反掌。


    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流传到了巴黎。不信基督者竟能粉碎法兰西和勃艮第的精英，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可是，焦虑与日俱增。在缺乏官方消息的情况下，散布谣言的人被抓入夏特莱堡的监狱中，如果被判以撒谎之罪，就将被处以溺斃之刑。国王、勃艮第公爵、路易·德奥尔良和德巴尔公爵分别单独派出使者，快马加鞭地赶往威尼斯和匈牙利打探十字军的消息，寻找他们的踪迹，传递书信，带回答复。12月16日，商船将尼科波利斯的灾难以及西吉斯蒙德逃脱的消息带入了威尼斯，但直到圣诞节，巴黎仍旧没有官方的消息。


    圣诞节那天，雅克·德赫利“全副武装地”进入圣波尔宫（St. Pol Pce），宫廷中的人都聚集在那里，等待着那天的隆重仪式。他跪倒在国王面前，确认了失败的可怕事实。他讲述了战役经过、殊死的战斗、“光荣的死亡”以及巴雅泽骇人听闻的报复。宫廷中的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国王和公爵们热切地向赫利发问。他带来的内韦尔和其他领主的信件首次证明了他们还活着，而那些没有写信的人则要么失踪，要么死亡。哭泣不已的亲属们挤在他周围，打听着自己儿子、丈夫或朋友的命运。赫利向自己的听众保证说，苏丹会接受赎金，因为他“热爱黄金和财富”。如果傅华萨的话是可信的（他的话不一定总是可信），那么在场的领主们都表达了自己的“幸运，因为生活在一个可以发生这样一场战斗的世界上，并有幸听说一位像阿姆拉兹－比昆（Amurath Bequin）（这位遥远的君主的众多版本的名称中的一个）这样强大的异教徒国王”，他以及他的所有后裔，“将从这伟大冒险中获得荣光”。重要的不是这些情感是否真的得以表达，而是它们被傅华萨视为那一场合的适宜情感。在听证会结束时，夏特莱堡的造谣者得到了释放。


    据圣丹尼斯的僧侣所言，贵族们感到了“辛酸的绝望”，“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痛苦”。黑色衣服出现在各处，德尚描写了“从清晨到傍晚的葬礼”。教堂里充斥着祈祷声和哭声，又因为死者未能得到基督徒的葬礼，而幸存者的生命仍然堪忧，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悲哀。哀痛和悲悼遍及勃艮第各地，在那里，有那么多家庭都失去了亲人。1月9日是首都和各省为死者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的日子，“当巴黎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时，真令人不忍卒听”。在喜悦被窒息之时，与英格兰人的婚姻和古老战争的负担终于被抬起的喜事几乎未加庆祝，仿佛上帝不希望人类有欢乐的理由。


    法国的女士们为自己的丈夫和爱人而忧伤满怀，“尤其是，”总是心系其资助人的傅华萨说，“库西夫人，她日夜哀哀哭泣，无法得到任何安慰。”她的兄弟德洛兰公爵和费里·德洛兰前来安慰她并给她提出建议，也许正是在他们的建议下，她于12月31日是写信给威尼斯总督，请求他帮助安排自己丈夫的赎金事宜。两位使者——罗伯特·德艾斯奈（Robert d’Esne），一位有5位随从的康布勒齐骑士，以及雅克·德威莱（Jacques de Wiy），属于库西财产之一的圣戈班的城堡主——被分别派出，专门去安排库西和亨利·德巴尔的救援事宜。派出他们并为其支付开销的是路易·德奥尔良而非库西夫人。由于交通只能以人的行走速度来度量，所以有可能一连数月音信全无。


    安排赎金的问题充满了焦虑，因为大家不熟悉该如何与一个基督教王国之外的君主打交道，对他也许只能做最坏的打算。雅克·德赫利报告说，苏丹对打猎装备分外痴迷，在他的建议下，一支满载着为了吸引他而经过精心挑选的豪华礼物的船队被召集起来，陪同公爵的使节们一同前往。12只品种罕见、价格高昂的白矛隼（据说吉安·加莱亚佐每年给苏丹送两只）分别由其驯鹰者护送前往，一起送出的还有绣以珍珠和宝石的驯鹰者的铁手套。披着装饰有勃艮第纹章的马衣的10匹骏马和10只猎犬，在穿着公爵家白红两色制服的马夫的引领下，将前往土耳其，与之一起送出的还有刻有“撒拉逊文字和域外花朵”的做工富丽的马鞍，以及带有金色玫瑰形扣环的鞍料和据信在东方闻所未闻的精美的兰斯红布。为了向巴雅泽表示微妙的恭维，还送上了描绘亚历山大大帝（巴雅泽声称是其嫡传后代）之历史的阿拉斯挂毯。所有这些都与国王的管家（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和3位贵族大使（他们是勃艮第的官员）一起起程，他们于1397年1月20日出发，前去商讨赎金事宜。因为急于兑现他对苏丹的誓言，雅克·德赫利已带着给囚徒们的信件，匆忙走在了前面。


