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经学

    宋学


    今天我们讲经学。之前也说过，我这次的演讲会尽量避开政治方面，主要讲文化方面。截至目前，我们首先讲了作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后来又讲到清朝的特有文化，也即这种异邦语言的相关情况，以及贸易对财政经</a>济的一些影响，对文化的奠基之功。再后来，我们还讲到帝王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讲中国国内的、本国的文化。


    像中国这种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每逢太平盛世，国家稳步发展之时，一般都会复兴本国传统文化。清朝国泰民安、国力强盛之际，本国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中国自唐朝以来，即使偶有战乱爆发，也几乎没有因连年战事造成的黒暗时代，文化传承得以绵延不断。所以，清朝的文化兴盛是指早前就很繁荣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新的发展。


    清朝文化当中发展最繁荣的首推学术，而经学又居于学术之中心。清朝经学达到了两汉以来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经学研究推至一般学者，而且开始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这是两汉时期不曾有的。清朝的经学研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当然，经学并非在清朝时期突然兴起。明朝时期，受宋、元时期的影响，宋学十分盛行。虽然笼统地将其称为宋学，但除程朱理学以外，还包括陆王心学。明初，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营对垒，不相上下。到明末时，学者之间兴起一股讲学之风。所谓讲学，是指不仅钻研学问，还要像我今天来这里演讲一样，以所做学问为演讲材料，用禅宗的问答方式，通过口头空论来研究学问。不就事实进行研究，而以口头空论来做学问被称为讲学派。参考书目最开始列出的顾炎武</a>、黄宗羲</a>二人则极力反对讲学派。尽管如此，讲学派仍有学者辈出，譬如这里列出的孙奇逢</a>、李中孚等人，他们都延续了明末的治学方法。明末讲学派中，陆王学派的讲学之风较之程朱学派更盛。万历年间以小说批评家之名为日本人所闻的学者李贽</a>曾剃发，穿僧服，拄手杖，允许男女混杂一堂听他讲学。这在中国是非常忌讳的。顾炎武一派对此极力反对。顾炎武本为朱子学者，在对讲学风气的批判过程中开始倾向于以事实来研究学问，渐渐疏离朱子学说，成为清朝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汉学一派的开山之祖。同时，顾炎武不失宋学精神，可谓既取宋学，也为汉学开山。我们再看黄宗羲。明末时期，黄宗羲起兵抗清复明，曾遣使日本请求援兵，后来看到明朝大势已去，才弃政从文。他与王阳明</a>是同乡，虽所学出自王阳明，但由于自己前朝余党的身份，不愿抛头露面，因而排斥讲学，倾向于以事实研究学问。随着研究的日益兴盛，后来又分出了浙西学派和浙东学派，分别由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其端。我们来看看浙东、浙西的大略地图。钱塘江就在浙江，浙江以东的学派称为浙东学派。这里是宁波。宁波有个地方叫余姚。余姚既是黄宗羲的出生地，也是王阳明的故里。除这两人是浙西、浙东学派的开山始祖以外，参考书目中还列了很多名字，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略去不提了。顾炎武后面写着徐乾学</a>，意思是徐乾学对顾炎武的学问有所继承。黄宗羲下面的万斯大、万斯同</a>也继承了黄宗羲的学问。徐乾学后来深得康熙</a>宠信。之前我们讲过，徐乾学曾经深居洞庭山，邀请众多学者编纂《一统志</a>》。此外，他还有别的匿名编纂的著作。徐乾学下面所列的纳兰性德</a>是个年轻的满洲旗人学者。徐乾学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经编书并让名于纳兰性德，以此拉拢满人。现今保存下来的《通志</a>堂经解》就是徐乾学编纂，但冠以纳兰之名的一部巨著，收罗了宋元明三朝经解。清朝那时只有宋学。本着将宋学著作全部收罗在内的初衷，《通志堂经解》得以问世。其实，这部著作完全就是徐乾学用早前搜集来的资料，挂纳兰性德之名刊刻成书的。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虽然对顾炎武之学有所继承，但两人性情大不相同。顾炎武一生拒绝仕奉清政府，而徐乾学却比较精于人情世故。不过，顾炎武学说中宋学的相关部分对徐乾学影响颇多。以上就是清初宋学一支独秀的情形。


