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舞

    历史从未更残酷地像法国始于1392年的苦难那样，向一个国家元首本人这样证明其国家的不堪一击。


    引起危机的环境起于一场权力斗争，其核心人物是骑士统帅克利松。作为朝臣一派的主要支柱，他是王叔们的政治仇恨目标，也是勃艮第公爵那不曾磨灭的仇恨的对象。因为，只要他留在把持军权的位置上，可获得其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与“绒猴”们及国王的兄弟保持伙伴关系，王叔们便觉得自己被摒弃在了权力之外。布列塔尼公爵害怕他在布列塔尼事务上成为竞争对手，并因为自己未能在有机会时杀掉他而更加对他恨之入骨。由于他们都想毁掉克利松，所以布列塔尼与王叔们的利益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始终相互暗中保持着联络。


    在其间穿针引线的是勃艮第的一个门生，他与勃艮第公爵夫人和布列塔尼公爵都有关系，他就是那个在那不勒斯战役中盗用德安茹公爵的资金的阴险的皮埃尔·德克朗。从那时起，他一直无视要求其将钱财退还给安茹遗孀的王室命令，曾刺杀了拉昂的一位骑士，却利用他的影响力而得到了宽恕。这些斑斑劣迹并没有阻止他在寻欢作乐的王室圈子里得到青睐。他显然拥有巫蛊般的魅力。然而，显然是出于不可抑制的恶作剧的冲动，他向路易·德奥尔良的妻子透露了公爵曾向他吐露的一次婚外情，这触怒了公爵。路易甚至带着克朗去探望那位美丽的，抑或太过善良的女士，她曾拒绝了为得到她的垂怜而提供的1000金克朗。在发现了克朗的背叛之后，路易怒火中烧地向国王告状，国王顺从地放逐了这个惹是生非之徒。克朗声称，他之所以被踢走，是因为他曾试图让路易放弃从事秘密活动，与魔法师们沆瀣一气。


    怒火攻心的他在自己的亲戚布列塔尼公爵处找到了庇护所。在克朗身上，公爵找到了毁掉克利松的又一次尝试的代理人。因为克利松娶的是德安茹伯爵夫人的侄女，所以他便自动分享了那个家族对克朗的致命敌意。在此基础上，克朗已经有所怀疑，因此布列塔尼公爵轻而易举地便说服他相信，克利松是他被放逐的幕后黑手——这也许正是事实。据说克利松已发现了克朗与公爵们之间的秘密联络。无论如何，克朗现在“只为复仇而活着”。


    1392年6月13日夜晚，秘密返回巴黎的克朗埋伏在一个克利松回自己府邸所必经的十字路口，等候着克利松的到来。在黑暗中与克朗同在的是40个全副武装的追随者，在非战争环境中，这伙人足以确保以压倒性优势打倒一个对手。当一个人一心想要一个同为贵族的人的命时，骑士精神之准则便令人惊异地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克朗不愿向敌人发起公开挑衅，而更愿意暗中袭击。根据他的事迹来判断，他是个没有道德感的人，但并非只有他才这样。蒙福尔在绑架克利松时，也违反了荣誉、忠诚和骑士精神的各种其他准则。克利松本人也非圣人。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在瘟疫、盗贼和教廷分裂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下，正常的行为准则已分崩离析。


    在八名打着火把但未装备战斗武器的随从的护卫下，克利松骑马从国王在圣波尔举办的聚会上打道回府。他正在与侍卫讨论着次日为库西、奥尔良和维埃讷举办的晚宴，突然间，火把照在了一大群昏暗不明地骑在马上的人身上，照在了头盔和护胸甲所发出的微弱光亮之上。刺客们冲上前来，扑灭了克利松的火把，大声高呼：“杀死他！杀死他！”克朗的手下不知道自己袭击的是谁，因为受害人的身份被秘而不宣。他们惊骇地听到自己挥舞着宝剑催促他们上前的首领激动地大叫道：“克利松，你死定了！”


    克利松冲他不知名的刺客叫道：“你是谁？”


    “我是皮埃尔·德克朗，你的敌人！”那位首领公开地回应道，因为他预料中的结果是一具死尸和一次政权的颠覆。他的手下震惊地发现，自己是在从事谋杀法国骑士统帅的活动，因而踌躇于是否该压上前去攻击，“因为背叛永远算不得勇敢。”只有一把匕首在手的克利松奋力自卫，直到在多方打击之下被拉下马来。他落在了一个面包店的门口，因掉落马下的重量而撞开了店门，就在这时，听到喧闹纷乱的面包师及时出现，将他拉入屋内。克朗和他的党羽相信克利松已死，于是急忙扬长而去。克利松幸存的侍卫在商店中找到了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奄奄一息的他。等国王在听到这可怕的消息从床上跃起赶到面包店时，克利松已经恢复了意识。


    “你近况如何，总管？”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的查理苦苦地追问道。


    “很虚弱，陛下。”


    “谁对你下此毒手？”当克利松说出刺客的名字之时，查理发下誓言：“无论何种行径都无法赎此罪行，无论多重的惩罚都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他叫来医生，后者在检查了于上百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骑士统帅那变得僵硬的身体后，承诺他会康复。被抬回住处后，克利松因库西的来访而“大为高兴”，他的这位战友是继国王之后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人。


    逮捕克朗的命令未得执行，因为自从起义起到现在依旧没有栅栏的巴黎城门关不上。在听说克利松竟令人难以置信地活着时，克朗逃出了城，纵马奔驰到遥远的沙特尔，从那里又奔向布列塔尼。“真是活见鬼了，”他在解释自己的失败时这样对公爵说，“我相信骑士统帅属于地狱，正是在地狱里的一切恶魔的庇护之下，他才溜出了我的掌心，因为他中了不下60刀剑，我真的相信他死了。”


    国王查理觉得是作为国家主要捍卫者的自己受到了攻击，怒不可遏地追捕刺客。克朗的两个侍卫和一个听差被抓住砍了头，而他在巴黎住宅的管家也因未报告他返回首都的消息而受到同样的制裁。沙特尔的一个给他提供庇护的大教堂教士被剥夺了圣职，被判在监狱中过永远节制的生活，只能以面包和水为食。克朗的财产和税收被没收，上缴给王室的国库；他的住处和城堡被下令夷为平地。国王头脑的兴奋状态如同王室的愤怒意愿一样传染给了他的副手们。据报告，负责清点克朗财产的维埃讷将军将他的妻子女儿身无分文地赶出家门，只穿着一身衣裳出门——根据一份报告，是在强奸了那个女儿之后——自己则随意夺取她们住宅中富丽堂皇的家具和财宝。也许他觉得克朗的背叛使这种不当之举变得合情合理了，尽管他的行为受到了同为贵族者的普遍谴责。奇怪的暴行自刺杀骑士统帅的努力之后大肆横行，仿佛克朗的行动释放了魔鬼的传染病似的。


    当被要求交出罪犯的布列塔尼公爵否认自己知道一切并拒不承认自己参与其间时，事情从谋杀转为了战争。因此感到遭蔑视的国王向公爵宣战。几乎尚未从其在亚眠的疾病中康复的查理时常心烦意乱，说话也不连贯。他的医生反对他作战，但在其兄弟的鼓动下，他坚定不移。依靠布列塔尼公爵作为自己政治斗争之同盟的勃艮第和贝里竭尽全力地阻止此事。激烈的家庭纷争又因勃艮第公爵夫人而为此冲突火上浇油，她是蒙福尔的侄女，因此站在他的一边，对克利松恨之入骨。勃艮第家族的影响无疑是为克朗提供庇护的幕后因素。至于贝里，据说他早已预先知道了克朗行刺之事。