    因为吉安·加莱亚佐在奥斯曼宫廷众所周知的影响力，与他的和解突然变得十分重要。大使们受命经由米兰前往目的地，向其第一任妻子是位法国公主的吉安·加莱亚佐传达国王迟到的授权，允许在维斯孔蒂的饰有纹章的盾上加入鸢尾花，并竭尽全力得到他的帮助。与此同时，第一批于12月初派出的接力前往的特使已经抵达威尼斯；在那里，他们听说了失败的消息，正全力奔赴囚徒所在地。威尼斯有志于维持其在黎凡特的贸易，这使之与伊斯兰世界建立了联系，且使之算不得全心全意的十字军斗士，所以它自始至终充当了消息、旅行安排、现金和信贷的中心。


    在勃艮第和佛兰德斯，公爵的收税官员再次云集。他的臣民们几乎尚未从资助十字军东征之举中缓过劲来，现在又被要求援救幸存者。每个城镇和乡村都被要求依照传统出资筹备领主的赎金，教士们也要贡献一分力量。公爵遭遇到了讨价还价和抵抗拒绝，不得不接受比他要求的要少的数目。这笔钱不是现金，而是从延长数月和数年的税收中支取的付款。有一些在3年后仍在征收，从而引起了争端。德尚写道，“钱！钱！”的叫喊声在他毕生之中都在回响。他说，时不时地，被逼发狂的平民会起而杀死收税官，随后，震惊于他们的成功，又陷入崩溃，再次被手执长剑的贵族和手执文件的律师所追逐，这些人口出发出威胁的呼喊：“拿钱来！拿钱来！”


    在布鲁萨，库西一直不大走运。有些记录说，他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忧郁之中，什么都无法使他感到轻松，他坚持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法国了，在那么多的冒险之后，这将注定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他的评价足够现实，更有可能是根源于由伤口或严酷条件中的疾病所造成的身体病痛，而非根源于“为反基督战胜了基督徒而生出的哀痛”，正如研究库西王朝的首位历史学家拉卢埃特（L’Alou?te）所认为的那样。时年56岁的他还不老，虽然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会早早到来。事实上，虽然大量人口都会早早死亡，但那些活到五六十岁的人在身体和头脑方面都并不令人肃然起敬，人们也不认为该如此。寿命图表可以反映统计数字，但反映不了人们看待自身的方式。用14世纪中叶一位佚名诗人的话来说，人的寿命为72岁，它由12个阶段构成，对应于一年有12个月。18岁时，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如同春天临近时的3月；24岁时，他变得如同鲜花盛开的4月一般多情，庄严和美德与爱一道进入他的灵魂；36岁时，他处于夏日的至点，如同6月的骄阳般热血沸腾；42岁时，他获得了经验；48岁时，他应当考虑收获；54岁时，他处于生命的9月，此时应当贮存货物；60岁是生命的10月，是老年的肇端；66岁是黑暗的11月，此时，所有的绿意俱已凋零和消失，人应该思考死亡，因为如果他贫穷，他的继承人在等待着他的离去，如果他有钱，这种等待会更为焦灼；72岁是12月，生命如冬日一样令人悲哀，除了死亡，别无所期。


    库西一直过着极其积极活跃的生活，在完成一项任务之后，承担起另一项任务之前，从不休息，从无停顿。当他参加十字军时，当他在战役打响之前的那天领导针对土耳其人的杰出袭击——此次战役中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法军行动——时，他没有显示出年老或松弛的信号。接下来发生的是有违他建议的战役中的灾难，他一直予以指引的艰巨事业的失败，他的战友和手下在他眼前被屠戮的可怕景象，不光彩的被俘所带来的羞耻和艰苦，家园的遥不可及，救援的不确定，以及对一个不受规矩约束的拘捕者的恐惧。作为一个终其一生都一帆风顺（尽管一点儿也不风平浪静）的人，库西不习惯于这么多不幸。也许他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意识到了骑士制度的深刻失败，在它的结局中感觉到了死亡的时刻。