    顾炎武 黄宗羲


    宋学当中又有孙奇逢等兼采陆王程朱之学的一派、程朱派和陆王派三个学派。他们与顾炎武、黄宗羲不同，都出自讲学派。孙奇逢、李中孚等人到了清朝也仍四处讲学，名噪一时。虽然也有人借着讲学沽名钓誉，但也不乏像李中孚这种清政府屡召不仕的名士。总之，以上这些都出自讲学派。


    李光</a>地</a>


    清初的宋学就是由这些人缔造的。不过，这个时代——主要指康熙以前的时期——清朝的宋学尚未形成气候，只是初具清朝特色。所谓清朝特色的宋学，就是讲学的同时，虽不至考究事实，却也遍览经书，脚踏实地去做研究。这些人当中，程朱学派中的李光地曾研读当时已经脱离宋学的顾炎武的著作，渐渐流入顾氏之学。因此，康熙以后的清朝宋学和明朝时期大不相同，不再空谈讲学，开始注重读书。


    再下面所列姚鼐</a>、方东树等人的宋学，其实已是后来之事。这里暂不说。姚鼐以下的宋学是指受到清朝汉学影响之后的宋学，以后我们再讲。


    汉学


    清朝经学当中最具特色的是汉学。虽然凡是中国学问，日本都称之为汉学，但清朝所谓的汉学是指汉朝学问。随着宋学渐渐被世人嫌恶，人们开始上溯汉朝，钻研汉世之学。所谓汉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讲学。这是治学方法上</a>的不同。此外，汉学派十分崇尚朴学。简单来说，朴学就是闭门穷经，注重考据。中国人做学问，流于浮华的大有人在，譬如上面说到的以演说为主的讲学，或者撰文作诗以博取名声的做法。而朴学则对追名逐利、迎合世人的学问弃若敝履，只是关起门来潜心治学。在清人对朴学的推崇下，学问不再流于装饰，开始成为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汉学派贯彻如一的治学主张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a>·河间献王传》，即治学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能只是空谈。这就是清朝汉学派的学术主张。


    一、初期


    历经变迁，经学发展到了这里所列的阎若璩</a>、朱彝尊</a>、胡渭</a>等人的时代。纲目中写着“以上清初之学尚属草创”，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汉学发轫之初的学者。不过，他们其实并非纯粹的汉学家。譬如阎若璩就出身宋学，只是他对程朱理学从不盲从，而是亲自一一考据经籍来做学问。阎若璩有本很有名的著述，叫《尚书</a>古文疏证》。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古文尚书》编于东晋时期，沿用多年。宋朝时期，朱子等人开始怀疑《古文尚书》中混有伪作，阎若璩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其伪迹一一辨出。不过，这都基于朱子的怀疑。此外，阎若璩还著有《四书</a>释地</a>》。宋学虽研究四书，可到后来，纯粹的汉学只研究《论语</a>》和《孟子</a>》，不研究《大学</a>》和《中庸</a>》。而阎若璩仍然研究四书，可见他尚未脱离宋学。下边的毛奇龄</a>是萧山人，学问多受王阳明影响。因出自陆王学派，他对程朱理学百般抨击；又因批判朱子学说，他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a>》也持反对态度。阎若璩渐趋汉学。毛奇龄虽出自陆王学派，也渐趋汉学。总之，康熙时期，能人学者辈出。宋学等以讲学为主的空疏学风受到猛烈批判；汉学兴盛之兆初现。此外，还有张尔岐</a>研究礼学；朱彝尊研究经书提要，并撰写有名的《经义考</a>》；胡渭则深入研究《尚书》中的地理内容以及部分《周易</a>》。这些人虽称不上是纯粹的汉学派，却开启了朴实无华、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风，为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世极盛期


