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清王朝由盛转衰及内忧外患的时局

    第1节　清王朝的建立


    17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1]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令人叹为观止，平静而庄严。在中国，这种平静已经多时未见，所以17世纪到18世纪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物画像显得极度夸张。然而，外国人仍然一如</a>既往地认为，这种对中国虚幻的描述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同时，极少数外国人给予中国与众不同的关注。他们非常清楚，不满与反叛的种子已经撒满了中国的每个角落。整个欧洲似乎对太平军攻陷南京的情报感到意外，毕竟南京是清朝的第二大城市。在此之前，太平军每次起义无一例外以势如破竹之势向清帝国的都城北京进发。密切关注东方世界这段历史三十年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分享这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情报。我们都非常清楚清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并且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耶稣会会徽


    将时间追溯到1793年。当时，英国外交正使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及其率领的使团成员在觐见乾隆</a></a>皇帝时，已经明显察觉到清帝国衰落的迹象，并且自信地预测，乾隆皇帝驾崩之后，清帝国定会加速走向灭亡。在统治中国六十年之后，乾隆皇帝于1795年从至高无上的皇位上退下，由他的儿子继位。而后继之君并未能证明自己作为皇帝的价值。即使乾隆皇帝耗尽国库，用以开疆拓土，对长期威胁西藏统治的漠北蒙古发动了耗资巨大的战争，但在拥有无上权力和个人功绩的巅峰，乾隆皇帝依旧未能征服苗族——一个世居中国内陆、与广东省毗邻的高山民族。事实上，这个坚强的民族从未向中原汉人或清王朝臣服过。他们世代居住在绵延四百英里的高山地区。这些地区在清帝国的版图上形成一片政府管辖的真空</a>地带。这些高山居民也曾多次下迁至平原地区，试图推翻当地政府。于是清王朝出兵镇压，给整个地区及周边省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与破坏。高山苗族也从未屈从于清王朝的削发令。他们或自然蓄发，不修不剪；或仿照古人发式，对蓄发结辫置若罔闻。


    乔治·马戛尔尼伯爵


    乔治·马戛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


    眼下的清王朝没有什么可以向世人夸耀的，因为清朝开国才两百多年。前明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被强大的起义军围困京城，想到自己即将成为阶下囚，在赐死爱女之后，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系列的悲剧就发生在1644年。就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吴三桂</a>的前明将领，带领清朝军队进驻北京。而吴三桂的清朝主子在镇压了暴乱之后，以拯救者的身份于1644年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清王朝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当前在位的是第七位皇帝[2]。


    崇祯皇帝亲手杀死爱女


    清朝中期梳着发辫的中国人


    满人入主中原后，强迫汉人剃发蓄辫。而汉人已习惯于千百年来祖先留给自己的发式，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另外，清政府还命令汉人改换服装，违令者将被处死。据说有人宁死也不遵从这些规定，有一位汉人官吏在剃发时因悲愤而自尽。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曾说：“清王朝应该在他们足够强大时再颁布这些法令。这些新的律法，其中一些只会出现在暴政横行的国家，出现在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熟视无睹的社会。然而，这些服装发式的变化又使身处社会各个阶层的个体变得更加平等，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讲，这些变化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他们作为被征服者的特征。除了那些被彻底征服的人，很多人是不可能真正臣服于清政府的。而清政府也不会轻易承认他们仍未彻底征服汉人的精神，因为清政府没能拿出彻底击垮汉人精神的有效措施。如今，我们只能在中国戏剧中看到古代中国的服饰，这也是我们能见到这些古老服饰的唯一场景。”


    尽管存在着一些胆小怯懦的人，但绝不是人人都完全臣服于清政府。许多地方都涌现出对清政府的反抗斗争。在沿海的福建省也是抗争不断，并且这里的反抗斗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清王朝执政的前十八年，中国南方的很多地方仍然处于独立的状态。海上及沿岸还存在着对于清王朝而言很难对付的势力。郑芝龙，即“国姓爷”郑成功</a>的父亲，世代居住并统治着广阔、富庶、美丽的台湾岛，将其作为一块治外之地。荷兰人曾一度掌控台湾岛，最后被郑成功的海上勇士驱逐出岛。因为郑成功的这一名号，我们前往中国的航海先驱和冒险家都对他有所耳闻。这位生龙活虎的首领与退守海岸的南明王朝联手，经常利用自己的舰船在清王朝辽阔的海岸烧杀抢掠。长期以来，只要清政府的舰船出海，肯定会受到攻击、扣押、洗劫。依惯例，郑成功会将这些抓获的人——无论是满人还是归顺清政府的汉人——一律斩首。康熙</a>，清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对此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沿海六省的子民全部内迁三十华里，违令即杀。因此，被遗弃和毁坏的村庄城镇不计其数，饥民四处乞讨。以此为代价，清政府使郑成功在物质方面的能量和资源都受到了极大削弱。郑成功之孙未能承袭其祖武备，最终在清政府的诱降下将台湾拱手献于清皇，并接受了清政府赏赐的高官厚禄。上述事件发生在1683年，而仅在五年后，英格兰王国就爆发革命，驱逐了斯图亚特家族。


    郑成功


    荷兰殖民台湾的大本营——热兰遮城


    第2节　康熙盛世


    康熙皇帝被认为是最擅长治国理政的君主，其六十年的执政生涯跌宕起伏。在他的治理之下，清王朝最终实现了稳定统一，但也存在一些隐患——零星的反叛并不鲜见，不满与仇恨也相当普遍。当康熙皇帝的后继之君表现出怠政懒政和优柔寡断的时候，这些隐患就变得更加尖锐。康熙皇帝有很多积极良好的习惯，其中一项就是十分重视骑射。作为一支庞大军队的统帅，康熙皇帝通过多次跨越长城的狩猎活动，让军队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能征善战的本性。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警觉地意识到，暂时不能奢望从南方获取什么，而要时刻警惕南方随时发生的暴乱。1689年，康熙沿着京杭大运河抵达南京，再由南京前往富庶的江南名城——苏州。在苏州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康熙的轶事：富丽奢华的民居整齐地排列在铺着丝毯的街道两旁，康熙皇帝下马，随从跟着下马，为了不让粗糙的马掌踩坏丝毯，大家步行走进宅邸。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非常珍视耶稣会使团的来访，认为耶稣会使团带来的政治、外交及数学、科学方面的知识对自己的国家很有益处。康熙皇帝秉承着开明的精神与沙俄签订了边界及商贸条约。让·弗朗西斯·热尔比永[3]神父留下了一条关于条约的记录。这条记录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中找到，就在这部著作的第四卷。在杜赫德神父将让·弗朗西斯·热尔比永神父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记录引用到《中华帝国全志》十四年之后，康熙皇帝派出外交使团出使位于里海北岸的图尔古斯鞑靼可汗。乔治·斯汤顿将汉语原文翻译为英文，向我们展示了这次出使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派出最远的外交使团。我们对使团出使的细节及康熙皇帝对这次出使亲力亲为的指导充满好奇。


