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皇帝在巴黎

    10年里，法国若非意义最重大也是最特别的事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1377年12月至1378年1月对巴黎的来访。库西闻名遐迩的社交风采再次派上了用场，正如勃艮第公爵举行婚礼时一样，当时，他曾凭着自己优雅得体而光彩夺目的举止去护送到访的贵族们。在这珠光宝气、雄伟壮观的场合中，查理五世的统治达于了巅峰。公众对这华丽辉煌的庆典充满了敬畏和喜悦，而它们对瓦卢瓦家族威望的宣传价值也许与其难以计数的开销旗鼓相当。


    尽管查理五世是瓦卢瓦家族的第三代国王，但他并非对那一头衔的合法性全无担忧，而对于自己父亲身份的怀疑更是让他不那么自在。于公于私而言，他的不懈努力都是为了提升王室的尊严。就政治上说，他安排这次来访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其与自己当皇帝的叔叔的联系来孤立英格兰，而且他还要与他讨论有关领土移交和婚姻安排方面的问题。就情感而言，这种亲属关系对他来说很重要，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叔叔在考验到来时会斤斤计较，圆滑狡黠。最为重要的是，他将有机会举办某种对中世纪的统治而言至关重要的宏伟壮观的公共庆典。


    理论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世俗影响力与教皇对上帝主宰下寰宇社会的精神统治相当。尽管帝国声望的遗响犹存，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头衔都已不再与当下存在的现实相对应。帝国在意大利的主权几乎形同虚设，它位于艾诺、荷兰和卢森堡的帝国西缘正在萎缩，在正在发展壮大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度面前，退入了东部。它的核心是一个由德国封邑、公爵领地、城市、联盟、总督、大主教和主权变化不定、相互交叠的国家构成的杂乱无章的联盟。哈布斯堡家族和卢森堡家族、霍恩斯托芬家族（Hohenstaufens）、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韦廷家族（Wettins）在无休止的战争中你争我夺；Ritter，也就是骑士，靠抢劫商人为生；每座城镇都相信自己的繁荣昌盛要依赖其竞争对手的毁灭；在城镇内部，商人和工匠行会竞相争夺控制权；受剥削的农民的反叛火苗时隐时现。帝国没有政治凝聚力，没有首都城市，没有公共法规、公共财政或公共官员。它是一种已经死亡的理想的遗迹。


    作为基督教共同体理论上的世俗领袖，皇帝是一位通常从波希米亚的卢森堡统治者中选拔出的君主。查理四世的家族与法兰西这个他父亲盲者约翰（John the Blind）首选的家园关系密切。他从7岁起，便在法国宫廷被抚养长大，娶了腓力六世的一位姊妹为妻，而他自己的姊妹博内则嫁给了腓力的儿子让二世。虽然略微有些驼背，皮肤有些发黄，但他在盛年时仍颇为英俊，留着黑色长发和胡须，黑眼睛炯炯有神。如今61岁的他比3个妻子活得时间都长，已经娶了第四位妻子，让七八个子孙通过婚姻形式进入了由匈牙利、巴伐利亚和哈布斯堡王朝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他在显然心不在焉地倾听着请求者和建议者的话语时，聚精会神地削着柳树枝，然后“充满智慧地”对每个人做出回答。他能说和写捷克语以及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拉丁语，都同样流利。他睿智而精明，像他的侄子查理五世一样，两人都是其任性胡为、放纵无度的父亲的对立面。


    查理四世的精明使他足以认识到，他名下的帝国不是查理曼大帝的帝国。他最为担忧的是波希米亚王国，其疆域的辽阔和文化的丰富是他竭力所追求的，它们为他赢得了“国父”的称号。他本人代表着正在使他的帝王头衔变得过时的民族主义倾向。


    当欢迎皇帝的仪式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时，库西在朗格多克总督德安茹公爵的率领下加入了与英格兰的战争，但不是在位于皮卡第的家乡境内，而是在朗格多克与加斯科涅人作战。像兰开斯特一样，安茹也是一位国王的兄弟，他的行动受到想为自己夺得一顶王冠的野心的驱使。通过加入他的军队，库西锻造了几年内将把他拉进安茹对那不勒斯王冠的致命追求之中的那种关联。


