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立法议会

    现在，相对平静的阶段已经过去，社会的混乱因素即将以前所未见的迅猛态势爆发。陈旧的恶习、动乱的后果和新建机构的弊病即将显露出来。因国家管理不力而盛怒的民众突然获得了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有力的刺激下不断增强，即将推翻已经不稳固的君主制，引起一场巨大灾难。种种表象之下都隐藏着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再次证明了这个国家祸根深种：统治阶层和不幸的君主愚昧至极，制宪议会工作失误明显、贻害无穷。人们发现，权力可能会突然从掌权者手中消失，落入旁人之手；尤其是在法兰西的特殊形势下，狂妄、鲁莽、大胆的少数人可能会战胜反对者，获得强大的力量并成为掌权者。然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并不全是法兰西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影响。如果不是国外的因素点燃了法兰西人民心中的怒火，或许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会是另一番景象。


    王室出逃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制宪议会自行解散并宣布其伟大的使命已经完成，“正如所希望的那样”，它使“法兰西获得了重生”。国王虽然曾费尽心思推翻宪法，但此时显然已经做好接受它的准备了。此外，国王还宣布了大赦。法兰西的政治天空似乎暂时风和日丽了。王室重获自由，一时间在巴黎风头之劲无出其右。1791年10月，新的立法议会成立了。选举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许多人开始相信前两年的“光荣的收获”终于实现了，前期工作的成果终于稳固下来了。然而，一种新情况的出现说明新成立的立法机关尚缺乏政治经验。制宪议会通过克己条例将自身成员排除在立法议会之外，因此两者同样缺乏政治经验。立法议会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也包含很少的旧贵族阶层。立法议会中尽管也有一些渴望尝试改革的共产党人，但主要目的是要维护1791年宪法。立法议会有750名议员，分为右派、中派和左派。右派为保守派，左派为激进派，中派人数众多，左右摇摆。在当时的政治俚语中，左派被称为“山岳派”，中派被称为“平原派”。很快，这些奇怪的别称就人尽皆知了。总体而言，立法议会的表现并不比它的前身[1]出色，其成员中也没有米拉波伯爵的党派。然而，立法议会也并非没有好处。立法议会中有一小群成员，大多来自同一个地区，即后来的吉伦特省，是原吉耶纳省的一部分。他们雄辩、有说服力、充满热情，即使这份热情缺乏理智，却仍格外引人注目。


    目前，立法议会和国王以诚相待，携手治国。为了对抗雅各宾派的力量，路易十六组建了以温和派人士为主的斐扬派[2]。一些以巴纳夫为首的制宪议会改革派人士则努力为王室进言献策。不过，国王从一开始就无视制宪议会代表。代表们对国王也不屑一顾，这让国王很恼怒。人们认为，宪法赋予了君主过大的武装权力；而王公贵族和夫人们却仍对王室地位及新安排表示不满且拒绝接受。于是，分歧越来越大。一条荒谬的规定剥夺了王室大臣在制宪议会中的席位。这使他们像是格格不入的陌生人，他们为此很气恼。同时，国王接受宪法的行为激怒了移民贵族。贵族军官麾下无兵，自己又不愿意屈尊当兵，所以他们的军队还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尽管如此，国王的兄弟们仍强烈抗议制宪议会的行为。在莱茵河地区，成群结队的王室支持者四处鼓吹不和，试图激起动乱。这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士们支持的，他们大多拒绝宣誓遵从教会新秩序。在一些革命情绪高涨的地区，这次运动引起了不小的骚乱。长久以来的团结也因宗教情感不同而破裂了。阿维尼翁曾是教皇封地，被制宪议会吞并成为法兰西领土，因而也爆发了一些可怕的动乱。法兰西和罗马教皇的政党斗争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南部和东南部的几个城镇也发生了动乱，这里的派系之争几乎发展到了内战的地步。一群无家可归的武装盲流在法兰西的许多地区四处徘徊，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此外，大城市里不断涌现出不满的情绪，民众时刻处于起义边缘。指券发行之初使贸易得到了发展，但不计后果地使用纸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良后果。尽管物价飞速上涨，但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雇主们变得惊慌而谨慎。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工匠和工人来说，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但工资却没有按比例上涨。人们都认为这是由富人和零工投机商的自私自利造成的。此外，革命已经结束，但革命究竟给穷人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伪善的演说家们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如何才能实现呢？中产阶级的处境的确比较好，但中产阶级和贵族一样严酷，难道革命最终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换了统治者而已吗？巴黎的雅各宾派和同类组织里出现了这种危险的想法，并越来越激烈。怒火蔓延开来，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巴纳夫


