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克里斯蒂安四世参战

    第1节　克里斯蒂安四世和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


    法兰西王国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的计划暂时受阻，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和儿子威尔士亲王查理也因囊中羞涩而无法兑现之前的承诺。但这时，丹麦和瑞典的统治者却对向北方蔓延而来的德意志战争开始关注了起来。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对未来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克里斯蒂安四世作为荷尔斯泰因公爵，还是下萨克森联盟成员之一。他一直想扩大自己在北海沿岸地区的影响力。他在格吕克斯塔特(1)修筑了防御工事，希望以此阻断前往汉堡的贸易通</a>道。他还凭借自己在易北河和威悉河流域的地位，为自己的儿子腓特烈(2)谋得了费尔登主教和不莱梅副主教的职务。最终，腓特烈升任了不莱梅大主教一职。因此，新教教区归属问题对他而言极其重要。他非常清楚，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真的像一个强大的帝国那样运转的话，那么他在神圣罗马帝国两大河流的河口地区苦心经营起来的事业将会付诸东流。


    这已经不是克里斯蒂安四世第一次关注神圣罗马帝国内战的进程了。和所有的路德教诸侯一样，他强烈反对腓特烈五世接管波希米亚王国。腓特烈五世兵败出逃后，他意识到必须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从而防止斐迪南二世对新教诸侯发动疯狂的报复行动。1621年初，他听取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建议，同意和他联手武装保卫巴拉丁。如果当时仗果真打起来的话，那么依詹姆斯一世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的性格，他们在推进战事上是会适可而止的。战区里的百姓就可免遭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军队的疯狂掠夺，战局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尴尬。然而，当时詹姆斯一世主张先</a>进行和谈，和谈失败后再动武。克里斯蒂安四世则认为，虽然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只好按兵不动，任巴拉丁面对未卜的命运。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克里斯蒂安四世又平添了几分焦虑。1624年，他虽然想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但与下萨克森地区其他诸侯的表现一样，也在联合出兵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在自己管辖的领地内，克里斯蒂安四世治理有方。因此，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能否与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匹敌呢？这有待在日后的战争中进一步检验。


    克里斯蒂安四世（1577-1648）


    瑞典国王古</a>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是17世纪全力支持新教发展的少数欧洲君主之一。他不仅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且具备不屈不挠的斗志。他不愿安于现状，碌碌无为。只有在艰难险阻中开创了事业，他才能真正地快乐起来。与他相比，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就缺乏一点儿发动战争的勇气。不仅如此，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还有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根本就不具备的两个优点，即对事态发展多种可能性准确预判的能力与无比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虽然是个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斗士，但一旦有迹象表明发动战争并非明智之举，就能及时克制自己好战的本性。纵观整个历史长河，鲜有君主具备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这种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伟大的人格魅力，就像自然界或艺术品中恰到好处的绮丽壮美一样，让人赞叹不已。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1594-1632）


    如此伟大的人物绝不仅仅是一名头脑发热的新教事业支持者，他不可能只为了追求政治权力而不顾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第一要务——拯救和保卫祖国。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刚登上王位之时，瑞典正在丹麦军队的蹂躏下苦苦挣扎(3)。两年后，他虽被迫割地求和，但至少确保了瑞典王国的独立。接着他要做的就是控制波罗的海，这是他穷其一生的奋斗目标。1617年，他将俄国人从海岸赶走(4)后，曾不无自豪地说道：“现在，敌人的战舰未经我们许可，休想再进入波罗的海。”不过，除俄国这个对手外，他还得防备另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波兰。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是他的堂兄，因为信奉天主教而没有当成瑞典国王。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影响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生活。当时的法律有明文规定：尼德兰十七省是西班牙属地，波西米亚是斐迪南二世的属地，新教教区和世俗化土地重新归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有，瑞典为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属地。