    1397年2月16日，为死亡做准备的他在布鲁萨立下了最后的遗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前一遗嘱的冗长附录。到这时，他也许已从监狱搬迁到了较好的寓所，在米推利尼（Mitylene）（莱斯博斯岛）的热那亚领主——据傅华萨所说，是库西的“亲戚”——富有而高贵的弗朗西斯科·盖提卢西奥（Francesco Gattilusio）的供给下，获得了暂时的自由。盖提卢西奥是被称为“群岛”（Archipgo）的爱琴海群岛中的独立领主之一，是一个在奥斯曼王宫中颇具影响力的人，虽然没有亲属关系，却有可能为一个在热那亚大名鼎鼎的法国大贵族提供担保。在步步推进的土耳其人的阴影之下，群岛的基督教势力受到了尼科波利斯战败的剧烈影响。对基督教威望——更别提其军事力量——的打击破坏了他们的地位，著名的基督徒贵族被打入监狱并有可能死于不信基督者之手的前景对于他们而言是种令人不安的前景。他们有意于争取囚徒的释放，而有关囚徒们的悲惨境遇的报告也激发了他们的同情。群岛的一位商人艾诺斯的尼古拉（Nichs of Aenos）送来了由鱼、面包、糖和他妻子的亚麻布构成的礼物，外加一笔借款。人们只能希望，借助于盖提卢西奥的好意，处于其生命最后数日的库西不是睡在光秃秃的石头上。


    “思想健康，但身体虚弱，加之考虑到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加确定，而没有什么比死亡的时刻更加不确定。”库西用拉丁文起草了自己冗长的遗嘱附录，有可能是借助于杰弗里·莫普瓦尔夫之手，他是位艺术大师和医药大师。在这些指令的关注、精确和本质方面，在它们对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人的思想的反映方面，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中世纪写真了。


    “首先”，他根据他此前遗嘱的条款指示了在法国的葬礼（它特别吩咐将他的身体葬在诺让修道院，将他的心葬在他在苏瓦松创建的“圣三一”修道院。在遗嘱附录的最后，仿佛是想起了对尸体防腐并运至法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要求其遗嘱执行人将自己的骨骼和心脏带回去，不得有误。在一个官方信仰坚持认为身体是腐肉而后世的灵魂才至关重要的时代，这里显示出的对遗骸的每个处置细节的极端关注始终是引人注目的。


    其次重要的是圣三一修道院，他在救赎方面的最重大投资。他为修道院定制了“一个重40巴黎马克（约23磅）的耀眼的银十字架，一只银香炉，两只在做礼拜时用来盛水和葡萄酒的盛器，一只供牧师洗手之用的银制大口水罐，一只在重量和手艺上都与此修道院相匹配的精美而醒目的镀银圣餐杯，4对供牧师、执事和副执事使用的教堂用品，其中3对当用于普通用途，第四对供重要的神圣节日的仪式之用”。


    为了其灵魂的更进一步安顿，他向不少于21座不同的教堂和礼拜堂捐赠了遗物，其中就包括沙特尔圣母院，“她，正如我们所坚信的那样，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奇迹”。其他捐赠从给阿维尼翁的皮埃尔·德卢森堡礼拜堂的100弗罗林到给列斯圣母院（库西曾在查理六世第一次发疯后护送他去那里）的1000弗罗林不等，外加给苏瓦松的5个独立的小教堂各100弗罗林，令其为自己的灵魂祈祷，又给了自己的遗嘱执行人6000弗罗林，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考虑做进一步的祈祷之用。一笔1000弗罗林的钱财将分发给巴黎的穷人，同样的数目将分发给自己领地上的穷人，800弗罗林被捐赠给了巴黎的医院。


    与许多考虑临终前的赔偿的贵族不同，库西显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只有一些需要履行的债务。他手边唯一的财产——一件长袍和一块挂毯——将被卖掉以支付其仆人的工资，以及付给“布鲁萨的药剂师和商人”亚伯拉罕做药钱。发生在航程中的债务将用他存放在威尼斯的珠宝来支付。他要求法兰西国王掌管自己在法国的土地，以确保赋税得以征收并用以他已经做了指示的所有遗产。杰弗里·莫普瓦夫尔和雅克·德阿芒斯（Jacques d’Amance）、洛兰（他妻子家族的公国）元帅被指名为遗嘱执行人，作为补充，德欧伯爵、布西科和居伊·德特雷穆耶将提供帮助和建议。所有这3人再加上纪尧姆·德特雷穆耶、雅克·德拉马希和6位其他法国骑士见证了这一切，并签署了文件。