    当有传闻说，克利松在袭击之后口授的遗嘱留下了170万法郎的财富，还不包括土地在内时。王叔们嫉恨交加地发现，自己在永无餍足的贪婪回报中处于了下风。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比国王的还多，他们让它广为人知——不可能通过正当的渠道得来。公众完全相信这么回事，因为里维埃尔和默西埃也已从政府部门积累起了财富，并且因为既傲慢无礼又贪污腐败而遭到普遍的厌恶。所有这些冲突和怨恨都在叫嚣着战争的情况不稳的国王背后暗中发酵。


    御前会议批准了战争；王叔们别无选择，只能与国王同上前线，他们对大臣们的仇恨与日俱增。“他们一心只想着如何毁掉那些家伙。”国王在波旁和库西陪伴下，于7月1日离开巴黎，向西缓慢进发，以便骑士及其随行人员们前来加入行进队伍。查理不堪的健康状况需要长时间的停留，而等待王叔则导致了进一步的拖延。想要阻挠战争的王叔们一味地浪费时间，拖延耽搁，使得查理心急如焚。查理几乎不吃不喝，每天都出现在御前会议上，唠唠叨叨地说着通过他的骑士统帅而对他造成的侮辱，任何不同意见都让他心烦意乱，坚决不打消惩罚布列塔尼公爵的想法。随着勃艮第和贝里的到来，不和在军队中蔓延开来，骑士们争论着这项事业的是非对错。在对再次要求他交出克朗的命令做出回应时，蒙福尔又一次否认自己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虽然医生们宣布查理“有些发烧，不宜骑乘”，可他再也等不下去了。


    在8月中旬的热浪之中，大军从位于布列塔尼边境的勒芒（Le Mans）起程。在炫目的太阳底下，在沙质的道路上，穿着黑天鹅绒外套、戴一顶装饰着珍珠的绯红色天鹅绒帽子的国王为了躲避灰尘，与众人拉开距离骑行着。两名侍从骑马跟在他身后，一个扛着他的头盔，一个扛着他的长矛。在前面的骑行者中，两位王叔是一组，路易·德奥尔良、库西和波旁是一组。当这队人马穿越勒芒森林时，一个身穿褴褛罩衫的粗野的赤足男子突然从一棵树后跳出来，抓住了国王的马笼头，用厄运般的声音大叫道：“别再向前了，尊贵的国王！转回去！你遭到了背叛！”查理被这警告吓了一跳。卫兵敲打着男人抓着马笼头的手，但因为他似乎只是个贫穷的疯子，便没有拘捕他，甚至在他尾随着军队走了半个小时，同时冲着国王的耳朵叫喊着背叛时，也没有拘捕他。


    从森林中走出来后，骑行者们于火热的正午时分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平原上。在太阳的照射下，人和马都苦不堪言。两名侍从中的一位在马鞍上打着瞌睡，结果遗落了国王的长矛，使之铿地一声打在了他同伴扛着的钢制头盔上。随后，国王颤抖着突然抽出宝剑，策马向前冲去，同时大叫道：“冲啊，打倒叛国者！他们想把我交给敌人！”旋转着，冲锋着，他攻击着所有在其攻击范围中的人。


    “天啊，”勃艮第叫道：“王国失去理智了！谁去抓住他！”谁都不敢上前一试。他们避让着国王的打击，却又不能回击国王本人，在惊恐之中成群地无目的地乱转，而查理则狂野地一会儿冲向这个人，一会儿冲向那个人，直到他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挥汗如雨。随后，他极为宠爱的管家纪尧姆·德马特尔（Guiume de Martel）从后面抱住了他，其他人则拿走了他的剑，将他从马上抬下来，轻轻把他放在地上。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躺在那里，大睁着双眼盯着众人，可谁也认不出来。他在其狂乱中杀死的一个或数个骑士（这个数字因版本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躺在他附近的尘埃中。


    一如</a>既往地大胆无礼的勃艮第的腓力夺取了权威。“我们必须返回勒芒，”他决定，“这终结了向布列塔尼的进军。”躺在一辆路过的牛车之上，法兰西国王被运了回去，而心惊胆战的军队（有的人已经在翻江倒海地思考着未来）在一旁骑行着。查理几乎没有了生命迹象，只是心还在跳，就这样一连昏迷了4天。在此期间，人们认为他是躺在尸床之上。他的医生爱莫能助，其他被招来的医生——勃艮第的，奥尔良的，波旁的——在会诊之后一致认为，他们的医术无能为力。


    随着国王发疯的可怕报告的四处传播，有关魔法和投毒的谣言四起，公众的情绪是如此不安，以致病房不得不向公众开放。与一位王室成员的死亡相伴随的全部眼泪和忧伤充斥着房间，“所有如同是在为一个独生子，为法兰西的健康而流泪的善良的法国人都与法兰西国王休戚与共”。痛哭失声的教士带领大家祈祷，主教们跣足而行，带领扛着真人大小的国王蜡像的游行队伍前往教堂，人们在据说有治病功效的神圣遗物上堆放起供品，倒伏在基督和圣徒前恳求他们治愈国王。


    很少有人相信这痛苦有其自然的原因。有些人将它视为神圣的怒火，因为国王未能带领军队终止教会分裂；有些人将之视为上帝对其意图的警告；还有些人则将之视为对沉重赋税的神圣惩罚。大多数人都相信，起因是巫术，尤其是因为那年夏天的一场大旱干涸了江河池塘，致使家畜死于干渴，水上运输中断，商人们声称遭受了20年来最惨重的损失。


    在一个阴郁的时刻，对阴谋的坚信浮到了表面。人们交头接耳，传播着不利于公爵们的消息。为什么“森林里的幽灵”一直没有被抓到和审问？他是受布列塔尼公爵还是王叔们的指使，为的使国王打道回府？难道是国王因公爵们的拖延而造成的过度恼怒导致了他的疯狂？为了缓和公众的怀疑，勃艮第主持了一次正式的调查，在调查中，国王的医生为查理此前的疾病提供了证明。


    库西也招来了自己的私人医生，他是法国最受人尊敬和最博学多才的人。他就是纪尧姆·德阿斯尼（Guiume de Harsigny），一位拉昂的本地人，时年92岁，与世纪同龄。他在于巴黎大学</a>获得学位之后，又四处旅行，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师从开罗的阿拉伯教授和萨勒诺（Salerno）的意大利教授门下，最后载誉而归，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皮卡第。他对人类的疾病无所不知。在他的照料下——或者是因为与之巧合的自然过程——国王的高烧退了下去，那位尚不满25岁的年轻人断断续续地恢复了理智，惊恐地意识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到一个月，查理的身体康复程度便大为改观，足以让阿斯尼带着他前往高高凌驾于瓦兹河上的克德耶（Creil）城堡，享受那里的“巴黎地区最清新的空气”。宫廷上下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对库西医生的高超技艺赞不绝口。