    在加斯科涅的包围和小冲突进行了两个月后，库西返回巴黎，充当皇帝的护卫。在艾诺边境的康布雷迎接皇帝的欢迎者中，除了库西，还包括国王的两位主要顾问——拉里维埃尔和默西埃，以及许多贵族、骑士、侍卫，他们构成了一个由300位光彩照人的骑兵组成的团体。12月22日，他们从城市出发，骑马前进了一里格，以迎接正在前来的宾客。200名康布雷的重要城镇居民和神职人员在主教的带领下，与他们一起骑马而行，从站立在城门边的一排排弓箭手和平民面前走过。骑灰马、身披灰色冬季毛皮斗篷的皇帝与其长子、罗马国王温塞斯劳斯（Wences）一起，在众人的护卫下进入城市。在城中，深受痛风折磨的皇帝有些费力地翻身下马，在主教的陪同下在教堂祈祷。


    他在此后的晚宴上告诉法国的领主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拜访国王查理和王后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见到的人”。等他完成了这一目标，并将自己的儿子介绍给他们后，无论上帝何时希望带走他，他都可以心平气和地死去了。皇帝事实上是处于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也许正如人们在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所做的那样，他预见到了死亡，所以他进行这次不舒服的旅行的目的，更多的是对重访其年轻时代的巴黎的渴望，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


    在整个皮卡第和法兰西岛，他每经过一座城镇，都会有代表在欢迎仪式上迎接他，向他提供肉、鱼、面包、葡萄酒和成车的干草和燕麦等礼物，它们都由国王来</a>付费。在每个场合，皇帝都小心翼翼地声明，他是法兰西国王的一座城市中的客人，而他的东道主则要煞费苦心地不让钟声敲响或举行其他仪式，因为它们也许象征着帝国的优越性。皇帝选择灰马是一种姿态，以示此次访问与进入一座帝国的城镇的区别，在后一种情况下，他通常会骑一匹白马。经过授权的法国编年史对这些规程的强调显示，法国国王对此事非常在意。查理五世想要将此次访问打造成展现其主张正义战争的陈列柜，又不想让自己的百姓生出任何幻觉，将皇帝当成霸主或全天下的君王。他精心安排的礼仪和庆祝活动是体现他附加在此次访问之上的重大意义的手段。在他统治时期的半官方的编年史中，有不少于80页的详细记述都奉献给了这次访问。


    在巴黎附近的贡比涅，皇帝受到王后的兄弟德波旁公爵的欢迎，其随从都穿着蓝白相间的杂色新制服。在桑利斯，欢迎者是贝里公爵、勃艮第公爵和桑斯大主教，其500名随从人员一律穿着灰色和白色的服装，骑士们身穿天鹅绒，侍卫穿同样颜色的丝绸。喜爱这种景象的观众会四处传诵此种场合的富丽盛大，但它不幸的主角（他的痛风已变本加厉）却不得不放弃一场计划中的宴会，借助于皇太子的用两匹骡子和两匹马拉的轿子走完剩下的路程。


    在圣丹尼斯修道院，3位大主教、10位主教和整个御前会议迎候皇帝来参观王室陵墓，在那里，他不得不从自己的轿子中被抬出来，然后被抬进教堂，在圣路易的墓前虔诚地祈祷。在表达了他对观看著名的宝藏和圣丹尼斯的遗骨的“强烈渴望”后，教堂向皇帝出示了那位圣徒被保存下来的遗体，圣徒在蒙马特尔（Montmartre，它从此有了此名）山上因被砍去了头颅而殉难后，手捧着头颅走到他放下头颅并修建修道院的地点。皇帝长时间地凝视着那具遗骸，以及圣路易的宝石王冠，还有王室坟墓，特别是腓力六世的坟墓，他曾经是他的姻亲兄弟。


    他进入巴黎时，国王原本计划给他提供一匹黑色战马，却不得不用王后的轿子来替代。教区长的卫兵和2000名商人、地方行政长官和巴黎市民，全都整齐划一地穿着白色和紫罗兰色的杂色礼服，坐在马上，等着护送他与国王会面。无论痛风与否，这个典礼必须要骑马参加。被抬上马鞍的皇帝在儿子的陪伴下，等候着从位于西岱岛的旧宫殿向他们走来的游行队伍。巴黎人已有一代人未曾见过这样的王室仪仗。虽然人数众多，但已采取了特别的措施，好让人人都能看到它。在沿途的每个交叉路口上都有佩有狼牙棒和长剑的卫兵把守，传令者提前一天便警告人们，禁止横穿圣丹尼斯大街。路障被搭建起来，军士会发布准确的命令，告诉行人和骑马者何时何地能或不能横穿马路。


