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长期议会 （1640—1642）

    1640年11月3日，长期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参会的大部分议员，包括奥利弗·克伦威尔，都曾经出席1640年5月的议会。而现在，他们带着完全不同的情绪聚在一起，手握更大权力。只要苏格兰军队还驻扎在英格兰领土上，查理一世就不敢解散议会。一个苏格兰人写道：“只要纽卡斯尔的小伙子们稳坐不动，议会尽管放心开会。”


    1640年11月3日的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决定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将受迫害者从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第二，惩罚协助查理一世建立君主专政制度的为虎作伥者。第三，修改宪法，消除日后发生独裁统治的可能。约翰·皮姆在议会的长期经验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人民党领袖。约翰·皮姆的格言是：仅仅消除表面的不满是不够的，必须将引发不满的原因连根拔除。


    在这段党纪不明的时期，约翰·皮姆是一位议会战术大师。直至去世，约翰·皮姆一直保持着领导地位。但终其一生，约翰·皮姆只是一个伟大的政党领袖，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约翰·皮姆过于党派化，不能切身体会反对党的感受。约翰·皮姆还过于依赖先例和法则，无法理解新时代带来的新问题。当需要离开原来破败不堪的道路时，约翰·皮姆无法找到新出路。约翰·皮姆是人民党的首席演说家和精神导师。在有条不紊地长篇论述全国人民的不满时，约翰·皮姆总能将对专制政府的指控阐述得铿锵有力、令人信服。有时约翰·皮姆会用威严崇高的雄辩和短小精悍的语句将自己当时的感情表达出来。这些短语很快像谚语一样流行起来。


    在下议院，约翰·汉普登的威望仅次于约翰·皮姆。而在议会之外，约翰·汉普登的名声比在议会内更响亮。造船税早已使他名扬天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将他当成爱国主义国父和乘风破浪的领航员。他们驾驶同一艘船在狂风骤雨、暗礁密布的海面航行。”约翰·汉普登不擅长演讲，但目光敏锐，精力充沛，态度坚决。“他能自如地控制情绪”，是议会决意的风向标和行动的领头羊。


    紧随其后的重要领导人有奥利弗·圣约翰、登齐尔·霍利斯，威廉·斯特罗德和本杰明·鲁迪亚德。奥利弗·圣约翰是约翰·汉普登在造船税案中的法律顾问，也是最得力的反对党律师。1629年，因在议会上大胆直言，登齐尔·霍利斯和威廉·斯特罗德遭到报复。在早期议会中，本杰明·鲁迪亚德就以雄辩闻名。更年轻的一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纳撒尼尔·费因斯和亨利·韦恩爵士。前面提到的这些人以进步的宗教观点远近闻名，而阿瑟·哈塞里格爵士和哈里·马滕爵士则以民主观点著称。人民党的总部设在理查德·曼利爵士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坐落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当时是约翰·皮姆的居所。在议会召开期间，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和其他几个人共同出资，置办了一张办公桌。他们就坐在这张桌子边开会，处理许多事务。毫无疑问，作为约翰·汉普登和奥利弗·圣约翰的亲戚，奥利弗·克伦威尔也是参会的一员。奥利弗·克伦威尔已经参加过两届议会，但他在党内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乡绅。不过有迹象表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商业方面的能力已经小有名气。在长期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奥利弗·克伦威尔被特别任命为十八个委员会的委员。这还不包括专门处理东部各郡事务的委员会，因为剑桥选区的代表本来就是这些委员会的常任委员。1640年11月9日，奥利弗·克伦威尔第一次参与了议会辩论。此次会议广泛讨论全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及饱受星室法庭和最高刑事法庭迫害的人的冤屈。奥利弗·克伦威尔站出来替囚禁在舰队的约翰·利尔伯恩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在回忆录中，菲利普·华威克爵士记录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长相和说话方式：


