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3个月前 作者： 塔奇曼
1347年10月，加来沦陷的两个月后，热那亚商船进入了位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Messina）港口，船桨边倒着死人和奄奄一息之人。这些船来自黑海的卡法［Caffa，现在的费奥多西亚（Feodosiya）］港，它位于克里米亚（Crimea），热那亚人一直在此经商。死去的水手在腋窝和腹股沟处呈现出奇怪的黑色肿块，约有鸡蛋或苹果那么大。肿胀处渗出鲜血和脓水，然后疖疮和斑点会随着内出血而在皮肤上四处蔓延。病人会剧痛难忍，并在症状初现的5天之内迅速死去。随着疾病的传播，持续的高烧和吐血等其他症状开始出现，取代了肿胀和腹股沟淋巴结。这些受害人咳嗽不止，挥汗如雨，死亡速度更快，不到三天即死，有时甚至不到24小时。在两种类型中，出自身体的一切——呼吸、汗水、腹股沟淋巴结和肺部的鲜血、带血的尿液、带血的黑色粪便——都臭不可闻。抑郁和绝望伴随着身体的症状，人还未死，“死亡就已爬上了面庞”。
这种病是淋巴结鼠疫，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会感染血液，造成淋巴结炎和内出血，通过接触传播；第二种是更致命的肺炎类型，会感染肺部，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两者同时出现，会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和传染速度。这种病是如此致命，以致人们听说过这样的例子：有人头一天上床时还好好的，可未及他们醒来，就一命呜呼了；还有医生在床边给病人看病，结果比病人还先死去。它的传播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在法国医生西蒙·德科维诺（Simon de Covino）看来，就仿佛一个病人“可以感染全世界”。使瘟疫之恶显得更为可怕的是，它的受害者不知预防，也无药可治。
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及其邪恶神秘之处在一首奇特的威尔士哀歌中得到了表达，它看到“死亡如黑烟般来到我们中间，一场使年轻人夭折的瘟疫，一个漂泊的幽灵，对美丽的容颜全无慈悲之心……腋窝的疮痛使我多么不幸！它在冒泡，真是可怕……一个让人痛苦、令人大喊大叫的脓头……一个疼痛难当的肿胀的疖瘤……它像一块燃烧的炉渣那样沸腾不已……一个色如灰烬的苦难之物”。它发出的疹子丑陋不堪，就像“黑豆的种子、易碎的海煤的残渣……黑死病初期的装点，起皱的杂草被剥除的皮留下的灰烬，一种芜杂异质之混合，一场耸人听闻、非同寻常的黑色瘟疫……”
有关一场据说起自中国，经由鞑靼（中亚）传到印度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以及亚洲各小国的可怕瘟疫的传闻在1346年即传到了欧洲。传说死亡人数是如此惊人，据说印度人口大为减少，整个版图都被死尸所覆盖，其他地区则无一人存活。依照阿维尼翁的教皇克雷芒六世的统计，报告的总死亡人数达到了2384万人。由于此时尚无传染病的概念，欧洲没有感觉受到严重警告，直到商船将瘟疫的黑色负担带入墨西拿，与此同时，其他来自黎凡特的受感染的船只则将它带到了热那亚和威尼斯。
到1348年1月，它经由马赛（Marseille）渗透至法国，经由突尼斯（Tunis）传至北非。它沿着海岸线和可通航的河流，通过船运，向西从马赛经过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港口传至西班牙，向北，借由罗讷河于3月到达阿维尼翁。它于2月至5月间到达纳博讷、蒙彼利埃、卡尔卡松和图卢兹，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传至罗马和佛罗伦</a>萨以及它们的腹地。在6月至8月间，它抵达波尔多、里昂和巴黎，传至勃艮第和诺曼底，然后从诺曼底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南部。在同一个夏季，它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瑞士，再向东北抵达匈牙利。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瘟疫在4至6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它的屠杀，然后在除人口更为密集的较大城市之外的地方逐渐消退，在冬季有所减弱，不料在春天卷土重来，又继续肆虐了6个月时间。
1349年，它在巴黎死灰复燃，传播到皮卡第、佛兰德斯和低地国家，并从英格兰传至苏格兰和爱尔兰以及挪威。在挪威，一只满载着羊毛和死去船员的幽灵船在近海随波逐流，直到它搁浅在卑尔根（Bergen）附近。从那里，瘟疫传入了瑞典、丹麦、普鲁士、冰岛，最远传到了格陵兰（Greend）。除去奇怪地未受传染的波希米亚这一小块地方，以及直到1351年才受到袭击的俄国，到1350年年中，它已经掠过了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死亡率很不稳定，在某些地方，死亡率为1/5，但在另一些地方，死亡率却达9/10乃至几乎完全消灭。尽管如此，现代人口统计学家还是对从印度到冰岛区域的死亡率进行了总体估算，它与在傅华萨不经意的文字中所提到的数字大约相当：“全世界有1/3的人死去。”他的估计在当时普普通通，它并非灵机一动的猜测，而是借自圣约翰对《启示录》中瘟疫死亡率的统计。在中世纪，《启示录》是最受喜爱的人类事务指南。
1/3的欧洲意味着约2000万人的死亡。没有人知道实际上死了多少人。当时的报告是种可怕的印象，而非准确的统计。据说，在人口密集的阿维尼翁，每天有400人死去；7000座被死亡清空的住房被关闭；6周之内，单是一处墓地就接收了1.1万具尸体；有报告说，城市中有一半的居民死去，包括9位即占总人数1/3的红衣主教，以及70位地位稍次的高级教士。目睹络绎不绝地从眼前经过的运尸车，编年史作者们将夸张发挥到极致，将阿维尼翁的死亡人数记为6.2万人甚至12万人，尽管这座城市的总人口可能还不到5万人。
当墓地不堪重负时，阿维尼翁居民的尸体被抛入罗讷河，直至开挖万人坑来倾倒尸体。在伦敦，在这样的万人坑中，尸体层层堆放，直到装不下为止。到处都有报告说，病人死亡的速度超过了生者埋人的速度。尸体被拖出家门，摆在门前。晨光乍现，即可看到新的尸堆。在佛罗伦萨，负责收集尸体的是仁慈堂（Compagnia de Misericordia）——它成立于1244年，目的是照顾病人——其成员身穿红色长袍，戴着把脸遮得只露出眼睛的包头巾。当他们完不成任务时，尸体便会一连数日烂于街头。当棺材不够用时，尸体便躺在板子上，一次两到三具不等，被运至墓地或万人坑。家人将自己的亲戚丢在万人坑，或是将他们草草浅埋，以致“野狗把他们刨出来，吞食他们的尸体”。
由于死去人数的增多和人们对传染的恐惧，人们死去时没有了最后的仪式，埋葬时没有人为其祈祷，这种前景让病人在临死之际充满恐惧。英格兰的一位主教允许俗人相互行忏悔之礼，一如</a>传道者所为，“假如没有男人在场，则女人亦可代之”，假如找不到牧师打理最终的涂油仪式，“那么誓约必须满足”。克雷芒六世发现，有必要批准免除所有死于瘟疫者的罪恶，因为有太多的人得不到牧师的照顾。“无人敲响丧钟，”一位锡耶纳的编年史作者写道，“不管失去了什么，都没有人哭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等死……人们传说并深信：‘这是世界末日。’”
在巴黎，瘟疫一直持续到1349年年底，报告的死亡率是每天800人，在比萨（Pisa）是每天500人，在维埃纳是每天500到600人。巴黎的总死亡人数是5万人，这是城市人口的一半。被1347年的饥荒所削弱的佛罗伦萨失去了其3/5或4/5的市民，威尼斯失去了2/3的人口，汉堡和不来梅虽然规模较小，但死亡人数却与威尼斯大体相同。作为运输中心的城市比农村更有可能受到感染，尽管一旦一个村落被感染，其死亡率会同样高。日夫里（Givry）是个位于勃艮第的富庶村庄，人口为1200至1500人，在这里，在14周的时间里，教区登记的死亡人数达615人。相较之下，在此前的10年中，平均一年的死亡人数只有30人。在剑桥郡（Cambridgeshire）的三个村子中，庄园的死亡率记录为47%、57%，还有一个是70%。当最后的幸存者在人数太少而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时，一座废弃的村落便重新变成了荒野，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只留下覆满青草的阴森轮廓，显示这里曾有人类居住过。
在像修道院和监狱这样的封闭场所，一人受到感染，通常便意味着无人幸免，就如在卡尔卡松和马赛的圣方济各女修道院所发生的那样。在这些地方，每位在修道院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死去了。在蒙彼利埃的140个多明我会中，只有7个幸存于世。彼特拉克的兄弟盖拉尔多（Gherardo）是一个卡尔特派（Carthusian）修道院的成员，他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院长和34个同级僧侣，有时一天要埋3个，直到他和他的狗独自留下，只能离开修道院去寻找可以安身之处。目睹自己的同道一个个死去，这些地方的人不由得会想，这场弥漫于空中的奇怪危险是否是被派来毁灭全人类的。在爱尔兰的基尔肯尼（Kilkenny），方济各会的约翰·克莱恩（John Clyn）教友也是个独自活下来的僧侣，他保留了一份记录，记载了所发生的事情，唯恐“应当被牢记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从我们后代的记忆中消失”。他写道：在感觉到“整个世界可以说都置于恶魔的爪牙之下”，他本人也在等待死神的造访之时，“我留下供继续此项工作的羊皮纸，万一有人活下去，万一有任何一个亚当的族类逃过了这场瘟疫，他们就可以将我开始的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如另一个人所记载的那样，约翰教友死于这场瘟疫，可他挫败了遗忘。
人口约10万人的欧洲最大城市是巴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人口超过5万的次一级城市是根特、佛兰德斯的布鲁日、米兰、博洛尼亚（Bologna）、罗马、那不勒斯、巴勒莫（Palermo）和科隆（Cologne）。伦敦的人口徘徊在5万人以下，是英格兰除约克外的唯一一个人口超过了1万人的城市。人口在2万—5万人之间的城市有法国的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马赛和里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Barcelona）、塞维利亚（Seville）和托莱多（Toledo），意大利的锡耶纳、比萨和其他二流城市，以及罗马帝国汉萨公会（Hanseatic）的商业城市。瘟疫横扫了所有这些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使1/3至2/3的居民丧生。总人口为1000万至1100万的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可能最高。继佛罗伦萨破产、庄稼歉收、1346—1347年的工人暴动以及使罗马突然陷于无政府状态的科拉·迪里恩齐（C di Rienzi）起义之后，这场瘟疫作为接二连三的灾难的顶峰出现。仿佛世界确实在恶魔的掌握之中似的，这场瘟疫于1348年1月初次在欧洲大陆的出现，恰巧与一场使从那不勒斯至威尼斯一线都变得残破不堪的可怕地震同时发生。房屋倒塌，教堂塔楼倾倒，村庄被粉碎，破坏还远至德国和希腊。被恐怖钝化的情感反应经历了一种萎缩，一位编年史作者将此萎缩概括为：“在这些日子里，葬礼无人致哀，婚礼乏友相贺。”