    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桑谢元帅及其卫兵，这些卫兵每人都佩有两把宝剑，头戴有褶边的帽子，他们身后跟着国王的吹鼓手，他们的号角上眼花缭乱地插着色彩明艳的三角旗。4位公爵——贝里、勃艮第、波旁和德巴尔公爵（他是国王的妹夫，玛丽·德·库西未来的公公）——两两骑行，身后是包括身为苏瓦松伯爵的库西在内的12位伯爵，以及一长列的高级教士、贵族、法官、参赞、王室内务官员，每群人都依照其功能统一着装。管家们身穿杂色天鹅绒或两种浓淡不同的红色丝绸，男仆穿天蓝色和浅黄褐色天鹅绒，国王马夫的铠甲是蓝色锦缎，门房穿蓝红两色，仆役长穿白色和浅黄褐色缎子，厨房里的厨师和侍卫穿珍珠为扣、毛皮衬里的丝绸外套，男侍卫穿白色和灰色上杂以黑条纹的服装，葡萄酒招待员穿红底棕色条纹的服装。


    最后走来的是骨瘦如柴的长鼻子国王，他骑着一匹白色骑用马，身穿一件皮毛衬里的深红色披风，头戴“依照古代式样”的钩形帽子。长长的仪仗队伍要花半个小时才可离开宫殿，又因为人们的挤压，两位君主若要面对面相见，还得花更长的时间。两人相见时，都脱去了自己的帽子。查理将自己置于皇帝和温塞斯劳斯之间，小心翼翼地不去碰擦自己叔叔那条疼痛难当的腿，就这样，他们三人并列骑行，重新穿过城市，返回宫殿。


    在马塞尔曾将被谋杀的元帅们的尸体扔在那里的庭院中，皇帝坐在一把黄金面料包裹的椅子上，倾听着其主人的欢迎致辞，在那之后，在他们的房间中，“他们摘下帽子，聚在一起友好地交谈，为他们的相会感到高兴”。第二天排满了宴会、会谈，巴黎金匠向皇帝赠送了他们最精美的艺术品，还有特殊的宗教仪式，以及对圣礼拜堂中的遗骨的瞻仰，它们装饰繁复，熠熠生辉，“能够看到它们就是一种奇迹”。在这些活动之间，两位君主举行了私人会谈，有一次持续了3个小时，正如总理大臣的编年史作者专门注明的那样，“甚至连总理大臣都不在场”，“无人知晓他们说了些什么”。


    国宴利用了14世纪的所有资源来取悦、供应嘉宾，使他们惊诧不已。人数众多的火炬手像活烛台般站在巨大的石头大厅的立柱前，“灯火通明，亮如白昼”。珍馐美味被络绎不绝地端上桌子，只为一次享用，可谓“数不胜数”，对于那位有病在身的尊贵客人而言确实太多了。国王原本点了4道大菜，每道大菜有10对菜肴，但他周到地省掉了一道10对菜肴的大菜，以便减少皇帝坐在桌边的时间。饶是如此，皇帝仍不得不享用30对菜肴，如烤阉鸡和鹧鸪、炖野兔、肉冻和鱼冻、云雀馅饼和牛骨髓炸肉饼、黑布丁和香肠、七鳃鳗和香喷喷的大米，附加菜肴有天鹅、孔雀、鸬鹚和“一飞冲天的”苍鹭，鹿肉和小鸟馅饼、淡水鱼和咸水鱼配“桃花色”鲱鱼汤、白葱韮配千鸟、鸭子配烤猪肠、填馅猪肉、翻转的鳝鱼、卷曲的豆苗——最后是水果薄脆饼、梨、酒心巧克力、枸杞、去壳的坚果和加香葡萄酒。


    在1月6日的宴会上，为800名客人提供的服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下方桌子与上方桌子的上菜时间和菜肴品种完全一样，而且使用的全是金银餐具。王室成员和最高级别的客人坐在置于被架起的平台上的5张桌子边，每人头上都有顶用黄金面料制成的单个天篷，皇帝、国王和兰斯大主教坐在中间的大理石桌子旁。饰有鸢尾花的黄金面料被做成了桌布，或装饰立柱和窗户。挂毯覆盖了窗户之间的墙壁。库西与德波旁公爵一起坐在9岁的皇太子的桌上，“为的是不离他的左右，并保护他不受众多民众的伤害”。年幼的玛丽·德·库西在照料王后的“贵妇”中。在吟游诗人提供的娱乐之后的晚间茶点宴上，德贝里公爵和他的勃艮第兄弟向国王和皇帝奉上了葡萄酒和香料，但他们是否像贵族仆从习惯的做法那样，是在马背上完成的，精疲力竭的编年史作者未加说明。在皇帝1365年对萨伏伊伯爵的前次拜访中，骑在马上的贵族奉上了装有食物的大浅盘，它们被置于为此目的而专门安装了支架的矛尖上。不管它的道德局限如何，骑士精神都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腕。


