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民族运动的特质

    接下来就中国的民族运动，主要来看构成其特点的各种关系中的主要方面。这一民族运动或泛称民族性的动向，归根结底乃是现代中国政治中最强烈、最大的问题所在。这与前述各国的动向有密切的关系，以此问题为核心，很多关系都向着一定的方向流动。下面，我将按照构成这个民族运动特征的学生运动、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阵线运动的顺序，对其加以介绍。


    学生运动、劳动运动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为何学生运动作为现代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驱而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列举出的构成中国社会特质的各个方面有关，特别是与中国的官僚主义、官人统治有关系。学生属于中国社会中占据特殊地位的读书人阶层，过去他们通过科举制度而成为官僚阶级的后备队伍。他们身处统治集团势力圈的范围内，而与中国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且对政治保持密切的关注，这自不待言。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打碎了官僚阶级，也使附属于此的读书人阶层失去立足之地。现代意义上的学生，当然是在这个质变过程中出现的。他们已经成长为批判自身所立足的官僚阶级的力量。如今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特征是直接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相关，学生与列强有直接的联系，这不仅仅体现在学问的内容上。他们不仅被收录到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大学</a>里，还利用这些学校的经费和便利到外国留学，有时甚至得到职位。


    这种关系，一方面产生了单纯的“走狗”，同时在另一方面还孕育出对列强势力的批判反驳。


    正因为这些关系，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学生阶层的运动才特别活跃，在中国的大众运动中发挥着先驱性的作用。


    观察中国大众运动的发展状况，第一期是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时期，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满于北京政府在《凡尔赛条约》问题上的态度而爆发的学生暴动事件）到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这一时期的大众运动，以学生阶层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成为其主流。


    第二期是从五卅运动到蒋介石</a>镇压上海工会，杀害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人的1927年4月上海政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大众运动，以共产党在表面上失势而被迫转入地下的劳动运动为中心。


    第三期是在上海政变和武汉政府解体后，以退到地方而潜入地下的共产党势力为中心，在地方的农民之间开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时期。这一苏维埃运动时期还包括，1934年共产党放弃江西的苏维埃首府瑞金，经四川落脚到陕西北部，在那里建设苏维埃的时期。


    第四期是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经过此次日中事变的爆发而至今日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民族阵线结成的时期。


    简单地阐述学</a>生运动如下。最初是以北京大学的陈独秀</a>、李大钊</a>为中心主办《新青年》杂志，针对封建制度而提倡新文化运动，由此学生运动逐渐活跃起来。新文化运动与源自欧洲大战的民主运动相结合，在动员学生起而行动的时候，北京段祺瑞政府对其采取了镇压政策，因此以那个山东问题为契机爆发了学生运动。学生冲进被视为亲日派的曹汝霖的宅邸，放火烧了曹宅。事件波及全国，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之后，学生运动也是中国大众运动的主流，乃至1925年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的发端是上海内外棉纱纺织厂罢工而厂方加以镇压，以对此提出抗议的学生为先导的示威游行队伍与英国警察发生冲突，英国警察遂对游行队伍开枪。由此发端，发生了以英国为直接排斥对象的重大事件。而在这一运动之初，学生阶层领导了大众运动。


    运动发生以来，伴随着大众运动规模的扩大，学生逐渐失去指导力量，最终发展为以劳工为中心的新运动。但中国的学生运动在那之后亦有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继而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再次活跃起来，甚至有针对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暴力事件发生，结果王正廷不得不辞去外交部部长一职。


    而后，华北问题逐渐严重化之际，愤慨于冀察政权对学生所采取的态度，学生们起而抗议，多人遭杀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发端也是由学生引起的。以北平学生为中心成立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对抗日运动的展开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虽然学生运动已经失去重大的指导力量，但依然是大众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失去指导力量或不再成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学生运动就衰退了，反而意味着大众运动本身的发展即运动的大众化。


    在中国大众运动中，划时代的劳动运动始于五卅事件。当然，在此之前运动也已经有了相当活跃的发展。中国现代劳动运动最初发端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经过1923年国共合作的确立而逐渐发展起来。其间，有1922年到1923年有名的香港海员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发生，至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北伐运动中，工会组织参加得极为活跃。1927年看到北伐军占领上海，劳动者举行政治性罢工，形成压力而将当时驻守上海的北方系军阀赶了出去，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进入上海。由此，可见当时工人运动的强大力量。


    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的势力显著增强，大有压倒国民党之势。同时，由于通过长江可以直达上海，中国的本土资本与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1927年4月蒋介石断然对全国总工会这一劳动运动的中心施以猛烈镇压。之后在农村苏维埃运动时期，国民党治下的劳动运动虽受国民党的镇压，但依然有相当的势力。罢工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频繁发生，只是没能发展为更大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运动。


