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殖民扩张的“衍生品”：种族问题

    由于无法继续拓展殖民空间，欧洲殖民扩张运动进入尾声。在欧洲国家涉足的殖民地中，雅利安人继续按照自己的生活习俗繁衍生息，并积极开展殖民活动。试图总结殖民活动对世界人种影响的做法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为时尚早。但殖民活动对非雅利安人产生的影响是否与对英国的影响一样，还有待考量。


    不同人种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人们观察世界时不至于单调乏味。不同的人种肤色各异，而且身材体格、头骨形状、面部轮廓以及器官发育等都不尽相同。各种族的语言、方言丰富多样，心智情感的发展也因人而异，秉性迥然不同，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更是大相径庭。我们只能说，这些差异就像埃及艳后克莉奥帕特拉[1]幻变的魅力一样，“岁月无法磨灭她的风情万种，习俗也不能腐蚀她的万千仪态”。


    人种学家试图根据人种差异进行人种划分，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学者将世界人种划分为十一种，也有一些学者划分为十五种或十六种。曾经通用的划分方法是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的五分法，即高加索人、蒙古人、马来人、印第安人和黑人。1870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划分出了五类人种，即血缘相近的金发白种人和褐色人种、蒙古人、黑人、澳大利亚土著。后来，人们熟知的术语雅利安人、蒙古人、黑人和棕色人种取代了上述命名。


    雅利安人包括白皮肤的金发人，如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黑皮肤的黑发人，如高种姓印度人。这一人种广泛分布在爱尔兰到恒河之间的区域，南至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洋地区。


    蒙古人分布广泛，特征各异，北至拉普兰，南经暹罗。马来半岛和美洲的蒙古人截然不同。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左二）（1825—1895）与友人


    黑人主要分布在中非和南非，与非洲东部群岛的黑人差异较大。


    棕色人种包括印度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和尚待考证的埃及人与努比亚人。


    以肤色划分人种不但便于记忆，而且与上述分类完美契合。白皮肤为雅利安人、黄皮肤为蒙古人、黑皮肤为黑人。此外，还有棕色人种。然而，根据这种分类还无法对印度人进行合理归类，因为印度人比其他棕色人种更接近欧洲人种，但称其为“白人”不免牵强。


    如果按语言的基本结构，即自由语素、单音节语素和黏着语素进行人种划分，其结果与上述分类基本一致。


    第1节　人种起源单一论


    毫无疑问，世界种族的变迁各不相同，人种学家多倾向于人种起源单一论。但也有一些人坚持盛行一时的人种起源多中心论，直至地质学的发展推动了学者们对种族差异的研究，物种进化论逐渐开始主导自然历史进程。后来，达尔文对人种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和詹姆斯·考尔斯·普里查德提出的人种起源单一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法兰西著名的人种学家卡特勒法热非常支持人种起源单一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也对此深以为然。然而，非亚当后裔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卡特勒法热指出，非亚当后裔曾出现在第三纪和第四纪地质时代，人类同根同源，历经繁衍生息，像碗里溢出的水一样，四散流去[2]。虽然漂洋过海困难重重，但查尔斯·莱尔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论据：假设世界只存在一类人种，无论其是否定居在新大陆的沿海地区，如澳大利亚或太平洋的珊瑚岛，也无论其文明程度能否与爱斯基摩人媲美，历经岁月的洗礼，这类人种的后代生生不息，终将遍及全世界。人们通常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某一个地方，如温度极低的亚洲极北处，但现有地质、地理状况尚未出现；或者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阿尔泰山脉之间的高原上，当时的地质、地理状况与现在相同。上述四类人种聚集在高原附近驯化牲畜，并分化出三种语言类型。


    达尔文（1809—1882）


    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1752—1840）


    卡特勒法热（1810—1892）


    查尔斯·莱尔（1797—1875）


    如果将世界人口预估为十三亿，则雅利安人和蒙古人各有六亿人口，黑色人种约为八千万，棕色人种的后裔约为一千万。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两千万混血人种，包括南北美洲混血人种和黑白混血人种。


