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虚构之瓦解

    法国对英格兰的入侵两次都以失败告终，而在英格兰一方，白金汉和诺威奇的袭击也连遭惨败，这揭示出了自命不凡的骑士精神的空洞无用。更令这种不光彩雪上加霜的是，奥地利骑士于1385年在森帕赫的一场战斗中遭到瑞士平民的屠杀，这逆转了罗塞贝克战役的定论。


    期望复制法国人对非骑士阶层中的“罪大恶极者”的屠戮的奥地利人，也曾像法国人在佛兰德斯所做的那样下马徒步作战。但瑞士人在灵活性和快速移动方面久经训练，恰恰与导致佛兰德斯人战败的那种密集队形相反。当势头转而对奥地利人不利时，他们骑在马上的后备部队掉头就跑，根本不曾加入战斗，就像奥尔良的部队在普瓦捷会战时逃之夭夭一样。在奥地利900人的先锋队中，几乎有700人都横尸沙场，其中也包括利奥波德公爵，他最终也倒在了战场之上。


    在逐渐衰败的14世纪，骑士们所缺乏的是革新创造。墨守成规的他们很少思考战术，或对其进行专业性研究。当贵族庄园中的所有人都是按功能划分的战士时，职业化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


    骑士制度并未意识到它的衰落，即使意识到了，却会怀着更大的热情紧紧抓住外在形式和辉煌仪式不放，从而让自己相信，那种虚构仍为现实。然而，当虚构变得越来越不合情理时，外部的观察者的批判也就日益激烈。现在，距与英格兰的开战已有50年，而50年的破坏性战争不可能不使一个既不能获胜也不能求和，只会给百姓带来更多伤害和不幸的武士阶层名誉扫地。


    德尚在一首带有叠句的长篇歌谣中公开嘲笑那次在苏格兰的冒险：“你现在不是在巴黎的大桥之上（You are not now on the Grand Pont in Paris）”。


    你如新郎般乔装打扮，


    你在法国时的谈吐如此动听，


    说起你将要立下的丰功伟绩，


    你去征服你一度失去的土地：


    那是什么呀？久负的盛名


    令你的祖国备受尊敬。


    如果你要在战场上挽回声名，


    就别光展示你精致的服装，而是亮出你的真心……


    你现在不是在巴黎的大桥之上。


    梅齐埃在于1388年撰写《老朝圣者之梦》（Songe du Vieil Pélérin）一书时，也不遗余力地大加嘲讽，就如奥诺雷·博内特不遗余力地放声指责一般。因为骑士们“凭借上帝之手在罗塞贝克与一群漂洗工和纺织工作战时”赢得了胜利，“他们便骄傲自大起来，以为自己可与祖先亚瑟王、查理曼大帝和布永的哥弗雷并驾齐驱。在亚述人、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和所有基督徒所撰写的全部战争规则中，这个法国骑士团能遵守的还不到1/10，却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骑士之勇可与他们的相当”。


    贵族的时髦衣饰和奢侈习性，他们将自己关在里面不到日上三竿不露头的卧室，他们柔软的床铺和芳香的浴室，以及出征时的舒适设备，都被用来证明，骑士精神已经软化。正如大学</a>校长让·格尔森数年后讥讽地评论的那样，古罗马人“不会在身后拖着三四匹驮马和货车，上面装载着礼服、珠宝、地毯、靴子、长筒袜和双层帐篷。他们不会随身携带制作小馅饼的铁炉或铜炉”。


    相较于柔软的床铺和纨绔习气，骑士精神之道德衰微更使人错愕。过去，民谣歌手在传奇诗史中赞美理想的骑士和理想的爱情，现在，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家们在讽刺文、寓言和说教文章中悲叹骑士业已变成了什么东西——掠夺者和侵略者，而不复正义的守护者。在本世纪的后半叶，“武功歌”已不复创作，尽管，由于贪欢作乐的寓言故事也同时消失了，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其原因是理想的失败，甚至于文学精神的有些神秘的失败。当时的恶习、荒唐事和奇怪的混乱都需要道德说教，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而是傅华萨对想象中的骑士精神的歌功颂德经久不衰。


    在意大利，抱怨有不同的渊源：骑士精神与高贵相分离。“几年前，”佛朗哥·萨凯蒂在世纪末哀叹道，“面包师、梳毛工、高利贷者、外币兑换商、流氓无赖都变成了骑士。为什么当一个官员前去主持某个外省城镇时，会需要骑士精神？……你是怎么磨灭的，怏怏不乐的高贵尊严？在长长的一系列骑士职责中，我们的这些骑士们承担起了哪一样？我希望说出这些话来，以便读者也许会看清楚，骑士精神已经死去。”


    如果说萨凯蒂的语气有些伤感的话，那么它是一种普遍共有的感觉。由于法国和英格兰宫廷都由未成年人所统治，并且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由于新即位的温塞斯劳斯皇帝原来只是个酒鬼和禽兽，由于教会在两位教皇之间分化，各自都竭尽所能地使教会远离神圣，所以统治阶级的光辉无法掩盖其污迹。库西对于声望衰落的感知是正确的，即使他所提出的矫正措施只会使事情变</a>得更糟。


    1388年9月至10月的格德司战役证明，snafu（混乱）在这个词被创造出来很久以前便是种军事状态。相较于小小不言的问题或可能的收获而言，动员起的远征军的规模大得不相称。因为库西在位于征途中的巴尔和洛林的关系，以及他对地形的了解，所以计划由他来招募那一地区的领主，并策划战役。较可取的路线要穿过布拉班特，但那个公国的城镇和贵族警告说，他们决不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因为它对其领土所造成的破坏将大于“敌人出现在国土上时的破坏”。


    不得已做出的决定是，径直穿越阿登（Ardennes）黑暗、可怕的森林，傅华萨对此地做出了错误得可怕的评论：“以前从未有旅行者从其间穿过。”这就必须先派出勘测者寻找通道，然后再派出一支2500人的部队披荆斩棘地修出一条路来，其工程任务几乎不比可搬运式城镇更少挑战性。其开支源于对盐和商品销售的3倍课税，而其目的很难说是为了捍卫国家。也许是由于那一原因，库西被要求以自己的名义招募人员，仿佛是为了对哈布斯堡进行另一次远征，而不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招募。