    此后，汉学不断发展壮大，渐成气候。同时，因地域、师承、家学不同，汉学分成了不同派别。“纲目”中的吴派、皖派等，有些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有些则是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这里列出吴派、皖派、北学、扬州学派、闽学、浙东学派、常州学派，并标有“以上为中世极盛之期”，意思是从吴派至常州学派都属于汉学全盛时期。汉学全盛时期形成了以上众多派别。汉学全盛始于乾隆</a></a>时期。康熙时期尚属宋学的天下。虽然初有顾炎武，后有阎若璩、毛奇龄等人，但总体仍是宋学的天下。而且，康熙帝十分尊崇宋学，身边有宋学名臣李光地。虽不谓之为师，但康熙帝却常与他探讨学问。李光地后来还奉旨编修《朱子全书》，辑录朱子的全部著述文字以及相关书籍。不仅皇帝尊崇宋学，民间亦是宋学的天下。从这时起，皇帝已经有了为古来经学做定说的想法。许多著述纷纷问世，其中最有名的是《三礼</a>义疏》。礼学之兴意味着学问开始不尚空谈，转向注重事实，渐渐呈现出了康熙时期宋学的特征。参与礼学研究的学者有方苞</a>等人。宋学虽仍为宋学，却不再囿于四书，开始研究礼学，可谓清初学问的一大特征。总之，这时仍是宋学的天下。但乾隆时期，学术风潮突然从宋学转入汉学。乾隆虽自幼接受宋学教育，但他崇尚学问，广读博览。久而久之，民间学风也为之一变。“吴派”所列的第一个人惠周惕</a>是吴派的开宗立派之人。虽然惠周惕尚未脱尽宋学之风，但到了第三代惠栋</a>时，汉学已真正确立。惠氏是苏州经学世家，三代相传，影响深远。余萧客</a>、江声等人深受惠栋影响；兼治经史的王鸣盛、钱大昕</a>等人也深受惠栋影响。余萧客、江声是直接受其影响；王鸣盛、钱大昕则是间接受其影响。


    钱大昕


    再下边是“皖派”。这里的皖指地跨长江的安徽。长江以南多为深山，民风顽固刚强。皖派就兴起于此地。皖派的中心人物戴震</a>师承江永</a>。江永治学兼采汉宋，承袭顾炎武之学，对顾炎武的部分学问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到戴震时，学问取得极大发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直到此前，顾炎武等人的治学方法虽谓为实事求是，却很空泛模糊，并未有家法或师法形成。所谓家法和师法，是指某个学派系统的治学方法。汉朝时期，各家均有专治学问，研究《易经</a>》的只研究《易经》，研究《书经</a>》的也只研究《书经》，各有各的家法。因此，研究必须在家法的约束下开展。清朝学者继承了这个做法，主张治</a>学不能没有师法，也不能没有家法。不过，清朝的师法和家法与汉朝时期稍有不同。汉朝时期，如研究《易经》，就只能传授所承之学；研究《书经》，也只能传授所承之学。研究《书经》的又有两至三家，方法各不相同，各自传承。到清朝时，师法和家法变得更学术化和系统化。对此有奠基之功者就是戴震。顾炎武的部分学问，譬如中国称为小学</a>的传统语言音韵学虽已自成家法，但所有学问均有家法，形成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却始于戴震。所以戴震可谓清朝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极其重要。戴震寿命不长，只活了五十几岁，但其学术地位却很高。戴震沿承顾炎武的研究，主攻语言音韵学。语言音韵学的研究为什么很重要呢？研究距今两三千年以前的事情时，宋学家往往以今义解古文。就好比读日本《万叶集》[67]时，将诗歌中的语言擅自按照现代意思解释，注解既不充分也不准确。而汉学派主张，古代的语言必须要用古义去解。因此，研究语言的学问就变得很有必要。西方称研究语言的学问为语言学，中国则称之为小学。小学既有分析字形的学问，也有研究字音的学问，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小学的研究法则始于顾炎武，至江永、戴震时得到确立。此外，江永等人这时已开始关注礼学。后来，戴震等人为部分礼学奠定了更准确的基础。礼学当中，尤以《考工记》最艰深。《考工记》记述的是周朝工具的制造方法。譬如车舆如何制造，大钟如何制造，木器、铜器又如何制造。如果不知道这些，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周朝的生活。戴震认识到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便开始着手研究《考工记》，考察当时实际使用的工具以及所有与生活相关的实物。不过由于那时很少挖掘遗物，所以他主要是从书本上做研究。除音韵学、训诂学以外，戴震也很注重思想方面的研究，并写下《孟子字义疏证</a>》一书，考证宋学家之言论是否如实地阐释了古人思想，有无曲解。清朝汉学在思想方面并未取得很大进步，倒是上面提到的小学和礼学取得了很大发展。总之，戴震以这三种学问为治学之基础，可谓他的一大特点。


