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出生和童年

    我于一七三七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出生在萨里郡的普特尼镇，是绅士爱德华·吉本和朱迪思·波汀结婚(1)后的第一个孩子。我没有落到奴隶、野蛮人或者农夫的命运；大自然的恩惠使我诞生于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度，科学与哲学的时代，具有荣誉地位、体面地享有许多财富的家庭，我在回想时不能不感到快乐。从我出世的日子起，我一直享受着家庭长子的权利；在我后面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可是他们全都在孩提时期夭折了。我的五个弟弟，现在可以从普特尼教区的登记簿上找到他们的名字，对他们我不想作出哀思的言语了；但从我的童年时代直到此刻，我始终真挚地深切悼念我的妹妹，她的生存时间稍长，我记得我看到她是个很可爱的娃娃。


    一七四一年的大选中，我父亲和德尔梅先生在南安普顿同后来当了大法官和诺辛顿伯爵的达默先生和亨利先生进行了一场花钱很多、终获胜利的竞赛。辉格党的候选人拥有常住人口投票人的多数，但镇上的自治机关坚决维护托利党：突然之间冒出了一百七十名享有选举权的人，改变了选票的比数；还有从英国各地涌来支持同党朋友的许多志愿人员，随时可给他们提供财物。反对派以强烈的宣传和奇特的联合而加强了力量，新的议会就在反对派的胜利声中宣告开幕。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从最初的议会分裂中，就看到他在下院不能再掌握到多数了，于是审慎地（在治国二十一年之后）辞去了国家领导职务（1742年）。可是，在一位不得人心的首相倒台之后，接着出现的，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期望的那样一个幸福、善良的太平盛世：有几个大臣失去了官位，有几个爱国派人士失去了人格，奥尔福德勋爵的犯法行为随着他的去职不了了之；经过短时期的动荡之后，佩勒姆政府在辉格党贵族统治的旧有基础上站定脚跟了。到了一七四五年，一场叛乱打击了王室和政府，但这叛乱并没有在民族精神上反映出多少荣誉：因为王位觊觎者在英国的朋友们缺乏勇气站到他的旗帜下去，而他的敌人（大部分人民）却竟允许他进入王国的心脏地区。我父亲不敢帮助叛乱分子，也许是不愿帮助，只是毫不游移地坚持托利党的反对立场。在形势最紧急的时期，他为替党效力，接受了伦敦市高级市政官的职位。但这种职务非常不合他的爱好和习惯，因此当了几个月之后，就将这个官位辞掉了。他所参加的下一届议会，任期未满就被解散（1747年）。由于他不能或者不愿再一次坚持南安普顿的竞选，他的议员生涯就在那一次议会解散时结束了。


    才出世的孩子死在他父母过世之前，似乎不合自然法则，但这完全是可能的事：因为不管生了多少孩子，都有较大的一部分，在长到九岁以前，在他们还没有长成心理上或身体上各种能力的时候，就早早夭折了。我不想斥责大自然的浪费过多或工艺拙劣，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种不利机运对我幼年时期的生存格外不利。我的体格非常孱弱，我的生命很难保持，因此我父亲按照他的谋虑，在我的几个弟弟受洗时，连续地重复使用我的“爱德华”教名，意思是，万一他的长子夭殇了，这个源于祖父的名字仍可以在家族中一直叫下去。


    为要保持和扶养这样脆弱的一个生命，用尽一切辛勤照顾都还是不够的；而我母亲对我，多少还因为她不断怀孕，因为她专心致志地用情于丈夫，还因为我父亲按照他的兴趣用权威逼迫她参与世事，所以不免有些分散了她的关心。不过我的姨妈凯瑟琳·波汀夫人填补了这个为母的职责。提到这位姨妈的名字，我就觉得有一滴感激之泪流下我的面颊。


    独身生活使姨妈将未被占用的爱情转用于她妹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柔弱激动了她的怜悯之心；辛勤照料和照料成功增强了她的顾惜之情。倘使有什么人对我能生存下来感到高兴，他一定要感激这位性情可爱、行为出色的女人，而我深信必定有那么几个人是感到高兴的。姨妈花去了许多忧虑和孤寂的时日，耐心地试用每一种使我得到宽解和悦乐的方法。又有许多夜晚，她通宵不眠，坐在我床边，胆战心惊地以为每一个小时都可能是我的最后时刻。关于我在儿童时代连续罹患的各种疾病，我自己的记忆已很不清楚；我也不愿意多谈这样讨厌的一个题目。略说几句就够了：尽管每一个医生，从斯隆和沃德到薛瓦利埃·泰勒，先后请来折磨我或者挽救我，可是他们往往只注意到我的身体而忽略了我的心理；同情的言语总是提到应当原谅老师的任性，或者原谅学生的懒惰。由于我时常从就学的学校被唤回病床，我的教育就是这样屡遭中断。


    当我能够使用语言、凭我幼稚的理智接受知识的时候，立即就有人教我学习读、写、算三艺。日子隔得太久了，这三艺是怎么学起来的，我自己也记不清了，要不是使用类推方法校正记忆错误，我简直以为这些能力是生来就有的。在我幼年时，人家称赞我心算算得快，一下子就可以把两个几位数的数码进行乘除。这种称赞鼓励了我的增长中的智慧；要是我坚持学习这一门学科，也许我可在数学研究上获得一点名望呢。


    在家里，或者在普特尼的一所走读学校受了这种早期教育之后，到我七岁时，我跟了约翰·柯克比先生受教，他在我家担任家庭教师一年半光景。他自己写的一段话，引起了我对他的同情和尊敬，现在转录在这里。“当我住在家乡坎伯兰郡的时候，我的身份是穷困的副牧师。夏天里，景物诱人，我常常独自个散步到离我所住市镇大约两英里的海滨。我在这里自作消遣，有时放眼观望四周悦人的景色，有时将眼光落到近旁的物件上，欣赏各色各样被海浪抛上滩涂的美丽贝壳，我每次总是捡起一些最可爱的，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当玩具。有一次，我坐在海滩的斜坡上，面对大海，头脑里想着带贝壳回家的事，这时海水已经上升到我脚边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这一家的困难处境，想到我为补苴困难所作一切努力均归徒劳，满腔凄惶涌上心头，使我深深陷入忧伤，还逼得我一阵阵淌下眼泪。”贫困终于迫令他离开乡间。他凭学问和道德而得到我父亲的延聘。本来他在普特尼至少可以暂时有个栖身之地，可是一个疏忽行动又将他驱逐到世界上去了。有一天，他在教区教堂念祈祷文，非常不幸地竟把乔治国王的名字忘掉了。他的主人是个忠诚的臣民，因此就将他解聘，解聘时表示了一点抱憾的意思，同时给了他一份优厚的报酬。这个可怜人如何结局，我一直无法探听明白。当时我年齿幼稚，他又匆匆离去，使我不能充分地得到他的教诲的好处；但他增大了我对算术的知识，又很明显地给我打下了英文和拉丁文的初步基础。


    * * *


    (1)我父母的婚姻是情意相投、互相尊敬的结合。外祖父詹姆斯·波汀先生是伦敦的一个商人，他们一家人住在普特尼的一座靠近泰晤士河桥和教堂墓地的屋子里，我在这里曾经度过童年时代的许多快乐日子。外祖父有一子三女。长女叫凯瑟琳，下文还将述及；幼女叫朱迪思，就是我的母亲。——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