    在库西的率领下，一支由1000名长矛手构成的先锋部队开始进发，身后是国王和由“1.2万”辆行李车（不算驮畜）组成的大部队。途中，库西突然被调去出使阿维尼翁，其目的未有记录，但有可能与继续令法国人牵绊于为克雷芒征服罗马的计划有关。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返回——“令全军上下喜不自胜”，鉴于那是段单程几乎达500英里的旅程，所以他的这次出使堪称精力旺盛之旅。


    在格德司，既未发生小的战役，也没有获得荣耀。战役在交涉中陷入了困境。经过一个夏天的大雨浸润，帐篷潮湿不堪，粮草在湿气中腐烂，虽然是在一个富裕的国度，食物却十分匮乏。经过谈判，格德司公爵表示了道歉，令法国人挽回了颜面，可在那之后的返程之旅则在更大的雨中陷于不幸。道路泥泞，马匹被湿滑的圆木和岩石绊倒，士兵在涉水渡过洪水泛滥的河流时被淹死，装载战利品的车辆被冲走。骑士、侍卫和大领主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既未收获荣誉，也未得到利益，许多人疾病缠身，或精疲力竭，对勃艮第公爵怨声载道，他们正是为了他在布拉班特的野心而担负起责任的。库西似乎没有招致指责，正如他在巴黎起义中未招致怨恨一样。自从这个王朝之始，王叔们的统治政府便为了一系列最终一无所获的宏大目标而将国家拖进了毁灭性的消耗之中。在格德司，他们的信用被耗光了。


    坏政府的警示通过插在由如圣丹尼斯的僧侣那样苛刻的编年史作者的记录中的预兆和事变而发声。圣丹尼斯的僧侣报告说，在为格德司战役募集军队之时，一位隐士从普罗旺斯一路行来，告诉国王和他的叔叔们，他受一位天使的教导，前来警告他们，要更加温和地善待自己的臣子，减轻课税和贡金。宫廷贵族们对隐士的贫穷大加嘲讽，对他的忠告充耳不闻，尽管年轻的国王对他友善相待，且有倾听他的劝说的意思，但王叔们将他打发走了，并征收了3倍的课税。


    德尚的讽刺在格德司战役后变得更加刻薄，他亲身参与了此次战役，像其他人一样患上了一种“肠子发胀”的疾病。军队在一场战争中能找到的最好朋友就是痢疾之苦。在许多歌谣中，德尚的主题都是与往昔骑士的不利对比。过去的骑士会通过长期的修炼和训练变得结实耐劳，他们长途骑行，练习摔跤、投掷石块和攀爬堡垒，用盾和剑作战。现在，年轻人对训练嗤之以鼻，称那些想要指导他们的人为胆小鬼。他们把青春时光用于吃喝玩乐、借钱花钱之上，“将自己收拾得如象牙般洁白……人人都是查理大帝的12骑士之一”。他们在白床单间迟迟不睡，刚一睡醒就让人端过酒来，吃鹧鸪和肥大的腌鸡，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对庄园管理一无所知，除了捞钱以外什么都不关心。他们傲慢无礼，无宗教信仰，因暴饮暴食和沉湎酒色而虚弱不堪，完全不合适从军这一“世界上最繁重的”的职业。


    德尚一方面因其软弱和怠惰而对他们大加斥责，另一方面则公然抨击他们的不计后果、目光短浅和糟糕的判断力。在他的《英勇善战》（Lay de Vaince）一诗中，他们不讲秩序，不值夜，不侦察，不派先锋，不保护草料，听任马车和辎重被敌人夺去。“当面包缺上一天，或早晨开始下雨时，他们就会大呼小叫：‘军队要饿死了！’”而“当他们听任粮草在地上腐坏时，他们便想掉头返回”。他们在冬季出发，不计后果地发起攻击，出师无名，不到大祸临头之时，从不向老人征询意见，一遇到麻烦就大声抱怨，而且一击即溃。“因为疯狂地草率行事，这样的军队将遭人鄙视。”


    德尚喜欢申斥，但不曾倡导根本性变革，或是提倡将新鲜血液融入贵族之中。他同情布尔乔亚，谴责对农民的不公正，撰写歌谣颂扬热爱法兰西的罗宾和马戈，可他又斥责试图变成侍卫、离开土地上的劳作的农民。“这样的恶棍应当被带去受审，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阶级之中。”


    在梅齐埃的《老朝圣者之梦》中，所有社会都腐化堕落。像朗兰的《农夫皮尔斯之幻想》一样，《老朝圣者之梦》是部寓言性的旅行指南，让人认清那个时代的困境。除此之外，还呼吁“全世界、全基督教王国，尤其是法兰西王国的改革”。朝圣者“强烈渴望”（Ardent Desire）和他的姊妹“美好希望”（Good Hope）在世界各地旅行，考验适合的人类，为久不在人间的“真理女王”（Queen of Truth）及其侍者“和平”（Peace）、“怜悯”（Mercy）和“正义”（Justice）的回归做准备。梅齐埃传达的信息紧张急迫，他对错误行径的感知入木三分，他对未来的预测昏暗忧郁。


    像是在对此做出回应似的，查理六世在20岁时，于1388年从格德司返回伊始，便打发掉了自己的叔叔们，随即亲自掌握了一切君权。位列高级教士的拉昂红衣主教（Cardinal of Laon）在御前会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动议。几天后，他患病而死，“摆脱了王叔们的暴怒和仇恨”。人们普遍相信，他是被他们毒死的。


    克利松后来向一位英格兰使节吹嘘说，是他让查理六世成了“其自己王国的国王和领主，将政府从他叔叔们的手中夺了过来”。除了克利松个人的仇恨，库西和当时的御前会议中的其他人都急于使王室及其自身摆脱公爵的大失人心所造成的负担。然而，最密切关注的人是国王那位较年轻、更聪慧、更精力充沛的弟弟，他暂时是都兰公爵（Duc de Touraine）路易的得到确定的继承人，不久便因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号——德奥尔良公爵而著称。