    在头4天，当人们预期查理必死无疑时，王叔们有了对付“绒猴”们的机会。“现在到了，”贝里说：“我以牙还牙的时候了。”就在国王攻击人的同一天，某个对命运之轮有迅速感知的人警告“绒猴”们离开。第二天，尽管仍然身在勒芒，贝里和勃艮第便声明自己具有作为国王最年长亲属的权威，虽说事实上路易与王冠更为接近。他们解散了整个御前会议，遣散了军队，攫取了政治统治权。在两周之内返回巴黎后，他们召集了一次附庸性会议，以路易·德奥尔良太过年轻为由正式将政府交到了大胆腓力的手上，并借助司法程序罢免了“绒猴”们。没有做好及时放弃权利之准备的里维埃尔和默西埃被逮捕入狱，他们的土地、房屋、家具和财富都被没收。他们的一位颇为先知先觉的同事，据说是查理五世的亲生儿子的让·德孟塔古（Jean de Montagu），在听说国王袭人事件之后，立即携带家产去了阿维尼翁。


    政权颠覆之易几乎令人费解。只是国王的失智和克利松的受伤便使之成了可能。没有一定权威支持的里维埃尔和默西埃没有独立的地位；还没有为6个月大的皇太子指定摄政者；路易缺乏自信和果决，尽管如果库西、波旁以及其他御前会议成员打算做出反对公爵们的表态，他便有可能掌握控制权。很明显，他们无此打算。他们不敢肯定会得到军队的支持，因为领头的贵族们缺乏凝聚力。在国王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谁都不知道将鹿死谁手。最重的是，骑士统帅hors debat[1]。


    直觉准确的库西似乎迅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于8月25日接受了一项任务，与勃艮第的管家居伊·德特雷穆耶一道，前去通知布列塔尼公爵，针对他的战争已被撤销。在里维埃尔和默西埃的命运中，他扮演了一个较阴暗的角色。尽管在过去15年中，库西与里维埃尔曾密切合作，并肩完成过多项任务，他却是被派去在自己老搭档的城堡中抓捕他的成员之一，里维埃尔在对他的拘捕令发布之前逃到了那里。据说里维埃尔向自己的缉拿者们敞开了大门。10年后，里维埃尔的遗孀在自己的丈夫和库西双双死去之后，声称库西从城堡中拿走了包括金银餐盘和挂毯在内的资产，尽管在这些大人物活着的时候，没有出现过任何此类指控。


    然而，在默西埃的案子上，库西公开受益。为了让库西听命于自己，公爵们将默西埃位于拉昂主教教区的最重要的努维永-勒-孔特（Nouvion-le-Comte）城堡连同其租金和税收都给了库西。统治者将一个贵族的被没收的财产授予另一个贵族的做法是获取支持的常规手段。无论库西是否会对接受这种赠予心怀悔意，但拒绝接受则标志着他将与公爵们公然为敌。


    在监狱中，里维埃尔和默西埃天天等候着折磨和处决，这是那些失去权力者的正常命运。里维埃尔始终坚忍克制，但默西埃据说整日以泪洗面，几乎哭瞎了眼睛。人们每天都前往格雷夫广场，期望看到两位囚犯被处死。“小心谨慎、头脑冷静、具有远见卓识”的勃艮第并未强制执行最后的处罚。在国王仍有机会恢复君主权力之时，他宁肯小心行事。查理在身体好转之时，迫不及待地要求释放自己的前御前会议成员，而公众舆论出于对国王的爱戴和同情，转而举手赞成。现在，人们想起来，里维埃尔“对穷人总是那么温文尔雅</a>、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耐心宽容”。在被拘禁了18个月之后，两人都最终获释，被逐出宫廷，尽管他们的财产得以归还，大概也包括被库西暂时据为己有的部分。


    克利松的解职将成为勃艮第的胜利。出于无奈，克利松以骑士统帅的身份前来见勃艮第，询问有关王国统治措施事宜。腓力恶狠狠地看着他。“克利松，克利松，”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用不着忙乎这事；王国离了你照样运转。”随后，因为无法掩饰其愤怒的真实原因，他质问“魔鬼”克利松“从哪里”积累起如此巨额的财富，甚至比他和贝里加起来的还多。“别让我再看见你，”他咆哮着说，“若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我会把你另一只眼睛也剜出来。”克利松满怀心事地打马回家。那天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之下，他带着两个随从从后门离开了自己的府邸，纵马前往自己位于巴黎南面的蒙特雷（Montlhéry）城堡。在那里，他才有可能捍卫自己。


    克利松的逃跑令勃艮第怒不可遏，他再次选择库西作为与其老战友作对的代理人。库西与居伊·德特雷穆耶一起被任命为一支由300名长矛手组成的军队的指挥官，这些长矛手中有不少都是前任骑士统帅的战友，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兵分五路前去攻打克利松，无论死活，都得将克利松带回，否则就不要回来。这似乎不是勃艮第的一次明智之举。克利松自然会得到在这伙人中的朋友的警告，他逃向了自己位于布列塔尼的若瑟兰（Josselin）森林，在那里，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便可以击退来犯之敌。但他的逃跑使勃艮第让他当了替罪羊。他遭到了缺席审判，被定以“虚伪而邪恶的叛国者”之罪名，被撤销了骑士统帅之职，遭到放逐，并处以10万马克的罚款。路易·德奥尔良拒绝批准这项诉讼，但在整个政权颠覆过程中，他自始至终都不敢公开挑战自己的叔叔们。


    骑士统帅的宝剑再次提供给了库西，勃艮第显然急于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如果说这一职位在查理五世临死前几日对库西便没有吸引力的话，现在他对它更是兴味索然，而且他也不希望因自己朋友的倒台而受益。他“断然地拒绝”接受这一职位，“即使这意味着他有可能被迫离开法国。”这暗示中的危险并未成真。在发现库西的意志难以动摇之后，王叔们将这一职位给了年轻的德欧伯爵，据说这样他就有可能变得足够富裕，可以娶贝里的女儿为妻。


    在库西的医生的照料之下，国王似乎在9月底重新变得心智健全。在库西的护送之下，他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前去向列斯圣母院（Notre Dame de Liesse）致谢，这是位于拉昂附近的一座小教堂，为的是纪念3个来自皮卡第的十字军士兵的奇迹，他们在被撒克逊人俘虏期间，使苏丹的女儿皈依了基督教，并给了她一个圣母像，在圣母的帮助下，他们连同公主一道腾空而起，被送回了自己的故乡。查理经由库西城堡返回，在勃艮第公爵的陪同下，于10月4日在那里用餐，然后，还是在库西的护送下，于返回巴黎的途中在圣丹尼斯做了礼拜。在新政权之下，库西仍然是御前会议的主要成员，他将自己的时间分成两块，一块用以出席御前会议之会议，一块用以履行自己作为奥弗涅统帅之职责。


    令宫廷大失所望的是，睿智而年高的阿斯尼拒绝了让他留下来的所有哀求和财富许诺，坚持要回到自己位于拉昂的家乡去过安静的生活。他得到了2000金克朗的奖赏，以及在任何想再次造访宫廷时可免费使用王室马厩中的4匹马的特权。他从未使用过此特权。几个月后，他与世长辞，留下了一座有历史意义的雕像。


    死亡崇拜是14世纪的遗风，在这样的风气之中，阿斯尼的坟墓是首座它那种的坟墓。他的大理石雕像并未依照惯例、怀着死而复生的希望表现他在33岁时的荣耀生活，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是期望在与耶稣基督年龄相当时复活。相反，遵照他的特殊要求，雕像是棺材内的尸体的可视形象。平躺着的身体精确地显示了它死亡时的状态，全身赤裸，有着极为年老者的那种极端的消瘦，皱巴巴的皮肤覆于骨骼之上，双手交叉地置于生殖器之上，没有任何布料或其他遮盖物，逼真地体现了凡俗生活的空洞虚无。


