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离开英国定居洛桑

    我的罗马史的书名，有很大伸缩性，叙事的下限时期，可以随我自己选择决定。写完了三卷，即写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完成了当初我对公众的约言，这样是否就可满意了呢？我踌躇了许多时日。在这一段将近一年光景的犹豫时间里，我一时高兴，重又接触到古代希腊作家；我怀着新的乐趣阅读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历史著作，古代雅典剧场里上演的悲剧和喜剧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苏格拉底学派许多有趣的对话。但由于我有极大的自由可以利用，我就开始想以主动探索作为每日功课，就是要对每一本书寻得其价值何在，对每一项研究工作确定其目的何在。新版罗马史的序言上宣布了我的计划，同时我毫不迟疑地丢开了柏拉图的时代而致力于查士丁尼的在位时期。普罗科匹厄斯和阿加底亚斯(1)的史书原本，列载有查士丁尼当政时期的大事，还有许多重要人物；不过我在整个冬天里专心研读了当时的法典、《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以及现代人对这些法律的诠释，然后才着手编写一份民法摘要。我的技巧经过锻炼而获得了进步，我的努力也许因为失去官位而加速了，结果，在我前往莱芒湖畔寻求隐居处所之前，除了最后一章未写就外，我完成了第四卷的撰写工作。


    我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并不在于详述当时的公私历史，例如罗金厄姆侯爵去世后所发生的分裂，谢尔本伯爵的组阁，福克斯先生的辞职，以及福克斯与诺思勋爵(2)著名的联合行动等等。不过我可以凭若干自信肯定地说一句，这些相互敌对的伟大人物，在他们的政治斗争中，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个人怨恶，他们的和解很容易、很真诚，他们的友谊从来没有蒙上猜疑或妒忌的阴影。他们各自的拥护者中，有那些最粗暴或最贪鄙的，利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反叛，但他们的联合行动仍然掌握了下院的多数。对美洲的和平政策受到了谴责，谢尔本勋爵辞去了首相职务，诺思和福克斯跪在一个垫子上同时宣誓，共任国务大臣。我根据知恩当报的道义原则，坚决拥护联合行动。我的投票在斗争的日子里是受到重视的，但到分享胜利果实时，我就遭到忽视了。有许多争取禄位的人，比我应当多得酬劳，也比我求索得更为积极。商务参议会不可能再恢复了；同时，尽管可以安插的位置业已减少，而要求安插的人数却增多了一倍。他们轻易地允许我在关税局或国产税务局弄个安稳的职位，只要出缺就下派令。可是机会很遥远，也靠不住。我也不能花许多力气去寻求一个不体面的差使，况且还是需要我牺牲最宝贵的做学问时间的。与此同时，伦敦的烦嚣环境和出席议会的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厌倦了；而且，要是谋不到若干额外收入，我就不能把已成习惯的开销方式长期地或者小心地维持下去。


    自从我早先熟识洛桑以来，我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愿望，以为我在青年时期那个求学的地方，可以成为晚年的隐居处所。只要稍有一点财产，就可以在那里获得舒适、安闲和独立自主的幸福了。那国家，那人民，那风俗，那语言，一切都吻合我的爱好，而且我还可以按照我的希望在一位朋友家里住上几年。德韦尔登先生在伴同几个英国人游历一番之后，如今在家里安居下来了，他住的是一所舒适的住宅，是他已故姑母的遗产。我和他分手已久，长期不通音讯；但在我寄给他的第一封信里，我以最充分的信任态度，直率地谈了我的处境，我的情绪，以及我的打算。他立刻给我回信，对我表示热烈、愉快的欢迎。我们未来生活的美景，燃起了我的急切心绪；简短的几项条件谈妥了，他是房屋的业主，我负担我们共同居住的住宅的开支。


    在我断开我跟英国的紧密关系之前，我必须同自己内心里的种种情感作斗争，同我性格上的怠惰毛病作斗争，还同社会上一致非难这种自愿放逐的舆论作斗争。我在处理财物时，只留下一个神圣的宝库即书斋没有处理。当我乘坐的驿递马车驶过威斯敏斯特桥的时候，我依依不舍地向着这座“满是烟云和财富的喧嚣都城”告别。我的旅程走了通过法国的直路，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事故就到达了洛桑，自从第二次离开以来，将近二十年不曾一见这个地方了。过后未到三个月，福克斯与诺思的联合触上暗礁而告破裂，要是我仍在商务参议会，此次整个大船失事，我也一定是不能幸免的。


