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南北战争

    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护了联邦的统一，但不得不在政治、金融、商业等方面做出调整，并在随后多年中转变了国家公共事务的发展方向。在当代人的眼中，这样的改变被残酷的战争场面所掩盖——对于那一代的美国人而言，战争的画面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战争仿佛成了全部，仿佛共和党保卫了这个国家，仿佛这个国家自己从重重压力与危机中挣脱，展露出新的羽翼。然而，历史事实与亲历者眼中的真相往往并不吻合。与美国其他任何发展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幸存者口中的真相出入最大。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美国人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执政党既没能拯救这个国家也没能拯救它自己。执政党唯一做到的只是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战争期间，美国的经济和工业从未减缓前进的步伐。应新经济的需要，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861年，在前辉格党和民主党基础上创立的共和党在两次全国竞选活动中培养了年轻的领袖。共和党失去了接受新生活第一波冲击的机会，而正是这种新生活使共和党作为一个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政党而重获新生。从1856年到1860年间，时代发展的特征日渐清晰，许多政治家开始改头换面。这种变化的产生与其说是源自道德准则，不如说是野心使然。林肯执政后，政治家们纷纷要求回报。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伦理并没有将利用官职捞取私利视为耻辱。林肯总统虽然厌恶那个时代通过谋求公职榨取私利的行为，但似乎并未意识到政党分肥制与善政基本原则的格格不入。


    不可否认的是，一届由共和党领导的政府承受了美国内战带来的第一波冲击。当时，共和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林肯总统意识到美国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政党。因此，培养一种普遍的联邦情感就成为林肯早期政策的目标之一和整个林肯时代的关键。他不得不去考虑并调和共和党人的不同主张，从最激进的废奴主义到纯粹的联合主义。在民主党方面，从强烈的民主党主战派到铜头蛇[1]，主张千差万别。


    亚伯拉罕·林肯


    为了赢得美国选民中的有效多数，必须考虑接纳愿意联盟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开始稳步放松党派限制。1862年，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当时他离成功还很远。他针对交界南部各州民主党的提案与他的总体方案基本一致。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和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都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对前者的容忍和对后者的支持则展现了他对属下的宽容和凡事能综合考量的用人智慧。在1864年的选举中，他不仅需要通过游说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还需要得到自己所属党派——共和党——的提名。


    1864年，很多人持反战态度，认为林肯总统是个失败者。民主党和平派谴责他为军事独裁者。共和党激进派认为，他优柔寡断。就连他的内阁成员也时有不和。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稍微不淡定的人都可能撑不下去。一直做着总统梦的财政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一方面默许支持者帮自己密谋，另一方面却并没有从竞争对手的顾问团中退出。萨蒙·波特兰·蔡斯三番五次以辞职相要挟。林肯总统都对其不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把他劝回来继续任职。直到再次被提名为总统，林肯总统才接受了萨蒙·波特兰·蔡斯的辞职申请，还想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萨蒙·波特兰·蔡斯作为总统的内阁成员，却与对政府不满的共和党勾结，对政府公正构成了威胁。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没有萨蒙·波特兰·蔡斯这么能制造麻烦，但闹出的动静也不小。自1861年林肯将他从军事要职上撤下来后，他就一直心存不满。1864年5月，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召集了很多极端废奴主义者密谋支持自己做总统。1864年11月选举开始前，这一异动就以失败告终。


    1864年6月7日，共和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代表大会。萨蒙·波特兰·蔡斯未能获得候选人资格，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的威胁也已经可以忽略，林肯连任基本确定。共和党谨慎地隐藏起自己的名字并自称联邦，以争取所有维护联邦统一的党派以及所有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第一要务的民众支持。这样，共和党在事实和名义上就都是联邦了。大会从交界南部各州的民主党代表团中选举产生一位忠于联邦的副总统候选人。1864年，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已经远非在1856年抗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组织了。它已经拥有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一个默许保护性关税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个有待完善的体制——在该体制下，只有召集代表大会才能确定代表名单。


    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与夫人玛丽·埃伦·马尔西


    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


    萨蒙·波特兰·蔡斯


    民主党的一些过激行为无意中增加了林肯在竞选中的优势，力度丝毫不亚于共和党对林肯的支持。1864年8月，在纽约州长霍拉肖·西摩的主持和克莱门特·莱尔德·瓦兰迪加姆的掌控下，芝加哥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不再需要借反战论挫败主张与共和党联盟的民主党人了。就连对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的提名，甚至他违背政治纲领的举动，也未能改变这样的局面。到底谁会从选举中胜出还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支持联盟、反对分裂成为主题，而选民们会根据自己的希望与担忧来投票。因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在莫比尔湾又一次获得胜利，投票一开始，这一主题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帮助联邦候选人赢得了除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以外其他各州的胜利。