    戴震


    皖派与吴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吴派之学、惠氏一家的学问因兴于苏州这个喧闹繁华的文明中心，治学同时也作诗文，学问自然偏于活泼。惠栋作为汉学元祖，虽对《易经》《尚书》深有研究，却未能抛开诗文。治学之余，他还为大诗人王渔洋的诗文作注，聊以消遣。所以，吴派的治学态度可谓玩乐之余，悠闲治学，一开始并不确立法则，而是每有成果，再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研究。皖派则相对规范些，开始时便确立目标，按照既定法则开展研究。这种情况，法则错了会很麻烦，所以皖派治学会尽可能在一开始就确立正确的法则，依照既定法则开展研究。以上就是清朝汉学的两大派别，可谓清朝汉学的特色。而清朝汉学特色中的特色，当数戴震。戴震一派当中，段玉裁</a>、王念孙</a>在小学研究上造诣颇深。金榜、程瑶田、凌廷堪</a>、三胡亦受其影响，心向礼学。这些人共同为清朝的汉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吴派和皖派是清朝汉学的两大根基。


    纪昀</a>


    这里还列了个“北学”。北学是我自己取的名，也可以有别的叫法。由于这些人大多来自北方，所以我命名为北学。其中，张之洞</a>虽是后来之人，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的思想承袭北学一派，所以也在列。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筠和纪昀等。朱筠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著述，但他对文人学者关怀备至，可谓清朝汉学的保护人。他还曾向皇帝进言，力倡汉学，并提议编纂《四库全书》。总之，汉学得以兴盛，朱筠有提倡扶植之功。朱筠是北京人，巧的是，北京附近的河间地区还有一个倡导汉学之人。此人就是纪昀，是有清一代的大学问家。朱筠提议编修的《四库全书》实际就由纪昀完成。纪昀还为这部荟萃中国典籍的鸿篇巨制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a>提要</a>》。虽然众多学者参与其中，但纪昀作为总纂修官，事必躬亲，修改润色了所有底稿。所以，可以说朱筠发起之事实际是由纪昀完成的。纪昀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处处体现着汉学精神，百般抨击宋学，无处不对汉学偏袒庇护，多有失偏颇。因此，这部典籍总目可以说是为尊崇汉学而编。出生于北方直隶的还有一人，就是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没有特别的经学著述，但他授人方针、劝人治学这点，与朱筠、纪昀二人颇有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时代相隔很远，我也把张之洞列入其中。综上所述，北学一派虽然在奠定汉学的基础上没有太大作为，却有将汉学传播于世的功绩。


    接下来我们说说“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中</a>、刘台拱、阮元</a>、焦循</a>、刘实楠、刘文淇、江藩</a>等人。清朝时期，扬州盐商云集，一度极尽繁华。盐在中国十分重要，主要产于淮南、淮北，两淮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盐产地。中国虽然实行盐业官营，但也允许商人承办经营。在中国，农民很少能发大财。尤其在清朝时，巨富多是盐商出身。这些盐商在扬州修造邸宅，生活极尽奢侈。扬州的学问就产生于这种奢靡的社会风气之中。扬州学派的学者寒窗苦读、钻研经学的同时，也倾心于诗词文学。譬如“纲目”中列在第一位的汪中，不仅经学一流，文章也属一流。至于他在文坛的地位，我们下次再讲。总之，能在经学和文学上同时跻身名家之列的，恐怕只有扬州人了。再譬如，焦循既是经学家，也研究词曲。词曲虽不至庸俗下流，却是一种产生于市井坊间、风月场所的学问。焦循对这种学问很有研究。整体而言，扬州学派的学问都有这种特点。列在最后的江藩也是如此，既研究汉学，也从事文学。而且江藩的文学极具清代特色。何为清代特色的文学呢？我们幼时诵读的唐宋八大家</a>之文，经宋、明时期的发展达到鼎盛；但清朝时，反对唐宋八家的风气渐兴。江藩就曾极</a>力批判唐宋八家之文。较之江藩，声名更为世人所知的是阮元。阮元和北方的朱筠一样，也是文人学者的保护人。阮元以及后来的毕沅</a>都曾不遗余力地提携帮助当时的学者，将他们招至门下编纂书籍。闭门穷经的汉学家从这时起变得活跃起来，汉学渐生高调活泼治学之势。阮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阮元生于富贵人家，早年及第，又深得皇帝赏识，早早便成为一代大家。他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可谓一生得意。或许是扬州一带的风气使然，也或许是生平境遇使然，阮元一改此前汉学家埋头故纸的治学风貌，开始大张旗鼓地研究学问。总之，如同阮元一般，积极从政之余，也钻研经学文章，做起学问张扬活泼，可谓扬州汉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也是它后来受到宋学批判的一大原因。