    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1566-1632）


    如果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认为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王朝在维护和巩固自己既得利益的结果，那么他就应该站出来誓死反抗，这种想法奇怪吗。如果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认为每个独立的民族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都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所处的时代，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这样的想法奇怪吗？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克里斯蒂娜（1573-1625）


    1617年，瑞典刚和俄国停战，与波兰的战事又起(5)。再次和同族的这位老对手较量时，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没有忘记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的动向，因为刚执掌帝国大权的斐迪南二世是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姐夫，极有可能会帮助西吉斯蒙德三世来对付瑞典。不过对德意志而言，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也不完全是外族人，因为他继承了母亲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克里斯蒂娜的德意志血统。1618年夏，他秘密访问柏林时，喜欢上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漂亮女儿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丽奥诺拉。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掌掴了自己在克里维斯爵位上的竞争对手后，就改信加尔文教，并加入了新教联盟。不过，他的薨逝(6)推迟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婚期。直到1620年，他第二次访问柏林时才征得新任选帝侯乔治·威廉的同意，得以和他心仪的公主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丽奥诺拉完婚。但乔治·威廉性格上优柔寡断的缺点让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日后简直无法忍受。一次，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趁着乔治·威廉离开勃兰登堡远赴布拉格之际，秘密进入神圣罗马帝国，甚至远游至海德堡。这次远游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美丽富饶的莱茵河谷蜿蜒向西，直抵远山深处，在蓝天映衬之下朦胧可见。与来自威尼斯的游客相比，他这个来自贫瘠寒冷的北方的旅者在面对郁郁葱葱的伦巴第平原时，情不自禁地连连赞叹。让他难忘的还有莱茵河畔教士的巨额财富和奢华气派。他用瑞典贵族的口吻说道：“如果这些教士是我的臣民，我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谦卑忠顺才是教士该有的品质。”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与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丽奥诺拉（1599-1625）


    早期的里加


    显然，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与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有几分相似，并且都想推翻旧制度。不过，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还具备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所不具备的优点。面对危机，他总能沉着应对。如果生命可以延长的话，他一定会打破日渐衰微的旧秩序，建立起生机勃勃的新秩序。


    返回瑞典后，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重燃斗志，继续与波兰开战。1621年，他攻克了里加。1622年，他与波兰签署了停战协议。这时，他终于得闲，可以关注邻国的局势了。


    1624年，新的警报拉响。敌视瑞典及其宗教的神圣罗马帝国变得异常强大起来。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不同，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虽然对腓特烈五世领导的新教运动没有抱过高的期望，但当时仍然支持腓特烈五世统治波希米亚王国。但现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胜利正一路向北蔓延。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牢牢控制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海岸，那么这就会危及瑞典对波罗的海的统治。情况果真如此的话，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虽然战胜了俄国和波兰，却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利益。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只与个人私利有关：克里斯蒂安四世担心其家族所控制的教区的安危及其在易北河与威悉河的统治地位；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关心自己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对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而言，保护受迫害的新教徒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历史学家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往往在剖析了人的思想后，就贴上特定的标签，就像生物学家为陈列的标本贴标签一样。他们认为，甲某的行为跟实现扩张的目的有关，乙某的行为跟实现国家利益有关，而丙某的行为则跟实现特定的宗教目的有关。然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虽然斐迪南二世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主张依法行事，维护统治秩序，但其中就掺杂着宣扬宗教信仰的意图。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行为也不例外。通过他的行为，我们可以窥见其诸多方面的意图：扩大瑞典的势力范围，支持神圣罗马帝国新教诸侯反对斐迪南二世，帮助神圣罗马帝国新教徒巩固既得利益。这些都是他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彼此不可分割。还有一点不应忘记，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对手是天主教耶稣会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一个根本没有国家立场的联合体。未来的德意志思想自由，社会秩序井然，更像是17世纪那个联合体的破坏者，而不像维持松散关系的联合体自身。