    在总统竞选期间，萨蒙·波特兰·蔡斯离开了财政部。在离开之前，他完成了内战财政方面的相关工作，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为下一步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他接受这项工作倒不是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很快就掌握了战时财政工作的要领。在报告中，他将国会需要遵循的财政政策基本描述出来，极力主张提高税收以满足民政、债务利息和偿债基金等各项支出的需要。他认为国家不应该逃避眼下的财政负担，战争产生的额外支出应视作联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的永久性投资，理应由后辈人承担。因此，他极力主张发行充足的债券来增加财政收入。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更倾向于贷款而非征税。1861年以前，美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大规模的财政危机。1831年至1861年，美国全年的财政总收入从两千万到八千一百万美元不等，战争爆发时一度高达八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四千一百万美元来自贷款而非税收。自1857年大恐慌爆发以来，财政部每年都面临赤字危机，不仅要被迫动用历年结余，还要贷更多款以应对当前需要。关税收入一直都是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对于战前三年的财政需要来说，这些措施只是杯水车薪。


    亚特兰大战役，联邦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莫比尔湾海战，联邦海军取得胜利


    如果没有战争，美国这种混乱无序的财政状况可能在1861年就要进行整改并通过增加新税种来缓解了，况且就算采取了这些措施也不可能在1862年或1863年之前起作用。最后美国还是为了应急选择了贷款。1862年，美国贷款总额达到1861年财政总收入的六倍还多；而1865年的贷款总额是1862年的近三倍之多。比起贷款，美国政府似乎更不愿意通过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因为税收带来利益太慢，而且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美国税收都没有展示出财政能力。


    最受美国青睐的国税种类始终是关税。辅以其他税种（不包括1849年以后的国内税和1839年之后的直接税），关税承担了美国最重的财政负担。不管各党派的支持程度如何，征收关税是出于贸易保护还是为了财政收入，美国都会继续将关税视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事实上，当时美国没有其他可用的财政收入来源。正如战争期间，美国军队要想打胜仗就必须不断征募志愿兵，财政部和国会要想将美国的应税资源用于堵上贷款的缺口就必须要研究如何征税。


    1861年到1865年期间，美国关税增改多次，终于在1864年取得了1.02亿美元的巨额回报。这是进口量增大和高利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像所有经济大恐慌一样，1857年的大恐慌降低了美国人的购买力。艰难时期，奢侈品亏本出售，财政收入锐减。1861年，如果不是战争，美国的商业状况本可以恢复正常。在战争期间，繁荣的北部和西部购买了更多外国商品，根本不考虑价格因素。


    关税的税率取决于税收的预期值、保护原则和强加在美国工厂主身上的税务负担。直到1863年，国内税和直接税才引起人们注意。1864年，这两种税的收入超过关税收入，高达1.16亿美元。到了186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11亿美元。消费税、所得税和其他直接税几经更改，税率不断提高，关税的一升再升均源于此。一位美国工厂主宣称，他就是考虑到在与欧洲市场的竞争中会受关税保护才继续经商，却发现自己同时还得背负所得税、以及从事商业交易和商务输出产生的沉重税务负担，只能苦苦抱怨自己所处的尴尬境遇。与他的遭遇一样，外国商人需要面对不断上涨的进口税。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关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从此基本固定下来，与其说是出于提高财政收入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促使美国生产者继续缴纳国内税。1865年，不到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税收来自于关税，2.11亿美元则来自于国内税。


    就这样通过征税和借贷的方式，1861年美国财政累积了八千八百万美元资金，1862年高达5.89亿美元，1863年为8.88亿美元，1864年为14.08亿美元，1865年为18.26亿美元。1861年以前，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甚微，之后却一跃成为国际信贷的巨头之一。1865年10月，美国欠款高达28.08亿美元，影响了国际金融利率的稳定。这表明，1861年，即使是自负的美国人也未预料这一局面。其中一笔欠款险些对所有欠款的还款保障造成威胁。


    1861年，美国很难找到支付贷款和各种费用的实际货币形式，这就像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一样难以衡量。因为自安德鲁·杰克逊毁掉第二合众国银行之后，美国就没有什么国家货币了，只有少量铸币。当时，造币厂都用金银铸造硬币，而把黄金作为美元的本位。根据1834年的规定，铸币的银金比率为十六比一。金币的实际价值略小于其所能兑换的银币价值。由于人性的规律，这一情况驱使人们保存良币而使用劣币，金币就成了物品交换的度量单位。