    第2节　殖民扩张中的种族问题


    1492年，雅利安人跨越南北美洲，直抵澳大利亚。欧洲人认为，“原住民目前且永远是居民主体”，这一理念使欧洲人同各种族进行了亲密接触。


    种族接触的结果有三种，分别是种族灭绝、种族征服和种族融合。


    如前所述，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对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譬如，海地的原住民约为一百万至三百万人，难以置信的是十五年后，人口骤减至六万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对中南美洲原住民，即蒙古人，采取了种族征服为主、种族融合为辅的手段。卡特勒法热称，混血欧洲人、墨西哥和南美原住民的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葡萄牙人在很大程度上与非洲和印度原住民进行了种族融合。


    法兰西人侵占阿尔及利亚、塔希提岛和马达加斯加时日尚短，对人类种族的影响与西班牙的殖民影响大同小异。但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种族融合更容易实现。


    荷兰殖民者以日耳曼民族自居，拒绝进行种族融合。南非开普敦殖民地定居着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他们都是黄色人种或棕色人种与黑人融合的后代，发育迟缓，心智不足。荷兰殖民者对这两支部落发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行动。信念决定行动，荷兰殖民者从未将这些原住民纳入基督世界，如同以色列人驱逐迦南人和赫梯人那样。1803年，荷兰殖民者在圭亚那建了两座教堂，其中一座的碑文上刻有“奴隶和狗禁止入内”的字样。但在爪哇岛，荷兰殖民者制定劳务暂行协议以管理当地劳工，卓有成效的产业活动使双方获益良多。然而，好景不长，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早期管理不善，引起了荷兰人的抵抗。结合自由主义与贵族统治原则，现在的荷兰殖民者默认了当地统治者的管理，推行城镇卫生法；禁止当地长官聘用欧洲人为家佣，禁止双方通婚，并严斥其求婚行为。欧洲水手及士兵不得在公共场所醉酒，一经发现会被关押到船上或兵营里[3]，这些公共政策体现出平等性。荷兰殖民者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教化实属自取灭亡，但荷兰人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及宗教的责任。究其原因，荷兰殖民者并不认同“爪哇属于爪哇人民”的观点。


    塔希提岛上的原住民


    第3节　英国的殖民扩张


    为了进行殖民扩张，英国与其他种族交往甚密，尤其是和各殖民地的原住民。除了与英国有商贸往来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游走在印度和摩洛哥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英国人几乎和世界各主要人种都进行了接触。


    英国的主要殖民成就是对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及混血人种进行治理。只有通过与印度原住民的友好交往，英国才能改变其臭名昭著的殖民影响，重获国民的尊重。


    一、西非黑人


    英国人初次踏上西非的土地时，发现这里的居民都是最纯正的黑种人。这些黑人的卷发、厚嘴唇和塌鼻梁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几内亚的土著。白人在西非殖民地建立贸易工厂，开始了长达二百五十年的奴隶贸易。然而，西非的部落纷争自此得到平息，酋长们的贪欲也得到了满足。1806年，情况略有改观。英国派遣巡洋舰打击贩奴船只，并在塞拉利昂设置了奴隶救助站。随着19世纪产业的复苏，英国在弗里敦、海岸角城堡和拉各斯设立了几内亚贸易点，并增设了尼日利亚贸易点，通过奴隶贸易牟取暴利。


    流离失所的原住民强烈反对英国殖民者在沿海地区的酒品贸易，因为这种贸易与奴隶贸易并无二致，有百害而无一利。公众的谴责声越来越大，但官方并未予以回应。


    此外，葡萄牙、荷兰和德意志公司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完全漠视基本人权。


    英国殖民者试图教化塞拉利昂殖民地的黑人，让他们像欧洲人一样生活，但收效甚微。模仿来的文明就像空心芦苇，虚有其表，一旦遭受压力，就会刺破人的手心。英国圣公会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净化塞拉利昂的教会。加内特·沃尔斯利子爵坚称，没有白人的教化，大部分殖民地将沦为蛮夷之地，非洲西海岸的集市上也将再现活人献祭的场景。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个别黑人受到欧洲文明思想的教化后，开始变得与众不同。美属利比里亚殖民地的文明教化效果显著。虽然文明教化的形式各异、程度不一，但教化进程已经步入正轨。