    威廉·斯特罗德


    本杰明·鲁迪亚德


    纳撒尼尔·费因斯


    亨利·韦恩爵士


    阿瑟·哈塞里格爵士


    哈里·马滕爵士


    约翰·利尔伯恩


    1640年11月，议会开始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他以斯文气派的年轻绅士自居。我们这些人总是因为身上的华服而自命不凡。一天早晨，我穿戴整齐地来到下议院，看见一位先生在讲话，但我不认识他。他的穿着很普通。那是一套简单的西装，像是出自乡下蹩脚的裁缝之手。他的衣服不仅很普通，也不太干净。我记得他的领带[1]上有一两个血点儿，领带比衣领大不了多少，帽子也没有帽圈。他身材魁梧，佩剑紧贴着身体挂着。他的面庞红润，声音尖锐刺耳。他的发言充满热情。他代表威廉·白兰先生的一个仆人发言，而发言主题不太理性。这个仆人散布了有关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跳舞的诽谤言论和对类似无伤大雅的体育运动的不当言辞。在会议桌前，他极力夸大这个仆人被监禁的事，让人以为因为这件事整个政府都无药可救了。老实说，因为大委员会采纳了他的说法，反而大大降低了我对大委员会的尊敬。


    长期议会听取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将受迫害个体的请愿书提交给委员会，开始着手惩罚查理一世的大臣们。议会没有提及查理一世本人的过错，仍然保留他作为国王的尊严，只是将他看作一个被邪恶顾问蒙蔽视听的国王。本杰明·鲁迪亚德认为，为了国王和臣民的利益，必须清除和惩罚这群逆臣。正如《圣经》所说：“除去君主身边的恶人，王位将因此稳固。”


    1640年11月11日，当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正着手指控议会领袖煽动并协助苏格兰入侵的叛国罪时，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遭到议会的逮捕和弹劾。一个月后，继威廉·劳德后，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被关进伦敦塔。同样受到指控的还有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温德班克和掌玺大臣诺丁汉伯爵赫尼奇·芬奇，但他们很快逃亡海外。还有两名主教和六名法官被弹劾和监禁。所有支持专制者的人士都被驱逐出下议院。这简直就是“末日审判”[2]。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是第一个被指控的。他的审判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弗朗西斯·温德班克


    诺丁汉伯爵赫尼奇·芬奇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不仅被指控为“英格兰最大的变节者”“英属爱尔兰殖民地的压迫者”，还被指控是发动对苏格兰人进行非正义战争的精神支持者。所有这些指控都表示：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试图通过语言、行动和劝告的形式颠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基本法，引入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似乎是独裁统治的化身，而议会则致力于恢复法治。约翰·皮姆讨伐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演说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对法律统治的颂扬。约翰·皮姆说：“当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时，好的法律，不，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没有任何价值。”所有危害国家的恶行都包含在叛国罪中。


    法律是用来区分善恶，辨别正义与非正义的。如果废掉法律，万事都将陷入混乱，每个人都会自己制定法律。当人性堕落时，必然产生暴行。欲望会成为法律，嫉妒会成为法律，贪婪和野心也会成为法律。这样会带来什么？这样的法律会产生什么后果？看看爱尔兰政府就知道了。


    以专制取代法律，受害的不仅仅是臣民。


    这对国王的人身安全是危险的，对王权也是有危害的。如果我们重蹈东方国家的覆辙，任由君主们按照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荒唐原则管理国家事务，一意孤行，不受任何国家制度管辖，必将频陷战乱漩涡，被杀被弑，不得善终。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竭力证明，在法律上，针对他的控诉并不构成叛国罪。议会通过了《剥夺公民权提案》，以此回应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说法。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将这些行为列为叛国行为。约翰·皮姆说：“改变政府的既定框架和宪法在任何国家都是叛国行为。如果在国家的其他地区都共同遵守的法律，在某个地方却不能自我保护和存续，这样的法律是无效的、有缺陷的。”


    对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审判过程中，查理一世急于救助，但他的鲁莽干预最终失败。查理一世密谋派人占领伦敦塔，并将英格兰军队从约克郡调集过来，以震慑议会。这一密谋很快被发现。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命运也因此尘埃落定。查理一世受到上下两院施压和伦敦的暴动威胁，只好同意签署《剥夺公民权提案》。1641年5月12日，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被送上断头台。