    康熙皇帝南巡


    乔治·斯汤顿


    康熙皇帝时期的来华传教士


    康熙皇帝对外宣示了平定西藏动乱的伟大意义，并在平定西藏动乱之后，出兵征服动荡不安的蒙古部落。一位法兰西传教士跟随出征的军队，用娴熟的绘画技术描述了这不朽的功勋和伟大的胜利。随后这些画作被传至巴黎，并被刻在了铜盘上。作为对此类事件最有发言权的专家，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认为，这些画作最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服饰和宫廷仪式，是迄今最全面的资料。


    雍正</a>皇帝


    雍正皇帝，作为康熙皇帝的后继之君，他的不凡之处更多地来自他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疯狂迫害，因为这些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或许已僭越了宗教的范畴。然而，这些传教士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益处，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第一门大炮是由传教士带来的。通过这些传教士，人类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的、涉及各个领域的进步成果都传入了中国，如制造、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其中很多知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由那些坚忍不拔、行事积极的传教士从欧洲引入中国的。


    第3节　后继之君


    1735年，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继位。对这位皇帝，前文已经提及。在乾隆皇帝退位之后，皇位由嘉庆皇帝继承。但嘉庆皇帝显然没有能力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嘉庆皇帝萎靡不振，毫无建树，性格柔弱，品行不端。嘉庆皇帝取消了先辈们每年都会举行的围猎活动，然而，正是这些先辈坚守的传统，让满族保持了独特的血性，也让清朝军队充满了勇气与耐力。嘉庆皇帝荒废朝政，压迫人民，横征暴敛。他羞辱、歧视汉人和一切被清朝征服的民族，无法有效地融合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情感。他对六部从未做出过有效调整，使原有的问题日益恶化。于是，全国各地暴乱频发，接连发生起义。一旦朝廷发现某地发生暴乱或起义，往往就会派兵进行残酷的镇压。我们对于清朝内陆省份的历史信息知之甚少，但这些匮乏的信息却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往往无法适应长期的社会平静，相反，却能够忍受持续的争斗与动荡。海盗在海上集结，对沿岸村镇进行烧杀掠夺，情形就如同郑成功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有一份关于这些海盗的准确记录，这份记录是由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的令人敬佩的海军军官理查德·格莱斯普尔所做。非常不幸的是，他曾经被这些海盗俘获并长期拘押。


    乾隆皇帝


    嘉庆皇帝


    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的继任者是道光皇帝。与他的父亲相比，道光皇帝在做人和治国方面都表现不错。道光皇帝对他的年号并没有过多的要求，“道光”一词译成英语就是“理性的光辉”。道光皇帝认为国家的贫困衰弱，是清政府对缅甸、交趾支那失败的、不明智的图谋造成的。而这些国家在有胆识的君主的领导下，对中国构成了威胁。这些肇始于前任之君嘉庆皇帝的麻烦，至今仍将持续。西北诸省几乎常年处于动乱状态。揭竿起义之人数以万计，整个陕西荒野千里，衰败不堪。这种情况还有向山西甚至向全国蔓延之势，进而动摇整个国家的根基。这些反抗者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清政府能够遵循祖法，在灾荒之年尽一切手段保境安民。然而，清政府除了关心百姓饥饱，还应关注百姓争取政治自由的呼声。这种呼声尽管之前闻所未闻，但在1810年以后，就变得尽人皆知了。不满现状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些政治团体或秘密团体。这些政治团体或秘密团体拥有一个笼统的名称——白莲教。清政府需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镇压这些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曾涌入皇宫试图杀害嘉庆皇帝，而嘉庆皇帝侥幸逃过一劫。清政府规定，只要参加被清政府禁止的组织，就会被判处极刑。以至于在清政府的鼓动和慷慨的回报的诱惑下，告密者和奸细越来越肆无忌惮，在短短几年之中，就有超过一万两千人因参加白莲教而丧命。


    道光皇帝继位，大赦天下。然而，道光皇帝的这一举动并没有给自己赢得多少民心，也丝毫没能阻止这些秘密团体和他们革命信条的传播和蔓延。嘉庆皇帝曾经熙熙攘攘的后宫，如今变得令人生厌。那是一处由工于心计的女人统治的地方，现已随着嘉庆皇帝的驾崩而被彻底清除。伶人小丑和后宫嫔妃都纷纷被遣散。道光皇帝决定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对此，他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然而，仅靠这种合乎道德的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拯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的。[4]道光皇帝对搜刮钱财表现出了一种病态的热情。道光皇帝囤积了大量用来流通的银锭。这一举动给清帝国的货币流通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了国力更进一步的衰退。道光皇帝的固执令人惊讶，他不会放过任何能搜刮的东西。道光皇帝对待自己的仆人极其吝啬，给予他们的俸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道光皇帝甚至向自己的大臣索要大量贡品。这些清朝大臣往往被道光皇帝搜刮得一干二净。如果大臣当中有人让道光皇帝感到不快，道光皇帝首先会查抄他的家产，而不是审问判刑。由于道光皇帝极其贪婪，王公大臣从不敢显露自己的财富，而是将金银细软深埋于地下，避人耳目。因此，越来越多本应进入流通领域的财富消失了，对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皇帝将官员罢免，官员又花钱将自己的官职买回，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贪财无度成了政权安稳最大的隐患，而这正是道光皇帝最大的热情所在。


    《喜溢秋庭图》中的道光皇帝


    第4节　独揽朝政


    继位初始，道光皇帝表现出对权力的强烈欲望，不许他人染指。对国家政务，道光皇帝事必亲为。而在过去，这些事都交由宫中太监或宠臣处理。道光皇帝曾下令，如遇军机大事需要决断，即便他已经安寝，也要将他唤醒。这个制度似乎执行了一段时间，也极大地为道光皇帝博取了勤于政务的美名。然而，道光皇帝想要摆脱朝臣、独揽大权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毕竟他无法独掌乾坤，虽然名义上一直如此。道光皇帝最终由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裁者，沦为一个依赖他人意见才能做出决断同时又不可或缺的角色。[5]在最滥权的那段时间，道光皇帝任由善于奉承的朝臣指挥驱使。道光皇帝一直认为自己极其专制，而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