    加内特·沃尔斯利（1833—1813）


    黑人迁居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后，对当地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虽然众说纷纭，但黑奴依然延续了早期的原始部落生活习惯。对此，我们不应该以英国的标准加以评判，也不能奢求黑奴的生活能有多大改观。即使推行旨在提升黑人社会地位的法案，“黑奴”也不会一夜之间变得勤俭节约、自强不息、尽职尽责。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声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一说法与游人对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的印象如出一辙。然而，斯宾塞·圣约翰爵士对海地共和国的印象却与此大相径庭，他发现海地盛行巫蛊之术，这片蛮荒之地上总是愁云密布。此外，对英国政治的刻意模仿使海地的政治生活显得荒诞不经。黑人励精图治，却留下了无限伤痛。海地人民盼望杜桑·卢维杜尔的重现，如果能得偿所愿，海地的历史一定会有所改变。


    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1818—1894）


    美洲南部的殖民者认为，黑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黑人对此是否认同，仍不得而知。片面之词使人们对英国的既得利益心存疑虑。除非黑人接受有效的组织管理，否则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废奴主义者相信终有一日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但目前美国的废奴运动是否会成功尚无定论。


    二、南非黑人


    与西非黑人不同的是，非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原住民并不是纯种黑人，他们身体中流淌着阿拉伯人的血液，而且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上一代欧洲殖民者认为，随着开普敦殖民版图的扩张，勇敢的卡菲尔人同仇敌忾，给殖民者造成了不少麻烦。但当代祖鲁人与卡菲尔人相比，过犹不及。


    英国应该早日结束与卡菲尔人和祖鲁人的军事敌对状态。工业时代的曙光终将惠泽原住民，工人或农民的身份会使他们深感幸福。然而，质疑声此起彼伏，因为野蛮的祖鲁人破坏了殖民地的生态，纳塔尔上空回荡着阵阵哀嚎。如果祖鲁人不再蛮化未开，接受文明的教化，就可以进行自治。在开普敦殖民地，英国和荷兰殖民者对能否教化当地黑人一事充满疑虑。事实证明，白人并没有欺压黑人，而是与他们和睦相处，因为和平不仅有利于黑人的身心健康，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铁路横跨欧洲及沿海地区，连通了贝专纳、马绍纳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资金流通和人才流动。与巴巴多斯和马提尼克岛辛勤劳作的同胞相比，这些地方的原住民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然而，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必然会遭到淘汰，但这并不是英国殖民者的本意，而是这些民族确实无法适应现代文明。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逐渐退向内陆，而且人口骤减，日渐消亡。


    英国希望南非黑人能够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然而，南非黑人的发展历史中充斥着永无休止的部落迁徙和部落冲突。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洲文明终将拯救黑人，而不是毁灭他们，这一愿景一定会实现。


    三、北美印第安人


    欧洲人发现，北美原住民的实际地位远高于其在人类族谱中的地位。在美洲，除了“印第安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亚洲的“白种人”。“白种人”来自荒凉贫瘠的南北疆域。“印第安人”属于蒙古人，抵达美洲的时间相对较晚，具体时期不详。因此，“印第安人”的称呼虽然沿用至今，但并不准确。他们在圣劳伦斯河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繁衍生息，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印第安人的产业结构，历来说法不一。人们通常认为，他们还处在猎获野牛的狩猎阶段，不属于游牧民族。印第安人的农业已经初具规模，主要种植印第安玉米和烟草，手工业以制陶为主。一些部落四处迁徙，没有固定的领地，棚屋就是他们的营地。大多数男性印第安人奔赴狩猎场或战场，女性多在沼泽地里种植玉米。


    英国与印第安人的交流方式往往是先进行和平会晤，再签订合约进行交易。为了侵占印第安人的领土，一些殖民者骗取了印第安部落的信任，然后与他们签约。印第安人知道实情后断然毁约，发起了一系列烧杀抢掠、野蛮屠杀的报复行为，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领土易主。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斗争之后，殖民地政府于1756年与英国开战，并悬赏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支持英国皇家军队，反对殖民地政府。现在，印第安人依然视“英王乔治三世的军队”为朋友。