    审判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被送上断头台


    在起诉查理一世的邪恶顾问的同时，议会开始着手为将来对抗专制政府做准备。作为压迫手段的特殊法庭被完全清除，星室法庭、高级委员会、北方议会、威尔士议会和边界法庭都在此列。《吨税和磅税法案》宣布，自生效之日起，未经议会批准的征税是违法行为。同时，议会禁止皇家森林的扩张，取消对骑士的罚款，宣布造船税非法。《吨税和磅税法案》颁布后，在没有议会许可的情况下，国王不仅不能征税，就连执政也变得不可能了。1641年2月15日，查理一世通过了《三年法案》。该法案要求国王每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并为议会的召开提供机制，以防国王未在指定时间召集议会。1641年5月1日，查理一世又同意了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国王解散现有的议会，甚至禁止国王在未经议会许可的情况下休会。


    奥利弗·克伦威尔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律师，因此没有参与对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起诉。然而，一项宪法改革与他密切相关。《三年法案》的签订起因于威廉·斯特罗德的一条提案。在提案中，威廉·斯特罗德建议复兴爱德华三世时期的一条旧法。根据旧法，议会必须每年召开一次。1640年12月3日，奥利弗·克伦威尔修改了这条提案的二读[3]。最后，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奥利弗·克伦威尔参与审议，通过了该提案。依据该提案的规定，每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在教会事务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作用更明显。在宪法问题上，人民党的意见几乎一致。但在宗教问题上，人民党的意见很难统一。人民党领导人的总目标是让由议会代表的国家控制教会，而不是让国王作为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一些人希望废除《祈祷书》，使教会的教义更符合加尔文主义，而另一些人只希望废除一些令人反感的规定和仪式。在教会管理方面，同样也是意见不一。一些人希望保留现在的主教制，一些人希望完全废除主教制，大多数人则希望在限制主教权力的情况下保留主教职位。因此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提出的有限主教制大受欢迎。詹姆斯·厄谢尔提出，每个主教都要得到教区牧师委员会的协助和控制。及至此时，议会中还没有一个党派提议引入长老会或独立教派，但很多人希望彻底铲除主教制度。在下议院，纳撒尼尔·费因斯和亨利·韦恩爵士赞成废除主教制，“连根带叶，彻底废除”。后来约翰·汉普登也加入此行列。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这些“彻底派”中的一员。在长期议会期间的众多讨论议题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更专注于对教会的申讨。他在这段时间内写的唯一一封信表露了他对宗教问题的关注。这是写给一个书商的信，要求对方提供一份关于“苏格兰人希望实施宗教统一理由”的印刷材料副本。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我要细读一下。辩论马上开始，我希望赢得辩论。”


    詹姆斯·厄谢尔


    1641年2月9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他有记录的演讲中唯一一场讨论教会问题的演讲。演讲前，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签署了一份要求彻底废除主教制的请愿书。奥利弗·克伦威尔就这件事发表演讲，讨论是否要将这份请愿书提交给委员会通过。


    一名议员极力反对，他认为主教是国家阶层之一，也是宪法的一部分。教会的平权会带来国家的平等。奥利弗·克伦威尔站出来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名议员的推论和假设。“有人打断了奥利弗·克伦威尔，要审查他的发言资格。”多亏约翰·皮姆和登齐尔·霍利斯支持，他可以继续演讲。记录上写着：


    他不明白，为什么刚才发言的那位绅士会做出从教会平权到国家平权的推论，也不明白主教为什么要占用国家大量税收。他越发觉得有必要调查主教的违规行为。因为就像罗马的宗教等级制度一样，主教们不会让自己接受审判。


    1641年5月，奥利弗·克伦威尔又一次攻击主教。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提案，禁止神职人员以法官、议员或上议院议员的身份担任世俗职务，而上议院坚决不予通过。作为回应，“彻底派”拟了一条提案，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他们说服著名的演说家爱德华·德林爵士提出这条提案。随后爱德华·德林爵士后悔了，他解释说：“这条提案是阿瑟·哈塞里格爵士塞给我的，而阿瑟·哈塞里格爵士的提案则是亨利·韦恩爵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塞给他的。”