    在中国，当皇帝或许是一个普通人追求的最远大的目标。只有君主才有的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及附着在这地位之上人们对皇权的迷信，使皇位能够让人心生妒恨从而产生觊觎的想法。就像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即便已经取得了极高的荣耀，但他们依然觊觎皇位。因此，没有必要把伟大的皇帝说成是万王之王、代天地巡守四方的人、亿万苍生的代表，也没有必要为皇帝的地位编出一个崇高的说法。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便是清朝的皇帝掌管着三亿六千五百万的臣民。这一实实在在的数字足以托起清朝皇帝的独裁统治，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而作为狩猎民族后裔的皇帝，以个人的意志极大地影响着亿万子民，让桀骜不驯的蒙古部落彻底臣服，让自己的皇权遍布在雪域西藏，让自己成为漠西蒙古永远的主人。在青海湖畔，清政府也成立了统治机构，管理新疆塔里木盆地那些野蛮、骁勇的百姓。那里的百姓的确应该向这位伟大的君主致敬。即便是一个一向冥顽不灵的人，在深思清朝皇帝不乏完美典范的治国策略时，都应该感受到其中的精彩。皇帝的话语就是金科玉律，皇帝举手投足间就是行为规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人的身家性命都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皇帝无须对朝廷负责，也不受朝廷或者王公大臣的监督，皇帝是天下唯一的主人，是所有臣民的君父，可以为所欲为。在所有统治权力之中，任何形式都无法和中国皇帝比拟。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对中国皇帝做出评价，因为可能在理论上，皇帝需要假装对上天和列祖列宗负责，但这些都仅仅是毫无影响的象征力量，偶尔才能在精神上对皇帝有一点道德层面的约束。


    清朝中期的蒙古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皇帝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人可以对皇帝下令，所以皇帝自己必须严格恪守祖制。皇帝作为一位立法者，又不得不遵照已经约定俗成的各种烦琐细碎的礼仪。数不清的规范仪式致使中国皇帝成了一部机器。皇帝可能会打破这些规矩，蔑视这些规矩，就像它们理应被打破、蔑视一般。但这样做的话，皇帝将无法长久地高高在上，并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皇帝或许是一位暴君，将庙堂变为废墟，将社稷变为荒原。为了让皇帝时刻对祖宗付出的牺牲保持警醒，皇帝要在每年春耕之时手握铧犁，以告祭太庙。每次国遭大难，皇帝需身披麻衣跪于太庙，将天下之过揽于一人，让人认为他是一位明君。然而，如果皇帝忽视礼部的礼制，疏远经常参加祭拜仪式的官员及百姓，举止、穿着都不符合祖宗的惯例，那就会出现强烈的呼声来反对这位无所成就的统治者。确信无疑的是，这种呼声必将撼动皇帝的统治。


    虽然中国皇帝将个人的意志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律，但至少皇帝应该不时地对他的大臣表示一点面子上的尊重。整个国家对于这位皇帝而言空泛而毫无意义。这位贵为天子的皇帝一定会通过聆听子民的夙愿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拥戴。每个人都应该有向皇帝表达诉求的渠道，即便是一位最穷困的寡妇，也可以通过告御状的方式向皇帝倾诉。最近这些年，我们可能会说，在庙堂之上谈论百姓的夙愿成了风尚。百姓的夙愿首先应当予以关注。把百姓的夙愿作为一切措施的指导和方向，尽管这些豪言壮语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但仅仅将这些原则表达出来，就能在这个国家赢得民心。


    清代皇帝前往太庙祭祖的场景


    这些风靡全国的极具煽动性的思想潮流，无不是旨在加速灭亡地方政权，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得尽量表现出对这些思潮的容忍，得以一种方式使自己适应极端的专制与百姓所要求的民主之间的调和。中国的君主往往还扮演着所有臣民的君父的角色，他得表现得慈爱、和善，并保留完全中原化的习俗和情感。皇帝还得时时证明自己作为满族首领的价值。皇帝的这些族人仰望着他，希望皇帝能赐予他们更多的财富。对于蒙古臣民，皇帝得表现得像一位伟大的可汗。皇帝在大草原上不可计数的牲畜、强大的影响力和无所不在的权力必定让所有的对手敬畏。面对藏人和其他众多的游牧民族，皇帝则表现得像一位信徒。皇帝将达赖喇嘛尊为天神的化身，供养所有归顺于皇帝的喇嘛。


    17世纪的藏人


    于是，皇帝承担着将天下系于一身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对这些民族给予足够的关注。而对任何一方的忽视都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由于皇帝承受着重责大任，治世能臣的辅佐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皇帝受到臣下的操控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臣民仍称其为君父，国家仍然是在皇帝的治下；尽管臣民自小接受启蒙，希望能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辅佐君王，然而，作为皇帝臣仆的思想却牢牢地束缚着他们。清帝国君臣的重大行为决断往往根据天相来决定——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天文学。


    我们已经列举了很多对皇帝治权不利的限制因素，因为为了能够公正地评判清朝君臣的举措，就很有必要把上述因素考虑在内。因此，我们可能经常要了解一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否则这些事件理解起来就不太容易。“普通的农民比王子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加为所欲为。”这些文字都引自一位对中国、中国政府、中国人无所不知的作家之手，就是那位勤勉、有魄力的传教士——郭士立[6]。


    郭士立


    第5节　秘密团体


    在嘉庆皇帝的统治即将结束前，清政府已经明白，镇压秘密团体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只会激化矛盾，并且会有更多的人固执地加入这些组织来主张他们的政治思想。然而，道光皇帝还是留下了一些不问世事的思辨派。他们都是些形而上学者，而非革命家；但同时对那些以驱逐满族人、推翻清政府为直接目标的政治人物却予以法律制裁。郭士立相信此类团体组织的确存在。他们向来胆大包天，目无法纪，在被清政府取缔以后，他们往往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国家的平静，也因此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7]


    一位近代知名的美国作家也非常肯定地写道：“这些团体和秘密组织起源悠久，分布极广，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就能发现它们的踪影。它们必将推翻清政府，最终将彻底击败并驱除满族人。”[8]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可以证实这些组织是由来已久、遍布世界的。“这些秘密组织在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不可胜数，甚至凡有中国移民的国家，就有数量庞大的秘密组织。在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都已发现清帝国秘密组织的分支——共济会，它以推翻清政府为矢志不渝的目标。”


    1845年，我们曾与一位汕头的商人共同生活了几日。这位商人暗中向中国运送武器，他带我们来到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位于城中最脏乱不堪、治安混乱的区域。商人带我们登上二楼类似于阁楼的地方，想知道我们对他的武器做何评价。这些武器都是美国人卖给他们的，不过是些插在钢鞘之中的尺寸很大的剑。剑身的锻造非常笨拙，当然价格也十分低廉，每件十法郎，包含运到中国的运费。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抽出了其中一把剑，并发出了惊呼，学着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英雄人物摆出了动作。我们问这位商人购买这些武器是不是为了对付清帝国的虎狼之师，这位商人颇有深意地笑了笑，用极具表现力的姿势，向我们表明了这些武器的确是用来反抗清朝军队的。也许此刻，这些巨大的武器已经在起义军手中了。在符合英国制度的情况下，许多团体相继在香港组建，秘密地展开工作，从未终止，不时地给当地政府制造一些麻烦与不安。这些团体中，有许多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爱国，而是趁火打劫。这些人明摆着就是飞贼和海盗，每个组织都有某种独特的标志以便相互确认，互相之间用常人无法理解的暗语交流。他们与其他组织之间也保持着信息情报的联系交流。因此，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一些趁火打劫的行为也显得比较成气候。这也让政府很难防范。这些团体抢劫的规模越来越大，因为海盗舰船的数量令人生畏，行动时已经具备了常规战争的样子。在耆英主政期间，清王朝对海盗联盟的实力做了大致的统计——大战船八百余艘，小战船几千艘，水手七万到八万人。