    在离开自己的王族病人之前，阿斯尼曾提出建议，反对将沉重的国家责任加在国王身上。“我把他好端端地交还给你们，”他说，“但要小心，别让他感到忧虑或烦恼。他的心智还不强健，它会一点一点地改善。尽可能少让他承担工作，没有什么比快乐和遗忘对他更好的了。”这个建议正中公爵们的下怀。只顶着个君主的虚名的查理返回巴黎，在圣波尔的花园中与女士们嬉闹，享受着他妻子和兄弟每晚组织的娱乐和庆祝活动。在摆脱疯癫的过程中，轻佻之举遍地开花，王叔们对此从不干涉，“因为只要王后和德奥尔良公爵在跳舞，他们便可高枕无忧，甚至全无烦恼”。


    宫廷的粮食供应者和金钱借贷者春风得意，神秘剧和魔术每时每刻都在上演，魔法师和骗子找到了无限轻信的土壤，时尚尤其在发式上走向了极端。年轻男子将自己的头发一缕缕地卷成卷儿，把自己的胡子修得两头尖尖的，而女士们戴的盖住耳朵的镶缀着饰带的精美帽饰变得如此奇异而巨大，以至于她们在通过房门时不得不侧起身子走路。王后伊萨博和她的妯娌瓦伦蒂娜在新奇和富贵方面竞相攀比：衣服上缀满了珠宝、流苏和奇妙的徽章。在酒馆客栈，人们对这种奢华和放纵议论纷纷。他们热爱那位戴着王冠的年轻人，他因其和蔼可亲、慷慨大方和与各等级人都可畅谈无碍而被称为“深受爱戴的查理”（Charles le Bien-aimé），但他们谴责那两个来自巴伐利亚和意大利的“外国人”，并指责王叔们纵容那与法兰西国王不相称的挥霍。


    在年不及弱冠之时便被推为宫廷之首的查理和路易谁都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照，培养其王室成员的尊严；他们既无纪律原则，也无礼貌合宜之感。在丧失了大部分的责任之后，他们在玩乐中寻找弥补，而成人的玩乐需要持续的新超越才会令人兴味盎然。


    在这一切于恐怖之中达到高潮的那个夜晚，库西不在场，因为他在萨伏伊，正利用自己的谈判才能去解决一次重大的家庭纠纷，这件纠纷分裂了统治家族和所有相关的贵族家庭，带来了一场充满敌意的危机，有阻碍进军罗马之道路的危险。这个涉及公爵家族、亡夫遗产权和财产角逐的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红伯爵阿马迪厄斯七世近期以31岁之龄去世，将儿子的监护权留给了母亲（她是波旁公爵的姊妹），而不是将它留给了自己的妻子（她是贝里公爵的女儿）。库西和居伊·德特穆耶里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成功地商讨出一份条约，结束了这个过分喧闹的事件，使相互敌对的伯爵夫人们“彼此握手言和”。


    在圣烛节（1393年1月28日）之前的那个星期四，也就是库西离开巴黎的4天之后，王后为了庆祝一位宠爱的宫女的婚礼而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这位宫女两次成为寡妇，现在是她第三次结婚。按照某种传统，妇女的再婚被当作一次捉弄人的场合，其庆祝方式常常是针对新婚夫妇的大胡闹，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放纵、伪装、混乱，还有洞房外嘈杂无序的音乐声和铜钹的铿锵声。尽管这是种“与一切体面背道而驰的”惯常做法，苛刻的圣丹尼斯的僧侣说，国王查理还是在放纵无度的朋友们的劝说下，让自己加入了这样一场假面舞会。


    包括国王和富瓦伯爵的私生子伊万在内的6个年轻男子将自己化妆为“丛林野人”，穿着缝在他们身上的亚麻布衣服，衣服上浸满了树脂蜡，也就是松脂，以便粘住用腐烂的大麻制成的覆盖物，“这样他们便从头到脚都显得蓬乱而多毛”。面具完全隐去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意识到了进入到处是火把的大厅的危险，所以禁止任何人在舞会期间打着火把进入。很明显，俄罗斯轮盘赌的一种元素被卷入其中，那就是令这位出身高贵却颓废虚弱的年轻人反反复复地亢奋不已的死亡的诱惑。还很明显的是，这里面有种冷酷的元素，因为表演者之一是个才勉强脱离疯狂的人。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最冷酷和最傲慢之人”，是休格特·德居赛（Huguet de Guisay），他因自己那些令人发指的设计而深受王室圈子的宠爱。他是个过着“邪恶生活”的人，“败坏和教唆年轻人沉湎于酒色”，对普通百姓和穷人深恶痛绝，充满蔑视。他称他们为狗，用剑刺他们，用鞭子抽打他们，强迫他们模仿狗叫，从中取乐。如果有仆人得罪了他，他便会强迫他躺在地上，然后站在他的脊背上，用马刺踢他，口中叫道：“叫啊，狗！”以此作为对那人的痛苦叫喊的回应。


    在其野人之舞中，戴着假面的人在饮酒狂欢者面前雀跃不已，模仿狼的长嚎，当客人们试图发现其身份时，做出下流猥亵的手势。正当查理在15岁的德贝里公爵夫人面前又是逗乐又是打手势时，路易·德奥尔良和菲利普·德巴尔从其他地方的狂欢中抵达，不顾禁令，在火把的照耀下进入大厅。无论是为了弄清跳舞的人是谁，还是有意招来危险——有关这一情节的记录各不相同——路易将一只火把举到了那些跳跃的怪物的上方。一颗火星掉落下来，一条腿上窜出了火焰，先是一个人着起火来，然后是另外一个。只有王后知道查理在那群人中，她尖叫着晕了过去。已经认出国王的德贝里公爵夫人用自己的裙子遮住了他，使他没有沾到那些火星，从而救了他一命。屋子里充满了宾客们的哭泣声和恐惧的叫喊声，还有浑身着火的人的痛苦尖叫声。试图灭火并将服装从痛苦挣扎的受害人身上扯下来的宾客被严重烧伤。除了国王，只有德南图耶大人（Sire de Nantouillet）因跳入了一只装满水的大冷酒器中而逃过一劫。德茹瓦尼伯爵（Count de Joigny）当场被烧死，伊万·德富瓦和艾默里·普瓦捷（Aimery Poitiers）在两天后，于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休格特·德居赛在极度痛苦中活了3天，他诅咒并侮辱与他共舞的人，无论他们是死是活，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当他的棺材被抬过街道时，老百姓们用“叫啊，狗！”的喊叫来向它致意。


    这个继国王发疯之后不久发生的可怕事件如同是折磨着那个世纪的一连串恶性事件的惊叹号。查理侥幸逃过一劫，这将巴黎投入了“巨大的骚动”之中，市民们对如此随便地置国王的生命和荣誉于危险之中的骇人听闻的轻佻之举感到怒不可遏。假如他死了，他们说，人民将血洗王叔和</a>整个宫廷；“他们中谁也逃不了一死，所有在巴黎找得到的骑士也休想活命”。这些危险的情绪与几乎不到10年前的铅锤起义遥相呼应，受此警告的王叔们说服国王骑马走在前往圣母院的庄严肃穆的游行队伍中，以安抚民众。在骑在马背上的查理身后，他的叔叔和兄弟以悔罪者的身份赤脚相随。作为此次悲剧的非自愿的当事人，路易因</a>其放荡的习惯而备受指责。为了赎罪，他为塞利斯廷修建了一座带有奇异的彩色玻璃和富丽堂皇的祭坛的教堂，还捐了一笔钱，用于永久的祈祷。他用国王从克朗被没收的财产中给予他的税收来支付这一费用，留下了一个疑问：到底是谁的灵魂得到了赦免。