    再下边的“闽学”是指福建一带学者形成的学派。杰出代表人物不过陈寿</a>祺、陈乔枞两人，影响不是很大。


    其次是“浙东学派”。浙东学派起初研究小学，后来渐渐转向史学。章学诚</a>对经学有诸多论断，见解独特。他主张从其他角度研究经学，而不是以经学经。章学诚从史学看经学的做法其实是立足于学问之根底，大处着眼，不拘细节。他著有《文史通</a>义》一书，十分有名。章学诚的著作我是很佩服的，也常常推荐给别人去读。此人可谓不世出之学问奇才，他的学问也很难后继有人。至于章学诚学问的渊源，说来话长，这里就略去不提了。总体而言，浙东学派就是以史学之见来研治经学。


    再下来是“常州之学”。常州学派后来得到了大发展。此前，汉学主要分为以惠氏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后来，常州学派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常州学派的始创人是庄存与，之后又陆续出现许多学者，使公羊之学日益盛行。与戴震相比，公羊学派做起学问来规则更严苛。戴震以前的汉学十分笼统，只将汉朝分为前汉与后汉，或称西汉与东汉。吴派与皖派都复东汉之古，或以许慎的《说文解字</a>》为中心研究小学，或研究郑玄</a>经学，谓为“许郑之学”。而常州学派则反其道而行，反对东汉之学，尊崇西汉之学，认为治学本该上溯西汉。西汉中期汉武帝时，学术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公羊之学十分盛行。《春秋</a>》共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a>》和《穀梁传》。公羊学派认为，《左氏传》与《穀梁传》都是伪作，只有《公羊传》才是真正的学问。孔子</a>作《春秋》，意在于书中以君王、皇帝自居。因此，孔子其实是以无冕之王，行皇帝之事，以一部《春秋》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在西汉时期十分盛行。公羊学派的主张就是要研究这种西汉之学。虽然其中还有许多别的学问，但常州学派认为，西汉之学比许郑之学更得孔子真传。常州学派始于庄存与，兴于刘逢禄</a>。刘逢禄是个头脑缜密之人，对事物见解独到，十分聪敏。他只凭自己的判断来做学问，对朴学派多有厌弃。全盛期一过，出现一众怪人，不过其中也不乏天才。这些人认为，终日闭门家中，伏案考究细枝末节未免太过烦琐。其中有个奇才，名为龚自珍</a>。之前说过的皖派的段玉裁——戴震学派屈指可数的学者——就是龚自珍的外祖父。但龚自珍这个狂傲不羁的天才并未承其所学。龚自珍自己并未留下什么著述，但他大力提倡公羊之学，使公羊之学日渐盛行，以至于今天中国的年轻学者竟无人不受公羊学影响。不过，今天学者所受公羊学的影响，大多来自久居日本的康有为</a>。康有为的学问源自现居湖南的一位八十岁老人——王闿运</a>。王闿运门下有个弟子名为廖平</a>，现居四川。廖平生性古怪，孤僻乖戾，虽治学思路诡异多变，但学问功底十分深厚。康有为虽非廖平的门下弟子，却被其诡异多变的学说深深折服。他的著述中到处采用廖平之说，几乎可谓为剽窃。由于廖平深居四川山中，不问世事，康有为又广收门徒，所以近年来康有为的学问大为盛行。但其实那些都是廖平之说。


    康有为


    总之，如今的中国年轻学者无人不受公羊之学影响。其中，也有人本着朴学精神，默默无闻地研究公羊之学。譬如下边的皮锡瑞</a>。此外，这里列出的戴望曾以公羊学思想注训《论语》。虽然公羊学者都是些古怪天才，但公羊之学在今天却十分盛行。六七十年前，汉学是吴派、皖派的天下。而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公羊之学几乎居于汉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汉学发展的大体情形。


    此外，公羊学者还有一个与扬州学派十分相似的特点——大多公羊学者治经之余也通晓文学。譬如，庄存与曾著有《春秋正辞》一书，极具文学价值。公羊学派的这一倾向在那时已稍有显露；后来更有龚自珍、魏源</a>等人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文豪；如今又有康有为等杰出的擅长诗文的文学家。因此，虽然经学方面，扬州学派与吴派更接近，但这一点上公羊学派与扬州学派是很相似的。


    三、晚清的大家　附清朝中叶以后的宋学


    以下是清朝末年的一些大家。列在最开始的是俞樾</a>，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俞曲园。俞曲园的学问兼采高邮王氏之学以及公羊之学。孙诒让</a>对《周礼</a>》的研究两百年来无人望其项背。黄以周</a>以礼学会通诸经，从宏观上研究礼学，也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郑珍生于贵州，而贵州是中国的偏远地区，可见随着文明的发展，偏远地区也渐有大家出现。总之，清朝末年，礼学研究十分盛行。


