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时期，主要人物，危害

    本书缘起于一种渴望：发现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灾难对社会的影响——此灾难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ck Death）。据估计，它使生活在印度与冰岛之间的1/3人口命赴黄泉。鉴于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诸多可能性，我对此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答案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因为14世纪饱受如此多“奇怪而巨大的危险和灾祸”（用时人的话来说）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乱无法追溯至任何单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圣约翰（St. John）想象中的四位骑士，而是七个灾祸——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打家劫舍、腐败政府、叛乱暴动和教会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黑死病爆发前就已存在的状况，并在疫期结束后依旧持续。


    尽管我最初问题的答案已不可寻，但这个时期本身——一个暴力横生、苦不堪言、迷惑茫然、多灾多难且分崩离析的时代，一个众所周知的撒旦获胜的时代——似乎令人难以抗拒，并且在我看来，在一个类似的混乱时期中，它还颇令人慰藉。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一直处于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这是个异乎寻常地令人不适的时期的话，那么知道人类在以前经历过更恶劣的情景，就会令人颇感宽慰。


    令人好奇的是，这种“可感知的相似性”已为另一位历史学家运用于20世纪初期。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将黑死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抱怨：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人利字当头，道德沦丧，产品奇缺，工业萎靡不振，大众恣意狂欢，挥霍无度，贪图奢侈享受，沉湎酒色，社会和宗教都陷于歇斯底里，人心贪得无厌，视钱如命，营私舞弊，世风日下。伏尔泰说过：“历史从不重蹈覆辙，但人总在这样做。”当然，修昔底德将此原则当作了对自己著作的辩护理由。


    瑞士历史学家J·C·L·S·德西斯蒙迪（J. C. L. S. de Sismondi）将14世纪简单地总结为“对人类而言的恶劣时代”。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厌恶并绕过这个世纪，因为无法将它融入一种人类进步的模式。在经历了可怕的20世纪之后，我们对一个丧心病狂的时代（它在敌对的、暴力事件的重压下打破了自己的所有规则）产生了更大的同感。我们怀着苦不堪言的剧痛，意识到了“一个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未来有保障的痛苦时期”的种种迹象。


    600年的间隔期使在人类特性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那部分凸显而出。中世纪人所处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环境都与我们自己的环境迥然不同，简直构成了一种域外文明。因此，我们在这些异样环境中觉得熟悉的行为特质便显示为永恒的人类本质。如果你坚持要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那么它就位于此处，正如法国中古史</a>学家爱德华·佩鲁瓦（édouard Perroy）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面躲避盖世太保，一面撰写有关“百年战争”的著作时所发现的那样。他写道：“某些行为方式，某些抗拒命运的反应，相互阐明了彼此。”


    大约从1300年至1450年（包括此后数年）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是个连贯一致的历史时期，1348—1350年黑死病之后的50年是其核心阶段。为了将焦点缩小至一个可控的区域，我选择了一个特殊人物的生活作为叙事载体。除了人情味之外，这也有利于强制自己遵从真实性。我不得不追踪一种真实的中世纪生活境遇和事件，抵达事情自然抵达之处。我认为，相较于我强制推行自己的计划，这样做会让人看到有关那个时期的更加真实的版本。


    我提到的这个人不是国王或王后，因为有关这类人物的一切事实上都属例外，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被过度利用之嫌；此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达不到我想要的广度；此人也不是神职人员或圣徒，因为他们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此人也不是女人，因为任何生活得到充分记录的中世纪妇女都不典型。


    于是选择缩小至第二等级（the Second Estate）——即贵族——的一位男性成员，落在昂盖朗·德·库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身上。他是一个伟大王朝最后的贵族，是“所有法国骑士中最富经验、最出类拔萃的人”。他生活于1340年至1397年间，恰巧与我意欲涉及的时间段相吻合。而且，从他母亲在大瘟疫中的死亡，至他本人在该世纪达于彻底惨败时的绝佳死亡时间，都似乎是为了我的目的而设。


    通过娶英格兰国王的长女为妻，他效忠于两个国家，在战争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扩展了他的事业范围，丰富了他的阅历志趣；他在自己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中的每个公开戏剧性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通常是主要的作用。他极富判断力，成了当时最伟大的编年史作者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的资助人，若非如此，人们对他的了解会少得多。他有个严重的不完美之处——没有可靠的肖像留存于世。然而，对我而言，他有个可加弥补的优势：除了仅有的一篇于1939年发表的简短文章外，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英文论著，而且除了1890年的一篇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博士论文外，也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正式的、可靠的法文传记。我喜欢自辟蹊径。