    从1389年起，奥尔良的路易取代了勃艮第公爵在御前会议中的地位，在他短暂、多事的一生（他已将近走完了半程）中，他将在法国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与库西建立特殊的关联。他是个相貌英俊的寻欢作乐者，是“维纳斯的虔诚仆人”，享受着“舞者、阿谀奉承者和生活散漫者”的陪伴，可他又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时不时地去塞利斯廷修道院一次静修两三天，他在巴黎的寓所（位于现在的塞利斯廷码头）是由其父亲在1363年修建的。忏悔令也得到了一直担任王子们的导师的菲利普·德梅齐埃的赞成，塞利斯廷的修士们遵守极端的节制法则，旨在促进对来世和身体的消失的关注。路易深受梅齐埃的影响，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他显然比自己的哥哥从梅齐埃那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据说他是王室家族成员中唯一可以明白古拉丁语的人。颇有点儿学者地位的他又是个痴迷于象棋、网球以及掷骰子和打扑克的赌徒。他与自己的男管家、持杯人、雕刻工玩这些游戏，在网球场上则与同辈的贵族相搏，损失了高达2000金法郎的金钱。


    路易像他的叔叔们一样对权力具有贪婪的野心，他将叔叔们赶下台去，就是为了为自己的野心开辟道路。他因此结下的宿仇将在19年后终结，那时，他将被自己的堂兄弟、勃艮第公爵之子和继承人让（Jean）所谋杀，使法兰西与勃艮第分裂开来，为英格兰重新敞开了大门。在他生命将尽之时，他接受了一种具有奇怪意义的装置，camal，一种教士的兜帽，或骑士的斗篷，据说当时代表的是Ca-mal，即Combien de mal，意思是，这些日子中做了多少坏事。作为这个世纪出生的最后一代人，路易虽然极尽享乐之能事，对自己世界的看法却阴沉忧郁。当时的一首诗篇把他描写为：


    忧心忡忡，甚至悲伤哀怨，却又美丽俊俏；


    对于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来说，


    他似乎太过忧郁了。


    库西虽然显然与公爵们的被逐有关，却在那之后随即款待了“大胆腓力”和他的儿子内韦尔伯爵。公爵的账目显示，他和儿子于12月8日在城堡用膳并下榻，“费用由库西阁下负担”。在那次访问期间，他赠送给库西夫人一枚钻戒，并给她襁褓中的女儿一枚用蓝宝石和珍珠制成的胸针。库西总是值得深交之人。


    经过重新组织的御前会议做出了认真的努力，以终止公爵们的个人独裁政治，恢复查理五世时的管理体系。“绒猴”们——里维埃尔、默西埃和其他人——重新掌握了权威，官僚机构中肃清了王叔们的手下，任命了5位改革专员以找出最恶劣的弊端，撤除贪官污吏，用“好人”代替他们。作为与巴黎的布尔乔亚达成和解的一个步骤，巴黎市长之职和一些（尽管不是全部）前市政职位以及特权都得到恢复。改善污物收集和限制职业乞丐的措施得到采用，或至少是提出了措施，在以发生在那里的转变之德而著称的行政区，如圣迹区（Cour des Miracles），职业乞丐的拐杖、眼罩和可怕的疮口及残肢每晚都会被剥去。


    资助政府的核心问题在一系列有关金融和司法改革的法令中得到认知。大学的免税政策的撤销是里维埃尔和默西埃试图采取的一项措施，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因为在公爵们对他们的仇视之外，它又招致了大学对他们的强烈仇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发生了更加致命的国王反对王叔及其他对立面的戏剧性事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菲利帕·德·库西的丈夫罗伯特·德维尔，他是第九世牛津伯爵，是国王理查德最亲密的顾问和朋友。由于与菲利帕订婚的缘故，牛津自小便被带入宫廷，获得了对比他小5岁、失去了父亲的理查德的占据优势的影响力。他“随意摆布国王”，“如果他把黑的说成白的，理查德也不会反驳他……有他在，事事可成，没他在，事事皆空”。


    21岁的国王身材修长，头发金黄，面色苍白，皮肤动不动就会发红，“说起话来粗鲁生硬，结结巴巴”，穿着过于华丽，厌恶战争，对自己的家人动辄发火，傲慢自大，反复无常。他那金雀花王族的骄傲，加上牛津的影响，造就了一个古怪而任性的君主，他征收赋税以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在他倒台之前（这终结了金雀花王朝），他发明了手帕，在他的家庭案卷中记录为“小块（的布），供国王陛下拿在手上，以便他揩拭和清理鼻子”。


    由宠臣进行的管理倾向于权力的专断运用，这无论如何都是理查德天生的趋向。他任命牛津为嘉德骑士，在21岁时，又使他成为枢密院成员，源源不断地给他许多馈赠——土地、城堡、战船、领主头衔、税收——以及属于白金汉妻子的娘家的世袭管区。这不是明智之举，但假如独裁者总是聪明行事，他们就不会供给历史以道德教训。冷酷无情的白金汉，现在的格洛斯特公爵，不需要额外的刺激来仇恨自己的侄子，他看不起侄子，因为他不愿意从事战争。在牛津的敌人的招引下，格洛斯特变成了决心抑制国王心腹之权力的反对派的焦点人物。


    在爱尔兰发生叛乱之际，理查德为牛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头衔：都柏林侯爵（Marquis of Dublin）以及接下来的爱尔兰公爵（Duke of Irnd），居于所有伯爵之先。这时，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牛津被赋予了镇压反叛的帝王般的权力，但他并没有前往爱尔兰（这至少会满足贵族们眼不见为净的心愿），而是突然对理查德王后的一位波希米亚侍女着了迷。他满腔激情，以致决心与菲利帕离婚</a>，娶那位波希米亚女士为妻，从而激怒了菲利帕的王叔兰开斯特公爵、格洛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尽管这是对王室家族的侮辱，但理查德被牛津灌了迷魂药，他宁肯“行为失当、罪恶深重地同意”对自己表姊妹的遗弃，甚至暗中施助。牛津基于“伪证”向罗马提交了离婚申请，理查德恳求教皇乌尔班做出有利的考量，而教皇未感到任何良心责备地顺从了王命，因为菲利帕有着克雷芒一派的血统。


    据傅华萨所言，牛津对自己妻子的错待将是“令他名誉扫地的重大事件”。就连他的母亲也与众人一道对他进行谴责，通过让菲利帕与自己一起生活的方式昭示了这一点。很有可能，是菲利帕的王室血统以及牛津个人的不得人心而非道德义愤激发了全面的非难。尽管婚姻神圣，但离婚仍频繁发生，而且，只要手段得法，便易于获得。在《农夫皮尔斯》中，所有律师都被说成会“为了金钱促成或毁坏婚姻”，而宣教者抱怨说，一个男人只要给法官一袭毛皮斗篷，就可以摆脱自己的太太。理论上，离婚是不存在的，可是婚姻诉讼却充满了中世纪的法庭。无论理论如何，离婚都是一种生活事实，是中世纪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极其不和谐中的永恒元素。