    爱德华·德林爵士


    虽然议会没有通过“彻底派”的提案，但这个提案的提出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党内部的分歧。由爱德华·海德和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领导的一部分人宣布与之前的同僚决裂。他们天性保守，满足于当前的改革成果，更愿意相信查理一世会遵守宪法，而不相信议会会保留国家教会。在这次会议结束前，爱德华·海德与查理一世进行了沟通。一个基于保护教会的保王派正在形成。查理一世同样决心维护教会，正想方设法重新夺回权力。想到可能会获得下议院内部的支持，查理一世对胜利前景信心倍增。1641年8月，查理一世动身前往苏格兰。查理一世希望赢得苏格兰贵族的支持，用一个王国对抗另一个王国。


    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


    1641年10月，在长期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后，事态发生重大变化。人民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削弱了它自身的力量，而宗教分歧迅速蔓延全国。与此同时，随着苏格兰军队撤军，议会领导人失去赖以保护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自苏格兰的消息证实，对查理一世发动政变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有传言说，在查理一世的批准下，一群保王派士兵密谋刺杀汉密尔顿侯爵詹姆斯·汉密尔顿和阿盖尔侯爵阿奇博德·坎贝尔。两人匆忙逃出爱丁堡才幸免于难。最重要的消息是，爱尔兰发生了叛乱。有人企图袭击都柏林城堡[4]，还有人在阿尔斯特地区屠杀英格兰殖民者。叛乱每天都在蔓延，谋杀和抢劫四起。衣衫褴褛的逃亡者逃到都柏林，讲述各自经历的屠杀和掠夺。英格兰群情激愤。人们相信，总共有五万英格兰人被野蛮杀害，也有人说是十五万。


    阿盖尔侯爵阿奇博德·坎贝尔


    都柏林城堡


    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爱尔兰的叛乱只是英格兰殖民爱尔兰的必然结果。但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在过去的六十年，爱尔兰人民被没收土地并饱受痛苦和贫穷，而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准备在康诺特建立种植园的计划更是让他们愤怒和恐惧。对天主教的彻底镇压曾经只是停留在口头威胁阶段，但现在清教徒掌权，镇压行动迫在眉睫、不可避免。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和亲信顾问已经下台，他们建立起来的强大政府也陷入瘫痪。军队的解散使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起义成功的机会终于来了。毫无疑问，爱尔兰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641年10月，爱尔兰人发动了起义，意在收复被占用的土地。阿尔斯特的六个郡首先爆发了起义。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这几个郡被占为种植园。接着，最近的种植园威克洛也爆发了叛乱。尽管叛乱十分血腥野蛮，叛乱者却没有策划或实施大规模屠杀。叛乱分子的首要目标只是将殖民者赶出家园。在驱逐过程中，有些殖民者被杀，而所有的殖民者都被掠夺。在叛乱最初的一两个月，大约有四千人被杀，而死于苦难和贫困的人则可能翻倍。


    在英格兰清教徒看来，教皇制是这一叛乱的罪魁祸首。1641年12月4日，长期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坚决不允许在爱尔兰或其他任何英格兰王国的领土上容忍教皇制宗教。同样致命的是，议会还通过第二项决议，要重新没收爱尔兰的土地，并重新分配没收来的两百五十万英亩[5]土地，用以补偿那些为重新占领爱尔兰而提供战争资金的人。就这样，第一次投票将局部的起义变成全面的叛乱，第二次投票则使叛乱演变成自相残杀的战争。


    议会两党批准了这两项投票，开始发起公开募捐。议会议员和伦敦商人都自愿捐款。奥利弗·克伦威尔不了解爱尔兰历史，认为这个计划相当明智公正。奥利弗·克伦威尔捐了五百英镑，而这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叛乱的起因一无所知，却对关于大屠杀的夸大之词深信不疑。1650年3月21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神职人员说：