    我必须恳请读者在熟悉库西的过程中保持耐心，因为只有在了解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事件的情况下，才可对他有所了解，而这些时代背景与事件要用前六章的内容来讲述。昂盖朗（Enguerrand中“g”的发音要很用力）在1358年，也就是他18岁时，在历史上初留印迹，这要到第七章时才会出现。


    我现在要谈谈此项事业的艰辛之处。首先是在涉及日期、数字和铁一般的事实时不确定的、相互矛盾的资料。在某些人眼中，日期也许是枯燥乏味、迂腐难耐的东西，但它们却是基础性的，因为它们确立了序列——何者在先，何者继后——从而导致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不幸的是，中世纪年表极难确定。中世纪的一年被认为始于复活节，既然这有可能落在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间的任何一天上，人们便普遍倾向于将日期固定在3月25日。向新历法的转变发生在16世纪，但直到18世纪，它才被普遍接受，这使得1月、2月和3月发生的事件究竟属于14世纪的哪一年成了难解之谜——14世纪英格兰官方记录中即位纪元（从国王即位时算起）的使用，以及某些其他事例中罗马教皇纪元的使用，都使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更有甚者，纪年者不是使用年月日来记录事件的日期，而是使用宗教历法来记录——例如，说事件发生于圣母诞辰的前两日，或主显节后的星期一，或施洗者圣约翰节，或四旬斋的第三个星期日。


    结果，这样的日期不但令历史学家们大感困惑，也让14世纪的居民自己感到茫然无措，他们极少在任何一个事件的日期上达成共识。


    数字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因为它们标明了在一个特定局势中涉及的人口比例。中世纪数字——如军队的数字——在编年史中的夸大被当作事实接受下来时，便导致了人们过去对中世纪战争的误解，以为它与现代战争相类似，而实际上，现代战争在手段、方法或目的方面都与中世纪战争大相径庭。我们应当假设，中世纪有关军事力量、战争伤亡、瘟疫致死人口、革命人群、游行队伍或任何整体团队的数字都被普遍夸大了几百个百分点。这是因为，编年史作者没有把数字当作数据资料来用，而是把它当作文学艺术的手段，以取悦或恐吓读者。罗马数字的使用也造成了精确性的缺乏和对整数的偏好。一代代历史学家不加批评地接受并重复着这些数字。直到19世纪末，才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记</a>录，例如，他们从出纳员的记录中发现了一支远征军的真实力量。现在，他们仍不同意J·C·拉塞尔（J. C. Russell）将法国疫前人口数定为2100万，以及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定的1500万至1600万，或爱德华·佩鲁瓦定的区区1000万至1100万。人口的规模影响到了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税收、寿命、商业和农业、饥荒或丰收——而有些现代权威提供的数字百分百的不同。编年史作者们似乎明显失真的数字会加引号出现在我的文本中。


    人们信以为真的事实之所以存在出入，通常是口头传播中的错误或对一个抄本资料的后期误读造成的、例如，当一出国际丑闻的主角库西夫人（Dame de Courcy）被一位本该小心谨慎的19世纪历史学家错误地当成了库西的第二任妻子时，其代价是，有那么一阵子，笔者陷入了无以复加的困惑之中。普瓦捷战役（the Battle of Poitiers）中的奥塞尔伯爵（Comte d’Auxerre）被英格兰编年史作者各不相同地译为Aunser、Aussure、Soussiere、Usur、Waucerre，而法国《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则将之写作Sancerre，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昂盖朗在英格兰被写作英杰拉姆（Ingelram）。这也就难怪，我曾把Canolles这个名字当成了声名狼藉的海盗船长阿尔诺·德塞沃利（Arnaut de Cervole）名字的变体。当情况对不上号时，我才发现，它原来是另一位同样臭名昭著的英国船长诺尔斯（Knowles）或诺利斯（Knollys）之名的变体。尽管微不足道，但此类困难可能是令人沮丧的。


    法兰西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萨博（Isabeau of Bavaria）被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而被另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个“黝黑、活泼的小个子女人”。土耳其苏丹巴雅泽（Sultan Bajazet）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大胆冒进、雄心勃勃、渴望战争的人，并因攻击迅速而得了“霹雳火”（Thunderbolt）的诨名，却被一位现代匈牙利历史学家描述为“女里女气、淫荡多欲、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之人。