    这次致命的假面舞会逐渐被称为Bal des Ardents——燃烧者的舞蹈——但它可能也被称为Danse Macabre死亡之舞。它得名于一种新类型的游行戏剧，其主题是后来逐渐风靡一时的死亡。Macabre之名的起源和意义都不太确定，它最早出现在安茹的编年史作者让·勒费夫尔于1376年所写的一首诗中，诗中有这样的句子：“Je fis de Macabré le danse（我跳起死亡之舞）”。它也许源于一首更加古老的Danse Machabreus，意为“马卡比书的舞蹈”，或是源于与掘墓人同义的希伯来词汇以及犹太人在中世纪的法国充当掘墓人的事实。舞蹈本身也许是在卷土重来的瘟疫的影响下形成的，它是种街头表演，以作为有关众生皆要向死神这位平均主义者屈服的布道的说明。在巴黎纯真教堂（Church of the Innocents）描绘此种舞蹈的墙壁上，15对僧俗人物，上至教皇和皇帝，下至僧侣和农民、行乞修道士和儿童，构成了游行队列。


    “前进，在我们之中看到你自己，”他们附和着诗句说，“死亡，赤裸，腐烂，发出恶臭。你将如此……不思量这种危险诅咒地活着……权力、荣耀和财富皆为虚无；在临死之时，只有优秀的劳作值得一提……人人每天应该思考至少一次自己令人作呕的结局。”这样做是为了提醒人多行善举，多做弥撒，前提是他希望得到救赎，逃离“那无法言</a>传的无尽而可怕的地狱之苦”。


    每个人物都在自己的片段说话：骑士统帅知道，死神会</a>带走最勇敢的人，哪怕他是查理曼大帝；曾被女士们深爱着的骑士知道，他再也不会令她们翩翩起舞；肥头大耳的修道院院长知道，“最肥的最先腐烂”；占星师知道，他的知识不可能救他不死；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常常希望自己死去的农民，现在，在那一时刻到来时，是多么情愿在葡萄园中挖土，“哪怕是在风雨之中。”它一遍遍地指出的重点是，这就是你，你及你的一切。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枯槁形象不是死神，而是死人。“彼即汝，”奥弗涅的拉谢斯迪约修道院（La Chaise-Dieu）的死亡之舞的壁画下方铭刻着这样一句话。


    死亡崇拜将在15世纪达于顶点，但它起源于14世纪。既然每天在每个角落都将与死神遭遇，它也许本该变得稀松平常；可正相反，它发挥了一个食尸鬼般的迷惑力。它强调蛆虫和腐烂，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体细节。虽然此前有关死亡的主宰性观念是，它是灵魂的精神之旅，可现在，尸体的腐烂似乎更加重要。前几个世纪的死者雕像都显得很宁静，双手合十，呈祝祷状，双目睁开，期待着永生。现在，以阿斯尼为榜样，伟大的高级教士们常常让自己呈现为死尸状，细节十分写实。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死亡面具和身体部位的模具都用蜡制成，这附带地促进了肖像画法和对人体特征的新认识。死者雕像传达的信息就是死亡之舞的信息。在将于1402年死于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让·德拉格兰奇那骨瘦如柴、没有遮盖的尸体上方，铭文询问观看者：“那么，可怜的人，让你骄傲的原因何在？”


    在即将来临的数十年中，哀荣崇拜使得在其墙壁上画着死亡之舞的巴黎纯真教堂的公墓成了巴黎最让人渴望的葬身之地，也是巴黎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被建在占地48英亩的修道院的藏骸所由富裕的布尔乔亚和贵族捐赠——其中包括布西科和贝里——以便放置他们的遗骸。因为有20个教区的人有权埋在纯真教堂公墓，所以时间久的死者必须不断地被挖出，他们的墓碑被出售，以便为新来者腾出空间。在修道院拱门下堆积着的头骨和尸骨对好奇者颇具吸引力，也是最终平等的萧瑟证明。各种各样的商店都在修道院里面或周围纷纷设点；妓女在那里拉客，炼金术士在那里找到了市场，豪侠将它当作碰头地点，野狗在那里进进出出。巴黎人前来参观藏骸所，观看葬礼和挖坟，专注地欣赏壁画，阅读诗句。他们倾听长达一天的布道，在吹响自己号角的死神从圣丹尼斯路领着他那由可怕的舞者组成的游行队伍进入时，感到不寒而栗。


    艺术与悲哀亦步亦趋。荆棘制成的王冠以前很少被描画，现在变成了描绘痛苦的写实工具，用以绘制这个世纪后半叶绘画中的鲜血。圣母获得了7种悲哀，其范围从逃入埃及，到圣母怜子图——她儿子柔软无力的尸体横躺在她的双膝之上。克劳斯·斯吕特是给勃艮第公爵塑像的人，他于1390年为第绒的尚莫尔（Champmol）女修道院绘制了第一幅著名的圣母怜子图。与此同时，身披雅致衣衫、与快乐的婴孩在一起的所谓的美丽圣母的顽皮笑容出现在了忧郁气氛之中。世俗的绘画显得欢天喜地，精致细腻；死亡从不会打扰那些位于被施了魔法的高塔之下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野餐。


    黑死病于1388年至1390年之间第四次卷土重来。较早的复发主要影响的是那些没有获得免疫力的儿童，但在第四轮复发中，新一代的成人迅速受到感染。到这时，欧洲人口已经相较于世纪之初减少了40%至50%，而到15世纪中叶，它还将进一步下降。当时的人们很少提及他们世界中的这种令人震惊的缩减，尽管他们对此肯定有目共睹，它见诸减少的商业贸易中，见诸缩减的耕地面积中，见诸因缺少收入而被抛弃或无力维持礼拜仪式的修道院和教堂中，见诸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在之后的60年中都未加修缮的城市行政区域中。


    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当人口减少时，他们会吃得较好，而且相应地会有更多的货币流通。相互矛盾的状况总会出现。商业增长的证据与贸易减少的证据同时存在。一位死于1410年的意大利商人留下了10万份与位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突尼斯的代理商的通信文献。商人阶层手中掌握了比以前更多的金钱，而它的消费促进了艺术、生活舒适用品和技术进步。14世纪不是枯燥乏味的。阿拉斯、布鲁塞尔的挂毯作坊和巴黎著名的尼古拉·巴塔伊（Nics Bataille）产生的奇迹夺走了彩色玻璃在装饰艺术方面的头把交椅。航海地图变得更为有效，海怪从它下面的角落中消失了，而代之以更准确的海岸线和航行辅助。布尔乔亚的金钱通</a>过图书购买为作家和诗人带来了新的观众，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数千名抄写员被雇来抄写复本，以供应巴黎的25个书商和书店的需求。精彩绝伦的建筑，因其丰富多样、数不胜数的逐渐收细的尖塔、带有天篷的壁龛、装饰着花边的桥墩等，表达的不仅是技术的繁荣昌盛，而且也是对衰落的否定甚至挑衅。如何才能与米兰大教堂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石制精美工艺品于该世纪最后25年中开启的悲观主义相调和？