    随后，英国和美国轮流瓜分了北美洲，致使印第安各部落四分五裂。


    北美印第安人猎杀野牛


    北美印第安人狩猎棕熊


    北美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


    在加拿大，法兰西人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还算温和，从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友谊遗产，历久弥新。加拿大的英国移民约有十万人，超过加拿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加拿大政府提供较多的补贴，鼓励人们积极发展农业。哈德逊湾公司的部分员工还从事狩猎活动，进行皮毛交易。1885年，路易·里尔组织法印混血人种发动了起义，但由于孤掌难鸣，并没有成功。1874年，达弗林伯爵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在塔斯卡洛拉的易洛魁联盟会晤时称，“几乎所有印第安部落都将加拿大视为‘信仰、人道与仁慈’的化身”，并对“正式承认酋长地位，鼓励各部落自治”的政策大加赞赏。


    美国的白人也渴望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但事与愿违。联邦政府要为印第安人分配保留地，但由于白人人口过剩，侵占了保留地，联邦政府的号令无法有效实施，只能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境，因为政府认为印第安种族的力量太过强大。截至1872年，美国政府同印第安部落签订了四百多份条约。然而，这些条约“墨迹未干，就已经无疾而终”[4]。条约的贯彻实施主要依赖强大的军事力量，政府不想让自身的利益受损，却也无能为力。殖民者将山地与平原夷为“领地”与“州”，印第安人一无所有，四处漂泊。


    路易·里尔（1844—1885）


    难道印第安人就束手无策吗？17世纪，在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温和派与激进派各执一词：温和派坚信唯有良善才能俘获人心；激进派宣称唯有杀戮才能得到安宁。宾夕法尼亚的政策倾向温和派，认为种族灭绝的方式并不可取。现存的印第安部落与其他族群为此提供了佐证，如切罗基部落主要以农业为生，也发展畜牧业，人口增长较快，年均教育经费达七万美元，还拥有报社与私人财产，白人对他们尊敬有加。


    切罗基部落


    现居纽约的奥奈达部落是易洛魁联盟的余部。这个部落已经完全内化了白人的社会习俗，L.A.拉斯罗普称其为温文尔雅</a>、勤劳敬业的基督徒。


    目前，约有二十五万美洲印第安人散落在一百多个保留地，其中，近一万五千人与白人聚居。


    除非英国政府实行保留地制度，并永久开放加拿大猎场，否则印第安种族终将灭亡。赫尔曼·洛策生动讲述了一位印第安酋长亲眼见证变革之后的感受：“白人种的谷物生长周期短，他们坐收其成，一本万利。然而，印第安人以打猎为生，耗时费力。”因此，白人都比较长寿，而且子孙满堂。如果印第安人以农耕为主，就可以从食肉者转变成耕种者。不可否认，只有经历这样的经济变革，并将亨利·戴维·梭罗的哲学思想发扬光大，印第安人才能继续生息繁衍。但即便如此，那些身体内流淌着印第安血液的土著人，由于逐渐被白人同化，最终成为混血人种。


    奥奈达印第安人


    四、毛利人


    提到印第安人，还会让人联想到新西兰的毛利人。毛利人肤色偏黑、体格健硕，而且骁勇善战，又被称为波利尼西亚人，即黄色人种、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混血。他们勇敢捍卫家园，最终赢得和平，也获得了殖民者的尊重。总体来说，英国在新西兰的殖民进程一直比较顺利。新西兰首任总督威廉·霍布森遵守条约，承认了毛利人的土地所有权，并称毛利人得到英国女王的直接庇护。1841年签订的《怀唐伊条约》成为毛利人的“大宪章”。但毛利人并没有意识到，签订条约意味着放弃主权、永失领土。随后，毛利战争爆发，毛利人痛失大片领土。现在，约有四万毛利人居住在新西兰北部，而且人口数量锐减。他们迁徙到新西兰不足四百年，逐渐适应了新环境，却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正如毛利人所言，他们注定会灭亡。无论是现在还是不久的将来，崭新的文明将重塑毛利人。但毛利人不断否定自我，似乎已经无法战胜消沉的意志，重振旗鼓。