    对牛津及其他4位属于国王党羽的委员会成员的正式控诉于1387年11月由一群领主提出，他们因其作为“上诉人阁下”（Lords Appent）的行为著称于世。当他们任命了一个由具有摄政王权力的格洛斯特牵头的政府委员会时，理查德和牛津集结起一支军队，打算用武力来维护国王的君主权力。冲突在所谓的拉德克特桥战役（Battle of Radcot Bridge）中达到巅峰：面对胜出一筹的军队，牛津骑马跳进河流，从而得以逃脱，在丢弃了部分铠甲之后，快马加鞭地消失在黄昏之中。他乘船前往佛兰德斯，他曾在那里采取了防范措施，在布鲁日的伦巴第银行家那里存了大笔金钱。


    一个月后，1388年2月，在一次被称为“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的会议中的领主们对牛津以及同样逃之夭夭的总理大臣、萨福克伯爵（Earl of Suffolk）迈克尔·德拉波尔（Michael de Pole）提出叛国起诉。他们被指控阴谋控制国王，排除异己，谋害格洛斯特公爵，通过给自己及亲属授权使王室致贫，僭越议会，返回加来去找法国国王以换取援助，反对自己的祖国。议会缺席判决牛津和萨福克为叛国者，将处以绞刑。其他3个没有逃跑的人——首席法官、伦敦市长和理查德的前导师西蒙·伯雷爵士（Sir Simon Burley）——被处决。理查德留了下来，颜面尽失，失去了将终身不复相见的朋友。贬抑一位国王，又让他留在王位上，自有其危险之处。理查德将实施报复。


    法国王室不顾库西的激烈反对，于1388年邀请牛津前往法兰西，其理由是，从他那里获取有关发生在英格兰的争吵的信息将大有裨益。还有可能，牛津其实已提出了有关加来的提案。尽管库西“打心眼里讨厌他”，他还是被迫顺从了。牛津到来，受到宫廷的欢迎和盛情款待，但库西并未作罢，直到在克利松、里维埃尔和默西埃的支持下，说服了国王，将这个使自己女儿受辱的人驱逐出法国。牛津在布拉班特找到了一所住宅，1392年，在他30岁时，在一次野猪狩猎中死在了那里。国王理查德派人将他的遗体带回了英格兰，在那里重新安葬，并在一个豪华但清冷的仪式上，悲哀地凝视着那张涂了防腐药物的脸，将一枚戒指套在那个到处惹是生非的死者的手指上。与此同时，离婚已被取消，菲利帕仍旧是合法的牛津伯爵夫人。


    此时王室给库西的一项授权证实了过去几十年的瘟疫和战争所遗留的创伤。1388年11月，他被任命为法兰西大仆役长（Grand Bouteiller of France），相当于王室总管或家庭管事。与此同时，他获准拥有特权，每年可举办两次每次为期3天的集市，集市上出售的所有商品都可免税。授权书</a>上说，库西的城镇曾3次遭受“火灾，其起因是该城镇缺乏劳动力，他们多在人口大量死亡期间死去。也因为此前的战争，该城镇的居民和社区、库西的城堡和土地都贫困交加，人口、房屋、庄园、租金、税收和所有其他商品及牲畜都大幅减少，以致该城镇有变为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的危险，葡萄园、土地和其他农事都将荒芜”。


    这份授权是在前一年国王探访库西之时对男爵领地进行的一次考察之后出台的，其意图十分明显，即为了王室以及库西双方的利益，要恢复一个重要区域的健康常态。授权将该男爵领地形容为王国的“钥匙和前沿阵地”，其边界与佛兰德斯和神圣罗马帝国接壤，还将它的城堡说成是“王国中最高贵优美的城堡之一”。“倘若发生了上述城镇和城堡变得荒无人烟之事，那么便有可能出现巨大的危险、破坏和不可弥补的不便。”授权紧接着权力向由“绒猴”、克利松和库西本人为首的集团转移之后发出，这一事实肯定不是种巧合。


    从这时起，库西充任了审计部（Chambre des Comptes）的第一任主席，这个职位与仆役长之职有关，最初负责王室的税收和账目。虽然他似乎不从这一职位上拿工资，但他仍继续从王室那里收取一笔年金。他的领地因其许多获得物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现在由150座城镇和村庄构成，显然大得足以克服较小地主的那种财富衰减。


    他的本土区域皮卡第作为入侵的常经之地，“饱受蹂躏，惨遭破坏”，自己就是皮卡第人的梅齐埃写道，“如今已不复繁华”。根据1388年的一份指控，最后的农民从满目疮痍之地逃往其他地区，以至于“目前，找不到劳动力来工作或耕种土地”。一个苦难世纪的标志——减少的人口，缩减的商业，荒芜的村庄，成为废墟的修道院——在法国各地随处可见，足以营造出悲观的气氛。诺曼底的某些公社减少至只有两三户人家；在巴约（Bayeux）的主教教区，自1370年以来，已有好几座城镇被废弃，与布列塔尼的几个教区如出一辙。马恩河畔的查隆斯从一年产3万匹布减少到一年只产800匹布。在巴黎地区，根据1388年的一项法令，“许多著名而古老的道衢大道、桥梁、街巷和马路”都无人照管，任其朽坏——被溪流冲得沟壑纵横，树篱、荆棘和树木疯长，已变得无法通行，完全遭到弃用。在南方，同样的例子可能要多出数倍。


    教廷分裂不但带来了精神损害，也造成了实际上的破坏，例如，一座已经被连队焚烧过两次的圣本笃修会修道院失去了其位于佛兰德斯的庄园的税收，花费重金聘请律师进行各种诉讼，使得教皇被迫将其课税从200里弗减少为40里弗，为期25年。其他遭受连队抢劫或因瘟疫人口锐减的修道院陷入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有些变得废弃无用，它们的土地重新变成了荒地。降低的税收和攀升的成本使许多地主变得贫困难耐，于是千方百计地向他们的承租人榨取新的税金，发明新的税种。当这种情况加速了人们从土地上的逃离时，贵族们试图通过没收商品及其他处罚来加以阻止，这更增加了农民的怨恨。