    但这些铸币并没有广泛地流通开来，而是用于部分政府贸易和银行的实际通货。在美国的各个州，数以百计的州立和私立银行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用于货币流通。理想状态是，从理论上来讲，这些纸币可以按照票面的价值与黄金进行等价交换；最坏的情况是这些纸币全部变成废纸。实际情况是，自1857年大恐慌以来，美国货币多种多样并且一度贬值，内战一开始，这些纸币就成了美国人使用的货币。1861年底前，各大银行就停止用铸币兑换纸币。1862年初，美国财政部暂停了铸币支付。1863年至1879年，流通中的纸币价值就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某一天能够将纸币再兑换回铸币的期望值。


    讽刺漫画：安德鲁·杰克逊毁掉第二合众国银行


    在这场危机中，国会授权发行了1.5亿美元的法定纸币以满足财政需要。这种纸币很快以“绿背纸币”的名字为人们熟知，并且成为美国本位币与铸币之间的兑换标准。绿背纸币以票面价值发行，经历了贬值与波动。在1864年最黑暗的时期，一金元可以兑换2.85美元的绿背纸币。这些钞票还是被称作美元，债权人也不得不接受以美元来还债的方式。同时，这也是一种强制性公债，是从美国人民手里强制贷来的款项。1865年，这项贷款竟高达4.33亿美元。


    国债中的绿背纸币威胁到了美国公债的整体信誉度。如果这些美钞以票面价值立即予以兑换，美国政府的信誉并不会下降。但如果绿背纸币以低于票面价值的标准予以兑换，或者美国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再者政府凭借自己的技术特权大量印制这种“法定货币”以偿还部分公债，那么即使是很少量也可能会使整个美国经济陷入萧条。


    1865年以后，美国政治的未来由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和绿背纸币的命运决定。但与之相比，对美国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是要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在未来的五年里，即将面临高达28.08亿美元的净债务，同时，将通过税收筹得七亿多美元。南北战争之后，一个繁荣的联邦出现了。除了南方以外，美国其他地区都靠这种财富意识逐渐强大起来。


    1862年发行的币值一美元的绿背纸币


    美墨战争之后，整个美国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期。铁路从密西西比河流域一直修到了海岸线。186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十年内总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但分布不均：与北方和西部地区增长的百分之三十九相比，南方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总体上美国各地人口都在增长。1861年至1871年，尽管内战爆发，美国人口仍持续增长。谁也不曾想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会因此被改写。二百五十万美国人至少在三年里被迫离开他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如果没有战争，三年的时间足够一个青年男子成家立业了。在南方，受战争影响，所有健全的白人几乎都参军了，人口增长还不到百分之九。美国人口从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人增加到了三千八百五十五万八千三百七十一人（增幅为百分之二十二），而北方和西部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比南部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年还多。


    如果没有受到1857年大萧条的影响，北方和西部人口还能再增加多少不得而知。当时，北方和西部的铁路、银行、工厂、城市和各行业代理点极为活跃，因此，在大恐慌中，这些地区遭受的损失也最大。工业上遭受的干扰使原本井然有序的北方工业体系变得混乱。相比之下，以耕田为主、拥有大量农村人口和少量铁路的南方情况简单一些，遭受的冲击也小一些。早在战前，南方人就已经把南方在大恐慌之后的免疫能力视为其制度优于其他社会秩序的一种证明。他们误读了那个时代，并预言北方产业组织即将瓦解。


    南方先于美国其他地区走出了恐慌时期的阴影。接下来四年的财政收入则展示了联邦各州的财政实力。美国工业也逐渐从萧条中复苏，在战争的炮火声中悄然发展起来，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铁路交通给北方各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857年大恐慌之前，干线铁路网就已经连接起密西西比河与海岸线。1847年至1857年，原来的西北部地区修了近一万英里的铁路。铁路的修建终将影响商业，但直到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密西西比河河道不能用于西北部地区农产品的出口时，这种影响才得以显现出来。1861年到1862年，从圣路易斯、芝加哥到布法罗、匹兹堡、纽约和费城，美国部分交通运输由新修的铁路来承担。在1863年之前，新修的铁路，尤其是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都已适应南方强加的贸易需求。自南方脱离联邦后，新奥尔良始终未能重新获得密西西比河河口这样重要地理位置的使用权。


    贸易方面的重大转变也促进了北方地区的繁荣发展。为了适应商业新的发展，美国在交通运输方式上做出的改变，除了体现在铁路方面外，还体现在辅助铁路交通的轨道、桥梁、隧道和</a>车站设施的发展上。经过几年的试验，人们认识到了城市铁路枢纽对大多数铁路线路的重要意义。城市的发展和地价的飙升，尤其是在各市政府及其官员看到铁路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中的利益之后，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变得异常困难。19世纪60年代，得益于统一管理，美国铁路发展中表现活跃的主要干线得到了巩固，为北方城市增添了一份繁华与喧嚣。