    第2节　英格兰的外交斡旋


    1624年8月，英格兰的两位特使罗伯特·安斯特拉瑟爵士和詹姆斯·斯潘士爵士从伦敦出发，先后拜访了丹麦国王和瑞典国王。他们出使两国的目的是想说服两位国王参加收复巴拉丁的战争，恢复神圣罗马帝国从前的秩序。


    克里斯蒂安四世一开始有些犹豫。詹姆斯一世在1621年的做法让他至今无法释怀，他要看到英格兰采取真正的行动后再定夺。不久，罗伯特·安斯特拉瑟爵士在下萨克森地区游说成功的消息传来了。接着，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英格兰招兵买马的消息也传来了。于是，克里斯蒂安四世准备参战。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则要谨慎得多。他一点儿也没怀疑过当下任务的重要性。他认为，所有对哈布斯堡家族不满的王侯，从东边的拜特伦·加博尔到西边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与自己的内兄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时，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对战争表现出了少有的渴望，这与他对这次战争的意义理解不够透彻不无关系。


    乔治·威廉（1595-1640）


    关于发动战争的方式，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也有自己的想法。首先，军事指挥权应该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由他来负责军队的调遣。其次，他要征招一批士兵，募集一笔钱款。他对英王詹姆斯一世向克里斯蒂安四世做出过怎样的承诺并不关心。此外，他还要求控制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两个港口，从而确保军队调动畅行无阻。然而，在整个战争计划中，最能说明他有先见之明的要属与法兰西王国协调关系一事了。为了避免出现像英格兰政府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他并未打算让路易十三统治的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各政权走得过近。如果法兰西王国愿意提供帮助，他当然会欣然接受。不过，他认为，法兰西军队最好能进驻神圣罗马帝国的南方地区或意大利，然后自行决定采取哪种军事行动。其中原因是远在北方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还是希望自己统率的是一支纯粹的新教军队。


    1625年1月，英格兰搞清楚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诉求。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要求招募五万名士兵，其中一万七千名士兵的军饷要由英格兰财政承担，而且四个月的军饷到手后，才会去考虑开战的问题。他可不想成为第二个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养活军队不得不靠掠夺。


    克里斯蒂安四世提出的要求相对较低。他认为招募三万名士兵足矣，并且英格兰只需承担六千名士兵的战时开销。如果要选择，詹姆斯一世和威尔士亲王查理都倾向于克里斯蒂安四世的方案。但就算只有六千人，一个月的开销也高达三万英镑。虽然与法兰西王国联姻之事已定，但詹姆斯一世还是迟迟没有召集议会就这笔开销进行表决，因为实在找不到拨款的合适理由。英法两国国王仍然不明白，其实现在就该做出选择了，但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可以给丹麦军队做后援。不过，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对此却置若罔闻。他对克里斯蒂安四世不抱任何希望，对备战不够充分的新教联盟也没有任何信心。他对前来游说的英格兰特使詹姆斯·斯潘士爵士说，他提出的要求确实高，接着补充道：“你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支持他的不仅有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诸侯，还有整个罗马天主教联盟。如果有谁认为跟这样的对手开战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就让他去开战好了。我们怀有的目的各不相同，单是统一行动就已经非常困难，更不要说从顽固的敌人手里夺回土地了。如果还有谁认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易如反掌，那就将这份光荣的使命交给他去完成，让他去享受成功的果实吧。”


    说完这番讽刺意味很浓的话后，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就暂时不再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事了，而是继续和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展开了交锋。他一贯认为，这种交锋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止西吉斯蒙德对瑞典大肆发难。


