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
3个月前 作者： 富兰克林
一七八八年八月，我现在准备在家里写了，可是得不到我所期望的文稿的帮助，因为很多都在战争中丢失了：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下面的这一部分。
我提到过我酝酿着一个伟大而深远的计划，似乎这里有必要对那项计划和它的目标做一些记述，它初次在我心里浮现的概况记录在偶然保存下来的一片纸头上面：
一七三一年五月九日图书馆
读史感言
“世界大事、战争、革命等等皆由政党推动、完成。
“这些政党的着眼点就是它们当前的普遍利益，或者是它们所认为的那种利益。
“政党不同，着眼点各异，这就引起一片混乱。
“尽管一个政党在推动一项总计划，各人却有各人着眼的具体私利。
“一旦一个政党达到了自己的总目标，每个成员就开始关注一己的私利从而妨碍了其他成员，这就造成了政党分裂，招致了更多的混乱。
“在公众事务中，很少有人做事纯粹从国家利益着眼，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即使他们的作为给国家带来了真正的利益，人们仍然主要考虑他们一己的私利与国家的公利是联为一体的，而不是从一种慈善原则出发行事的。
“在公众事务中更少有人做事是从人类利益着眼的。
“我觉得目前亟需创建一个联合美德党，也就是把各国品德高尚的善良人士组织成一个正规团体，按一些适当的善良、明智的章程来管理，善良明智之士也许在遵守自己的章程上，比普通人遵守法规更加步调一致。
“我目前认为谁若对此做出正确的尝试，而且能够胜任，谁就肯定能取悦上帝，获得成功。
本·富”
我在心里反复琢磨这项计划，以便日后情况允许，有一定空闲时能付诸实施，所以时不时地将浮现出的相关想法记在纸上。这些纸头大多已经佚失；但我找到了一页，它表明了一种拟议中的信条的实质，包含着我当时认为的每一种已知宗教的精义，但没有一点可以震惊任何宗教信徒的内容。它是以这样的语句表述的：
“只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
“他以他的天道统治世界。
“他应当受到以敬爱和感恩等形式表示的崇拜。
“最可取的对上帝的侍奉就是对人行善。
“灵魂是永生的。
“上帝必定会惩恶扬善，或在今生或在来世。”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一个教派一开始应当在年轻的单身汉中间创建和发展；每个加入教派的人不仅要宣布他认同那种信条，而且应当按前面提到的方式对各项美德进行十三个礼拜的自查和实践；这样一个教派的存在应当保密，直到它形成一定气候为止，还应当阻止动员不合格的人员加入；然而每个成员应当在自己的熟人中寻找聪明向善的青年，小心谨慎、循序渐进地把计划传达给他们：成员们应当相互劝勉，互帮互助，以促进彼此的利益、事业和生活进步；为了与众不同，我们不妨把这个教派称为解放自由社；所谓解放，就是由于对各项美德修养成习，便从恶行的主宰下解放出来，特别是由于实行勤奋和节俭，从债务中解放出来，因为债务把一个人囚禁起来，成为债主的奴隶。关于这项计划，现在我能记起的只有这些了，另外，我还把计划的部分内容向两个年轻人做了传达，他们倒是热情满怀地身体力行了。但是由于我当时境况艰难，只能死死盯住生意，不敢旁骛，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计划的进一步实施拖延下来，我又公私兼顾，职务繁多，致使计划一拖再拖，到最后精力、活动能力均已不济，无法推行这么一项事业，这件事就更无从说起了。不过我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由于可以造就很多优秀公民，所以也是一项非常有用的计划：这项事业看上去恢弘艰巨，但我并不气馁，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能力尚可的人可以在人类中促成大变革，成就大事业，只要他首先制订一个好计划，然后剪除一切娱乐活动或其他可以让他分心旁骛的事务，把推行这一计划当作他唯一的研究和事业。
一七三二年，我首次以理查德·桑德斯(2)的名义出版了我的历书，我将它续编了二十五年左右，一般管它叫《穷理查历书》。我尽力把它编写得既有趣又有用，所以需求量很大，每年销售近万册，我可从中大赚了一笔。注意到它非常风行，本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于是我认为它不失为一个教导大众的适当工具，因为老百姓几乎不买别的什么图书，于是我就在历书重要日子之间出现的空白处填上一些谚语警句，主要劝导人把勤奋、节俭当作致富手段，进而培养美德，因为对一个穷人而言，总是老老实实地做事更难，因为（这里试用一句谚语）空袋子，难立直。这些谚语包含着历代多国的智慧，我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篇连贯的文章，当作一位逛拍卖市场的智叟的演说，放在一七五七年历书的卷首。(3)把所有的零散的忠言集中起来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举世叫好，欧洲大陆的报纸纷纷转载，英国把它印成海报家家户户张贴，有两种法文译本，很多被牧师和乡绅买去免费分发给贫穷的教友和佃农。在宾夕法尼亚，由于这篇文章劝人们不要白花钱买外国的闲货，所以有人认为它对本地区钱财增长有一定影响，因为这种情况在文章发表后连续几年就看出来了。
我把我的报纸看成传播教育的又一种工具，基于这种观点，我便在报纸上频繁摘要转载《旁观者》和其他劝善作家的文章，有时候也登一点自己写的小篇什，这些都是先作出来在共图社宣读的。其中一篇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意在证明一个人无论才能有多高，如果缺德，就不配称为一个有见识的人。还有一篇是论自我牺牲的，指出美德只有修养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彻底摆脱了与之对立的倾向，才能算牢固可靠。这些文章可以在一七三五年初前后的报纸上找到。(4)在办报的过程中，我小心谨慎，诽谤中伤和人身攻击的文字一律不登，近几年来，这类文字已成了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总会有人求我插入这类文字，作者还振振有词进行辩解，打出出版自由的旗号，说什么报纸就像公共马车，谁掏钱，谁就有权入座，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回答是，如果想印，我愿意另印，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但由作者自己负责发行，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承担扩散他的诽谤的责任了。况且，我已经与订户有约在先，给他们提供的东西要么有益，要么有趣，所以不可让报纸充斥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如其不然，就是对他们明显的不公。现如今我们的好多出版商只顾满足某些人的恶意，不惜造谣中伤我们中间的一些优秀人物，煽风点火，加深仇恨，甚至到了挑起决斗的程度，更有甚者，竟然轻率到刊印谩骂攻讦邻州政府的杂感文章，甚至对我们最好的盟国也不放过，这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我之所以提这些事，是为了给年轻的出版商敲个警钟，千万不可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把自己的报刊搞得乌烟瘴气，给自己的职业抹黑，所以这类文字应断然拒绝；他们也许会从我的例子中看出，这样一种办报方针总的来说是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的。
一七三三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需要一家印刷所，我派了一名工人过去。按一个合伙协议，我给他配备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我支付三分之一的费用，将来收取三分之一的利润。此人有学识，人也老实，但不懂财务；尽管有时候他给我汇一些款过来，但在他生前我从未从他那里接到任何账项记录，也得不到我们合伙经营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情况说明。他一死，生意由他的遗孀接手。她是在荷兰出生长大的，我听说那里将财会知识列为妇女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不仅把她能找到的过去业务状况做了一个明晰的报表，而且以后每个季度都会寄来一份极其正规、准确的账目；她把这项生意经营得卓有成效，不仅靠它把一大家子女养大成人，有口皆碑，而且在合同期满时有能力从我手中把印刷所盘下，让她儿子独立经营。我提及这件事，主要是为我们的年轻女性推荐那一门教育学科，在她们万一孀居的情况下，它对自身和子女可能比音乐舞蹈更有用处，因为它可以保护她们不会被狡诈的男人哄骗而蒙受损失，还因为它能够使她们继续经营一家有固定生意往来的有利可图的商铺，直到儿子长大成人能接过去继续经营，做到事业永兴，家庭富裕。
大约在一七三四年，从爱尔兰来了一位年轻的长老会宣教士，名叫亨普希尔(5)，他声音优美动听，发表了一些显然是即兴的极其精彩的演说，把大批不同教派的人士吸引到了一起，收到了众口交赞的效果。我也常常前去聆听，他的布道文我格外欣赏，因为很少死背教条，而是大力灌输美德的修养，或者用宗教说法，叫作善事。然而，我们的教友中，有一些以正统长老会信徒自命，他们不同意他的理论，而且与大多数老派教士串通一气，在教会主管会议上指控他为异端，想让他销声匿迹。我成了他的热情支持者，并竭尽所能拉起一个帮派声援他，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些时日，抱着成功的希望。为此我们打了不少笔墨官司，这时候才发现他宣道时出口成章</a>，写作时却涉笔无趣，我便替他捉刀，写了两三本小册子，有一篇文章登在一七三五年的《宾夕法尼亚报》上。这些小册子，就像辩论文章的惯例一样，尽管当时人们竞相阅读，但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我估计现在一本也不会有了。
正在争论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从而砸了他的锅。我们的一个对手听过他宣讲的一篇有口皆碑的布道文后，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或者至少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找来找去，他终于在一期《英国评论》上找到了，那一部分，原来是从福斯特博士(6)的演讲中直接引用的。这一发现使我们一派的很多人像吃了苍蝇似的恶心，从此对他的事便撒手不管了，这也更快地使我们在宗教主管会议上一败涂地。不过我对他仍然不离不弃，因为我宁肯听他宣读别人创作的好布道文，也不愿听他自己炮制的坏东西；尽管后面这种情况是我们普通教士的一贯做法。后来他向我承认他宣讲的东西没有一篇是他自己写的；还说他记忆力惊人，任何布道文都能做到过目成诵。我们败阵以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在别的地方撞好运去了。我也退了会，此后再也没有加入过，尽管多年来我还是一如</a>既往地捐资支持该会的牧师。
我在一七三三年就开始学习外语。我很快就精通了法语，能够轻松地看法文书。然后我又学了意大利语。有一个熟人也学意大利语，他常常引诱我和他下棋。发现这么做占去了我为学习匀出来的过多时间，我最后再也不下棋了，除非满足这么一个条件：每盘棋的赢家有权布置任务，输家必须保证在下一次见面时完成，或者背会一部分语法，或者翻译出一段文章，等等。由于我们的输赢大致相当，这样便相互逼着掌握了那种语言。后来我又下了一点苦功学西班牙语，也能够读原著了。
我已经说过，我只上过一年的拉丁文学校，那时候年龄很小，此后就把这种语言完全撂下没有管过。但当我学会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后，我翻阅一本拉丁文《新约全书》时，惊讶地发现我对这种语言的理解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这就鼓励我再次下工夫去学习拉丁文，因为前面几种语言为我铺平了道路，所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我从这些情况想到，我们教授语言的常见方法不大协调。我们听说先从拉丁文开始，学好了拉丁文再学现代语言就容易多了，因为它们都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可我们并没有为了易于学会拉丁文而先学希腊文。诚然，如果你能不走台阶爬到楼梯顶端，那你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走下来时就容易得多：可是，如果你从最低的一级台阶开始爬，爬到楼顶肯定会更轻松。因此，我把它提出来供主管青年教育的人考虑：既然很多从拉丁文开始的人花了几年工夫以后由于没有怎么精通就拉倒了，他们学的东西几乎毫无用处，因此时间算是白花了，那么先从法语学起，再学意大利语等等是否好一点呢，因为虽然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后，他们中止了语言学习，而且永远不会学拉丁文，然而他们掌握了一两种现代使用的语言，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兴许还是有用处的。
离开波士顿十年之后，在境遇更加顺遂的情况下，我才返回故里，探亲访友，因为我是没有钱早去的。在返家途中，我专门到新港去看望哥哥，那时候他连家带印刷所都安置在那里。我们已经冰释前嫌，哥儿俩相见亲切而又动情，他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他担心大限不远了，所以要求我，万一他死了，就把他的刚刚十岁的儿子带回家，扶养大后让他从事印刷业。我按他的要求办了，先让他儿子上了几年学，再让他进印刷所。他母亲继续经营，直到他长大成人，我用一套各种型号的新铅字扶助他，因为他父亲的铅字已经磨损了。我过早地离开了哥哥没有给他效力，现在也算做了一些丰厚的补偿。
一七三六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7)，一个四岁的漂亮男孩，死于由常见的渠道染上的天花。长期以来，我悔恨万分，现在仍然悔恨没有给他接种疫苗；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为了提醒忘记给孩子接种的父母，万一孩子死于天花，他们将永远不会饶恕自己。我的例子表明，如果两种做法都可能造成同样的悔恨，还是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
大家发现我们的俱乐部共图社用处很大，成员们个个满意，于是有几位想介绍自己的朋友也来入社，这事儿不太好办，因为我们原来定了个适当的限额：十二名。这样一来，就会超员。从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给组织保密，大家都遵守得很好。用意无非是避免不适当的人申请入社，万一有人申请，有些人也许就难以拒绝。我是那些反对增加社员的成员之一，不过倒是拿出了一个书面建议，每位社员应当另行设法组织一个附属俱乐部，涉及讨论问题的规章与原先相同，但不能向他们透露与共图社的关系。我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利用我们的组织机构提高更多年轻公民的素质，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更好地了解民意民情，因为共图社成员可以提出我们渴望讨论哪些问题，也可以把各分社的情况向共图社汇报；这样集思广益可以增进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还可以通过好几个俱乐部把共图社的主张扩</a>散开来，从而增大我们在公众事务中的影响和做好事的力量。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每个成员便着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但并不是个个成功。组建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各有各的名称，诸如“藤蔓”、“联合”、“群众”等等。它们不仅对自身有益，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乐趣、信息和教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在一些特定场合影响舆论的目的，这一点我将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举例说明。
我于一七三六年被选为议会秘书，这是对我的第一次提拔。当年的那次选举是没有异议的；但是第二年，我再次得到提名（这个选举，跟议员选举一样，一年一次）的时候，一位新议员做了一次长篇发言，反对选举我，有意让另一名候选人当选。不过我还是当选了，这当然使我更加高兴，因为除了秘书一上任就有薪水之外，这一职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机会，在议员中享有威望，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稳稳当当地拿到印刷选票、法律文件、纸币和其他公家的零活的生意，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有钱可赚的。因此，我不喜欢这位新议员的反对。此公是位绅士，家境富裕，教育良好，才气不凡，这些到时候很可能使他在议会中形成大气候，后来情况果真如此。但我也不打算低声下气以讨得他的欢心，而是过了一段时间采用了这么一种另类办法。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件稀世珍本，我便给他写了个条子表达了一睹为快的渴望，并要求他惠允我借阅数日。他立即派人把书送过来；大约一个礼拜后我将书归还，又附了一张条子，表达了强烈的感恩之情。我们再次在议会里见面时，他主动跟我攀谈（这是他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很有礼貌。此后他时时处处都表示乐意为我效劳，最后我们成了莫逆之交，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去世的那一天。这又一次证实了我学的那句至理名言，谁若一次施恩与你，必将二次施恩与你，其乐意之情为受恩于你者所不及也。这也表明冤仇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弊无穷。
一七三七年，弗吉尼亚前任总督、时任邮政管理局局长的斯波茨伍德上校(8)对他在费城的代办玩忽职守和账目不清的行为十分不满，便将其革职，叫我继任。(9)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发现此职好处极大；尽管薪金微薄，但它方便联络，可以改进我的报纸，增加需求量，要刊登的广告也相应增加，这样一来，我的进项就十分可观了。我那位老竞争对手的报纸则相应地江河日下，我感到十分满意，对他任邮政局长期间不许邮差投送我的报纸的事也没有采取报复措施。他该报账时不报账，可算是栽了个大跟头；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无非是给受聘替别人管理事务的年轻人上上课：他们应当始终如一地报账、缴款，做到清楚透明、如期准时。为人做事能信守这一准则，人们就会有口皆碑，不愁找不到新工作，做不成大事情。