    共济会会标


    第6节　女海盗


    由于清帝国政局动荡，致使匪患猖獗。海盗也重新开始了对沿岸地区的掠夺。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海盗——郑一，声望极高，令人胆寒，可以追比清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时的郑成功。这位令人生畏的首领对所有出入中国海的商船征收钱财，劫掠沿岸村庄，毫不犹豫地与清政府的舰船开战。我们十分怀疑郑一受到了厦门和广东等地商人的暗中支持，因为这些商人对清政府的不满由来已久。1806年至1811年，海盗劫掠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果没有英国军官和其他欧洲人的证实，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渔民和贫民数以千计地加入海盗的队伍，人员的壮大助长了海盗的胆量。海盗不但抢掠沿岸村庄，封锁主要河流，还侵扰清帝国的内陆，突袭并劫掠城镇，抢走为数不少的大战船。海盗的掠夺十分残忍，令人痛恨。


    虽然郑一意外溺亡，但他的死并未终止他的团伙继续实施非法暴行。郑一的遗孀被拥戴为女头目，带领海盗实现更大的目标。郑一嫂带领海盗继续劫掠，并且实实在在地与清政府军队展开战斗。郑一嫂这种刚勇的品质正好和她的领袖才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位女首领为她的手下制定了日常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规范确保他们能够平等相待，令行禁止。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海盗实际控制着广阔的中国海。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她的首肯，任何商船在海上航行都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当然商船可以交付一定数额的“保护费”，以此确保一路上不会再被任何海盗骚扰。


    抢劫中的郑一嫂


    最终，海盗头目之间出现了纷争。这位女海盗首领发觉很难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接受了广东巡抚的招安。广东巡抚因此被赐双眼花翎，这是赏赐给为国做出杰出贡献的步兵或海军将领的殊荣。这位女首领终于退出了由她亲手缔造的盛极一时的江湖，过起了隐退的生活。而剩下的海盗因为群龙无首，只得向清政府投降，被清政府收编。[9]


    第7节　穆斯林叛乱


    道光皇帝最初几年的统治受到了高山苗族和北方几省叛乱的干扰。另外北方饥荒连年，叛乱此起彼伏，很难镇压。几乎没有一个起义军首领最终是被清政府的武力征服的，而都是被其收买后归顺。出关狩猎的活动几近荒废。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最钟爱的热河行宫几乎被废弃。比起这些稍远的地方，道光皇帝只喜欢在京城周边打发时日。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位于皇宫里的景山上度过的。这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湖水环绕，怪石林立，均出自善于仿照自然风光的汉人工匠。[10]


    在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和抑制商业政策的影响下，乌兹别克人发动了叛乱。叛乱一开始就被极端分子转换为一场反对无神论和偶像崇拜的宗教圣战。乌兹别克的穆斯林发现了一位能力出众的领袖张格尔。张格尔是王族后裔，受清政府迫害而离开家园。他游历极广，曾长期在布哈拉居住，学到了大量对乌兹别克人来讲很稀奇的知识。1826年，他召集了大量绝望的土库曼人和来自其他国家不乏胆识的冒险者。人员成分虽杂，但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无论他们去哪儿，都有毛拉[11]穆安津提醒他们祷告开始，并宣读经文内容：“安拉[12]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在浩罕[13]的统治者加入反叛的队伍之后，张格尔率领队伍继续前进，来到了叙利亚河谷。在那里，张格尔宣称自己是安拉忠实的拥护者和传道者。对于那些偶像崇拜者和不信奉安拉的人，张格尔会将其处死。张格尔向虔诚的信徒许诺，说自己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组建一个独立、免受压迫、自由贸易及慈父般仁义的政府。尽管张格尔的第一次武力尝试未能取得成功，但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狂热的伊斯兰教团体和部落加入进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插到北京城的城楼上，一手执剑，一手捧经，涤荡整个中国。张格尔攻打并占领喀什，大肆屠杀汉族和满族人。浩罕城主很快就献城投降，并且协助张格尔攻陷了另外两座重要的城池，那里的满汉居民也遭到了和喀什居民同样的屠杀。然而，浩罕城主是一个没有信誉的盟友，他只是个利欲熏心的人，可以为一己之私抛弃自己的朋友和盟友。


    19世纪的乌兹别克人


    19世纪的土库曼人


    道光皇帝在组建军队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能力。道光皇帝夜以继日地筹措给养和充足的军费来维持军队的运转，坚持认为所有的大小商铺、地方官吏、殷实士绅都应该向江山社稷奉献自己的爱国热情。道光皇帝在位期间，频繁利用这种手段搜刮钱财。广东洪姓的商人，靠着与欧洲和美洲商人做垄断生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这种国策下，他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据计算，清朝军队平均每日的开销需要两万三千法郎。这就意味着，道光皇帝需要征集整个国家的财政资源来满足这个紧迫的需求，而长此以往，定会拖垮整个国家。


    清政府最终还是完成了军队的组建，并将其开往前线——尽管这支军队中的成员服色各异、民族成分复杂，且掺杂了大量地痞无赖。但这支军队在穿越沙漠去往哈密的路上损失惨重，大量的士兵和牲畜死于物资不济。官员也难担大任。张格尔以逸待劳，在通往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各个隘口坐等这支几近崩溃、饿死近半的清朝军队。张格尔的军队本来可以获得全胜，但因延误而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清廷的军队在尚未被张格尔的军队征服的城市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双方的较量这才真正开始。土伦河横穿这座城市，两岸六万将士严阵以待，决一死战，这场大战的结果是道光皇帝占了上风。看起来似乎乌兹别克人并没有孤注一掷，张格尔军队的战斗力因分裂而大大削弱。甚至在急需援助的时候，张格尔军队各个部落之间的内乱仍在爆发。内乱的双方分别是自称黑帽派的一方和以白帽为特征的白帽派，他们是这一区域截然不同的两种穆斯林派别。黑帽派对张格尔充满仇恨——因为张格尔属于白帽派——对张格尔的失利表现出幸灾乐祸。