    两天后，1397年2月18日，昂盖朗七世，库西之主暨苏瓦松伯爵，在布鲁萨溘然长逝。


    作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的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他那个阶层和类型中最少受到残暴、唯利是图和不计后果的放纵之破坏的人。克利松的传记作者将他的同伴们入木三分地描绘为“优雅与野蛮、宽厚与残忍、无赖与勇武交替呈现，在勇气和热爱荣誉方面超乎常人，在心怀憎恨、愚昧嚣张、口是心非和野蛮残酷方面则处于人类水准之下”。库西因显然未沾染那些嚣张的愚行而迥异于大多数人。他踏实地对待自己的角色，接受每份责任，只推却了骑士统帅之职，保持了富于洞察力的判断，行事冷静，能力卓越。在那种踏实、敏锐和能力方面，在博得所有伙伴的尊重和信任方面，他拥有许多与乔治·华盛顿相同的品质，只是缺少他的领导能力，这需要一个唤起它的起因。假如在乡下村落中存在默不作声、有失体面的弥尔顿，大概就会有生于危难之时的未被认识的华盛顿。14世纪产生了像两位范·阿特维德、艾蒂安·马塞尔、库勒·迪里恩齐这样的布尔乔亚领袖，却少有出自贵族阶层的领袖，这部分是因为，领导权预先假定为掌握在国王手里，直到查理五世时代，国王都会亲自率领贵族走上战场。当让二世被俘时，法国北方贵族要求纳瓦拉的查理（因为他是位国王）带领他们镇压扎克雷农民起义。然而，贵族只有在其作为一个阶层而受到威胁时才会团结一致。否则，贵族的利益太过不同，独立的习惯太过强大，不允许出现一位领袖，甚至在对英格兰人的战争逐渐形成了一个理由时也是如此。


    库西的英格兰婚姻使他在关键的12年间作壁上观。他于其岳父死后拒绝了英格兰身份，在那之后，他开始成为诺曼底战役中的领导人物。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胜过迪盖克兰当上骑士统帅，但那个位置与国家领导的概念无关，没有公众舆论实体或同事团队需要被领导。随着查理五世之死，可能出现的运动成为过眼云烟，在王叔们的自我伺服的统治下，国家目标被浪费掉了。昂盖朗没有创造也没有克服他那个时代；他随波逐流，较大多数人都更好地服务于它，并且死于它的价值观。他的离世使这种价值观衰微了。“这位昂盖朗七世，”布西科的传记作者写道，“被誉为他那个时代最具美德的领主。”


    库西之死直到两个月后才传到巴黎。罗伯特·德艾斯奈以及随后的雅克·德威莱在他们前往东方的路途中，于威尼斯听说了这件事。3月31日，仍未意识到这一点的路易·德奥尔良在听说了囚徒们的贫困状况后，忧心忡忡地派库西庄园中的一位办事员带着衣物去土耳其。4月，威莱带回了经过防腐处理的心脏和尸体（或骸骨，实际的尸体是否埋葬在法国一直有争议）。直到那时，库西夫人才获知自己的丈夫已死。根据布西科那位通常倾向于夸大其词的传记作者所言，她因自己的损失悲痛欲绝，“似乎心与生命都将离她而去，她再也不想嫁人，也不让哀痛离开自己须臾”。诺扬和拉昂的主教们为他主持了令人难忘的壮观葬礼，尸体（或其他遗物）被埋在诺让修道院的一座形制壮丽的墓穴中，心脏被埋在圣三一修道院，以一块饰板为标记，上面刻着一颗与库西的纹章叠加在一起的心。德尚写了一首挽歌，如同这是国家大事，悲叹“高贵的昂盖朗的终结和死亡……每位贵族的心都为之哀悼不已”。


    哦，圣兰伯特，库西，拉费尔，


    马尔莱，瓦兹和圣戈班，


    为你们的主人，那优秀的领主而哭泣吧


    他为自己的领地鞠躬尽瘁，


    在许多地方都曾英勇杀敌……


    他为了信仰而死于土耳其。


    让我们祈祷上帝会宽恕他。


    他活着的时候，神采飞扬，潇洒俊美，


    聪明、强壮而又慷慨大方，


    一位真正勤勉努力的骑士，


    从不知歇息；在他的豪宅之中，


    他从早到晚都在迎接


    前来加入他队伍的骑士。


    他的武士风度和英勇无畏曾威震伦巴第，


    他攻占大名鼎鼎的城市阿雷佐，


    让帕维亚和米兰为之颤抖不已。


    让我们祈祷上帝会宽恕他。


    万众一心地为他感到悲伤


    没有人能够扛起他的武器……


    诗节还在持续，但是，鉴于一种与只有3个韵蜿蜒于55行诗句中的僵硬束缚相结合的飘忽不定的韵律，14世纪的这首以及其他法国诗歌的魅力着实有限，而英格兰人，无论怎样，都不会对它公平相待。


    其余囚犯的赎金经过公爵的大使在苏丹王宫中的持久谈判，终于在1397年6月商定。数目定在20万达克特或金弗罗林，大约与法国法郎的价值相当。据说，勃艮第的奢侈礼物没有奏效，它使巴雅泽相信，能够掌握如此稀有珍贵之物的亲王其实可以支付非常高的费用。银行网络的全部资源都被调动了起来，这主要是在勃艮第的主要粮食供应者和银行家迪诺·拉庞第（Dino Rapondi）的指挥下进行的，此人是托斯卡纳本地人，在巴黎和布鲁日都设有总部。他的商业领域是如此广大，据说只要有商人的地方，就知道他的大名。通过他，国王及其叔叔获得了珍贵的书籍、丝绸、皮毛、挂毯、细亚麻衬衫、手绢、琥珀和独角兽的角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拉庞第建议从群岛的商人那里募集赎金，应该语气温和地给他们写信，承诺他们可以安排的借款的利润和信用。