    这些混乱并不是为了改善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或安抚民众的坏情绪而出现的。很快，不安定因素变得更活跃了。1791年冬，为了反对移民贵族和僧侣，立法议会通过了严格的法令。虽然没必要如此苛刻，但这是应对当时形势的正当措施。然而，路易十六极其莽撞地拒绝了这些措施，直接反对立法议会的意志，且方式果断决绝。国王在移民贵族营地等地不断与兄弟们沟通。国王还拒绝了教会的新安排，从拒绝宣誓效忠宪法的教士中选出了国王专职教士和司祭。这些行为令国王与立法议会之间的矛盾愈加强烈。不难想象，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唯恐失去权力的、引起众怒的、无知涣散的立法机关来说，这种愚蠢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对于英国人来说，即使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政治锻炼，也可能连一天也坚持不下来。至今仍幻想与国王合作的立法议会充满了愤怒、疑问和恐惧。许多温和派人士与王室脱离了关系。困惑的立法议会找到了发泄愤怒的方法，那就是发起暴动。巴黎革命政府与其支持者签署了联合情愿书，令立法议会头痛不已。雅各宾俱乐部和更暴力的科尔德利俱乐部[3]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雅各宾派经常越权发挥政府职能，并派遣使者去煽动全国各地的人民。通过这些手段，在同类俱乐部的帮助下，在偏激新闻报道的疯狂传播的推动下，原有的不满和愤怒愈加激烈，反对国王、王室及宪法的暴动大面积发生。同时，煽动者还诱导民众发现并利用自身的巨大力量。在煽动者的监督和控制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落入了民众手中。“爱国者”的人数在国民自卫队里肆意疯涨，败坏了国民自卫队名声。在巴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已经辞职，国民自卫队被改造，让-西万尔·巴伊也已被虚伪狡猾、沽名钓誉的佩蒂翁取代，而愚蠢到不可理喻的王室则满怀恶意地全力协助佩蒂翁成为巴黎市长以对抗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这时，国民自卫队中大部分下层士兵得以保留，但大部分军官却被替换了。由于士兵和军官的思想和情操不同，国民自卫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团结了。它虽然纪律宽松，但仍然井井有条。在和国王的斗争中，立法议会仍然倾向于对人民有益的事业。