    另外，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战斗。对此，我们只有中国作家对这些战斗的记述。这些作家从来不会落下任何关于胜利的报道。张格尔一方长期处于绝境之中。同时，清廷大量增兵，军需粮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超过一万峰骆驼被征用以向前方运送军需给养。道光皇帝已经心力交瘁，因为这样的战争只有消耗，带不来任何益处。于是，道光皇帝下旨，悬赏重金捉拿起义军首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从那时起，张格尔的起义军上演了一系列的背叛。这些背叛使张格尔失去了许多坚定的盟友。他先前夺取的四座城池相继陷落，他再次沦为一名逃亡者。道光皇帝得知收复喀什时喜极而泣。先前清朝军队贿赂起义军，希望起义军能网开一面，而起义军无动于衷。如今清朝军队要以自己的冷酷来结束一切。于是，清朝军队开始了毫无怜悯的屠杀，妇孺也在所难免。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有位将领，因为他的一位亲戚在战斗中阵亡了，所以他杀掉了四个俘虏来作为祭奠。这是一场灭绝性的杀戮。尽管如此，黑帽派还是全力以赴地坚持这场战争。在后来的一些战役中，乌兹别克人还是时运不济。但如果乌兹别克人能有一块固定的地盘作为根据地，哪怕是有一座武器库任其使用，或许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事实是乌兹别克人孤立无援，甚至连他们内部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似乎张格尔在进行一场持久战，使清廷的军队疲惫不堪。但张格尔的结局却有所不同。根据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所说，张格尔完全将自己的安危委于他人，最终被残忍地杀害了。根据郭士立博士所说，一个穆斯林抓住了张格尔并将他交与清廷。然后，张格尔被押解到北京，并最终在道光皇帝的目睹中，被凌迟处死。毫无疑问，张格尔是受到叛徒出卖而最终被处死的。这场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汉人出谋划策参与反叛，甚至朝廷官员也加入叛乱之中。整个新疆地区因这场叛乱而几乎变成荒漠，目光所及，一片痛苦悲凉。清廷花费了几百万两白银平定叛乱，却未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就是那位几次叛主的浩罕城主。在受到朋友和敌人的两次掠夺之后，浩罕城主与清廷达成协议，得到了一笔巨款作为补偿，并且获得了裁决与乌兹别克人之间一切分歧的权力。浩罕城主牵头解决一切宗教问题，另外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由他向过往商队征收过境税。


    张格尔之乱，收复和阗


    张格尔之乱，收复喀什


    生擒张格尔


    平定张格尔之乱后赏赐有功将士


    直至1850年2月26日，道光皇帝的统治才宣告结束。事实上，在道光皇帝统治期间，灾祸连年不断，各地民众反叛起义的次数甚至超出清朝统治中国以来的总和。这些叛乱起义中，有些是因为民不聊生，有些是因为当局腐败，有些是因为参与秘密社团暴露，尽管很少有官员渗入这些神秘的地下组织。在1823年起事的张格尔似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秘密组织的起义军首领。他的立场主张均出自《古兰经》，他依据圣训、禁令和先贤榜样指引着自己的追随者。在诸多方面，张格尔与最早期的宗教领袖非常相似，他们发动战争，更多的是为了教义的传播，而并不是为了威名或领地。张格尔的血腥征战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幻想着中原王朝是从未经受战争摧残的人间乐</a>土。


    第8节　人祸天灾


    为了充盈国库，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制度。对职位、官爵明码标价，公开叫卖。这种有违道德良知、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虽不是首创之举，但更甚前朝，因为它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制。这种体制让职位、官阶、爵位都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并且这种体制还使官员唯一的目标就是使尽浑身解数尽可能多地捞钱，来弥补自己当初买官时花出去的钱财。于是，搜刮钱财成为做官的唯一目标，做官为民的成就感荡然无存。寒窗苦读的学子，虽然文章学识已造诣颇深，但如果没有金钱作为后盾，也难有出头之日。由此，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可谓江河日下。大批的新人进入官场，贪腐之风盛行，并呈现出向全国蔓延之势。往往只有那些贪婪无度、善于搜刮、趋炎附势、阳奉阴违之辈才能平步青云。


    清代中期的官员


    对乌兹别克人战争的胜利激发了资质平庸、因循守旧的道光皇帝无限的诗情。他作了大量的诗歌来赞颂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而伟大的胜利。这些作品都被大量刊印，精美装帧，作为他的得意之作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河南地震，长江决堤，洪水滔天，泽国千里，彻底打破了道光皇帝的自我陶醉。数以千计的百姓被掩埋在了坍塌的房屋之中，还有的灾民连同泥土被卷入深渊。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道光皇帝感觉他似乎能听到灾民垂死的哀号之声，每每想到灾民被活活掩埋于废墟之下，他总是战栗不止。道光皇帝把自己关在宫殿内三天三夜，谁也不见，任意发泄内心的悲伤。洪水导致成千上万的百姓和难以计数的牲畜被淹死，农田被淹毁，紧随其后又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道光皇帝竭尽全力维护着他一国之君的形象，他分拨钱粮赈灾，修筑河堤，以消除灾难带来的创伤。然而，因为路途遥远，往往还没等调运的赈灾粮米运至灾区，数以万计的灾民便已饿死。地震、洪水、饥荒等灾难，还没有在哪个国家像在中国，这个被称作天朝、中华的地方一样频繁地轮番出现。整个省的人口因饥荒、疾病而大幅减少的事例已屡见不鲜。粮食的生产不足以供应百姓所需，这几乎是年年都令人忧心的事情。


    清代中期身着雨具的人


    第9节　南方动荡


    当国家内部的平静被高山民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苗族打破之后，西部的平静局面就很难维持了。高山苗族这次叛乱的原因似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大山涌向平原，在其首领的指挥下，不但高举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黄龙旗，而且腰缠黄带，这明显是在觊觎帝王之尊。苗族的每个部落之中都有一个独立的长老。这些长老又聚集在一个有胆识的首领麾下，由首领号令下山征战。苗族部落在平原地区屡破清军，并占据了四座城池，驱逐城中兵士及官员，但未伤及城中百姓，并通过布告向公众宣布他们并不以百姓为敌。1832年春，他们在广东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站住了脚，筑造了为数不少的以高墙包围的城池，善待那些勤劳忠恳的百姓。这一时期，大量以解放汉人、驱除异族为目标的三合会[14]成员加入苗族部落的队伍，为起义军的下一步行动出谋划策。对此，应该是有据可查。广东巡抚接到旨意去剿灭叛乱，于是他开始集结部队。本以为能够镇压叛乱，然而起义军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他的军队被打得四散而逃，损失惨重。因战场失利，他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根据军纪国法，军队的将帅应严格遵照朝廷的命令行事。与广东巡抚形成对比的是，湖南巡抚与起义军交战，接连取得胜利，并从起义军手中夺回几座城池，因此，朝廷授予湖南巡抚顶戴花翎，这在整个清朝军队中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褒奖。然而，叛乱并没有因朝廷的镇压而销声匿迹，苗族部落继续战斗了六年多的时间，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直到1838年，朝廷派两位钦差大臣前来用怀柔政策招抚[15]，诱使苗族部落不声不息地退回了自己的世居之地。然后，清廷公开宣称政府已迫使起义军投降，并且已彻底归顺朝廷，苗族部落将同以往一样独立地生活在自己世居的地方。很明显，苗族部落是做出了某种让步而非真正被征服。如果苗族部落真是被收买而归顺的话，那在很早之前就会做出这种对他们有利的选择了。