    爱尔兰曾经与英格兰联合。在爱尔兰，英格兰人拥有的财产有很多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从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手里买来的。长期以来，英格兰人从爱尔兰人手中租用土地，蓄养牲畜。英格兰人自己出资建房子，开垦种植园，与你们一起和平共处。在利益保护方面，英格兰对英格兰人与你们一视同仁。在法律上，你们与英格兰人一样享有平等正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国家才对那些有叛乱倾向的人施以法律的惩罚。而你们打破了这个联盟，无端屠杀英格兰人，不问性别、不分年龄，野蛮程度普天之下闻所未闻。这一切竟然在爱尔兰的完全和平时期发生了。


    如果要重新征服爱尔兰，就必须立即召集军队，而议会领导人不可能再任由查理一世控制军队。1641年5月，查理一世刚策划了一次政变，召集军队威慑议会。最近在前往苏格兰的途中，查理一世又一次擅自调遣了这支刚被议会解散了的军队。如果这次再给查理一世一支新的军队，谁能保证他不会像六个月前那样利用军队反过来镇压议会？约翰·皮姆对此深信不疑。1641年11月6日，约翰·皮姆发表了一篇演讲，声称除非查理一世任用议会批准的政府大臣，“否则议会就自行采取措施保护爱尔兰，同时保护自己”。约翰·皮姆提议让议会掌握爱尔兰的行政权，而奥利弗·克伦威尔提议要同时抓住英格兰的行政权。奥利弗·克伦威尔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上议院和下议院授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指挥特伦特河以南的所有民兵，直到议会做出下一步指示。1641年12月，阿瑟·哈塞里格爵士提出了一项民兵提案。这项提案规定由议会指定一位将军担任英格兰所有民兵的总指挥。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应该在国王手里还是在议会手里。


    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


    1641年11月，长期议会呼吁全国人民支持议会。《大谏章》列举了查理一世统治的十五年里英格兰遭受的所有苦难。议会在过去十二个月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消除这些苦难。《大谏章》指出议会在消除苦难时遇到的障碍，并宣布未来的打算，认为造成苦难的罪恶根源在于查理一世对英格兰基本法律和原则的颠覆。而这些法律和原则恰恰是英格兰王国的宗教和正义的根源。只有“铲除恶党”，才能完成教会和国家的改革。《大谏章》还请求国人判断自己选出的代表是否值得信任，并请求他们继续保持信任。《大谏章》使战争不可避免，不是因为对查理一世的间接控诉，而是因为在最后几条中提出的教会政策将国家分成了两个阵营。在随后几项条文中，下议院宣布将接手教会改革工作，并要求召集宗教全体会议来帮助完成这项改革。1641年11月22日，关于《大谏章》的以上条款，议会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最终《大谏章》以十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多数派提议将《大谏章》交付印刷时，内战似乎就要在下议院当场爆发。议员们抗议呼喊，大声咆哮，挥舞着帽子，有些议员手中剑已出鞘，好像就等着一声令下。一个目击者说：“我感觉我们是坐在死神降临的山谷里。我们就像《圣经》里的青年约押和押尼珥，彼此相扣，将刀插进对方肚子里。”[6]


    骚乱平息后，议员们动身回家。奥利弗·克伦威尔对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低声说的几句话，表明当晚的决定意义重大。奥利弗·克伦威尔说：“如果《大谏章》被否决，第二天一早我就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再也不回英格兰了。我知道有许多忠诚之士抱着同样的决心。”


    白厅


    在《大谏章》通过后的第三天，查理一世回到白厅[7]。查理一世决心摆脱议会领导人以法律形式强加给他的控制，并不再做出任何让步。在查理一世看来，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议会领导人与苏格兰人的关系、对国王权力的攻击及试图改变宪法的做法，都足以证明议会领导人犯有叛国罪。查理一世要做的第一步是撤掉下议院周围的警卫，第二步是取悦伦敦，第三步是派一名亲信去控制伦敦塔。下议院请求恢复警卫时，查理一世回复说，作为国王，保护议会的安全不受暴力威胁对他来说就像保护孩子一样重要。就在下议院收到这一答复的当天，查理一世指派司法大臣弹劾五名议员[8]，并派一支保安队前往逮捕。下议院拒绝放人。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带着四百名武装人员，亲自到下议院执行逮捕，却发现这五人跑了。随逮捕而去的是议会对查理一世的信任。下议院撤到伦敦，伦敦也拒绝交出查理一世指控的议员。成千上万的请愿者从全国各地涌来支持各自的议会代表。很明显，国民大多支持议会。查理一世的政变彻底失败。1642年1月11日，下议院返回威斯敏斯特。为避免目睹议会的胜利，查理一世离开了伦敦。