    所有这些衰败的事实加起来，传达了一种过于可靠的印象。在现实生活中，每个年代都是个黑白纵横的棋盘。在世纪之交，著名的西班牙骑士唐佩罗·尼诺在前往法国游览时，留下了一幅表现现实中的贵族生活的绘画，将其描画得充满田园风情，就如经常在挂毯上和时祷书中看到的那样迷人。他参观过的塞里方丹（Serifontaine）城堡坐落在诺曼底的一个河畔，富庶繁华，“如同巴黎一般”。它四周环绕着果园和优美的花园，一个砌有围墙的池塘每天只要打开水管，即能抓获足够300人食用的渔获。年老多病但彬彬有礼的主人雷诺·德泰里（Reynaud de Trie），法国海军上将维埃讷的继承人，拥有45只猎狗，20匹供其个人使用的各个品种的马匹，充斥着大小猎物的森林，供在河畔打猎之用的猎鹰。至于他的妻子，她是“当时法国最美丽的女士”。她显然一直拥有非凡的特权。


    这位女士，“除了拥有海军上将的住宅之外，还有她自己的高贵寓所”，尽管有一座吊桥与之相连，10位高贵而富有的未婚少女照管着它，她们别无他责，只需自娱自乐，以及取悦她们的女主人，因为她也有许多侍女。清晨，她和她的少女们会前往小树林，每人都带着自己的时祷书和念珠，各据一席，祈祷祝念，直到祈祷完毕之后才会相互交谈。在回城堡的一路上，她们采摘紫罗兰和其他花卉，耳中聆听着小礼拜堂中低沉的弥撒声。在那之后，她们会就着一只银盘吃烤云雀和鸡，葡萄酒是其佐饮。随后，她们骑上备有精致鞍具的马匹，与骑士和侍卫们一道在乡间驰骋，她们会在那里编制花环，吟唱“民歌、一节二韵的诗歌、一唱三叹的小调、哀歌、谣曲以及法国人创作的各种歌谣”，用“多变而合拍的”声音发出和声。


    在城堡大厅享用当天的精致主餐时，每位绅士旁边都坐着一位女士，“随便一个具有适宜分寸和礼貌的男子都可能谈论武器，而爱情是必然之事……有人会依其所愿地倾听他的诉说并加以回应”。吟游诗人会在席间进行表演，之后则会为骑士与女士们的舞会伴奏，舞蹈将持续一个小时，而以一吻告终。午睡之后，会奉上香料和葡萄酒，在那之后，一行人会起身去河边用猎鹰猎取苍鹭。在那里，“你将看到伟大的运动、游泳的狗、嘭嘭作响的鼓、摇动的鱼饵，以及享受着难以形容的乐趣的淑女和绅士们”。他们在一块草地上翻身下马，有人会奉上冷鹧鸪和水果，他们一边吃喝，一边编制着青枝的花环，然后唱着歌儿返回城堡。


    黑夜降临时，他们享用晚餐，玩木滚球，或是借着火把的光亮跳舞，“直至深夜”。有时，也许对这样的取乐圈子感到厌倦了的夫人会“在乡间寻找徒步的消遣”。在吃过更多的水果，喝下更多的葡萄酒之后，一行人上床睡觉。在罗马衰败之时，也一定有许多的财富和赏心乐事</a>，有永远无忧无虑的平静日子。


    巴黎则另当别论。德尚描写了一次喧闹的夜间娱乐，它发生一个未指定的日子，始于贝里的德内勒大宅中的晚宴，然后转去一家酒店玩掷骰子游</a>戏。客人是库西及3位公爵——贝里、勃艮第和波旁——以及“几个优秀的伦巴第人”，还有骑士及侍卫，他们在下层人的环境中喝酒赌博，引得这位诗人写下了令人昏昏欲睡的反赌博宏论。


    不幸的是，库西的形象也出现在一首以秃顶为主题的更为生动活泼的哀歌之中。在歌中，德尚为假发在宫廷的回归辩护，以缓释秃顶者们的情绪，在这些人中，他提及了自己和包括库西之主在内的12位大贵族。秃顶应当是库西延及后代的外表上的唯一特定细节，这是历史的一个令人悲哀的恶作剧，即使他有一大帮人相陪。德圣波尔伯爵、德昂热大人（Sire de Hangest）、纪尧姆·德博兹（Guiume de Bordes）、布尔堡的焰形旗帜的持旗者，以及其他的伟大骑士和已故国王的出类拔萃的仆从们都在“光头党”之列。更不幸的是那些cheveux reboursés——也就是说，那些还有一点儿头发的人，他们会随身携带梳子和镜子，好让自己的那几根毛发经过梳拢，覆盖在秃掉的部分。令人迷惑不解的地方在于，没有遮盖的头颅，一种羞耻的标志，可能随时会变为一种时尚——除非它们被当时的纨绔子弟们在渴望中认为是种反时髦，宣教者约翰·布罗姆亚德抱怨说，“从而发明某种新的愚行，使男人们重新如痴如醉地凝视着它们”。


    德尚担心的是人们的现在，而不是他们的未来。皮条客、魔术师、僧侣、泼妇、律师、收税人、妓女、高级教士、无赖、老鸨，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生厌的老巫婆充斥着他的诗篇。随着他年纪渐长，他的目光变得更加犀利，也许这得归因于他的多种病症，包括牙痛这种“最残酷的折磨”。对于保持健康的养生之道，他的建议是，喝加入活水的淡红葡萄酒，放弃加香料的饮品、甘蓝、难消化的食物、水果、栗子、黄油和奶油，以及用洋葱和大蒜制成的调味汁，冬天穿暖，夏天穿单，做运动，千万别趴着睡觉。


    虽然德尚从未丧失其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但他会带着讥讽的目光注视人类，人类虽然被赋予了理性，却宁可愚蠢行事。他责之最切的时代罪恶是导致了对上帝的违背的大不敬，产生了所有其他恶习的骄傲，鸡奸这种“非自然的”罪恶、魔法和对金钱的热爱。在新王朝中，尽管他占据着路易·德奥尔良的家宅领班一职，可他觉得自己在宫廷中被轻佻而打扮过度的年轻人所取代了，这些年轻人有令人疑惧的勇气、模棱两可的习性和不确定的信仰。他对宫廷生活的抱怨与对任何年代高高在上的政府的抱怨如出一辙：它由伪善、奉承、谎言、报酬和背叛构成；诽谤和贪婪占据着主位，缺乏常识，真相不敢浮出水面，为了生存，你必须是聋子、瞎子和哑巴。