    心理影响比身体影响更为清晰。从未有过这么多有关人类生活之苦难的描写，日趋减少的人口所带来的感觉即使未被提及，却促成了有关人类命运的悲观主义。“此后将有何事降临，全凭上帝的意愿，”约翰·高尔于1393年在英格兰写道，


    ——目前当此潮头，


    人们从四面八方观看世界，


    方式五花八门，数不胜数，


    立场坚定，却截然相反。


    对于不只是诗人的实业家而言，当时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对未来不抱一点信心。普拉托商人弗朗西斯科·达蒂尼的信件显示，他每天都生活在对战争、瘟疫、饥荒和叛乱的恐惧中，既不相信政府的稳定，也不相信同事的诚实。“大地上和海洋中充斥着强盗，”他给自己的一位同伴写信说，“人类的伟大之处被邪恶地清除掉了。”


    格尔森相信，他生活在世界的衰老期，这时，社会，就像某个神志昏迷的老者一样，饱受幻想和错觉的折磨。他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反基督和世界末日到来的时间指日可待——在那之后，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来临。人们普遍期望，世界末日将带来一位伟大皇帝——第二位查理曼大帝，第三位弗里德里克，一位帝国的救世主——的回归，他将与一位天使般的教皇一道改革教会，复兴社会，挽救基督王国。教士和卫道士们怀着世界末日的情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世俗事务的虚无——尽管这并没有明显减少任何人对财产的渴望，以及对拥有财产的骄傲。


    对人类命运的悲观看法是教士之职责所在，为的是证明救赎的需要。它绝非14世纪的创新。如果德阿伊利红衣主教认为反基督的时刻即将到来，那么托马斯·阿奎纳早在100年前便已这样想过。如果教会的腐败使虔诚的教徒感到惊慌，那么人们在不迟于1040年时就已如此，当时，克卢尼（Cluny）的一位僧侣写道：“不论何时，宗教在罗马教宗之中都已失利……整个人类种族，从根源到分支，都再次心甘情愿地滑向远古的纷乱深渊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想到什么？”如果在一个日趋衰落的时代，梅齐埃最喜欢的格言是“这个飞逝的世界的诸事只会从坏走向更坏”的话，那么便有罗杰·培根（Roger Bacon）与他并驾齐驱，后者在1271年那活力充沛的时期的最高潮时声称：“在当今时代横行霸道的罪恶远多于此前的任何时代……正义枯萎了，一切和平都被打破了。”


    这种情绪不是新生的，但在14世纪，它们更普遍深入，更蔑视人类。“往昔岁月具有美德和正义，但当今朝代只有罪恶。”德尚哀叹道。通行证如何可信？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讨论骑士精神之失败时问：“眼见着如今跑遍世界也找不到真理和忠诚？”她在别处写道：“所有美好的风俗都消失了，美德大打折扣。学习曾经支配世界的东西现在不值一提。”她的抱怨有某些合理性，因为就连大学都已开始向不愿意从事其漫长而艰辛的学习或害怕考试失利的申请人出售其神学学位。授予学位的许可扩展到了其他大学，甚至扩展到了没有大学的城镇，因此有了一种讥讽的说法：“猪圈为何不能出（学位）？”抨击那个时代的衰败是种时尚，但这种衰败感觉像是真实的，过往美好时光之后的道德衰败感挥之不去。诗人们为他们抨击的那个圈子写作，而他们一定触到了某些共鸣。德尚——他从不乏讽刺精神——于1382年被任命为路易·德奥尔良的管家。


    生活的各个层级都遭到谴责。深受农民起义震动的高尔写了一部有关腐败年代的哀史，名为Vox mantis（《呐喊</a>》）。在书中，他展现了穷人及富人中的“形形色色的罪恶瘟疫”。另一场控诉的佚名作者将之命名为“不同社会团体之罪恶”（Vices of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Society），他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会陷于分裂和僧职买卖，教士和僧侣们身处黑暗之中，国王、贵族和骑士沉湎于声色和劫掠，商人只知放高利贷和欺骗；法律是贿赂的创造物；普通民众无人关注，被强盗和杀人犯所欺压。


    人类处于一个历史衰退期。在中世纪，黑死病已引起了上帝对人类的憎恨之问题，而从那时起发生的事件并未让人放下心来。对于当时的人而言，那个时代的悲惨境遇反映了罪恶，事实上是以遍及各处的贪婪和无人性的形式出现的罪恶。在中世纪的下坡路上，人类失去了自己建设一个美好社会之能力的自信。


    到处都可听到对和平及终止教廷分裂的呼声。这时，卡奥尔（Cahors）的一位公证人说，在他生命的全部36年时间里，他从不知晓一个没有战争的教区。深思熟虑的观察者们意识到了社会的破坏，呼吁和平，将之作为改革、教会的重新统一、抵抗已经抵达多瑙河的土耳其人的唯一希望。梅齐埃在其作于1389年、旨在劝说查理六世和理查德二世握手言和的《老朝圣者之梦》（Dream of the Old Pilgrim）中，描绘了一幅哀婉动人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画面：一位白发凌乱、衣衫褴褛的老妇斜靠在一根手杖上，拿着一本被老鼠啃过的小书。她过去被称为“奉献”（Devotion），但现在被叫作“失望”（Despair），因为她的王国的居民成了穆罕默德的奴隶，基督教事业危在旦夕，基督教王国的东部壁垒受到了“信仰”（Faith）的敌人的威胁。


    “Veniat Pax！”[2]，格尔森15年后的著名布道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回响了。无人能够说出战争是为了什么。在英格兰，高尔不再将它看作正义的战争，而是一场被想从中获利的“贪得无厌的领主们”拖长了的战争。让它结束吧，他喊道，“好让世界有可能平静地屹立在那里”。法国农民的呼声也许被听到了，如果德尚是位良史的话，他们在收获时谈论着战争。“它进行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罗宾（Robin）说，“我不认识不害怕它的人。毫无疑问，整件事连棵小洋葱都不值。”


    “不过，”驼背的亨利聪明得令人悲哀地回应道，


    “人人都必须拿起盾牌，


    因为除非他们归还加来，否则我们将没有和平。”


    那是每个诗句的副歌部分，是关键所在。法国统治者们对他们也许得被迫终止战争状态感到焦虑，他们尚未准备签署一份永久的和平条约，这将加来洞开的大门留在了英格兰人手上。


    对于勃艮第公爵而言，若要恢复佛兰德斯与英格兰之间的商业贸易，和平是种急不可待的需求。只有可能是在他的批准下，一位名为隐修者罗伯特（Robert the Hermit）的教士才有可能出现在宫廷中，在国王的管家纪尧姆·马特尔的资助下，说出和平是天堂的要求的话来。隐修者说，在从巴勒斯坦返回时，在大海上，一个声音透过可怕的风暴对他说，他将逃过此劫，在抵达陆地之后，他必须去面见国王，让国王与英格兰缔结和平，并警告说，反对和平的人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既有人反对和平，也有人倡导和平。


    最重要的和平倡导者——也是对改变局面意义最为重大的人——是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二世像他父亲一样是个独裁者，但不是战士，他想终结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贵族们的权力，促成一个更加纯粹的君主政体。他的愿望正巧与兰开斯特公爵的愿望不谋而合，已经将自己女儿确立为卡斯提尔和葡萄牙王后的他希望与法国缔结和平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让我兄弟格洛斯特去与巴雅泽作战，此人在匈牙利边界对基督教王国形成了威胁。”他说，那将正中那些渴望作战的人的下怀。