    农民运动


    接下来讨论农民运动。像考察中国历史之际所介绍的那样，在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转变或历代易姓革命之际，多发生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的运动，可见农民运动具有很大的力量。农民运动的根源，潜藏在中国农业社会之中。上述1925年到1927年劳动运动之后以农村苏维埃运动为中心的时期里，中国农业社会的条件，亦构成了其运动的基础。所以要理解农民运动，需要先研究其基础条件。


    根据国民政府一位重要的农业研究者张心一1937年的报告，中国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之少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广阔的中国农村被分割得非常零碎，在此情况下，佃户还要将作物的四成乃至六成，地价的五分乃至一成二作为地租上交。中国农村现状的悲惨恶劣与这些情况有关。此外农村的税赋非常沉重，这在谈四川军阀时已有所介绍，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或相近。同时，各种附加税还非常之多。例如，江苏的地租附加税不下30种，其总额超过本税总额的两倍。湖南的地租附加税超过本税的部分相当于后者的26倍。这是极端的例子，但足以让我们想象中国的农民如何苦于租税。如前所述，四川军阀征收了50年、60年以后的税。农村高利贷的利息非常高，高得超出在日本所能想象的境地。据伦敦大学的R.H.托尼教授（参照浦松、牛场两位所译《支那的农业和工业》，第64页）所记，“仁慈的贷款只取两成五或三成利息。但这种自己有所抑制的贷款十分稀少，一般都是四成甚至八成的利息，十成到二十成的利息也不是没有”。


    此外，造成中国各地破产倒闭、农民背井离乡的重要原因还要举出水害、旱灾、兵乱等自然与社会因素。旱灾、水害（关于自然灾害及救济策略，可参考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有川崎正雄日译）等频繁、大规模地发生，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天灾，事实上有很大的社会原因加诸其上。例如，中国的灌溉治水设施是中国社会建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封建中国专制性统治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条件之一，对长达几千里的大河——黄河、长江等，必须以强有力且范围广大的中央权力实施整体工程，并讲究治水对策。现在中国还未形成完整的中央集权，没有办法建成集中的设施，而在军阀割据状态下地方有实力的人对治水事业又没有很大的热情，如此种种使治水工程非常不完备。植树对水害旱灾有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给人的感觉是除了内地，基本都是裸露的土地。据说出于卫生和调节气候、水土的考虑，一个国家的土地至少要有30%的面积为森林，中国却只有8%。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对此多少有了一些注意而开始植树，但现状还是如此悲惨。据说夏王禹废寝忘食数年，奔走于九大河流，努力治水，其间三次经过自己家门而不入。现代中国的政治家失去了这样的治水热情。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本来靠人力可以防止的天灾也只能任由自然施威，零散的农民年复一年地屈服于自然，别无他法。例如，调查最近的水害和旱灾可以看到：


    （一）1928年，陕西、甘肃、绥远、山西、河南、山东、察哈尔7省发生大旱灾，灾区达535县，灾民有3000万人。


    （二）次年即1929年，河北发生水灾，陕西发生旱灾。


    （三）1931年，扬子江、淮河、运河流域发生大水灾，灾害波及16省，灾民5000万人，财产损失高达20亿元，令人吃惊。


    （四）接着1932年发生波及11省230个县的水灾和6省34个县的旱灾。


    （五）1933年，中国北方发生大水灾，区域波及15省250个县。


    （六）次年即1934年，16省（369县）遭受旱灾，14省（280县）遇到大水灾，仅旱灾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就达14亿元。


    （七）1935年，8省（241县）发生水灾，灾民有2000万人，财产损失达7.76亿元（水灾区5500万亩）。其他各地还有旱灾，受灾面积达7700万亩，粮食损失为5900万担。推算以上的近年天灾，5年间因水旱灾害损失达上百亿元。


    （八）1937年，河北因永定河的泛滥发生巨大水灾。


    （九）去年，除了普通的河水泛滥，国民政府基于积极的战略意图使黄河决堤，虽然调查还不充分，但造成了莫大损失，黄河变道之事至今仍置之不顾。


    在上述各种条件下，农民因不平完全有可能自然地组织起来而爆发农民暴动。1927年4月蒋介石上海政变之后，居于武汉的武汉政府宣布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与之断绝往来，同年9月以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合流为界，共产党向地方农村寻求根据地而在当地组织农民运动。这一转变最初的表现，是1927年8月1日著名的“南昌暴动”。这是叶挺、贺龙、朱德等指挥的占领南昌事件。当时，在湖南也发生了相当激烈而广泛的农民暴动。同年11月广东的海丰、陆丰等沿海地带，以彭湃为中心成立了最早的苏维埃，接着12月广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因各处失败，朱德、毛泽东等以湖南、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山区为中心，后来被国民党逮捕的方志敏在江西东北部的弋阳地区各自组织农民，而于江西东部山区的瑞金建立了苏维埃中心区，继续扩大农村苏维埃组织。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内容，作为历史问题非常有意思。1934年1月到2月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毛泽东详细报告了苏维埃内部的情况，在此暂不介绍。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强有力的展开，使共产党的地盘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它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与农业社会的破产、崩溃状态有关。