    科尔德利俱乐部旧址


    佩蒂翁


    因此，由于犯罪、暴政和病态体制，重建法兰西的道路并不顺畅。同时，一股正在形成的国外势力给法兰西的不安定因素注入了突如其来的、惊人的力量，给大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特征。王室出逃后不久，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皮尔尼茨[4]举行了会面，制定了反法计划，并发表郑重声明，认为路易十六出逃事件所反映的是整个欧洲君主制度的问题。以否认德意志的野心为使命的德意志作家[5]可能会认为反法同盟只是一个幌子，但法兰西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德意志很快对法兰西进行了震慑，并用花言巧语欺骗那些身在德意志境内却对法兰西造成威胁的移民贵族。此时的普鲁士也渴望得到阿尔萨斯。阿图瓦伯爵查尔斯·菲利普卑鄙地暗示，如果普鲁士能助他登上王位，他便将洛林地区赠送给普鲁士。而俄国、瑞典、皮埃蒙特和西班牙等国也或多或少持有一种威胁态度。此外，之后的几个月里，国王和王后定期与奥地利皇帝和其他国家君主通信。尽管他们仍然否认将会有外国军队介入，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强烈要求在边界上建立一个武装国会，为君主制建立一个新反革命基地。这些阴谋已经策划完成，但并没有确定实施。立法议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分为和平和战争两派：吉伦特派的观点相对温和，但与之对立的山岳派主张诉诸武力，推崇专制统治。在与立法议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后，奥地利大臣菲利普·冯·科本茨尔[6]表示，他的君主奥地利大公打算直接干预法兰西事务，用武力压制革命。这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的危机。1792年4月，在国王的支持下，立法议会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急切地与它的对手奥地利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反法。于是，一场持续二十三年的激烈的冲突开始了，整个世界因此动荡不安。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认为法兰西是侵略者。三支法军被派往边境，但在长期宽松的纪律下养尊处优的士兵连看一眼敌人都不敢。经历了强烈的冲突后，法军被逐出比利时，并愤怒地杀了一名首席军官。不久之后，法军士气低落，严重缺乏作战装备。而作为三支军队其中一支的指挥官，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一直是法军的精神支柱，他明确指出战事危急。


    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皮尔尼茨举行会面


    军队溃败的消息传遍了法兰西，引起了众怒，震动了首都。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立法议会中支持战争的一派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民众领导人高声谴责王室、国王尤其是王后，认为他们有叛国嫌疑，并宣称军队被出卖了。就连立法议会也公开认为，法兰西宫廷里可能成立了一个“奥地利委员会”，正侵害着法兰西的切身利益。法兰西人强烈抗议，认为坚决不能让奥地利女人[7]阻挡国家发展的道路。不久，路易十六的愚蠢行为给即将点燃的战争又添了一把火。斐扬派的一员在与奥地利的谈判中因懦弱胆怯而遭到弹劾，国王不得不与斐扬派分道扬镳。国王还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吉伦特派和其他主要党派组成的内阁议会，其真正的首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人——迪穆里埃。这个内阁制定了一条新的法律来制裁反对陪审制的教士和有反叛倾向的教士，并在立法议会获得了一致通过。前线战败后不久，一位大臣建议在巴黎附近建立一个由两万名志愿者组成的阵营，这个阵营将成为法兰西各地国家级军队的核心。该建议也得到了立法议会的全票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迪穆里埃起初不赞同这个建议，并利用这个机会暗中打压内阁中另外三位吉伦特派成员。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虽然这个计划充满危险，他还是很快改变想法，重新将这个建议提上日程。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国王直接反对立法议会的表决，拒绝批准双重法令。几天后，他相继罢免了吉伦特派的三名大臣和迪穆里埃，并从不受欢迎的斐扬派中选出了一个新内阁议会——尽管有人认为斐扬派软弱无能，在立法议会和民众眼中毫无声誉可言。