    宴会进行到高潮时，所有800位客人都前往议会大厅，在那里，一道奇观呈现在他们眼前，它表现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的情景，是14世纪杰出的舞台艺术的成就。正如乔叟的“乡绅的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宴会上的能工巧匠可以将水系引入大厅，让船在水面上来回穿梭，残忍的狮子现出身来，花朵从草地上绽放，葡萄藤在生长，一座似乎是用石头制成的城堡消失不见了，或者，“人人眼中看到的都似乎如此”。在库西时代的一次由某个维达梅·德沙特尔（Vidame de Chartres）举办的宴会上，天花板被漆成了天空的模样，并且可以打开，让菜肴在类似于云朵的机器上降落，等盘子空了，它们又会带着菜肴升上去。一场人工暴风雨伴随着甜点持续了半个小时，落下香味扑鼻的雨水和蜜饯冰雹。


    在为平民大众上演的令人惊奇的戏剧和神秘仪式中，现实主义是众所渴望的效果。一个由砝码和滑轮组成的装置可使耶稣从坟墓中复活，并将他提升到布满云朵的天花板上。天使和魔鬼通过活板门不可思议地现出身来；地狱张开或闭起它那怪异的大嘴，从在后台倾覆的水桶中流出的诺亚的鲜血淹没了舞台，而用曲柄操控的装满石头的大桶发出阵阵雷鸣。当施洗者约翰被斩首时，演员被极其巧妙地飞快带走，换上流着牛血的假尸体和假头颅，使得观众发出兴奋的尖叫声。扮演耶稣的演员有时会一直绑在十字架上，背诵3个小时的诗句。


    舞台比其他任何中</a>介都更为完整地反映了中世纪的生活。从在教堂门口表演的礼拜剧发展而来的戏剧已经离开了教堂，走上街头，在那里，行会和兄弟会使其在安装了轮子的平台上演出，平台按照不同的场景而依次被拖曳。表演从一座城镇走向另一座城镇，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吸引为观众——农民和布尔乔亚，僧侣和学生，骑士和淑女，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当地封建领主。对于重大的表演，传令者会在演出前一天走出去通知公众。主题是宗教性的，但表演方式是世俗性的，旨在娱乐消遣。每个神秘的基督教故事，以及它通过基督的生与死来表现的核心的神秘救赎，都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表演——不恭敬的、血腥的和淫猥的。夜晚巡示的牧羊人被描绘为偷羊贼，以撒的牺牲中的哀婉动人的性质被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最受喜爱的喜剧调剂是舞台上的毛驴，它有时是先知巴兰（Bam）的蠢驴，有时是圣母逃往埃及的坐骑，有时则用来替代3个国王的骆驼。藏在驴皮下的演员发出的“恩——昂”的驴叫声和从抬起的尾巴处落下的驴粪都会引起哄堂大笑，就连驴子载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也是如此。


    黛娜（Dinah）的强奸、赤裸酒醉的挪亚的暴露呈现、索多玛人（Sodomites）的罪恶、长老对苏珊娜（Susanna）的窥视等场景中的性与虐待狂行为以及圣徒殉难时的各种血肉撕裂景象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有违现实的虐待场景是常规的戏剧素材，仿佛一个暴力的时代培育了对暴力的欣赏似的。尼罗（Nero）划开母亲的肚皮查看自己来处的场景，借助于由当地杀猪人提供的、从受害人身上溢出的血淋淋的内肠来加以表演。幸灾乐祸不是中世纪所独有的心态，但它确实是种被瘟疫及接连不断的灾难所诱发的阴暗的变种，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十字架上的受难场景中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那位救赎者显示敌意的士兵身上得到表达。


    在一个焦虑的年代，起源于该世纪后半叶的系列剧《圣母的奇迹》（Miracles of Notre Dame）提供了对于神圣全能的令人慰藉的信仰所能提供的东西。没有哪个如此贫穷或邪恶的不幸之人，没有哪种悲惨境遇或不公正不会被圣母的奇迹干预所矫正。社会上最脆弱的人物，一个被诱惑和抛弃或被诬告有罪的受冤枉的女人，通常是核心人物。在一出戏中，一个长期不孕的女人通过向圣母的祈祷，终于诞下一个孩子，但被生育时的疼痛弄得精疲力竭的她在给婴儿洗澡时睡着了。当孩子溺死在澡盆中时，那位母亲被指控犯下了杀子之罪，并被判决处以火刑。圣母对她丈夫的祝祷做出回应，从天堂降临来安慰他，并且在那位行将被烧死的母亲请求再看自己孩子最后一眼时，让他在她的怀抱中复活。