这时候，我开始对公共事务有点儿上心了，不过还是从小事做起。巡夜是我认为需要规范的首批事项之一。这项工作是由各区的警察轮流管理的。警察先通知一些户主陪他巡夜。不想奉陪的人一年给警察交六先令就可以免差，据认为这笔钱是用来雇用替补的；但实际上这笔钱远远超过了雇人所需的数目，这就使警察一职成了个肥缺。而警察为了喝几口小酒，就往往找几个小混混陪他巡夜，所以有头有脸的户主是不屑于跟这些人一起厮混的。说是巡夜，巡逻往往被忘在脑后，夜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灌黄汤上了。由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共图社宣读，历数了这些不规行为，特别强调警察收的六先令税款极不公平，因为纳税人的情况天差地远，一个穷寡妇当家，巡夜保护的全部家产也许不值五十英镑，而一名富商铺子里却有数千英镑的货物，二者却缴纳同样数目的税款。总而言之，我提出了一条更加有效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合适人选常年从事这项工作，我还提出了一种补助这项开销的更加公平的办法，那就是课税多少应与财产的多少挂钩。这种观点得到了共图社的赞同，而且传达到了其他分部，不过只作为各自的意见提出来罢了。尽管这项计划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但在人们心里做好了变革的思想准备，为几年后的立法铺平了道路，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能形成较大的气候了。(10)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先在共图社宣读，后来再发表），谈房屋失火的各种意外和疏忽，还讲了一些防火措施。(11)这篇文章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是一篇实用的文章，于是很快促成了一项计划的产生，那就是组成一个团队，以便更加迅速地灭火，并且在危险关头互帮互助，转移、保全财物。很快就发现这一计划的参与者达到了三十名。我们的协议条款(12)要求每个队员常备不懈，准备好一定数量的皮桶，以及结实耐用的袋子和筐子（用来装运物品），一有火情，立即带往火场使用；我们说好一月碰一次头，搞一次联欢晚会，讨论交流我们想到的关于火灾问题的各种意见，也许在那些场合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行动当中。
这个机构的用途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很多人争先恐后要求加入，我们认为一个消防队人太多有所不便，便劝他们再组建一个，他们照我们的意见办了。这样一来，新的消防队便接二连三地组建起来，最后数目越来越多，把大多数有产业的居民都包罗进去了；现在就在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尽管离它的成立已经五十余年了，我第一个组建的名叫“联合消防队”的机构仍然存在，而且非常兴旺，虽说除了我和一位比我大一岁的人，它的初创成员皆已作古。当初队员因缺席每月聚会而处的那笔小小的罚金，已被用来为每个队员购买灭火器、云梯、救火吊钩及其他有用的工具，所以我怀疑世界上是否有哪个城市在刚起火时有比费城更好的制止手段；实际上自从这些机构建立以来，这座城市一次起火最多只会损失一两座房屋，而火焰往往在房屋被烧掉一半以前就被扑灭了。
一七三九年怀特菲尔德牧师先生(13)从英国来到我们这里，他在英国已经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名杰出的巡回宣教士。起初，他被允许在我们的一些教堂里宣教；但是教士们对他十分反感，很快就拒绝他登上讲坛，他十分无奈，只好在露天场地上宣教。听他布道的人各宗各派，应有尽有，真可谓人山人海，我作为听众中的一员，注意到他的演讲对听众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尽管他口口声声辱骂他们，让他们相信他们天生一半人是野兽，一半人是恶魔，但他们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看到此情此景真让人浮想联翩。很快居民的习俗发生了变化；原来对宗教不是没想过，就是无所谓，现在似乎全世界都是一派宗教气氛；晚上你从城里走过，总能听到条条街道上家家户户都在唱圣歌，看到这种景象真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在露天集会，天寒地冻或刮风下雨，很不方便，于是修建一座聚会堂的建议一经提出，就立即指定了接收捐赠的人员，很快收到足以买地皮、建大楼的大宗款项，这座建筑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大小与威斯敏斯特教堂相当；人们的干劲冲天，工程进度神速，工期之短远远超出了原先的预料。无论建筑还是场地都归受托管理人管辖，明文规定任何宗派的任何宣教士想对费城居民说些什么，都可以使用，由于建筑的设计不是为了适应一宗一派，而是为了满足全体居民的需要，所以哪怕是君士坦丁堡的穆夫提(14)，要派一名传教士来给我们宣讲穆罕默德教，他也会发现讲坛可以由他随便使用。(15)
怀特菲尔德先生从我们这里离开以后，一路在各个殖民地宣教，一直到了佐治亚。这个地区的移民定居才刚刚开始不久；然而到这里来的移民并不是吃苦耐劳、勤奋肯干的庄稼汉，只有他们才适合从事那种艰苦卓绝的事业，可来的都是拖家带口的破产商户和别的一些逃债人，许多还刚从监狱里出来，一个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这类人在荒野里安家落户，既无能力开垦土地，又受不了新的定居点的艰难困苦，结果死亡甚众，撇下了大批孤苦伶仃的孩子无人供养。见到这么一幅伤心惨目的景象，怀特菲尔德先生仁心大发，浮现出在那里办孤儿院的念头，这样一来这些孩子就可以有人扶养，有人管教。返回北方后，他大力鼓吹这一慈善计划，募集到大宗款项；因为他出众的口才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听众莫不心折首肯，慷慨解囊，我也不会例外。我并不是不赞成这项计划，而是因为当时佐治亚既缺建材，又少人工，要把两者从费城运往该地可是一笔极大的开销，因此我认为更好的办法是把孤儿院建在费城，再把孩子们接过来。我提出这样的劝告，但他决心已定，不改初衷，把我的忠言当成耳旁风，因此我拒绝捐款。不久以后，我碰巧去听他的一次布道，在听讲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打算以一次募捐来结束布道，我暗下决心，他休想从我手里抠去一个子儿。我口袋里有一把铜币，三四枚银币，还有五枚金币。他讲着讲着，我心软起来，决定把铜币给他算了。经过他又一阵慷慨陈词，我觉得一把铜币羞于出手，又决定捐出银币，他的结束语更是让人倾倒，使得我倾尽囊中所有，包括金币，统统倒进募捐盘内。前来听他布道的还有我们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在佐治亚修孤儿院的问题上他和我意见相同，他也怀疑布道有募捐之嫌，所以未雨绸缪，从家里出来时先把口袋掏空；然而演讲临近结束时，他觉得不捐实在说不过去，只好请求站在旁边的一位邻居借点钱让他去捐。不幸的是，请求的对象也许是在场唯一一个意志坚定不为宣教者所动的人。此人的回答是，霍普金森(16)朋友，换了别的什么时候，你可以随便向我借；但现在不行，因为你好像脑子犯潮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冤家对头总以为他会把这些捐款中饱私囊；不过我熟悉他的为人（我承印过他的布道文和日记等等）(17)，所以对他的清廉奉公没有半点怀疑。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坚决地认为，从他的种种行为举止上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诚实人。依我看，我褒扬他的证词更有分量，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宗教上的关联。他确实有时候求我改宗，但就相信他的祈求得到听从这一点上，他从未满足过。我们的友谊仅仅是世俗性的，双方以诚相待，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为止。
下面的例子将会说明我们的一些交情。有一次他从英国抵达波士顿，便写信告诉我不久要来费城，但不知道来了以后在哪里投宿，因为他听说他的好心的老房东贝尼泽特先生(18)搬到德国城去了。我的回答是：你知道我的住处，如果你能在寒舍将就几天，你会得到最热诚的欢迎。他回信说，如果我看在基督的分上出此义举，我将不会错过一份回报的。我回话说，别弄错了；那并非看在基督的分上，而是看在你的分上。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位熟人开玩笑说，大家都知道圣徒们有个习惯，该他们领情的时候，他们总觉得这份人情自己担待不起，便将这个包袱从自己肩头移开，搁到天上，我倒是想方设法把它死死放在地上。
我最后一次是在伦敦见到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当时他跟我商量他的孤儿院的事情，说他打算把它改建为一所学校。
他的声音洪亮清晰，一字一句毫不含糊，所以老远老远都可以听得明明白白，尤其在听者人数众多却鸦雀无声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门前台阶的最高处讲道，这些台阶位于市场中段和第二大街西端相交的十字路口。两条街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老远老远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我站在市场街最后面的人群当中，我心生好奇，想知道他的声音到底能传多远，于是顺着街向河的方向退，一直快退到滨河街(19)，我仍然发现他的声音清晰可闻，后来街上起了一阵喧闹声才把它压了下去。当时我想象以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半圆，里面站满了听众，一个人占二平方英尺，算下来有三万多人能听清他的声音。报纸上报道他在露天场地上给两万五千人布道，古代史上也有将领给全军慷慨陈词的记载，对于这些我有过怀疑，现在我算是信服了。
由于常听他的布道，我逐渐能轻而易举地将他新作的布道文与在旅行的过程中常常宣讲的布道文区分开来。后者由于屡屡重复宣讲，不断得到改进，以致声音抑扬顿挫，百转千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一个人哪怕对主题不感兴趣，光听演讲也觉得心旷神怡，其感受就像听了一段优美的音乐一样。这就是巡回宣教士的优势，为固定宣教士望尘莫及，因为后者无法通过如此多的演练来大力改进自己的讲道。
他的写作和出版却时不时地授柄于对手。宣讲时往往口无遮拦，甚至观点有误，随后却可以解释，或者偷换概念和个稀泥，或者干脆矢口否认；然而litera scripta m(20)。批评者猛烈抨击他的文章，表面上振振有词，就是要减少他的门徒的数量，防止继续增加。我倒是有这么一种看法，如果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他反而会留下一个人数多得多、重要性大得多的教派。要是那样，他的声名也许还在蒸蒸日上，即使在他辞世以后；因为他没有文章，就不好挑刺；没有文章，就没法贬低他的人格，他的追随者就可以随心所欲替他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全看他们热烈崇拜的心理需要了。
那时候，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我的报纸很能赚钱，因为一度几乎是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唯一的一家报纸。对这句至理名言我也深有体会：第一个一百镑赚到手，再赚一百就很顺溜。钱生钱，利滚利，天经地义。
由于卡罗来纳的合伙生意十分成功，我大受鼓舞，便想一鼓作气，再接再厉，继续往下搞，于是提拔了几名表现好的工人，让他们在各个殖民地建立印刷所，条件与卡罗来纳的一样。(21)其中大多数都搞得不错，等到我们六年的协议期满后，他们都有能力买下我的铅字；继续独立经营，养活好几个家庭。合伙经营往往产生口角，闹得不欢而散，但我在这一方面十分愉快，我的合伙生意从进展到结束都一团和气；我想这主要归功于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在条款中把一切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彼此该做什么，想得到什么，没有任何可以争执的余地。因此我特意向所有经营合伙生意的人推荐这种预防措施，因为在签订合同时无论合伙双方多么互敬互信，但在生意的打理和负担上总会有不够平等的想法，于是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猜忌和厌恶，这就往往造成了友谊破裂，关系断绝，也许还少不了对簿公堂，还造成其他种种不愉快的后果。
总的来讲，我对自己在宾夕法尼亚成家立业感到满意，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有两件事我深感遗憾：这里没有防卫措施，也没有完善的青年教育机制；也就是没有民兵，没有学院。因此我在一七四三年起草了一份建立一所学院的建议(22)；而且当时认为赋闲在家的彼得斯牧师先生(23)是主管该机构的合适人选，所以我把这一计划告诉了他。然而也许考虑到为领主们(24)效力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可以发迹，所以他婉言谢绝了这项任务。由于当时再找不到可以受此委托的合适人选，这项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起来。第二年，即一七四四年，我建议成立一个科学学会，取得了较好成效。我为此写的文章一俟我的作品结集，将会在里面找到。(25)
说到防卫，几年来西班牙一直跟英国打仗，最后法国也加入了，这就使我们处境更加危险(26)；我们的总督托马斯(27)做出了长期艰苦的努力，试图说服我们的贵格会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并为确保地区安全采取别的措施，但这些努力统统泡汤，于是我决定尝试尝试，看自愿的民间社团能做些什么。为了促成此事，我首先撰写、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名《明白的真相》，在里面我将我们毫无防卫的局面说得透彻明白，并说明了联合训练对于我们的防卫的必要性，而且许诺数日内将建议成立一个社团，广泛征求签名加入。(28)小册子产生了一鸣惊人的效果。我被召去起草社团章程：我跟几个朋友拟好章程草稿以后，便在前面提到的那座大楼召开了一次市民会议。楼里坐得满满当当。我已经印了好多份章程，屋子里到处摆放着笔墨。我直奔主题，讲了几句话，宣读了章程，并做了一番解释，然后把印好的章程一份一份发了下去，大家签名踊跃积极，没有表示一点异议。散会以后，我把文件收上来时，发现有一千二百多人签了名；还在乡下散发了一些，签名赞同者最后达到了一万多。这些人都能尽快自备武器，组成连和团，选好自己的长官，每个星期集合起来学习操练和别的一些军训项目。妇女也通过募捐准备好锦旗赠送各个连队，旗上还要画上我提供的各种图案和口号。这些连组成了费城民团，连长们集合起来选我当他们的上校团长；不过我认为自己不合适，便谢绝了这个职位，并推荐了劳伦斯先生(29)，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又有威望，因此得到了任命。
然后我建议发行彩票以支付在城南修建一座炮台并且安装大炮的开销。银钱迅速地凑齐了，不久炮台也建起了，台墩以圆木为框，里面用土填实。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门旧炮，但还不够用，便写信到英国再订购几门，同时又请求我们的领主们提供一些帮助，尽管未抱多大希望。与此同时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和亚伯拉罕·泰勒两位先生和我被社团派往纽约，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克林顿总督那里借几门炮。他起初一口回绝，不容分说，但跟他的咨议会成员一起吃饭时，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痛饮过一巡白葡萄酒后，他渐渐地松口了，说可以借给我们六门。又满满喝了几杯之后，他增加到了十门。最后他兴致来了，同意借十八门。这些都是高级大炮，能发射十八磅重的炮弹，还配备着炮车，我们很快就运来安装到我们的炮台上。英国与西、法两国交战期间，社团成员每夜站岗放哨：我也作为普通一兵定时定点换班值勤。
我积极参与这些活动深得总督和咨议会的赏识；他们对我十分信任；他们每采取一项措施都要和我商量，因为对措施意见一致被认为对社团是有好处的。请求支持宗教时，我向他们建议宣告一个斋戒日，以促进宗教改革，并祈求天佑我们的事业。他们接受了我的动议，但由于被认为是本地区的第一次斋戒，秘书起草公告时没有先例可援。我是在新英格兰受的教育，那里每年都要宣告一个斋戒日，所以在这里就占了一定的便宜。我便按通行的格式起草了一份公告，又把它译成德文，再把它印成两种文字在整个地区发布。这就给各个教派的教士一个影响各自的会众参加社团的机会；如果不是很快实现了和平，社团也许就会在除贵格会以外的所有教派中遍地开花。
我的有些朋友认为，由于我在这些事务中的活动，我会得罪那个教派，因而失去我在议会中的影响，因为他们在议会中占了大多数。一位年轻绅士在议会里同样有一些朋友，他希望接替我当议会的秘书，于是告诉我，已经决定他要在下次选举中取代我，所以他好心劝我辞职，因为这比罢免掉体面得多。我对他的回答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或者听到有这么一位官场人物，他立下一条规矩，决不伸手要官，官帽落到头上时，也决不拒绝。我说，我赞成他的规矩，而且要身体力行，还要补充一点：我决不要官；决不拒官，也决不辞官。(30)如果他们要把我的秘书职位交给别人，他们必须先从我手里拿走才行。我不会由于失去职位而丢弃跟对手秋后算账的权利。然而我此后再也没有听到有人说过这种话。下一次选举，我一如既往又是全票当选。长期以来，历任总督和议会在军备问题上争论不休，这让议会伤透了脑筋，咨议会的成员们在这一场争论中一直和总督们一个鼻孔出气，最近我又和这班人打得火热，可能议会对我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所以如果我能自觉自愿地离开，也许会正中他们的下怀；不过他们并不喜欢仅仅因为我热心于社团就把我拉下马；可是他们又找不出别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其实我有理由相信，区防事务对哪一个议员也不是件头痛事儿，如果不要求他们参与的话。而且我还发现他们很多人尽管反对侵略性战争，却旗帜鲜明地支持防御性战争，这种人多势众，是我始料不及的。关于这个问题，出版的小册子不在少数，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些还是拥护防务的优秀贵格会教徒写的，我相信这就使他们的大多数年轻教徒心悦诚服了。
发生在消防队里的一件事使我对他们的世故人情有了某种透彻的认识。有人提议，我们应当把当时现有的六十英镑家底拿出来购买彩票，以鼓励修炮台的计划。按照我们的规章，建议提出后必须先上会，钱款才能动用。消防队有三十名队员，其中二十二名为贵格会会员，其他教派成员仅有八名。我们八个准时到会，虽然我们认为有些贵格会会员赞同我们的意见，但没有把握形成多数。只有一名贵格会会员詹姆斯·莫里斯先生(31)似乎反对这项措施。他对提出这样的建议深表遗憾，因为他说教友们(32)一律反对，这样一来就会制造不和，从而导致消防队瓦解。我们告诉他，我们认为没有这样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少数，如果教友们反对这项措施，投票压倒了我们，遵照所有社团的惯例，我们必须服从，也理应服从。议决时间到了，有人提议投票表决。他同意我们照章办事。但他向我们保证有些成员准备到会反对，再等一会儿让他们露面才算公正。正当我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名服务员跑来告诉我，下面有两位绅士想跟我说话。我下楼一看，发现是我们的两位贵格会成员。他们告诉我，他们八位刚好在旁边一家酒馆聚会；还说如果有必要，他们决定过来投票支持我们，不过他们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却希望如果我们在没有他们出席的情况下能投票通过，就不要叫他们过来协助，因为他们投票赞成那样一项措施可能会惹出与长辈和教友们的纠纷。这样的话，赢得多数已十拿九稳，我便上楼，先装出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然后才同意再往后推一个小时。莫里斯先生承认这算是公平到家了。他的持反对意见的教友一个也没有露面，他对此大为惊讶；一个小时到了，我们以八对一的票数通过了决议，在二十二位贵格会成员中，八位准备投票支持我们，十三位缺席，表明他们无意反对这项措施。我后来估算贵格会教徒死心塌地反对防卫的只是一比二十一。因为这些都是该会的中坚分子，名声又好，而且接到了在会上讨论提议的正式通知。(33)