    迪穆里埃


    随后，国王还做出了玩弄权力和利用群众激情的行为，历史对此给出了公正的裁决。但法兰西不应该忘记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也不应该忘记无政府主义的导火索。因为坚信王室在突如其来的危机时刻背叛国家并与国家公敌结成了反法同盟，立法议会领导人再次与王室发生了冲突，并向巴黎求助。为了反对王室阴谋，立法议会一边公开谴责国王的行为，一边向巴黎的政治煽动者和暴徒寻求援助。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做法虽然不明智，甚至有些自私，但却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因此，立法议会迫切地需求革命力量的支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巴黎市长佩蒂翁满怀热情地组织平民阶层发动骚乱。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尔德利俱乐部呼吁病态的爱国人士用武力抵制压迫。每天晚上，残暴低俗的旁观者占据着立法议会的长廊，吵吵闹闹，令立法议会无法听取少数人的诉求。短时间内，巴黎的大街小巷再次出现了大量长枪兵，他们威慑或策反了国民自卫队。而这支日益增强的野蛮军队大部分是从亡命之徒之中招募来的，他们几个月前就聚集到了位于首都的据点。毫无疑问，爆发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这至少得到了立法议会和市政当局的默许。1792年6月20日，恰逢网球场宣誓纪念日，大批人聚集在一起纪念这个事件。忽然，他们发起暴动，冲入立法机关，挥舞着杀气腾腾的、有怪异图腾的旗帜，号召代表们采取有力的行动。这群人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压制，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冲破了杜伊勒里宫的大门，高喊着“反对否决权”“国家和爱国大臣永垂不朽”的口号。国民自卫队的几千人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所以一直冷漠地看着。据说，有一个营高喊：“我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暴动者很快涌入宫廷内室，愤怒地朝伊丽莎白夫人喊叫，称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为“奥地利女人”，将公主带至王后身边。暴动者叫着国王的外号“否决权先生”，并声称“丢弃宪法就是丢命”。然而，路易十六的沉默令暴动者渐渐平静下来。国王失去了自由，并在咒骂和侮辱声中屈辱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同时，在一些勇士的努力下，王后有幸获救了。据说，那些原本打算杀害王后的人因敬服于她的威严和优雅而扔掉了手中的武器。暴动的妇女们也因她几句善意的话语而将愤怒的咒骂转化为悔恨的眼泪。佩蒂翁虽然不反对暴动，但还是在傍晚时分劝说暴动者解散。这次暴动让人们发现了宫廷无防御的秘密，并牢记于心。王室似乎已经跌落尘埃。


    人群涌入宫廷内室，围困住伊丽莎白夫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1792年6月20日王室遭受的耻辱引发维护国王的反攻行动。路易十六的忍耐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立法议会尽管对暴动者心怀恐惧，但仍向他们寻求帮助。吉伦特派对此后怕不已，提议召回之前被国王罢免的三名吉伦特大臣。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也从前线匆忙赶来，谴责革命政府和雅各宾派组织的暴力事件。佩蒂翁因1792年6月20日的行为而受到起诉。而人数相对众多的温和派仍真心希望恢复秩序。然而，战败的消息、人们的激愤和王室的顽固很快加剧了这场运动的进程。1792年6月30日，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所有的权力机构都应该长期举行会议。只有这样，遍布法兰西各地的、落入政治煽动家之手的民主力量才能持续地激励人民。各省的请愿书如潮水般涌入，愤怒的情绪在城镇发酵酝酿，市政府议会和政府部门议会处于鲁莽的武装暴民的控制下，巴黎成了暴民统治下的根据地。同时，遭到国王反对的武装力量也企图建立组织。有革命意愿的人应邀涌向巴黎，纪念巴士底狱的沦陷。宪法中关于保护路易十六的条款被取消。国民自卫队都变成了革命者。1792年6月20日暴动事件的领导人深感绝望，命令暴动者们偃旗息鼓。邪恶的煽动者们希望所有的“爱国者”都加入。这些措施由至高无上的巴黎革命政府负责实施。立法议会的大多数人对此表示默许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节日[8]当天，路易十六出现在一大群武装人员面前。这群人大多来自法兰西偏远地区，他们或者阴郁地保持沉默，或者高呼“国家”“佩蒂翁”或“死亡”的口号。连国民自卫队也蠢蠢欲动。首都的形势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大臣们和忠诚之士都恳求国王出逃。两个忠诚的贵族把自己的财富都进献给国王。连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也将国王安全地护送到军队去。但由于自身优柔寡断、听信谗言，不幸的国王拒绝转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激动地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相信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这个伪君子。”我们现在也知道，这里面另有玄机——国王和王后已经收到德军即将发兵的消息，因为王后曾得意地吹嘘自己即将获救。尽管这位受害者的结局令人惋惜，尽管结果事与愿违，但即使解救成功，也将会充满鲜血和战火。我们将如实记录当时的情况，还原真相。