在锡耶纳，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于瘟疫，原计划建成世界最大的大教堂停建，并且因为缺乏工人和熟练的石匠以及幸存者的“忧郁悲伤”而再也没有恢复建设。这座大教堂被缩短的十字形翼部仍旧屹立在那里，成了横扫欧洲的死亡之镰的永久见证。锡耶纳的一位编年史作者阿尼奥洛·迪图拉（Agnolodi Tura）记录了对传染的恐惧，它令人的所有其他本能都冻结了起来。“父亲抛下了孩子，妻子抛下了丈夫，兄弟相互抛弃，”他写道，“因为这场瘟疫似乎删去了呼吸和叹息。人们便这样死去。找不到为了金钱或友谊而去埋葬死者的人……我，被人叫作‘胖子’的阿尼奥洛·迪图拉，亲手埋葬了自己的5个孩子，其他人也大致如此。”
对他有关非人道的记述发出共鸣的记录比比皆是，却少有记述能对它加以平衡，因为这场瘟疫不是那种可激发相互救助的灾难。它的可恶之处和致命性不曾将处于共同悲伤中的人们集合起来，却只是促使他们渴望逃离彼此。“地方法官和公证人拒绝前来为处于弥留之际的人订立遗嘱。”西西里岛皮亚扎（Piazza）的一位方济各会修道士如是说；更有甚者，“连牧师也不来倾听他们的忏悔。”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位教士报告了英格兰牧师的相同举动，他们“不履行职责去照看自己的教民，使之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从苏格兰到俄国，父母抛弃孩子和孩子抛弃父母的事例在整个欧洲都有记录。薄伽丘对佛罗伦萨的瘟疫进行了非常著名的记录，它成了《十日谈》的导言。他在记录中写道，灾难使人心变得冷硬，“人人相互躲避……家属彼此疏远，兄弟相互遗弃，妻子屡屡遗弃丈夫；不但如此，更有甚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弃之不顾，任其生死，不理不睬，不闻不问，仿佛他们从来都是陌生人”。在14世纪，夸大其词和文学悲观主义十分常见，但教皇的外科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是个冷静、仔细的观察者，他报告了同样的现象：“父亲不去探望儿子，儿子也不去探望父亲。仁慈已死。”
不过，并非完全如此。据编年史作者让·德韦内特所述，在巴黎，H?tel Dieu（市政医院）的修女们“不惧怕死亡，她们亲切温和、谦卑恭敬地照看着病人”。新来的修女不断代替死去的修女，直到“屡屡被死亡所更替的修女如今都像我们虔诚地相信的那样，安详宁静地回到了基督的身边”。
当瘟疫于1348年7月进入法国北部时，它先在诺曼底安营扎寨，然后被冬季所阻止，给了皮卡第一段欺骗性的间歇期，直到第二年夏季的来临。要么是为了表示哀悼，要么是为了发出警告，黑色的旗帜在诺曼底那些最受重创的村庄的教堂塔顶飞舞飘扬。“那时”，弗卡蒙特（Fourcarment）修道院的一位僧侣写道，“诺曼底人中的死亡率奇高，使得皮卡第人对之报以嘲笑。”因为冬天的到来而未受英格兰感染的苏格兰人也报告了相同的不睦邻的反应。在听说了正在折磨“南方人”的疾病后，他们心花怒放，聚集起军队，准备发动一场侵略，“对敌人大肆嘲笑”。还未等他们动身，那凶猛的死亡率也降临在他们身上，一些人一命呜呼，剩下的人陷入惊慌，在他们四散奔逃之时，传染病也被带往了别处。
在1349年夏季的皮卡第，瘟疫渗透进了库西城堡，杀死了昂盖朗的母亲凯瑟琳和她的新丈夫。她9岁的儿子是偶然地躲过了一劫，还是有可能与他的一位监护人一起住在别处，无史料的记载。在附近的亚眠，制革工人迅速对劳动力的损失做出反应，联合起来，讨价还价，要求涨工钱。在另一个地方，有人看到村民们随着鼓声和号声翩翩起舞，当被问及原因时，他们回答说，看到自己的邻居每天都在死去，而自己的村庄始终未受感染，这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凭借内心的欢乐”而将瘟疫拒之门外，“那就是我们跳舞的原因”。再往北，在位于佛兰德斯边境的图尔内，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吉勒斯·利·穆伊西斯（Gilles li Muisis）保留了对瘟疫最生动形象的记录之一。他记录说，丧钟整日整夜地敲响，因为教堂司事急于在还能收取费用时获得它们。哀悼之声充斥着整个城市，使得城市被恐惧所压抑，以致当局禁止敲钟和穿着黑色衣服，将参加葬礼的送葬者限制为两个人。大多数城市都下令不得敲响葬礼钟声，传令者也不得发布死亡宣告。锡耶纳会对除鳏寡者外的所有穿丧服者处以罚款。
逃离是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或安排得了逃离的人的主要办法。富人逃到他们的乡下宫殿，就如薄伽丘笔下的佛罗伦萨年轻贵族那样，他们在一座田园诗般的宫殿中安下身来，宫殿“四面都不与道路相通”，宫内有“冷冽的井水和窖藏的珍稀美酒”。城市贫民死于他们的藏身处，“只有尸体的恶臭会让邻居们知道他们已死”。无论南北，穷人都比富人受到了更加深重的痛苦折磨，这一点在当时得到了清晰的记录。苏格兰编年史作者富尔登的约翰（John of Fordun）直截了当地说，那害人精“专门袭击卑微的普通人——很少袭击大亨们”。蒙彼利埃的西蒙·德科维诺做了某种相同的观察。他将其归因于使穷人更易受到传染的悲惨境遇、欲望和艰难生活，这只是一半的真相。密切接触和缺乏卫生设施是未被意识到的另一半真相。人们还注意到，年轻人的死亡比例高于老年人；西蒙·德科维诺将年轻人的消失比作田野上鲜花的凋谢。
在乡村，农民们将死人扔在道路上、田野里和房子中。日益绝望的幸存者变得无动于衷，任凭成熟的小麦荒在地里，牲畜无人照看。牛和驴、绵羊和山羊、猪和鸡四处逃跑，于是，按照当地的报告，它们也死于瘟疫。一身珍贵羊毛的英格兰绵羊在全国各地死去。编年史作者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是莱斯特修道院（Leicester Abbey）的教士，他报告说，仅在一片地里，就死了5000头羊，“它们的尸体被瘟疫弄得腐烂不堪，就连野兽和鸟类也不去碰触它们”，它们还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恶臭。在奥地利，阿尔卑斯狼群下山来捕捉绵羊，可是，“就仿佛接到了某种看不见的警告，它们掉转头去，逃回了旷野”。在遥远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边境，狼群突现在一座被瘟疫所困的城市，袭击了城市里的幸存者。由于无人放牧，畜群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死在篱笆边和壕沟中。狗和猫也不能幸免。
劳动力的死亡带来了可怕的前景，因为14世纪人的生活与每年的收成密切相关，他们要靠收成来获取食物和来年的种子。奈顿写道：“剩下的仆人和劳工寥寥无几，所以无人知道去向谁求助。”没有未来的感觉迅速导致了一种绝望的痴呆。多瑙河边纽伯格（Neuberg）的一位巴伐利亚编年史作者报告说：“男人和女人……像疯子一样四处游荡”，任其畜群四散走失，“因为无人有心去关注未来”。农田荒芜，春种未播，次生林带着大自然那惊人的能量重新在被开垦的土地上蔓延开来，堤坝崩塌，海水重新入侵低地，将其变为不毛之地。由于存留下来恢复数世纪工作的人少之又少，用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的话来说，人们觉得，“这个世界再也恢复不了以前的繁荣”。
虽说死亡率在默默无闻的穷人中更高，但名人和伟人也会死去。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十一世（Alfonso XI）是唯一死于瘟疫的在位君主，而他的邻居，阿拉贡国王佩德罗（King Pedro of Aragon）则在6个月的时间里失去了妻子莉奥诺拉王后（Queen Leonora）、女儿玛丽（Marie）和一个侄女。拜占庭皇帝约翰·康塔屈泽纳（John Cantacuzene）失去了儿子。在法国，跛脚王后让娜及其媳妇、皇太子之妻博内·德卢森堡（Bonńe de Luxemburg）双双死于1349年，与昂盖朗的母亲的死期相同。路易十世之女、纳瓦拉王后让娜是另一个牺牲品。爱德华三世的二女儿乔安娜（Joanna）在前往嫁给卡斯提尔的继承人佩德罗的路上，死在了波尔多。女人显然比男人更易染病，这也许是因为她们更常足不出户，所以更易受到跳蚤的叮咬。薄伽丘的情妇、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菲亚梅塔（Fiammetta）像彼特拉克的挚爱劳拉（Laura）——不管是真的还是虚构的——一样死去。彼特拉克向未来的我们伸出手来，呼喊道：“噢，快乐的后来人啊，他们将不会体验到如此深渊般的悲痛，他们将把我们的证言看作无稽之谈。”
在佛罗伦萨，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乔瓦尼·维拉尼（Giovanni Vini）于68岁时死去，死时，他的一个句子才写到一半：“...e dure questo pisto lenza fino a...（……在这场瘟疫中，有件事走到了尽头……）”锡耶纳的绘画大师安布罗焦·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和彼得罗·洛伦泽蒂（Pietro Lorenzetti）兄弟的名字在1348年以后便再未出现，据推测，他们死于瘟疫，就像佛罗伦萨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安德利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一样。奥卡姆的威廉和英格兰神秘论者汉波尔的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 of Hampole）都在1349年后不再被提及。普拉托商人弗朗西斯科·达蒂尼失去了双亲和两个兄弟姐妹。死亡令人好奇地席卷了伦敦的某些商行。切割行（Company of Cutters）的全部8位管理者、制帽行（Hatters）的全部6位管理者、金匠行（Goldsmiths）的4位管理者都在1350年7月前死去。大布商和四届伦敦市长约翰·普尔特尼爵士（Sir John Pulteney）成了牺牲品，正像加来总督约翰·蒙哥马利爵士（Sir John Montgomery）一样。