    克里斯蒂安四世盲目乐观的计划就要接受考验了。1625年3月，詹姆斯一世驾崩。1625年5月，查理一世答应向克里斯蒂安四世提供每月三万英镑的军饷，并且先期向他提供了四万六千英镑的启动资金。根据查理一世的建议，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放弃了沿莱茵河前往攻打巴拉丁的计划，然后率部走海路去支援克里斯蒂安四世。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克里斯蒂安四世能否获得神圣罗马帝国新教百姓的支持。虽然下萨克森地区选择了他来担任军事总指挥，但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并不统一。城镇里那些日子过得不错的商人不太愿意同皇帝斐迪南二世开战，深信与诸侯们结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皇帝斐迪南二世是否会给他们带来威胁尚不可知。然而，他们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左右不了局势。下萨克森地区成立了一个反抗斐迪南二世的联盟中心。斐迪南二世要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必须除之。1625年7月18日，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率领大军渡过威悉河，进入下萨克森地区，与丹麦的战争随之爆发。


    第3节　华伦斯坦组建军队


    单以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兵力就能够击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及其盟友的联军吗？斐迪南二世及其大臣对此忧心忡忡。随着权力的不断增强，斐迪南二世真正的支持者反而越来越少。1620年，所有的盟友中只有天主教联盟还在支持他。西班牙因围攻布雷达而不堪重负，根本无力支援斐迪南二世了。此时，西班牙只能一方面想办法拉拢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另一方面让教皇乌尔班八世尽力去褒奖那些路德教教徒，称他们比加尔文教教徒更有教养。但这些并未奏效。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事实上没有加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军事行动，因为他认为下萨克森地区的诸侯们都应该接受《米尔豪森协定》，而腓特烈五世也应该向斐迪南二世投降。即便如此，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也认为下萨克森战争与波西米亚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斐迪南二世拒绝承认新教教区的永久性地位，所以任何一位新教诸侯都无法死心塌地支持他。


    教皇乌尔班八世（1558-1644）


    斐迪南二世的朋友变少了，而敌人却增多了。克里斯蒂安四世是一位比腓特烈五世更令人敬畏的对手。此外，1622年接受和谈的拜特伦·加博尔在神圣罗马帝国东部蠢蠢欲动，而西部的强敌法兰西王国随时有可能参战。除了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外，斐迪南二世急需再组建一支军队。但现实情况是，他的国库已经空虚，无力供养额外的军队了。


    就在斐迪南二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大臣主动请缨，愿意自费组建一支军队。这位大臣就是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他生于波希米亚一个败落的贵族家庭，父母都是路德教徒。十二岁时，他的父母双亡。一个叔叔收养了他，让他在以严格著称的波西米亚兄弟会学校读书。波西米亚兄弟会就是后来的莫拉维亚兄弟会，以严苛培养道德而闻名遐迩。


    就像苏格兰长老会长期布道对查理二世的影响一样，波西米亚兄弟会的教义也深深影响了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后来，他又加入了奥洛穆克耶稣会，学习了奥洛穆克耶稣会的宗教教义。不过，他真正相信的还是自己以及星相学这门神秘的学问。星相学让他确信，上天早已为他安排好非凡的一生。在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波西米亚，他这位有能力但无财力的年轻的新教徒几乎没有容身之处。然而，当时只是三个世袭领地公爵的斐迪南二世却看中了他的军事能力，而不久后他的确在战争中展示出了才华。对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来说，攫取财富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他通过婚姻摇身变成大庄园主。波希米亚之乱爆发时，他是莫拉维亚军队的一名上校。当时，军民们都对斐迪南二世怀有敌意，但他却不顾反对，带着庄园所有的钱财直奔维也纳而去。不过，斐迪南二世并未接受这笔不义之财，而是将其还给了莫拉维亚人。莫拉维亚人公开批评了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不义之举。但在接下来相对正当的一系列战役中，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因出色的战术和无畏的勇气而闻名，取得了白山战役大捷，彻底击溃了腓特烈五世。