    无论是法兰西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黎，都正处于一个临界状态。一次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避免了革命的最终失败。1792年7月底，在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领导下，普鲁士军队开始调集，以两个奥地利师作为两翼。在一群渴望报复的移民贵族的欣然带领下，普奥联军从莱茵河挺进，抵达摩泽尔河和默兹河。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发表了《布仑斯威克宣言》。这个宣言将永远受到热爱国家自由之人的谴责，只是短时间内还看不出效果而已。宣言的字里行间充满愤怒，要求巴黎立刻“臣服于普鲁士国王”，并宣称任何侮辱王室的人或事都将被“夷为平地”，“立法议会、国民自卫队和市政府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负责，将被送到军事法庭，绝不赦免”。宣言还“善意”地补充道：“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会尽力让法兰西叛民取得宽恕。”这个臭名昭著的宣言使巴黎震惊，引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和愤怒。虽然路易十六十分真诚地为反法同盟军的作为进行辩解，但宣言所造成的危害已经不可挽回。国王的辩护行为彻底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保障国家安全并施以报复。在这场危机中，立法议会虽然仍是最有秩序的机构，但它除了为吉伦特派的演说家们喝彩外，几乎无所作为。由于缺乏坚定、实际的政策，立法议会的权力迅速被更鲁莽的煽动者夺去。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人们孤注一掷的计划。叛乱不时发生，其目的就是废黜国王，使他与其他王室成员一起沦为人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民众和叛军力量强大，当局却软弱多疑。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革命政府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其代表慷慨激昂地发动起义，点燃了暴动的导火索。在这些代表中，丹东表现得尤为出色。他虽然固执、粗鲁、野蛮，但却是真正的雄辩家，已然获得了“爱国的米拉波伯爵”的称号。至此，成千上万有革命意愿的人来到了巴黎，加入了长枪兵的队伍。其中，来自马赛的、由“六百位视死如归的人”组成的队伍，勇敢无畏，在这些革命者中格外显眼。起义时间定于1792年8月9日。由于巴黎革命政府中的一些成员不愿全力以赴地参加暴动，于是这些真正的爱国者毅然取代了巴黎革命政府。诡计多端、胆小怯懦的佩蒂翁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以保全自己。在合法的面纱下，四十八个区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废黜国王。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布仑斯威克公爵


    丹东


    1792年8月9日，当夜幕降临时，起义的号角响起。夏日的月亮平静地挂在夜空中，不管白日里多么激动，喜欢安静的市民此刻已经进入梦乡，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虽然大多数人都遵纪守法，但也有一部分人知道王室与外国势力正在酝酿一个野蛮计划，因而他们并不为王室即将受到严厉的教训而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王室背叛国家应得的报应。怯懦、自私和冷漠共同造就了成千上万逆来顺受的人。首都的活跃地区充满了激烈的骚动，黑夜中的身影穿过街道和</a>小巷来到指定的场所，钟声从市政厅大楼和尖塔上传来，如同侵略日尔曼部落时的钟声一样，如同惨遭迫害的胡格诺派面临恐怖死亡时的钟声一样[9]。这里，人们为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欢呼喝彩；那里，密谋者聚集在一起召开秘密会议，不断接收密使送来的消息。还有一些地方，人们向聚集的起义军欢呼致敬。密集的鼓声预示着野蛮起义的开始。同时，所有大胆的人都在这些地区相遇了。尽管其他暴民领袖沉默着，但丹东的势力只增不减。起义信号一出现，由各个区选出的代表团就强行进入巴黎革命政府会议厅，占据了首都政府，指挥并推动了这次暴动。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街上的武装分子越来越多，沉闷的炮声随处可闻。在孤注一掷的军人的带领下，民众聚集到广场和大路上，围绕在起义军的周围。然而，也有不少人犹豫不决。不只一个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领导人被愤怒的人群驱赶，并受到死亡威胁。对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的恐惧、对相互信任的渴望以及对危险意图的察觉，让许多人止步观望，甚至退出。起义军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势如破竹。天亮时分，巴黎到处都是持矛的士兵，还有很多人持有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在周围民众的欢呼声中，起义军沿着塞纳河一路挺进，来到那个到处是围墙和道路的、迷宫似的地方——杜伊勒里宫。