在教士和医生中，因为职业性质，死亡率自然很高。在威尼斯的24位医生中，据说有20位死于瘟疫，尽管按照另一则记录，有人认为他们中有的人逃跑了，或是闭门不出。西蒙·德科维诺医生报告说，在蒙彼利埃这个中世纪顶级医疗学校的所在地，尽管存在大批的医生，“但几乎无一幸免”。居伊·德肖利亚克承认，在阿维尼翁，他之所以履行了自己的上门诊治之责，只是因为他害怕落下坏名声而不敢跑开，可是，“我一直感到害怕”。他声称自己已经染病，但通过自我诊治而痊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是极少数从疾病中康复的人之一。
教士的死亡率随着级别而有所不同。虽然1/3红衣主教的死亡数字与整体比例相当，但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都集中在阿维尼翁。在英格兰，依着一种奇怪而堪称不吉的序列，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福德（John Stratford）死于1348年8月，他指定的继任者死于1349年5月，下一位继任者死于3个月之后，3个人都在不到一年内死去。尽管存在这样不可思议的莫测之事，但经过努力，高级教士的存活率通常都要高于较低级的教士。在主教中，死亡率据估计约为1/20。可是，即使许多牧师逃避了照料将死之人的可怕职责，但他们的死亡比例仍与整个人口的死亡比例大体相当。
从总体上说，因普遍的混乱而死去的政府官员并未找到特殊的避难所。在锡耶纳，执掌政权的9人寡头集团中有4人丧生，在法国，有1/3的王室公证人丧生，在布里斯托（Bristol），52位市议会成员中的15人丧生，占了几乎1/3。税收显然受到重挫，其结果是，在1347年至1348年的冬季，腓力六世只从各等级那里收取到了一小部分应允给他的援助金。
无法无天和放纵恣肆与瘟疫相伴而来，就如在公元前430年雅典的大瘟疫期间一样。据修昔底德记载，当时，男人在追逐酒色之欢方面变得胆大包天：“因为看到富人在瞬间死去，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立即承继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心想，生命和财富就如过眼云烟，于是，他们决心要及时行乐。”人类的行为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圣约翰在设想《启示录》中的瘟疫之时，他从经验或种族记忆中得知，那些幸存者“不会后悔他们的亲手所为……他们既不后悔自己曾行谋杀，亦不后悔曾施巫术，亦不后悔曾事通奸，亦不后悔曾为盗贼”。
对起因的无知更增加了恐怖感。14世纪的人们对于瘟疫真正的传播者老鼠和跳蚤毫无怀疑，也许因为它们太过熟悉。跳蚤尽管是家中一种常见的恼人之物，在当时的瘟疫记录中却一次也未被提及，老鼠只被偶然提及，尽管民谣常常将它们与瘟疫联系在一起。穿彩衣的吹笛人（Pied Piper）[1]的传奇起源于1284年的一次爆发。真正的鼠疫杆菌（Pasture pestis），要到500年后才会被发现。这种以腹股沟腺炎形式出现的细菌要么生活在跳蚤的腹部，要么生活在跳蚤寄生的老鼠的血液中，通过老鼠或跳蚤的叮咬被传播给了人类和动物。它借助于Rattus rattus，即生活在轮船上的中世纪小黑鼠，以及较大的灰鼠或沟鼠四处传播。促成了这种细菌从无害到有毒形式转变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如今人们认为，它的发源地不是中国，而是在中亚某地，并随着穿越沙漠的商队传播开来。认为这次瘟疫起源于中国是14世纪的一个错误观念，它根据的是对中国可追溯至14世纪30年代的因干旱、饥馑和瘟疫而造成大量死亡的真实但延误的报道，它的时间太迟，不能为于1346年在印度出现的瘟疫负责。
这个幽灵般的敌人无名无姓。“黑死病”之名仅在后来的再次爆发时才出现，而在首次传染期间，它只是被称为“瘟疫”或“高死亡率”。来自东方的报道被可怕的想象所夸大，谈及奇怪的暴风雨和“大片大片的火海”，与之相交杂的，是“所到之处几乎片甲不留的”巨大冰雹，或是一场“巨大的火雨”，它烧毁了人类、野兽、石头、树木、村庄和城市。在另一版本中，因火灾而起的“臭不可闻的强风”将传染病带到了欧洲，“现在如有所怀疑的那样，它顺道来海岸拜访”。这一例子中的准确观察并不能使人们的思维跳至轮船和老鼠，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有关由动物——或昆虫传播的传染概念。
人们归咎于地震释放出了地球内部的硫黄和臭气，或者将之视为证据，说明行星与海洋间的巨大碰撞导致水的上升和蒸发，直到鱼类大批死亡，恶化了空气。所有这些解释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提到了有毒空气这个因素，它由瘴气和浓密、恶臭的雾气构成，它们源自各种各样自然的或想象中的介质——从不流动的湖水到地球有害的连接处，从魔鬼之手到上帝的愤怒。中世纪思维局限于星辰影响之理论，强调空气是疾病的传播者，而无视卫生或显而易见的携带者。两种携带者的存在使人们的追踪产生了困扰，尤其是因为跳蚤可以离开老鼠而独自存活并传播长达一个月之久，假如受到该细菌特别有害的败血症形式的感染的话，就可以在不从老鼠那里重新受到感染的情况下传染人类。该疾病的肺炎形式的同时存在（它确实是通过空气传播）则使问题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传染的神秘性是“所有恐惧中最可怕的”，正如阿维尼翁一位无名的佛兰德教士在给布鲁日一位通信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对瘟疫早有耳闻，从雅典的瘟疫（据信是斑疹伤寒）到公元6世纪拖延不去的流行病，再到12世纪和13世纪再度的零星爆发，但它们都没有积累下可供理解的材料。人们很快便观察到，感染来自与病人或他们的住房、衣物或尸体的接触，却对此大惑不解。真蒂莱·达福利尼奥（Gentile da Foligno）是佩鲁贾的著名内科医生，还是位于博洛尼亚和帕多瓦的大学</a>的医学博士，他推测，有毒物质“是借助于呼进呼出的气息来进行传播的”，说这话时，他接近了呼吸道传染病。由于对极微小的携带者一无所知，所以他只好假设，空气被行星的影响所败坏。不过，行星无法解释持续的传染。对答案的艰难搜寻导致了诸如随视觉转移这样的理论。居伊·德肖利亚克写道，人们之所以会生病，不仅是因为留在病人身边，而且“甚至是因为看到了他们”。300年后，乔舒亚·巴恩斯（Joshua Barnes），爱德华三世在17世纪的传记作者，可能写下这样的话：传染的力量进入了光束，“将死亡从眼睛掷入体内”。
纠结于证据的医生们无法脱离占星术的术语，他们相信，整个人类生理学都是它的所属课目。医药之所以是中世纪生活的一个方面，也许因为它与阿拉伯人有关，而非由基督教教义所塑造。神职人员痛恨占星术，却无法消除其影响。居伊·德·肖利亚克曾是连续三位教皇的内科医生，他的行医活动都要遵从十二宫图。尽管他的《外科学》（Cirurgia）是当时有关外科手术的重要论文，尽管他知道使用鸦片、蔓德拉草和毒芹制成的麻醉药，可他也会依据行星开出血或吃泻药的处方，根据一归太阳管一归月亮管的说法来区别慢性病和急性病。
1348年10月，腓力六世要求巴黎大学医学院提供有关那场似乎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痛苦折磨的报告。医生凭借小心翼翼的命题、反证和证据，将之归咎于土星、木星和火星据说于1345年3月20日发生的在水瓶座40度处的三重交汇。然而，他们知道，造成这些影响的“原因就连受过最高级训练的有识之士也无从知晓”。巴黎大师们的裁断变成了官方版本。它们被借用，由书记员誊抄，被携带至国外，从拉丁语翻译成各种各样的地方语言，从而被世界各地乃至科多瓦（Cordova）和格拉纳达（Granada）的阿拉伯医生当作科学结论（如果不是流行答案的话）所接受。因为该课题极其有趣，所以有关瘟疫小册子的翻译激发了民族语言的使用。就此而言，可以说生命源自死亡。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上帝的愤怒。行星说也许会令有学识的医生满意，但上帝更贴近普通人。一场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却如此横扫一切、毫不留情的灾祸，只能被看作上帝对人类罪恶的神圣惩罚。它甚至有可能是上帝对其创造物的终极绝望。马泰奥·维拉尼将这场瘟疫比作带有终极目标的大洪水，相信自己是在记录“人类的灭亡”。平息圣怒的努力多种多样，例如，鲁昂城就曾下令，有可能触怒上帝的一切行为，如赌博、诅咒、酗酒等，都必须停止。更为普遍的是最早由教皇授权的悔过游行，有的长达3天，有的参加人数多达2000人。它们所到之处都伴随着瘟疫，并助长了它的传播。
忏悔者们麻衣跣足，抛洒灰烬，哭泣，祈祷，揪头发，携带蜡烛和圣物，有时还将绳索绕在脖子上，或是用皮鞭抽打自己，就这样蜿蜒地走过街道，恳求居于其圣龛中的圣母和圣徒们的怜悯。在德贝里公爵（Duc de Berry）《豪华时祷书》（Très Riches Heures）中的一幅生动形象的插图中，教皇出现在有4位着装从头至脚都是深红色的红衣主教参加的忏悔游行中。他高举双臂，向位于圣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顶端的天使祈祷，而身穿白袍的牧师们则捧着旗帜和盛放在金匣中的圣物，转头看着他们中的一员，此人被瘟疫所袭，摔倒在地，面容被焦虑所扭曲。在队伍后面，一位身着灰袍的僧侣倒在了另外一个已经倒地的受害者身边，市民则怀着恐惧看着他们。（名义上，这幅插图反映的是6世纪发生在教皇大格列高利时的一次瘟疫，但因为中世纪画家并不区分过去和现在，所以该情景显示的应当是画家在14世纪的亲眼所见。）当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出这些游行是传染之源时，克雷芒六世不得不禁止它们。
在瘟疫最先出现的墨西拿，人们恳求相邻的卡塔尼亚（Catania）的大主教将圣阿加莎（St. Agatha）的遗骨借给他们。当卡塔尼亚人拒绝让遗骨离开时，大主教将它们浸在圣水中，然后亲自将水送至墨西拿；在那里，他怀揣圣水参加了一次游行，嘴里念着祈祷文和连祷文，走遍了大街小巷。与上帝共同执掌中世纪宇宙的恶魔现身为“以狗的形状出现的魔鬼”，想以此吓唬民众。“一只爪子上抓着一把出鞘的利剑的黑狗出现在他们中间，咬牙切齿地冲向人们，将祭坛上的所有银制容器、灯具和烛台打破，并把它们扔得到处都是……于是，被此奇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的墨西拿人，全都莫名其妙地被恐惧所压倒。”
世俗原因的显而易见的缺乏赋予了瘟疫一种超自然和邪恶的品质。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信，一个妖女会以一缕蓝色火焰的形式从死人的口中冒出，然后穿过空气，传染邻居。在立陶宛，该妖女据说会透过门窗挥舞一块红色头巾，好让有害之物进入。根据传说，一个勇敢的人故意等候在自己打开的窗户前，手握抽出的宝剑，在头巾摆动之时，砍下了挥舞头巾的手。他死于他的所作所为，但他的村庄因此得救，那块头巾作为一种圣物被长期保存在当地的教堂中。