    民族阵线运动


    随着法西斯政治形态的确立，共产主义的纯粹立场难以继续保持，为了与法西斯的猛烈攻势斗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势力结成一个共同阵线，这就是人民阵线运动。中国在此基础上，将重心放在以中国民族立场为基础而对准外国势力上。出于这一点，毛泽东将之解释为民族阵线，而非人民阵线。


    中国的这一民族阵线，以1935年8月共产党“八一宣言”为真正的发端。这一宣言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的联合宣言，以此向国民党提出联合的倡议而将日本作为共同的斗争目标。中国的排外运动一般有很多个面向，但出于内外的各种条件，此次目标集中于日本，由此十分困难的民族阵线最终结成，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大的历史问题。本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在所谓统一战线内并不容易合流，这在稍后论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时读者会更容易理解到。我们看1925年至1927年的关系乃至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的猛烈斗争，可以知道两党的对立非常深。但与其说是国际政治和中国民族运动的方向这两方面的压力最终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不如说是共产党按照战术的方向而成功诱导了国民党。民族阵线的结成过程中，学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构成民族统一战线主体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学生联合会倡议并于1936年5月组织起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党在“满洲事变”以后就一直执着地呼吁，共产军在1934年秋从江西北上之际发表宣言，说明这是抗日军的北上先遣部队。接着在与南京政府抗争期间也不断主张停止内战而共同对付日本。


    同时在文化领域，以孙中山</a>的遗孀宋庆龄夫人等为中心展开了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章乃器、沈钧儒</a>等相继发表了明显可以看作“统一战线派”的宣言和观点。这些言论与共产党的主张合流获得大众支持，经过日中关系紧张和事变的爆发，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实现。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从现在的中国社会构成上考虑，民族阵线的结成是相当勉强的，因此这种结合遭到破坏的危险也就存在于其内部，特别是国民政府居于南京，其基础是浙江财阀和上海市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说此种民族阵线同时也处于可能分裂的不安定状态之中。


    并没有出现一些人预想的分裂现象，而合流的抗战主力从汉口移到重庆，是因为在对日本抗战这样的大事面前有来自民族动向的压力，以及国民政府开始得到的苏联的援助和英美法各国的暗中支持。


    但是，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阵线的结合力令人意外地如此牢固，说明中国的民族运动消解了所有的阶级利害。我想，这是与事实相反的机械看法。


    现在，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指挥着民族阵线。然而，随着战况的发展，领导权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当然，国民党自身的性质也有可能变化，所以问题会更为复杂。


    以上论述的学生运动、劳动运动、农民运动以及现阶段新形态的民族阵线运动，很明显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产生的，即一方面有要摆脱半封建状态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热切期待着脱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即各国的影响。虽然，现实中因为战争的需要，中国不得不以采取强化殖民地化条件的形式来获得列强的援助。


    中国的民族运动将发生何种形式和性质的变化，这一问题与上文列强入侵中国的阶段和大众运动发展的阶段密切关联，有必要从这些关联来考虑。从这些关联来观察民族运动，运动本身也可以分为具有特殊性质和形态的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839年至1942年的鸦片战争，经过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而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约60年。这一阶段，所谓民族运动的初期形态采取了排外运动的形式，即性质上是原始的、自发的民族解放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是向下一个阶段飞跃的过渡期，以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为中心。


    第二阶段，是从1910年表面化的灭满兴汉运动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期间的民族运动可以称为启蒙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则是向下一个运动高峰发展的过渡期，其间有广东国民政府影响下的运动，例如香港的罢工。


    第三阶段，是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抗帝国主义对华入侵，以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的五卅事件为导火索进而发展到1925年至1927年的所谓中国大革命这一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斗争，乃是针对所有涉华列强的全面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此后，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期的特征是苏维埃运动的展开和国共两党的激烈对立。


    第四阶段，为1931年“满洲事变”之后到今天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特征是目标集中于日本，其民族运动呈现为抗日救国运动的形态。


    那么对今天的日本来说，需要提出根本性对策的最大课题，在于要找出迫在眉睫的中国民族运动强调以日本为目标的原因。首先，不得不说是在于日本大陆政策的特殊性质。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历史上都是由难以割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社会极端停滞且依赖外国势力，与之相比，日本处于高度进步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个有特点的对比和地理上极其接近的现实，可以视为客观原因。下面的想法可能有点奇怪，但我依然认为假如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摆脱了列强的桎梏，使自身得以急速发展而生产力不断提高，那么日中关系大概自然会采取别的形式。