    在这几个小时里，国王和王室成员不断收到有关当前险境的报告。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尽管高贵的绅士们嘲笑“暴民的软弱”，高贵的夫人们也相当轻蔑地附和着，但恐惧和焦虑仍笼罩着王宫。王室匆忙地挑选出最忠诚的士兵组成国民自卫队，从事防御工作。佩蒂翁则像犹大[10]一样说着恭维的话以掩护自己。尽管王室可信任的只有几百个瑞士人和几个仍然坚持为国王服务的近身侍卫，但还有少数贵族和他们的家人、奴仆纷纷涌入王宫，为保卫王室进行最后一搏。然而，一个可悲的事件却令他们成功的可能变得微乎其微。威望极高的国民自卫队总司令芒达预备了一套出色的防御计划。原本国民自卫队会紧紧追随着他完成这一计划。但革命政府在佩蒂翁的默许下秘密策划谋杀了他。芒达的死亡使保卫王室的队伍失去了首领。第一批起义军到来时，路易十六向国民自卫队发表演说，他说话的语气和样子，就好似作为国王的他已经找到触动他们心灵的方法。但实际上，他气馁的神态和犹豫的态度并没有让这次演说发挥作用。据说，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指着几个站在远处的高傲的贵族大声说道，“这些人会告诉你们，你们的职责所在”时，国民自卫队的蔑视转变成了愤怒。这时，起义军已经到达宫殿，在各个方位的入口处集结。目光所到之处全是一片片刀光剑影和一副副狰狞的面孔。人们的愤怒暴躁足以证明这是一场报复的盛宴、可怕的狂欢。在这场巨大的危机中，国民自卫队弃甲投降，各方互不信任、相互背叛，悲惨的场面不断重演。目的达成之后，佩蒂翁逃走。一位善意的官员请求国王向立法议会寻求庇护，因为立法议会的一个会议厅就在附近。时运不济的路易十六只好答应。当王室成员走过杜伊勒里宫的花园时，暴徒的叫喊声令他们战战兢兢，犹如被捕获的猎物。几分钟后，王室就安全了。但国王很快就认识到，他只是一个俘虏。一位议员认为，立法议会的辩论应该是自由的。王室成员挤在来探听消息的人们后面的一个小隔间里，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表现出忠诚或怜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流下了苦涩的眼泪，路易十六的天性使他看上去迟钝冷漠。据说，这位波旁王朝的国王眼看着王权没落，却还能心满意足地吃完一盘桃子[11]！