    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1583-1634）


    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取得白山战役大捷后，斐迪南二世与皇储向上帝祷告


    斐迪南二世一方获胜后，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得到了不少好处。斐迪南二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生意人，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会把具体的事情交给手下人去做。而处置战败贵族的事务是有利可图的。除了因战功卓著而从斐迪南二世那里获得许多封地外，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还想尽办法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大量庄园。不久，他便成了波希米亚最富有的领主，同时还做了弗里德兰的诸侯。现在，看到斐迪南二世身陷困境，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主动提出组建一支军队，费用全部由他来承担。这样一来，斐迪南二世不必再为军饷劳心费神，而新建的军队也不必靠掠夺才能生存。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军队不管进驻哪里，他都会要当地的权贵分担军费。因此，他的军队养成了良好的纪律，没有像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那样掠夺百姓。


    有种观点认为，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承诺供养一支五万人而不是两万人的军队，但该观点遭到了现代历史学家的质疑。没错，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最初的承诺确实是供养两万名士兵，但增加人数的想法迟早会产生。军政管理是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计划的真髓，所以军队的人数自然越多越好。


    虽然斐迪南二世和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个性迥异，但他们却走到了一起，这一直让人们非常好奇。实际上，这恰恰是斐迪南二世治国方式的必然结果。他对制定真正符合臣民利益的法律的要求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地按照旧法律行事，而对其他变通的方法一概不考虑。最终，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他只能诉诸武力了。


    在斐迪南二世看来，用派捐而非掠夺的方式供养军队就是在合法有序地发动战争。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神圣罗马帝国的民法规定，没有征得帝国议会的同意，皇帝无权因军事目的而筹款。现在，神圣罗马帝国犹如一盘散沙，所以帝国议会是召集不起来的。没人认为通过派捐的方式筹集军费是合法的。其实，这种为战争筹款的做法只有在查理一世那里才是合法的，因为英格兰国王在登基之时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即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臣民的利益，可以强制性地摊派军费。1626年，查理一世就以这样的方式筹集过一次军费。但斐迪南二世的情况完全不同。目前，他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接受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计划，他必败无疑；接受他的计划，帝国的臣民们必定更加强烈地反抗。


    军费是由军方摊派、负责筹集的，因此不受地方官员的控制。即使军方已经采取最温和的收缴方式，广大的农民或市民仍怨声载道，因为他们不得不拿出积蓄来交给军队长官，而这些军队长官根本就没管理过地方事务，只知一味地搜刮，直到连自己都觉得良心过不去为止。那些希望军人态度温和的百姓一定不知道战争对普通士兵性格的影响会有多么严重。


    事实上，在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及其士兵的思想里，“温和”这个词是不存在的。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治军思想是维持严苛的军纪和无情地榨取百姓的财富。当这种军队从战战兢兢的地方官员身边走过时，官员们只能在心中默念：“上帝啊，请保佑我们这片土地吧！”


    既然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治军策略比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高明不了多少，他的军队的组织纪律也不算太好，那他为什么没有遭受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那样的惨败呢？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释是，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成功地避开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必须面对的那些困难。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从一开始就像一块不安定的滚石。为了生存，他的军队不得不去掠夺。而他的士兵们在尚未接受正规训练的情况下，就遇到了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队。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能重蹈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覆辙。他通常会率领自己的军队前往那些收获远多于付出的地方。时间一长，士兵们便对他非常信任，愿意听从他的命令，跟随他奔向新的征程。


    1625年秋，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率军进驻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斯塔特主教区，开始摊派军费，这种摊派是不分贫富的。他和部下对军备的要求远高于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为他效力的人待遇非常优厚。军中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军官，无不追求豪华的装备和各种排场的生活。久而久之，上行下效。这种风气在下级士官中流行起来。面对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求援，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置若罔闻，任他继续独自同丹麦军队作战。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没有让自己的军队在残酷的战争中过早地接受考验，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他采取的所有举措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生活非常奢华，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士兵们：战争中不光有苦难，还有美好的一面。他偶尔也会效仿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做法，攻城拔寨后允许士兵们掠夺。然而，他从来没有让奢华的生活阻碍自己对更高目标的追求。他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战略家，非常重视将士们的军事才能。在选拔优秀的士兵时，他从来不过问他们的宗教背景。在他的军队中，有些将军系出名门，这和其他欧洲国家选拔将军没什么两样，但还有些将军没有显赫的出身和爵位，完全是因为高超的本领和无畏的勇气而得到重用的。“不分出身，人人平等”是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选拔军事人才的原则。将士们只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表现出英雄气概，才能得到他的赏识，进而获得各种荣誉和奖励。