    罪恶的激情、无信仰的夫妇、育儿的痛苦、脆弱的修女和怀孕的女修道院长、通奸的王后、残酷的儿童死亡构成了戏剧情节。所有人——骄傲的红衣主教和乞丐、法庭监守和屠夫的老婆、犹太人、客栈老板、骚乱的学生、骑士、伐木工、接生婆、乡村傻瓜——都是戏剧人物。圣母对他们所有人都和蔼友善并加以宽恕，甚至一位教皇的母亲，她骄傲地自我膨胀，竟认为自己比上帝之母还要伟大。在接受了适当的惩罚之后，她也获得了恩典。


    戏剧中的上帝身着白袍，头戴镀金假发和胡须，脸上也有镀金，天使有镀金的翅膀，希腊王有副黑胡须，穿撒拉逊人的袍服，妖魔鬼怪戴着可怕的面具、长着触角和分叉的尾巴，身穿覆满马鬃的紧身衣裤。他们经常从观众席跑过，捏痛或恐吓观众。


    从未远离我们脑际的世界末日在“末日审判”和“地狱的折磨”中得到表现，到那时，基督会降临，将亚当和先知带往乐园。反基督会在他指定的时间出现，在传统上固定在最后的审判前的三年半时。他的母亲是一位受到撒旦诱惑的巴比伦妇人，他接受过所有恶魔技能的训练，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国王和红衣主教们都向他效忠，直到他在善战胜了恶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时被推翻。被救者与受诅咒者划清了界线，天使清空了暴戾之气。


    英格兰的一位罗拉德派宣教士力图为14世纪的舞台辩护，说看到基督及其圣徒之激情的男男女女都将深受感动，“满怀同情和热诚，流下痛苦的眼泪，不会蔑视上帝，而是顶礼膜拜”。在看到魔鬼如何使人们走向淫荡和骄傲、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仆从而将他们带往地狱时，人们将转向“善的生活”，从而上演奇迹，“让人变为信徒，而不会变态腐坏”。也许连他自己也未被自己的论点说服，所以他理智地补充说，人必须有些娱乐，他们若是能在奇迹演出中寻求这种消遣，而不是通过其他“笑话”获得，那将再好不过，至少不会那么邪恶。


    在皇帝眼前上演的耶路撒冷的包围突破了此前的主题，第一次再现了一个历史事件。它奇异的技巧和富有神韵的舞台上的战争都令人叹为观止。拥有完整的船桅、船帆和飞舞的三角旗的十字军的船只被如此“轻巧而平顺地”在大厅推进，真如在水面上航行一般。佩戴近300年前的精确纹章（若非装束的话）的骑士从船上蜂拥而出，向经过再造的耶路撒冷城垛发起进攻。一个报告祷告时刻的人从一座彩绘的伊斯兰高塔上颂唱着如泣如诉的阿拉伯祈祷文。缠头巾的撒拉逊人挥舞着邪恶的半月形弯刀，十字军士兵被从云梯上扔出去，观众如痴如醉地注视着这一切，因场面的美丽和激动人心而大受鼓舞，热烈地渴望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这正是这一表演的目的。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宣传者菲利普·德梅齐埃（Philippe de Mézières）得到国王的极大赏识，国王任命他为御前会议成员以及自己儿子的导师。


    第二天又呈现了另一个奇观。一条建造得如同拥有大厅、会议室、壁炉、烟囱和庭院花坛的住宅般建构特殊的船，将王室成员顺河而下运送至半英里外的新卢浮宫。皇帝显然对此印象深刻。查理向他展示了那些再造工程，通过再造，他将那座旧城堡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宫”——窗户和宽敞的楼梯、礼拜堂、花园、壁画、嵌镶板的房间，还有原来的武器库。在那里，弓箭都是最时新的，女人们为箭杆装上了箭翎。晚饭后，大学</a>教员被引荐给皇帝，皇帝用拉丁语对大学校长的正式演讲做出回应。


    查理的最终目的是神化其与英格兰人作战的事业，这一目的于第二天举行的一次全国集会中得以实现，出席这次集会的有50名皇家成员以及大约相同数量的法国大人物——王室公爵、高级教士、包括库西在内的贵族、骑士和御前委员会成员。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录，国王为“英格兰人正在德国传播的谎言”所激发，但从更根本上说，他似乎总是在寻求某种最终的正当理由。他将自己为了和平而做出的让步放在叔叔（也许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的面前，让他来判断它们的分量。