    新西兰的毛利人


    五、南太平洋土著


    起初，英国与斐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仅限于个人层面。传教士逐渐教化了这些原住民，使他们接受英国的庇护，以御外辱。


    英国政府不再向新几内亚输送移民，试图保护原住民免遭非法殖民的侵扰，那里管理秩序井然，摄政的帷幕逐渐拉开。


    六、澳大利亚土著


    翻开人类的历史篇章，英国人对其殖民史深感羞愧。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土著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对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也没有什么贡献。印第安人的故事再次上演，澳大利亚仅存的一点浪漫色彩逐渐消失殆尽。澳大利亚土著属于棕色人种，既不像新几内亚北部的巴布亚人，也不像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曾在人种分类中补充了澳大利亚人种。澳大利亚部落众多，散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澳大利亚的人种包括部分非洲人、东部的波利尼西亚人、北部的马来人。上述人种位于人类族谱的末端，与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属于同类。如果有人否认了这些人的人性，那么他一定是心存偏见、冷酷无情的人。但也有人持相左的意见。卡特勒法热在《人类种族》中写道：“我非常不愿谈论澳大利亚的话题，白人从未像对待澳大利亚人那样对待其他弱小民族，他们在澳大利亚肆无忌惮地诋毁诽谤，残忍无情地掠夺杀戮。巴特勒·厄普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根本不能称为人，他们拥有人类最邪恶的品性，甚至连猴子也要为此自惭形秽。正直的人一定会反驳这种刻薄的言辞，也会提醒前往澳大利亚的淘金者。澳大利亚土著的邪恶品性一旦释放，就会证明上述刻薄之辞。到那时，我们就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故事，可以参照达尔文和珀蒂·图阿尔的旅行记录。”


    斐济原住民


    现在，澳大利亚划分了宗族部落，规定了疆界范围，并利用木材制作船舶，通过织网捕捉袋鼠。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消除“澳大利亚土著缺乏人性”的偏见。约翰·卢伯克断言，澳大利亚土著缺乏信仰和文化习俗的传承。卡特勒法热驳斥说，自创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土著就开始思考如何探索世界，他们通过祈祷祭祀的方式认识自然，而且相信来生，承认世间存在真假善恶。1890年12月，澳大利亚移民詹姆斯·邦威奇向皇家殖民地研究院递交的报告指出，曾经的澳大利亚土著智力非凡，是令人敬佩的催眠师和读心术师。


    澳大利亚土著


    目前，还没有哪个权威机构能够提供澳大利亚土著智力非凡的相关证据。但亚历山大·坎宁安、詹姆斯·道森、查尔斯·威尔克斯[5]、罗森多·萨尔瓦多、W.E.斯坦布里奇和卡尔·索福斯·卢姆霍兹提供的依据尚可佐证，唯独爱德华·约翰·艾尔、亚瑟·柯林斯和艾弗·麦吉利夫雷一直对这种观点存疑。


    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教化初见成效，如詹姆斯·道森培养了很多土著农民，罗森多·萨尔瓦多训练出能工巧匠，朱尔斯·布洛斯维尔[6]培训出淘金工人，亨利·巴克利引导土著部落走向文明。这些教化带来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详述。


    无论盎格鲁-撒克逊人怎样畅饮朗姆酒，都不会导致种族灭绝。但澳大利亚土著却未必如此，因为他们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濒临灭绝。即使在人口众多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土著也不到一万人。


    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改进了管理方式，用澳大利亚原住民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有序管理。虽然西澳大利亚和北昆士兰经常发生一些悲惨故事[7]，但原住民致力于扫清殖民余孽。