    其次是吴大澂。这里写的“小学之新派”是什么意思呢？以往的小学，言字形者以《说文》为宗，言音韵者像顾炎武一样上追《唐韵》，言训诂者研究《尔雅</a>》《广雅</a>》。吴大澂却以新兴的金文研究来治小学。所谓金文就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清朝以来，大量古代遗物出土了。吴大澂对此十分关注，并以出土物上的文字考辨古籍文本之正讹。也就是说，小学的研究对象从先人著作变成了出土古物。现今住在京都的罗振玉也是这方面的大家。虽然这种研究并非始于吴大澂一人，但吴大澂的研究做得极好，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因此就把他作为代表列在了此处。


    再下边是陈澧。说起陈澧，就得说回此前的宋学。随着汉学日渐兴盛，宋学一度归于沉寂。但待汉学发展达到鼎盛时，宋学又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时有个叫姚鼐的人，文章写得极好，同时也是一名经学家。虽然姚鼐的文章名气很大，但他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却不甚得意。姚鼐治经并不独尊宋学。当时唐宋八大家中尤以曾南丰的文章备受推崇。所以姚鼐是在接触古文的过程中，才开始研究程朱理学的。姚鼐一生未有关于汉学的著述，但后来的方东树著有《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家大加贬损。方东树是古文大家，也是宋学的积极辩护人，对汉学家的诸多行径心存不满，书中不仅贬损其经学，还贬损其文学。方东树言辞过激，也与此前阮元和江藩对古文的攻击有关。总之，方东树不仅批判汉学，还批判汉学家做的文章。宋学因方东树等人的影响，虽然呈现几分抬头之势，但远不至兴盛。道光年间，湖南人唐鉴</a>、蒙古旗人倭仁等在北京一带大力提倡恢复宋学。他们认为，汉学家治学追究细枝末节，如同用显微镜观之，难得其大义；欲知学问大义，就必须研究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从湖南来到北方的曾国藩</a>对此种观点深以为是。罗泽南</a>等人也深受其影响。当时正值咸丰年间，长毛之乱正甚。曾国藩、罗泽南等人更多将宋学用于修身，而非治学，因此学问方面并未取得太大发展。总之清朝中期，汉学鼎盛，宋学式微，但后来宋学又因这些人一度复兴。


    接下来我们说说来自广东乡下的陈澧。陈澧力排汉宋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撰有著名的《东塾读书记》。虽出身乡野，他的学问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譬如，张之洞等人十分钦佩他的学问，对他称赞有加。清朝末年，汉学的全盛期一过，余下的便只有陈澧与公羊学派的学问。当然，陈澧早舍弃了宋学家讲学空论的那套做法，只是兼采宋学家的学说而已。也就是说，清末的学问是汉宋兼采的学问和公羊学派的极端学问。今天中国学者也大多承袭这两个派系。至此，清朝学问的主要纲目就出来了。此派治学不尚空谈，讲求实事求是，研究近于汉学，因此仍属旧学。


    曾国藩


    四、宋学别派


    此外，近年来常被人们提及的还有颜元</a>、李塨</a>之学。明朝末年，清军闯入长城，颜元的父亲被俘。入清以后，颜元曾只身前往辽东，寻找父亲的下落。颜元以明朝末路为鉴，认为汉人之所以在满人面前不堪一击，都是宋学务虚不务实的学风使然，因而主张以实代虚，研究宋学。王源</a>以后，颜元、李塨之学基本绝传。直到近年治公羊学的戴望广求颜李著作，颜元、李塨之学方又复兴，得以重现生机。颜元、李塨愤慨中国之不敌外邦，皆因外邦采用兵农合一之制，因此主张兵农合一，寓兵以农。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名为刘献廷</a>的人。除以上主张以外，刘献廷还提倡做学问必须广泛涉猎，汇通诸学，志趣宏大博远。可惜他的学问一代而绝，也未留下什么著述，只能通过他所撰的《广阳杂记</a>》一书窥其梗概。刘献廷不仅治学志趣宏远，而且和颜元、李塨一样注重实践，对时事形势颇富远见卓识。以上是颜元、李塨、刘献廷一派的学问。