    50年后，战争目的已经模糊不清，其起因可能也几乎被人遗忘。尽管格洛斯特公爵及英格兰“公猪们”一如</a>既往地好战，但他们无法募集到资金再进行一次远征。在法国，入侵英格兰计划的流产也耗干了侵略的渴望。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即使，就梅齐埃的例子而言，其兴趣在于将敌意转向无宗教信仰者。“因为你们获取一点地盘的野心，整个基督教世界被扰乱了50年。长期以来，是非曲直模糊不清，所有基督徒现在都必须承担起令基督徒血流成河的责任。”像梅齐埃这样的人不会将召集基督徒进行十字军东征看作战争，而是会将其当作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亮剑。


    经过6个月的商谈，一份为期3年的休战协议（但仍不是最后的解决方案）于1389年6月签署，附带着有关每次领土或主权交接的复杂条款，目的是为了防止争端。随着交流的恢复，库西现在能够派信使给身在英格兰的菲利帕，“迫切想要确定地了解她的幸福安康”。他被任命为吉耶纳的长官，以监督南方的休战情况，警戒并捍卫从多尔多涅河（Dordogne）到包括奥弗涅和利穆赞（Limousin）在内的沿海领土。


    普通民众，至少在一个事例中，带着怀疑之情接受了和平的消息，曾归结于库西的有关国王及其铲子的预言也奇怪地再次出现。利穆赞的博伊斯－格里包特（Bois-Gribaut）的市民热烈地讨论起由他们村的一个刚从巴黎回来的布尔乔亚带回的休战消息。一些人态度平淡，说他们很快就会被重新召集起来攻打英格兰。一位名叫马西亚尔·勒维泰（Marcial le Vérit）的贫穷无知的牧羊人据说一直被英格兰人囚禁在监狱中，遭受了极大的折磨，他表达了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意见，后来并因此被捕：“你们千万别信。你们永远也见不到和平。至于我，我不相信，因为国王已经向对巴黎的所作所为一样，破坏并掠夺了佛兰德斯。更有甚者，库西之主带给他一把铲子并告诉他，当他毁掉了自己的国家时，他就会用到它。”这种说法显</a>然一呼百应。


    在休战协议签订之前，库西作为另一种象征出现在由托马斯·莫布雷（Thomas Mowbray）向他发起的挑战中。莫布雷是诺丁汉伯爵和未来的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是理查德进行拉拢的“上诉人阁下”之一，被任命为任职终身的英格兰纹章院院长（Earl Marshal）。对于这个23岁的年轻人而言，库西代表了骑士精神的缩影；在战场上与之交锋将学会本领，获得荣誉。当虔诚和美德这假定的骑士行为之源泉因其缺乏而显得分外引人注目时，荣誉和英勇的伪装便会愈加被迫不及待地追逐。任何时代的人类都需要证明自己；当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时，历史上的黑暗时刻便会到来。


    作为“一个在许多光荣之地众所周知的、具有得到认可的荣誉、勇气、骑士精神及伟大声望的人”，库西受到了诺丁汉的挑战，让他指定时间和地点进行一场比武，比武中要进行3次矛击、3次剑击、3次匕首，以及3次徒步的斧击。库西将送上由国王出具的、加盖了其封印的“有用且忠诚的通行证”，而如果加来被选为比武地点，诺丁汉也将提供由他的国王出具的通行证。他建议，战斗要当着“你我可提供通行证和住宿地的尽可能多的人”的面进行。没有库西回应的记录，也没有发生此类比武的记录。库西要么是对此毫无兴趣，要么是不愿意在休战协议悬而未决之时参与其中。


    在荣誉的挫败之余，诺丁汉在下一年度接受了圣英格尔伯特（St. Ingelbert）的著名挑战，当时，那位生气勃勃的布西科和两个同伴因不满英格兰人在休战后的自吹自擂，提出要坐镇竞技场，在30天之内，迎接所有来客的任何作战形式的挑战。谨慎的律师提出建议，反对因为“狂暴的年轻骑士”的奇想而在休战后这么快便重新开启争端，朋友们则向3人谏言：它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布西科不是个会被谨慎言</a>论所动摇的人。16岁时，他便在罗塞贝克打了其平生的第一仗。在那里，一个高大魁梧的佛兰德人嘲笑他的年幼矮小，让他回到娘怀里去。布西科拔出剑来，将它刺进那人的身体一侧，同时说道：“你们国家的儿童会玩这些游戏吗？”他及他的同伴怀着极大的勇气维护着圣英格尔伯特的竞技场，他将进而成为法兰西统帅，在库西最后的冒险中与之并肩作战。


    诺丁汉对战斗的渴望将有一个较阴暗的结局。10年后，这种渴望使他作为诺福克公爵与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进行了历史性的决斗，这次决斗将使理查二世走向末路。在决斗到来时，诺丁汉及其对手一起遭到了放逐，在不到一年时间，便死在了流放地。


    让·傅华萨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一路走门串户，调查访问，提出问题，于休战协议签署的那个月到达了巴黎，来拜访“有教养的库西之主……我的领主和资助人之一”。在自从其第一位资助人、英格兰的菲利帕王后去世之后的20年中，傅华萨享有过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温塞斯劳斯的某些帮助，也在布卢瓦伯爵居伊·德沙蒂永的赞助下谋得了一份办事员的生计，他别无职责，只需继续他的历史写作。当居伊·德布卢瓦破产时，库西推荐傅华萨充任迄今为止尚未具体化的里尔牧师会</a>会员。与此同时，


    好心的领主库西


    常常往我手中塞入


    （一袋）封着红色封印的弗罗林。[1]


    虽然接受恩惠者很有可能转过头来奉上慷慨的溢美之词，但傅华萨对库西的赞美似乎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它们成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人。“Gentil”是个老套地用于任何重要而考虑周全的贵族身上的词，意思只不过是说，他或她出身高贵；除此之外，库西还“敏锐”“谨慎”，尤其“imaginatif”或“fort-imaginatif”，意思是足智多谋、深思熟虑或富于远见，而且是个无所不知的“sage”或“très-sage”，它可能意为聪明、敏感、机警、理智、谨慎、明智、冷静、沉着、举止得当、坚定不移、品德高尚，或有可能是其中任何一种意思，也有可能包含全部的意思。他还被形容为“cointe”，意为举止和着装优雅，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英勇过人——骑士精神之属性的高度概括。