    查尔斯·威尔克斯（1798—1877）


    卡尔·索福斯·卢姆霍兹（1851—1922）


    七、塔斯马尼亚人


    塔斯马尼亚人的陨落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一抹悲情色彩。这段插曲记录了塔斯马尼亚人与白人的命运纠葛，令人感伤不已。残暴的殖民者踏上这片领土时，发现了弱小的塔斯马尼亚人。塔斯马尼亚人的奋起抵抗激怒了殖民者。德意志作家乔治·格兰曾描述了塔斯马尼亚人的消亡：“殖民者像猎杀野兽一样定期猎杀塔斯马尼亚人。塔斯马尼亚人的灭亡不是在文明降临之前，而是在残忍野蛮的白人到来之后。”1810年以前，殖民地的法律并没有将“杀戮原住民”归为谋杀罪。1826年，塔斯马尼亚人遭到种族灭绝。殖民地政府规定：捕杀一名成年人奖励五英镑，捕杀一名儿童奖励两英镑。塔斯马尼亚人就像困兽一样，无路可逃，惨遭杀戮。1876年，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妇女惨遭虐杀，种族灭绝运动终于画上了句号。白人殖民者的非人行径人神共愤。驻塔斯马尼亚代表坚信，如果殖民者拥有人性的善良，一定会庇护原住民，但如果殖民者被人性的邪恶打败，邪恶终将吞噬一切。回顾这场大屠杀，正如达尔文所言，塔斯马尼亚人不该像印度的困兽一样被斩尽杀绝。


    塔斯马尼亚妇女和儿童


    八、南太平洋岛民


    英属南太平洋诸岛，如斐济，从未发生过上述种族灭绝运动，但与白人之间的商贸往来给当地的原住民造成了致命打击。从丰富的史料中，我们不禁对这段历史扼腕叹息。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引起了殖民者的狂热与贪婪，也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


    善于推卸责任的英国人在印度开展了慈善事业，以弥补殖民进程中的过错。但与其他弱小种族的交易相比，这种做法不值一提。英国给予孟加拉的福利并不能挽回塔斯马尼亚人的灭绝，对斐济人的仁慈也无法抵消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对牙买加黑人的补偿更无法抹去黑奴的悲惨经历。面对先辈们犯下的罪行，后代只能通过善待原住民来获得救赎。同时这是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首要职责。


    第4节　无可辩驳的殖民历史


    虽然英国竭力为自己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行径辩护，但依然无法用适者生存的法则抹去那段黑暗历史，因为这既不符合人性与道义标准，也没有贯彻基督的慈善精神。作为精神存在的人，不能简单地以非精神层面的准则评判历史。如果以“公正、善良和友爱”作为评判标准，就会发现历史长河中最耀眼的宾夕法尼亚及其殖民者等例证中，的确存在抽象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在本世纪依然行之有效。只要公正与慈善联手、谦逊与信任同行，谦谦君子就会同声响应。


    历史无法更改，但人类需要继续前行。面对久病缠身的同胞，人们总是尽力给予宽慰。一些殖民地的原住民无法适应高度文明的社会，溘然长逝。因此，殖民者必须改变对原住民的态度。如此一来，我们是否有必要更耐心地对待濒临灭绝的种族呢？


    托马斯·布朗生性善良，他敏锐地观察到：“历史往往毁誉参半，难以复制，原本不应该发生的历史注定会被人们遗忘。高尚的个体行为需要长时间精心培养，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这段话历经两百年经久不衰。每每回顾殖民者与原住民的纠葛，英国人都会惴惴不安，饱受良心的谴责。


    * * *


    [1]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译者注


    [2]《人类种族》，第十五章。——原注


    [3]J.W.B.马尼，1861年，《殖民地管理办法——以爪哇为例》。——原注


    [4]L.A.拉斯罗普，1890年12月，《新评论》。——原注


    [5]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1798—1877），美国海军军官、探险家，1838年至1842年率领美国探险队环游世界，于1840年1月25日发现南极。——译者注


    [6]朱尔斯·布洛斯维尔（Jules de Blosseville，1802—1833），法国航海家、地理学家、探险家。1822年至1825年，他就职于法国探险远征队，后于1833年失踪。——译者注


    [7]卡尔·索福斯·卢姆霍兹，1889年，《食人族》，默里出版社。——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