    1832年，台湾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岛上几乎所有的士兵和官员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因为岛上的起义军起誓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清政府。于是，京城派来一名威望极高的将军。这位将军并未用武力征讨，而是与起义军和平谈判。在政府花费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之后，台湾岛内又归于平静。


    1838年，几乎就在苗族部落刚刚退回到他们世代居住的蛮荒之地之时，清帝国又爆发了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这场战争使清帝国又一次陷入了混乱。迄今为止，中国人只是和番邦蛮族进行过战争，并且中国人自觉对这些蛮夷的战法了如指掌。另外，中国人向来带着一定程度的蔑视来对待英国人，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不过是一些商人而已。中国人本可以躲过这场战争，但他们却自找苦吃。中国人挑起了一场战争，一场对他们来讲完全陌生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对中国人来讲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对远离战场的皇帝来说。在皇帝的印象中，英国只是一个依靠与他的子民进行贸易来维持生存的国家。然而，战争的结局一定会让清朝皇帝吃惊。


    第10节　鸦片贸易


    描述这场战争的细节对我们当下的目标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场战争显然加速了中国革命爆发的进程。对于所有英国读者来讲，这场战争的一些主要事件依然清晰如昨。我们在欧洲大陆的邻居把这场战争称为不光彩的、非正义的鸦片战争。在我们看来，这场战争远不是这个样子，这绝对是一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虽然是法兰西人，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公允的看法，对整个事件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把问题归咎于清朝钦差林则徐</a>，林则徐查抄我们的鸦片，由此引起了英国商人极大的恐慌。而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描述，林则徐大约五十岁，身着朝服，头戴双眼花翎。林则徐在中国海关尽忠职守，极大程度地控制了鸦片走私活动。两位先生还说：“在法兰西，有这样一些不公正但已成既定事实的说法。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中，压力一直在英国一方，因为《南京条约》完全是按照英国的意思签订的。英国人在清帝国的海岸大肆走私鸦片，就如今天其他外国人在法兰西海岸和边境走私鸦片一样。但据我们所知，我们未形成这样一条规则，即政府会因他们的船上携带违禁物品停泊在勒阿弗尔港或马赛港而逮捕这些外国商人，并处以极刑。”[16]


    出产鸦片的罂粟植株


    位于印度的鸦片仓库


    伶仃洋面上的鸦片走私船


    林则徐虎门销烟


    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之下，我们从事着广泛的鸦片贸易，进行得谨慎适度。这种使中国各阶层都欲罢不能的麻醉品恶名远扬。鸦片贸易量保持着逐年增长的势头[17]，并且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帝国从英国进口的其他商品贸易量的总和。上到皇亲国戚、高官大臣，下到平头百姓、贩夫走卒，都尽己所能手握一杆烟枪。在广东，所有的码头城市，到处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场所。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后宫嫔妃、宦官也吸食鸦片。如果不是皇帝自己早就预见这种行为的危害而禁烟的话，他也会成为一名“瘾君子”。道光皇帝颁布了严苛的禁烟法令，但都以失败告终。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皇帝自己制定的法令、律例、制度都成为一纸空文。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样，鸦片经由美国轮船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当然，如果英国能够并愿意放弃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话，美国肯定会垄断中国市场。


    清代鸦片吸食者


    清代烟馆


    在清廷还没有囚禁英国的鸦片走私者、查没英国的鸦片之前，中英双方就对很多问题有争议。在清帝国管控暴力事件的新章程还未发布、性格耿直的钦差林则徐还未到任的时候，如果按照公平贸易，英国有太多的无奈与怨气需要发泄。英国士兵和东印度公司的舰船不止一次地认为，很有必要用武力来试探一下清政府的虚实。1834年，清政府停止了和英国的一切贸易，这让英国的主要负责人弗朗西斯·纳皮尔焦虑万分。这场口水仗直到1839年战争爆发才宣告结束。最近有位事发当时正好在广东的美国作家，开诚布公地说：“确实有太多的不公，我们都有抱怨的正当理由。清廷政策的包容性越来越差，每年对外国人的政策都要一紧再紧，这对外国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毫无疑问，中国人都急切地想回到过去的老日子，断绝与外国的贸易，继续闭关锁国。中国人能成功实现自己的预期吗？如果中国人取得了成功，我觉得除在澳门会有少数像乞丐一样的葡萄牙人之外，再不会有任何欧洲人的存在。”[18]


    有几个英国人，其中包括并未参与鸦片生意的人，被绑架到了岸上，受到不公待遇。英国的一艘战船被烧毁，一艘商船倾覆，船上的船员，包括印度水手及在英国供职的印度人都被处死。清廷试图在外国工厂前处决一名鸦片走私者。就在欧洲人出手阻止的时候，可怕的暴乱随之发生。在这场暴乱之中，由于欧洲人彻头彻尾的怯懦，工厂内的一切几乎被毁坏殆尽。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来自英国的所有鸦片，这些鸦片的价值接近一千两百万西班牙元。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鸦片都被销毁了，大部分鸦片反而被朝廷大员、官府小吏、大小衙役所侵吞，除留作自用外，还将剩余的转卖给他人。这次在东方海岸上发生的鸦片查没事件，顷刻间就使国外贸易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很多地方，一些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走到一起组成联盟，这种情况让清政府非常担忧。


    即使我们的舰船近在咫尺，林则徐仍旧大声宣告，号召所有中国人武装起来，操练起来，消灭“红毛鬼”。1839年11月3日，我们摧毁了林则徐率领的几艘战船，原本这些战船是要出珠江与我们交战的。1840年，我们占领了香港和舟山，南至定海港，北至海河，直到天津。1841年，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我们摧毁了粤河河口的一处炮台，歼灭了数量庞大的火筏，将广东团团围住，最终迫使对方缴械投降。广东巡抚也同意支付六百万美元作为解围的赎金。对于这些被围困的地方，清朝军队已无力救援或予以保护。一位离事发地不远的美国作家这样说，为了避免一场残酷的杀戮——这场杀戮不仅可能来自城外的敌人，也有可能来自城内为数众多的清朝军队和愤怒的百姓——投降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选择，并且还表现出一种慈悲的动机。然而，接下来，城中百姓对外国人表现出的不友好的行为完全没能回应我们在此情形下所表现出的克制。[19]


    清军水师与英国舰队在穿鼻湾交战


    所有这一切都没能结束清廷的敌对行为，因为道光皇帝坚信他们依旧可以战胜我们的坚船利炮，耗尽我们的精力，把我们赶回大海。1841年，我们占领厦门、镇海、宁波。在占领宁波一个月后，道光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号召军民消灭蛮夷。1841年底，我们又攻陷了其他三座重要的城市。此时，道光皇帝仍在坚持抵抗。1842年，我们逼近南京——清王朝的第二大城市。要不是道光皇帝及时收敛了自己的固执，南京很快就会落入我们手中。我们的军队猛攻乍浦并最终将其拿下。乍浦一直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往来的重要港口。三百多名清兵躲入寺庙寻求庇护。这些士兵错误地认为，投降后不会得到善待，因此，他们焚毁了休战的旗帜，打死打伤多名英国军官。他们这种无谓的抵抗导致几百名清兵丧命，只有约四十人侥幸生还，沦为俘虏，但很快又被释放。一些人在见识到我们的军威后，携家带口地四散而逃。然而，大部分丧命于寺庙的清军官兵的妻子就显得非常可怜。她们认为，一旦被英军抓获，就会终生为奴，因此，她们将自己的子女沉入水塘或水井，然后自尽。然而，恰恰是让她们倍感恐惧的英国士兵及时将她们救下。