    有关中世纪的任何言论都可能（而且极有可能会）遭遇相反的或不同的叙述版本，这也许可被视为公理。女人在数量上多于男人，因为男人在战争中遭到了杀戮；男人在数量上多于女人，因为女人在生育时命赴黄泉。普通老百姓对《圣经》耳熟能详，普通老百姓对《圣经》一无所知。贵族免缴赋税；不，他们的赋税未被免去。法国农民污秽肮脏，臭气熏天，靠面包和洋葱为生；法国农民吃猪肉、禽肉和野味，常在村子里的浴室中享受洗浴之乐。这个清单可以被无限地罗列下去。


    不过，矛盾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证据问题。我要请求读者准备发现矛盾，而非一致性。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习惯、风俗、运动、发展都有其相反趋势。陋屋中忍饥挨饿的农民与吃香喝辣的富裕农民比肩而生。儿童有的被忽视，有的被关爱。谈论荣誉的骑士，也会变成盗贼。人口减少、天灾人祸与奢侈浪费、辉煌壮丽之间绝非势不两立。没有哪个年代是整齐划一或无中生有的，也没有哪个年代是比中世纪更加经纬繁复的纺织物。


    你必须还得记住，中世纪会因看待它的人不同而发生色彩上的变化。历史学家的偏见和视角——以及他们由此做出的对材料的选择——在60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4世纪之后的3个世纪中，历史实际上是贵族的家谱，致力于追踪王朝脉络和家族关联，充斥着贵族是上等人的理念。这些古物研究者汗牛充栋的研究著作中并非只有关于王朝利益的信息，如安塞尔姆（Anselm）就讲述了加斯科涅（Gascon）领主的事迹，他将100里弗遗赠给被他剥夺了童贞的穷家女子当嫁妆。


    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大逆转的到来，在那之后，历史学家将平民当作英雄，将穷人当作事实上的有德之士，而把贵族和国王视为邪恶的怪物。西梅翁·吕斯（Siméon Luce）便是其中之一，在有关扎克雷农民起义的历史著作中，褒贬有所倾斜，但其研究则独一无二，他的记录都是无价之宝。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泰斗们发掘、发表史料，修撰编年史并为其做注，收集文学作品，阅读、摘录大段的布道文、论文、书信和其他第一手材料，为我们这些后来者铺平了道路。他们的著作现在得到了后马克·布洛赫（post-Marc Bloch）时代的现代中古史学家们的补充和平衡。后者采取了一种更具社会学性质的方法，找寻有关日常生活的详尽细致、难以否认的事实——例如，在一个特定的主教教区中出售的圣餐饼的数量，它充当了宗教仪式的指示器。


    本书要感谢所有这些群体，首先要感谢重要的编年史作者。我意识到，在当今的中古史学家中，依赖编年史作者不是什么时髦之举，但就对这个时期的感觉及态度而言，我发现它们是不可或缺的。进一步而言，它们的形式是叙事性的，而这也是我所采用的形式。


    虽说资料如此丰富，但空白依旧存在。在那里，问题不在于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在于根本没有信息。为了在沟壑上架起桥梁，就必须利用似乎可能而又自然的阐述，这解释了在我的著作中“可能”和“大概”层出不穷的原因——它令人着恼，但在缺乏记录在案的确定性的情况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存在于有记录可寻之历史的本质中的更大障碍，是超出负荷的消极事物：坏的方面——邪恶、悲惨、冲突和伤害——不成比例的存留。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与在每日发行的报纸上如出一辙。常态不会制造新闻。历史是依照幸存的记录所编著，而这些记录都极大地侧重于危机和灾难、犯罪和恶行，因为它们是法律诉讼、论文著述、道德家的谴责、讽刺文学、罗马教皇的训令等记录过程的主题。没有哪位教皇曾发表训令以嘉许某事。消极事物的超载可见于宗教改革家尼古拉·德·克拉芒热（Nics de manges）的著作中，他在揭发1401年不合格的、世俗的高级教士时说，出于对改革的担忧，他将不去讨论行为良善的教士们，因为“与堕落之人相比，他们无关紧要”。


    灾难极少像在记录中描述的那样看似普遍存在。存于记录使它显得持续不断普遍存在，而实际上它更有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零星突发的。除此之外，常态的持续性通常也要大于骚乱的影响，正如我们从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到的那样。在看过今日新闻之后，你预期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它完全由罢工、犯罪、停电、破裂的输水管、被围困的火车、关闭的学校、强盗、瘾君子、新纳粹和强奸犯构成。事实上，你有可能晚上回到家中——在幸运的一天——却不曾遇到一两个此类现象。这使得我提出了如下的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被报道的事实是任何可悲进展之表面程度的5至10倍”（或读者有心提供的任一数字）。