    中国和日本之间多有摩擦发生的根本原因包括：一方面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近年来十分迅猛而对东亚大陆的关注急速增加，且列强和日本的势力在东亚大陆的比重发生相对变化，日本的比重上升为压倒性的，况且在世界经济危机后极端窘迫的情况下列强对中国市场的活动不断强化；一方面是中国国民政府在社会性质上包含非常多的内部矛盾，且对列强的依附性非常强；再者从战略关系上来看，东亚大陆对日本将来的国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而最为直接的原因，是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关系上有激烈的冲突。近年尤其是欧洲大战期间乃至大战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当显著，但其发展和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势力或日本对华输出的性质与方向，存在严重的冲突。例如，纺织工业在中国作为新兴产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日本在中国市场的纺织资本势力强大，因而产生了和中国民族资本的尖锐对立。考虑到经济方面抵制外货的性质，就容易理解这是中国畸形的民族运动。根据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来看，中国最早的抵制外货是因1905年《中美通商条约》更为严格地限制中国人渡美而发生的针对美国的商品抵制，那之后到1931年共发生了10次抵制外货的运动。其中一次是在广东的沙面，英国警察与中国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由此爆发香港、广东针对英国的抵制外货运动，除此之外的9次都是以日本为对象的。列举如下以供参考：（一）1908年的二辰丸事件，（二）1909年的安奉线事件，（三）1915年的“二十一条”问题，（四）1919年的山东问题，（五）1923年的收回旅大问题，（六）1925年的五卅事件，（七）1927年出兵山东问题，（八）1928年的济南事件，（九）1931年万宝山事件及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的抵制日货等。《李顿报告书》之后，以1935年的华北事件为契机，进入到深刻而慢性的排斥日货状态。以这样的经济手段对抗日本，一方面有中国无法以武力对抗日本的原因，当然也与经济上同日本存在最深刻的摩擦有关。《李顿报告书》第七章的结论与这个问题有关，很有意思，引用如下：


    中国政府主张“抵制外货”是对抗强国军事侵略的合法防卫武器，特别是没有事先利用仲裁裁判方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性质更为广泛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拒绝购买日货，利用日本的银行或船舶，为日本人工作或把东西卖给日本人或与日本人交往，也不能否认中国个人或有组织的团体可以进行这样的思想宣传。当然，这种情况下其方法不能违反国法。然而，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商业组织抵制其商品的活动是否与友好关系不符或是否符合条约上的义务，与其说是本委员会的调查课题，毋宁说是国际法上</a>的问题。然而，本委员会认为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希望这一问题及早得到考虑而为国际条约所规定。


    在本章中已经阐明：第一，日本因其人口问题要增加其产业能力，为此目的不断寻求可以依赖的海外市场；第二，除对美输出生丝之外，中国是日本输出的主要市场的同时，为日本提供了很多原材料和粮食产品。加之，日本的海外投资基本上全在中国。像现在这样混乱而未开化的中国，也为日本各种经济乃至财政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天地。最后，讨论1908年迄今陆续发生的各种“抵制外货”运动对日本在华权益造成的损失，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此类权益的易遭损害。


    这样的两个邻国为着贸易上相互依存和两国利益，有必要加强经济上的交往。但两者的政治关系却很险恶，一方使用兵力而另一方利用“抵制日货”的经济武器，如此两者的交往就更加困难了。


    在这些很不得要领的“批判”之中，如果仔细探讨可以发现内含着有趣的问题。


    日中经济关系、市场关系上的摩擦都展现出来了。同时，日中两国也在尝试解决这些摩擦。以所谓“日中经济提携”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有相当理由的，即合理调节日中经济关系、避开摩擦、共享经济利益的设想。这种“日中经济提携”的趋向曾反复出现，特别是1937年发生日中事变前的春天，“日中经济提携”论得到热烈的提倡。虽然认为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但终究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根底里有民族问题在强烈地涌动。在这种不断碰壁受阻的情况下，需要先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则经济问题无法解决。我在1937年春这一“日中经济提携”论出现的时候，曾强调“日中经济提携”最大的困难并不在于与国民政府的冲突，而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点，我曾举出从正面不断反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国抗日民族运动的动向，认为即使“日中经济提携”限定于纯粹的经济范围和方法，也不能排除被视为经济侵略的一种方式而遭到排斥；第二点，以英国为首的各国资本已经与国民政府建立了紧密联系，在其国民强有力的支持下而渐渐进入中国，然而在华北拥有政治、经济地位且对中国提出特殊要求的日本如今正为此而迎来与其他所有列强为敌的状况。在由此两点造成的困难状况下，即使有要合理调节日中经济关系的企图，最终也还是会以无法实现而告终。