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洛根先生(34)一直属于那个教派，他向教友们写了一篇发言稿，声明他赞成防御性战争，并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给了我六十英镑专门为修炮台购买彩票(35)，并且叮嘱不管中什么奖，都要全部用到这件事情上。关于防务，他给我讲了他的老主人威廉·宾(36)的一件轶事。他年轻的时候，跟着那位领主从英国来，当他的秘书。那是战争时期，他们的船遭到一艘据认为是敌方军舰的追逐，他们的船长准备自卫，但是又对威廉·宾和他的贵格会同伴说，他不指望他们的帮助，所以他们尽可以躲到船舱里去；大家都躲进去了，只有詹姆斯·洛根宁肯站在甲板上，于是他被指派掌管一门大炮。结果证明所谓的敌人却是一位朋友；当然也就没有战斗了。然而当秘书下去传达这个消息时，威廉·宾却把他痛斥了一顿，因为他站在甲板上参与了保卫该船的任务，这跟教友会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尤其是在船长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这样当众训斥，叫秘书下不了台，他回答说，我是您的仆人，您为何不命令我下去？当您认为危险在即的时候，您是愿意我待在上面帮助与来船战斗的吧。
然而我在议会供职的多年里贵格会会员一直在议会中占多数，这就使我屡屡看到，每当政府根据国王关于提供军援的命令向他们提出申请时，他们的反战原则使他们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一方面，他不愿意断然拒绝，从而得罪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有求必应，从而得罪贵格会的大批教友。于是他们千方百计虚与委蛇，虚的实在玩不过去时，便又巧立名目，瞒天过海，最后常用的办法就是以国王专用的名目拨款，却从不过问这笔款项用于何处。然而，如果需求不是直接来自国王，这个名目就欠妥了，那就只好再编造一个出来。当需要火药时（我想是路易堡要塞用的）(37)，新英格兰政府请求宾夕法尼亚能提供一些，托马斯总督敦促议会成全此事，但他们就是不肯拨款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一个要件，但他们投票援助新英格兰三千英镑，交给总督去购买面包、面粉、麦子，或其他杂面粗粉。咨议会的一些成员想进一步让议会坐蜡，便劝总督不要接受这笔粮款，因为这不是他所要求的东西，但总督答道，“到手的钱怎么能不要，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其他杂面粗粉就是火药”；于是他买了火药；他们也从来没有反对过。这算是给了后面这么一件事一点启示。在我们的消防队里，正当我们害怕购买彩票的提议难以通过的时候，我曾对消防队队员辛格先生(38)说过，要是通不过，我们就提议用这笔钱买一架灭火器；对此贵格会队员是不会反对的，然后，我提你，你提我，咱们两人组成一个采购委员会，我们就可以买一门大炮，这当然是一种火器了：他说，我看你长期在议会里干事，可真长了本事啦；你那模棱两可的计划，堪与他们的麦子和其他杂面粗粉相媲美。
贵格会信徒之所以吃尽了左右为难的苦头，是因为他们确立并公布了这么一项原则：任何战争都不合法，一经公布，就算以后他们可以改变主意，也不好轻易将它摒弃，这就使我联想起我们中间的另一个教派，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比较慎重；我说的是登卡尔派的行为。这个教派出现后不久，我结识了它的创建人之一迈克尔·韦尔菲(39)。他向我抱怨说他们遭到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的恶言中伤，感到十分痛心，他们的原则和实践给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我告诉他新教派总会遇到这种局面；还说为了制止这种无端的诋毁，我想不妨把自己的信条和戒律公之于众。他说他们有人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未能达到一致，其理由是，“我们起初被吸引到一起形成一个社团时，他说，上帝感到高兴的是能把我们的心灵照得如此亮堂，从而看出某些我们一度奉为真理的教义原来是谬误，有些我们视为谬误的东西反而是真理。能时不时地给我们提供更加远大的光照，上帝一直感到欣喜，所以我们的原则一直在改进，我们的谬误一直在减少。现在我们也不敢肯定我们已经到达前进的终点，达到了灵知或神学的完善；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信条刊印出来，我们会觉得被它捆住了手脚，也许就会不思进取；而后继者更会墨守成规，把先辈和首创者完成的一切奉为圣贤的金科玉律，必须字字句句照办，不可有半点差池。”一个教派竟然如此谦虚谨慎，真可谓史无前例，别的教派也个个认为自己集一切真理于一身，谁若差之毫厘，必定谬以千里：犹如一个人在雾天行路，他看见走在他身前身后有一定距离的人，都裹在雾里，左右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他跟前的人个个显得清晰可辨。其实他在别人眼里也同样罩在雾里。为了躲避这种尴尬局面，近年来，贵格会会员逐渐在请辞议会和行政部门里的公职，他们宁可不要权力，也不肯放弃原则。(40)
如果按时间顺序，我前面就应该提到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一七四二年发明了一种敞口壁炉，这种火炉不仅能使房间更加暖和，而且可以节省燃料，因为新鲜空气一进来就被加热了。我做了一个模型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一台炼铁炉，发现为这种火炉铸造铁板倒是件赚钱的买卖，因为人们对这种壁炉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扩大这种需求，我撰写并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标题为：《新发明宾夕法尼亚壁炉说明书：构造与使用方法之详述；优于其他任何房间取暖方法之演示，反对使用意见之回答与消除等》。(41)这本小册子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托马斯总督对我在里面描述的这种炉子的构造十分欣赏，所以主动提出给我在几年的期限内独家销售的专利权；但我谢绝了，因为遇到这种情况，我很看重这么一条原则，那就是，由于我们享受着别人发明带来的巨大好处，我们有机会用自己的任何发明为别人服务也应当高兴，而且应当无偿地、慷慨地去做。然而，伦敦的一个五金商人(42)窃取了我的小册子里的许多内容，改头换面弄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又在机关上做了一些变动，结果损害了壁炉的功能，他却拿到了那里的专利权，据说以此发了一笔小财。而这并不是别人利用我的发明取得专利的唯一事例，尽管不一定每次都是同样的成功：我也从来不去抗争，因为无意利用专利来肥己，也讨厌争得你死我活。这种壁炉在本地区和邻近各个地区的很多人家都在使用，居民从过去到现在节约了大量木柴。
和平终于实现了，社团事务因而也就结束了，我又把心思转向建立一所学院的事情上。我迈出的头一步就是联络一些积极活跃的朋友，其中大部分是共图社成员，先设计出一个蓝图来；下一步就是编写、印行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一些建议》。(43)我将它在一些有头有脸的居民中免费散发；我估计他们经过一番仔细阅读，有了一点思想准备，于是立即着手为开办、支持一所学院进行募捐；捐款为五年期，每年付一定的数额；这么分期付款我断定捐款数额也许会大一些，而且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总数不少于（如果我没有记错）五千英镑(44)。在建议的序言中，我声明公布这些建议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几位富有公益精神的绅士的举动；按照我的惯例，尽量避免把自己表现成任何公益计划的首创人。
捐款人为了使计划立即付诸实施，选出了二十四名受托管理人，指定当时的检察总长弗兰西斯先生和我起草学院管理章程，章程起草完毕，签字生效后，就租了一幢房子，聘请了几位老师，便开学了，我想这都是一七四九年的事情。(45)学生迅速增加，很快就发现校舍显小，我们便寻找一块位置合适的地皮，打算新建校舍。这时候天意眷顾，把一幢现成的大房子摆到我们面前，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为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建的那幢大楼，我是以下面的方式弄到这幢房子的。
值得注意的是，建房款是由各个教派的人士捐助的，房屋和场地全由推选出来的受托管理人负责管理，这些受托管理人中，任何教派都不占优势，以免日后这种优势会有违建房初衷，成为该教派将一切挪为己用的工具；因此每一教派只委派一人，也就是，一名英国国教信徒，一名长老会信徒，一名浸礼会信徒，一名摩拉维亚(46)信徒，等等，如有死亡造成空缺，从捐款人中通过选举予以填补。那位摩拉维亚信徒恰巧又不讨同事的喜欢，因此他一去世，大家就决定不要该教派的任何人了。于是出现了一个难题，如何用重新选举的办法避免别的某个教派有两个名额。倒是提了好几个人选，但都因这个原因没有达成共识。最后有人提到我，说我不仅为人诚实，而且又不属于任何教派；这就说服大家选了我。楼房建成时具有的那股热情早就冷却了，它的受托管理人已经无法募集新的捐款来缴场地租用费和偿还楼房欠下的别的债务，这就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由于这个时候我成了楼房和学院两拨受托管理人中的一员，所以就有了与双方协商的良好机会，最后使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据此协议，楼房受托管理人将楼房转让给学院受托管理人，后者负责清偿债务，并按照建楼的初衷，将楼房的一个大厅永远向随时布道的宣教士开放，同时开办一所免费学校教育贫困儿童。于是就起草了书面协议，学院受托管理人偿清债务后，房产便归他们所有，随后就把高大的大厅分成两层，楼上楼下不同的房间用作几间校舍，接着又增购了一些地皮，全部设施很快到位，学生们搬进了大楼。跟工匠们商谈，购买材料，监理工程，这样一些操心费力的任务全落在了我肩上，我倒是干得兴致勃勃、有滋有味，因为它没有妨碍我的私家商务，原因就在于前一年我有了一个又能干、又勤奋、又诚实的合伙人大卫·霍尔先生(47)，他的人品我了如指掌，因为他已经给我打了四年工了。他把印刷所的全部管理事务从我手里接过去，定期给我分红。我们的合伙经营持续了十八年，双方都非常成功。
不久以后，学院的受托管理人得到了总督的特许证，从而组成了法人团体；他们的经费也增加了，因为有了英国的捐助，又有领主们捐赠的土地，后来学院又进一步追加，于是现在的费城大学</a>就建立起来了。我一开始就是它的受托管理人之一，到现在快四十年了，看到大批青年从这里接受了教育，增长了才干，从而出类拔萃，担任了公职，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增光(48)，感到莫大的欣慰。
当我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从私家商务中脱身之后，我感到沾沾自喜的是我已挣得了一笔财富，虽属中常，但完全可以自足，所以我就有闲情逸致搞搞科学研究，乐享余年了；斯宾塞博士(49)从英国来到这里演讲，我将他的仪器全部买下，欣然做起了电学实验；然而公众却认为我是个闲云野鹤，总是抓住我为他们效力；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同时都给我强加了某种职责。总督把我拉进了治安委员会，市政当局把我选进了市议会，不久又当了市政务员会委员；全体市民又推选我代表他们担任地区议会里的议员。(50)后面这个职务更加合我的心意，因为我最后对在那里枯坐干等、听别人辩论感到厌倦了，而自己身为秘书又没有资格参与，辩论往往枯燥无味，为了解闷，我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些魔方、魔圈(51)之类的东西。我认为我当了议员就会增大做好事的能量。不过我也不想暗示，我的雄心并没有因这些提升而有所满足。它肯定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因为考虑到自己起点低，这些职务对我来说都非同小可。更使我感到欣喜的是，它们是大众良好口碑的自发见证，全然不是我奔走乞求来的。
治安推事的职务我做了一点尝试，出过几次庭，坐堂审理过一些案件。但发现要在这个岗位上干出成绩，我具备的那点普通法知识是不够用的。于是我逐渐退了下来，借口是我必须在议会中履行一名立法者的更高的职责。这一职务一年改选一次，我连选连任，一共任职十年，我从不拉票，也不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任何想要当选的愿望。(52)我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后，我儿子就被指派为议会的秘书。
翌年，准备在卡莱尔(53)与印第安人讨论一项条约，总督通知议会，建议他们指定几名议员与几名咨议会的成员共组一个谈判委员会。议会提名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得到委派后，我们便前往卡莱尔会见印第安人。由于这些人嗜酒如命，一喝就喝得醉醺醺的，于是就大吵大闹，乱成一团，所以我们严禁给他们卖酒；他们对这项禁令啧有烦言，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条约商订期间不喝酒，事后我们就会给他们大量的甜酒。他们答应了；也没有食言——因为他们弄不到酒——条约谈判进行得井然有序，最后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然后他们要酒，当然也拿到了酒。这是当天下午的事情。男女老幼将近百人，住在镇外临时的木棚里，木栅围成一个方场。到了晚上，谈判委员们听见那里喧声震天，便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发现他们在方场中央燃起一大堆篝火。男男女女都喝得醉醺醺的，吵闹厮打。在篝火的暗光中只见他们深色的身体半裸着，手里举着火把你追我赶，互相厮打，鬼哭狼嚎，场面恐怖，活像我们想象中的地狱里的景象。这种混乱一时无法平息，我们只好回到住处。深更半夜，他们有些人跑来砸我们的门，还要甜酒；我们只能不理。第二天，意识到他们的胡闹给我们很大的搅扰，便派了三位老顾问来替他们赔礼道歉。那位辩士承认了错误，但又把它归罪于甜酒；接着又力图为酒开脱，说：“创造万物的伟大精神使万物各有其用，无论他为各物设计的用途如何，它应当永远如是使用；那么，在他造了甜酒的时候，他便说，让它成为印第安人的陶醉之物吧。而且必须如此”。确实，如果天意要灭绝这些野蛮人，好为土地垦殖者腾出地方，甜酒就是那指定的手段，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它已经把原来在沿海一带居住的所有部落消灭干净了。
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特殊朋友托马斯·邦德(54)医生想出了个主意，要在费城建立一家医院来收治穷苦的病人，不管是本地区的，还是外来的。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计划，一直有人归功于我，其实是他首先提出的。他努力为它筹集捐款，表现得热情而又积极；但这项计划在美洲尚属新奇，起初人们不大理解，他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最后他来找我，开口就是一番恭维，说他发现要推行一项公益计划，没有我的参与压根儿就行不通；“因为，他说，我建议捐款的人常常问我，这事儿你跟富兰克林商量过没有？他是怎么想的？当我告诉他们没有（因为估计这事跟你的业务不搭界）时，他们就不捐，只说他们愿意考虑一下”。(55)我询问了一下他这项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得到了他的一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不仅自己捐了款，还热心参与了向别人募捐的方案。在募集之前，我就这个问题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尽量使人有个思想准备，这是我在这些事情上的一贯做法，他却忽略了这一点。(56)
此后捐款就热火朝天，但一见清淡的苗头，我就看出没有议会的援助，这些捐款是不够用的，于是我建议请求议会拨款，这件事办成了。可起初乡村议员并不欣赏，他们反对说，这项计划受益的只是城市，所以只能让市民出钱；他们还怀疑市民是不是总体上赞成这项计划：我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该计划大受欢迎，筹集两千英镑的志愿捐赠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则认为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完全没有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要求提出一个议案将捐款人按他们的请求组成法人团体，先给他们开一张空白票据，这一要求得到许可，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议会要是不喜欢这项议案，就可以将它否决。于是我起草了这项议案，有意将重要条款写成附条件条款，即“一俟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本议案方能被上述立法机构通过：该捐款者须开会选出其经理与财务主管，须通过捐赠，筹集一笔资金，价值两千英镑（其年息应用于该医院免费收容贫苦病人之伙食、看护、诊疗与药品），并须得到议会议长一时的确信，届时本议案对该议长方算合法，他由此需要签发命令，责成本地区司库向该医院财务主管拨付两千英镑款项，分两年付清，以供该医院奠基兴建、装修之用”。这一条件促成了议案的通过；因为这些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不花分文就可以博得乐善好施的美名，就做了个顺水人情；随后在向人们募捐的过程中，我们把法律的附条件许诺作为一项追加动机加以推动，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的捐款将会翻番。于是这项条款就起了互动作用，所以捐款很快就超过了必要的数额，我们便要求公家的赠款，并且如愿拿到了，这就使我们有能力将计划付诸实施。不久一座方便而漂亮的大楼便拔地而起。通过持久的体验，人们发现这个机构十分有用，时至今日它还是欣欣向荣。我不记得自己耍过什么政治手腕，这次的成功使我喜出望外。事后一想，我对自己略施巧计的做法就更容易原</a>谅了。正好就在这个当口，又一个怀里揣着计策的人吉尔伯特·坦南特(57)牧师也找上门来，要求我协助他为兴建一座新会堂募集资金。会堂准备让他在长老会信徒中召集起来的一批教友使用，这些人原本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门徒。我不愿意三番五次连连请求同城市民捐钱，从而惹起对我的反感，所以便一口拒绝。于是他希望我给他们提供一个名单，把我凭亲身体会认为乐善好施、富有公益精神的人的姓名写上。过去他们对于我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现在我又标明他们的姓名，让别的乞讨者前去磨烦，我觉得太不像话了，所以也拒绝给他开这样一个名单。随后他希望我起码能给他参谋参谋。这一点我倒是乐意效劳，我说，首先，我劝你向你知道愿意出点钱的人去募捐；然后向你拿不准会不会给钱的人去募捐；最后，不要忽略那些你肯定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因为有些人你也许会看错。他大声笑了，千恩万谢，说他会接受我的劝告。他果真这么做了，把每个人都请求遍了；得到的款项比预期的多得多，他用这笔钱建起了一座宽敞、雅致的会堂，它至今仍矗立在拱门街上。