最后，在恶魔和迷信之外的是上帝之手。教皇在1348年9月的诏书中承认了这一点，论及“上帝用以折磨基督教民众的瘟疫”。在约翰·康塔屈泽纳皇帝看来，很显然，一种如此可怕、如此恶臭、如此恼人的疾病，特别是一种未等其受害者死去便将凄惨的绝望加在他们身上的疾病，不是“自然”加在人类身上的瘟疫，而是“一种来自天堂的惩罚”。在农夫皮尔斯看来，“这些瘟疫出于纯粹的罪恶”。
对此观点的普遍接受导致了一种膨胀的罪恶感，因为假如瘟疫是种惩罚，那么就一定有引起它的可怕罪恶。14世纪的人们会想到什么样的罪恶？首先是贪婪，即贪心之罪，然后是高利贷、世故、通奸、亵渎神明、谎骗、奢侈、不信教。乔瓦尼·维拉尼试图解释那瀑布般降临在佛罗伦萨的灾难，他的结论是，它是对贪婪和压迫穷人的高利贷之罪的报应。对穷人，特别是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农民状况的同情和愤怒，常常为当时的作者所表达，无疑反映了那个世纪的良心。潜藏在那一切之下的是中世纪的日常生活状态，其中几乎没有一种行为或思想，无论是有关性的、商业的还是军事的，不与教会的命令相抵触。只要不事斋戒或不做弥撒就是罪恶。其结果是那时候瘟疫正在打开的埋于灵魂深处的罪恶之潭。
被当作上帝的惩罚接受下来的死亡率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黑死病之后的评论真空</a>。一项调查注意到，在佩里戈尔（Périgord）的档案中，无数次提到了战争，却很少提及这场瘟疫。傅华萨提到了大规模死亡，但只有一次，乔叟则几乎对它只字未提。这种大到竟致打算灭绝人类的神的愤怒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应对瘟疫的努力，无论是在治疗方面还是预防方面，都极少奏效。因为对减轻瘟疫感到绝望，医生们的主要努力是阻止它的发生，主要方法是焚烧芳香物质以净化空气。基督教王国的领袖，教皇克雷芒六世，就是靠这种方法保住了健康，尽管其原因不明：克雷芒的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下令，应在教皇的公寓中烧两大堆火，并要求教皇于阿维尼翁夏季的高温中坐在它们中间。这种激烈的治疗手段发挥了作用，无疑是因为它阻止了跳蚤的光顾，也因为德肖利亚克要求教皇单独留在其房间内。房间里应克雷芒的要求所绘制的有关园艺、打猎和其他世俗享乐的壁画，也许让他感到了一丝神清气爽。作为喜爱穷奢极欲的辉煌壮丽和“感官之罪恶”的教皇，克雷芒还是个博闻强识的人，是艺术和科学的资助人，他现在鼓励对死人进行解剖，“以便了解这种疾病之源”。多次解剖在阿维尼翁和佛罗伦萨得以实施，在这些地方，为了达此目的，市政当局会购买尸体，将之转送给医生。
在14世纪，医生的治疗方法从经验性的、感知性的到神奇性的不一而足，一种方法与另一种方法之间罕有差异。尽管教会禁止解剖学和生理学调查，禁止解剖尸体，但通过阿拉伯论文传递的盖伦的经典解剖学，在私人解剖课上仍十分活跃。对知识的需求有时能够使人违抗教会：1340年，蒙彼利埃批准每两年开办一次持续数日的解剖课；在课上，一位外科医生会解剖一具尸体，同时一位医学博士会进行演讲。
另外，有关心性的理论，连同占星术一道，统治着医学实践。人们认为，所有人类脾性都属于以下4种心性中的一种：乐天的，冷淡的，易怒的，忧郁的。通过与十二宫图之征候的各种排列（每种排列都主管着人体的一个特殊部位），心性和星座决定着身体的温度、湿度，以及每个人身上的男子气和女人气的比例。
尽管拥有所有这些图表和星辰，而药剂简直就是巫师酝酿的混合物，但医生还是非常注意饮食、身体健康以及精神态度。他们也并不缺乏实践技能。他们可以接上断骨、拔牙、取出膀胱石、用银针袪除眼睛里的白内障，还可以用从手臂上移植过来的皮肤修复破损的面容。他们理解癫痫症和中风是种脑部的痉挛。他们利用尿液分析和脉搏跳动来进行诊断，知道什么样的物质可充当泻药和利尿剂，运用桁架来治疗疝气，用油、醋和硫黄配制的混合物来治牙痛，用研磨过的芍药根加玫瑰油来治疗头痛。
对于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疾病，他们转而依靠超自然或由金属、植物和动物材质构成的复杂混合物。令人不快的事物就如昂贵物品一样，具有额外的价值。用童子尿洗皮的方式治癣，用山羊粪便和迷迭香及蜂蜜制成的灰泥治疗痛风。他们的目标是让病情得到缓解——治愈则留给上帝——所以心理建议是他们的常用手段。为了避免痘疮，害天花的病人要用红布裹身，睡在悬有红色悬挂物的床上。如果手术不起作用，则必须依赖圣母或圣徒遗物的帮助。
身着紫色或红色长袍、头戴皮毛兜帽的医生是地位重要的人。禁奢令对他们开了绿灯，他们戴用银丝制成的腰带和有刺绣的手套，并且，按照彼特拉克那令人生气的叙述，他们在仆人的照料下骑马去探望病人时，竟放肆地穿着金马刺。法律允许他们的妻子在衣服上的支出比其他妇女多出许多，也许这是对医生可能要求的高昂费用的肯定。并非所有人都是学识渊博的教授。薄伽丘笔下的西蒙医生便是个专治直肠和肛门的医生，他的门上画着只夜壶，以表明他的专长。
当事情涉及瘟疫时，病患的治疗方式多种多样，它们都旨在将毒气或感染从身体里吸出来：放血，用泻药或灌肠剂净化身体，用柳叶刀切开或烧灼腹股沟的淋巴结，或者使用热石膏。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有多大作用。药物从用研成粉末的鹿角或没药[2]和藏红花制成的片剂，到用可饮用的黄金制成的饮剂，范围广大。开出的处方有用稀罕物种与研成粉末的珍珠或绿宝石制成的混合物，也许其根据的理论（现代医学对此并不陌生）是，病人的治疗价值感与花费成正比。
医生建议，地板应当洒水，手、口和鼻孔应当用醋和玫瑰水清洗。他们还推荐吃不油腻的饮食，特别是在睡觉时要避免激动和生气，进行温和的锻炼，尽可能消除所有地方的沼泽及其他阴湿空气之源。外出时应当携带用来自异国的化合物制成的香丸，它们可能并非传染病的解药，而更多的是瘟疫带来的恶臭的解药。与此相反，人们奇怪地相信，公共厕所的看护人是免疫的，出于这一想法，许多人前往公厕，其理论是，恶臭对治疗有效。
污水处理在14世纪并非没有提供，尽管远远不够。私家厕所、化粪池、排污管和公共厕所都有，尽管它们并未取代敞开的街道阴沟。城堡和富裕的城市住宅有自用厕所，它们建在凸出外墙的小隔间中，地面上有洞，可使排泄物落入河中或可随后移除的壕沟中。远离河岸的城市住宅在后院设有化粪池，依照规定与邻居的化粪池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它们理应依照城市条例修建，但其中的排泄物经常会渗入水井或其他水源。除了家里的尿液，自用厕所中的脏物不得排入街道阴沟。公众舆论对条例的嘲笑更多的是在指责不卫生的街道，而非不充足的技术。
一些修道院和包括库西在内的大城堡有独立的建筑来充当供僧侣和卫戍部队使用的公共厕所。库西3层主塔的每一层都有公厕。污水被输送到带有通风孔和用于清除污水的开口的拱形石壕中，或送入地下坑道中，后来，这些地下坑道被一个更加浪漫的时期的调查者误认为是秘密通道和</a>地下密牢。在“高贵”建筑的概念之下，15世纪和之后世纪的人宁肯无视人类排泄物，所以库西的卫生状况可能比凡尔赛宫还要好些。
在瘟疫期间，随着打扫街道的人和运货马车夫的死去，城市越来越污秽不洁，传染从而加重了。一条街上的居民也许会共同出资租一辆马车来运走垃圾，但精力和意愿都受到了抑制。街道清扫系统的崩溃反映在爱德华三世于1349年写给伦敦市长的一封信里，信中抱怨，伦敦的大街小巷“被人的粪便弄得龌龊不堪，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毒气，给路过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尤其是在这个疾病传染阶段”。国王有可能完全看不到尸体堆积的日常景象，他下令，街道要打扫得“像过去一样”干净。
许多城市都颁布了严厉的隔离措施。比萨和卢卡（La）刚一受到传染，它们的邻居皮斯托亚（Pistoia）便禁止其可能去那两个遭受瘟疫袭击的城市走亲访友或做生意的市民回家，同样也禁止羊毛和亚麻布的进口。威尼斯的总督和议会下令在岛屿上的掩埋深度最少要达到5英尺，并组织了一个船队来运送尸体。波兰在边境修建了隔离带，这成功地使它处于相对免疫的状态。米兰的专制统治者、14世纪最肆无忌惮的统治家族之领袖乔瓦尼·维斯孔蒂大主教（Archbishop Giovanni Visconti）也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下令，在瘟疫最早被发现的3座房屋外砌起高墙，连同它的住房也被围在其中，将水井、病人和死人都封闭在一个共用的坟墓中。无论是否得益于他的机敏果敢，米兰稍微躲过了死亡的席卷。莱斯特郡的一位庄园独裁者多少有点儿维斯孔蒂的脾性，当瘟疫出现在诺斯利（Noseley）村时，他下令烧毁这个村子，将其夷为平地。他显然成功了，因为他的直系后代仍然居住在诺斯利公馆（Noseley Hall）。
死于1327年的圣罗奇（St. Roch）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治疗能力，他是与这场瘟疫有关的特殊圣徒。在年纪轻轻便继承了大笔财富后，他像圣方济各一样，将财产分给了穷人和医院。而在一次前往罗马朝圣的归途中，他遇到了一场传染病，于是便留下来帮助病人。在自己也染病之后，他隐居在森林中准备独自死去，在那里，一只狗每天会给他带来面包。据传说：“在这些悲伤的日子，现实是如此令人忧郁，人世是如此艰难困苦，竟使人们把同情归于动物。”圣罗奇恢复了健康，由于他像乞丐一样衣衫褴褛，所以被当成间谍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死时，有一道奇异的光芒照亮了牢房。随着他的故事的传播和被授予圣徒地位，人们相信，上帝将会治愈任何一个乞灵于他名字的染上瘟疫的人。若这一举动不见效，人们便更加深信，人类已经变得太过邪恶，所以上帝其实想要灭绝他们。正如朗兰所言：
上帝现在闭目塞听，对我们的呼声充耳不闻，
祝祷失去了效力，瘟疫盘桓不去。
在一个可怕的相反说法中，圣罗奇和其他圣徒如今被当成了瘟疫之源，是上帝之怒的工具。萨索费拉托一位名叫巴尔托卢斯（Bartolus of Sassoferrato）的法律教授写道：“在我主1348年的那场大瘟疫期间，上帝的仇恨比人的仇恨更加强烈。”但他错了。
事实证明，人的仇恨是针对犹太人的。人们指责犹太人向水井投毒，意在“除掉和毁灭整个基督教王国，统治全世界”，于是，在第一波瘟疫造成的死亡之后，处私刑之举于1348年春开始出现。最初的攻击发生在纳博讷和卡尔卡松，在那里，犹太人被拖出自己的家门，投入篝火之中。虽然认可神圣的惩罚为瘟疫之源，但身处悲痛境地的人们仍旧在寻找人类的替罪羊，好把无法向上帝发泄的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作为永久的异乡人，犹太人是最显见的目标。犹太人是局外人，出于自我选择而让自己独立于基督教的世界，数世纪以来，基督徒们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憎恨他们，认为他们被夜以继日地灌输着针对所有基督徒的恶意。由于犹太人生活在自己与众不同的群体之中，居住在特定的街道上或寓所内，所以他们也是最可行的目标，而可加掠夺的财产是进一步的诱因。