    与此同时，为在黎凡特寻找资金而临时获释的布西科和居伊·德特雷穆耶已经抵达罗德岛。在那里，明显身体虚弱的特雷穆耶病倒了，并且在复活节那天死去。罗德岛的骑士们像商人一样为基督教徒的声誉感到担忧，他们典当了自己军团的名牌，募集到3万达克特作为分期支付的赎金的头款。塞浦路斯国王添了1.5万达克特，群岛的各类商人和富裕市民借款累计达3万达克特。西吉斯蒙德曾慷慨地提出由他来捐献一半的赎金，但因为他永远都缺钱，所以他倾其所有也只不过是将威尼斯欠他的7000达克特的税收指派出去。超过总数一半的数目都是由米推利尼的领主盖提卢西奥代表勃艮第承担下来的。


    在付了7.5万达克特的头款之后，囚徒们于6月24日获释，条件是他们承诺会留在威尼斯，直到全款付清。又有一个成员没有重新获得自由。出于残酷的公正，德欧伯爵于6月15日去世，距释放的时间仅有9天。巴雅泽为其他人的饯行不是那么庄严隆重。在提到让·德内韦尔时，他说他不屑于要求他发誓将来不会拿起武器反对他。“集汝之全力，勿留余地，来与吾战。汝行将获悉，吾时刻准备于普通一战之沙场迎接汝等……吾随时备行武事，更欲深入基督王国而举之也。”苏丹随后要求即将离开的十字军战士们观看他打猎的场景，这次打猎出动了7000名驯鹰人和6000名驯犬人，猎犬俱身披绸毯，豹子则带着钻石项圈。


    由于身体虚弱，而资源更加匮乏，十字军战士们并未匆忙重返法国，甚至是威尼斯。在穷困潦倒中旅行对于一位勃艮第的王子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他和他的同伴在米推利尼、罗德岛和其他岛屿驻足休息，恢复身体，并到处借钱。米推利尼夫人给他们提供了全新的衬衫、外衣和用精美的锦缎制成的衣服，“每个人的衣服都依照其级别定制”。罗德岛的骑士们招待了他们一个月。他们直到10月才到达威尼斯，在那里，涉及所有与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团体的财政事项都错综复杂，数目巨大。通过贷款和担保，他们凑足了赎金，却没有凑足可以气派地回家的金钱。


    偿还的债务累计达10万达克特，这是他们自获释以来生活和旅行所产生的费用，再加上以得体的壮观场面回家的旅行费用，所需数目几乎又与赎金相当。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个逃亡者一样穿越欧洲后在法国露面。公爵搜刮了所有的资源，竟致减少勃艮第官员的薪金和年金，为的是给儿子提供豪华的侍卫阵容，并向所有相关人员赠送礼物。迪诺·拉庞第带着以公爵的金库为抵押的价值15万法郎的汇票来到威尼斯，用一个冬天的时间来安排资金转换事宜，其中给群岛的商人们的偿付放在了最后。3年后，米推利尼的领主借出去的款子仍旧全数未还，而勃艮第、西吉斯蒙德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三角交易持续了27年才算结清。这些困难不会抑制公爵的生活方式。1399年，他从迪诺·拉庞第手中花6500法郎买了两部精印插图书籍，第二年，又分别花了9000法郎和7500法郎买了两本。


    十字军尚在威尼斯时，威尼斯爆发了一场瘟疫，这使他们搬到了位于大陆的特雷维索（Treviso），但瘟疫又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亨利·德巴尔。如果这场流行病是黑死病的话，那么它便在库西家族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回：先是带走了他的母亲，这下又带走了他的女婿。在离家这么近时死去真令人悲哀，它使得主要继承人玛丽既失去了父亲，又成了寡妇，这将对王室觊觎已久的库西领地产生令人悲痛的影响。


    十字军的领导人中只剩下了内韦尔、布西科、纪尧姆·德特雷穆耶和雅克·德拉马希，他们与约七八个其他领主和骑士一道，于1398年2月重新进入法国。他们在第绒的城门边得到了市政当局的热烈欢迎，且收到了银制礼物。回想起自己的被俘经历，内韦尔“亲手”从城市监狱里释放了所有他在那里找到的囚犯。第绒为死去的十字军战士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但在那之后，欢迎场面全然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


    在巴黎，国王给自己的堂兄弟赠送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两万里弗作为礼物。勃艮第和佛兰德斯的城镇竞相以款待他为荣。依照父亲的命令，他进行了一次凯旋式的巡游，向缴纳税钱买回他的民众展示自己。吟游诗人先于他穿过城门，迎接他的是招待会和游行队伍，人们向他送上了更多的礼物，包括银器、美酒和鱼。考虑到那些失去了儿子的勃艮第家庭，这些招待会也许代表的不是民众的热情，而是有组织的欢庆，14世纪在这方面十分擅长。庆典是公爵及其继承人的声望所需，而城镇很乐于配合，期望着通常与此快乐场合相应的恩惠。图尔内的地方长官们期望内韦尔的入城庆典将带来全体赦免之恩，但他们大失所望。