    这是神圣罗马帝国新出现的军事力量，它与帝国的诸侯们没有任何关联，与皇帝本人也只存在名义上的关联。更奇怪的是，领导这支军事力量的竟然不是德意志人，而是斯拉夫的波希米亚人。其实，像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等叱咤战场的风云人物竟然都是外族人。整个德意志民族竟然找不出一位一流的政治家或斗士。


    1625年冬，几次和谈在布伦瑞克举行了，但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斐迪南二世和天主教联盟一方只承认《米尔豪森协定》，其他一概不谈。他们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本心承认新教诸侯永久占有教区土地，并完全享有帝国诸侯相应的特权。下萨克森地区的诸侯们对斐迪南二世的态度感到非常不满。在确立新教身份时，下萨克森地区的教士们有些行为貌似不合法，有些行为甚至明显不合法。这容易被斐迪南二世和帝国理事会抓住把柄，从而改变新教教会的性质。斐迪南二世和帝国理事会的初衷确实可能是想做到处事公正，但实际上，在处理争议问题时，多多少少会偏袒自己的一方。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及其盟友代表神圣罗马帝国新教地区的宗教和政治势力，拒绝接受斐迪南二世提出的和谈条件，要求斐迪南二世必须对新教诸侯目前所占土地的合法性做出永久承诺，从而确保新教诸侯未来的权益。


    第4节　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克里斯蒂安四世兵败


    1626年春，战争拉开了序幕。交战双方拥有的兵力大体相当。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目前的兵力已远超初建军队时的规模。据说，他和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加起来共有七万兵力，而准备和他们开战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的总兵力为六万多。支持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不仅有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还有出身神圣罗马帝国贵族、主张对异教采取宽容态度的萨克森-魏玛公爵约翰·欧内斯特一世。转战匈牙利边境的拜特伦·加博尔再次对维也纳构成了威胁。这时，连下奥地利的信奉新教的农民也开始反抗驻扎在家乡的巴伐利亚军队，以捍卫自己的宗教和家园不受侵犯。


    萨克森-魏玛公爵约翰·欧内斯特一世（1594-1626）


    然而，除了兵力不相上下外，交战双方的境况完全不同。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军队进攻敌人的土地，所以筹集军需品时无所顾忌，不用考虑会伤害敌对的诸侯和城邦的情感。但克里斯蒂安四世却不同。他已经与这些诸侯和城邦结盟，所以如果其感受没有受到重视，就会倒向斐迪南二世一边。除了这种顾虑外，英格兰的失信也让克里斯蒂安四世始料未及。


    1625年春，查理一世曾承诺向克里斯蒂安四世每月提供三万英镑的军费，并估计英格兰议会能同意他的决定。但在5月召开的会议上，议会对查理一世和他的宠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所赞襄的事业表示怀疑。将自己的钱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上，这让英格兰人无法接受。最终，议会表决通过了只拨付十四万英镑的决定。与当初一年的战争预算相比，该数目至少缺了一百万英镑。不过，查理一世并未放弃努力。1625年冬，他又派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出使荷兰，签署了《海牙协定》。《海牙协定》规定，荷兰每月出资五千英镑资助丹麦国王的军队，英格兰则需重新兑现每月出资三万英镑的承诺。人们认为，新一届英格兰议会应该会支持查理一世的这次决定，但谁也没料到的是，这届议会比上届议会更固执、更保守。议会决定，1625年5月送出的四万六千英镑就是同意查理一世资助的全部款项。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及其盟友的境遇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1621年和1622年的境遇基本相同。虽然供给链还没有完全断开，但他们的境况已经非常糟糕了。他们只想着如何能搞到足够的粮食存活下去，根本无心再关注战事。