    厦门战役


    就在占领乍浦不久之后，我们的战舰就开进了长江。这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六千三百多千米，最终流入大海，是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的第三长河。它为众多运河提供充足的水量，让它流经的土地得以长期的灌溉，使河洲地带商业繁荣，大河两岸地产丰硕。长江自身的宽广，有力地昭示着这片土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河流域。1842年7月20日，我们的战舰停泊在镇江。这里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被视为整个清帝国的门户。城中驻有清朝军队。群山凸出在江面之上。清朝军队在山上安营扎寨，数量庞大，乍看上去令人心生畏惧。但英军刚一踏上江岸，多数清兵就从山上落荒而逃，冲下山去，作鸟兽散。尽管如此，部分清兵还是勇敢地死守城池，寸土必争，不断地从城墙上向下开火。但最终，我们还是借助云梯爬上了城墙。后来英军又遭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其间不少英军受伤或被杀。但不久之后，英军就将英国国旗插在了城墙之上。清军统帅躲进房间，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命令随从将房间点燃。这位清军统帅的尸首在第二天被找到，烧毁严重，但仍保持着坐姿。他以这种姿态迎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街道上遍布尸首，房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衙门公堂仍然冒着火苗，和其他我们占领的城市一样，店铺被暴民砸开并洗劫一空，自尽的女性比在乍浦的数量更多，更让人不寒而栗。1842年8月中旬，英国战舰距离南京只有一步之遥，南京城内驻扎着约一万四千名清兵。这些士兵的英勇还没有来得及经受考验，道光皇帝就已经发现“红毛鬼”的数量对他来讲无法承受。于是，根据《南京条约》，他同意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座港口城市，即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及宁波。规定进出口关税的常规税率，使英国商人的贸易不受影响。而在这之前，英商饱受清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英方同意从舟山撤兵，但提出香港岛应永久割让给英国。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一些政治狂人，大都是些广东人，妄想着能重新得到香港。耆英，签订《南京条约》的清朝大员，由于向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示好，招致统治集团的仇视，被谴责丧权辱国，并遭到百姓公开的憎恨与报复。当时，有一些奇怪的文章，其中一篇这样写道：“我们饱食终日的官员们对那些英国悍匪所做的违背公平正义的事情不闻不问，即便再过五百年，这将依然是我们的耻辱。当年五月，二十多位中国人死于陌生人之手，他们的尸体被扔进河里，葬身鱼腹。我们的官府对此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官员们把外国恶魔奉若神灵，而中国人在他们眼中还不如阿猫阿狗，命如草芥。万民哀叹，义愤填膺，悲伤之深，沁骨入髓。”


    乍浦之战，英军进攻天尊庙


    镇江之战，英军进攻镇江西门


    签订《南京条约》


    第11节　极具煽动性的宣言


    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的百姓欢呼战争的结束，以及港口的对外开放。然而，在广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清政府已严令放下武器的散兵游勇返乡，但仍然有满汉兵卒游荡在城中，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神情沮丧，随时有可能制造动乱。一些秘密团体和煽动分子召集散兵游勇的头目，蛊惑百姓，传播谣言，说英国人不满于当前所得，意欲殖民海南岛。这些言论以最具煽动性的文字传播开来。在对清帝国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完整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并且对居住在清帝国的外国人展示了最大的善意之后，这篇报道继续写道：“兹有英国，其王男女互易，其民鸟兽不定，性情残暴，虎狼不及；心性贪掠，可比蛇豕；如一切西方蛮夷，其行诡秘；如夜行之鬼魅，骤然跋扈；乾隆嘉庆两朝，英夷谦卑如臣，恳求觐见，奉以贡品；随即肆意，觊觎舟山，然我主英明，洞察其阴谋伎俩，断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自此，其与我国之奸商沆瀣一气，互通买卖，引祸鸦片，戕害百姓。屠我国人，实为英夷所为；其心非人，欲壑难填；探究一时和平局面之真伪，实无必要。唤我国人，奋起反抗，精诚团结。愿以此生奉献于为民复仇，以昭示我辈真诚之夙愿，拳拳爱国之真心。苍天在上，俯察吾等，吾等定不负初心，意如磐石。”


    开放后的厦门


    荷兰人绘制的福州城市貌


    这篇宣言或者说战斗檄文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第一，檄文是广东巡抚衙门经过商讨同意发布的；第二，广东巡抚衙门宣称他们对此檄文的发布无力阻止，也无力干涉；第三，此檄文发端自三合会或其他秘密组织。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另外一个亲英的组织，或者说是愿意看到和平的组织，发起了一场公众大会，印发了公告推翻先前檄文的言论。但比起他们的对手，这些亲英组织就显得有些人少势单，胆小怯懦，不够积极。尽管檄文的发布没能撼动英国强大的海军和国家，但清朝的那些爱国之士放火焚烧工厂的事件又出现了，大量的战利品被加入爱国队伍的江洋大盗洗劫一空。自此，小规模的战斗不断地在广东各地爆发。似乎在此地，财产和生命的安全已远不如《南京条约》签订之前那样有安全保障了。[20]


    无论在哪里，只要战端一开，英国官兵就能看到一个衰败、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百姓看起来像被抽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到处可见刚刚还像个男人一样拿起武器的清军士兵，很快又像绵羊一样四散而逃。这些人没有战斗的勇气，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他们逃避光荣战死的良机，却成群结队地自尽。这种野蛮的禁欲主义[21]在任何时候都很普遍。这种对生命的蔑视和在行动中表现出的怯懦是很难调和的。往往是传统的权威使两者奇迹般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的一个人，在面对白刃时惊恐战栗，但因害怕身份显贵的主人贬低或斥责自己，在服毒自杀或悬梁自尽时却表现得毅然决然。[22]