给水井投毒的指控远可追溯到雅典瘟疫时人们对斯巴达人的指控，近可参照1320年至1321年的瘟疫；当时，麻风病人是指控对象。那个时候，人们相信，麻风病人在犹太人和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王（Moslem King of Granada）的教唆下参与了一场被放逐者的阴谋，目的是摧毁基督徒。1322年，数百名麻风病人从法国各地被聚集起来烧死，而犹太人则遭到重罚，官方对他们处以罚金，民间对他们加以攻击。当瘟疫到来时，该指控立即死灰复燃，矛头直指犹太人：
……河流和泉源
曾是多么清澈而干净
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投下毒药……
法国宫廷诗人纪尧姆·德马肖（Guiume de Machaut）这样写道。
这种敌意由来已久。犹太人之所以会变成普遍憎恨的目标，是因为早期的教会，作为犹太教的分支，在意欲竭力取母教而代之的努力中，将犹太人变成了憎恨对象。犹太人拒绝承认基督是救世主，且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用《福音书》中的新律来替代摩西律法。这种态度使犹太人成为对新成立的教会的永久侮辱，他们是种危险，基督徒社群必须与之划清界限并保持距离。这正是基督教于4世纪刚刚成为国教时便由早期教会会议颁布的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法令的目的所在。隔离是相互的，对于犹太人而言，既然基督教起初是个有异议的教派，而后又成了背教者，那么他们也不想与之有任何接触。
反犹主义的理论、情绪和理由在当时都得到了确立——在由教会会议编纂的教会法规中；在将犹太人斥责为杀死基督者的安提阿（Antioch）主教圣约翰·赫里索斯托姆（St. John Chrysostom）的长篇攻击性演说中；在圣奥古斯丁的审判中（他宣布犹太人是“被放逐者”，因为他们不接受基督的救赎）。犹太人的流散被认为是对他们不信仰基督的惩罚。
积极的攻击阶段始于十字军东征之时，当时，所有欧洲境内的敌意被集中于射向不信基督者的箭镞。根据“家中的不信基督者”也应当被灭绝的理论，对犹太社区的大屠杀成了十字军向巴勒斯坦进军的标志。伊斯兰教徒对圣墓的占领被指责为是受了“犹太人的恶意指使”，针对Hierosolyma est Perdita（耶路撒冷正在失去）而发出的“嗨嗨！”的吆喝声变成了杀人的号令。人们迫害的正是他们所害怕的人，因此，犹太人被描绘为魔鬼，他们充满对人类的憎恨，并在暗地里企图消灭人类。
根据上帝为包括不信基督者在内的全人类创造了世界的一般命题，针对犹太人是否具有某种人权这个问题，不同的思考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官方，教会承认犹太人有一些权利：犹太人不应在未受审判的情况下被定罪，他们的会堂和墓地不应遭到亵渎，他们的财产不应在免罚的情况下遭到剥夺。但实际上这毫无意义，因为，作为遍地都是基督徒的国家中的非公民，犹太人不得控告基督徒，犹太人的证言也不得压过基督徒的证言。他们的合法地位就是国王的农奴，尽管在最高君主那里不存在对等的责任。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于1205年宣布的教义称，作为谋害基督者，犹太人注定要永受奴役，这导致了托马斯·阿奎纳得出的无情逻辑：“既然犹太人是教会的奴隶，教会便可剥夺他们的财产。”在法律上、政治上和实际上，犹太人都完全不堪一击。
他们之所以在社会上仍保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国王对金钱有持续的需求，而他们作为放贷者担任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被行会排除在手工业和贸易之外，他们被迫从事次要的商业活动和金钱借贷，尽管在理论上他们被禁止与基督徒打交道。然而，理论会屈从于便利，基督教强加于自身禁止以钱谋钱的禁令，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变通出路。
既然无论如何都会遭到谴责，他们便被允许以20%甚至更高的利息来进行借贷，利息中的大部分都为王室财政所获取。给王室的增额实际上是种间接的税收；作为王室的工具，犹太人招致了民众的额外仇恨。他们完全依靠国王的保护才得以生存，王室可随心所欲地对他们采取没收、驱逐和伤害之举。贵族和高级教士也学着王室的样子，将钱委托给犹太人用以借贷，并收取大部分的利润，同时使民众的不满转向这个中介。对于普通人而言，犹太人不仅是谋害基督的人，而且是贪婪而无情的怪物，是新兴的金钱力量的象征，而金钱正在改变旧有的方式，消解旧有的纽带。
商业在12世纪和13世纪得到飞速发展，金钱的流动增加了，犹太人的地位也相应地随之恶化，因为他们越来越不被人需要。他们无法像佛罗伦萨巴尔迪银行之类的基督徒银行一样，掌控大宗交易。永远需要更大数额金钱的国王和亲王们现在转而向伦巴第家族和富商们去贷款，因而放松了他们对犹太人的保护，在需要现金时，便颁布驱逐令，从而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别人欠他们的债务。与此同时，宗教裁判所在13世纪出现了，宗教排异性增大，这引发人们指控犹太人进行仪式性谋杀，犹太人还被迫戴上了以示区别的徽章。
人们认为，犹太人会对基督徒受害人进行仪式性谋杀，它可能源于想要重新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烈冲动，这种观念始于12世纪，而后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他们会举办秘密仪式以侮辱圣体。在受人欢迎的传教士促动下，一则有关血的神话在饮救世主鲜血的基督教仪式的镜像中得以发展。人们相信，犹太人会绑架并折磨信仰基督的儿童，他们会出于各种各样的邪恶目的去喝儿童的鲜血，有的是为了虐待和巫术，有的则是（作为非自然的存在）需要基督徒的鲜血来给他们以人的面孔。尽管遭到犹太法学博士的痛斥，也为皇帝和教皇所谴责，但饮血诽谤还是在德国以最快的速度在大众头脑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水井投毒的指控也起源于12世纪的德国。饮血诽谤成了乔叟笔下由女修道院院长讲述的一个儿童殉道者的故事的主题，也是基于这种诽谤，犹太人遭到指控、审判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圣路易的人生目标是使基督教教义发扬光大和臻于圆满，在他的狂热之下，法国犹太人的生活因日益增加的限制而变得举步维艰和苦不堪言。在他统治期内，巴黎于1240年发生了对《犹太法典》（Talmud）的著名审判，指控它是异端邪说和对神明的亵渎。审判终于早已事先定好的罪名，烧毁了24车的《犹太法典》论著。此案的论争者之一是库西的犹太法学博士摩西·本·雅各布（Moses ben Jacob），他是昂盖朗三世时代的北方犹太人社团的知识领袖。
在整个14世纪，教会都在翻着倍地颁布旨在将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隔离开来的法令，其理论根据是，与犹太人的接触会败坏基督教信仰的名声。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为仆，不得充当基督徒的医生，不得与基督徒通婚，不得向基督徒出售面粉、面包、葡萄酒、油、鞋子或任何衣物，不得传送或收取商品，不得修建新的犹太人会堂，不得拥有或声称拥有充当抵押物的土地。行会法规禁止他们从事的行业包括纺织、金属加工、采矿、裁缝、制鞋、金匠、烘焙、磨坊、木工。为了对他们的隔离加以标识，英诺森三世于1215年颁布法令，要求他们佩戴徽章，徽章的样子通常是轮形或圆形的黄色毡块，据说这代表着一张钱。有时，徽章是红色的或红白相间的，无论男女，在7岁至14岁之间都要开始佩戴。13世纪的教会在与所有异端和异议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还强迫穆斯林、被证明有罪的异端分子佩戴同样的徽章，并且出于教义中的某种怪癖，还要求妓女也佩戴它。后来，又加上了一顶颇像触角的尖帽（据说代表着魔鬼），以用以进一步区别犹太人。
驱逐和迫害的标志是一个持续的因素——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正如编年史作者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对1190年约克大屠杀的记述那样，这场屠杀绝非宗教狂热的杰作，而是些大胆而贪婪之人的作为，这些人精心锤炼着“由自己的贪婪构成的生意”。由城镇或国王进行的公开驱逐的动机也如出一辙。当犹太人几经漂泊后回到故乡，在村庄、集镇尤其是城市重新安顿下来时，会继续从事金钱借贷和零售贸易，开当铺，找一个如挖墓人这样的工作，并为了互相保护而在一个狭窄的犹太人片区比邻而居。在普罗旺斯，他们利用与西班牙和北非阿拉伯人的接触，成了学者和广受欢迎的内科医生。但他们早期社区那种朝气蓬勃的内部生活已逐渐消失。在一个敏感易怒的阶段，他们生活在总是在随时降临的攻击的边缘。人们明白，作为基督教王国的敌人，教会可以“理由充分地发起对他们的战争”。
在瘟疫带来的痛苦之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将给水井投毒的恶名加在犹太人身上。1348年，克雷芒六世发出了一条敕令，禁止在未加审判的情况下杀害、掠夺犹太人，或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这终止了在阿维尼翁和教皇国对犹太人的攻击，但随着瘟疫向北方的蔓延，这条敕令遭到了忽视。大多数地方的当局最初都试图保护犹太人，但后来都向民众的压力屈服了，而且它们也并非不曾觊觎有可能被没收的犹太人的财产。
对犹太人的第一次正式审判于1348年9月在萨伏伊举行，在那里，当犹太人尚在监狱中接受指控调查时，他们的财产已被没收。凭借着依照中世纪的惯用手段——刑讯逼供——而罗织出的自供状，指控方描绘了一幅起源于西班牙的犹太人国际阴谋的画面：从托莱多出发的信使携带小包毒药或装在一只“缝合起来的狭窄皮口袋”中的毒药到来。据传，信使们带来了犹太法学博士的指令，要将毒药抛洒在井里和泉水里，并在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人进行的秘密会议上，向这些人求教。被告当然被判有罪，他们被判处了死刑。11个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其余的要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每月缴纳160弗罗林的税钱，以换取继续留在萨伏伊的许可。
在萨伏伊获得的招供通过书信从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构成了在阿尔萨斯、瑞士和德国掀起的一波控告和攻击的基础。在阿尔萨斯城镇代表的一次会议上，斯特拉斯堡的寡头集团试图反驳这一指控，但还是被要求报复和驱逐的大多数人所压倒。黑死病的残害并非完全出于自发的爆发，而是事先经过认真讨论的行动。