    在华丽盛况和吟游技巧中，骑士身份的终极惨败被埋葬了。在尼科波利斯之后，在很长时间之内，法国步步出错。骑士精神的主要价值观没有改变，但体系本身日益衰落。傅华萨在英格兰也发现了这一点，在那里，一位以前的朋友对他说：“那些伟大的事业和勇士、光荣的战斗和征服到哪里去了？可以有如此行为的英格兰骑士如今何在？……时代变得越来越糟……现在，这里正滋养着重罪和仇恨。”


    为内韦尔举办的庆典不能掩盖失败，道德家们在其中发现了悲观主义的强化。梅齐埃立即创作了《哀悼与慰藉书简》（Epistre Lamentable et Constoire），德尚创作了一首歌谣“致在尼科波利斯失败的法国人”（For the French Fallen at Nicopolis），博内特创作了一则寓言性讽刺作品，其形式是“让·德·默恩大师的幽灵”（Apparition of Master Jean de Meung），默恩出现在了一场梦中，斥责作者没有保护好正在毁灭法国和基督王国的恶魔。德尚公然说，尼科波利斯的失败“源于骄傲和愚蠢”，尽管他将部分指责加在“逃跑的”匈牙利人身上。梅齐埃与之相似，对“分裂者”大加挞伐，那些分裂者“出于对拉丁族的极大仇恨”，宁愿臣服于苏丹而非匈牙利国王。但在根本上，他将战败归于十字军缺乏对于任何一支军队而言都必不可少的4种道德品质：秩序、纪律、服从、公正。由于缺乏这些道德品质，上帝离开了一支军队，它随后变得极易挫败，而这解释了自克雷西和普瓦捷以来的所有失败。梅齐埃呼吁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但没有引起任何的回应。《哀悼书简》是他最后一部作品。8年后，他的斥责和激情都最终在死亡中静默下来。像所有以塞亚一样，他变得令人厌倦了，但他对社会中的善的渴望道出了所有也渴望它却没有留下记录的沉默大众的心声。


    博内特虽然也对骑士们柔软舒适的生活以及他们对阉鸡和鸭子的热爱提出了非难，但他触及到了某种更基本的东西。他写道，骑士们将农民留在身后，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民“一钱不值”，尽管穷人可以忍受艰难困苦和粗劣的食物，如果武装起来，还将进行英勇的战斗，就如在阿尔儒巴罗塔（Aljubarrota）勇敢战斗并杀死了许多骑士的葡萄牙农民那样。（这里提及的是1385年的一场战役，它与森帕赫的瑞士战役发生在同一年，结果也相类似。）虽然博内特和其他人过去常常谴责骑士们的抢劫行为和对农民的残暴行径，但现在他们打算要谴责骑士制度的根本假定：军事能力只存在于骑在马上的骑士身上。大约作于此时的《瓦卢瓦四相编年史》的作者指出，普通士兵在某些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一点，穷人不应该不加表彰，也不应该遭到鄙薄”。他援引了1367年塞浦路斯国王与撒拉逊人的一次战役，挽救了这场战役的是坚持保卫船只的水手的行动，这是出于基督的意愿，他不希望信仰基督的骑士毁灭在不信基督者手中，更“希望为贵族树立一个榜样……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不想要高谈阔论或浮夸虚荣。他希望胜利是靠普通人而获得，这样那些大人物们便不会那么虚荣自负”。


    然而，无论中世纪基督教如何坚持认为虚荣自负是一种罪恶，它却是人类的原动力，并不比性更易根除。只要战斗被当作名誉和荣耀之源泉而为人所渴望，骑士就不希望与平民分享它，哪怕是为了胜利之故。


    土耳其的胜利没有立即对欧洲产生影响，因为巴雅泽不得不返回东方，以对付一个凶悍之敌在亚洲的崛起。用吉本的宏大语言来说，贴木儿（Tamene）乘蒙古突厥游牧部落复兴之势的快速征服，可与“搅动并改变了地球表面的自然的原始灾变”相提并论。在侵占了安纳托利亚，留下了一连串的毁灭城市和枯骨金字塔之后，贴木儿于1402年在安哥拉（Angora）（安卡拉）与奥斯曼军队相遇并打败了它，活捉了苏丹。巴雅泽被囚禁在装着铁栅的车中，被拖拽着沿着蒙古人的征服之路一路前行，直到他在悲惨和羞辱中死去——仿佛历史有意安排了一种对称的报应似的。