我们这座城市，虽说布局周正，外貌美观，街道宽阔笔直，相交都形成直角，但有些街道长期没有铺路面，下雨天重车的轮子把它们犁成了烂泥汤子，使人举步维艰，所以给大家丢了脸。天干气燥时又尘土飞扬，叫人吃不消，我曾经住在泽西市场附近，看见居民们蹚过泥浆去买东西，感到痛心疾首。市场中央的一溜儿地面上终于铺了砖，这样，进了市场，大家总算有块瓷实的落脚的地儿，但人们到那里时已经是满鞋烂泥了。就这个问题，我说过话，写过文章，总算工夫没有白费，市场和房屋两边砖面人行小道之间的街道铺上了石头。这样，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随便进入市场而不致把鞋子溅湿。然而街道的其余路段并没有铺，所以每当车辆从泥汤子里出来跑到这片铺过的路面上时，车一颠，把泥浆撒得满街道都是，很快就又成了一条泥街，由于城里还没有清洁工人，所以也就清除不掉。经过一番打听，我找到了一个勤快的穷人，他愿意担当起清扫路面的任务，一星期扫两次街，把各家各户门前的垃圾运走，每家每月给他六个便士。随后我又写了一篇稿子，把它印出来，细述了家家户户开销虽小，得到的好处不少；由于人们脚上不把那么多的泥土带进房子，就容易保持屋内的清洁；由于顾客多了，商铺赚头也大了，原因是前去买东西的人更加方便，刮风天不会把灰土刮到商品上面，等等。我把稿子给每家送一份，一两天之后，便过去看谁愿意签份协议交这六个便士。结果家家都签了，而且很好地执行了一段时间。市场周围的路面干干净净，城市居民莫不喜出望外，因为人人都觉得方便；于是产生了一个普遍的愿望，想把条条街道都铺上砖面；这也使大家更愿意为此缴纳税款。
过了一段时间，我起草了一份为全市铺路的议案，提交给议会。这正好在一七五七年我去英国之前(58)，直到我走了议案才得以通过，当时还在摊款方式上有所改动，我认为并不见得好，但不仅有铺街还有照明的附加条款，这倒是一大改进。一名平头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59)，在自家门口装了一盏灯，做了个示范，表明了街灯的用处，人们这才有了个整个城市照明的想法。有人把这种公益事业的荣誉也加到我头上，其实它是属于这位先生的。我只不过是步其后尘罢了；我的唯一功劳表现在灯样的改动上，它跟我们最初从伦敦买来的球形灯有所不同。那些灯我们发现有诸多不便；由于从下面进不来空气，烟就不容易从上面出去，只好在球体内循环往复，附着在球体内壁上，很快就把本要发出的亮光挡住；这就添了一项麻烦，那就是每天都要把灯擦擦干净；而且不小心就会把它打个稀烂，完全成了个废物。于是我建议用四块平面玻璃组成方形，上面装一个长长的烟囱把烟吸上去，下面留些缝隙让空气进来，这样烟就容易上去。这样一来，灯就可以保持干净，不像伦敦街灯那样过几个小时就变暗了，而是一直到天亮都明光灿灿；偶尔撞一下，一般也只会打破一块玻璃，容易修补。(60)我有时心里纳闷，沃克斯霍尔(61)的球形灯底部有效应孔，使他们的灯保持干净，为什么伦敦人不学习学习，在他们的街灯底下也留有那种孔洞呢。不过之所以开这些孔洞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借助从孔洞里吊下来的一根麻线把火焰更加突然地送到灯芯上，另一个进气的用途似乎未曾想到过。因此，街灯点亮没过几个钟头，伦敦的街道就十分昏暗了。
提到这些改进，使我回想起我在伦敦时给福瑟吉尔博士(62)提出的一项建议，他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人士之一，是一些有用的计划的伟大倡导者。我注意到这里的街道不下雨的时候从来没有扫过，轻尘飞扬，人们任凭尘土越积越厚，直到雨天把它化为泥浆，没过几天泥土就在街面上积得太厚，如果穷人不用扫帚扫出一条条小道，人就走不过去，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泥土耙到一起，撂进敞口车里，车子在路上每颠一下，稀泥就从车子两边颠出来掉到地上，有时候给路人平添不少烦恼。满街灰土之所以不扫，就是怕它扬到商店和住宅的窗户里面去。一件偶发事件教我明白一点点时间能扫多少路面。一天早晨，我在懦夫街(63)我的住处的门口发现一名穷苦女人用一把桦条扫帚清扫我门前的路面。她显得非常苍白，虚弱，好像刚害过一场大病似的。我问是谁雇她扫街的。她说：“谁也没有雇我；可我穷得很，生活艰难，所以在富贵人家门口扫扫街，指望他们会给点什么。”我叫她把整条街打扫干净，然后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点钟，十二点她就来要钱了。我起初看见她干活那么慢，所以不相信这么快就把活儿干完了，我便打发仆人过去检查检查，他汇报说整条街都打扫得一干二净，土全倒进街中央的排水沟里了。接下来的一场雨就把土冲走了，这样路面，甚至水沟，都非常干净。于是我断定，如果一个弱女子能在三个钟头里扫净那么一条街，那么一个积极肯干的壮汉用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干完。在这里让我说说，这样一条狭窄的街道中央修一条排水沟要比在街两边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各修一条更为便利。因为一下雨，街两边的雨水就会流到中央，形成一股激流，可以把它遇到的所有泥土冲走：但分成两渠水的时候，水势太弱，哪一条也冲洗不干净，只会把水遇到的泥土变成泥浆，于是车轮滚滚，马蹄嘚嘚，将泥浆溅到人行道上，弄得它又脏又滑，有时还溅过路人一身。于是我向这位好心的博士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为了更加有效地清扫并保持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街道的清洁，兹建议，
“与几名更夫签定合同，责成他们找人在旱季清扫灰土，在雨季耙除泥巴，每人负责自己巡逻的几条街巷。
“给他们配备专用的扫帚和其他适当工具，保存在各自的岗亭里，以使他们雇用的扫街穷人随时使用。
“在干旱的夏季，必须在商铺和住宅开窗之前把灰土扫成堆，堆与堆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等清道夫用加盖的大车把它运走。
“耙起来的泥巴不可成堆成堆地放着，以免车碾、马踏又将其铺撒开来；给清洁工配备的车厢不可高高地架在车轮上，而应低低地搁在滑台上；厢底应为栅格状，铺上麦草，既可盛撂进去的泥巴，又可以让水渗漏出去，从而大大减轻重量，因为水是泥巴里最重的部分。这些车厢放置以方便为宜，泥巴用推车运过来装入厢中，让它把水排干，然后由马匹把车厢拖走。”
此后我对此项建议的后半部分是否可行有所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太窄，放置盛泥排水滑动架难免会阻碍交通。但我现在仍然认为前半部分，也就是要求在商铺开门营业之前把灰土扫起来运走，这在昼长夜短的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一天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我在滨河路和舰队街溜达，注意到天亮太阳出来后已经有三个钟头了，还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伦敦的居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日光下睡觉；又常常抱怨对蜡烛课税，烛油价太高，这就未免有点荒唐了。
有人也许认为这些区区小事，不值一提，何必放在心上。然而当他们想到尽管刮风天灰尘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者刮入了一家人的商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而又层出不穷，那就事关重大了，也许他们就不会痛斥那些人是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了。人的幸福，因撞到千载难逢的大运而得者为数寥寥，由日积月累的小惠而生者比比皆是。如此说来，你若教会一个穷小伙如何刮脸，怎样保养剃刀，也许你对他一生的快乐做出的贡献胜于给他一千几尼。钱可以很快花光，剩下的只是胡花滥用的悔恨。但若教会他刮脸，他就免去了一连串的苦恼，不必对理发师苦苦等待，不用碰他们脏兮兮的手指，不用闻他们臭烘烘的气息，不必挨他们老刀子硬刮的疼痛。他什么时候刮脸，全看自己的方便，工具顺手，操作自如，天天享受着这方面的乐趣。怀着这样一些想法，我贸然写下了前面几页东西，希望能给城市提供一点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的提示。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多年，非常快乐，所以深深地爱上了它；这些建议也许对我们美洲的一些城镇也有用处。
有一个阶段，美洲邮政管理局局长雇我当他的审计官，经管好几个邮局并听取其他官员的情况汇报，一七五三年他去世以后，英国邮政大臣委任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接替他的职务。(64)迄今为止，美洲邮局从来没有向英国上司缴过任何款项。我们两人的年薪共计六百英镑，两人平分，如果我们能从邮局的利润中抽出这个数额的话。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进；其中有一些起初是不可避免地费钱；所以头四年，邮局欠我们的薪金在九百英镑以上。但它很快就开始偿还了，在我被邮政大臣突发奇想免职之前（这一点我后面再讲），我们已经使邮局向英王交的净收入等于爱尔兰邮局的三倍。打那次轻率的处理以后，他们从这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拿到过。
这一年，邮局的事务使我去了一趟新英格兰，那里的剑桥学院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的耶鲁学院以前给了我同样的礼遇。(65)这样，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享受到了这些殊荣。这些学位之所以授予我，是因为我在自然科学的电学领域里有过改进和发现。
一七五四年，对法战争又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之势。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派专员在奥尔巴尼召开大会，与六部落首领共商保卫他们和我们的疆土的大计。(66)汉密尔顿总督接到命令后，便通知议会，要他们备好在这种场合给印第安人赠送的得体礼品(67)；并提名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与托马斯·宾先生(68)及秘书彼得斯先生(69)一道作为宾夕法尼亚的专员与会。议会批准了提名，备好了礼品，尽管他们不太喜欢到外地去谈判。于是我们会齐了其他专员，大约在六月中旬在奥尔巴尼开会。在赴会途中，我提出并起草了一项计划，要求所有殖民地为了防务和其他重大的总体目的的需要，联合起来归一个政府领导。我们途经纽约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计划让詹姆斯·亚历山大先生(70)和肯尼迪先生(71)过目，这两位先生精通公共事务，得到他们的首肯后，我便底气十足，于是将它大胆提交给了大会。当时好像有好几位专员都制订了同样的计划。一个先决问题首先提出来讨论，那就是是否应当成立联盟，结果一致肯定，全体通过。
于是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一个殖民地派一名委员，对几项计划进行审议，并提出报告，恰巧我的计划更受人赏识，经过几点修改后，便上了会。按照这项计划，联合政府应由一位总统和一个大咨议会管理，总统应受英王委任、支持，大咨议会应由各殖民地的人民代表在各自的议会中开会选举产生。每天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与印第安人事务双管齐下。反对和困难层出不穷，但最终都被一一克服，计划得到了一致认可，副本遵照命令，被呈交给商务部和各殖民地议会。它的命运却异乎寻常。各个议会都不予采纳，认为这个计划里王权太多；在英国又被认定民主过甚(72)。因此商务部没有同意；也没有呈报英王陛下批准；但却形成了另一个计划（据认为能够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按照这一计划，各殖民地的总督与各自的咨议会的一些成员可以开会裁定征召军队、修建堡垒等事宜，开销从英国国库提取，以后遵照议会对美洲征税法返还。我的计划以及支持该计划的种种理由，可以在印行的我的政论</a>文集中找到。(73)
由于到了冬天还待在波士顿，我便跟谢利总督(74)多次议论这两个计划。我们两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交谈也可以在这些文稿中看到。对我的计划不满，有种种相反的理由，这反而使我觉得它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我现在依然认为，如果将它采纳，大洋两岸莫不欣喜。殖民地一联合，就会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自卫；就不必从英国派军队过来；不用说，后来向美洲课税的借口和由此引起的流血抗争都可以避免了。然而这类错误并不新鲜；历史上贵族王公犯的这类错误真是罄竹难书。
将茫茫人间用眼一扫，
知善行善者何其稀少。(75)
执政者手里事务纷繁，一般不喜欢自找麻烦去考虑和实施新的计划。因为最好的公益措施之所以被采纳，很少出于远见卓识，而是由于形势所迫。
宾夕法尼亚总督把这份计划送交议会，对它深表赞同：“他觉得计划的起草判断明确，有理有据。因此予以推荐，希望仔细研究，认真关注。”然而议会却在某位议员的把持之下，趁我不在的时候，将它提出来，我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公正，又未经任何关注就将它全然否决，把我搞得灰头土脸的。
当年去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遇见了我们的新总督莫里斯先生(76)，他刚从英国抵达那里，我与他早就交往密切。他怀里揣着取代汉密尔顿先生的委任状。汉密尔顿由于领主发号施令，搞得他陷入争执的漩涡之中疲于应付，便辞职了。莫里斯先生问我，我是否认为他的官也一定会当得十分难受。我说，不会；恰恰相反，你满可以当个舒服官，只要你多加小心不要陷入跟议会的任何争执就行。“我的好朋友啊，他高兴地说，你怎么能劝我避免争执呢？你知道争执是我的所爱；这是我的最大乐趣之一。不过为了表示对你的规劝的尊重，我答应你，我会尽量避免争执。”(77)他爱好争执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能言善辩，伶牙俐齿，在口舌战中一般都是赢家。他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他父亲（我听说）的习惯就是饭后让孩子们围着饭桌互相争论，作为他的余兴节目。不过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太明智，因为经过我长期的观察，这些爱争长论短、反驳辩难的人做事一般都不走运。他们有时候能获得胜利，但永远也得不到友善，而友善对他们则更有用处。我们分手后，他去了费城，我赶往波士顿。回来的时候我在纽约见到了议会决议，从中看出，尽管他对我信誓旦旦，他和议会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双方纷争不断，直到他卸任为止。在这场争斗中我也不能作壁上观；因为我一回到议会的任上，每个委员会都要我参加，对他的讲话和咨文予以答复，而且这些委员会都要求我起草文稿。不仅他的咨文，就是我们的答复，也往往尖酸刻薄，有时候甚至是恶言谩骂。他知道我在替议会写复文，人们可能认为我们闹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了。但他这个人性情格外的好，这些争斗并没有惹起我们之间的私人嫌隙，我们俩老在一起吃饭呢。(78)
一天下午，正当这种公事争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碰见了。“富兰克林，他说，你必须跟我到家里去坐坐，晚上有几位客人你一定喜欢的”；说着他拉住我的胳膊就往他家里走。饭后一边喝酒，一边谈笑，他开玩笑说，他很欣赏桑丘·潘沙的主意，有人建议让桑丘主持一个政府，桑丘要求一个统治黑人的政府，这样一来，如果他和百姓的意见不一，他就可以把他们卖掉。(79)他有个朋友坐在我身旁，说道：“富兰克林，你干吗总坐在这些该死的贵格会信徒一边呢？你把他们卖掉岂不更好？领主(80)会给你好价钱的。”我说，总督还没有把他们彻底抹黑呢。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煞费苦心地要把议会抹黑，但他刚一抹黑，他们就把黑墨擦掉，反过来又把他抹了个大黑脸；结果发现自己已有可能被抹成黑人，于是就像汉密尔顿先生一样，疲于争斗，便辞职不干了。
这些公务争端归根结底统统起因于领主，也就是我们的世袭总督；每当为了保卫他们的领地需要什么花销时，他们便极尽卑鄙之能事，指示他们的代理人不要通过任何必要的征税法案，除非他们辽阔的田产在该法案中明文规定可以免税；他们甚至让这些代理人写下保证，奉命惟谨</a>。议会一连三年都竭力抵制这种不义之举，但最终还是迫不得已降服认输了。莫里斯总督的继任丹尼上尉(81)终于大胆抗命；个中缘由我将在后面说明。
不过我把自己的故事推进得过于迅速；莫里斯总督在任期间还发生了几件事情，这里需要交代一笔。
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对法战争(82)已经开始，马萨诸塞海湾政府计划进攻王冠角(83)，于是把昆西先生(84)派往宾夕法尼亚，将鲍纳尔先生(85)，也就是后来的鲍纳尔总督，派往纽约请求支援。由于我是议会成员，熟悉它的情况，又是老乡，所以他来找我，要我施加影响，提供援助。我向议员们宣读了他的请求书，得到热烈的响应。议会表决通过了一项一万英镑的援款，用来采购给养。然而总督拒绝批准这项议案（议案包括这笔款项，还有给国王使用的几笔款项），除非插入这么一项条款：免除领主田产承担任何必要的税款的份额。议会尽管渴望他们给新英格兰的援款具有法律效力，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实现。昆西先生费尽心机想得到总督的批准，但他却是油盐不进。于是我提出一个成全此事的法子，那就是绕过总督，开向公债经募处委托管理人提款的汇票。按照法律，议会是有权这么做的(86)，实际上当时公债经募处钱很少，甚或没有钱，于是我提出汇票在一年内兑现，并担负五厘利息。有了这些汇票，我估计采购给养就不会犯难了。议会便十分爽快地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立即印制汇票，我是受命签署和发行汇票的委员会的委员。兑付汇票的资金是本地区现有纸币的放贷利息，再加上货物税的收入。人们知道这两项经费兑付汇票是绰有余裕的，于是汇票立即赢得了信誉，它不仅可以用来采购给养，而且成了很多手头有闲钱的有钱人投资的渠道。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好处多多，一是手持汇票可生利息，二是随时可以当货币使用，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认购，没过几个星期，汇票已经销售一空了。这样，靠我的办法，这件大功总算告成了，昆西先生对议会千恩万谢，赠送了一件漂亮的纪念品，出使成功，便喜气洋洋地凯旋而归。从此以后，便跟我成了莫逆之交。