教皇克雷芒在1348年9月的一份敕令中再次试图控制人们的歇斯底里。在敕令中，他说，将瘟疫归咎于犹太人的基督徒一直“受到那个说谎者，即魔鬼的诱导”，向井水投毒的指控和接着发生的大屠杀是“可怕的事情”。他指出，“借助上帝的一份神秘法令”，瘟疫正在折磨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它在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肆虐，而在其他地方，犹太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是受害者，因此，说他们带来了瘟疫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他频催神职人员像他本人在阿维尼翁所做的那样，将犹太人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可他的声音在与当地的主导精神的对立中，几乎无人能够听到。
1349年1月9日，在巴塞尔（Basle），一个社群中的数百个犹太人被烧死在一座木屋中，这座木屋位于莱茵河的一座小岛上，专门为此目的而建。随后，一道法令得以通过，禁止犹太人在200年内于巴塞尔定居。在斯特拉斯堡，反对迫害的市议会因为行会投票而被罢免，另一个议会被选出，它随时准备顺从民众的意愿。1349年2月，在瘟疫尚未抵达城市之前，斯特拉斯堡的2000名犹太人即被带至坟场；在那里，除了接受皈依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烧死在成排地竖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火刑柱上。
到此时，又有一个声音引发了对犹太人的攻击。苦修者出现了。在呼吁上帝之怜悯的绝望恳求中，他们的运动在一种突发的狂乱中爆发，带着与瘟疫同样剧烈的传染性质，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地。自我鞭笞旨在表达忏悔，并赎回所有人的罪恶。作为一种诱使上帝原谅罪恶的悔过形式，它早在瘟疫爆发的年份之前很久便已出现。苦修者将自己视为救赎者，通过将基督的鞭笞重新实施在自己身上，使鲜血流淌，他们便可弥补人类的邪恶，为人类赢得另一次机会。
由200至300人乃至有时更多的人（编年史作者提及的人数多达1000人）构成的有组织的团体从一座城市游行至另一座城市，他们裸露着腰部以上的身体，用带有尖刺的皮鞭抽打自己，直到流血为止。他们大声呼叫基督和圣母，请求他们的怜悯，呼吁上帝“宽恕我们”，与此同时，旁观的市民同情地啜泣、叹息不已。这些队伍每天进行三次固定的表演，两次在教堂广场上当众举行，第三次在私下里进行。一个世俗的大团长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通常是33天半，以代表基督在人世的年份）将他们组织起来，参与者必须保证每天4便士或其他固定比率的自我供给，要发誓服从大团长。他们不得洗浴、刮脸、换衣服、在床上睡觉，若无大团长的允许，不得与妇女交谈或交往。很显然，最后这一点未予坚持，因为苦修者后来受到放荡的指控，在其放荡行为中，鞭笞与性结合在了一起。妇女在一个处在最后位置的独立分队中伴随着这些团体。如果一个女人或牧师进入了仪式圈，那么悔过的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必须从头再来一遍。该运动在根本上是反教士的，因为苦修者们向牧师身份发出了挑战，让自己担当起了为全人类而与上帝居间调停的角色。
现在这场运动又在德国各地爆发，这种新爆发先是传至低地国家，进而传到了佛兰德斯、皮卡第，最远处到达了兰斯。数百支队伍徜徉在大地上，每周都会进入新的城镇，使已经过分疲惫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他们默诵着悲哀的赞美诗，声称若不是他们，“整个基督教王国都将灭亡”。居民们怀着崇敬之情迎接他们，敲响教堂的钟声，让他们在自家食宿，带来儿童让他们治疗，至少在一次事例中，他们使孩子得以复活。人们用衣物蘸取苦修者的鲜血，然后将其压在眼睛上，将其当作圣物保存起来。许多人，包括骑士和贵妇、神职人员、修女和儿童，都加入了队伍中。很快，苦修者们便打着妇女们热情洋溢地为他们用天鹅绒和绣金布料制成的华丽旗帜游行了。
越来越傲慢的他们开始公然与教会对抗起来。大团长获权倾听忏悔、批准赦免或强迫悔过，这不仅使牧师得不到他们进行礼拜仪式的费用，而且挑战了基督教的核心权威。他们朝插手反对他们的牧师扔石头，还煽动平民加入扔石头的人群。他们将反对者斥责为蛇蝎心肠的人和反基督者。在某些事例中，在背教的牧师或狂热的持异议者的组织下，苦修者们占领教堂，扰乱礼拜仪式，嘲笑圣餐，抢劫圣坛，声称有能力逐出恶灵，使死人复活。这场始于通过自我打击来拯救世界免遭毁灭的努力的运动，沾染上了对权力的强烈渴望，瞄准了取教会而代之的目标。
他们因被当作革命动乱之源泉和有产阶级之威胁而开始受到世俗人士及基督教的畏惧。皇帝查理四世恳请教皇镇压苦修者，而他的呼吁得到了巴黎大学那不亚于帝王之音的声援。在这样的时候，当世界似乎处于末日边缘时，采取行动反对声称处于神的启示下的苦修者，不是个易于做出的决定。阿维尼翁的几位红衣主教反对采取镇压性措施。
与此同时，自我折磨者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牺牲品。每进入一座城市，苦修者们都会冲向犹太人片区，身后跟着号叫着要向“水井投毒者”复仇的市民。在弗莱堡（Freiburg）、奥格斯堡（Augsburg）、纽伦堡（Nürnberg）、慕尼黑（Munich）、哥尼斯堡（K?nigsberg）、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其他中心，犹太人都遭到了屠杀，其彻底性似乎是在寻求最终解决[3]。1349年3月，在沃尔姆斯（Worms），400人的犹太人社群像约克的社群一样，转向一种古老的传统，在自己的住房内自焚而死，而不愿被自己的敌人杀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更大社群在7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让自己的火焰烧掉了城市的一部分。在科隆，市政会议重申教皇的论点，即犹太人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死于瘟疫，但苦修者们召集了一大群“没什么可失去的”无产者，并对此论点充耳不闻。在拥有欧洲最大犹太人社群的美因茨，其成员最终转向了自卫。凭借事先集得的武器，他们杀死了200名暴徒，这一行动唯一起到作用是，它招致了为基督徒之死复仇的市民对他们的疯狂屠杀。犹太人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之时，然后撤退到自己家中，也自焚而死。据说在1349年8月24日，有6000人死于美因茨。在埃尔富特（Erfurt）的3000个犹太人中，据报道没有一人幸免。
历史上鲜有彻底之事，而犹太编年史作者可能像中世纪人一样习惯于笼统的数字。通常，一些成员会通过皈依自救，一些难民团体得到巴列丁奈特的鲁珀特（Rupert of Ptinate）和其他亲王提供的庇护。奥地利的阿尔伯特二世公爵（Duke Albert II of Austria），即昂盖朗七世的叔祖父，是少数采取了足够有效的措施保护了自己领地上的犹太人免遭攻击的人之一。最后的大屠杀发生在安特卫普（Antwerp）和布鲁塞尔（Brussels），1349年12月，这两个地方的整个犹太人社群遭到了灭绝。到瘟疫过去时，在德国或低地国家，极少有犹太人存留下来。
到了这时，教会和国家准备冒险镇压苦修者。地方法官命令关闭城门，拒绝他们入内；克雷芒六世在1349年10月的一封诏书中号召遣散和拘捕他们；巴黎大学不承认他们受到了神的启示。腓力六世及时地禁止公开的苦修，违则处死；地方统治者追捕“罪魁祸首”，逮捕他们，吊死他们，或砍掉他们的头。苦修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消失得无影无踪，突然得就像他们来时一样”，赫里福德的亨利（Henry of Hereford）写道，“就像深夜的幽灵或骗人的鬼怪。”一些团体还在各处游移，直到1357年才被彻底镇压。
孤魂野鬼般的犹太人从驱逐已经结束的东欧渗透回来。1345年，两个犹太人作为游客在埃尔富特再次出现，3年后，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开始重建家园。到1365年，其社群有86户可征税人家，另外还有不少低于纳税水平的贫穷家庭。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他们回归到遭到削弱且心惊胆战的社群中生活，这些社群的条件更差，而且较以前更加与外界隔绝。井水投毒案及它带来的大屠杀已经将犹太人的恶毒形象固定为一种刻板印象。因为犹太人有用，曾经立法禁止他们入内的城市现在邀请或允许他们进入，但强加了新的限制条件。学者、医师和财政“法院的犹太人”以前与异教徒社群的接触逐渐消失了。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繁荣阶段宣告结束。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的高墙尽管尚未具体实施，但已经竖立了起来。
瘟疫后的人类状况如何？在被死亡、悲伤和病态的过度恐惧和仇恨弄得精疲力竭之后，它理当显示出某些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一时还看不到任何剧烈的变化。标准的持续牢不可破。尽管因瘟疫而濒临死亡，但英格兰布鲁顿修道院（Bruton Priory）的租户们仍旧遵照俯首帖耳惯了的方式，给死了的地主上缴了欠他的租地继承税。在不到几个月的短短时间里，这个小修道院竟收到了50头牛和家畜。社会的变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立竿见影的影响有许多，但并不统一。西蒙·德科维诺认为，瘟疫对道德产生了有害的影响，“降低了全世界的品德”。另一方面，吉勒斯·利·穆伊西斯则认为，人们在公德方面有了提高，因为许多以前非法同居的人现在已结了婚（这是城镇法令的结果），诅咒发誓和赌博等行为大为减少，以至于骰子制造者转而去生产念诵主祷文的珠串。
结婚率毫无疑问是上升了，尽管不是为了爱情。有那么多投机者利用孤儿来获取丰厚的嫁妆，以至于锡耶纳的寡头集团禁止在未征得孤女的男性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娶她们为妻。在英格兰，农夫皮尔斯悲叹，许多“自瘟疫以来”的夫妇结婚“只是出于对财物的贪婪之心，而有违自然的情感”；在他看来，其结果是“内疚和哀愁……嫉妒、悲伤和私下里的吵闹”——还有不生儿育女。在皮尔斯这个道德家看来，这样的婚姻应该加以禁止。另一方面，让·德韦内特却说，瘟疫之后结婚的人们生下了许多双胞胎，有时还有三胞胎，不孕不育的妇女寥寥无几。也许他是在反过来反映一种迫切的需求，即相信自然会弥补损失，而事实上，在那之后，男人和女人以异乎寻常的数量立即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同于骰子变念珠，人们并未改善，尽管按照马泰奥·维拉尼的说法，人们本应期待，经历了上帝的愤怒之后，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人，谦卑，善良，信仰天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忘记了过去，仿佛它从未发生过，让自己过上了比以前更加混乱和可耻的生活”。货架上堆满了过量的商品，而顾客却寥寥无几，这导致了物价在一开始时的直线下降，幸存者们沉溺于放纵的消费狂欢之中。穷人搬进了空荡荡的房子，在床上睡觉，用银器吃饭。农民获得了无人认领的工具和牲畜，甚至还有榨酒机、煅炉或无主的磨坊，以及其他以前他们从未拥有过的财产。商业变得萧条，但货币的数量供应充足，因为参与分配的人较以前要少。