    被自身的摩擦和分裂所吞噬的欧洲未能抓住机会破解奥斯曼对巴尔干半岛的掌控。除了由布西科率领的一次小规模远征——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一次涓涓细流——之外，君士坦丁堡再也无法得到西方的帮助；西吉斯蒙德被卷入了德国与波希米亚的纠纷；法兰西和英格兰各自为内部冲突所分裂。巴雅泽的儿子坚持与贴木儿相对抗，蒙古人的一时喷发平息了下去，巴雅泽的孙子</a>再次挺进欧洲，1453年，他的曾孙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在库西，很多双眼睛都虎视眈眈地盯着那块庞大的男爵领地以及它壮丽的城堡、它的150座城镇和村庄、它闻名遐迩的森林、它“众多精美的池塘、众多优秀的臣民……极其伟大的贵族和难以估计的税收”。库西的长女玛丽·德巴尔与他的遗孀库西夫人陷入了有关继承权问题的长期争夺之中，玛丽声称有权继承全部，而库西夫人声称有权继承一半。她们互不相让，生活在仇恨之中，分别与自己的指挥官和随从亲戚住在领地中的独立城堡中，分别提出了诉讼。与此同时，圣三一修道院的塞利斯廷又提起了对那位寡妇的诉讼，声称她未执行库西给他们修道院的最后一笔遗赠。


    与此同时，仍然将关注重点放在其娘家的王后伊萨博正努力促成时任帝国驻巴黎大使的她的父亲、巴伐利亚的斯蒂芬与库西夫人的婚事。这激起了那一战略要地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前景，因为有人担心，玛丽也许会在压力之下，允许巴伐利亚家族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夺走拥有权。为了阻止这一计划，路易·德奥尔良向玛丽施压（根据另一资料，通过“威逼利诱”），让她将男爵领地卖给他，而全然不顾那位寡妇以该男爵领地是可以分割的为由提出的继承权问题。德奥尔良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法兰西的利益，还是为了增加自己与勃艮第公爵对抗的砝码，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怎样，他都得到了法国北部最大的产业之一，这使他楔入了两位叔叔在勃艮第和佛兰德斯的领地之间。为了证实其爱国动机，玛丽在别人的说服下，就于1400年11月15日完成的出售行为发表声明，说她“为了法兰西王国的利益，将（财产）放到或转至德奥尔良公爵阁下名下是最为安全的做法”。


    购买价格是40万里弗，其中路易只付了6万里弗的首款。玛丽保留了领地的收益权，以及用作其住宅的拉费尔和迪夏特莱（Du Chatelet）的城堡的使用权，但法律争端在出售之后仍在持续。通过种种手段，她被迫免掉了路易20万里弗，也就是一半的价钱，而另外一半剩下的14万里弗始终未予支付。玛丽于1405年参加完一场婚宴之后暴卒（并非没有“中毒的嫌疑”），在那之前，她至少对奥尔良提起过11次诉讼，试图收回领地。她的儿子罗伯特·德巴尔（Robert de Bar）一方面作为奥尔良的原告，一方面作为库西夫人的被告继续了诉讼，库西夫人最终并未嫁给巴伐利亚的斯蒂芬，因而仍旧保留了她有关丈夫遗产的司法权。1408年，在路易·德奥尔良死后，议会认可了这位寡妇的继承权，但几年后，当她的嫁给了让·德内韦尔的兄弟的女儿伊莎贝尔在没有生下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时，这份权利遂宣告失效。同时，路易的儿子查理·德奥尔良（Charles d’Orléans）保留了财产权，而当查理的儿子成为国王路易十二世时，库西男爵领地便转入了长期以来对它垂涎三尺的法国王室。


    这个饱受痛苦的世纪直到走向尾声时，仍旧保持了其特性。1398年3月，温塞斯劳斯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在兰斯会面，再次试图终结以他们互为对立一方之代表的教廷分裂。有人使查理六世相信，除非教会重新统一，否则他的病痛将永远不会痊愈。为了让本尼迪克特退位，巴黎大学</a>提议，法国撤回对他的效忠，但在采取这激进的措施之前，要再做一次努力，使教皇们双双退位。这需要皇帝同意向本尼迪克特施压，而这正是兰斯会谈的目的所在。由于两位主要君主的无能（一个无能的原因是酗酒，一个是疯癫），会谈结果不尽如人意。当查理到达兰斯时，疯狂的再次萌发已经使他的头脑陷入阴郁，而在他清醒的短暂时刻，温塞斯劳斯又喝得烂醉如泥。皇帝因为固定的酒精消耗而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就这样进入了谈判，含糊地同意所有的提案。当理智完全弃查理而去时，会谈解散了。