英国政府由于不愿意允许在奥尔巴尼提议的那种殖民地联盟，也不愿意把各殖民地的防务交托给那样一个联盟，以免殖民地变得过于重视军事，从而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对它们心怀疑虑和猜忌；于是便派布雷多克将军(87)率领两个团的英国正规军前来解决问题。他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登陆，然后开往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镇。到达之后停下来等待车辆。我们的议会得到一些消息，担心他对议会怀有强烈偏见，以致不愿承担这里的防务，因此希望我去接待他，不是以议员的身份，而是以邮政管理局局长的身份，谎称是要跟他商议以最快捷稳妥的方式处理他和各个殖民地总督之间的急件往来，因为他必须与这些总督保持书信联系，议会提出费用由他们负担。于是我儿子陪我一同前往。我们在弗雷德里克镇找到了这位将军。他已经派人去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偏僻地区征集车辆，正在焦急地等待派出的人员回来。我跟他一起待了好几天，天天陪他吃饭，有充分的机会消除他的种种偏见，告诉他在他到达之前议会切实做了些什么，还愿意做些什么，以配合他的军事行动。
就在我要离开的当儿，征集到的车辆送回来了，好像总共才二十五辆，并不是每一辆都完好能用。将军和其他长官个个大惊失色，宣告这次远征就此结束，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并大骂内阁群臣无知，让他们在一个缺乏运输工具的地方登陆，因为要运送他们的军需辎重，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辆马车。我顺口说了一句，他们没有在宾夕法尼亚登陆，我认为太可惜了，因为那个地区的庄稼人几乎户户都有马车。将军立马抓住我的话茬说：“阁下，你既然是那里的一位显要人士，也许你能为我们搞到车辆，我就请求你承办此事吧。”我问他们给车主什么价；他希望我把我觉得必要的条件写成文字。我照办了，条件也得到了认可，于是立即备好一份委任状和若干指示。这些开价将出现在我一到兰开斯特就刊出的公告上。这份公告从它产生的爆炸性效应来看，是一份稀奇的公告，我将它全文穿插在下面。
（插在这里的公告，夹在经办此事期间写的书信册中。）(88)
公 告
兹因国王陛下之军队拟于威尔斯溪(89)集结，现需驷马大车一百五十辆，鞍马或驮马一千五百匹。为此，布雷多克将军麾下授权予我经办租用上述车马之事宜，故特此公告：本人将于此时至下星期三晚在兰开斯特，下星期四晨至星期五晚在约克，专门料理此事，将以下述租金认租车马或马匹：
一，凡配备四匹良马与一名驭夫之马车每日租金十五先令；凡配备驮鞍或其他鞍具之良马，每日租金十八便士。
二，租金须从车马加入威尔斯溪驻军之时算起（必须于五月二十日或以前到达），车马完成其任务后将根据其前往威尔斯溪和返家所需时间给予合理补贴。
三，每驾车马，每匹鞍马或驮马，均由本人与车辆马匹主人共选客观公正之人予以估价，服役车辆、马匹如有损失，将照价赔偿。
四，自签约之时算起，如有要求，本人将向车马主人预支七日租金；剩余部分一俟任务完成，或随时如有需求，将由布雷多克将军支付。
五，车辆驾驭者或租马照料者决不可应召尽士兵之责或受雇做驾车看马以外之事。
六，凡车辆马匹带进军营之燕麦、玉米或其他饲料，超出马匹所需者应合理付价，挪做军用。
备注：我儿威廉·富兰克林亦受权，可与坎伯兰县任何人士签订同种合同。
本·富兰克林
一七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兰开斯特
告兰开斯特、约克、坎伯兰三县居民书
各位朋友，各位乡亲，
几月前偶然到了弗雷德里克的军营，我发现将军和几位军官由于得不到车马而恼怒异常，他们原指望本地区完全有能力提供这些支持；但由于我们的总督和议会意见不一，既没有为此提供金钱支持，也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
有人建议立即向这些县派遣军队，按其需要强行征用最好的车辆和马匹，强迫相应的人员去驾车看马。
我担心一批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这些县境，尤其考虑到他们现在的脾气和对我们的怨恨，将会对居民造成许多严重的不便；所以我愿意不辞劳苦，先尝试一下看采用公正平等的手段可以做些什么。
这些偏远县区的居民近来向议会抱怨手头现金短缺；现在机会来了，你们将有一笔可观的现金分享，因为要是这次远征的服务工作持续一百二十天（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么这些车马的租金将会高达三万多英镑，而且全用国王的金银币来支付。
服务工作将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军队每日行进很难超过二十英里，车辆和驮马运输的东西完全都是军需品，所以必须随军前进，再快不了，而且为了军队的利益，无论行军还是扎营，总要安顿在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你们真像我相信的那样都是国王陛下的优秀忠实的臣民，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大显身手效忠立功了，而且可以轻松放心地完成任务；如果忙于农事独家难以抽出一车四马和一名驭夫，那么三四户可以合作，一户出车，另外一两户出马，再有一户出人，酬金几家按比例分成。然而如果面对如此优厚的酬金和合理的条件，你们仍然不愿尽忠报国，那你们的忠诚就大可怀疑了。王事必办，如此众多英勇的军队不远万里来保</a>卫你们，决不可因为你们裹足不前，辜负了对你们的合理期望而无所作为；车马非要不可，很有可能采取强硬手段，到那时你们就只能落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场，这种情况就不大有人怜悯或关心了。
我与此事并无特殊的利害关系；（除了得到努力行善防祸的满足）我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这种征集马车的办法不可能奏效，我只好在十四日之后捎话给将军，我估计骠骑将军约翰·圣克莱尔爵士(90)将会率领一彪人马立即奔赴本地区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我不忍听到的，因为我是你们诚挚的朋友，我衷心希望各位万事如意。
本·富兰克林
我从将军那里领到八百来英镑作为支付车主们的预支款，但这个数额仍然不够，我又垫付了二百多镑，不出两个礼拜，一百五十辆大车连同二百五十九匹驭马开始向军营进发。公告许诺车马如有损失，必须照价赔偿。但车马主人声称他们不认识布雷多克将军，也不知道他的许诺有多可靠，因此坚持要我为此写下付款保证书，我就给他们写了。
我在军营里的时候，有天晚上和邓巴(91)上校团部的官员们吃饭，他对我表示了对部下小官的关切，他说这些人一般都不富裕，想储存一点东西以备长途跋涉、穿越荒野的不时之需，但这地方东西太贵，他们买不起，沿途又没东西可买。我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决定尽量给他们提供一点补助。不过，我对自己的打算只字未提，第二天早晨却给议会负责处分公款的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热诚介绍了这些官员的情况，提请他们考虑，并建议给他们赠送一些日常用品和食品之类的礼物。我儿子有过一段军旅生</a>活的经历(92)，对军营的需求有所体会，所以给我开了一张清单，我将它附在信里。委员会批准了，并雷厉风行，责成我儿子操办，于是这些物品紧跟在车辆后面火速运到了军营。用品分装为二十包，每包装有：
棒糖(93)六磅
高级砂糖六磅
高级绿茶一磅
高级武夷茶一磅
高级咖啡粉六磅
巧克力六磅
优质白饼干半英担(94)
胡椒半磅
优质白酒醋一夸脱
格洛斯特硬干酪一块
高级黄油一桶（二十磅装）
马德拉白葡萄陈酿二打
牙买加酒(95)二加仑
芥末粉一瓶
精制火腿二只
干口条半打
大米六磅
葡萄干六磅
包扎得严严实实的二十个大包由二十匹马来驮，一马一包，送给一位军官，权当礼品。他们千恩万谢地收下了，两个团的两位上校分别致函与我表示感谢，措词极为恳切。将军也对我征集车马的表现高度满意，立即付清了我垫付的账目，并再三表示感谢，还要求我进一步协助给他运送给养。这事我也承担下来，所以忙得不可开交，直到我听到他战败的消息(96)。为这项服务，我个人垫了一千多英镑的钱款，我把账单寄给了他。幸好在战斗打响的前几天，账单到了他手里，他立即给我寄回一张向军需官提款一千镑整的汇单，余额留在下一次账上。我认为能拿到这笔款项真是万幸；因为余额永远都没法得到了，这件事后面还要说到。
这位将军，我认为是位勇敢的人，要是在欧洲打仗，他也许会作为一名优秀军官出人头地。但他过于自信，把正规军的效能看得太高，把美洲人和印第安人不放在眼里。我们的印第安语翻译乔治·克罗根带了一百名印第安人加入了他的进军行动，如果他善待了这些人，他们可以当向导、当侦探，会大有用处的；可他却轻视、冷落了他们，结果一个个离他而去。
有一天我跟他交谈，他给我描述了他的前进计划。“拿下迪尤肯堡(97)以后，他说，我就向尼亚加拉挺进；攻下尼亚加拉，就直捣丰特纳克(98)，如果季节允许这么长时间的话。我估计季节没有问题，因为迪尤肯只能滞留我三四天，然后我看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向尼亚加拉挺进。”在此之前我早就心里盘算过，他的军队进军途中必须披荆斩棘，从密林草丛中开出一条羊肠小道前进，战线肯定会拉得很长，而且我读过入侵易洛魁地区的一千五百名法国人吃败仗的先例(99)，所以对于这起战争，我心怀疑虑。不过我只贸然说道，当然，将军，这支精锐的部队，又配有完善的大炮，抵达迪尤肯肯定是马到成功的事，因为那里防御工事尚未完成，我们听说守军兵力不是很强，也只能抵抗一阵子。我担心阻挡你进军的唯一危险来自印第安人的伏击，这些人百炼成钢，打起伏击战来神出鬼没。贵军必须拉成一条将近四英里长的细线，目标暴露，两翼易遭突袭。而且会像一根线那样被斩为几截，势必造成顾首难顾尾、腰来腿不来的局面。他见我如此无知，便付之一笑，答道：“对于你们的生瓜蛋子美洲民兵来说，这些野蛮人确实是可怕的敌人，但对国王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而言，先生，他们实在是不足挂齿。”我意识到与一位军人争辩他的本行事务真有不知道天高地厚之嫌，便不好再多嘴了。
然而敌人并没有利用我所担心的行军路线过长暴露出的弱点，而是任其挺进，未加阻断，直等它推进到离目的地(100)不到九英里的地方，部队大体集结成一堆（大部队刚刚过河，前部已经停下等待全部过完），而且处在一片比它经过的任何林地更加开阔的地段，这时候敌人从树丛后面开始用密集的炮火先攻击先遣部队；将军这才得知敌人近在眼前。先遣队顿时乱成一团，将军便紧催主力部队赶上去支援，这样便和车辆、行李、牲口搅在一起，一片混乱；很快炮火又向侧翼攻击，骑马的军官目标显著，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枪声一响，一个个便应声落马；士兵得不到命令，便挤成一堆，干站在那里挨枪子儿，结果三分之二饮弹身亡，剩下的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有些赶车的从车上卸下马匹骑上逃命；其余的纷纷效仿，这样一来，车马、粮草、大炮、辎重全部落入敌人手中。将军受了伤，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抬了出来，他的秘书谢利先生(101)就死在他的身旁。八十六名军官伤亡达六十三人，一千一百名士兵中有七百十四名阵亡。(102)这一千一百名士兵都是从全军中挑选出来的，其余的落在后面由邓巴上校率领，他们押运着更重的军需、给养和行李将会跟上来。
仓皇逃窜的军士，由于未受到追击，便投奔到邓巴的大营里来，他们带来的惊恐立即扰乱了邓巴的军心。尽管他现在还有一千多人，打败布雷多克的敌人把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加在一起顶多也不超过四百人(103)；他非但不引军向前，奋力苦战挽回一些面子，反而下令将辎重全部销毁，以便腾出更多的马匹帮助他火速逃回居民区，而且也减少拖运的累赘。在那里他接到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各地总督的请求，要他屯兵边境，好为居民提供一定的保护；但他仍然马不停蹄仓皇撤退，穿越这些地区，一直退到费城才认为自己平安无事了，因为那里的居民可以保护他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使我们美洲人第一次产生了怀疑，我们一贯认为英国正规军英勇超群，看来这种想法失之浮夸，缺乏充分的根据。
还有，英国军队的第一次进军，从登陆到越过居民点，一路上打家劫舍，抢夺民财，搞得一些贫困家庭彻底崩溃，居民如有不满的表示，便动辄侮辱、谩骂、囚禁。就算我们真需要什么保卫者，对这样的保卫者也实在是忍无可忍。这与我们的法国朋友在一七八一年的表现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从罗得岛到弗吉尼亚的一次进军，穿越我们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行程近七百英里，沿途秋毫无犯，无人抱怨丢失过一头猪、一只鸡，甚至一颗苹果！
奥尔姆(104)上尉是将军的一名副官，他受了重伤，跟将军一起被抬下了火线，并且一直陪着将军，没过几天，将军就去世了。他告诉我，头一天将军一声不吭，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谁会想到这种情况？随后几天又一声不吭了。最后只说了一句，下一回我们就明白怎样处治他们了，过了几分钟便去世了。
秘书带有将军命令、指示和通信的文件全落入敌人手中，他们选了若干件译成法文，再刊印出来，证明在宣战之前英国朝廷已怀敌意。我在其中看到将军写给内阁的几封信，高度评价了我对英军做出的巨大贡献，并提请他们对我给予关注。大卫·休谟(105)几年后在哈考特勋爵任驻法公使时做他的秘书，后来康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又做他的秘书，他告诉我他在那个办公室的文件中看见过布雷多克大力推荐我的信件。不过由于这次远征惨遭不幸，我的贡献好像被认为没有多大价值了，因为那些推荐信从来没有给我派上什么用场。
至于将军本人的回报，我只要求过一个，那就是要他给部下的军官下令再不要征用我们买来的仆役(106)，已经征用的予以遣返。这一点他爽快地答应了，根据我的要求，有几名被送回给自己的主人。后来邓巴当了司令，他就不是那么大方了。他撤到——毋宁说是逃到——费城时，我要求他遣返已经征用的兰开斯特县的三名穷农家的仆役，并提醒他已故的将军在这一方面下过命令。他向我许诺，几天后他将进军纽约，途经特伦顿时让这几个主人来找他，他就把人交还给他们。于是这几个农夫伤财费力赶到特伦顿，可是邓巴拒绝兑现诺言，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感到极度的失望。
损失车马的消息一传开，车马的主人都找到我门上要求按我的保证照价赔偿。他们的要求把我搞得焦头烂额，我告诉他们钱已到位，就在军需官手里，但先要谢利将军下令才能付款，我请他们放心，我已经致函那位将军，提出了申请，但路途遥远，不可能很快就接到回复，他们必须耐心一点；凡此种种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有人开始告我。谢利将军终于把我从这种险恶的境地解救了出来，他委任专员审查了索赔要求，并下令付款。这笔款项近两万英镑，要我来赔就只能倾家荡产了。
在我们得到战败的消息之前，有两位姓邦德的医生(107)拿着一份募捐申请来找我，为一次盛大焰火晚会筹集资金，之所以筹办这次晚会，是想在攻克迪尤肯堡的消息传来之际展示一下万民欢庆的景象。我神情严肃地说：“我想在我们知道有欢庆的必要时，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他们似乎十分惊讶，我怎么没有立即响应他们的建议。“这就怪了，”他们中的一个说，“你肯定认为堡垒拿不下来吧？”“它拿不拿得下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战事胜败有很大的变数。”我给他们讲了我怀疑的理由，募捐就此撂下了，倡导人由此却免除了焰火准备就绪会遇到的一场哭笑不得的尴尬。邦德先生尔后在某些别的场合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预感。
布雷多克失败之前，莫里斯总督接二连三提交咨文，逼迫议会制定法令为地区防务筹措资金，但不可对领主田产课税，而且对没有这种豁免条款的议案一律否决，一直把议会搞得穷于应付，这时候他更是攻势倍增，因为危险性与必要性更大，成功的希望也就更大。但是议会仍然寸步不让，因为相信正义在他们一边，如果听任总督修正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就等于放弃了一项基本权利。最后在一项拨款五万英镑的议案中，他提出只修改一个字：原议案说，一切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均须纳税，领主的财产税不可免除。他把不改为仅。小小一字之变，却是重大之质变！
然而，我们一直谨慎小心，把议会给总督咨文的批复一封不漏地提交给英国朋友。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抨击领主们竟然给总督下达那种指示，真可谓卑鄙无耻，不仁不义，有人甚至扬言他们既然妨碍了地区的防务，因此就丧失了拥有该地的权利。此话一出，领主们心里发憷，便下令自己的岁入总长在议会提供的防务费的基础上，自己再追加五千英镑。通知议会之后，这笔款项便作为他们的一份普通税接受下来，于是便形成了一项带有豁免条款的新法案，随即获得了通过。依照这一法令，我被任命为负责处理这笔六万英镑款项的专员之一。我一直积极参与这一法案的制定，并努力让它通过；与此同时又起草了一项建立和训练一支自愿民兵队伍的议案(108)，没费多大周折就让议会通过了，因为里边有特别规定，让贵格会信徒自由行事。为了促成组织民兵不可或缺的社团，我写了一篇对话(109)，将我能想到的反对那种民兵的意见一一列举出来，并逐个予以回答。这篇文章一经刊印出来，正如我想的那样，产生了巨大效果。
当城乡的几个连队正在组建和演练的时候，总督劝我去管理我们的西北边疆，因为那里遭到了敌人的侵扰，并要我招募军队，修筑一列堡垒，保卫居民。我担当起了这项军事任务，尽管我认为自己并不胜任。他给了我一份全权委任状，还给了一沓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我认为合适的人选。我招募兵源没费多少周折，很快就有五百六十人归我指挥了。我儿子在上次对加拿大作战时招募的军队中当过军官，现在出任我的副官，对我帮助极大。印第安人焚烧了吉内登哈特(110)这个摩拉维亚派信徒(111)定居的村落，并且血洗了那里的居民，但这块地方被认为地形绝好，适宜修建一座堡垒。为了向那里进军，我把各连集结在伯利恒，这是摩拉维亚派信徒的大本营。我发现这里的防卫状况很好，感到十分惊讶。吉内登哈特的毁灭使他们懂得了危险。一些重要建筑都被栅栏卫护起来。他们从纽约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甚至在高大石屋的窗户之间放了大量铺路的石头子儿，如果有印第安人试图向他们逼近，妇女们就可以扔石头砸他们的脑袋。荷枪实弹的弟兄会成员在放哨、换岗，有条不紊。跟任何守军驻防的城镇一模一样。与施庞根贝格主教谈话的时候，我提及自己的惊讶，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一项英国议会法令，免除了他们在殖民地的军事义务，所以我估计他们是严守道德规范不肯拿起武器的。他是这样回答我的：“这的确不是我们的一项既定原则；但当他们得到那条法令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项原则。但在这种时候，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恪守这项原则的却为数寥寥。”这么看来，他们不是骗自己，就是骗英国议会。然而常识受到眼前危险的增援，有时候过于强大，对奇思异想根本不屑一顾。