    傅华萨《编年史》的第一册（在书中，骑士精神立即便认出了一位赞美者）出现于1370年，立刻便变得供不应求。第一册最古老的现存手抄本现藏于比利时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 of Belgium），上面加盖着库西的纹章。


    抄本的多次誊抄不再是居于单身陋室之中的孤独僧侣的专利，而成了拥有自己行会的专业抄写员的职业。抄写员在巴黎由大学颁发执照，这大概是为了保证文本的准确性，他们是尚在人世的作者的痛苦之源，这些作者们苦不堪言地抱怨抄写人的延误和错误。彼特拉克哀叹道，一位作者所遭受的“麻烦和挫折”是难以形容的。“这些家伙是那么愚昧、懒惰和傲慢”，当一位作者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们时，他从来也不知道，再把书拿回来时，里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14世纪布尔乔亚听众的兴起和造纸的增加创造了一群阅读的民众，他们的范围要比通过在其城堡大厅中的大声朗读来了解文学作品的贵族要宽泛得多。商人阶层因其职业的缘故而熟知读写，他们乐意阅读各种书籍：诗篇，历史，传奇，游记，下流故事，寓言，宗教著作。拥有藏书已成为有教养的人的标志。由于权贵和新近富裕起来的人会模仿贵族的风度、理念和着装，有关骑士精神的编年史风靡一时。


    昂盖朗七世可能拥有的图书除了傅华萨的《编年史》之外，其他大多不得而知，唯有那些列在王室档案中的国王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图书是个例外。除了他因在铲除勃艮第公爵期间的效力而获赠的从《创世记》到《赞美诗》的法语《圣经》外，他还于1390年收到了浪漫小说《国王派平和他的妻子大脚伯萨》（King Peppin and His Wife Bertha Bigfoot）及押韵诗《查理曼大帝之雄姿》（Gests de Charlemagne），它“精雕细刻在一部大部头卷册的3栏书页上”，本属于王后所有，“国王从她那里拿过来，送给了库西阁下”。


    傅华萨是从南方到达巴黎的，在南方，他还拜访了另一位资助人富瓦伯爵，并在阿维尼翁受到了教皇的接见。他还出席了德贝里公爵与一位12岁新娘的婚礼，那是个充斥着下流评论的场合。迫切地想要得到有关这些事件的第一手报告的库西邀请傅华萨同他一道前往自己位于莫尔塔涅河的封邑。他们在一起骑行时，交换着各种消息。库西告诉这位编年史作者自己对休战谈判的了解，而傅华萨则满腹有关他在富瓦的光彩夺目的东道主的故事。很显然，对贝里的新娘有监护权的富瓦伯爵冷酷地利用了公爵的热情；他故意延长婚姻协商，直到贝里失去了耐心，同意支付3万法郎来弥补那位少女在受富瓦监护期间的开销。


    在连连发问的过程中，傅华萨从富瓦伯爵的角度勾勒出一幅14世纪的当代观察，那是一个从特权地位出发的视角。“太阳神加斯顿”说，他自己的生命历程较其他任何人都吃香，因为“在这50年中，世界上出现的武功和奇迹比此前300年中的还要多”。对他而言，时代的动荡不安是令人兴奋的，他毫不担忧。当局者迷。


    对骑士身份的无忧无虑在对那种尊严的疯狂庆祝中发挥了作用，那是在12岁的安茹的路易二世及其10岁的弟弟的受爵仪式上。庆典为时4天，每天都充斥着在王室的圣丹尼斯修道院上演的过于世俗的庆祝活动。在这4天中，14世纪的法国重演了罗马的衰落，实际上，小男孩们的受爵与那位让自己的一匹马当领事的皇帝并无多大程度的不同。仪式的华美壮观以及选择圣丹尼斯为庆祝地点都意在促进对安茹家族收复那不勒斯王国的热情。在修道院的管辖区域中，为了承办比武大会、舞会和宴会，进行了根本性的变动。宗教仪式让位于木匠钉锤的敲打和劳工及其材料的来来往往。在庆典上，在仪式性的沐浴和祈祷之后，两位年幼的王子身着用双重红色丝绸制成的垂至地板的毛皮斗篷，在倒持出鞘之剑、让金马刺从剑柄上垂下来的侍卫的护卫下走向祭坛。查理六世出于对骑士精神外在形式的热情，复兴了在他父亲时代被弃置不用的古代仪式，这一仪式已经衰落至极，以至于观众“觉得它奇怪而特别”，四处打听仪式象征着什么。


    在第二天的比武大会上，上演了同样的怀旧之情，当时，身着光亮如新的铠甲的骑士们由贵族妇女引导着走向竞技场，“以仿效古代名人的英勇之举”。每位女士都要轮流从自己的胸部掏出一条彩色丝缎，将它亲切地赠予她的骑士。在每天的马上长枪比武和其他比赛结束后，庆典的参与者们都会用舞蹈、化装舞会、宴会、酩酊大醉以及那位愤愤不平的圣丹尼斯的僧侣所说的“放荡和通奸”，“将黑夜变为白昼”。由两个几被遗忘的小王子所代表的骑士身份，并未得到显著的提升。


    政府开支在1389年整个一年中持续攀升，较王叔们的花费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其用途在民事而非军事。其巅峰是巴伐利亚的伊萨博在其王后加冕礼上进入巴黎的庆祝仪式，这一事件蔚为壮观，盛况空前，令公众大饱眼福。尽管其开销与新政府的好意相冲突，但其自身的表现则是一种政府形式，其意义如同罗马的马戏团。只不过是一种令许多人接受少数权威之摆布的政府是什么？马戏和庆典本意是想促进接受度；它们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则因花费过高而适得其反。