    查理一世并不认为自己背信弃义。相反，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合法。但议会领袖拒绝再信任他，坚决要求控制军队。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议会领导人的观点一致。回到威斯敏斯特三天后，即1642年1月4日，奥利弗·克伦威尔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在英格兰全国实行戒严。这个提议有些为时过早。约翰·皮姆认为议会两院应该联合行动，而上议院迟迟不肯回应。于是约翰·皮姆警告上议院，要求上议院必须与下议院一起行动起来，否则下议院将自行行动拯救王国。上议院迫不得已做出让步。1642年2月，上议院通过了驱逐主教法案，联合下议院提出控制民兵的要求。1642年3月，上下议院联合投票，决定动用两院的权威让英格兰王国处于防御状态。


    然而，直到现在，查理一世和议会都无意刀兵相向：查理一世努力争取时间以积蓄力量，而议会仍然希望查理一世能批准他们要求的安全。因此，接下来的六个月间，他们不断地争论谈判，双方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宣言和反宣言呼吁全国，寻求支持。这些小摩擦引发了真正的敌对行动。查理一世有两项交替实行的政策，每一项都需要时间才能成功。一项是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和朝臣的政策，另一项是爱德华·海德和保王派的政策。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政策是：积极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而不必顾忌任何碍事的宪法教条。他们可向法兰西、丹麦和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9]寻求帮助，并占据一个港口，让外国军队登陆。爱德华·海德的政策是：查理一世应该保持被动，“让自己完全置于法律羽翼之下”，批准任何法律要求批准的事，否决任何法律允许否决的事，坚持任何作为国王不应做出让步的事。爱德华·海德说：“到最后，国王和法律就已足够强大，能从容应对事态的发展变化。”


    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


    查理一世的性格和地位都不允许他采取前后一致的政策。查理一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一方面是为安抚公众舆论，另一方面是为备战争取时间。查理一世撤销对五名议员的弹劾，撤掉伦敦塔的总督，对《民兵提案》临时妥协，甚至同意将主教驱逐出上议院。最后一条让查理一世的良心备受煎熬，但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坚持要他让步。为了能让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顺利抵达欧洲大陆，查理一世只好屈服。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带了一批王室珠宝前往荷兰，准备抵押换取武器弹药。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启航后，查理一世前往约克郡，准备与支持者会合，以占领这个不可缺少的港口。在查理一世向北进发时，一个议会代表团在纽马克特与他相遇，再次请愿让议会控制民兵。但这时查理一世认为已没有必要让步了，他甚至拒绝临时授权。查理一世叫道：“即使只有一个小时我也不会同意！你们提出的这个要求从没有人向国王提过。在这件事上我甚至不会授权我的妻子和儿女。”


    亨利埃塔·玛丽亚


    到达约克郡后，查理一世立即采取行动，试图占领赫尔。赫尔不仅为荷兰和丹麦的救援物资登陆提供最为便利的港口，而且是一个大军火库所在地。这里存放了之前为苏格兰战争准备的武器弹药。1642年4月23日，查理一世带着三百名骑兵出现在赫尔，要求入城。然而，守城总督约翰·霍萨姆爵士拉起了吊桥，站在城墙上拒绝让查理一世入城。查理一世宣布他是叛徒，然后策马离开。