人们的行为举止变得更加不计后果和麻木不仁，就如一段充满暴力和痛苦的时期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那样。这被归咎于自底层青云直上的暴发户和新贵们。锡耶纳于1349年更新了其禁奢令，因为许多人在妄求高于其出身和职业所应有的地位。但是，整体说来，对税收名册的地方性研究表明，尽管人口也许已经减半，但其社会配比却仍保持不变。
因为未留下遗嘱的死亡、没有继承人的财产以及对土地和房屋有争议的所有权，诉讼迅猛增加，却因缺乏公证人而变得混乱不堪。有时是未经允许即住下来的人，有时是教会，占据了人去楼空的地产。指定的监护人对孤儿实施的欺骗和勒索成了一种丑闻。在奥维多（Orvieto），大吵大闹一再爆发；无家可归、饥饿难耐的匪徒成群结队地在乡村游荡，抢劫城市中的每户人家。人们因携带武器和破坏公物（尤其是破坏葡萄园）而被捕。公社不得不实施新的法规，惩办某些抢劫并烧毁店主和工匠的经营场所的“无赖——魔鬼之子”，其惩治对象还有有所增加的卖淫活动。1350年3月12日，公社提醒市民，若基督徒与犹太人在店里发生性关系，将会受到重罚：涉案的妇女将被砍头或活活烧死。
教育因神职人员的缺失而受到重创。据让·德韦内特所说，在法国，“在住宅、别墅和城堡中都找不到能够而且愿意教男童学习语法的人”——这种状况可能影响到了昂盖朗七世的生活。为了填补空置的有俸圣职，教会成批地任命牧师，其中许多都是在瘟疫中失去了妻子和家庭的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投身圣职，将之当作一个避难所。许多人几乎没什么文化，“就像纯粹的俗人一般”，他们也许识一点儿字，却不明白文字的意思。坎特伯雷大主教于1350年宣称，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牧师们开始“受到无餍足的贪婪的影响”，收取额外的费用，而无视人们的灵魂。
一个相反的趋势是，教育受到对学识传承之担忧的刺激，导致了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广为人知的是皇帝查理四世，一个饱读诗书之人，他强烈地感觉到“宝贵的知识在世界各地的辽阔疆域上为瘟疫造成的奇高死亡率所扼杀的”原因。他在1348年的瘟疫之年建立了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并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给5所其他大学——奥兰吉（Orange）、佩鲁贾、锡耶纳、帕维亚（Pavia）和卢卡——颁发了皇家认证。也是在这5年中，剑桥建立了三所新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和克莱尔学院（re），尽管如对婚姻的热爱那样，对知识的热爱并不总是行事的动机。圣体学院建立于1352年，因为为死者举行弥撒仪式的费用在瘟疫之后剧增，剑桥的两个行会决定成立一所学院，其身为神职人员的学者将被要求为行会的已故成员祈祷。
在此环境中，教育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兴旺繁荣起来。牛津的教员们在布道时哀叹入学人数的减少。在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彼特拉克在20年后［在一系列名为“年老之事”（Of Senile Things）的书信中］悲叹道，在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快乐、最自由”的地方，以前的所有那些伟大演讲者几乎无一存留，在这个伟大天才曾经比肩摩踵之地，“普遍的无知已统摄了城市”。但要为此负责的并非只有瘟疫，战争和其他烦扰也雪上加霜。
当然，黑死病显而易见且突如其来的后果是人口的减少，到14世纪末，由于战争、掠夺和瘟疫的复发，人口甚至有了进一步的缩减。瘟疫以其自身细菌的形式给14世纪留下了一道诅咒。细菌寄居在带菌者身上，将会在接下来的60年中，在不同的地点，以10至15年不等的间隔期，再次发作6次。在杀死了大部分的易感染者（在后期阶段，儿童的死亡率有所上升）之后，它终于偃旗息鼓，使欧洲的人口在1380年减少了约40%，到该世纪末更减少了将近50%。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Béziers）在1304年有14000个居民，一个世纪后，只剩下4000个居民。马赛附近的渔港容凯尔（Jonquières）曾有354户可纳税户，最后减少到135户。卡尔卡松和蒙彼利埃这两座繁荣兴旺的城市，过去的繁华都成为过眼云烟，与北方的鲁昂、阿拉斯、拉昂和兰斯如出一辙。可征税物品的消失导致统治者提高了税率，这导致了民怨，而民怨又将引发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的频繁暴动。
至于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由瘟疫所造成的贫困和富裕的平衡总体上对农民有利，尽管一个地方的确有之事到了另一个地方通常会有相同但截然相反的反应。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发生了反转。农民发现，地主减少了自己的租金，甚至还会放弃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租金，因为地主迫切需要让自己的土地得到耕作。没有税收总好过土地变得荒芜。但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已开垦的土地必然会缩减。英格兰拉姆齐修道院（Abbey of Ramsay）的档案显示，在瘟疫爆发的30年后，被播种的英亩数还不到以前的一半。修道院在1307年拥有5把犁铧，一个世纪后减少到一把，并且从28头牛减少到5头牛。
山地和贫瘠的土地被放任荒废，或是变成了只需较少劳动力的养羊的牧场。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因人口减少所导致的削弱以及对养羊圈地行为的无能为力而遭到遗弃。当农田沦为荒地时，地产边界便随之消失。假如有能够耕种它们的人前来认领，以前的主人或他们的继承人就不可能收取租金。因这些因素而致贫的地主不见了踪影，或听任城堡和庄园衰败下去，自己则投身于从事军事掠夺的队伍之中，这将成为接下来数十年的祸端。
当死亡减缓了生产速度时，商品变得稀缺，价格随之飞涨。在法国，到1350年，小麦的价格上涨了4倍。与此同时，劳动力的短缺造成了瘟疫所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混乱——人们齐心协力地要求更高的薪水。农民像工匠、手艺人、公务员和牧师一样，找到了自身稀缺的杠杆。在瘟疫掠过整个法国北部之后的一年之内，兰斯附近的圣欧麦（St. Omer）的纺织工人已经连续加了3次工资。在许多行会中，工匠为了争取更高的工钱和更短的劳动时间而举行了罢工。在一个社会状况被视为固定不变的年代，这样的行为是革命性的。
统治者的反应是立即镇压。为了努力使工资保持在瘟疫前的水平，英格兰人于1349年发布了一条法令，要求人人都拿与1347年相同的工资工作。若是拒不工作，或为了更高的工钱而离开一个工作场所，以及雇主提供更高的工资，都会受到惩罚。这条法令是在议会尚未就座之时颁布的，所以在1351年，它又作为《劳工法令》（Statute of Laborers）被再次颁布。它不仅斥责那些要求高工资的劳工，而且特别抨击了那些选择“宁肯懒散地要饭也不愿凭劳动吃饭”的人。工人的懒惰是反社会的罪行，因为中世纪体系要依靠工人的工作责任。《劳工法令》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动梦想，而是一种保持体系运转的努力。它要求，所有60岁以下无生存手段的体格健全者都必须为任何一个需要他的人工作，体格健全的乞丐不得领取救济金，流浪的农奴可能被迫为任何一个认领他的人工作。直到20世纪，这条法令将充当在长期的斗争中阻止劳工成立工会之“阴谋”法规的基础。
1351年的一条只在巴黎地区实施的更加务实的法令允许工资上涨，但涨幅不得超出此前水平的1/3。价格被固定下来，中间人的利润得到了控制。为了增加生产，行会被要求放松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缩短他们的出师时间。
在英法两国，正如法律一再更新、处罚越来越重这种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条令都是无法强制执行的。英格兰议会于1352年援引的违法行为显示，工人要求而雇主支付的工资是疫前水平的两三倍。它下令各城镇都必须设立惩罚那些违规者的资金。在1360年，囚禁代替了罚金成为处罚手段，因为逃跑的劳工被宣布为逃犯。如果被抓到，他们的额头上就会被烙上代表“逃亡者”（也有可能代表“欺诈”）的字母F。新法规在14世纪60年代被执行了两次以上，这培育了抵抗运动，此运动在1381年的大爆发时达到了高潮。
1350年是个大赦年（Jubilee Year），它向所有在那一年进行了前往罗马的朝圣之旅的人提供了完全的豁免，瘟疫引发的罪恶感因此荡然无存。大赦年最初由卜尼法斯十三世（Boniface VIII）于1300年确立，旨在使所有悔悟者都有可能获得赦免，使认罪的罪犯免于指控——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可以负担得起前往罗马的旅行的话。卜尼法斯本想使大赦年成为一个百年纪念事件，但第一个大赦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吸引了号称200万人在那一年里前往罗马，于是，因罗马教廷搬迁到阿维尼翁而变得贫穷的罗马市恳请克雷芒六世将间隔缩短为50年。欢天喜地的壁画上的那位教皇根据“教宗应当使其臣民快乐”的温和原则行事。他在1343年的一份诏书中顺应了罗马的要求。
对于教会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克雷芒在同一诏书中阐明了赦免理论，将它与金钱的致命等式固定下来。他说，基督所付出的血的牺牲，加上圣母和圣徒们的美德，为宽恕的使用建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通过向教会贡献钱财，任何人都可以购买美德宝库中的一份财富。教会通过这一安排所获得的收入，最终会与失去的尊重相匹配。