    通过兰开斯特和勃艮第的共同努力，双方于1393年5月在勒兰冈（Leulinghen）重新坐到了谈判桌边，这个地方位于阿布维尔附近的索姆河畔，是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村落。由于没有住房，代表们——代表法国的勃艮第和贝里，代表英格兰的兰开斯特、格洛斯特和约克大主教——以及他们的随员都住在帐篷里，其中勃艮第的腓力的帐篷自然是众所瞩目的焦点。它用彩绘的帆布制成，形制如同城堡，有角楼和雉牒墙，还有一座格子吊闸把守着位于两座木塔间的入口。内部的大厅面对着许多由小街道划分开来的独立套房。


    国王查理若不能说是积极出席，也算是在理论上参与其中，他住进了附近的一座圣本笃修会修道院，该修道院有座位于美丽河岸上的不对外开放的精致花园。法兰西国王一心扑在十字军东征的冒险活动上，所以像英格兰国王一样，打算结束一场在他俩出生之前便开始的争斗。谈判会议在一个小礼拜堂中举行，它有个茅草屋顶，墙壁上挂满了描绘古代战争的挂毯，以此来遮蔽挂毯后那千疮百孔的壁画。兰开斯特评论说，代表们不应该在讨论和平条约时面对战争场景，于是，挂毯被迅速移除，代之以基督最后数日的场景。作为老资格的王叔，贝里和兰开斯特坐在被抬高的椅子上，勃艮第和格洛斯特紧挨着他们，伯爵、高级教士、骑士、博学的律师以及办事员沿墙壁依次而坐。代表中有一位王室来宾，他是利昂五世·德吕西尼昂（Leon V de Lusignan），号称是亚美尼亚国王（King of Armenia），尽管实际上，他的王国仅剩的土地只有塞浦路斯。在连塞浦路斯也落入了土耳其人之手后，他成了一个热心的鼓动者，不断恳请法国公爵们和英格兰人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


    当教皇克雷芒派高贵的西班牙红衣主教佩德罗·德卢那满载着金子和奇珍异宝前去促成阿维尼翁教廷在英格兰人中的合法性时，教廷分裂成了一个问题。兰开斯特义愤填膺地对他说：“正是你们，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们，导致了（教廷分裂）的出现，正是你们使它持续不衰，正是你们使它日益加重。你们祸哉祸哉！”勃艮第对此问题未做争辩。他提议忽略教廷分裂，以便使会谈朝着和平条约的方向前进，将教廷分裂问题留给大学去处理，让它去寻找重新统一教会的方法。


    当涉及法国要将加来夷为平地、英格兰人要求履行《布雷蒂尼条约》全部条款的问题时，双方的意见一如既往地大相庭径。英格兰人说，加来是“我们最不可能放弃的城镇”，而法国人则坚持说，已坚决拒绝向英格兰效忠的领地是不可能强行转让的。在这种僵局之下，双方谨慎地放下了对自己主要要求的追求，转而一个个地继续商谈一些较小的问题。


    面色严峻、心存怀疑的格洛斯特拒绝了所有提议。他抱怨说，法国人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里面充满了“可造成双重理解的微妙而遮遮掩掩的词汇”，他们会将它们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扭转——英格兰人不使用这样的词汇，“因为他们的言语和意图都一目了然。”诡计多端的法国人和虚张声势的英格兰人的刻板印象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在格洛斯特的坚持下，英格兰人要求所有提议都要付诸文字，以便他们可以仔细查看所有他们觉得语义模糊或有双重含义的字句。然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书记员去了解法国人是怎么理解它的，然后再要求要么修改它，要么去除它，这样一来，整个过程便变得极为冗长。


    这正是缔结和平困难重重的真正原因。尽管英格兰贵族都说法语，但这种语言是后天习得的，不是母语，所以他们在其中找不到确定感。高贵如著有《圣医书》的第一位兰开斯特公爵也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假如法语不佳，我应得到原宥，因为我是英格兰人，不那么精通法语。”格洛斯特将语言问题当作一个借口，拒不合作，拖延协议的达成，但对法语的怀疑的确属实。甚至从查理五世对《布雷蒂尼条约》的条款进行操纵时起，英格兰人就因为害怕受骗而已经在探讨解决方案——然后又踌躇不决。


    为了利用其神圣的使命和雄辩的口才来影响格洛斯特，勃艮第招来了隐修者罗伯特。这位圣人用充满激情的言辞请求公爵：“为了上帝之爱，不要再反对和平。”当英法战争使基督教四分五裂之时，巴雅泽和他的土耳其手下已大军压境。他恳切地说，基督徒的责任，是团结起来对付不信基督者。


    “哈，罗伯特，”格洛斯特回应道，“我不希望阻碍和平，但你们法国人用了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辞藻，它们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所以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就会随心所欲地使它们代表战争或和平……总是遮遮掩掩，直到你们达到目的。”不过，格洛斯特不得不使自己的寸步不让屈从于他不屑一顾的国王侄子的意愿。由于无法在加来问题上达成协议，永久的和平仍旧无从谈起，但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休战时间被扩展为4年，在此期间，各个有争议的版图都将各自回归两国，从而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扫清了道路。


    6月，正当双方就最后的条款争执不下时，疯狂再次吞噬了法兰西国王。正如亚眠的疾病预示着他首次发作一样，第二次发作恰与一次和平会谈同时发生。也许对冗长拖延的过程的不耐烦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这一次，疯狂比前次更为严重，持续时间长达8个月。查理一直到1422年，在他第一次疯狂发作的30年后才离世。在他的余生之中，他会间歇性地陷入疯狂，而其疯病的减轻次数也很频繁，足以阻止任何稳定政府的形成，且足以加剧围绕一个半空置的王位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这30年中，奥尔良和勃艮第以及他们各自的继承者之间的恶性的派系纠纷将使英格兰人卷土重来，使法兰西再次沦落为像普瓦捷战役之后那种四分五裂和绝望无助的国度。


    在1393年的发作中，国王的精神“为沉重的阴影所遮蔽”，竟致他想不起来自己是谁或自己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是国王，不知道自己已经结过婚，不知道自己有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查理。他表现出两种显著的憎恨：一种是对王室盾徽上与自己名字或首字母缠绕在一起的鸢尾花的憎恨，无论在哪里看到它，他都会愤怒地试图损毁它；另一种是对自己妻子的憎恨，他总是惊恐地从她身边逃离。如果她靠近他，他就会大叫：“那个我一见到她就感到痛苦的女人是谁？如果你们办得到，就找出她想要的东西，把我从她的要求中解放出来，那样她也许就不会再跟踪我了。”当他看到巴伐利亚的纹章时，会在它们面前手舞足蹈，做出粗鲁的手势。他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尽管他认识自己的兄弟、叔叔、顾问和仆人，还记得那些很久以前就已死去的人的名字。只有他兄弟的被忽视的妻子，悲伤的瓦伦蒂娜，才能使他平静下来，他不断会问起她，称她为自己“亲爱的姊妹”。这种表现自然会惹得谣言四起，说瓦伦蒂娜用精细的毒药蛊惑了他，而勃艮第家的内讧更助长了这一谣言。鉴于维斯孔蒂的罪行记录和意大利人擅长投毒的名声，人们风言风语地说，瓦伦蒂娜对更高的地位怀有野心，早就受教于她那臭名昭著的父亲，要让自己成为法兰西王后。