    自我定居洛桑以后，转眼过去了七年多岁月；尽管不是每一天都过得同样地安稳、宁静，我却从来不曾有过一天或一个时刻自悔选择错误。从我上次离开到此刻，占了人生长长的一段，这地方发生了许多变化：比我年长的一些熟人离开了人间；姑娘们长成为妇女，孩子们长成为成人。不过风俗习惯却是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保持了老样式。单说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就有数不尽的好处。街坊上没有将我的姓名完全遗忘，所有的人全都热烈地欢迎一个异乡客人的到来和一名旧日市民的回返。头一个冬天消磨在一般接触之中，没有细心辨识姓名和身份。待到过上稍微正规的生活，经过一番较为精细的考察，我觉得这个新的环境对我有三点切实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好处。


    （1）过去我的个人自由多少受到议会下院和商务参议会的妨碍，现在我是从公务责任和依赖地位的束缚，从政治冒险的希望与忧虑中解放出来了。我的清醒头脑不再被党派的熏人气味所陶醉，每逢我读着议会解散前辩论到半夜的那些演说词，我就十分庆幸我能逃脱了这种生活。


    （2）我在英国，居于一名孤独的未婚男子的经济地位，够得上偶然几次请人吃饭。而在瑞士，则我可以自由、愉快地在任何时刻、任何一次用餐中同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叙谈；我的饭桌经常准备着接待一两位不速之客。我们在社会上所占的分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伦敦，我沉没于广大人群之中；而在洛桑，我可是跟第一流的人家并驾齐驱了，同时我的俭省的开支方式又使我能够维持应酬上的对等礼节。


    （3）我住的不复是大街与马厩院子之间的一幢小屋了，而是开始使用一座宽广而又方便的大厦，北边靠着市区，向南则是一望无际的美丽旷野。院内有个四英亩大小的花园，按照德韦尔登先生的爱好作了布置。从花园向前，一片景色富丽的草地和葡萄园陂陀而下，直到莱芒湖，隔湖的远处高耸在眼前的，是萨瓦省巍峨的群山。我的读书与交友的结合，最初是在伦敦；但这样恰当地将我的书斋设在兼具城乡优点的地方，最后只有洛桑可以办到。


    我拥有了由此三个方面的结合而产生的一切有利条件，自然就不会随着季节的更易而变换我的住所了。


    我的朋友们原来好意地替我担心，我已经那么长时间地与世上第一流城市的第一流人物交往，该是难以在阿尔卑斯山麓一个瑞士小市镇里安住下去的。这类高层交游，可能吸引好奇心重的人，并且满足虚荣心强的人；可是我太谦抑了，或者说太骄傲了，不会用交游对象的身价来自定我的价值；而且，不管学问与才能的声望如何，经验曾经告诉我，假如把温雅态度和通达见识的合格条件订得低些，结果对生活上的相互交往可以有较多的好处。许多人将朋友交谈视为看戏或者上课；可是在我，当我整个早晨用功于书斋之后，就只想放松脑筋，而不愿再去运用它了。在下午茶点与晚餐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我决不轻视像斗一场纸牌那样单纯的娱乐。洛桑住有许多上流社会人家，他们那种便于结交朋友的懒散生活，很少受到贪欲钻谋或野心追逐的扰乱。这里的妇女，虽然只受过一点家庭教育，却多数赋有胜过其丈夫和兄弟的欣赏能力和知识。但是无论男女，他们端正的自由风度，同样都不会走到过分单纯和过分细致的极端。


    我还要再说一点与其称为好处毋宁视作不幸的地方，就是沃州乡野的位置和美景，英国人长期保持着的习惯，蒂索博士在医疗上的盛名，以及观赏阿尔卑斯山和冰川景色的时风，使我们从四面八方直接迎受外国旅客的侵入。内克先生和夫人、普鲁士的亨利亲王以及福克斯先生的来访，可以作为几起令人高兴的例外。不过，总的说来，当我们被抛撇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圈子的时候，在我眼里，洛桑是个最惬意的处所。一七八四年夏季，我去洛桑附近的一所乡下房子里多次访见内克先生，他在那里撰写他那关于财政管理的文章。自从一七九〇年十月以后，我就一直往日内瓦附近科佩的城堡和男爵领地中他现在的住所去拜访他。对于这位政治家的功绩和手段，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不过一切公正无私的人，一定是同意尊敬他的正直精神和爱国思想的。


    一七八四年八月，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在前往巴黎途中，逗留洛桑三天。他的军人举动受到了内行人的称赞；他的品格却被一个恶人施用机巧和歹意作了糟蹋。(3)但我喜欢他的和易态度，乐于和他交谈。


    福克斯先生旅游到瑞士的时候（一七八八年九月），有两天时间跟我单独相见，随便谈话。他仿佛感觉到我的处境很快乐，甚至还发生妒忌；而我则羡慕一个优秀人物的能力，那是同儿童般的温柔与天真混合在他那有吸引力的性格中的。大概世间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彻底地摆脱了恶意、浮夸或虚伪的污染了吧。