    还有一位胡承诺</a>。胡承诺虽出身宋学，却远离宋学的空谈义理，注重实学。只是他的著作多被遗忘，直到七八年前，在擅长古文的李兆洛</a>的提倡下，才得以复兴。如今，他也有了一众追随者。


    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乾隆年间以后，清朝研究佛学的风气盛极一时。罗有高、汪缙、彭绍升</a>、杨文会</a>等人都属此派。彭绍升至杨文会之间，研究佛教者多为公羊学者。之前说过的龚自珍、魏源、俞樾等人也都研究佛学。彭绍升以前，佛学研究承自明朝高僧云栖。云栖虽属净土宗，却主张融</a>净土和华严于一体。近年来又有夏曾佑等人的研究。再到后来的章炳麟</a>时，研究就更广泛了。有人研究天台，有人研究华严。总之，儒家学者纷纷开始研究佛学，可谓一大奇观。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儒家学者研究佛教，但他们研究的主要都是禅学，而这时天台、华严也都开始流行。虽然也有人研究禅学，但不同于宋明时期的是，这时的禅学主张通过钻研经籍来做研究。因此，龚自珍等人的禅学研究与明朝时期并不相同。虽然这些别派中也有公羊学者，但整体仍属宋学别派。以上就是清朝主流学问以外的一些其他学问。


    校勘学


    再下边是“校勘学”和“金石学”。这些学问的发展对清代经学，甚至对清代所有学问都有奠基之功，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讲讲。


    所谓校勘学，就是对书本进行校对勘正的学问。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文字讹误，因此便产生了比照古本、勘正错误的校勘学。我在“纲目”中加了一些简单注解，大家一看便能知其大概。校勘学在清朝风行一时。朱筠曾倡议编修《四库全书》，这在之前也讲过。因此，朱筠自己虽不做校勘，却可以说是校勘学的发起人。纪昀负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甄别典籍之好坏，也是校勘学的大家。


    自古以来，学问繁荣之际，学界都会掀起研究经书文本的热潮。而经书又多有文字谬误。因此，自汉朝起，为了防止讹误流传，经书便被刊刻于碑石之上，立于太学门前。自此，石经问</a>世。这些石经校勘严谨，其中的部分文字一直保存至今。只是古代拓本大多散佚，如今留下的只是一些残片。近来，赞岐[68]的大西见山[69]得到一套宋代拓本。这套宋代拓本是日本首次出现的珍贵拓本。中国的石经研究十分盛行。汉、魏、唐、五代后蜀以及南宋都刻有石经；乾隆帝认为清朝也应刊刻石经，便有了乾隆十三经</a>。由于乾隆十三经是新近刊刻的，无论何处也不见其拓本，所以很遗憾不能给大家一睹真容。这是我的疏忽。本想着这些石经就在北京，随时能够看到，就没将它拓印下来，导致今天无法展示给大家。刊刻这部石经时，彭元瑞奉乾隆帝之命负责考订经文。因为一些很滑稽的理由，有人对彭元瑞的考订提出异议，并加以磨毁。此人就是深受乾隆帝宠爱，后被嘉庆帝赐死的和珅</a>。富冈谦藏手上还有当时和珅找人撰写的攻击彭元瑞的文章，这可是难得的材料。当时奉命抄写石经的是书法家蒋衡。田中文求堂[70]藏有蒋衡的书作，今天也陈列在展室。至于汉代刊刻的石经始祖《熹平石经》拓本，我也向大西见山借了出来，放在展室了。


    清代校勘学之端绪自此而启。由于身处太平盛世，为官再高也难建功立业，毕沅、阮元便广招学者校订经籍，以图名声。而这也为清代校勘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很多个人的不懈努力。譬如，庐文弨在校勘方面成就斐然，对清代校勘学有奠基之功。再有顾千里等人，虽然才华出众，但由于出身贫寒，未能及第，常常寄食于他人门下，以为他人校订古籍、编写书稿谋生，留下不朽功绩。再后面的黄丕烈、秦恩复、张敦仁等人都是校勘名家，顾千里也曾在他们门下做过食客，助其校刻书籍。陈鳣著有精良的《论语》校勘本。严可均</a>和顾千里一样，也是一名食客。孙星衍</a>既为他人校勘，自己也有著述。曾国藩的幕僚莫友芝</a>名气很大。他曾得到一本《说文》的唐写本，将其出版。前些年我在端方[71]那里看过实物，确实十分精良。近来，陆心源</a>等人在校勘方面的成就也很多。他的儿子后来将其藏书卖给了日本岩崎氏[72]。