    未受官吏强迫的地方，百姓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还算比较友好。这种情况在北方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离京城越近，对我们友善的人越多。但无论南北，百姓对清政府的表现极其不满，私底下都在抱怨统治者的贪婪、不公、压迫及残酷。事实上，百姓对国家律令原有的忠实与顺从似乎已经荡然无存。随着中国百姓对我们治国方式的熟悉，他们对我们的敬意与日俱增。虽然禁令严格，但大量百姓还是移民到新加坡和其他英国殖民地。相当数量的人来到印度，亲身感受在我们统治之下当地人宁静、安心的生活。在中国许多地方，由于这些在外开阔了眼界的人返回家乡，以及一些传教士传播的外面世界的信息，中国百姓逐渐了解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与他们的皇帝和官员统治下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第12节　清王朝衰败之相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首要举措是征收新名目的苛捐杂税。这遭到百姓的坚决抵制。一方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无法忍受；另一方面，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大败，百姓开始蔑视清政府的权威。百姓全力抵制新税。于是，清政府派兵强行征税。不过，官兵大都遭到了百姓攻击，最终落荒而逃。郭士立说：“这是极其矛盾的。官员都是凡人，皇帝无法改变世界。然而，皇帝假装能改变世界。结果，在充斥着羞辱的失败面前，皇帝与王公大臣低下了头。这将为这个国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片土地上，民主渐渐兴起。它主张人的权利。长者和士绅牵头，想方设法使政府关注百姓的疾苦。政府官员如果有困惑，可以首先请教他们。如果政府官员没有满足百姓的愿望，他们会及时进言。如果他们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他们就会率领百姓围攻衙门，诉诸武力，铲除有悖礼法的东西。”


    “在广东，起义运动的领袖们是一些极具煽动性的人物。这些领袖召开所谓的“巨人会议”，对时下公共大事品头论足，发表意见。这些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百姓参与政治，真正地建立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制度。那就是，政府应该为了百姓而存在，而不是百姓为了政府而存在。虽然这种做法的实施有利于限制官员的权力，但它打破了整个现存的宗法专制制度，导致了民主的无政府状态的兴起。


    “有一次，一个人在街上打了另一个人，被打的人向自己的同伴求助，很快便纠集了上万人。他们径直奔向让他们厌恶的官员的府衙，并将府衙烧为平地。这些人宣称，拥有权利的百姓将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复仇。朝廷随即召集了军队，但并未攻击百姓。清政府越来越软弱无能，面对这样的挑衅，只能视而不见。”[23]


    事态发展至此，意味着清政府也走向了衰亡。


    郭士立还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来说明百姓的盛怒。“一位满族将军打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经常纠缠着这位将军，在他的府邸前乞讨。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她把身上的鞭痕给路人看，还立起一块牌子，号召人们为她报仇。当晚，一群暴徒聚集在一起，混入城内，砸碎了将军府邸的所有家具，把这位将军抓起来，按倒在地，拿鞭子在将军身上抽。抽打的数量正好是先前他抽那个女乞丐的两倍。类似场景在中国很多地方不断上演，形势对百姓越来越有利。一些人品极坏、油嘴滑舌的人摇身一变成为领袖人物，为非作歹。官员们经常被迫花钱免灾，收买这些煽动分子，用极大的让步换取一时的安宁。整个国家经历着一场始料未及的变革。百姓人人武装，游行示威，表面上是为了铲除匪患，实则是在震慑官员，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卖官鬻爵的情形愈演愈烈，原本一无是处、毫无能力的人窃居了禄位，这些都引发了百姓的仇恨和反抗精神。城市平民和农民如今都成了政治人物，荒废了自己的本业，因此，生活越来越贫穷、痛苦。强盗多如牛毛，到处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确，城市平民和农民很快转变成了一股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对抗政府和军队的力量。”


    很多人预测，如果不是道光皇帝很快就驾崩了的话，清帝国将不复存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坚信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导致分崩离析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驱逐清王朝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领袖、一面号召的旗帜和一句团结的口号。道光皇帝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又执政了八年。这份条约让清帝国在痛苦中走向了衰亡。


    1846年，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再次出现，并且形势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峻。在其他国家，财政收入与人数的增长并肩增长，但在中国，情况好像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数量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值。中国国土支离破碎，百姓靠一小块土地生活，难以维持生计，更无力承担各种赋税。因此，众多的人口反倒使正常的税收制度变成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


    1847年，英国多次被迫向河口要塞派兵，不止一次地缴获、移除或者摧毁清帝国的炮台。


    英国发动的针对道光皇帝的战争有一个直观的效果，那就是道光皇帝又开始了偶像崇拜。先前，他公开表示坚定信奉儒家思想，并且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偶像和外来神灵均持蔑视态度。但如今皇宫里的偶像已经远远不够他膜拜，于是新的偶像不断地被运进皇宫，曾被弃置一旁的旧偶像得以重见天日。道光皇帝屈身在地，焚烧香烛，拜倒在这些笨拙的雕塑前，心里想着，要不是当初他将这些偶像丢弃，他的军队和战舰也不至于被那些“红毛鬼”打败。一场严重的饥荒又加重了他这种病态的思想。由于常年战乱不断，清朝国库早已被掏空，大量的黄金白银都用来给付战争赔款。道光皇帝依然从各地搜集各种偶像，没完没了地焚烧香蜡、纸钱。与此同时，大陆匪患猖獗，土匪继续到处打劫；海上也不安宁，海盗重新横行海面。起义暴动遍布长城内外。喀什和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受到起义军的攻击并被占领。驻扎在城内的清军溃败而逃。不知所措的道光皇帝没有派兵增援，反而送去了金银钱财及其他赏赐与起义军讲和。一些较小的边境部落也发生叛乱，青海的部落首领向内地进犯，并利用手中的武器进行掠夺，带着抢来的赃物返回深山，留下的只有穷困、恐惧与绝望。随着道光皇帝驾崩，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在河南，令人畏惧的洪水冲毁了所有的庄稼，并夺走了很多百姓的生命。继河南的灾害之后，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洪水和灾荒。郭士立说道：“对于普遍认为的中国的‘富足’，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物质匮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尽管我们没有把当前普遍存在的苦难全部归咎于清政府。家长式的政府如今更多地只是一种说法。与其说朝廷是家长，不如说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和审判者。在一个随时随地爆发叛乱的国家探讨持续的安宁显然是强词夺理，罔顾事实。”


    注解：


    [1]　耶稣会，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创立于巴黎。耶稣会传教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等工作。——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这里指的是咸丰皇帝奕。


    [3]　其汉名为“张诚”。


    [4]　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记述：道光皇帝并未能一直信守一夫一妻制，他的皇后是满人，并未裹足，他们夫妻没有子嗣，但他与其他妃嫔生有多子。在中国清代和土耳其，法律对嫡出与庶出的规定并无不同，庶出子女享有与嫡出子女完全相同的权利。——原注


    [5]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6]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7]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8]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9]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10]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11]　毛拉，即宣礼师，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12]　安拉，伊斯兰教认为的宇宙唯一的主宰。


    [13]　浩罕，中亚国名，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


    [14]　即天地会。


    [15]　具体使用了什么手段不得而知，但有怀疑说朝廷的招抚条件并未和盘托出。——原注


    [16]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17]　鸦片贸易一直是非法贸易，因为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有严</a>重的伤害。——原注


    [18]　奥斯蒙德·蒂凡尼：《广东的中国人》，纽约，1852年。——原注


    [19]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0]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21]　认为肉体与欲望是万恶之源，在此表现的是对肉体仪式性的惩罚。


    [22]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23]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