    路易十六向国民自卫队发表演说


    叛乱分子攻到杜伊勒里宫前


    天亮时分，到处都是持矛的士兵。叛乱分子开始进攻杜伊勒里宫


    接下来，不时出现的小骚乱湮没在战争的喧嚣声中。王室出逃后不久，起义军就闯入了宫殿，似乎在表明暴动已经结束，人民取得了胜利。然而，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以马赛人为首的起义军在宫殿内发起了猛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激愤。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正规军队对付叛乱分子的手段。瑞士军队发动战争，并打入法兰西境内。一时之间，瑞士军队气焰嚣张，致使意志不坚定的起义军立刻败退。于是，不幸的国王发出了一道命令，要求停止开火。当瑞士军队的士兵们不情愿却顺从地撤退时，革命力量却再次向前推进，并为这意外获得的胜利欣喜不已。随后，一个凶残可怕的场面出现了——瑞士人被包围，并最终被打败。愤怒的民众践踏尸体以泄愤，妇女们像恶魔一样围在尸体旁边跳舞。当起义军仍在忙于杀戮时，胜利的民众涌入了宫殿。在这个伟大的城市里，所有的不安和混乱都在这座废弃的宫殿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世代相传的宝藏惨遭毁灭，残破的画作和雕像碎片堆在昂贵的地板上，成群的妓女穿上王室的华丽衣衫，尖叫着“奥地利女人”——王后放荡如妓女，早已名誉扫地。然而，即使是如此不堪的环境中也不乏人性的光芒。在“不让国家陷入耻辱”的呼声中，王室的贵妇和女仆们得到了宽恕。原则战胜了混乱，过激行为得到了控制，野蛮掠夺被杜绝。于是，不只一个窃贼被抓甚至被绞死。但暴动仍然频发，无政府状态即将进入最糟糕的境地。


    1792年8月10日的暴乱推翻了波旁王朝，激怒了法兰西民众，破坏了王位，摧毁了权威。从此，动乱的因子在各种事件中变得更活跃，外国的入侵也给这个王国的民众以新的、巨大的刺激。国家的代表们坚信国王和王室是错误的，并与之不断斗争，且向巴黎革命势力寻求援助。由暴民领导的起义军展示了强大的力量，镇压了反对势力——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随后，权力就从这个最近还掌握着它的阶层手中溜走了，影响深远的恐怖统治即将到来。然而，我们只是简要提及的许多事件，却受到了大多数法兰西人的强烈谴责。在巴黎，大部分市民对1792年8月10日的恐怖事件感到悲哀。但1791年的宪法给革命带来了希望。维护秩序的各个党派或存在分歧或相互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民族独立和1789年新利益兴起的因素，恰好也导致了所谓“爱国者”的出现，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最终，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获得了胜利。法兰西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容易屈服于大胆的领导人。这一特点尽管可以理解，但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现在，我们应该明白，那些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革命力量是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境地的。


    以马赛人为首的叛乱分子与忠于国王的军队在杜伊勒里宫交战


    * * *


    [1]这里是指制宪议会。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同年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并于1791年9月30日解散。制宪议会的继承者为立法议会，成立于1791年10月1日。1792年9月20日，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召开第一次议会，并取代了立法议会。制宪议会最大的贡献是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译者注


    [2]斐扬派是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一个政治派系，成立于1791年7月16日，原名为“宪法之友社”。当时，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分裂，温和派——也就是斐场派——主张保留君主制度并支持当时的制宪议会提出的君主立宪制政体的计划。——译者注


    [3]科尔德利俱乐部是法兰西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民粹主义俱乐部，原名为“人权与民权之友社”。在革命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科尔德利”这个词均用于称呼属于雅各宾左派的或是相近的革命派系。——译者注


    [4]皮尔尼茨是德意志德累斯顿东部的一个市镇。1791年，在查理十世和阿尔图斯伯爵的积极斡旋下，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为了阻碍法兰西大革命的进展，签定了著名的《皮尔尼茨宣言》，宣布将不会伤害法王路易十六，也不会剥夺他的权力。——译者注


    [5]冯·西贝尔教授是这些辩护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但他的论点仅仅是诡辩；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出于敌意发布了《皮尔尼茨宣言》，这足以激怒法兰西。——原注


    [6]菲利普·冯·科本茨尔（Philipp von Cobenzl, 1741—1810），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帝国的政治家，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哥哥。——译者注


    [7]即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在嫁给路易十六之前是奥地利公主。——译者注


    [8]即纪念巴士底狱沦陷的日子。——译者注


    [9]即圣巴塞洛缪大屠杀。——译者注


    [10]犹大是《圣经》中的著名人物，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又称“加略的犹大”。据《新约》载，犹大生于加略，后因为三十个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罗马政府。——译者注


    [11]乔治·杜瓦尔：《恐怖纪实》，第6卷，第28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