    疯狂的所有变种在中世纪都为人们所熟知。英格兰菲利帕王后的侄子艾诺－巴伐利亚的威廉（William of Hainault-Bavaria）“高大，年轻，健壮，皮肤黝黑，活泼开朗，”曾是个胡言乱语的疯子，被关在一座城堡中达30年，大多数时间手脚都是被绑起来的。疯劲儿稍轻一点的人一般不会被关起来，但会与残疾人、痉挛性麻痹患者、淋巴结核患者和其他不适应社会的人比邻而居，并加入前往霍卡曼都（Rocamadour）的朝圣之旅，以寻求治愈之道。疯狂多半被看成可治愈的，被理解为一种由精神或情感压力造成的自然现象。对它的处方是休息和睡眠，以及放血、洗浴、药膏、用金属制成的药剂，以及快乐。同样，它还被看作来自上帝或魔鬼的折磨，其治疗方法是驱邪，或在受害者的头发中剃个十字架，或者把人绑在教堂内的圣坛隔板处，这样一来，他的症状也许就会因为听弥撒而有所改善。


    在查理六世近期的发作中，医生和治疗对他无能为力。一个名叫阿尔诺·吉扬（Arnaut Guilhem）的蓬头垢面、目光邪恶的骗子和冒牌术士被允许来治疗查理，因为他声称自己拥有一本上帝传给亚当的秘籍，人类可以凭借它克服所有因原罪引起的痛苦。他可谓得到了王后和朝臣的信任的拉斯普廷（Rasputin）的原型，他坚持说，国王的疾病是由魔法所引起，但由于他自己无法传唤超自然的力量，所以最终遭到了驱逐。其他骗子和各种各样的药品也都被试了个遍，但都毫无效果。就连大学里的医生都号召找出并惩罚“魔法师们”。有一次，两个信奉圣奥古斯丁教义的行乞修道士在施过魔咒、用过一种用珍珠粉制成的液体但全无效果之后，提议要切除国王头脑中的魔法。在未得到允许后，两位行乞修道士控告国王的理发师和德奥尔良公爵的门房是骗子，在他们被宣布无罪时，又轻率地将谴责的矛头转向了奥尔良本人。结果，行乞修道士们被审判和折磨，承认自己是与魔鬼结盟的骗子、巫师和偶像崇拜者，在被剥夺了教士地位之后，移交到了俗众手中处决。


    查理案例中对魔法的沉迷反映了神秘学和恶魔信仰的兴起。焦虑不安的年代滋养了对魔鬼阴谋的信奉，这在14世纪被看成是可获得恶魔帮助的个人或团体的工作。于是女巫的幽灵出现了。到14世纪90年代，巫术已被宗教裁判所正式批准为与异端相当的罪恶。教会采取防守姿态，被教廷分裂所瓦解，其权威和教义都受到了持异议者的进攻活动的挑战，被改革的呼声所包围。像普通人一样，它感觉被恶毒的力量所困扰，其中男女巫师被视为执行魔鬼意愿的当事人。值此之时，在1398年，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举行了隆重的秘密会议，宣布妖术将怀着复兴的活力感染社会。


    可怜的疯国王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以耶稣基督之名，”他叫道，一面苦恼地落下泪来，“假如你们中有人正是我所遭受的这种不幸的同谋的话，我求他不要再折磨我，就让我去死好了！”在这次凄惨的发作之后，期望平息天堂之愤怒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提出要严惩亵渎者，允许忏悔牧师去照料被处以死刑的囚犯。进而，“地狱之门”（Porte de l’Enfer）被重新命名为“圣米歇尔之门”（Porte St. Michel）。


    在后来的岁月中，国王的发作都来无征，去无兆。有一年，即1399年，他遭受了6次发作，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直到他退缩进一个角落，相信自己是用玻璃做的，或是在回廊上游荡，发出像狼一样的嚎叫。在疯狂的间隙，查理希望恢复国王的功能，尽管它不得不主要表现为仪式性能力。在这些时候，据说他恢复了与伊萨博的婚姻关系，后者于1395年至1401年之间给他生育了4个孩子，但其本身并无父子关系的证明。


    轻佻肉感的伊萨博因其浓重的德国口音而依旧是个外来者，又被丈夫的疯狂嫌恶所羞辱，所以她将查理扔给了他的男仆和一个她用来填补自己位置的姑娘，她是个马贩子的女儿，名叫奥德特·德尚迪韦尔（Odette de Champdivers），与伊萨博很像，被公众称为“小王后”。王后本人转而去追逐狂乱的乐趣，以及与政治阴谋和对金钱的热烈追求相伴随的通奸。由于在法国没有安全感，她热衷于积累个人财富，增加其娘家人的富裕程度和利益。她明里暗里地要求查理以她和她孩子的名义获得土地、税收、住宅和独立的家庭账目。她得到了由财产和珠宝构成的资产，将它们存放在不同的地窖中。她在宫廷中的影响变得更加过分和狂热，女士们的裙子领口开得更低了，奸情变</a>得更可耻，宴饮变得更极端。王后成立了一个爱情法庭，其中，由两性充当辩护人和法官，据一位充满蔑视的时人所言，“在这个荒谬的法庭上讨论最荒谬的问题”。


    宫廷生活甚至会令一位王后感到厌倦和恶心。出于对田园生活的怀旧，伊萨博比玛丽·安图瓦内（Marie Antote）早了400年在其位于圣欧文（St.Ouen）的地产上修建了一座H?tel des Bergères（牧羊人之家），拥有花园和田地、谷仓、马厩、羊圈和鸽舍，她在那里以种田为乐，照看鸡和牲畜。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谣言说国王遭到了无视，甚至到了赤贫的程度，生活在不洁甚至饥饿中，其寓所的纸制窗户破旧撕裂，鸽子会飞进来拉下粪便。在一次恢复理智期间，他拘捕了王后的管家和当时的情夫，将其投入狱中，镣铐加身，刑讯逼供，在那之后，更将其秘密地沉入了塞纳河。


    在政治斗争中，伊萨博让自己接触到了权力地位。当路易·德奥尔良被任命为摄政王时，她加入了他的阵营，与勃艮第为敌，并被普遍推测为奥尔良的情妇。当奥尔良被勃艮第之子暨继承人“无畏的约翰”（John the Fearless）所暗杀时，她改变了立场，搬进了路易的谋杀者的营地和床榻。在由一个活着却无能的国王所制造的真空</a>之中，法国莫知所之，而缺乏任何应对能力的王后变成了移入真空中的冷酷势力——勃艮第和英格兰——的工具。由于在巴黎捉襟见肘，地理上和政治上与皇太子相分离，无法调动支持力量，她最终同意了那个声名狼藉的条约，将英格兰国王的后嗣指定为法国王位继承人，让他取代了自己的儿子。最后，肥胖而堕落的她比丈夫多活了15年，最终将在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那里找到一个太富想象力的传记作家。


    在从一个大约200年后的视角回顾过去时，亨利四世的总理大臣德萨利公爵（Duc de Sully）说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的特征是，“孕育着不祥事件……是法国良好法律和良好道德的坟墓”。


    [1] 上文为法语，意为“丧失了战斗力”。——译者注


    [2] 上文为拉丁语，意为“愿和平来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