    首先和敌人交手的是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曾一度率部驻扎在易北河以北。他的军队的生存全靠盘剥吕贝克和勃兰登堡的百姓，但这并非长久之计。现在，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军队来了。除了迎战，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别无选择，否则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就会与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联手对付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


    在整个战斗生涯中，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只要能隐蔽军队，就绝不会打阵地战。在军队缺乏作战经验时，他更加坚持这种战略。他夺取了易北河上的德绍桥，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堡垒，坐等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来犯。1626年4月25日，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出现了，指挥将士们向堡垒不断地冲锋，但均无功而返。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以逸待劳，瞅准时机突然猛攻。敌军阵脚大乱，四散逃窜。最终，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大获全胜。


    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德绍桥战役大败后不久，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突然薨逝。这时，丹麦军队只能背水一战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萨克森-魏玛公爵约翰·欧内斯特一世会合后，穿越西里西亚，去支援拜特伦·加博尔。在派遣部分兵力增援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后，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率余部在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后面紧追不舍。


    面对危险，克里斯蒂安四世会采取怎样的举措呢？查理一世承诺的军费迟迟未到。这时，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军队如果采取守势，就意味着要面临饥饿，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将士暴动。在看到战胜敌人尚存一线希望后，克里斯蒂安四世冒险率军前往图林根，希望能取道图林根挺进波希米亚，然后与拜特伦·加博尔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会合，最终在皇帝世袭领地的中心再次插上新教的旗帜。然而，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正密切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1626年8月27日，卢特尔上演了一场遭遇战。双方势均力敌，杀得难解难分。就在战斗尚未分出胜负之时，丹麦军队中有人突然高喊：“不发军饷，我们再也不打窝囊仗了。”结果，克里斯蒂安四世大败而归。后来，他气急败坏地抱怨道，如果查理一世兑现了承诺，那么结局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奉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之命增援蒂利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出色。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率余部一路紧追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抵达西里西亚，受到了新教徒的欢迎，而随后到来的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却发现主要城镇均有敌军驻守。追至匈牙利境内时，他发现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已与拜特伦·加博尔会合了，于是就采取了惯用的战术——占据有利地形、坚守要塞，任凭敌人前来攻打。事实证明，他的策略非常正确。拜特伦·加博尔原本希望得到土耳其人的帮助，但土耳其人并没有兑现承诺。于是，他没有冒险围攻坚守要塞的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以免重蹈德绍桥战役失利的覆辙。最后，拜特伦·加博尔向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提出了休战请求。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提出的条件之一是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必须离开匈牙利。在被迫去往威尼斯的路上，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身染重病。这位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冒险家，就像古老的北方斗士一样，拒绝死在病床上。他对部下说：“快扶我起来，我就要死了。”在部下的搀扶下，他保持着站立的姿势，望着远方山巅的第一缕阳光，离开了人世。他用尽最后一口气说道：“团结……团结……像男人一样坚持到底。”然而，实际上，他的存在才是团结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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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格吕克斯塔特是克里斯蒂安四世于1617年在易北河右岸的一片沼泽地上建起来的城市，建城不久后就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与汉堡互为贸易上的竞争对手。-译者注


    (2) 即后来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三世（1609-1670）。-译者注


    (3) 史称“卡马尔战争”（1611-1613）。——译者注


    (4) 史称“英格里安战争”（1610-1617）。——译者注


    (5) 史称“波瑞战争”（1617-1618）。——译者注


    (6) 1619年12月23日，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薨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