    美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其制造业开始形成，通信方式迎来革命，城市人口与资本的集中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1850年到1880年，美国超过五万人口的城市增加了一倍多。房屋建造、水电照明和社区排污等工程的实施，给工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随着城市的发展，日渐拉远的距离给有轨电车公司带来了商机，而电车公司对公共街道的占用让政府官员从中看到了诱惑和机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制造业使城市群体得以扩大，增加了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乡村生活悄然发生变化。从开荒发展起来的务农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作为美国典型的社会单元存在。来自城市的诱惑吸引了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到工厂工作。传统的国内产品无论在质量、外观还是价格上都不能与新型工厂的产品相媲美。农民放弃了屠宰业和黄油制造业，就像他们曾经放弃纺织业一样，更加专心地投入到作物种植上。机械进步同样改变了乡村生活。农业机械进入通用领域，新修的铁路把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带到因新兴城市而诞生的市场中。


    19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


    19世纪60年代的布法罗


    1860年到1870年之间，美国工人数量增加了一半多，投入的资金和产出的货物翻了一番还多。美国第一次期望有一天能生产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从芝加哥、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费城到许许多多其他的美国城市，美国人在开发资源方面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食品的生产方式开始从家庭作坊式向城镇工厂式转变，给紧邻农田生鲜产区的城市带来了优势。从西北部地区的面粉加工厂、芝加哥和其他地区的肉类加工厂到伊利诺伊州中部的酿酒厂无一不是对美国主要农产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工厂的出现使各地政府，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被城市的飞速发展、警察权力和善政问题折腾得狼狈不堪。大量的乡村向城市过渡，而美国宪章关于这种处于“半农”状态乡村的说明已不足以应对现在的情况。


    得益于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以及戈登·麦凯发明的机械制鞋技术，与食品生产一样，服装生产也走向了工厂。早在战前，这种变化的影响就表现在对棉花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了。东部的纺织品生产区，包括福尔里弗和费城一带，以及林恩一带的制鞋工厂，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机械化生产刺激了对煤和铁的需求，便利的交通将资源运送到需要的地方，熔炉和轧钢机也在此安营扎寨。19世纪60年代中期，亨利·贝塞麦引领了用钢铁进行工业化生产的热潮，标志着铁路、桥梁以及公共和私人建筑革命的开始。匹兹堡成为钢铁工业的中心城市，能掌控这里的年轻人也就掌握了美国商业的未来。在所有行业中，新兴行业是汽油和油品贸易。1864年，仅在匹兹堡完成的油品交易额就高达一千五百万。


    伴随着不断发展的支线铁路，在战争早期，各干线铁路就适应了商业的新发展，将新的居民带到城市，将新的产品运到相应的市场，促进了钢铁、煤矿和木材的供应。商人们注重与时俱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他们即将取得的巨大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股份公司拥有可流通股份和债券，让小投资者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共享商业利润，同时可分担相应的损失。


    公司的经营和整个商业的发展需要依赖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当时美国的法律体系只是适用于小企业和地方贸易。不仅公司需要建立自己的惯例和先例，法院、立法机构和市议会也需要修订美国法律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当新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美国时，商人们和法官们的经验已经不足以面对当前的情况。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还不甚了解。当各州尝试规范大公司事务时，各种矛盾难免产生。南北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令美国人困惑，因而不得不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关键。


    伴随着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繁荣，制造业、运输业、都市生活和商业飞速发展。物质主义的表象误导了许多旁观者，但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引起当代人的足够关注，因为当时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被战争的消息占满了。当时，控制这些报纸的人并不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因而他们将战争时期的主要原则应用于商业与投机活动，坚持目的就是一切，认为目的决定手段。1861年到1865年期间，战争并非美国的全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然开启。不过，在美国人眼中，物质也常常给利他主义和理想服务观念让路。


    战争早期，许多农业类院校得到了国会的资助，而各州立大学</a>虽然招收的学生较少，但还是靠着自身努力发展起来。新的大学依靠捐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要适应法律、医疗和科技的发展，还应适应商业、农业、工程和教学方式的进步。这一切都体现了美国民主的现实利益。现实与理想总是相距甚远，美国智慧的领袖们仍将度过一段不容乐观的黑暗时期，但美国民众仍然坚信教育是否成功是衡量政府是否受支持的重要标准，并且他们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全部。


    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


    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


    亨利·贝塞麦


    亨利·贝塞麦改进的贝塞麦变换器，被广泛用于钢铁产业


    在四年的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社会、经济的转型，为之后新的征程做好了准备。政府职能得到了延伸和扩大，促进了公众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将来他们认识到政府是一个具备专业技术性的机构，并且必须以科学的方式运转。税务和货币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那些美国工业的主导者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联邦获胜成为可能。但当一切结束时，那个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员并不自信的联邦党则需要面对统一后国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工业化的北方、荒凉的南方和逐渐消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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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南北战争中同情南方的北方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