1350年，朝圣者云集在通往罗马的道路上，夜间则围绕着篝火宿营。据说每天有500人进入或离开这座城市，让客栈老板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为朝圣者提供住宿，尽管食物和草料短缺，城市资源处于消耗殆尽的状态。这座失去了其教宗的不朽之城变得穷困潦倒，3座重要的长方形教堂变成了废墟，圣保罗教堂被地震推倒，拉特兰教堂塌了一半。瓦砾和废墟遍布街道，7座山峰沉寂而荒凉，山羊在荒废的女修道院那杂草丛生的回廊中啃食着杂草。彼特拉克悲叹道：失去屋顶的教堂暴露于风雨侵袭的情景，“会激起铁石心肠的人的同情”。不过，大名鼎鼎的圣徒的遗物敛来了丰富的供奉，红衣主教安尼巴尔多·切卡诺（Anibaldo Cano），即大赦年的使节，管理着一个浩大的项目，向渴望赦罪的民众提供宽恕与赦免。据对数字特别感兴趣的维拉尼所言，在四旬斋期间，罗马一度有多达100万人。人们的蜂拥进入，要么表明了在瘟疫之后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超常的鲁莽和活力，要么表明了对拯救的极大需求——极有可能的是，那种状态在参与者看来似乎并不像在报告中看到的那么糟糕。
从瘟疫中诞生的教会若非更加不得人心了，也至少是更富裕了。当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着每个人，让人觉得会在有罪的状态下被夺走生命时，其结果是遗赠如洪水般涌向宗教机构。巴黎的圣日尔曼·奥塞尔教堂（St. Germain l’Auxerrois）在9个月内收到了49笔馈赠；相较之下，它此前8年才收到了78笔。早在1348年10月，锡耶纳议会便取消了它每年提供给宗教慈善团体的拨款，时间为两年，因为这些机构因馈赠而变得“极度富足，实际上是肥得流油”。在佛罗伦萨，欧圣米凯莱公司（Company of Or San Michele）收到了35万弗罗林旨在救济穷人的金钱，尽管在这个事例中，公司负责人被指控将钱用作了私人目的，其理由是，每个真正的穷人和贫民都死掉了。
在教会广罗钱财之时，对神职人员的人身攻击也在增加，这部分是受到了苦修者的刺激，部分是因为牧师们在瘟疫期间未能履行其职责。他们像别人一样死去这件事无疑获得了人们的谅解，但他们让基督徒在未领圣礼的情况下死去，或像许多人一样，在危机中为自己的服务收取更多费用的事实，却激起了强烈的憎恨。甚至在大赦期间，罗马民众在地方敌对心理的神秘震颤的促动下，对红衣主教使节大加嘲弄和骚扰。有一次，当他骑马走在游行队伍中时，一位狙击手向他射击，他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回到住处，红帽子上还扎着一支箭。从此以后，他只有在帽子下戴着头盔、长袍下罩着甲衣的情况下才会冒险外出。一旦有可能，他便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后来死在半路上——据说是被葡萄酒毒死的。
在英格兰，反教权主义是种地方病。1349年，伍斯特（Worcester）的市民冲破了附属于大教堂的圣玛丽修道院（Priory of St. Mary）的大门，攻击僧侣，“用弓箭和其他进攻性武器追逐院长”，并试图放火烧毁建筑。同年，在约维尔（Yeovil），当巴斯和韦尔斯主教（Bishop of Bath and Wells）为纪念瘟疫的过去而举行感恩仪式时，仪式被“某些地狱之子”所打断，他们将主教和会众包围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救援者到来。
因馈赠而暴富的行乞修道士教团也收获了本就对他们恨之入骨的人们的敌意。在报告马赛的150名方济各会修士的死亡时，奈顿补充道：“bene quidem”（一件好事），在马格龙（Maguelonne），160名行乞修道士里有7个存活，他写道：“那就足够了。”行乞修道士教团若是拥抱贪婪之神，“追逐世俗的和肉欲的事物”，是无法被原谅的。
正当人们觉得更加需要精神上的安慰时，瘟疫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在上帝强行施予的恐怖的经历中，一定有些什么意义。如果其目的是让人们痛改前非，那么这一目的并未达到。人类的行为“比以前更邪恶”，更贪婪多欲，更喜诉讼，更好战，而这在教会本身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明显。克雷芒六世虽说几乎算不得是个神圣的人，可瘟疫足以令他震撼，当他的高级教士们于1351年请求他废除行乞修道士教团时，他在一篇充满了愤怒和羞辱的长篇大论的攻击性演说中，疾声对他们进行了抨击。教皇回应道，假如他那么做了，“你们又如何向民众布道？假如论及谦逊，你们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人，自吹自擂，狂妄自大，挥金如土。假如论及贫困，你们是如此贪婪，以致全世界的有俸圣职都满足不了你们。假如论及纯洁——可我们将对此闭口不谈，因为上帝知道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你们中有多少人满足了自己的色欲”。在自己的同宗教士造就的悲哀景象中，这位教会领袖于一年后撒手人寰。
萨克森的洛塔尔（Lothar of Saxony）说：“当那些顶着牧羊人头衔的人扮演起狼的角色时，异端邪说便在教会的花园中疯长。”尽管大多数人无疑还像往常一样孜孜以求，但对教会的不满却激发了异端和异议，激发了所有那些通过神秘教派寻找上帝的人，激发了所有那些寻求改革的运动，这些改革最终将把天主教的统一帝国打得七零八落。
瘟疫的幸存者们发现，自己既没有被毁灭，也没有被改善，在他们经历的痛苦中找不到神圣的目的。上帝的目的通常是神秘莫测的，但这场惩罚太过可怕，所以无法不加质询地全盘接受。如果这种等级的灾难（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仅仅是上帝的任性之为，或者也许根本就不是上帝所为，那么一种固有秩序的绝对性便从其根部发生了动摇。敞开接受这些问题的头脑永远不可能再关闭。一旦人们预想到在一种固有秩序中存在改变的可能性，那么俯首听命的时代之终结便近在眼前；向个人良知的转折就在前方。就那一程度而言，黑死病一直是现代人未被认识的开端。
与此同时，它留下了忧虑、紧张和昏暗。它加速了土地上的劳工服务的交换，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解开了旧有的纽带。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敌意，提高了人类的敌对程度。一个由极大痛苦构成的事件只有在人们相信它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时才是可以忍受的。若非如此，就如在1914年至1918年的另一场大灾难之后那样，人们就会陷入深刻的幻灭，进而转向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恶。在制造悲观主义气氛方面，黑死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旗鼓相当，尽管它花了50年来形成心理影响。这些年是昂盖朗·德·库西度过青年及成年生活的50多年。
死亡的一个奇怪化身在瘟疫年代出现在比萨墓园的壁画上。那个形象不是传统的骷髅，而是一个穿黑袍的老妇，有着凌乱的头发和狂野的眼睛，扛着一把杀气腾腾的长柄宽刃镰刀。她的脚上长的不是脚趾，而是爪子。壁画描绘的是“死神的胜利”（Triumph of Death），由弗朗西斯科·特拉伊尼（Francesco Traini）在1350年或1350年前后绘制，是一个包括“末日审判”和“地狱折磨”在内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特拉伊尼的老师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于同一时间在佛罗伦萨的圣克罗斯（Santa Croce）教堂绘制了同一主题，但现在只保留下一个片段。两幅壁画共同标志着死神在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开端，这尚不是在世纪末变成的对死神的崇拜，但是它的源起。
通常死神被拟人化为一具手拿沙漏和长柄镰刀的骷髅，披着白色的裹尸布，或裸露着浑身的白骨，朝着反映在他的形象中的人类可笑之举发出狞笑：所有人，从乞丐到国王，从妓女到皇后，从衣衫褴褛的穷牧师到教皇，都会来到此处。无论他们生前是贫困潦倒还是权势显赫，一切皆是空虚，被死亡画上了等号。现世微不足道，重要的是来世的灵魂。
在特拉伊尼的壁画中，死神从空中向一群无忧无虑的人俯冲下来，他们是年轻美貌的贵族男女，像是为薄伽丘笔下的讲故事者树立的典型，在一片芳香四溢的橘树林中彼此交谈、调情，以书本和音乐取乐。一个卷轴上的文字警告说：“没有任何由智慧或财富、高贵或威力构成的保护伞”可以保护他们免于步步逼近的死神的打击。“他们从世俗中比从上帝之事中摄取了更多的快乐。”在附近的一堆尸体中，躺着头戴冠</a>冕的统治者、一位戴着三重冠的教皇、一位骑士，他们与穷人的尸体倒在一处，而天空上的天使和魔鬼则在争夺代表着他们灵魂的渺小的裸体形象。一个由麻风病人、跛子和乞丐构成的可怜人群（奥尔卡尼亚残存片段之副本）在乞求死神的救援，其中一个鼻子被吃掉了，另一些要么没腿，要么瞎眼，要么伸出的不是手而是罩着一块布的残株。在上方的一座山上，隐士们正过着一种虔诚的沉思冥想的生活，宁静地等候着死亡的到来。
在下面，在一个极具神韵的场景中，一个由骑在马背上的王子和优雅淑女构成的打猎队伍突然被3具打开的棺材吓得目瞪口呆，这3具棺材里装着3具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尸体，一具仍然穿着衣服，一具腐烂了一半，一具是个骷髅。毒蛇缠绕着它们的尸骨。这个场景描绘的是“3个活人与3个死人”，这是13世纪的一个传说，说的是3个年轻贵族与3具正在腐烂的尸体相遇的情景，后者告诉前者：“你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就是你们的未来。”在特拉伊尼的壁画中，一匹闻到了死神散发的臭味的马因恐惧而变得僵硬，它脖子前伸，鼻孔放大；它的骑手抓着一块手帕去捂自己的鼻子。猎狗畏缩不前，厌恶地大声号叫着。这群身着绫罗、满头卷发、头戴时尚帽子、充满活力的俊俏男女惊恐地盯着他们将要变成的东西。
[1] 这是一个德国民间故事。相传某市发生了严重的鼠患，人们请一位穿彩衣的吹笛人帮助消除鼠患。他吹着笛子带走了成群的老鼠，但市民拒绝给他付钱，于是他又吹着笛子带走了市内所有的孩子。——编者注
[2] 没药（myrrh），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译者注
[3] 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纳粹谋杀欧洲所有犹太人以解决犹太人问题计划的代号。——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