正好赶在一月初，我们开始修筑堡垒。我向米尼辛克人(112)派去了一支小分队，带着为保障当地北部的安全修筑一座堡垒的指令；向南部也派去一支小分队，带着同样的指令。我最后决定亲自率领余部赶往吉内登哈特，因为据认为在那里更是迫切需要一座堡垒。摩拉维亚派信徒给我搞到了五辆马车运送工具、给养、行李等物品。我们就要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十一个被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农场赶出来的农民找我要求提供武器，这样他们才可以回去夺回自己的牲畜。我给他们一人一杆枪，配有适当的弹药。我们还没有走几英里，天就下起雨来了，而且一整天都下个不停。路上没有避雨的房屋，天快黑的时候才算走到一个德国人家里，我们一起挤在他的住宅和牲口棚里，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113)好在我们在行军途中未遭攻击，因为我们的武器都是最平常的，我们的士兵连怎么使枪机不被淋湿都不知道。印第安人玩弄起刀枪个个都是鬼精灵，我们却没有这个本事。他们那天撞上了上面提到的那十一名可怜的农民，杀死了其中的十个。(114)逃脱的那个报告说，他和他的同伴的枪都打不响，因为引火药被雨淋湿了。
第二天天晴了，我们继续赶路，总算到了荒凉的吉内登哈特。附近有一家锯木厂，周围扔着几堆木板，我们用它很快搭建了一些木棚栖身；在那种严寒的季节，由于没有帐篷，这么做就更加必要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先把在那里发现的死人埋好。因为乡民只是草草盖上了一点土，死人的身子还半露半掩着。第二天一早，便给堡垒做方案，立界标，堡垒周长为四百五十五英尺，要是把直径一英尺的树砍下，一根挨一根排成栅栏，这就需要同样数目的木桩。我们有七十把斧头，立即派上用场去砍树；我们的人抡起斧头来个个身手不凡，所以干得干脆利落。看到树木这么快就纷纷倒下，我心生好奇，两个人开始砍一棵树的时候我便看着表。他们只用六分钟就把树砍倒在地上；我发现这棵树的直径是十四英寸。每棵松树做三根十八英尺长的木桩，一头削成尖的。就在准备这些木桩的当儿，另一些人却在周围挖一条三英尺深的壕沟，好栽木桩，我们又把马车的车身拆下来，把连接前后轴的连杆的钉子拔掉，将前后轮分开，做成了十辆二轮马车，两匹马拉一辆，把木桩从林地运到现场。栅栏栽好以后，再由木匠在栅栏里面搭建一圈木台，约六英尺高，人站在上面就可以通过枪眼开火。我们还有一门旋转大炮，我们把它架在一个犄角上；架好以后，立即发炮，让印第安人知道，我们手里有这些大家伙，如果他们有人能听到的话。这样一来，我们的堡垒（如果这么寒酸的栅栏能用这么堂皇的名称的话），就在一个星期之内竣工了，尽管三天两头大雨倾盆，人们干不成活。
这件事让我有机会注意到，人们专心致志地做事的时候，往往最为满足。因为他们干活的那几天，个个心平气和，欢天喜地；意识到白天活儿干得称心，晚上就过得快意！如果一天闲暇无事，他们就变得桀骜不驯，吵闹不休，总是鸡蛋里头挑骨头，不是嫌猪肉肥，就是嫌面包硬，总之，脾气一直很坏。这使我想起一位船长，他的原则就是让水手们一直忙忙碌碌；有一回他的大副告诉他什么事都干完了，再也没有让他们可忙活的了，噢，他说，那就让他们洗刷铁锚吧。
这种堡垒尽管寒碜，却足以抵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发现我们现在立足已稳，遇到情况，又有处可退，于是我们大胆地派出小分队到邻近地带踅摸。我们没有遇到印第安人，但我们发现在邻近山头上有他们设置的监视我们行动的哨所。在这些哨所的设计中有种技艺，似乎值得一提。由于是冬天，火是万万少不了的。然而地表上的明火一点，火光冲天，别人老远老远就会发现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些直径约三英尺、比三英尺还要深一点的洞。在洞里我们看见了木炭，那是他们用小斧头从扔在森林里的烧焦的圆木上砍下来的。他们用这些木炭在洞底生起了小火，我们还在野草中间注意到他们的身体压出的印子，他们人躺在洞口，把腿伸进洞里烤脚、取暖，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关键。这种火，这么一种安排，既无火光，又无火焰，也无火星，甚至连烟也没有，所以就不会暴露他们。似乎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好像他们看到我们人多势众，没有便宜好占，因此也就不敢贸然袭击了。
我有一位随军牧师，那就是热忱的长老会牧师贝蒂先生(115)，他向我抱怨说，这些人一般都不去听他的祈祷和说教。这些人入伍的时候得到过许诺，除了军饷和伙食以外，一天还要领一及耳(116)的朗姆酒，上午一半，下午一半，准时发放，我发现他们领酒积极准时。于是我对贝蒂先生说：“让你管酒也许会有损你职业的尊严，要是你赶在祈祷之后分发，他们个个必来无疑。”他欣赏这个主意，于是担当起了这一职务，又请了几名帮手给他量酒，事情办得皆大欢喜；他的祈祷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听众，而且从来没有来得这么准时。所以我认为对于那些不参加礼拜的人来说，这种办法比军法惩治更加可取。
我刚刚完成这项任务，给堡垒贮备好粮草，就收到了总督的一封来信，通知我他已经召集议会开会，希望我能参加，如果边防事态不需要再留守在那里的话。我在议会里的朋友们也写信催我尽可能与会，我要修的三座堡垒既已竣工(117)，在其保护下，居民们也愿意留在自己的农场里，所以我决定回去。更令我乐意的是经历过印第安人战争的新英格兰军官克拉彭(118)上校正在参观我们的建筑，同意将指挥权接过去。我给了他一份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让人将它当众宣读，并把他引荐给大家，说他是一位精通军务的军官，比我本人更适合统领他们、给大家一番劝勉之后我便告辞了。我被人送到伯利恒休息了几天，好消除多日的劳累。头一夜睡在高级床上，简直难以安眠，这跟我们在吉内登的小木房子里裹一两条毯子打地铺真是判若云泥。
在伯利恒的时候，我多少了解了一点摩拉维亚派信徒的风俗习惯。其中有几个还一直陪着我，人人对我都十分友善。我发现他们实行的是财产共有制，好多人同桌吃饭，同室睡觉。在寝室里，我注意到就在天花板下面，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小洞，我想这是为换气而开的，这种办法非常高明。我在他们的教堂里参加过礼拜仪式，风琴在小提琴、双簧管、长笛、黑管伴奏下，音乐悦耳动听。我明白了，他们的布道一般跟我们通行的做法不同，不给男女老幼混杂的公众讲道；而是分别召集，已婚男子，已婚女子，小伙子，大姑娘，还有小孩子，各有各的听讲道时间。我听的是给孩子们的布道，孩子们一个个走进会堂，被安排在一排排长椅上就座，男孩子由一位小伙子，即他们的导师指挥，女孩子们则由一位年轻女子带领。讲道似乎完全照顾到孩子们的能力，态度亲切，讨人喜欢，好像哄他们要做好孩子似的。孩子们个个中规中矩，不过脸色苍白，好像不太健康，这使我疑惑他们可能在室内待得太久，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我也了解了一下摩拉维亚派的婚姻情况，是不是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以抽签来定终身？他们告诉我，抽签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一般来说，一个小伙子想结婚的时候便向那个性别的长辈们打招呼，他们再和主管大姑娘的年长女士们商量。由于男女双方的长辈们对各自受监护人的脾气性格了如指掌，所以他们最有能力判断哪对姻缘合适如意，而且他们的判断一般都得到认可。如果碰巧发现有两三个姑娘都同样适合那位小伙子，这时候才用抽签的办法选配姻缘。我提出异议，如果婚配不是双方选择的结果，那他们有的就很不幸福。给我讲情况的人说，就算让双方自己选择，也未必个个幸福。对此我确实无法否认。
回到费城以后，我发现社团进展得一帆风顺，不是贵格会信徒的居民大体上都加入了，他们组成了连队，并按照新法规选出了自己的上尉、中尉和少尉(119)。B医生(120)前来看我，给我讲述了他经历千辛万苦，让大家对法规有了普遍的好感，把很多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我原来却沾沾自喜地把一切归功于我那篇对话；不过，我知道他说的并非没有道理，就索性让他自鸣得意去吧，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这样做仍不失为万全</a>之策。
军官们开会选我为团的上校；这一回我接受了这个头衔。我忘记了我们有多少连，但是我们检阅时有一千二百名英武的战士，还有一个炮兵连，配有六门野战铜炮，他们对这些大炮操纵自如，一分钟能发十二炮。我头一回检阅团队过后，他们陪我回到家里，要在门口向我鸣炮致敬，结果把我的电器上的几个玻璃装置震下来摔碎了。事实证明，我的荣耀也一样的脆，因为此后不久，我们的委任状被英国的一项法规废止令撤销了。(121)
在我短暂的上校任期内，由于准备去一趟弗吉尼亚，我团的军官脑袋瓜发热，认为首长出行，部下应当相送才是，于是便护送我出城，一直把我陪到下渡口。我刚刚上马，就有三四十人来到我的门前，个个胯下有坐骑，身上着军装。这一套做法我事先被蒙在鼓里，否则我会加以阻止的，因为我天生就讨厌在任何场合显摆；我对他们的出现大为懊恼，因为他们要陪我，我想躲也躲不开了。更不像话的是，我们刚一动身，他们就齐刷刷地拔刀出鞘，一路骑马举刀前进。有人把这事向领主打了个报告，这一下惹得他大发雷霆。在本地区，从来没有人向他表示过如此的敬意；他的总督也没有享受过此等殊荣。他说这只有皇亲国戚才配享受。这也许是真的，因为我从过去到现在对这种场合的礼仪一直两眼墨黑。然而这件傻事却大大增强了他对我的积怨。由于在议会里我在免除他的田产税的问题上的表现，怨恨以前就相当深，我一直是强烈反对给他免税的，而且对他为了抗税所采取的卑鄙无耻、不仁不义的手段做过严厉的批评。他向英国内阁指控我是贯彻国王政令的极大障碍，说我在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影响阻止形成适当的筹款议案；他举出我部下军官的这次列队游行为证，说我想凭借武力将本地区的治理权从他手中夺过去。他还要求当时的邮政管理局局长埃弗拉德·福克纳(122)爵士解除我的职务。但这一要求除了招来埃弗拉德爵士的一番温婉劝告外，没有别的效果。
尽管总督和议会口角不断，我作为一名议员，在议会里说话很有分量，但我和那位绅士仍保持着一种文明的交往，我们从来都没有什么个人龃龉。此后有时候我想，他明明知道对他的咨文的回复是我起草的，但对我却不怎么怨恨，甚至一点也不怨恨，这也许是他的职业习惯使然，由于他是律师出身，他也许把我们俩仅仅看成一起诉讼案中的双方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他代表领主，我代表议会。所以，有时候遇到难题，他也会很友好地跑来征求我的意见，而且有时候，还听取了我的意见，尽管此类情况并不常有。
我们同心协力给布雷多克的军队提供给养，当将军败北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时，总督急忙派人来找我，共同商议防止将那几个偏僻县舍弃的对策。我提出了什么劝告现在已经忘了，但我想大概就是应当向邓巴写信，劝他如有可能，就在边境上驻军，保卫这几个县，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军到达，他有能力进行远征时再做计议。我从边境回来以后，总督要我担当率领本地区的军队进行那种远征的任务，收复迪尤肯堡。由于邓巴和他的部队另有任务，他建议委任我当将军。我对自己军事才能的看法不像他宣称的那么好；我相信他的说法肯定超出了他真正的想法；不过也许他认为我的好人缘有助于招募士兵，而我在议会里的威望也利于通过拨款，提供军饷，又不向领主田产征税。发现我不像他所预期的那么积极，这项计划就撂下了。他很快就离任了，由丹尼上尉接任。
在接着叙述在新总督治理下我在公众事务中起的作用之前，在这里不妨先讲讲我的科学声誉的崛起和进展。
一七四六年在波士顿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斯宾塞博士，他刚刚从苏格兰来，给我演示过一些电学实验。这些实验做得不够完美，因为他并不十分精通；然而，因为做的是我感到十分新鲜的课题，所以实验还是使我惊喜交加。我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图书馆会社收到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彼得·柯林森(123)的一份礼物，一根玻璃管(124)，并附有用它做那类实验的说明书。我急不可耐地抓紧机会重复我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演练，不仅对英国说明书上有的那些实验能够做得游刃有余，还增添了几项新实验。我说多次演练是因为到我家里来看这些新的神奇现象的人络绎不绝，屋子里总是人满为患。为了让朋友们给我分担一点压力，我叫人在我们的玻璃坊里吹制了一些类似的管子</a>，让他们自己动手，这样，我们最后就有好几个能做实验的人了。其中主要的有金纳斯利先生(125)，此人心灵手巧，是我的一位邻居，由于赋闲在家，我便动员他演示实验，挣几个钱，并专门为他写了两篇讲稿，讲实验的顺序怎么安排，怎么解释这种方法，这样前面做的就有助于理解后面做的。为了这一目的，他还搞了一套高级设备，里面我为自己粗制的所有小机械都被专门的仪器制造工匠精心配制过了。他的讲座听众很多，结果人人满意；过了不久，他周游了所有的殖民地，在每个首府进行演示，赚了一些钱。在西印度群岛实验就实在难做了，因为空气一般都很潮湿。
我们十分感谢柯林森先生惠赠的玻璃管之类的礼物，我认为应当向他汇报一下我们用它取得的成就，于是我给他写了几封信，描述了一下我们的实验。他把信在皇家学会上予以宣读，但大家起初并不认为有多少值得重视的地方，因此没有在会刊上刊登。我把给金纳斯利写的一篇关于闪电与电之相同的稿子，寄给我的一位相识米切尔博士(126)，他也是该学会的会员；他写信告诉我文章被宣读了，但遭到行家们的嘲笑(127)：然而这些稿子叫福瑟吉尔博士看过后，他认为价值非凡，不可扼杀，并建议刊印。于是柯林森先生把它们交给凯夫(128)，让他刊登在他的《绅士杂志》上；可是凯夫却情愿单印成小册子，由福瑟吉尔博士作序(129)。看来凯夫对他的利润胸有成竹，因为后来经过增订，小册子扩充为一本四开本的巨著，已经出版了五版，他却没花一文支付稿费。
然而，这些文章在英国引起广泛关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本论文集碰巧落入布封伯爵(130)的手里，他是法国大名鼎鼎、众望所归的科学家，而且名满欧洲。他说服达里巴尔先生(131)将它们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然而，此书的出版却得罪了皇室科学导师诺莱神父(132)，他是一位能干的实验科学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电学理论，并将其出版，风靡于世。他起初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本著作竟然出自一个美洲人之手，所以他说它肯定是他巴黎的宿敌们的向壁虚构，无非是要贬损他的理论体系。尔后，弄清楚真有他所怀疑的费城的富兰克林其人的存在后，他写了一卷公开信发表，主要是写给我的，以捍卫他的理论，否定我的实验，以及由此推断来的见解的真实性。我一度打算答复这位神父，其实已经开始写复信了。但考虑到我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实验描述，这些实验谁都可以重复和证实，如果得不到证实，也就无法予以捍卫；或者是一种观察资料的描述，只当作推测提出来，而不是当作信条宣布的，所以我就没有任何义务去捍卫它；又寻思两人之间的一场争论用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由于翻译上有错误，由此又引起了对彼此意思的误解，因为神父有一封信的很多内容都是以翻译中的一个错误为根据的，这样一来，这场争论可能就会没完没了。于是我决定还是让我的文章自主沉浮，我相信在公众事务之余下工夫做做新的实验，总比耗时间对已经做过的实验瞎争论强。因此我从来没有回答诺莱先生，我在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也没有什么好懊悔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院院士勒鲁瓦(133)挺身而出维护我的主张，并对他进行了批驳。我的书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里的学说也逐渐被欧洲的科学家广泛采用，那位神父的学说也渐渐遭人冷落，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这个派别的末路，追随他的只有B先生(134)——他的门生和亲传弟子。
我的书之所以声名鹊起，引起普遍关注，是因为达里巴尔和德洛尔两位先生在马尔利把书中建议的从云层吸引闪电的实验做成功了(135)，这就引起了满天下的关注。德洛尔先生有一套实验科学的设备，并讲授那门学科，因此开始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在国王和宫廷做过以后，巴黎好奇的人们蜂拥而来，要看个究竟。我不想赘述那个重大实验，也不想聒絮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风筝做类似实验成功之后的无限喜悦，因为二者在电学史上都可以找到。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赖特博士(136)当时正在巴黎，他给皇家学会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的实验在国外学术界推崇备至，还说他们心里挺纳闷，为什么我的作品在英国反遭冷落。于是学会便重新考虑那些已经给他们宣读过的信件，著名的华生博士(137)把这些信件和尔后我寄到英国的关于这一课题的文稿写成一份摘要，并且加了一些对作者的赞语。这份摘要后来刊登在他们的会刊上。在伦敦的一些学会会员，尤其是聪明绝顶的坎顿先生(138)，证实了用一根尖杆从云层获取闪电的实验，并把成功的消息告知学会，他们很快就先前对我的轻慢态度做了破格的纠正。未经我的申请，他们主动选我为学会会员，并且投票免除达二十五几尼的惯例会费，此后还免费赠送他们的会刊。他们还授予我一七五三年的戈弗雷·科普利爵士(139)金质奖章，颁奖仪式上会长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140)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对我倍加赞誉。
我们的新总督丹尼上尉把上述奖章从皇家学会给我捎了过来，他在市府为他举办的接风会上颁发给我。他还非常礼貌地表达了对我的景仰，还说他早就了解我的品格。饭后，大家按当时的习俗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告诉我他的一些英国朋友劝他跟我交个朋友，因为我是一个能给他提最好忠告的人，并且能够卓有成效地帮助他政路亨通。所以他最希望和我同心同德；而且他请我放心，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效犬马之劳。他还给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对本地区如何仁义，如果能够丢弃对他的举措长期持续的反对，他和百姓之间的和谐能够恢复，这对我们大家，尤其对我，都有好处，要成全此事，大家都认为谁的作用也比不上我，而且我满可以放心，少不了对我的丰厚酬谢，等等等等。