    约翰·霍萨姆爵士


    虽然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政策失败了，但爱德华·海德的政策为查理一世吸引了一批拥护者。舆论转向支持查理一世。这种变化主要归咎于议会的教会政策。对英格兰国教心怀感</a>情的人担心教会的礼拜仪式和管理权落入简单粗暴的清教主义议会和宗教大会手中。毫无疑问，爱德华·海德娴熟的辩护才能大大激发了这种担忧。爱德华·海德为查理一世写的宣言行文流畅，辞藻华丽，再加上幽默讽刺的语调，远比议会发表的枯燥冗长的法律论据有效得多。更重要的是，爱德华·海德将查理一世描绘成宪法的守护者，而议会则是宪法的破坏者。约翰·皮姆对法律的颂扬反而被对方利用来攻击自己。查理一世成为“现有的国家法律”的拥护者，而革命者则企图将国王和臣民长期以来享有的权利置于下议院的投票之下。查理一世被树立成“古老、平等、快乐、自成一体、完美无缺的宪法”的捍卫者，革命者则尝试引入“新宗教和乌托邦政府”。


    议会要求新的权力，而国王维</a>护旧的权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议会很难证明其要求的必要性。议会不信任查理一世的心理可以说是出于“恐惧和猜忌”，而他们不信任查理一世的真实理由只能靠推测的证据支持，虽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充分论证了这些证据。


    仅靠一次嘴皮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英格兰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不再是法律是否赋予国王或议会某些权力，而是主权应该是在国王还是议会手里。议会下了最后通牒。在议会的十九项主张中，议会要求主权的所有分支均属议会，包括外交政策、教会政策、陆军和海军的控制权，以及大臣、议员和法官的任命、惩罚和赦免权。简而言之，政府将由议会选出的人来管理，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的人来管理。从此以后，国王可以统治国家，但不能管理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查理一世充分理解了这十九项主张。他回复说：


    这些主张一旦通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继续保留王室风格的吻手礼，议会两院宣称的国王权威可能仍然是你们熟悉的样子。我们仍然可以保留王室仪仗，准许国王头戴王冠，手执权杖，但关于切切实实的权力，我们只能徒有其表，只有一个国王的样子和符号。


    然而，议会中的一方认为，他们当初构想这些要求的意图与其说是攻击性的，不如说是防御性的。他们认为，没有主权的转移，他们就不可能将先辈传下来的自治政权传给后代。埃德蒙·勒德洛说：


    埃德蒙·勒德洛


    在我看来，我们和保王派之间存在的争议是，应该允许国王像上帝那样凭个人意志统治，视国民如蝼蚁，还是让人民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进行自我管理，生活在自己批准的政府之下。


    唯有剑能裁决一切。1642年7月4日，议会建立了安全委员会。1642年7月6日，议会决定征召一万士兵。1642年7月9日，议会任命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为将军。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


    注解：


    [1]　领带，指从衣领前面垂下的两条带子，是牧师、学者或律师等人服装的一部分。——译者注


    [2]　末日审判，根据基督教一些教派的说法，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会经历一段磨难时期，对世上的所有罪恶进行一次末日审判。——译者注


    [3]　二读，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立法体系中，一项提案在正式立法前，立法机构通常要对该提案进行三次正式或非正式的辩论，这被称为提案宣读。——译者注


    [4]　都柏林城堡，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圣母街，此时是英格兰驻爱尔兰总督的政府所在地。——译者注


    [5]　英亩，英美制面积单位，一英亩约等于四千平方米。——译者注


    [6]　约押是大卫王的妹妹洗鲁雅的儿子。大卫王立他为将军。约押有两个兄弟，亚比筛和亚撒黑。亚撒黑在战场上被押尼珥杀了，约押伏击杀押尼珥，为弟弟复仇。——译者注


    [7]　白厅，亨利八世至威廉三世期间的国王宫殿。1698年被大火烧毁。——译者注


    [8]　查理一世所拟的“五名议员”分别是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登齐尔·霍利斯、阿瑟·哈塞里格爵士和威廉·斯特罗德。——原注


    [9]　1641年5月2日，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迎娶查理一世的女儿玛丽长公主；1647年，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成为尼德兰联合省总督，本书第十二章有提及。他们唯一的孩子威廉三世在光荣革命后成为英格兰国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