    查理演说了两个小时，追溯了从阿基坦的埃莉诺到《布雷蒂尼条约》的古老纷争，背诵了错综复杂的法律条款，根据这些条款，条约变得无效，战争于1369年重启。如果说这次演讲是法律和历史论点的典范的话，那么皇帝的反应则堪称辞藻华丽的套话之杰作。他谈及忠诚和亲属关系，论及他、他的儿子以及他的臣子们的献身程度，这使他们完全有资格被认为是国王的荣誉及王国、兄弟和儿童的捍卫者——让他们实实在在地被称为“盟友”。不过，如果仔细查看，其主旨却晦暗不明。说到底，假如这次演说——以及整个来访——没有产生具体的同盟关系的话，那冠冕堂皇的语言所起到的效果也许正是法兰西的查理所想要的。


    他没有停止进一步的礼仪和礼物的赠送，与皇帝交换了珐琅彩的高脚杯和镶有红宝石和钻石、蓝宝石和珍珠的贵重短剑。查理认为，君主的豪华气派可通过珠宝、挂毯和黄金艺术品得到最好的展现。他的叔叔丝毫不觉窘迫地向他要一本精美的时祷书，而当查理将一大一小的两本放在他面前供他挑选时，皇帝倾向于不做选择，把两本都留了下来。当他拜访王后及其母亲、年事已高的波旁公爵夫人［她的姊妹贝亚特丽斯（Beatrice）曾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时，情感的闸门被打开了。在共同的回忆中，眼泪尽情地流淌下来，尽管贝亚特丽斯已经死去30年，她的位置被那以后的3任妻子所填补。最后一天在温森斯的丛林乐事中度过，在那里，国王将自己最喜爱的乡间庄园建在那座位于河岸上的著名森林的边缘，给它起名为“马恩河畔美墅”（Beauté-sur Marne）。它的陈设奢华舒适，有美丽的挂毯和一架佛兰德风琴，斑鸠在庭院里咕咕啼鸣，被诗人德尚赞为“最愉悦安逸之地，明艳美好，令人乐而忘忧”。


    皇帝借道兰斯离开，在库西和随行贵族的护送下前往王国的边界。如此纷繁众多的典礼仪式让皇帝吃了不少苦，这有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10个月后，1378年11月，他溘然长逝。


    这次令人难忘的访问即使没有实际的效果，却也给法兰西王室增光不少，使其地位得到提升。尽管王室权力并不明确，御前委员会的权威未得系统阐述，王室政府的机构也总是变化不定，但查理五世对王室角色的感觉得到了肯定：君主身份取决于国王的意愿。君主不在法律之上；相反，他的职责是维护法律，因为上帝不会让暴君进入天堂。约束力在理论上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因为正如一位伟大的神学专家让·格尔森（Jean Gerson）将要提醒查理的继承者们的那样，国王和王子“在开始时，是在民众的一致同意下才产生的”。正如查理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君主崇拜是民众赞同的基础。他有意地培养这种崇拜，而与此同时，他又第一个指出，统治地位可以独立于战争中的个人领导地位，“于会议室中”得到践行。


    位于1378年光辉顶点的法国并没有免遭困境的袭扰。战争已经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卷土重来；纳瓦拉的查理在20年后依旧恶毒如初，再次与英格兰人结为危险的同盟；异端邪说和巫术魔法日益横行，说明了教会所无法满足的需求。


    在教会的所有统治期内，从未有过教会不被某处的异议所抵制的时间。在令人心烦意乱的14世纪，当上帝似乎憎恨人类，或者躲藏在数钱币、卖圣职的教士身后时，与上帝交流的需求从未这么强烈过，也从未像这样得不到他所任命的代理人的满足。一个全神贯注于伦巴第的战争、阿维尼翁的税收和维持其地位的世俗需求的教会无补于民众的需求。行乞修道士运动一直在做最后的努力，试图从内部进行改革，而当它们也屈服于捐款的诱惑时，精神安慰的寻求者们便越来越多地在教会之外的神秘派别中去找寻它。