酒客们发现我们没有立即回到席上，便给我们送来了一瓶马德拉白葡萄酒，总督大人便开怀畅饮，喝下肚的酒越多，放出口的恳求和许诺也越多。我的回答是中肯的，感谢上帝，我的情况还可以，尚不需要领主恩赐，而且作为一名议员，我也不可能接受；我对领主没有个人恩怨，只要他提出的公共举措于百姓有益，我就会以最大的热情拥护和推动，我过去之所以表示反对，是因为所主张的那些举措显然是为领主的利益服务的，严重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我说我很感激他（总督）对我关心的表示，而且要他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帮他顺利施政，同时又希望他不是带着捆住他前任手脚的那些不幸指令来的。(141)听到这话，他当时也没有替自己做任何解释。但尔后他来和议会打交道时，这些指示又接踵而来，争执再次蜂起，我还是一如既往积极反对。作为议会的笔杆子，首先反对要求传达指示，然后又反对对它们做任何评论，这些情况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和我后来出版的《历史评论》(142)中找到。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引起个人嫌隙，我们经常在一起，他是个文人，阅世颇深，谈起话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这才告诉我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拉尔夫依然健在，在英国是最优秀的政论作家之一，备受推崇，曾受雇参与过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论(143)，拿过三百英镑的年俸；他作为一名诗人名声确实不大，蒲柏在《愚人记》(144)中把他的诗说得一文不值，但人们认为他的散文不在任何人之下。
议会终于发现领主们顽固不化，一心要用那些既违背百姓的权利又有碍对国王效忠的指示，死死拿住他们的代理人，于是决定将他们的表现奏报国王，便指定我当代表前往英国呈递奏章为其提供证据。此前议会曾给总督提交过一份议案，要求拨款六万英镑供国王使用（其中一万英镑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145)支配）。但总督按照领主的指示一口否决。我已经跟纽约邮船莫里斯船长(146)说好搭他的邮船前往，食品行李已经上船，这时候劳登勋爵赶到了费城，说是要努力促成总督和议会之间的和解，不要因为双方的分歧阻碍了对国王陛下的效忠：所以他希望总督和我本人来面见他，听取双方的意见。
我们见面商讨了一番。我代表议会力陈种种理由，这些都可以在公文中找到，因为它们都是我起草的，跟议会的会议记录一起印在纸上。总督则为他接受指示进行辩护，说他已做出保证所以必须履行，如有违背就等于自毁前程，但如果劳登勋爵相劝，他似乎愿意冒险一试。但爵爷却不肯这么做，尽管我一度认为我眼看就要说服他了；可是他最后却宁愿敦促议会顺从；而且他还求我尽一切努力去说服他们做到这一点；还宣称他可从国王的军队里抽调不出一兵一卒来保卫我们的边疆，如果我们不继续自己准备防卫，边疆就只能暴露给敌人了。我把谈话的经过向议会做了报告，并提交了我起草的一套决议案，表明了我们的权利，又宣称我们并没有放弃主张这些权利，只不过在这种威逼的场合，我们仅仅是暂缓行使权利而已。对于威逼，我们则持反对立场。议会最终同意放弃那项议案，又制订了另外一项顺从领主指示的议案。这项议案总督当然批准了。我也可以无拘无束扬帆远航了。可就在这几天，邮船却已经带着我的海上用品开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损失，我唯一的补偿就是爵爷感谢我帮忙的几句套话，达成和解的功劳统统记在了他的账上。
他已抢在我前面去了纽约；由于邮船的发派时间由他一手决定，当时那里有两条船，他说一条很快就要起航，我要求告诉确切的时间，怕我误了船期，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公开宣布船在下周六起航，不过我私下告诉你，只要你赶在周日早上到也还来得及，不过再不能拖后了。由于在渡口被偶发事件所阻，我在周一中午才匆匆赶到，由于正是顺风天气，我担心船已开走，但我很快就松了一口气，因为得知船还在港里停着，第二天才能起航。
人们会以为我这就要启程前往欧洲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当时我对这位爵爷的性格还没有摸透，原来踌躇不决是其性格的最大特点之一。我不妨举几个例子。我大概是在四月初来到纽约的，我想我们起航时快到六月底了。(147)当时有两条邮船长期停在港内，就是因为等这位将军的信件，总是说明天就送过来。又来了一条船，它也被滞留在那里，我们起航时第四条船眼看就到了。派我们的船先走，因为在那里待的时间最长。舱位已被乘客订完了，有的急不可耐等着要走，商人们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手里攥着信件和投过保（因为正值战时）的秋季货物的订单。但他们焦急也是白搭；爵爷的书信尚未修好。凡是去拜访他的人发现他总是伏案握笔，由此推定他肯定有洋洋万言要付诸笔墨。有一天早晨，我也前去拜见，发现他的候见室里坐着一位叫英尼斯(148)的费城信使，他是带着丹尼总督给将军的一包信函专门赶过来的。他把朋友的几封来信交给我，这就使我问起他的归期和投宿处，我好托他捎几封信回去。他告诉我他接到命令明晨九点来取将军给总督的回信，然后立即动身。我当天就把信交到了他手里。两周后我又在同一地点见到了他。英尼斯！回来了；不是，我还没走呢。——怎么回事？过去这两个礼拜我每天早晨遵命前来取爵爷的信，可到现在还没有写好。——不会吧，他可是落笔千言的人，我看见他总是在伏案疾书呀。是呀，英尼斯说，他就像招牌上的圣乔治(149)，老是骑在马背上，永远都不往前走。看来这位使者还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因为到了英国之后，我才明白皮特先生(150)将这位将军解职，派安默斯特和沃尔夫接任，给出的理由就是大臣们听不到他的音信，无法知道他的作为。
这样天天盼着起航，三条邮船准备驶向沙钩(151)，跟那里的舰队会合，乘客认为还是待在船上最保险，省得突然来一道命令，开船了，自己被落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大约在船上待了六个礼拜，把航海的贮存消耗殆尽，不得不再去添购。舰队终于起航了，将军和他的军队统统上了船，朝路易堡进发，打算围攻并拿下堡垒(152)；所有的邮船都一起前往，奉命追随在将军的旗舰左右，随时准备接收他备好的急件。我们在海上耗了五天，总算等到了一封信和离开的许可，于是我们的船离开了舰队驶往英国。其他两条船他仍然留着，让它们跟着他前往哈利法克斯(153)，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演练军队，对假堡垒进行假攻击，随后又改变了围攻路易堡的主意，带领全军返回纽约，连同上面提到的那两条邮船和船上的乘客。趁他不在的时候法国人和野蛮人拿下了该地区边境上的乔治堡(154)，野蛮人(155)对投降后的守军进行了大肆屠杀。后来我在伦敦见到了主管其中一条邮船的邦内尔(156)船长。他告诉我，他被滞留了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报告爵爷，他的船底已经长满了海藻贝壳等污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它的快速航行，对一条邮船来说，这可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要求给些时间将船侧过身来，清理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三天。将军答道，如果一天能干完，我批准；否则就不行，因为你必须后天起航。这样，他从来都没有得到批准，尽管此后等了一天又一天，足足等了三个月。
我也在伦敦见过邦内尔船上的一名乘客，他对这位爵爷骗他在纽约滞留这么长时间、后来还把他挟持到哈利法克斯又送回纽约感到义愤填膺，赌咒发誓要告他来赔偿损失。他告了没告，我无从得知；不过按他说的，这对他事业上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总而言之，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能把统帅大军的重任托付给这么一个人呢：后来阅世日深，经多见广，明白了钻营求爵的手段和封官许愿的动机，也就见怪不怪了。布雷多克死后担任军队指挥的谢利将军如果继续干下去，我认为要比劳登一七五七年的战绩出色得多，劳登的这次战役发动得既轻率，又靡费，使国家蒙受了难以想象的耻辱：因为尽管谢利不是行伍出身，但他本人明达事理，多谋善断，又能倾听别人的忠告，既能制订高瞻远瞩的计划，又会迅速积极地付诸实施。
而劳登呢，不但没有用他的大军保卫殖民地，反而在哈利法克斯吊儿郎当招摇炫耀，结果使殖民地完全处于无人防守的境地，从而丢了乔治堡。此外他还长期禁止粮食出口，借口是使敌人无法获得给养，实际上是为了打压粮价，让承包商渔利，据说，也许仅仅是怀疑，其中也有他的一份，这种做法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使我们的贸易一蹶不振。最后海上封锁令解除，但又忘了通知查尔斯顿，于是让卡罗来纳的舰队又多待了近三个月，结果船底由于虫蛀多有坏损，以致大部分船只在归程中葬身海底。我相信谢利对卸任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统领一支军队对于一个不谙军事的人来说，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劳登接任司令一职后，纽约市给他举办了庆祝会，我前去参加，谢利虽然卸任，也去出席。会上宾客如云，有官有民，有熟人，有生客，人多座位少，只好从四邻借了一些椅子，其中一把非常矮，恰巧排给了谢利先生。我坐在他旁边，便看在眼里，于是说道，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没事，他说，富兰克林先生，我发现座位低了最舒坦！
前面说过，我在纽约滞留期间，收到了我给布雷多克采办军粮等物的全部账单，有些账单还在我雇用协办此事的一些人员手中，一时还收不齐。我把账单交给劳登勋爵，希望他付清余额。他让主管官员按规定逐一核查，此人对着单据逐项审核，确认准确无误，所欠余额爵爷答应给我一张到军需官那里提款的汇票。可这事一拖再拖，尽管我多次约好前去讨要，但始终没有拿到。最后，就在我启程之前，他告诉我，他经过周密</a>考虑，决定不能把他的账单与前任的混在一起。你到了英国，他说，只能到财政部报账领钱。我提到我被迫长期滞留在纽约，意外花销太大，所以想立即领到现款；我还说，我索回垫款是天经地义的，对此再增添麻烦，推三阻四，就说不过去了，更何况我做的都是无偿服务，但说了也是白说。噢，先生，他说，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相信你两袖清风。这类事我们清楚得很，谁不知道但凡给军队提供给养的，哪有不千方百计中饱私囊的。我向他保证我的情况绝对不是这样，我可没有往自己口袋里装过一文钱：他是分明不相信我的话；我后来确实了解到有人常常从这种差事中大发横财。至于欠我的余款，时至今日还未偿还，此事后面还要讲到。
我们起航之前，邮船的船长把他那条船的速度说得神乎其神。不幸的是，一出海，事实证明它是九十六条航船中最慢的一条，这可使船长太没面子了。大家对慢的原因猜测纷纭，这时候我们就在一条几乎跟我们一样慢的船附近，然而它却超过了我们，于是船长命令所有的人到船尾去，尽可能靠近旗杆站着。我们，包括乘客在内，有四十来个人。我们站在那里以后，船速加快了，很快就把和我们相邻的那条船远远甩在了后面，这就明明白白地证实了我们船长的怀疑，船头超重了。一桶又一桶的水似乎原来都放前面。他下令把这些东西都搬到船尾；这一下船就恢复了它的劲头，证明自己是船队中的佼佼者。船长说，这条船的速度曾达到过十三节，相当于每小时十三英里。(157)我们的船上有一名乘客是海军的肯尼迪船长(158)，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从来都没有这么快的船，肯定是测速绳的分度有误，要么就是抛测速木出了差错。(159)于是两位船长打了个赌，等风力足够的时候再决胜负。肯尼迪严格检查了测速绳，表示满意，于是决定亲自再抛测速木。过了几天，风刮得又顺又大，邮船船长（路德维希）说他相信船速达到了十三节，肯尼迪做了一番测试，承认他输了。
我提出上面这件事情，为的是说明下述观点。人们常说造船技术有个缺陷，那就是新船好不好，下水试过才知道；所以有了一条好船做样板，新船就照葫芦画瓢，一成不变，事实证明恰恰事与愿违，新船慢得不是一般。据我了解，部分原因是对于货物装载、船具配置和驾驶方法上</a>船员们意见分歧，各有各的一套办法。同是一条船，按一位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运行好，按另一位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运行则差。另外，一条船的建造、装配下海、扬帆航行很难由同一个人完成，一个人制造船身，另一个人配备帆索，第三个人装货、驾驶。哪一个也无法知道另外两人的所有的想法和经验，所以就不能全面综合，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即便是航海这样简单的操作，我也往往注意到指挥连续值班船员的官员的判断各不相同，尽管风力一样，把风帆调整得张扬还是服帖各有各的做法，所以似乎没有定规可循。不过我认为不妨着手做一套实验，先确定最适合快速航行的船体形状；再确定桅杆的大小和最合适的安装位置；然后确定帆的形状和数量，以及它们随风而变的态势；最后确定货物的安置。这是一个实验的时代；准确无误地做那样一套综合性的实验，将会大有用处的。所以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某个有头脑的科学家一定会这么做的：我希望他会成功。
在这次航程中，我们被尾追了好几回，但把它们一个个都甩在了后面，三十天后，我们到了测深绳所能达到的近岸水域。我们测天定位十分准确，船长判断我们要进的港口（法尔茅斯）(160)近在眼前，如果夜里全速行驶，明日一早就可以到达港口外面的海面上，而且夜里快速行驶还可以避开敌人武装民船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英吉利海峡的入口附近巡弋。于是我们尽可能地扯起所有的风帆，风又大又顺，我们乘风破浪，快速前进。船长测天定位之后调整了他的航向，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远远避开锡利群岛(161)；然而，好像圣乔治海峡(162)有时候有一股强烈的潮流涌动，它蒙骗海员，导致了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163)海军中队的覆没。这股潮流也许就是我们出事的原因。我们在船头上安置了一名瞭望，常常有人朝他喊话，注意正前方；他也常常回答，明白，明白！可也许当时他闭上眼睛，正打盹儿，有时候回答也像人们说的，是机械式的：因为他没有看见一盏灯光就在我们前面，由于它被翼帆挡住了，舵手和其余的瞭望都看不见；但由于船偶然偏离航线，灯光才被发现，便引起了极大的惊慌，我们离灯光非常之近，我觉得它大得像个车轮。正是半夜时分，我们的船长正在蒙头酣睡。不过肯尼迪船长却跳上甲板，看见危险在即，便在没有时间落帆的情况下命令船头转向。这么做对桅杆极其危险，但却使我们避开了礁石，免遭沉船之难，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朝矗立着灯塔的礁石驶去。这次脱险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灯塔的作用，使我狠下决心要鼓动人们在美洲多建一些灯塔，如果我能平安回去的话。
早晨，我们通过水深测量等手段发现我们离港口不远了，但陆地被大雾笼罩着，我们无法看见。九点左右雾开始升起，看上去就像剧院里的一块大幕，从水面上提了起来，露出下面的法尔茅斯镇、港里的船只和周围的田野。对于长期以来只见一片汪洋别无景色可看的人来说，这真是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景象！更使我们欣喜的是，现在我们摆脱了战云弥漫造成的忧虑。
我带着儿子立即动身前往伦敦，只在沿途稍做停留，参观了一下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悬石坛(164)和威尔顿的彭布罗克勋爵的公馆(165)和花园，以及他那些非常珍奇的古董。
我们于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抵达伦敦。(166)
* * *
(1) 自传第三部是富兰克林在费城写的，时间在1788年到1789年5月底之间。
(2) 理查德·桑德斯是17世纪伦敦历书编写者和占星学家。富兰克林也许还记得一本从1661年到1766年出版的伦敦历书，叫作《穷罗宾历书》。
(3) 作于1757年夏天，在富兰克林赴英航行期间，但印在1758年的历书上。这篇著名的前言文本不同，叫法各异，有的叫“亚伯拉罕大爷的讲话”，有的叫“致富之路”（法文叫“La Science du Bonhomme Richard”），在18世纪结束之前用七种不同的语言至少重印了145次，此后的重印更是难以计数。
(4) 《宾夕法尼亚报》，1735年2月11日和18日。
(5) 塞缪尔·亨普希尔，爱尔兰长老会牧师，他于1734年在费城宣教。
(6) 詹姆斯·福斯特（1697—1753），一名不顺从国教的英国教士，洗礼会教徒，当时最雄辩的宣教士之一。
(7) 弗兰西斯·福尔杰·富兰克林。为了辟谣，富兰克林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文告，说孩子的夭折是传染（“常见的渠道”）上了天花，而不是接种疫苗所致；他的接种被推迟，因为他患有肠疾，正在恢复。
(8) 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1676—1740），1710—1722年间任弗吉尼亚军事领导人和代理总督。
(9) 安德鲁·布雷福德在任职的最后九年，一直没有提交过账目。1737年，富兰克林接替他的职务。
(10) 富兰克林说的“几年”实际上是17年。他写这篇共图社稿子时约在1735年；费城的一个大陪审团回应他关于巡夜的申诉是1743年；宾夕法尼亚总督和议会通过授权法在1751年，费城市议会按富兰克林的提议发布规范巡夜的命令是1752年7月7日。
(11) 最初刊登在1735年2月4日《宾夕法尼亚报》上。
(12) 联合消防队的条款由富兰克林和另外十几名创始队员于1736年12月7日签订。
(13) 乔治·怀特菲尔德（1741—1770），一位狂热的加尔文教派宣教士，在被称为“大觉醒”的宗教奋兴期间到美洲负责福音教会传教使命。
(14) 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
(15) 建筑叫“新楼”。后来被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州大学）占用。该建筑就是为新教礼拜而设计的。富兰克林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
(16) 托马斯·霍普金森（1709—1761），共图社成员，富兰克林做电的实验时的同事。美洲科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
(17) 富兰克林印过怀特菲尔德的8册日记和收有他的布道文及其他作品的9本书，几乎都是在1739年至1741年间发行的。
(18) 约翰·斯蒂芬·贝尼泽特（1683—1751）来到费城时是个贵格会教徒，但搬到德国城时改信摩拉维亚教派或联合弟兄会教派。富兰克林与怀特菲尔德的书信（现不存）来往也许是1745年。
(19) 离法院台阶约500英尺。富兰克林高估了人群的规模。怀特菲尔德吸引的听众在6000到8000之间——这对于一个约有1万人口的城市来说，仍然十分可观。
(20) 摘自中世纪一句拉丁名言：vox audita perit，litera scripta m（说的话无影无踪，写的字永世长存）。
(21) 富兰克林帮助在纽约、新港、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加和安提瓜两岛上建立了印刷所。
(22) 该建议已不可考，但显然包括利用为怀特菲尔德修建的“新楼”的方案。
(23) 理查德·彼得斯（约1704—1776）被称为“宾夕法尼亚最有学问的人”。
(24) 指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创建者和第一代领主威廉·宾（1644—1718）的后代。
(25) 名为《在美洲英属殖民地提倡有用知识的建议》（1743年5月14日）。也许这个创意来自植物学家约翰·巴特拉姆。“美洲科学学会”是北美第一个学术性学会。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担任过前期会长。
(26) 大不列颠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1744年对法国宣战。1747年法国和西班牙武装民船在特拉华湾出现，引起遭到进攻的恐惧，1748年达成《亚琛和约》的消息传到费城，恐惧才算结束。