    移情的困难、真正进入中世纪精神和情感价值观中的困难，是最后一道障碍。我相信，主要的障碍是当时情况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这一中世纪生活的摇篮和法律，它无处不在，确实具有强制性。其持之以恒的原则是：精神生活和后世生活要优先于此时此地，要优先于地球上的物质生活。无论某些现如今的基督徒如何虔诚热衷，这一原则都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则与其替代物——信奉个体价值，信奉一种未必注重上帝的积极生活的价值——之间的割裂，在事实上创造了现代世界，终止了中世纪。


    使问题加重的是，中世纪社会尽管声称信奉对感官生活的摒弃，但并没有在实践中否认它，社会如此，教会更是如此。许多人尝试摈弃感官生活，有少许获得了成功，但人类不是普遍为摒弃而生的。没有哪个时代比14世纪更在意金钱和财产的了，它对肉体的关注也与其他任何时代如出一辙。沉湎于金钱、纵情于声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


    中世纪基督教的首要原则与日常生活间的鸿沟是中世纪的巨大隐患。这正是遍布于吉本（Gibbon）的历史著作中的问题，他怀着一种既有意又恶意的轻率去对待这一隐患，每每将在他看来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伪善都斥责为对人类自然功能的违忤。无论我对这位大师如何崇敬，我并不认为吉本的方法能解决这一问题。人类本身是不可实现的基督教理想的构想者，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若不是在实践它，也是在努力维护它。因此，它一定代表着某种需要，某种比吉本18世纪的启蒙所能提供的或他优雅的反讽所能解决的更加基础的东西。虽然我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认同它，需要的是更甚于我的宗教情怀。


    骑士精神，这一在统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留下了丝毫不亚于宗教的巨大鸿沟。理想是对由武士阶层所维持、在圆桌构想中得以阐述的秩序的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亚瑟王（King Arthur）的骑士为正义铤而走险，对抗毒龙、妖孽和邪恶之徒，在一个荒蛮之地建立秩序。于是，他们现实的对应者在理论上被假定为要充当信仰的捍卫者、正义的支持者、被迫害者的守护者。但实际上，他们自身即是压迫者。到14世纪，剑客的暴力行为和无法无天已经变成了混乱的主因。当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变得太宽时，体系便会被打破。传奇故事一直在反映这一点：在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圆桌被从内部粉碎。宝剑重返湖底，努力重新来过。人有可能充满暴力，富于破坏性，贪婪无度，易犯错误，却始终保留着对秩序的幻想，并重新开始其寻找。


    关于货币的说明


    中世纪货币最初起源于纯银铸造的libra（里弗或镑），它等于240个银便士，后来确定下来的是，12便士等于1先令或苏（sous），20先令或苏等于1镑（pound）或1里弗。弗罗林（florin）、达克特（ducat）、法郎（franc）、里弗、埃居（écu）、马克（mark）以及英镑（English pound），在理论上都多少等同于最初的镑，尽管不久后，它们的重量和含金量便都发生了变化。最接近标准的是13世纪中叶由佛罗伦</a>萨（弗罗林）和威尼斯（达克特）铸造的含3.5克黄金的硬币。与硬币名称相联系的“金”字，如金法郎、金埃居或金羊毛，都标志着真正的硬币。当仅以货币之名相称时，或如法国那样，以里弗的其中某种形式——parisis、tournois、bordise，每种都在价值上略有差别——相称时，上述货币所代表的钱的数量只是理论上的。


    鉴于看到了问题的这种复杂性，我会竭力建议非专业读者别对此感到担忧，因为硬币和货币的名称除了购买力之外，可谓毫无意义。时不时地，在提及士兵的报酬、劳工的薪水、马或犁的价格、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费用、灶台税和销售税的数量时，我都试图将货币的数字与实际价值联系起来。我并不试图将各种货币转化为某一货币的对等物，如里弗或法郎，因为等值始终在变，就像造币中的金银含量始终在不断变化那样；更有甚者，记录中的货币，虽与真实的货币名称相同，但价值不同。所以，在每个案例中，我都会简单地采纳文献或编年史中的货币名称，并督促读者将任何既定的钱数都简单地想象为如此多的货币。


    资料的参考


    资料来源可在“参考文献”中找到，至于特殊条目，则见于书后的“注释”，可依页码和文本中可识别的句子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