    两位教皇都承受了软硬兼施的压力，也都抗拒了这种压力。法国求助于撤销效忠，甚至包围了教皇本尼迪克特身处其中的教皇宫殿，但这两项措施都未有效地将他拉下马来，而前者引起了巨大的困扰，直到不得不废止。意欲与法国交好的理查德二世同意要求本尼迪克特退位，而这只是成功地激起了本已对国王的管理失当心怀不满的英格兰人的强烈反对。伦敦市民是格洛斯特的追随者，他们现在只称国王为波尔多（他的出生地）的理查德（Richard of Bordeaux），情绪激动地反对他，声称：“他的心完全是法国人的心，以致他无法隐藏，但终有一天，他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随后在英格兰发生了那些“伟大而可怕的”事件，傅华萨觉得，它们在他已经记录的全部历史中前所未见。因为相信有不利于自己的阴谋，理查德将格洛斯特转移至加来（在那里，格洛斯特被用一条毛巾勒死），处决了阿伦德尔，放逐了沃里克和珀西，因此引发了自己臣子的恐惧和仇恨，1399年，他的堂兄弟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得以在没有一刀一剑起而保护国王的情况下废黜了他。在被迫公开辞去国王之位后，理查德被从伦敦塔转至一个更加隔离的监狱。在那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死于有意的无视，或更糟。与法国的和平关系的支柱被移除了。博林布鲁克（现在的亨利四世）大胆地谈起废除休战协议，但篡位孕育了叛乱，他太忙于维护自己的王位，所以无力去找外国的麻烦。


    由于这些事件，傅华萨变得灰心丧气。如果说居伊·德布卢瓦财产的出售破坏了他的理想的话，那么英格兰国王的罢免则深深地震惊了他，这不是因为他对理查德有任何的热爱，而是因为这一行径颠覆了支撑着他的世界的全部秩序。60多岁的他——以及库西——的生命（这在他看来似乎是一场由连绵不断的趣味和刺激构成的盛会）在阴影中走向了终结。他瞥见了空洞，无法继续向前；他的历史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中断了。


    如果这60年对于少数处于高位的人而言似乎充满了辉煌和冒险的话，那么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则是一连串的任性而为的危险，构成它的还有掠夺、瘟疫和赋税这3个纵横疾驰的恶魔，还有激烈而富悲剧性的冲突、古怪的命运、无常的财富、魔法、背叛、暴动、谋杀、疯癫和君主的垮台，还有耕田的劳动力的减少以及耕地复为荒原的过程，还有瘟疫那黑暗阴影的无例外的复发。它承载着内疚和罪恶的信息，以及上帝的敌意。


    人类没有因为那些信息而有所改善。对邪恶的意识使行为变本加厉。暴力失去了束缚。那是个不履行责任的时代。规矩被粉碎，制度失去了其功能。骑士身份不曾发挥保护作用；更为世俗而非神圣的教会没有引导人们走向上帝；曾经是进步和公益之代理人的城镇被相互的敌意所吞噬，被阶级斗争所分化；因黑死病而锐减的人口没有得到恢复。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战争以及它孕育的劫掠揭示了骑士精神之军事骄傲的空洞以及其道德自负的谬误。教廷分裂动摇了核心体制的根基，传播着深刻而普遍的担忧。人们觉得易于受到他们所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影响，像大海上的漂流物一样，在一个缺乏理智和意图的宇宙中随波逐流。他们一直生活在一段饱受折磨、痛苦挣扎却看不到进步的时期。他们渴望矫正，渴望信仰的复苏，渴望从未到来的稳定和秩序。


    时间不会静止不动。对秩序担保人的信心的丧失开启了要求变革的道路，痛苦激发了冲动的力量。被压迫者不再默默忍受，而是揭竿而起，尽管像那些试图推行改革的布尔乔亚一样，他们还不能够完全胜任地、有充分准备地、装备齐整地去完成那一任务。马塞尔不可能强行推行优秀的政府管理，“善良议会”也无法做到。扎克雷农民起义无法推翻贵族，佛罗伦</a>萨的梳毛工也无力提升他们的地位，英国农民遭到了自己国王的背叛；每一劳工阶层的起义都被粉碎了。


    可是，变革一如</a>既往地发生着。威克利夫及抗议运动是教会不履行职责的自然结果。君主政体、集权政府、民族国家获得了力量，无论这是好是坏。被指南针所解放的海上运输事业正在伸向将突破欧洲界线和发现新世界的发现之旅。从但丁到乔叟的文学以民族的言语表达着自我，正准备向印刷时代奋起一跃。在昂盖朗·德·库西去世的那一年，打字机的发明人约翰·谷登堡（Johan Gutenberg）诞生，尽管这事件本身并不标志着浪潮的转向。14世纪的疾病和混乱不可能毫无结果。在接下来的50多年时间里，事态更趋恶化，直到某个感觉不到的时刻，在某种神秘的化学物质的作用下，精神得以恢复，观念突破了中世纪的模式，进入了新的王国，人类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