(27) 乔治·托马斯（约1695—1774），1738—1747年任宾夕法尼亚总督。
(28) 《明白的真相；或费城市及宾夕法尼亚地区现状之严肃考量》，“费城一商人”著（1747年11月17日）。
(29) 托马斯·劳伦斯（1689—1754），纽约人，他其实是费城民团的中校。亚伯拉罕·泰勒是上校。
(30) 尽管富兰克林发誓决不要官，却在1736年向议会申请秘书一职，在1751年申请邮政管理局副局长一职。
(31) 詹姆斯·莫里斯（1702—1751），费城杰出的贵格会信徒，议员，北美第一家收费图书馆会社的成员。
(32) 贵格会又称“教友会”。和平主义是他们的一项基本信条。
(33) 还有一家消防队也买了彩票，但第三家由于贵格会教徒占多数，以10比3的票数决定不买。
(34) 詹姆斯·洛根（1674—1751），殖民地政治家。他于1699年作为威廉·宾的秘书来到费城，监管宾的事务达五十年。尽管他是一位虔诚杰出的贵格会会员，但他相信防御性战争是正义的。
(35) 实际上是250英镑。
(36) 威廉·宾（1644—1718），宾夕法尼亚的创建者和领主。
(37) 路易堡，在布雷顿角岛上，建于1720年，以防从海路入侵圣劳伦斯河。新英格兰军队于1745年将它占领。1748年按《亚琛和约》归还法国。它在1754—1763年的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中也很抢眼。
(38) 菲利普·辛格（1703—1789），共图社成员，银匠。
(39) 正确的名字应为迈克尔·沃尔法特（Michael Wohlfahrt, 1687—1741），宾夕法尼亚埃夫拉塔安息浸信会领袖。登卡尔派（源于德文Tunkers，意为“受浸者”）是信奉领受全身浸入水中的洗礼的德国浸礼宗教会（又叫“友爱会”）的绰号。这些信徒于1719年来到宾夕法尼亚。
(40) 1756年，有十名贵格会和平主义者辞去了宾夕法尼亚议会里的职务，有三名拒绝参加再次竞选。
(41) 富兰克林于1744年初次为这本小册子做广告。他早在1739—1740年的冬天就使用了这种壁炉。这种壁炉减少了从烟囱里溢出的热量损耗。富兰克林声称，使用这种壁炉比传统的敞口壁炉能使房间“温暖一倍……只用四分之一的木柴”。他原创的壁炉已经失传。现代的“富兰克林壁炉”与原来的相差甚远。
(42) 此人可能是一个名叫詹姆斯·夏普的人。
(43) 1749年印行。小册子倡导一种实用的世俗教育，旨在培养为人类服务的渴望与能力。
(44) 原来认捐的总额约为2000英镑。富兰克林一年认捐10英镑。
(45) 实际上是1751年才开的学。
(46) 又称“联合弟兄会”，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起源于捷克的摩拉维亚。
(47) 大卫·霍尔（1714—1772），富兰克林的合伙人，一名苏格兰印刷商，他是接受富兰克林的邀请来到费城的。
(48) 学院于1753年取得了第一个特许证。于1755年改为费城大学，1765年改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担任受托管理人直至去世。
(49) 应为阿奇博尔德·斯宾塞（Archibald Spencer，约1698—1760），苏格兰爱丁堡人，常做电学方面的巡回演讲，1743年富兰克林在波士顿听过他的演讲。
(50) 富兰克林于1749年任治安推事，1748年任市议员，1751年任市政务员会委员，1751年任地区议会议员。
(51) 富兰克林1752年在给彼得·柯林森的信中对他的魔方和魔圈做了描述。在魔方中是这样安排的：每一行，不管横的、竖的还是斜的，总数目都是相等的。魔圈是把一些数字按规定排列成一个圆形，这些数字加起来等于180或360。
(52) 富兰克林年年连选，直至1764年，他经过激烈竞争失败。尽管也许没有直接拉过票，他却让别人替他努力争取，在政治上他是全身心地投入的。
(53) 在宾夕法尼亚。
(54) 托马斯·邦德（1712—1784），富兰克林的医生。
(55) 这段直接引语用了引号，而且将“他说”也放在引号内。
(56) 富兰克林呼吁支持医院的文章发表在1751年8月8日和15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尔后他把这些材料扩充为一本小册子，题名《关于宾夕法尼亚医院的一些说明》（1754）。
(57) 吉尔伯特·坦南特（1703—1764），新泽西新布伦瑞克的长老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于1740年的“大觉醒运动”的同道。
(58) 富兰克林作为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代理前往英国与托马斯和理查德·宾商谈对领主领地和其他地产同样征税的事宜。
(59) 约翰·克利夫顿（？—1759），贵格会教徒，药店老板。
(60) 富兰克林设计的路灯现在仍然矗立在费城的独立广场。
(61) 伦敦附近的花园和娱乐园。
(62) 约翰·福瑟吉尔（1712—1780），伦敦的贵格教派领袖，富兰克林在伦敦时的医生。在美国革命开始前他和富兰克林合作想达成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和解。
(63) 在伦敦的查林十字街附近，富兰克林在那里住了15年（1757—1762，1764—1775）。
(64) 威廉·亨特（？—1761），《弗吉尼亚报》的承印出版人。1753年富兰克林和他被任命为邮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富兰克林于1774年失去这一皇家委任的职务。
(65) 富兰克林对这两件事记忆有误。哈佛（即剑桥学院）1753年7月25日给他荣誉称号；耶鲁是七个星期之后，即9月12日。
(66) 英国人担心易洛魁印第安人（六部落）可能投向法国人。有些殖民地领导人希望利用这次大会出台一个殖民地联合计划。
(67) 给印第安人送礼是当时的习惯。
(68) 应为约翰·宾（1729—1795），托马斯·宾的侄子，后来任宾夕法尼亚副总督（1763—1771，1773—1776）。汉密尔顿总督于1754年5月13日签发委任状。
(69) 理查德·彼得斯（约1704—1776），英国圣公会牧师，地区派给领主的秘书。
(70) 詹姆斯·亚历山大（1691—1756），纽约人，先后在纽约和新泽西担任公职。
(71) 阿奇博尔德·肯尼迪（1685—1763）在纽约担任公职并写有《赢得并保持与印第安人友谊的重要性》（1751）一书。
(72) 各殖民地相互猜忌，对任何可能削弱自己力量的中央集权表示怀疑。英国官员为某些自行其是的殖民地议会的行为所苦，同样反对趋向统一计划的任何动向。所以各殖民地和宗主国都不支持协调一致的举措。
(73) 《政论、杂文与科学论文集》（1779）。拉巴里指出富兰克林对奥尔巴尼计划的失败的理由过于简单化了。各殖民地本身害怕任何一个殖民地有支配地位，所以提防强势议会，不愿看见任何一个强大的立法机构出现。
(74) 威廉·谢利（1694—1771）于1741—1749年、1753—1756年任马萨诸塞总督。
(75) 引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约60—140）的《讽刺诗》第10首第1—3行。英文译者约翰·德莱顿将其译成两行。
(76) 罗伯特·亨利·莫里斯（约1700—1764），1754—1756年任宾夕法尼亚总督。
(77) 接连三段直接引语，两段不用引号，只有第三段用引号，而且将“他高兴地说”置于引号内，可见作者使用标点并不统一。
(78) 富兰克林对宾夕法尼亚政局以及在伦敦与宾氏叔侄的谈判的回忆都显得和风细雨，这与同时代人对这些事件中的疾风暴雨的记述大相径庭。
(79) 这跟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九章的故事有出入，原书说桑丘对统治黑人的想法感到难过，后来意识到可以将他们卖掉才高兴起来。
(80) 这里指托马斯·宾（1702—1775），他是威廉·宾（1644—1718）的儿子。威廉是宾夕法尼亚的创建者。根据1681年的特许状，威廉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的“真正、绝对的”领主。据此，他行使该殖民地的统治权。宾夕法尼亚在美国革命前一直在宾家族领主控制之下。
(81) 威廉·丹尼（1709—1765），1756—1759年任宾夕法尼亚总督，是个腐败分子。1759年他迫于压力签署法案对领主地产征税。议会让领主分摊政府开支的努力并未奏效，1775年以前再没有试图对他们的田产征税。富兰克林的记述不完整。
(82) 指英法（与印第安人结盟）之间的“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4—1763）。最后法国失败，1763年的《巴黎条约》结束了法属北美帝国。
(83) 1730年法国人在尚普兰湖的王冠角修建圣弗雷德里克堡，防止入侵魁北克和蒙特利尔。
(84) 乔塞亚·昆西（1710—1784），波士顿富商，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的朋友。
(85) 托马斯·鲍纳尔（1722—1805），1757—1760年任马萨诸塞总督。
(86) 公债经募处出借由立法行为认可并由地产抵押担保的纸币，借贷是收利息的。议会有权监管这些收入的花销。
(87) 爱德华·布雷多克（1695—1755），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中北美英军司令。
(88) 富兰克林的手稿不包括“公告”，这里是按照现存的一张大幅单面印刷原件重印的。
(89) 在马里兰西部的坎伯兰堡。
(90) 约翰·克莱尔爵士或圣克莱尔以凶猛闻名。
(91) 托马斯·邓巴（？—1767），英军上校，他于1755年接替布雷多克任北美部队司令。
(92) 威廉·富兰克林当过为征讨法属加拿大而招募的一支殖民地部队里的军官（1746—1747）。
(93) 这一时期的糖形状不是条形，就是锥形。
(94) 1英担重112磅。
(95) 即朗姆甜酒。
(96) 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由于对荒野交战没有经验，在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中失败，1755年7月9日在莫农加希拉河附近的荒野之战中受了致命伤。他的军队中有450名殖民地民兵，由乔治·华盛顿中校领导，是他指挥残兵撤退的。
(97) 在匹兹堡。
(98) 即魁北克。
(99) 也许是指德农维尔侯爵1687年与塞纳卡诸部落的战役。德农维尔的军队遭到印第安人伏击，被迫撤退。
(100) 即迪尤肯堡。
(101) 小威廉·谢利（1721—1755），马萨诸塞总督的儿子。
(102) 更加精确的报告显示参战官兵1469名，死456名，伤520名。
(103) 更有可能是800左右，他们中战死约25人，受伤的人数相当。
(104) 罗伯特·奥尔姆死于1790年。
(105)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是赫特福德伯爵的秘书，不是哈考特的秘书。
(106) 指尚未完成既定的工役的契约仆役。
(107) 托马斯·邦德（1713—1784）和菲尼亚斯·邦德（1717—1773），费城医生。
(108) 富兰克林的民兵议案免除了贵格会信徒和其他出于良心道德的反对者，规定自愿加入，连队各级军官选举产生，实际上并没有提军事训练事宜。最终英国政府于1756年7月7日予以否定。
(109) 这篇对话与民兵法令发表在1756年2月和3月的《绅士杂志》上。——富兰克林注《X，Y和Z之间的对话》最初发表在1755年12月18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1756年3月26日在《绅士杂志》上转载。《民兵法令》发表在2月份的《绅士杂志》上。
(110) 正确的叫法是“吉内登哈滕”（意为“恩舍”），即现在宾夕法尼亚的魏斯堡，位于伯利恒以北约二十五英里处，1775年11月24日被印第安人摧毁。驻扎在那里的新来的部队于1756年1月1日被打败。
(111) 摩拉维亚派（即“统一弟兄会”）信徒于1735年从德国萨克森地区来到宾夕法尼亚。他们的中心是六年以后建立的伯利恒。
(112) 宾夕法尼亚东北部特拉华河谷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斯特劳兹堡和米尔福德之间。
(113) 富兰克林是在1756年1月15—18日从伯利恒赶往吉内登哈滕的。
(114) 他们总共十一个。两个逃脱。
(115) 查尔斯·克标顿·贝蒂（约1715—1772），后来在宾夕法尼亚的深溪长老会做牧师，并担任新泽西学院的受托管理人。
(116) 液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品脱。
(117) 富兰克林将这一围桩命名为“艾伦堡”；另外两座由他派出去的小分队修建，东北约15英里处的是诺里斯堡；西南约15英里处的是富兰克林堡。
(118) 威廉·克拉彭（？—1763），著名的边疆英雄，后来被印第安人杀死，并割去头皮。
(119) 民兵军官选举在12月22日至24日举行，莫里斯总督拒绝接受投票选举为合法，从而引起了骚乱，不过富兰克林的支持者还是具有足够的民众后盾取得胜利。
(120) 即托马斯·邦德。
(121) 富兰克林是1756年2月23日被委任的。从英国来的民兵法令被宣布无效的消息于1756年10月中旬到达费城。
(122) 埃弗拉德·福克纳（1684—1758）于1754年被任命为邮政管理局局长。
(123) 彼得·柯林森（1694—1768），皇家学会会员，伦敦的一位贵格会信徒，植物学家。他与富兰克林和其他殖民地的科学家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他负责出版了富兰克林著名的《电的实验与观察》（1751）。
(124) 其实是玻璃棒，用布摩擦可生电。
(125) 埃比尼泽·金纳斯利（1711—1778），费城的一位学校校长，富兰克林电学实验的主要合作者。
(126) 约翰·米切尔（？—1768），英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在美洲生活过几年。他的北美地图（1755）最为世人瞩目，并在1782—1783年英国和各殖民地的和平谈判时被使用。
(127) 富兰克林低估了英国科学家对他的报告的评价，他们很多人承认他的实验的真正重要性。
(128) 爱德华·凯夫（1619—1754），《绅士杂志》（1731—1754）的出版人，该杂志提供了不少篇幅登载富兰克林和美洲的消息。
(129) 《富兰克林的〈电的实验与观察〉序》。
(130) 布封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1707—1788），著名的法国博物学家。他的物种（包括人）在新世界必然趋向退化的理论激起了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札记》（1784）中的反驳。
(131) 托马－弗朗索瓦·达里巴尔（1703—1799），法国物理学家，他将富兰克林的《电的实验与观察》译成法文（1752）。
(132) 让－安托万·诺莱（1700—1770），法国首席电学家。他的理论遭到富兰克林的作品的质疑。诺莱抨击富兰克林，一时把电学分为富兰克林派和反富兰克林派。
(133) 让－巴蒂斯特·勒鲁瓦（1720—1800），法国物理学家。他发明了第一个实用的发电机，而后又完善了避雷针。
(134) 马蒂兰·雅克·布里松（1723—1806），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电的历史与现状》（1767）的法文译者。
(135) 富兰克林在1746年前后开始做电学实验。1750年他提出一种在高塔或尖塔装一根棒从雷云中吸引“电流”的方法，从而证明闪电和电是相同的。这种相同性以前别人就提出过，但富兰克林是第一个建议用实验证明这一主张的人。他的理论发表在《电的实验与观察》（1751）中。此书1752年译成法文后，达里巴尔和他的助手德洛尔于1752年5月1日在法国马尔利镇第一次做这一实验。富兰克林直到一个月后，即1752年6月才用一只风筝，而后是尖塔，做他自己的实验。
(136) 爱德华·赖特（？—1761），苏格兰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
(137) 威廉·华生（1715—1787），英国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他发展了一种与富兰克林的理论类似的电学理论。1756年他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提名富兰克林为皇家学会会员。
(138) 约翰·坎顿（1718—1772），伦敦的一位学校校长兼科学家。他是第一个尝试富兰克林的电学试验的英国人。他的实验激发了富兰克林的进一步研究。
(139) 戈弗雷·科普利爵士（约1654—1709）遗赠一笔基金作为年度奖金，由皇家学会颁发给对人类知识做出贡献的人。
(140) 麦克尔斯菲尔德二世伯爵乔治·帕克（约1697—1764），英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皇家学会会长。
(141) 作为领主，托马斯·宾给他的“总督”或代理下达指示。议会把这些命令和英国内阁的命令区分开来，对后者他们愿意服从。1756年9月23日，议会谴责了给“总督”的私人指示，1757年富兰克林被派往伦敦“伸冤”，其中一条就是拨款问题。
(142) 《宾夕法尼亚体制和政府的历史评论》为理查德·杰克逊所作，但是由富兰克林掏钱出版（1759），并提供了许多资料。
(143) 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1707—1751），反对他父亲乔治二世（1683—1760）的政党领袖。弗雷德里克尚未登基就已去世，是1760—1820年在位的乔治三世（1738—1820）的父亲。
(144) 亚历山大·蒲柏在《愚人记》第二版（1728）第三卷第159—160行中回击了拉尔夫对他的诋毁。
(145) 四世劳登伯爵约翰·坎贝尔（1705—1782），1755年布雷多克战败后任英军美洲部队司令。
(146) 威廉·莫里斯为“哈利法克斯号”邮船的船长。
(147) 在1757年6月20日。
(148) 应为詹姆斯·英尼斯（约1709—1774），宾夕法尼亚政府的官方信使。
(149) 英国酒馆招牌上一般都画有圣乔治骑马屠龙的像。圣乔治是英格兰的守护神。
(150)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首相，美洲事业的捍卫者，他解除了劳登北美英军司令的职务，由少将杰弗里·安默斯特勋爵（1717—1797）接替。詹姆斯·沃尔夫准将（1727—1759），在安默斯特领导下，指挥英军于1759年9月攻占魁北克。
(151) 新泽西东部的海岸半岛，在哈得孙河口。
(152) 劳登计划于1757年进攻路易堡，结果因天气不好和法国守军力量太强而受阻。
(153) 英国殖民地新斯科舍的首府。
(154) 乔治湖上的威廉·亨利堡，在纽约东北。
(155) 指法国的印第安人联军。
(156) 约翰·多德·邦内尔，“哈利奥特号”邮船的船长。
(157) 应当是13海里，约合每小时17英里。
(158) 小阿奇博尔德·肯尼迪（？—1794），富兰克林朋友的儿子。
(159) 过去船速是这样测量的：向舷外抛一根圆木，圆木上绑着一根绳子，绳子隔一段打一个结。船行走时圆木——在水里是固定的——把绳子拉过船尾舷栏，把在规定时间里拉过舷栏的绳结数一数，船速就可以测算出来。
(160) 英国西南角的一个海港。
(161) 位于英国西南25英里处。
(162) 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163) 应为克洛迪斯利·肖维尔（1650—1707），安妮女王的海军上将，1707年10月22日他的舰队在群岛附近触礁沉没。
(164) 不列颠的史前巨石柱群，在索尔兹伯里北面约10英里处。
(165) 威尔顿公馆，彭布罗克伯爵赫伯特家族的家宅，英国庄园豪宅之一。菲利普·锡德尼爵士（1554—1586）在此地创作了他的田园生活传奇《阿卡狄亚》。
(166) 富兰克林于7月17日抵达法尔茅斯，7月26日晚到达伦敦。这是《自传》第三部的结束语，是富兰克林的儿子于1818年印行的手稿中的最后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