    我从伦敦迁居到洛桑，影响所及，不可能不中断我的历史写作。离去时的匆忙，到达时的欢愉，应用工具在运送途中的耽搁，都拖延了我的工作进度；我损失了整整的一年，方才恢复逐日操作的常轨。有一批最属必需而又最不常见的书籍，是在事先就拣出来的。洛桑的学术图书馆，我可以像自己的书库一样加以利用，这里所藏的，至少有古代神父的著作和宗教会议的记录那样的图书。偶尔我还从伯尔尼和日内瓦的公共图书馆得到一些支援。我的罗马史的第四卷，不久以在卷末摘述了关于基督现身的争论而完稿。这场争论的记述，是那位博学的普里多博士(4)写就后不敢向世俗读者公开的。他的原意是想写一部东罗马教会灭亡的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必须将基督教徒们关于三位一体问题的全部争论公之于众，而且必须将每一个教派对这个问题所持理论的一切细节和微妙观念揭露出来。这位虔诚的历史家害怕因为暴露了那种不可解的神秘理论而引起非基督教徒的指摘和反对；他不敢“在已经了解此书性质的情况下，还贸然把这事对如此荒唐下流的时世宣扬出去”。


    在第五、第六两卷中，罗马帝国和整个世界的种种变革，进行得非常快速，五花八门，很有教育意义；而写述这个时代的希腊史家或罗马史家，则是须拿有关东西方野蛮民族互相反对的历史记</a>录来作核对的。


    我是经过了多次设计，多次试验，方才选用了目前仍在使用的这个按各民族分头写述、然后组合成篇的方法。看来像是忽略了年代顺序，但这个缺陷无疑地是由趣味浓厚和条理清楚两个突出优点作了补偿了。依我看来，第一卷的文笔有些生硬和雕琢；二、三两卷则成熟到平易、准确和具有节奏了；可是在后面三卷里，我也许因为用笔熟练而流于散漫，还有我那经常用一种语言讲话而用另一种语言写文章的习惯，可能给词句里掺入法文句法和用语。


    我从来都是天色入晚便停止写作，通常到第二天天明再动手，这对保护目力有好处。我完成了一项长期的、但是不太吃力的工作，身心两方面都没有感到疲惫。不过，我计算一下剩下的时间和任务，很显然，按照出版行业忙闲季节来说，拖延一</a>个月说不定会产生耽搁一年的后果。于是我奋力争取目标，在写完此书的最后一个冬天里，我是从洛桑的社交性娱乐中挪用了许多夜晚的。现在我可以想望有个间歇时间，有一次休息，以便将全书认真地校订一遍了。


    我曾经凭推想认定了孕育此书的时刻；现在我要纪念完成全稿的钟点了。这是一七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或者该说是那天夜晚，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我在花园中一座凉亭里，写完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放下手中的笔，我在一条两边满植刺槐的林荫小路上来回走了几趟，从那小路上可以望见田野、湖水和群山。空气很温和，天色是澄彻的，一轮银月投影在水中，整个宇宙悄然无声。我不想掩盖当初因为恢复自由行动，以及因为也许著作成名而发生的欢悦情绪。可是我的自豪感不久就暗淡下来了，另有一种严肃的忧郁感布满在我心头，因为我想到，我同一个事事听我作主的老伙伴永远分手了，又想到我的这部历史著作日后不管能存在多久，此书作者的生命必然是很短促而且休咎难卜的。另有两点须要说明一下，这在撰写全部六卷，或者至少五卷书稿时是很少想到的：（1）我拿草稿径送印刷所，没有誊清一遍。（2）没有一张稿纸曾请别人过目，只有作者和印刷者见到它；所以无论是成绩或是错误，一概都应归属于我本人。


    我不能不记起一件格外不寻常的事：一位用法文写了许多小说、极有创造能力的作家布雷托姆自己承认，他在一家印刷厂当过校对员这种低等职工，也许现在仍在当；但这职务使他能将整本书稿通过他的头脑到达印刷机，而在他的工作与公众见面时，却不曾有人为他记上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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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普罗科匹厄斯和阿加底亚斯：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前者著有记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查士丁尼战史》，后者著有当代史。


    (2)罗金厄姆侯爵于1765年和1782年两次任首相，时间都不长。谢尔本伯爵1782年在罗金厄姆之前任首相。诺思勋爵1770年任首相。福克斯曾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并于1783年与诺思共任国务大臣。


    (3)指米拉博《柏林宫廷秘记》所记。——原注


    (4)普里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东方学家。上文曾提及他的编年史，此外他还著有《穆罕默德传》、《新、旧约的历史关系》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