    声称自己处于将牧师或圣礼的利益排除在外的恩典阶段的贝格派（Beghards），或自由灵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不仅在传播教义上的混乱，也在传播民事上的混乱。它们是永久反抗既有制度的自愿贫穷的教派之一，在德国、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已经兴盛了一个多世纪，有时会因镇压而有所减弱或处于地下，但在14世纪，阿维尼翁和行乞修道士教团的庸俗世故再次激发了它们。因为“自由灵”相信上帝就在自己内心，而非在教堂，并且认为自己处于一种没有罪恶的完美状态，所以他们感觉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一切通常禁止普通人去做的事。性和财产高居榜首。他们实行自由恋爱和通奸，被指责在其公共住宅中行集体淫乱之事。他们鼓励裸露身体，以证明其无罪无垢。作为“神圣乞讨者”，贝格派成员声称他们有权利使用或占有任何他们乐意要的东西，无论它是集市女商贩的鸡，还是客栈里没付钱的一餐饭。因为上帝的内在性，所以这也包括杀死任何试图强行干预者的权利。


    如果说贝格派的习惯较其训诫而言没那么纯洁的话，那么其推动力却是宗教性的。他们寻求的是个人的救赎，而非社会的公正。中世纪的异端邪说都与上帝有关，而非与人有关。贫穷之所以被接受，不仅是在效仿基督和传道者，而且也是要有意地站在腐败之人对财产的贪婪的对立面。变得没有财产，就是变得没有罪恶。异议不在于否定宗教，而在于在寻找一种更纯洁的基督精神的过程中的过度虔诚。它因教会的定义而成为异端，教会在神秘主义者放弃财产的做法中意识到了威克利夫的剥夺馈赠提议中的相同威胁。


    自由灵兄弟会成员穿着故意弄得破破烂烂的类似于僧侣的道袍，像麻雀一样聚集在城镇中，布道，乞讨，扰乱教堂宗教仪式，嘲笑僧侣和牧师。他们来自办事员、学生、持异议的教士，有的来自有产阶层，特别是妇女，所以他们都能说会道，通常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女性由于其挫折和对迷狂的追寻，在神秘教派中尤为突出。在贝干诺派（Béguines）中，她们有自己的教派，是个世俗教团，遵循自己的认真工作的宗教规定，当女修道院没有房间时，会为未婚女子和寡妇提供住处，或者像一位主教批评贝干诺派的文字所显示的那样，为从“婚姻的强制束缚中”撤退的人提供住处。加入贝干诺派的成员都要在一位教区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面前发誓要信奉上帝，但此活动从未得到过教会的正式批准。在街头聚会上，贝干诺派读的是翻译成法语的《圣经》。


    尽管自由灵兄弟会承认两个性别，但它的两个主要信条都由女性写下或阐明，一个是身世模糊的人，只知道她叫施韦特·卡特蕾（Schwester Katrei），另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波雷特（Marguerite Porete），是《自由灵魂之鉴》（The Mirror of Free Souls）的作者，于1310年被开除教籍，连同她的书一起被烧死。继她之后，布鲁塞尔的一个名叫布洛马丁娜（Bloemardine）的富商之女通过宣讲布道吸引了狂热的信徒。1372年，该运动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指控，它的书籍在巴黎的格雷夫广场上被烧毁，法国团体的一位女性领袖让娜·达邦东（Jeanne Dabenton）被推上火刑柱烧死，与她一起烧掉的，还有一个死于监狱的男性同伴的尸体。像精神方济各会（Spiritual Franciscans）一样，尽管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镇压，但自由灵的这一教派仍坚持下来，并不断传播其教义。


    世界末日渺茫无期。1376年，德安茹公爵在批准每年给蒙彼利埃医学院一具尸体用以解剖的过程中注意到，瘟疫和战争导致人口锐减，“还有可能有更大程度的减少，世界将一无所有”。在恶意的和反复无常的事件的影响下，过分紧张的头脑便转向了魔法和超自然力量。法国的审讯官在1374年询问教皇，他是否应当注意魔法师时，格列高利十一世批准他大力追捕他们。自本世纪初起，教廷便对求助于超自然能力的行为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看法，尤其是在约翰二十二世极度活跃的统治期内。在14世纪20年代发布的一系列教皇诏书中，教皇约翰将魔法师等同于异端，批准按此对他们加以处罚，因为他们“与地狱鉴下了契约”，放弃了上帝，寻求魔鬼的帮助。他下令搜出他们有关魔法知识的书籍并烧毁它们。尽管他发出了警告，但彻底进行的案例却寥寥无几，直到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当魔法及其与神鬼学的联系重获新生，并在压制下进行新努力时，这才有所增加。1366年，沙特尔的委员会下令，每周日在每个教区教堂中，都要向魔法师发出诅咒。