    王后的风头被路易·德奥尔良的新婚妻子瓦伦蒂娜·维斯孔蒂（Valentina Visconti）抢去了一些，她到来时刚巧赶上这一盛典。自从她通过代理形式于1387年与路易结婚起，她的父亲吉安·加莱亚佐要求中间有两年的间隔，以便积聚她前所未有的嫁妆，使之达到50万金法郎，外加阿斯蒂和皮埃蒙特的其他区域。瓦伦蒂娜是加莱亚佐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他对她是如此钟爱，以至于当她出阁时，他离开了帕维亚，而不是留在现场，“这是因为他无法在她离开时不流下眼泪”。作为他已故妻子法兰西的伊莎贝拉的女儿——因而成了奥尔良的路易的姻亲——瓦伦蒂娜在被她父亲营造成“名人的港湾”的家中长大，“男人们都博闻强记，精通艺术，他对他们都赞赏有加”。她的拉丁语、法语和德语说得都很流利，还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竖琴前往法国。1300名骑士护送她翻越阿尔卑斯山，她的嫁妆也许由一件礼服即可推知，它上面绣了2500颗珍珠，还有闪闪发亮的钻石；她与路易的未来住处所用的地毯用的是阿拉贡皮毛，墙壁上悬垂着绣有玫瑰和弩的朱红色天鹅绒。家庭账目上记载有作为新年礼物的丝绸床单，价值达400法郎，但这一切的奢华都阻挡不了渗透在这桩婚姻中的忧郁悲凉。


    在王后进城的盛大之日，大队人马沿圣丹尼斯大街（Rue St. Denis）行进，这是通往夏特莱城堡和塞纳河大桥的主干道。它是属于女士们的一天，公爵夫人和贵妇们乘着装饰富丽的轿舆，两侧各有一位贵族领主护驾。库西护送的是女儿玛丽和岳母巴尔公爵夫人，而他的妻子则乘坐的是另一乘轿子。女士们的礼物和珠宝是刺绣工和金匠们的艺术杰作，因为国王希望盖过以往所有庆典的风光。他调来圣丹尼斯修道院的档案，咨询古代王后加冕礼的细节。总是衣着出众的勃艮第公爵无须帮助：他的紧身上衣上绣有40只羊和40只天鹅，每只羊和天鹅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珍珠铃铛。


    在市长的带领下，1200名布尔乔亚沿街而立，站在街道一边的穿着绿色礼服，站在街道另一边的则穿着深红色礼服。挤在街头看热闹的民众数不胜数，“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此”。沿圣丹尼斯大街的房屋和窗户都悬挂着丝绸和挂毯，街道本身则覆盖着精美的纺织品，“其数量是如此之多，仿佛它们一钱不值似的”。


    在通过圣丹尼斯门进入巴黎时，行进队伍从一直延伸至大门的用布匹制成的天国似的天空下走过，天空上缀满了星辰，打扮得像天使的孩子们在下面唱着甜美的歌谣。接下来经过的是喷射着红白葡萄酒的喷泉，唱出悦耳歌声的少女用金杯奉上美酒；然后是搭建在圣三一教堂（Church of Ste. Trinité）前的舞台，舞台上表演的是Pas Sdin，有关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戏剧；接下来又是一个缀满星辰的苍穹，“上帝的身影威坐其中”；然后是“天堂之门”，从上面降下两位天使，他们一边唱着应景的歌曲，一面将自己的黄金和珠宝王冠摘下来戴在王后的头上；接下来，在圣雅克的前面是一个被帘幕环绕之处，男人们在其间演奏着管风琴音乐。在夏特莱堡，一座奇迹般的仿制城堡和长满树木的田野已被树起，作为一出将“国王的御座”戏剧化的演出的道具。戏剧的主题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信仰：国王投身于皇家，为的是维护正义，令弱小者可与大人物对峙。在成群结队的鸟兽之中，12名少女手执出鞘之剑，保护着白鹿免受狮子和鹰的攻击。


    一路上可观赏游览的奇景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所以一直要到傍晚，行进队伍才走过通向圣母院和展示高潮的桥梁。在从圣母院塔楼斜拉至位于圣米歇尔桥（Pont St. Michel）上最高建筑的屋顶的高高绳索上，一位杂技演员手执两根点亮的蜡烛保持着平衡。“他一面唱着歌，一面走在贯穿整条大街的绳索上，看到他的人都啧啧称奇，觉得不可思议。”由于他手中的蜡烛仍在燃烧，所以整个巴黎以及两英里外的人都能够看到他。在500只火把的照耀下，行进队伍于夜间从大教堂返回。


    加冕礼和其他节日都充斥着黄金布、貂皮、天鹅绒、丝绸、冠冕、珠宝和五花八门的发出美妙光芒的物件，它们也许会让旁观者觉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一场盛大的宴会在查理五世招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那个大厅中举行，之后是一个类似的露天表演（用的也许是相同的道具），表演的是“特洛伊的陷落”（Fall of Troy），城堡和船只都置于车轮之上来回移动。在国王和王后所坐的高桌边，只有高级教士和8位女士作陪，其中就包括库西夫人和巴尔公爵夫人。国王戴着黄金王冠，穿着缀以貂皮的深红色外套，鉴于当时正值8月，这给了德尚夏季穿单衣的建议以论据。大厅里拥挤不堪，闷热难耐，已有7个月身孕的王后在经历这在8月举行的一连5天的持续庆典时，几乎晕倒，而库西夫人确实晕倒了，还有一张女士们围坐的桌子被人群推翻在地。窗户被打破，好让空气进来，但王后和许多女士都退入了自己的房间。


    炎热的天气对比武大会也有影响：马蹄扬起的漫天尘土令骑士们抱怨不已，但库西之主一如既往地“光彩夺目”。国王下令用两百桶水来平抑灰尘，“可第二天，一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黎的40位首要的布尔乔亚向国王和王后献上珠宝和金器作为礼物，希望国王能支付税款。两个打扮成古代圣哲的人将礼物封在一顶用精美的丝制薄纱覆盖的轿子中带来，你可以透过薄纱看到珠宝和黄金的熠熠光芒。这富于想象力的呈现并不比它的价值更具说服力。两个月后，当国王离开巴黎前往南方以向百姓展示其新确立的君主权力并试图减轻其压迫时，他前脚一走，巴黎的课税便应声攀升，以便支付王后入城仪式和此次新旅程的开销，这次旅程反过来证明是如此奢华，以至于它没有降低而是增加了课税。在一次操纵货币以资助开销的过程中，普通民众常用的4便士和12便士的小银币的流通在巴黎遭到禁止，使穷人失去在集市上购物的途径达两周之久。谁能够说出，两周的忍饥挨饿和义愤填膺与站在绳索上的杂技演员带来的奇观以及流淌着葡萄酒的喷泉相比，孰轻孰重？


    [1] 原文——“M’a souvent le poing fouci/De beaux florins a rouge escaille”——语义晦涩，但也许提及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价值的钱币（而非用旧的或经过修剪的硬币），通常放在一个顶部扎起来的袋子中，并用彩蜡加盖封印，在这个例子中，是一种“红色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