    和珅


    有趣的是，日本的一些书籍也与清代校勘学有关。荻生徂徕门下有个弟子叫山井鼎</a>[73]。山井鼎听闻下野的足利学校藏有古经书，就长年呆在那里校订诸经，最终写出《七经孟子考文补遗</a>》。山井鼎的同窗根本武夷[74]也一同前往足利学校，校定刻印了皇侃</a>[75]《论语义疏》。这两本书传到中国以后，引起中国学界很大震动。中国人虽听闻有些善本传到了日本，但没想到日本竟有皇侃《论语义疏》这么古老的经书，并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因此，《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和皇侃《论语义疏》极大刺激了中国的校勘学。此外，早前传到日本的还有《古文孝经</a>》《今文孝经》等。但对中国校勘学有奠基之功、引起中国学界极大震动的还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和皇侃《论语义疏》。后来，林述齐编录《佚存丛书》，收集中国久已失散但在日本保留下来的书籍，并以活字刻印使其重现于世。《佚存丛书》回传中国后，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日本校勘学为中国校勘学的发展立下了很大功劳。


    端方


    中国历来有藏书、刻书之风。到清朝时，这种风气尤盛。这里我只列举了一些主要代表。这些名人收藏或翻刻之书，对清代校勘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得益于此，清朝学者便依据正确无误、未经改动的古本开展研究，治学也都研读原本，不去轻信随意改动过的文本。以上就是清朝校勘学的大体情形。


    金石学


    下面我们说说金石学。所谓金，是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石则指石刻碑碣的研究。我们之前提过的吴大澂就以金石学开创了小学新派。清朝最早关注金石学的是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顾炎武撰有《金石文字记</a>》一书，主张金石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大有裨益。金石学之渊源虽然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但清代顾炎武对它尤为提倡。自此，人们开始依据铭文或碑文勘正典籍讹误，为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翁方纲</a>热衷金石之学，对碑文逐字研究，不肯放过任何一处错误。王昶</a>收集历代碑刻铭文，将其编篡成书。黄易遍访汉代石刻，并作拓本。阮元幕下的朱为弼、赵魏等人致力于编纂铭文。后来又有张廷济、刘喜海、张燕昌、翟云升等人出现。到近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金石之学尤其是铭文研究大有进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之前，青铜器的鉴定尚不发达。乾隆帝时著名的《西清古鉴</a>》一书虽然水准很高，却也难免混淆真伪。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器物辨伪、铭文考证风靡一时。后来又有吴大澂和如今仍然健在的刘心源等人加入其中。我的朋友罗振玉也是金石学的名家之一。端方虽不做学问，却对青铜器兴趣颇浓，有为学者提供研究材料之功。端方是政治家，也很有学问。总之，中国的金石学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下边的倪模、初尚龄、鲍康、李佐贤四人都是古泉学家。古泉学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虽与经学研究没有太大关系，但古泉学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在陈介祺时大为盛行。这些人都留下了十分优秀的著作。


    此外，金石学近年来又延伸出了许多分支，譬如古印学、玺印学等。玺印学经过演变，又有了封泥学。西方人在信封上封蜡；中国古代则用绳子卷好信，在绳结处用粘土压住盖上印记，称为“封泥”。由于近年来封泥大量出土，封泥研究也盛行起来。中国人起初并不认识这些出土物，后来才知道是封泥。


    另外，近年兴起的还有罗振玉等人的殷墟甲骨学。中国古代经常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甲骨文就是刻在上面的文字。这是金石学中最古老的东西，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1902年我去中国时，还看到了1901年左右发现的甲骨。那些甲骨是在修铁路进行挖掘时发现的。近年来，罗振玉写了很多相关著述。甲骨学几乎成了他的独家学问。金石学延伸至甲骨学，可见其枝叶之广。而这些枝叶在学术上又各有贡献。譬如之前说到的，吴大澂研究金文开创了小学新派；再譬如随着古代器物与甲骨一同出土，礼学研究愈发盛行。总之，即使在今天，中国学问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


    以上就是中国汉学的大致情形。虽然还有很多别的学派，但清朝的学问以汉学为主。整体看来，汉学历经变迁，今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也取决于中国今后的国势。这些学问传到日本，在日本更盛行也未可知。一切还不能断言。总之，清朝学问之繁荣在中国可谓前所未有，学问真正具备学术性也可谓前所未有。这是了解清朝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我用了一天时间来讲。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