    神鬼学和魔法是异端的反面，并不比教会虔诚，而是不虔诚，它们寻求与魔鬼而非上帝的交流。在神鬼学崇拜魔鬼的仪式中，撒旦被装扮为天堂的国王，相信他及其他坠落的天使将重新占据天堂，而天使长迈克尓及伙伴将在地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魔鬼签订的契约会提供没有忏悔的愉悦、性的享受、富足和世俗的野心。如果其代价是永恒的地狱之火，那么它正是许多人在末日审判中无论如何都会预期到的。尽管古老且具本土性，魔鬼学从来只是一种脱离常轨之举，但既然它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答案，所以也被教会视为一种威胁。


    问题在于如何区分邪恶的和合法的神奇力量。受人尊敬的魔法师声称，他们的蜡像或铅像都通过受洗和驱邪而获得了力量，他们的神秘通过弥撒仪式而被奉为神圣，上帝被召唤来迫使魔鬼顺从——实际上，正像愿望实现所证明的那样，上帝源于他们的法术。哪怕只是为了重新找回一个迷途的情人，或是治愈一头农民的病牛，魔法师也会提供除祈祷、牧师和圣徒这一被认可的渠道之外的帮助。随着时代的日趋黑暗，所有的魔法和巫术都渐渐被当作一种与撒旦的暗中签约。


    转向魔法的妇女因同样的原因转向神秘主义。1390年，在巴黎，一名遭到情人抛弃的女子试图通过雇用另一个女人的神奇力量使他变得无能的方式来报复他。两人都被处以火刑。在第二年，又有两名妇女因maleficiam（为恶）的指控而遭到判决。由于针对魔法的审讯中的招供都是严刑逼供所致，所以它们通常反映的是由公诉人拟定的邪恶力量之罪名，又因为被告很有可能是行为古怪的人或狂热分子，要么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所以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认领被归咎于他们的力量。他们承认与魔鬼结交，承认为了色欲或复仇而与魔鬼签约，承认参与魔鬼的仪式，在夜间溜出去与魔鬼交媾，其形状是大得怕人的黑猫，或两眼放光的山羊，或皮肤黝黑、阴jing巨大、眼睛像燃烧的炭火的巨人。魔鬼是哥特式的半人兽，头上长角，脚为偶蹄，牙齿和爪子锋利无比，散发着硫黄的气味，有时还长着驴子的耳朵。口头传说既形成于原告的臆想，也来自被告的幻觉，两者加在一起，为将在下个世纪爆发的反巫术的怒火奠定了基础。


    常识的清晰声音通过国王的哲学顾问尼古拉·奥雷姆（Nics Oresme）之口发出，他鄙视占星术和魔法两者。虽然是位主教，他却是个富有科学精神的人，是数学家、天文学家，还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和《伦理学》（Ethics）。他的一本书以这样的句子开头：“地球是圆的，如同一个球体。”他还提出了地球自转的理论。在驳斥被归于魔法师的力量时，他否认他们可以唤来魔鬼，尽管他没有否定魔鬼的存在。他写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自然原因所解释；一些奇迹或非同寻常的运气必定是天使或魔鬼的作为，但他更愿意寻找自然的或理性的解释。他指出，魔法师谙于运用辅助物来支持幻想——可以制造或引起幻想的黑暗、镜子、药物或气体和烟。幻觉的基础有可能是因斋戒或令人恐惧的现象所引发的头脑的不正确状态。作为一个走在其时代前列的人，奥雷姆认为，魔鬼和幽灵可能源于忧郁症。他还指出，魔法师的证据源于刑讯逼供下的供认，许多奇迹是由想要增加对其教堂供奉的教士们的骗人把戏。


    奥雷姆证明了归纳的弱点。他得了国王的高度尊重，也正是这同一位国王，曾雇用了铸造蜡人以摧毁英格兰人的占星家皮萨诺的托马斯。


    科学精神无法驱散加于时代之上的恶毒影响所带来的感觉。在这个世纪进入其最后25年时，魔鬼和巫术的现实和力量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巴黎大学的神学教师在本世纪末的一次隆重庄严的秘密会议上宣称，几乎已被遗忘的古代谬误和魔鬼正带着经过更新的活力出现，为的是传染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份有28条内容的声明，不是就巫术的力量，而是就它们的不合法性提出反证。他们仍旧断然地否决了那些质疑魔鬼的存在和活动的人的怀疑。


    像往常一样，非正统学说制造了与之不相称的噪音。异端和魔法尽管越来越重要，却并不规范。1378年，教会的真正危险来自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